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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西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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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漢初,班固著《漢書》,始立《西域傳》。他給“西域”下的地理定義是:“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東則接漢,è@①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表明所指為今新疆南疆地區。但《漢書·西域傳》所述,卻遠遠超出了這個范圍,而包括了天山以北的烏孫和蔥嶺以西的許多國家。自此以后,歷代正史皆立西域傳,所記錄的范圍隨時代不同而有變化。而“西域”一詞,也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西域,一般即指天山以南,昆侖山以北,蔥嶺以東,玉門以西的地域;廣義的西域,則指當時中原王朝西部邊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狹義的西域外,還包括南亞、西亞,甚至北非和歐洲地區。
  依現代地理概念來看,狹義的西域是中亞的核心部分,而廣義的西域所指,大多數也在中亞的地理范圍內。所以,中國學術界往往就把“西域”和“中亞”等同起來,把“西域史”等同于國際學科劃分中的“中亞史”。嚴格說來,這樣做是不科學的,但我國從事中亞史的學者,主要的研究對象是狹義的西域,所以也就約定俗成地把中亞叫作西域;而我國的中亞史研究,也主要是狹義的西域史研究。本文所述,即以狹義的西域史研究為主,兼及整個中亞史研究的范圍。
  近代以來,狹義的西域成為清朝的一個省份,而國家之間的界線也日益分明,古代的“西域”概念漸漸消失。我們這里所談的西域史,按一般的歷史分期斷在1840年為止。
      一
  從現代意義的歷史學來說,我國西域史研究的起步,應當追溯到清朝中后期的西北輿地之學。
  從乾隆年間清朝征服占領天山南北的準噶爾部和回部,到光緒十年(1884)建新疆省,有關新疆地區的山川地貌、行政建置、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情況,漸次記錄到清朝的官書和地圖中,使內地的學人初步掌握了有關的知識。另一方面,鴉片戰爭前后,歐洲殖民主義者東來,對清朝構成威脅,中國的邊疆問題日益嚴重。一些知識分子開始特別注意了解外國的情況,探討邊疆問題。乾嘉樸學考據的方法和西洋制圖學的傳入,為邊疆史地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一批優秀的知識分子由于種種原因親身到了新疆,為西北輿地之學在此時產生一批重要著述提供了機遇。這些著作可舉以下為代表作:祁韻士(1751—1815)的《皇朝藩部要略》、張穆(1805—1849)的《蒙古游牧記》、 徐松(1781 —1848)的《西域水道記》、何秋濤(1824—1862)的《朔方備乘》、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記》。
  祁韻士1805—1809年間被流放到伊犁,參加《西陲總統事略》的編纂,在此基礎上,著《藩部要略》十八卷及《表》四卷,對內外蒙古、厄魯特蒙古、西藏、回部歷史加以系年,記述各部的分合演變。祁韻士還著有《西域釋地》二卷、《萬里行程記》一卷;編《伊犁總統事略》十二卷,后精簡為《西陲事略》;又參與編纂《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張穆曾復校《藩部要略》,其重點研究蒙古史地。他有感于《元史》錯誤較多,于是參考清朝官書及地方史志,寫成《蒙古游牧記》十六卷,記述了內外蒙古、厄魯特蒙古、土爾扈特蒙古各部的山川城堡、沿革事跡等。此外,張穆還撰有《元裔表》、《外藩碑目》等。
  徐松于嘉慶十七年(1812年)因科場案流放伊犁,繼續《西陲總統事略》的編纂。他又把祁韻士編《伊犁總統事略》加以增刪修定,編成《新疆識略》十二卷。在新疆期間,徐松有機會遍訪天山南北各地,做實地考察。他于道光元年(1821年),仿《水經注》的體例,撰成《西域水道記》五卷,以哈喇淖爾、羅布淖爾等十一大湖為綱,記述嘉峪關以西和新疆境內的水系湖泊,釋文中參考史籍和親歷考察的結果,詳記沿河的城邑、村莊、軍臺、卡倫、廠礦、交通、古跡、民族、史事等,對當地留存的碑志材料,也做了輯錄。此外,徐松還撰有《新疆賦》二卷,用韻文體記述了新疆的山川形勢和民族物產等情況。他還著有《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不僅比勘史料,多所訂正,而且結合實地考察,指出今地所在,較前人高出一籌。
  何秋濤先有《北徼匯編》六卷,后大加增補,把古籍中有關北方地理的史料和他本人的考證抄在一起,輯成一部大書,文宗(咸豐)賜名為《朔方備乘》。此書記漢至清道光間東北、蒙古、新疆乃至中亞、俄羅斯、東歐的歷史、地理,尤詳于蒙元時期的北方邊疆和中西交通,是當時西北輿地之學的集大成之作。
  陶保廉在光緒十七年(辛卯,1891年)隨父赴新疆任官,一路從山東、天津、北京,經陜西、甘肅,入新疆,由哈密,經吐魯番,到迪化(今烏魯木齊)。所著《辛卯侍行記》對沿途城鎮沿革、山川道路、古跡名勝、人物風俗均有記述,特別是對古今地名的比定,為今人所重。
  清朝各級官府組織學者編纂的一些地理志書,也反映了當時西北輿地之學的盛行。這類書主要有:《皇輿西域圖志》五十二卷,乾隆二十一年至四十七年(1756—1782年)修成;《新疆圖志》一百六十卷,王樹nán@②、袁大化編,宣統元年至宣統三年(1909—1911年)修成。兩書都是既參考了歷史文獻,又有實地考察成果的大型地方通志,為西域史特別是清代新疆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以上述成果為代表的清朝西北輿地之學,開創了西域史研究的新天地。雖然大多數學者的主要研究對象是蒙古史,并由此帶動了重修元史的熱潮,而且多數學者的著作仍是以記述為主。但是,像徐松這樣的學者,除了史籍的嚴密考訂外,還親身做了實地調查,而且注意到了當地保存的碑志材料,代表了新史學的方向。
  在同時代的歐洲,也正在成長起一批區別于傳教士和殖民主義者的漢學家。他們研究的一個重點,即有關西域的史料。以法國為例,雷慕沙(J. P. A. Remusat 1788—1832)著有《于闐城史》(Paris 1820),利用《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整理了于闐的歷史資料。他還翻譯了法顯的《佛國記》(Paris 1836)。雷氏的弟子儒蓮(S. Julien1797—1873),也翻譯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記》(Paris 1857—1858)和慧立、彥@③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Paris 1853)。1893年,沙畹(Ed. Chavannes 1865—1918)繼任法蘭西學院教授職位,他研究的重點更偏重于西域史。他譯出一些不同時代的重要史料,并附以注釋或研究,如《魏略西戎傳箋注》、《宋云行記箋注》等,其中尤以《西突厥史料》(St. Petersburg 1903)一書最為世所重。 此書譯出有關西突厥的大量漢文史料,證以西文史料,對隋唐時期占領西域廣大領土的西突厥汗國及其在東西交往史上的作用,做了詳細的考述。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對于西域史研究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西北地區考古時代的到來。在西域的歷史上,由于民族的遷徙、戰爭、同化較為頻繁,本地留存的史料不多,上述東西方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依賴于周邊較大的文明所遺留下來的文字材料,如漢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希臘拉丁文史料。自從1890年英軍中尉鮑威爾(H. Bower)在庫車獲得梵文寫本后,英、俄外交人員開始在新疆攫取古物。隨后,西歐各國爭先恐后地派考察隊前往新疆、甘肅、蒙古、西藏等地,發掘古代城堡、寺院、石窟、墓葬,其中以英國斯坦因(A. Stein 1862—1943 )所率三次中亞考察隊,德國格倫威德爾(A. Grünwedel 1856—1935)和勒寇克(A. von Le Coq 1860—1930)所率四次吐魯番考察隊,日本大谷光瑞(1876 — 1948 )所派三次中亞探險隊, 法國伯希和( P. Pelliot 1878—1945 )所率中亞考察隊, 俄國科茲洛夫( P.  K. Kozlov)和奧登堡(S. F. Oldenburg 1863—1934 )所率中亞考察隊的收獲最大。新疆和田、樓蘭、庫車、焉耆、吐魯番出土的藝術品,揭示了該地區伊斯蘭化以前的文化面貌,各處遺址特別是敦煌藏經洞和吐魯番石窟與墓葬出土的各種語言的文獻材料,為西域歷史、語言、宗教、民族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第一手材料。
  在西方列強到來之前,當地的一些學者已經看到過這類材料。祁韻士《西陲竹枝詞》中題為《龜茲》的一首有這樣的詩句:“輪回經寫唐人筆,佛洞窮寵石壁奇。”說的就是庫車出土的唐人寫經。但這些寫經當時只是作為書法作品而被士大夫們賞玩,沒有人留意它們的學術價值。在各國考察隊紛紛來挖寶的清末民初,有不少清朝官人手中都有多少不等的出土文獻材料,但只有王樹nán@②(1851—1936)曾把自己所見所藏,從金石學的角度輯為《新疆訪古錄》二卷。當時的中國,考古學還沒有起步,因此更難有人認清這些古物特別是古寫本在學術研究上的分量。
      二
  國力衰落,王朝腐朽,學術必受影響。清朝末年,大量的古代西域文獻和文物流失國外,是必然的歷史悲劇。文物的流失,使得中國的學術失去的不僅僅是文物,而是20世紀相當長時間里西域研究的競爭力。1915年《浙江圖書館叢書》收錄丁謙對先秦至明清有關西域地理文獻的考證文字,因為沒有參考出土文獻和實地考察報告,所取得的成果就顯得十分有限。
  而此時早已形成組織的西方學術界,一下子獲得了數以萬計的新資料,馬上全力以赴。現在看來,幾乎所有有成就的東方學家當時都投身于西域出土資料的研究工作。斯坦因寫出了一冊比一冊厚重的考古報告:《古代和田》二則(Oxford 1907)、 《西域考古記》四冊(Oxford 1921)、《亞洲腹地考古記》五冊(Oxford 1928)。除了詳盡的考古調查記錄外,還有大量的考證和分析研究,遠遠超出了一直為西人所重視的徐松《西域水道記》的水平。在這三部考古報告的最后,都附錄有各科專家對斯坦因收集品的分類研究,也體現了歐洲學術的集體力量。當時歐洲最有成就的東方學家,很快就投入到這些新材料的解讀工作中。其中與西域史關系較為密切的方面有:沙畹、馬伯樂(H.Maspero 1883—1945)對漢文,呂德新(H. Lüders 1869—1943)對梵文,西格(E. Sieg)、西格林(W. Siegling)、列維(S. Lévi 1863 —1935)對吐火羅文,繆勒(F. W. K. Müller 1863—1930)對回鶻文、 粟特文,柯諾夫(S. Konow 1867—1948)對于闐文等新疆、 敦煌出土文書的研究,闡明了西域歷史上的許多問題,成為今天研究西域史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
  對于碩果累累的西方中亞史研究成果,一些中國學者也沒有等閑視之。1909年羅振玉(1866—1940)等人在北京見到伯希和帶來的部分敦煌寫本后,立刻抄寫影印。羅振玉陸續編撰了《敦煌石室遺書》(1909)、 《鳴沙石室佚書》(1913)等, 刊布并考釋了一些有關西域的重要敦煌文書,如《沙州圖經》、《西州圖經》、《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景教三威蒙度贊》和摩尼教殘經。蔣斧編《沙州文錄》(1909),專門抄錄有關敦煌史地的官私文書,其所抄碑文,多為徐松《水道記》所錄原碑之缺。他還撰有《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略》(《敦煌石室遺書》),是第一篇討論這個問題的專文。
  王國維(1877—1927)可以作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當1909年羅振玉編《敦煌石室遺書》時,他就譯出斯坦因《中亞細亞探險記》。以后,他又翻譯了伯希和《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之發明與其結論》(《觀堂譯稿》,1919),特別推崇后者所論敦煌迄于闐古代通行伊蘭語的觀點。他和羅振玉在接到沙畹寄送的《斯坦因在東突厥斯坦沙漠中發現的漢文文書》稿本后,即著手考釋這些敦煌、羅布泊、尼雅等地出土的漢晉簡牘,最后輯成《流沙墜簡》(1914;增訂本,1934)。他還根據日人狩野直喜所錄倫敦藏敦煌寫本,撰有一系列跋文(1919);并且在沙畹和伯希和關于摩尼教長文的啟發下,撰《摩尼教流行中國考》(《亞洲學術雜志》11,1921),于前人論說有所補正。由這些新史料出發,王國維利用他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寫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西域史論文,如《西胡考》(1919)、《西域井渠考》(1919)、《高昌寧朔將軍麴斌造寺碑跋》(1919)、《書虞道園高昌王世勛碑後》(1919)、《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1925)、《韃靼考》(1925)、《遼金時代蒙古考》(1925),并著《古行記校注》(1925)、《蒙古史料校注四種》(1926,以上均見《王國維全集》)。從兩漢到元明,西域史上許多重要問題王國維都接觸到了。王國維的西域史研究,既直接繼承了清朝以來西北輿地之學的傳統,又吸收了西人在新疆、甘肅等地的考古學成績,因此較徐松為代表的清朝學者更高一籌。他的成果不僅為國人奉為經典,而且也受到伯希和這樣的海外中亞學者的重視。
  另一位開風氣的學者是陳寅恪(1890—1969)。他早年長期游學歐美,除通曉西方現代語言外,又遍讀與中國相關的各種東方語言,加上他對中國古籍的深厚功底,使他在回國后的1926—1930年一段時間里,也為西域史研究做出了貢獻。在此期間,陳寅恪發表的有關文章如下:《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1927)、《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1927)、 《童受〈喻mán@④論〉梵文殘本跋》(1927)、 《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1928)、《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1928)、《敦煌本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跋》(1929)、 《元代漢人譯名考》(1929)、《大乘義章書后》(1930)、 《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1930)、《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1930)、《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1930)、《敦煌本唐梵翻對字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跋》(1930,以上均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及《二編》)。
  在王國維和陳寅恪的史學研究中,西域史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他們綜合中外史料、胡漢文獻以及考古材料的研究方法,給以后的西域史研究以強烈的影響。
  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中國學術發展的一個高潮階段,西域史研究也同樣產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陳垣(1880—1971)對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特別是外來宗教的討論,澄清了許多外來宗教在西域的流行以及西域人來華等問題。他的主要論著有《元也里可溫教考》《東方雜志》 15 ,1918)、《火祆教入中國考》(《國學季刊》1∶1,1923 )、 《摩尼教入中國考》(《國學季刊》1∶2,1923)、《元西域人華化考》(《國學季刊》1∶4,1923;《燕京學報》2,1927)、 《回回教入中國史略》(《東方雜志》29∶1,1928)。 另一位中西交通史專家張星lǎng@⑤(1888—1951),分類匯輯了中外史籍中的有關材料,編成六冊《中西交通史料匯編》(輔仁大學圖書館,1930),其中中亞一冊,實為西域史料的一次系統整理。馮承鈞(1887—1946)除在翻譯法人西域史研究論著中附加大量自己的考證外,還寫有《樓蘭鄯善問題》(《輔仁學志》8∶1, 1932)、《鄯善事輯》(《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2∶10,1943)、《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中央亞細亞》1 ∶ 1 ,1942)、《高昌事輯》(《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2∶9,1943)、《遼金北邊部族考》(《輔仁學志》8∶1,1939)等論文,為鄯善和高昌國史的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礎。向達(1900—1966)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燕京學報》專號,1933),系統探討了西域文明對中原文化的影響。他還著有《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北平圖書館館刊》4∶6,1930),實為其后來整理西域史書的先聲。此外,張鳳《漢晉西陲木簡》(有正書局,1931),考釋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敦煌和尼雅等地的簡牘文書。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商務,1936)〔1〕,則從中原王朝的角度,全面考察了西域史, 但重在近現代史。還值得一提的是,40年代,邵循正(1909—1973)據布洛舍(E. Blochet)刊剌失德丁波斯文《集史》,譯出若干篇,兼做考釋(后收入《邵循正歷史論文集》,北京大學,1985),惜未能繼續。
  總體來看,這一階段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績,但不少有分量的論著主要的著眼點是中西交通史,西域的史事只是連帶論及。對某些漢籍做了專題整理,但于出土文獻利用不多。由于其時研究者專業還沒有嚴格的確定,所以對西域史的研究尚不系統全面,但其突出的一個成就是把中文史料做了許多分類整理。
  值得一提的是,1927—1935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中方成員黃文弼(1893—1966),在此期間曾先后三次前往新疆做考古調查和發掘,足跡遍及塔里木盆地周邊重要的遺址,而重點發掘了羅布泊地區、吐魯番盆地,以及庫車、和田的墓葬、城址、寺院、石窟等。在野外考古工作結束后,黃文弼先后出版了考古報告《高昌》(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西北科學考查團,1931)、《羅布淖爾考古記》(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與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1948);但對于西域史研究更為重要的發現,則由于種種原因而遲至解放后才整理出版,即《吐魯番考古記》(中國科學院,1954)、《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科學,1958)。因此,除高昌外,他的考古學成果沒能很快反映在同時代的西域史研究中。黃文弼還根據考察所得,撰寫過一些專題研究論文,尤其重在一些考古遺址和古籍記錄的對證上。這些文章已匯輯為《西北史地論叢》(上海人民,1981)和《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1989)。
  在20世紀前半葉的西域史研究中,翻譯西方和日本西域史研究的優秀著作占有很大的比重。比較重要的譯著有:馮承鈞譯烈維《大孔雀經藥叉名錄輿地考》(商務,1931),又譯沙畹與伯希和合著《摩尼教流行中國考》(商務,1931)、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務,1934)、格魯賽《蒙古史略》(商務, 1934 )、 多桑《多桑蒙古史》(商務, 1935)、沙海昂《馬可波羅行紀》(商務,1935), 錢稻孫譯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自刊,1931),陳捷與陳清泉合譯箭內亙《蒙古史研究》(商務,1932),賀昌群譯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商務, 1933),向達譯帕克《匈奴史》(商務,1934)、 又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中華,1936),鄭寶善譯勒庫克《新疆之文化寶庫》(蒙藏委員會,1934),鄭元芳譯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商務,1934),梁園東譯布萊資須納德《西遼史》(商務,1934),楊煉譯藤田豐八《西域研究》(商務,1935),傅勤家譯白鳥庫吉《康居粟特考》(商務,1936),向達與黃靜淵合譯巴克爾《韃靼千年史》(商務, 1937),何健民編譯桑原騭藏《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中華,1939),王古魯譯白鳥庫吉《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一、二輯(長沙商務,1939—1940)。在眾多的翻譯者中,尤以馮承鈞的貢獻最多,除了上舉專書外,他所譯的散篇論文,曾匯輯為《史地叢考》(商務,1931)、《史地叢考續編》(商務,1933)、《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共九編(中華,1934—1962)、《吐火羅語考》(中華,1957)。西域史的翻譯著作,如《西突厥史料》、《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等,對以后的中國西域史研究產生極大的影響。而且有不少譯著包含了譯者的許多訂補,甚至較原著更具參考價值。我國學者翻譯外國同行西域史著作的傳統迄今仍存,但像馮承鈞那樣精心選擇、校訂原著,間加己見者,實不多見。
  由于受日本侵華和內戰的影響,30年代后半期到40年代,我國西域史研究一度沉寂下來。但歐美、日本仍然有相當有分量的成果出版,如巴托爾德(W. Barthold)《中亞突厥史十二講》(1935)、 米諾爾斯基(V. Minorsky)譯注《世界境域志》(1937 )、 恒寧( W.  B. Henning)譯釋的吐魯番伊朗語文書、托瑪斯(F. W. Thomas )整理的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文書,以及桑原騭藏、藤田豐八、羽田亨等人的著作。
      三
  從新中國成立,到1966年“文革”開始,特別是50 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前半期。西域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些對西域史研究有過貢獻的學者,出版了他們的研究專集,如馮承鈞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匯輯》(中華,1957)及其《譯叢》,向達的論文集《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1957),黃文弼出版了他的考古報告。 岑仲勉(1886—1961)匯集已有的研究成果, 編成《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華,1958),補充了沙畹《西突厥史料》所輯資料之不足,并就某些專題做了考證。他還編著《突厥集史》二冊(中華,1958),專門輯錄東突厥史料,漢文之外,還利用西人的譯本轉譯了古突厥碑銘。馬長壽撰寫了《突厥人和突厥汗國》(上海人民,1957)、《論突厥人和突厥汗國的社會變革》(科學,1958)、《烏桓與鮮卑》(上海人民,1962)、《北狄與匈奴》(三聯,1962)等,對西域史上一些重要的北方民族做了系統的考證研究。這些著作,代表了西域史研究的水平,而分散在學術刊物上的許多文章,也表明研究的范圍正在擴大。
  因為受時代思潮影響,50年代的研究成果中,有不少中原與西域或中國與中亞諸國的關系史研究,如周一良《中國與亞洲各國和平友好的歷史》(上海人民,1955)、賀昌群(1903—1973)《古代西域交通與法顯印度巡禮》(湖北人民,1956)、《史學》雙月刊編《中國與亞洲各國友好關系史論叢》(三聯,1957)、季羨林《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人民,1957)、陳竺同《兩漢與西域等地的經濟文化交流》(上海人民,1957)、安作璋《兩漢與西域關系史》(山東人民,1959)等等。它們也是西域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翻譯仍在繼續,但成果不多。有章巽譯麥高文《中亞古國史》(中華,1958)。
  相對而言,50年代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多,這一方面是由于解放前的戰亂,使得整體的研究積累不夠;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五六十年代的各種政治運動,牽扯了許多學者的精力。1957年有些學者被錯劃為“右派”,更喪失了學術研究的自由。這些都影響了西域史研究的發展。
  然而,解放后西北交通的進步,使得學者們到新疆地區考察變得較從前方便多了。特別是建國初期,為弄清全國各民族的分布狀況,國家組織大批專家學者赴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綜合調查,并在此基礎上編纂各民族簡史和簡志,其成果大多數是“文革”以后才得以出版的。然而,在民族調查研究的熱潮鼓舞下,50年代已經產生了一些初步成果。馮家升(1904—1970)、程溯洛(1913—1992)、穆廣文合編《維吾爾族史料簡編》盡管只出版了上冊(民族,1958),但對此后的維吾爾族歷史研究起了推動作用。此外,還有翦伯贊等編《歷代各民族傳記匯編》(中華,1958—1959)、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史料編纂組編《柔然資料輯錄》(中華,1962)等。
  除了民族調查外,解放后新疆地區隨著基本建設而進行的考古發掘,也為“文革”后的研究準備了素材。在眾多的考古發掘中,尼雅特別是吐魯番墓葬的發掘陸續刊布了考古簡報,有些精美的圖版刊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文物,1972)、《絲綢之路——漢唐織物》(文物,1973)、《新疆出土文物》(文物,1975)等上,但除了郭沫若(1892—1978)《出土文物二三事》、夏鼐(1910—1985)《新疆吐魯番墓最近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1966:4)、 馬雍(1931 —1985)《略談有關高昌史的幾件新出土文書》(《考古》1972:4)、孟池(馬雍)《從新疆歷史文物看漢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經濟建設》(《文物》1975:7)等少數文章討論考古資料外, “文革”期間的西域史研究幾近停頓。
  如果說在40年代,東西方學者同樣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那么,當50年代西方和日本學術重新進步,而六七十年代突飛猛進的時候, 中國的西域史研究卻停滯不前。 在歐美, 有葛瑪麗( A.  von Gabain)的突厥回鶻研究,貝利(H. W. Bailey)的于闐文解讀, 烏瑞(G. Uray)的古藏文考釋,普里察克(O. Pritsak )對黑韓王朝的研究等;在日本,致力于此的學者有江上波夫、護雅夫、山田信夫、@⑥崎昌、@⑦一雄、山口瑞鳳等。“文革”以后,當人們意識到這一點時,中國的西域史研究已經大大落后于西方和日本。
      四
  “文革”以后,西域史研究和其他學科一樣,經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復蘇后,從80年代中期以來,進入迅猛發展的階段,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是此前所不能比擬的,而且專業化越來越強。這一方面因為是高等院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培養出一大批專業人材,另一方面是由于與西域史相關的各斷代史、專題史,特別是中西交通史、敦煌吐魯番研究、考古學等學科的發展,發掘出不少新資料。而改革開放使得許多研究者得以親身到歐美、日本,或則收集資料,或則與外國同行切磋。此外,80年代初以來,成立了中亞文化研究協會、敦煌吐魯番學會等學術團體,有關西域史、敦煌吐魯番學、絲綢之路、中外關系史等方面的學術會議,幾乎每年都在不同地方召開;并出版了一些學術刊物,如《中亞學刊》、《新疆社會科學》、《西域研究》、《新疆文物》、《敦煌學輯刊》、《敦煌研究》、《西北史地》、《西北民族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等,還陸續出版了一些西域史的論文集,如《新疆歷史論文集》(新疆人民,1978)、《新疆歷史論文續集》(新疆人民,1982)、《西域史論叢》1—3輯(新疆人民,1985—1990)、《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1986)等等。這些極大地推動了西域史研究。以下略按時代,分專題對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做一初步總結。
  對于史前時期的西域,全疆各地已經發現了許多分別屬于舊石器、中石器、新石器、銅石并用、青銅、鐵器時代的遺址,但對其年代和性質的判斷,各位研究者之間尚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和論著有:王炳華《新疆細石器遺存研究》(《干旱地區新疆第四紀研究論文集》,新疆人民,1985)、《新疆地區青銅時代考古文化試析》(《新疆社會科學》1985∶4), 安志敏《中國西部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報》1987∶2), 陳戈《關于新疆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新認識》(《考古》1987∶4)、 《關于新疆地區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考古》1990∶4), 水濤《新疆青銅時代諸文化的比較研究》(《國學研究》1,1993)等, 這些根據眾多考古資料而做出的初步總結,代表了目前從考古材料所能認識的史前西域史。
  西域自古以來是多民族的聚居地,種族十分復雜。西域人種的認識,有助于我們對考古資料和歷史文獻的解釋。韓康信研研究了新疆出土的大部分人骨材料,論述了古代西域的各人種分布情況,他的研究成果已匯集為《絲綢之路古代居民種族人類學研究》(新疆人民,1993)。目前,使用DNA等科學手段來研究古尸的方法已經提出, 徐文堪《新疆古尸的新發現和吐火羅人起源研究》(《學術集林》5,1995), 提示了這一研究方法在判斷西域史學界爭論已久的“吐火羅人”問題上的價值。
  利用考古材料來研究史籍中所記載的古代民族,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馬雍、王炳華《公元前七至二世紀的中國新疆地區》(《中亞學刊》3,1990)、王明哲、王炳華的《烏孫研究》(新疆人民,1983)、 王炳華《古代新疆塞人歷史鉤沉》(《新疆社會科學》1985:1, 又收入作者《絲綢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1993)、王明哲《伊犁河流域塞人文化初探》(《新疆社會科學》1985:1)。 張廣達與榮新江《上古于闐的塞種居民》(《西北民族研究》1989:1), 結合考古和語言學資料來考察于闐等地的塞種。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92),則是利用東西方文獻來全面討論塞種人的著作,內容涉及貴霜興起前的中亞各主要民族。
  對公元前后西域史上的重要民族月氏及其所建立的貴霜王朝的研究,主要有黃靖《大月氏的西遷及其影響》(《新疆大學學報》1985 :2)、《貴霜帝國的年代體系》(《中亞學刊》2,1987 )和余太山《第一貴霜考》(《中亞學刊》4,1995)。 至于塔里木盆地及其以東地區漢以后的月氏人記錄,榮新江《小月氏考》(《中亞學刊》3,1990 )和林梅村《貴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國考》(《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漢語大詞典,1990),對此有不同的解說。
  匈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普統治過西域,匈奴的制度和文化都對西域綠洲王國產生過影響。林干著《匈奴史》(內蒙古人民,1979)、《匈奴通史》(人民,1986),并編《匈奴歷史年表》(中華,1984),對匈奴及其對西域的統治做了全面的敘述。他編有二冊《匈奴史料匯編》(中華,1988)。廣輯漢文文獻中的匈奴資料,極便學人;又把前人研究匈奴的主要論著輯為《匈奴史論文選集:1919—1979》(中華,1983)。
  從漢武帝時始,中原王朝或短或長地統治過西域諸綠洲王國,更增強了雙方的聯系。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系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95),上編重新檢討關系史,下編研究相關的一些問題,如張騫、甘英的出使以及地理、職官、年代等問題。80年代以來敦煌地區出土的漢簡,對兩漢魏晉的西域與中原交往史,有一定的補充,其中馬圈灣出土者,有吳réng@⑧驤《新獲敦煌馬圈灣漢簡中的西域資料》(《西北史地》1991∶1 )和胡平生《敦煌馬圈灣簡中關于西域史料的辯證》(《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25,1992;《盡心集——張政lǎng@⑤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1996)。包含西域史料更多的懸泉至出土漢簡,目前尚未整理出版。
  從本世紀初葉以來,尼雅和樓蘭兩地出土了大批漢文和qū@⑨盧文簡牘,為研究公元2世紀到4世紀的樓蘭鄯善王國提供了中原漢文史籍之外的當地材料,已經產生了一批中外學者的優秀研究成果。5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疆考古工作者又在尼雅和樓蘭兩地有新收獲,這些材料推動了人們對樓蘭、鄯善的研究。其中侯燦對考古資料和新出漢文簡牘做了整理,并討論了一些相關問題,他的文章已匯入《高昌樓蘭研究論集》(新疆人民,1990)。林海村重新翻譯了國外出版的部分qū@⑨盧文簡牘,編為《沙海古卷——中國所出qū@⑨盧文書初集》(文物,1988),并解讀了幾件新出qū@⑨盧文書,利用這些新舊資料,重新考訂了鄯善王國的世系(其相關論文收入《西域文明》,東方,1995)。孟凡人先后出版了《樓蘭新史》(光明日報,1990)和《樓蘭鄯善簡牘年代學研究》(新疆人民,1995),提出許多與上述兩位學者不同的觀點。其他零散發表的重要論文,多收入穆舜英與張平合編《樓蘭文化研究論集》(新疆人民,1995)。
  公元4至6世紀,中原分裂為南北朝,勢力不強,西域北部或西部的游牧民族異常活躍。其中@⑩噠是我國前輩學者很少涉及的領域,余太山在一系列研究論文基礎上匯成專著《@⑩噠史研究》(齊魯,1986),填補了我國西域史研究的一項空白。周偉洲《敕勒與柔然》(上海人民,1983),概述了這兩個曾經入主西域的北方游牧民族。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上海人民,1988),通盤敘述了這三個北方游牧民族發展演變的歷史脈絡。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文物,1994),則利用新出吐魯番文書,比較全面地闡述了麴氏高昌與東西突厥以及鐵勒的關系。
  從北朝到隋唐,以青海為根據地的吐谷渾,也把勢力擴大到西域南道。周偉洲《吐谷渾史》(寧夏人民,1985),是國內第一部系統研究吐谷渾的著作。另外,他還就吐谷渾人的墓志、文物和藏文材料中的吐谷渾記事發表了專題研究(已收入作者《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1994),并編成《吐谷渾資料輯錄》(青海人民,1992)。周偉洲還著有《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系研究》(西北大學,1992),主要是探討北朝隋唐時期西北各民族間的關系問題。
  由于吐魯番出土了大量屬于高昌郡和高昌國時期的文書,使人們對魏晉南北朝時期高昌的認識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唐長孺對高昌郡軍政制度的研究(收入作者《山居叢稿》,中華,1989),陳仲安、吳霞、陳國燦、朱雷、盧開萬、王素、孟憲實等對麴氏高昌政治經濟制度、政治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深入研究[論文主要發表于《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及《二編》(武漢大學,1983,1990)、《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文物》、《出土文獻研究》及《續集》、《新疆文物》等處],已經展現了麴氏高昌國史的許多真相。王素已經完成《高昌國史稿》第一卷的撰寫,相信此書將填補西域史研究的又一項空白。
  魏晉以降,中亞粟特地區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大批東來,從事商業貿易外,也把西亞的文化傳入西域和中原。蔡鴻生《〈隋書〉康國傳探微》(《文史》26,1986)、《唐代九姓胡貢品分析》(《文史》31,1988),對《隋書》所記昭武九姓中之最大的康國以及唐朝與粟特的關系做了深入的探討。馬小鶴《七一二年的粟特》(《新疆大學學報》1986 :1)、《米國缽息德城考》(《中亞學刊》2,1987)、《公元7世紀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書的研究》(《中亞學刊》3,1990),是對唐朝時期粟特本土的深入探討。姜伯勤利用新出吐魯番文書,研究了粟特人在高昌王國的情形(上引《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榮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西域考察與研究》,新疆人民,1994),則揭示了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綠洲王國的廣泛存在。
  北朝隋唐與西域關系更為密切的北方游牧民族是突厥。林干《突厥史》(內蒙古人民,1988),所述比較簡略,但后附耿世民對古突厥語碑銘的重新翻譯,卻為歷史研究者提供了比較全面的突厥碑銘資料。芮傳明《后突厥碑銘注釋和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1990),參考耿譯和西方學者的成果,也做過翻譯,并加注釋,他還專題探討了東突厥進兵西域的幾次重要事件,可惜除個別專論外,他的論文全文迄未出版。至于漢文史料,雖然已有《突厥集史》,但仍有不少工作要做,楊圣敏《資治通鑒突厥回紇史料校注》(天津古籍,1992),即是方便學人的工作之一。在突厥史的研究方面,薛宗正有《突厥史》(中國社會科學,1992),比較全面論述了東西突厥的歷史。吳玉貴《西突厥新考》(《西北民族研究》1988:1)、 《貞觀年間西突厥歷史述考》(《中亞學刊》4,1995)等,特別對西突厥史做了探討, 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吳景山《突厥社會性質研究》(中央民族大學,1994),則重點分析東西突厥的社會性質。 林干還編有兩冊《突厥與回紇歷史論文選集:1919—1981》(中華,1987),選錄了比較重要的論文, 對一些未能選入的論文作了提要。
  唐朝是中原王朝直接控制西域大片領土的又一個重要時期,前人的研究成果也相對較多。吳玉貴《唐代安西都護府史略》(《中亞學刊》2,1987),重新分析史籍中的記載, 對唐朝安西都護府的史事做了系統的描述。這一階段唐代西域史研究的進步,主要得力于唐長儒主編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十冊,文物,1981—1992)公布的新史料。張廣達《唐滅高昌后的西州形勢》(《東洋文化》68,1988;收入作者《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古籍,1995),大量利用吐魯番出土文書,系統研究了唐朝在西域地區所設西州的各項軍政設施,從此后西域的緊張形勢,來說明西州人力的不足以及它在唐朝經營西域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利用文書材料而取得的較為重要的專題研究成果,還有唐長孺《敦煌吐魯番史料中有關伊西北庭節度使留后問題》(《中國史研究》1980∶3)、《唐西州差兵文書跋》(《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1983)、 黃惠賢《從西州高昌縣征鎮名籍看垂拱年間西域政局之變化》(同上)、姜伯勤《吐魯番文書所見的“波斯軍”》(《中國史研究》1986∶1 )、榮新江《吐魯番文書〈唐某人自書歷官狀〉所記西域史事鉤沉》(《西北史地》1987∶4)、 《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西域史事二題》(《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5,1990)、 陳國燦《安史亂后的唐二庭四鎮》(《唐研究》2,1996)。新出墓志也是唐代西域史的重要史源, 陳國燦《跋〈武周張懷寂墓志〉》(《文物》1981∶1)、 郭平梁《阿史那忠在西域》(《新疆歷史論文續集》,新疆人民,1982)、魯才全《跋武周〈袁公瑜墓志〉》(《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8,1986)、 《武周〈匹婁煥德墓志〉跋》(同上9—10,1988)、 吳震《唐〈高耀墓志〉補考》(《新疆社會科學》1988:4), 都利用墓志材料來補證西域史事。王小甫《唐吐魯番大食政治關系史》(北京大學,1992),在森安考夫、白桂思(C. I. Beckwith)等人近年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全面討論了唐朝與吐蕃、大食對中亞的爭奪,特別是系統地把藏文史料引入到唐代西域史的研究中。在吐蕃入西域的道路、唐朝與大食關系的非對抗性、西域的突厥化進程三個問題上,提出的新的看法。他的《七八世紀之交吐蕃入西域之路》(《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河北教育,1997),是對上書的補充。
  對安西四鎮的個案研究,也是這一階段的進展。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于中蘇論戰和對李白出生地的追尋,碎葉鎮及其與焉耆鎮的交替問題,一時間成為熱門話題。關于碎葉的地理位置,已由張廣達《碎葉城今地考》(《北京大學學報》1979∶5)徹底解決。 而比較合理的碎葉、焉耆交替說,見王小甫《論安西四鎮焉耆與碎葉的交替》(《北京大學學報》1991∶6)。 近代以來和田地區出土了一些唐朝時期的官私文書,張廣達與榮新江合撰《關于和田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東洋學報》69∶1.2,1982)、 《〈唐大歷三年三月典成銑牒〉跋》(《新疆社會科學》1988∶1)、 榮新江《于闐在唐朝安西四鎮中的地位》(《西域研究》1992∶3)、 《關于唐宋時期中原文化對于闐影響的幾個問題》(北京大學《國學研究》1,1993)、 殷晴《唐代于闐的社會經濟研究》(《新疆社會科學》1989∶6), 都是結合史籍和文書,對唐代于闐史的深入研究。劉錫淦與陳良偉《龜茲古國史》(新疆大學,1992)和蘇北海《絲綢之路與龜茲歷史文化》(新疆人民,1996),都有一定篇幅敘述唐朝安西鎮。吳平凡與朱英榮《龜茲史料》(新疆大學,1987),則輯錄了史籍中的龜茲資料。王炳華《唐安西柘厥關故址并有關問題研究》(《西北史地》1987∶3), 是利用庫車出土文書研究安西鎮的成果。
  與安西具有同樣作用的北庭,是唐朝經營西域北部的基地,前人措意不多。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1985),主要是對唐朝時期北庭史事的研究,涉及交通、地理、職官、年代、史料解說等。孟氏此書之作,當與他參與發掘北庭故城外佛寺遺址有關。此寺規模壯觀,是西州回鶻王家曾經供奉之寺,因之可以說這一新發現是吐魯番盆地所存西州回鶻王國之外的最重要的遺跡了,現已出版了孫秉根、孟凡人、陳戈合撰的考古報告《北庭高昌回鶻佛寺遺址》(遼寧美術,1991),惟尚未引起史學界的廣泛注意。
  7世紀上半葉興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 一直與唐朝爭奪西域,甚至在8世紀末到9世紀中,唐朝受安史之亂的影響而無力據守西域時,占領了西域廣大地區。漢文史料對吐蕃之經營西域的記載,散見于大部頭的漢文史籍中,收羅不易。蘇晉仁與肖練子《冊府元龜吐蕃史料校正》(四川人民,1981)、蘇晉仁《通鑒吐蕃史料》(西域人民,1982)、范學宗等《全唐文全唐詩吐蕃史料》(西藏人民,1988)、陳乃文與陳燮章《藏族編年史料集》(民族,1989—1990)、陳燮章等《藏族史料集》一、二(四川民族,1982—1983),極便學人檢索。王堯與陳踐《吐蕃簡牘綜錄》(文物,1986),譯釋了斯坦因所獲及解放后新出土的于闐、鄯善藏文簡牘文書。楊銘《唐代吐蕃統治鄯善的若干問題》(《新疆歷史研究》1986∶2)、 《唐代吐蕃統治于闐的若干問題》(《西北師院學報》1986年增刊)、《和田出土有關于闐王的藏文寫卷研究》(《西域研究》1993∶4)、榮新江《通頰考》(《文史》33, 1990)、張云《唐代吐蕃統治西域的各項制度》(《新疆大學學報》1992∶4)、 殷晴《古代于闐和吐蕃的交通及其友鄰關系》(《民族研究》1994∶5),利用了前人譯出的藏文文書, 初步研究了吐蕃統治西域的情況。
  回紇(后改稱回鶻)與吐蕃南北相對,自唐中葉以后成為制約西域北道的強大勢力。840年漠北回鶻汗國破滅后,部眾西遷, 在天山東部建立西州回鶻王國,元代稱作畏兀兒王國。有關回鶻的研究前人已做了不少工作,有較好的基礎。馮家升、程溯洛、穆廣文的《維吾爾族史料簡編》增訂出版(民族,1981),馮氏還刊布了一些新發現的回鶻文材料(收入《馮家升論著輯粹》,中華,1987)。程氏則主要利用漢文史料,研討了西州回鶻的世系及其與中原王朝的關系等問題(其論文均收入《唐宋回鶻史論集》,人民,1993)。楊圣敏在編纂上述《資治通鑒突厥回紇史料校注》的基礎上,撰寫了以回紇汗國為中心的通史《回紇史》(吉林教育,1991)。與此書同名的林干與高自厚《回紇史》(內蒙人民,1994),卻與維吾爾族簡史編寫組《維吾爾族簡史》(新疆人民,1991)相似,是古代維吾爾民族通史,從回紇汗國到清朝維吾爾,均在敘述范圍。編年體的則有馮志文與吳平凡《回鶻史編年》(新疆大學, 1992 )。 劉美崧《兩唐書回紇回鶻傳疏證》(中央民族學院, 1988),對有關回鶻的漢文史料做了精細的注疏。 陳高華《元代維吾爾哈剌魯資料輯錄》(新疆人民,1991),把散在史籍中的資料按編年、記傳和散存分別輯錄出來,是兼通元史和西域史的專家所編的極便學人的資料集。張廣達與榮新江《有關西州回鶻的一篇敦煌漢文文獻》(《北京大學學報》1989∶2), 用敦煌文書中保存的一篇西州回鶻講經文,全面地補充了10世紀時西州回鶻官制、僧官制、宗教信仰和所統部族的情況。榮新江《張氏歸義軍與西州回鶻的關系》(《1990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史地語文編,遼寧美術,1995)、《公元十世紀沙州歸義軍與西州回鶻的文化交往》(《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漢學研究中心,1991)兩文,系統勾勒出9、10 世紀西州回鶻與沙州歸義軍的爭戰與交往,均為史籍所缺。有關西州回鶻的更重要的材料,是本世紀初以來大量出土的回鶻人自身的回鶻文文獻。耿世民《維吾爾族古代文化和文獻概論》(新疆人民,1983),對此有概說。他還發表了許多新發現的回鶻文文獻的譯釋,其中與西州回鶻史關系密切的文章有:《回鶻文摩尼教寺院文書初釋》(《考古學報》1978∶4;《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1983)、《回鶻文亦都護高昌世勛碑研究》(《考古學報》1980∶4), 為西州回鶻或畏兀兒王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本民族資料。前者是研究西州回鶻摩尼教所不可或缺的史料,林悟殊據以撰寫了《從考古發現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鶻的封建化》(《西北史地》1984∶4); 而后者是復原西州回鶻可汗世系表時所必須參考的,劉迎勝與卡哈爾·巴拉提合撰《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回鶻文碑文之校勘與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8,1984), 重新做了整理研究。李經緯《吐魯番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新疆人民, 1996)、《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新疆大學,1996)、 楊富學與牛汝極《沙州回鶻及其文獻》(甘肅文化,1995),是對西方學者翻譯的吐魯番、敦煌兩地出土回鶻文世俗文書的漢譯和研究。這些社會經濟類文書是研究元代畏兀兒社會的主要材料,已有不少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張承志《元代畏兀爾人內部狀況》(《民族研究》1983∶5 )、尚衍斌《元代畏兀兒地區社會經濟生活探究》(《民大史學》1,1996);劉迎勝《蒙元時代中亞社會經濟研究》(《中亞學刊》4,1995),所討論的不僅是畏兀兒地區,還包括河中和塔里木盆地等地區。
  回鶻西遷有著深遠的影響,華濤在其博士論文(南京大學,1989)的基礎上,發表《回鶻西遷及東部天山地區的政治局勢》(《西北民族研究》1990∶1)、 《回鶻西遷前后西部天山地區的突厥語諸部》(《民族研究》1991∶5)、 《高昌回鶻與阿薩蘭回鶻——兼論其與遼宋的關系》(《吐魯番學研究專輯》,1990)、《穆斯林文獻中的托古茲古思》(《西域研究》1991∶2)、 《十世紀中葉前后高昌回鶻的西部疆界》(《歷史地理》10,1991)、《薩圖克布格拉汗與天山地區伊斯蘭化的開始》(《世界宗教研究》1991∶3)等, 大量利用阿拉伯文材料與中文資料相印證,論述回鶻西遷引起的西域地區民族、宗教等方面的變化,包括西州回鶻疆域等問題。 榮新江《龍家考》(《中亞學刊》4,1995),則是利用敦煌史料,來說明回鶻西遷引起的焉耆地區民族的再遷徙。
  回鶻的西遷,使得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邊也漸漸進入突厥化的過程,但位于盆地西南邊的于闐,在9 世紀中葉吐蕃統治結束之后和1006年滅于黑韓王朝之前,曾獨立興盛了100多年。 張廣達與榮新江《關于唐末宋初于闐國的國號年號及其王家世系問題》(《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中華,1982)、《關于敦煌出土于闐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1989),整理了敦煌文書中所存的有關于闐的史料,并探討了于闐王家世系和于闐人在敦煌的活動。榮新江《九、十世紀于闐族屬考辨》(《新疆社會科學》1987∶4)和《于闐王國與瓜沙曹氏》(《敦煌研究》1994∶2),也是以敦煌材料來說明其所討論的主題的。敦煌文書中還保存有一封關于10世紀末于闐與黑韓王朝爭戰的于闐王信函原件,黃盛璋《和田文〈于闐王尉遲徐拉與沙州大王曹元忠書〉與西北史地問題》(《歷史地理》3,1983)、 《再論于闐王尉遲徐拉與沙州大王曹元忠書》(《新疆社會科學》1990∶1),對此有所解說發揮。另外, 他還撰有《于闐文〈使河西記〉的歷史地理研究》(《敦煌學輯刊》1986∶2,1987∶1),對這篇重要文書有詳考。
  以喀什噶爾為首都的黑韓王朝,由于在公元10世紀第一個接受了伊斯蘭教而開創了西域史的新時代。張廣達《關于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詞匯〉與見于此書的圓形地圖》(《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8∶2),介紹了這位黑韓王朝的學者及其著作中有關西域的記載, 特別是關于黑韓王朝的記載引起了許多學者的注意,從而引起了研究喀什噶里及其著作的一陣熱潮。魏良@①①在一系列論文的基礎上,完成了我國第一部《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1986)。王小甫《從回鶻西遷到黑汗王朝》(《西北民族文叢》1984∶2 )和華濤《喀喇汗朝王室族屬問題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2—13,1989—1990),都對族屬問題發表了各自的看法。蔣其祥《新疆黑汗朝錢幣》(新疆人民,1990),以新疆新發現的大量錢幣資料,對黑韓王朝史做了訂補。
  中亞薩曼王朝(874—999)與西域史關系密切,馬雍《薩曼王朝與中國的交往》(《學習與思考》1983∶5 ),所論主要是薩曼與于闐的關系。 許序雅《突厥人在薩曼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中亞學刊》4,1995),是少有的研究薩曼王朝的文章。
  遼朝與西北民族關系密切,陳得芝《遼代的西北路招討使》(《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2,1978)、 黃時鑒《遼與“大食”》(《新史學》3∶1,1992),對此有所論述。遼朝之季,王朝耶律大石率眾西行,最終在巴拉沙袞建都立國,史稱西遼,或稱喀喇契丹。趙儷生《西遼史新證》(《社會科學戰線》1978∶4), 對耶律大石西行路線及西遼疆域有所討論。周良霄《關于西遼史的幾個問題》(《中華文史論叢》1981∶3)、陳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雜考》(《歷史地理》2,1982),解決了大石西行中的一些歷史地理問題。王治來《關于“后西遼”》(《新疆社會科學》1983∶1)、 余大鈞《耶律大石創建西遼帝國過程及紀年新探》(《遼金史論集》,1987),也是對西遼史的貢獻。魏良@①①《西遼史研究》(寧夏人民,1987),對西遼的政治、疆域、民族、社會經濟、宗教文化、紀年等,做了全面的研究;他又有《西遼史綱》(人民,1991),在前書的基礎上,闡述西遼歷史發展進程及社會經濟文化的總體面貌。紀宗安《西遼史論·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1996),主要論述了耶律大石的事跡和歷史地位。姚大力《曲出律敗亡地點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5,1981), 則研究了西遼滅亡過程。
  蒙古的興起及其西征,對西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除畏兀爾王國在蒙元時期一度保存其獨立國家外,大多數西域王國為蒙古所滅,而分由察合臺、窩闊臺汗國或元朝直接統治,其中察合臺汗國占據的中亞領地最多。另外,各汗國間對西域之地的爭奪,也構成蒙元西域史的重要篇章。陳高華《元代新疆和中原漢族地區的經濟文化交往》(《新疆歷史論文集》,1979)、《元代新疆史事雜考》(《新疆歷史論文續集》,1982)、《元代的哈剌魯人》(《西北民族研究》1988∶1), 在輯錄史料的同時,對畏兀兒、哈密里、哈剌魯等西域王國的史事及與中原的關系做了研究。楊志玖《元史三論》(人民,1985)及一些文章,討論了元代西域的一些民族。劉迎勝發表《阿里不哥與察合臺汗國的發展》(《新疆大學學報》1984∶2)、 《早期的察合臺汗國》(《新疆社會科學》1984∶2)、 《至元初年的察合臺汗國》(《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9,1985)、 《元代蒙古諸汗國的約和及窩闊臺汗國的滅亡》(《新疆大學學報》1985∶2)、 《察合臺汗國的分裂》(《新疆社會科學》1985∶5)、 《元初朝廷與西北諸王關系考略》(《中國民族史研究》,北京,1985)、《元朝與察合臺汗國的關系》(《元史論叢》3,1986)、 《都哇家族汗位繼承權的確立——元武宗時代察合臺汗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6∶4)、 《元末的察合臺汗國》(《西北民族研究》1986∶2)、 《都哇家族對察合臺汗國的統治》(《西域史論叢》3,1990)、《皇慶、 至治年間元朝與察合臺汗國和戰始末》(《元史論叢》5,1993)、 《元憲宗朝的察合臺兀魯思》(《西北民族研究》1995∶1 )等一系列文章和《西北民族史與察合臺汗國史研究》(南京大學,1994)專著,對察合臺汗國統治西域及其與元朝、窩闊臺汗國的關系做了深入細致的研究。
  明代與西域的交往相對要少,但明代史料卻汗牛充棟。陳高華《明代哈密吐魯番資料匯編》(新疆人民,1984),匯輯了傳記、編年及其他史籍共35種中的有關哈密和吐魯番兩地的史料,極便學人。他還撰有《關于明代土魯番的幾個問題》(《民族研究》1983∶2), 討論吐魯番地面的土地和人口、速檀的世系、與明朝的關系。1514年,東察合臺汗國禿黑魯帖木兒汗后裔薩亦德汗創建葉爾羌汗國,都葉爾羌(莎車),領有西域大部分地區,1680年并入準噶爾汗國。由于史料較缺,過去人們對此研究不多。魏良@①①《葉爾羌汗國史綱》(黑龍江教育,1994),首次系統地論述了汗國的創建、發展、昌盛、衰落和覆亡的歷史,并分析概括了汗國內部體制、官制以及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況。他還有《明代及清初土魯番統治者世系——兼述東察合臺汗國之變遷》(《歷史研究》1986∶6)、 《東察合臺汗國與葉爾羌汗國統治世系和年表》(《新疆大學學報》1988∶2)等,就某些問題做了專論。 蘇北海與黃建華《哈密吐魯番維吾爾王歷史》(新疆大學,1993),敘述了從清朝到民國的歷史。
歷史研究京132~148K1歷史學榮新江19981998榮新江,1960年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歷史研究京132~148K1歷史學榮新江19981998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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