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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詁學回顧與展望
訓詁學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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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改革開放以來,文化學術事業有了迅速的發展,訓詁學研究也隨之蓬蓬勃勃地開展了起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達到了相當的高度。
  現代的訓詁是在訓詁學指導下的訓詁,是訓詁學發展程度的標志,從現代訓詁的深化、發展、成就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訓詁學的發展,所以在某些情況下把現代的訓詁和訓詁學放在一起綜述。
  一、古文獻詞語考釋成果最多,內容包括天文、地理、政治、軍事、經濟、歷史、宗教、職官、姓氏、俗語等等各個方面。以傳世文獻而言,幾乎所有的古代經典、諸子百家、歷代史書、各種文集、話本、戲曲、小說乃至農、林、工、牧、游記之類著作中的有關詞語,均有所考釋。其中特別突出的是近代漢語、宗教、中醫詞語的詮釋以及《爾雅》、《說文》一類專書的系統研究和注譯。以出土文獻而言,幾乎涉及甲骨刻辭、銅器銘文、古代璽印、貨幣、陶文、石文、簡牘、帛書的有關詞語。特別突出的是小屯南地甲骨、西周甲骨、中山王墓銅器、曾侯乙墓編鐘、睡虎地秦墓竹簡、包山楚簡等等新出土文獻的詞語考釋。
  隨著詞語考釋的發展,輯集出版了多種詞語考釋的論集,如《甲骨文字釋林》、《義府續貂》以及以前出版而又重印的《積微居金文說》等等。也出版了一些專書或類別的詞典,如《詩經詞典》、《世說新語詞典》、《甲骨文簡明詞典》、《禪宗詞典》等等。以上所說的論集和詞典,大約有好幾十種,這里所舉各例,只是用以說明類別,并不是要羅列,所以一概不提作者之名。這一些論集和詞典,加上數以千計的詞語考釋文章,發掘了相當數量的新詞、新義以及鮮為人知或被人忽略了的隱僻意義和具有某些時代特征的用義;糾正了前人的某些誤釋,補充了某些不全面的詮釋。這一些詞語考釋,不僅豐富了漢語詞匯學的研究,對我國的歷史、文化、民俗、地理等等學科也提供了十分有價值的材料,的確是功不可沒。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多數訓詁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之下,相繼編成并出版了《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對我國的文化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是訓詁學研究的一個里程碑。
  二、古文獻整理全面展開,在新時期里形成了一個新的高潮,其涉及面之廣,獲得成果之多,是本世紀任何一個時段都無法與之比擬的。以傳世文獻而言,幾乎涵蓋了經、史、子、集的各個方面。整理的手段有校注(如《新語校注》),有新注(如《春秋左傳注》),有集注(如《逸周書匯校集注》),也有集大成式的同類古文獻的整理(如《新編諸子集成》),還有新編總集(如《全宋文》),可以說各種可以用的整理手段都在運用。一般的標點、斷句,所見甚多,不必例舉。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極難斷句的古籍也有了斷句本(如中華書局影印本《說文通訓定聲》)。我國古代有一些文體如八股文,今人知之甚少,清代及清代之前只有選本而無注釋本,民國以來連選本也幾乎絕跡,今人欲知也不可得,現在也居然有了注釋的八股文選本(如《八股文觀止》)。有的學者還利用今譯的辦法把古文獻譯為白話文(如《評析本白話十三經》),以幫助讀者。這樣的今譯本甚多,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來整理古文獻的特點之一。以出土文獻而言,這一段時期整理出版得最多,如《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國所藏甲骨集》以及與之配合的《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和《殷墟甲骨刻辭類纂》;金文方面有至今收器銘最多的《殷周金文集成》;有對研究中國古代盟誓制度具有重大意義的《侯馬盟書》;有對研究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具有重要價值的《睡虎地秦墓竹簡》;特別引起人們關注的是《銀雀山漢墓竹簡》,其中有多種佚書,如《孫臏兵法》、《守城法令十三篇》、《唐勒篇》、《十官》、《務過》、《為國之過》、《起師》、《曹氏陰陽》等等。這些佚書的出土,使得歷史上的一些重大疑問得到解決。另外有一種《元光元年歷譜》,以十月為歲首,是至今發現的中國最早最完整的古歷譜,可以訂正宋代《通鑒目錄》以來有關各書之誤;還值得特別一提是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一大批帛書,計有古籍28種,共約12萬多字。其中有一些是佚書、佚文,可補今存古籍之不足。如《周易》的《六十四封》,與今存各本相比,不僅卦名不同,卦序、卦辭和爻辭也有出入。《周易》第二部分的《繆和》和《昭力》,記載了孔子和弟子們討論卦和爻辭的情況,均不見傳世文獻。又如《老子》甲本和乙本,不僅本文和今存《老子》有出入,而且甲本卷后和乙本卷前均有佚書,其篇名為《五行》、《九主》、《明君》、《德圣》、《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再如《五星占》,保存了甘氏和石氏天文書的一部分,末尾列出了木星、 土星和金星在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元年)至公元前177年(漢文帝三年)這一會合周期內運行狀態, 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天文書。還有《五十二病方》卷前的4 篇佚書,是目前我國發現的醫學理論中最古老的著作。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整理出版,其中有訓詁工作者付出的辛勤勞動,為我們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提供了極為有價值的可用資料,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我國對世界文化作出的貢獻。古文獻整理數量極多,以上所舉僅為幾個例子,為的是說明其概況。
  三、訓詁學本身的研究與建設,在這一段時期也是蔚為大觀。1、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國訓詁學的真正建立者是黃侃。他的《訓詁述略》本來是二十年代在大學講課的一個提綱,后來在《制言》第七期發表之后,便成了訓詁學從經學獨立出來的第一部有理論有體系的訓詁學專著,同時宣告了訓詁學的誕生,可以說是功勛卓著。從訓詁學建立一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僅有極少的幾部訓詁學專書問世,如何仲英《訓詁學引論》、齊佩róng@①《訓詁學概論》。1950年初到改革開放之前,也只有極少的幾部,如陸宗達《訓詁淺談》、林尹《訓詁學概要》。改革開放以來則形勢大變,訓詁學專著的問世可以說是風起云涌,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里,僅筆者所見,就有近二十部,如陸宗達《訓詁簡論》、洪誠《訓詁學》、王寧《訓詁學原理》等等。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訓詁學發展的蓬勃之勢。2、 任何一門學科在發展成為一種科學的學科或促使這門學科更富于科學性的過程之中,一般說來都在不斷地對該學科所使用的術語及有關解釋,進行各種考察,作各方面的研究。這一段時期訓詁學的發展也不例外。訓詁學有相當一批術語,如形訓、聲訓、義訓、遞訓、反訓、互訓、推原、義界、本字、本義、引申、假借、通假等等,在很長一段時期里,有些術語的解釋使人感到不太清楚、不太明確。為了發展訓詁學,使之更加科學化,訓詁學工作者在近二十年里對有關術語進行了反復的探索和論證。各種解釋,在所有的訓詁學專著里都可以見到,有的則寫成專文進行討論,少數的還寫成了專著出版,如劉又辛的《通假概說》、孫雍長的《轉注論》等等。這一些事實充分說明,這一段時期的訓詁學研究有著相當深入的發展。3、 每一個學科都有自己的體系和理論,在深入發展的過程中,為了更加科學化,必然進行必要的調整并不斷提出新的理論成果。我國的訓詁學研究也正是如此,其理論成果有的體現在訓詁學專書里,如陸宗達、王寧合著的《訓詁學方法論》對詞義運動的規律、存在的形式、相互影響等等特點,都從理論上進一步加以闡明。也有的以文章的形式發表,如馬文熙《詞義裂變試論》,從類似的現象中總結出漢語詞義運動還有詞義裂變這一方式。即一個詞裂變成兩個能獨立運用的意義,分別與表示某個詞的字的構件有關,如景從日故有明義,景從京聲故又有大義。類似的新的理論成果,在有關訓詁學的專著和論文里多有所見,此從略。這一類事實說明,傳統訓詁學在科學化的道路上大大邁進了一步。
  縱觀這一時期訓詁學研究的發展約可概括為三大特點:第一是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結合愈來愈緊密,如高明的《帛書老子校注》,以出土帛書本《老子》為底本,以傳世王弼注本為主校本,另取敦煌卷本、道觀碑本、歷代刊本計33種為參校本。第二是既關心新詞新義的考證,又較注意吸收各種新的理論尤其是語義學方面的理論。特別是近十年來,資料和理論并重的傾向愈來愈突出。這種現象,無論是在論文中或是在專著里都有所反映,不必贅述。第三是海峽兩岸都成立了訓詁學會,訓詁學研究者可以經常聚集在一起,交流心得,互相切磋,討論一些共同關心的學術問題。另外有一些刊物如《中國語文》、《中國語言學報》、《古漢語研究》、《語言研究》、《詞庫建設通訊》等等可以不時發表一些研究論文。不少出版社還支持出版專著,使得訓詁學研究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景象。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古漢語研究》,創刊十年來,共發表古漢語方面的文章1094篇,其中有關訓詁學的文章就有339篇, 可以說是發表訓詁學文章相比而言是最多的一個刊物。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古漢語研究》是使訓詁學發展、繁榮的功臣之一。
  總而言之,訓詁學到今天的確有了相當快速的發展,對于祖國的文化事業,乃至對于世界,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二
  訓詁學的確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離開科學的訓詁學還有一定的距離。要使訓詁學盡快地前進,現在首先似乎應該展開甚么是訓詁學的討論,以形成共識。目前對于訓詁學的看法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1、劉師培認為:“訓詁之學與@②譯之學同, 所以以此字釋彼字耳。”(《中國文學教科書》)黃侃斷定:“真正之訓詁學,即以語言解釋語言。”(《文字聲韻訓詁筆記》181 頁)張世祿則明確指出:“依據中國訓詁學的性質來看,與其說是字義學,不如說它是解釋學。”(《訓詁學與方法學》,刊于《學術》1940年第三輯)這一類觀點在現代仍有相當影響。如臺灣三民書局1985年出版的《大辭典》就把訓詁學界定為“研究語言解釋語言,文字解釋文字的理論、方式、次序、條理、術語的學科。”(下冊4414頁)從這些事實也可證明,把訓詁學看成是與解釋有關的學科實有相當道理。但是訓詁學并不僅是解釋或研究解釋,它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研究詞義,過去稱之為研究字義,如關于字的本義、引申義等等的研究。
  2 、 何仲英指出:“訓詁是關系字義方面的一種專門學術。 ”(1934年《訓詁學引論》)王力認為“語言學也可分為三個部門:第一是語音之學,第二是語法之學,第三是語義之學。這樣,我們所謂語義學的范圍,大致也和舊說的訓詁學相當。”《龍蟲并雕齋文集》第一冊《新訓詁學》)這一類觀點在今天也仍有相當影響。如周大璞1984年再版的《訓詁學要略》中明確論定:“訓詁學也就是語義學。”由此可見,把訓詁學看成是與詞義(語義)有關的學科當有一定道理。但是,訓詁學并不僅是研究詞義。正如洪誠在《訓詁學》中所說:“訓詁學和詞義學有不可分割的關系,但卻不等于詞義學。詞義學是研究詞的性質、結構及其演變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詞,不包括句。訓詁學不但要了解詞義,還要講明句義。”其實,訓詁學不僅要了解詞義、講明句義,還要解釋篇章、闡述思想觀點、指明修辭手法等等,包括注音、辨字、校勘等各個方面。
  3、 把訓詁學說成是解釋學的解釋說和把訓詁學說成是語義學的語義說都有片面性,于是產生了一種綜合說。具有代表性的有二。一是陸宗達在《訓詁簡論》所說:從廣義的角度講,訓詁學“是包含在古代注釋和訓詁專書中的文獻語言學的總稱”。二是《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為訓詁學所作的界定:“中國語言文字學中一門傳統的解釋語詞和研究語義的學科。”(167頁)這一類綜合說, 比起解釋說和語義說顯然要“全面”得多,但并沒有能涵蓋訓詁學的全部內容。按照一般的說法,保存在古書注釋和訓詁專書中的訓詁內容,包括解釋詞義,分析句讀,闡述語法,說明修辭手段,闡明表達方式,串講大意,分析篇章結構,說明典章制度、文化習俗,校勘典籍訛誤等等(陸宗達《訓詁簡論》)。綜合說甚至包括不了其中的一半。因而有學者提出另一類綜合說,即齊佩@①róng在《訓詁學概論》中所說:“研究前人的注疏、歷代的訓詁,分析歸納、明其源流、辨其指歸,闡其樞要,述其方法,演為統系而條理之;更進而溫故知新,評其優劣,根據我國語文的特質提出研究古語的新方法、新途徑,這便是訓詁學。”這后一種綜合說在現代也仍有一定影響。但這種說法不像是對一門學科的界定,雖然有所指,卻并不十分明確,所以有一些學者將綜合性用來作為訓詁學的特征,而不用來作為訓詁學的界定,如許威漢的《訓詁學導論》(13頁)。由此看來,這兩種綜合說都不適宜作為訓詁學的定義。
  4、由于“解釋說”、“詞義說”、 “綜合說”用來作為訓詁學的定義都使人感到不太理想,于是有學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界定訓詁學,如洪誠的《訓詁學》明確提出:“訓詁學是為閱讀古代書面語服務的一門科學。”(1 頁)白兆麟的《簡明訓詁學》又進一步申述:“訓詁學研究的是如何綜合運用語言學各部門的有關知識,來解決古代文獻的語言障礙的問題。”從而認定:“訓詁學是漢語語言科學中的應用科學。”(17頁)這種界定,和“解釋說”有相近之處。解釋學有一種用義是指闡釋宗教經典涵義的學科,而訓詁學最初主要是闡釋儒家經典,后來才擴展為訓釋古代文獻,即不限于儒家經典。說服務于閱讀古代書面語和說成是解釋學,只是立論的角度不同,實質上沒有多大差別。要解釋、或閱讀古代文獻,甚至解決古代文獻的語言障礙問題,當然要綜合各學科的有關知識,如天文學、地理學、歷史學、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校勘學、經濟學、哲學等等的有關知識,而不僅僅是語言學各部門的有關知識。這種界定,或者說類似的界定,以前有學者論及。如張世祿曾指出:“中國訓詁學過去并非純粹屬于字義的理論研究,而是大部分偏于實用的研究,實際上,可以認為是讀書識字或辨認詞語的一種工具之學。”(《訓詁學與文法學》,刊《學術》1940年第三輯)最近也有學者談到,如黃典誠在《訓詁學概論》中指出:“閱讀古書的基本方法和系統理論,就是我們這里所要介紹的訓詁學。”(1頁)同書第二頁,他又明確論定:“解釋古書的學問叫做訓詁學。”可證他也是把“閱讀古書”和“解釋古書”看成是近似或相同的現象。說訓詁學是解釋學可以稱之為“解釋說”;說訓詁學是應用科學是一種工具之學,可以稱之為“實用說”。現在有一些學者指出訓詁學有一種實用性,實即從“實用說”來。為什么不把實用說作為界定訓詁學的內容,而只說有一種實用性,大概也是考慮到如此界定不太適宜。
  5、除了以上四種說法,還有另一種界定, 即胡樸安在《中國訓詁學史》所說:“訓詁學是書本子上的考古學。”(《自敘》)這種界定,一般的語言工作者不太容易接受,所以在有關訓詁學的論著里基本上沒有反映;有的訓詁學專著于以上四說皆有所涉及,如說訓詁學是重在研究解釋的科學、是以詞義的研究為核心、是一門應用科學、具有綜合性,就是不涉及考古說;有的學者在專著中引了胡樸安這一界定,卻認為這一說法近乎是一個比喻,輕輕帶過,不作具體評論。其實,考古說有一定道理。通常所說的考古學是指根據發掘古代遺物、遺跡等資料研究古代人類歷史、社會、文化的科學,一般指田野考古。但是,要研究古代的人文歷史,有時只靠田野考古仍然不夠,還需要輔以文獻資料以及有關文字材料。正如夏鼐所說,田野考古和整理傳世資料,兩者是不能偏廢的,都應該重視。所以,有相當一些考古學論著,除了引用田野發掘,也引用文獻資料。這說明,文獻資料與考古有關。而訓詁學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對于文獻資料的整理。經傳注疏就屬于這一類。經傳注疏里,甚至在其它古籍里,保存了大量古代社會、歷史、文化的材料,通過詮釋、考證,實有助于考古。從這種意義上說訓詁學是書本子上的考古學,也不是毫無道理。為什么訓詁工作者不屑一顧呢?大概由于對文獻資料有不同理解。在考古學家看來,文獻資料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兩類。作為研究材料兩者并重,但可靠性則是出土文獻要強一些,所以常以出土文獻來驗證傳世文獻。在訓詁學家那里,傳統訓詁學所研究的基本上是傳世文獻,所以不太關注出土文獻。因為不大利用出土文獻,文獻和考古之間的聯系就不太有感受。另外,也可能有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同的關系。考古學家研究文獻,常常著眼于文獻所反映的社會制度、軍事組織、氏族結構、經濟活動、家族關系、天文記載、地理沿革、生活狀態、官制變化、婚姻狀況、飲食烹飪、醫療衛生、糧食播種、征伐侵占、重大史實等等,由此考察古代社會、歷史、文化。從研究中常常深刻體驗到文獻和考古的關聯,感受到從文獻可以考古。訓詁學家研究文獻,常常著眼于文獻中的詞語所表示的意義、文字形體和意義之間的關系,本有其字的的通假和本無其字的假借兩者之間的聯系和區別、形聲字產生的條件和方式、形聲字聲旁的表義功能、詞義所構成的系統以及本字、本義、引申等等,由此考察古代語言的各個方面。從研究中常常深刻體驗到文獻和語言的關聯,基本不感受由文獻可以考古。看來訓詁學家不接受考古說并非有意拒絕,而是研究使然。不能不說是失之于偏。考古說有一定道理,但不宜因此而認為訓詁學就是文獻考古學。
  那么,訓詁學究竟是什么呢?其實,訓詁學就是研究訓詁的學科。訓詁包括需要說明、詮釋、考證的詞語,對詞語的說明、詮釋、考證以及各種說明、詮釋、考證的方法和依據的理論,其內容涉及人文科學的各個方面以及某些自然科學。訓詁學應該是和語言學、考古學、歷史學、文學、哲學等等并列的一個學科。過去把訓詁學和文字學、音韻學并列,也有的將之與詞義學并列,那是囿于傳統,小看了訓詁學。訓詁學就是研究訓詁的學科,是否妥當,尚待研究討論。這里只是拋磚引玉。如果學術界能對訓詁學的定義即什么是訓詁學進行重新認識式的深入討論,必將會產生更切合實際的界定,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把訓詁學研究引向深入。
    三
  近幾十年來興起了語義場和義素分析等學說,有一些學者引用來批評傳統訓詁學,也有的學者將之引入訓詁學,這是值得引起重視的現象。這一事實也說明,訓詁學需要理論。問題是需要什么樣的理論。是由訓詁學的研究中總結而來,還是現成的引入?有必要作某些探索。首無當然是對正在引進的語義場和義素分析等理論加以考察。
  語義場的“場”本是物理學術語(field),指作用力的范圍, 即物質相互作用的范圍。一些語言學家借用來創造出語義場這一術語,指“圍繞共同概念或圍繞詞匯意義相似特征而集合起來的詞群,其中各詞之間都有意義上的聯系。”(《蘇聯百科詞典》中文本1552頁)如:“英語中的man、woman、boy、girl及其它有關的詞”, “屬于‘人類’這一語義場。”(杰弗里·N·利奇《語義學》中譯本126頁)表面看來,語義場和一般所說的語義系統或詞義系統近似,所以,有學者把語義場解釋為“指義位形成的系統。”(賈彥德《語義學導論》92頁。義位一語可商,因不在本文需要論述的范圍之內,故從略)其實,叫語義場或叫語義系統關系不大,問題是如何研究詞義,即研究詞義的方法。傳統訓詁學一般是孤立地去研究單個的詞的意義及其在歷史上的發展,從而指出其在不同時代的異同和變化,但不太注意詞義之間的關系及其相互影響。這可以稱之為孤立性的研究方法。語義場理論,按照德國學者特雷爾(J·Trier)的觀點,認為詞只有作為“整體中的一個部分”才有它自己的“詞義”,所以要通過分析、比較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才能確定一個詞的真正涵義(伍謙光《語義學導論》95頁),也就是通過關系來研究詞義。這可以稱之為關系性的研究方法。如顏色詞白和黑,傳統訓詁學認為,后代的白和古代的白同,后代的黑與古代的黑同,此乃孤立地就白與黑本身而論。如果從關系性的研究方法而言,則結論與之略異。據研究,商代僅有表示顏色的詞白、黑、幽、黃、赤共五個,后代表示顏色的詞至少要多出一倍、兩倍甚至若干倍。則白與黑和其它各種顏色詞所形成的關系各個時代并不相同。是不是因此就把語義場理論的關系性研究方法簡單地接受過來代替傳統訓詁學的孤立性研究方法呢?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不能完全如此,只能吸收其長。仍以顏色詞為例略作說明。白與黑這兩個詞都有一個基點,古今的白與白、黑與黑,其基點應該大體相同,絕不能說不同。但是各時代的白或黑,其外延的確有所不同,因而也不能說各時代的白與白、黑與黑彼此完全相同。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同而略有差別。這樣的結論當然不是只用一種方法研究出來的。這其中就蘊涵著傳統訓詁學的研究方法。另外,語言中有相當一批詞是為了指稱某一對象才被使用的,當某一個詞被用來指稱某一對象時就具有了詞義,如商代漢語用帝來指稱上帝時就具有了上帝這一詞義。當時使用“帝”這個詞的人們可能并不明確“帝”這個詞是屬于哪個“整體中的一個部分”,也可能尚不清楚或者根本沒有考慮被指稱的對象有一個“整體”(現代的學者可以指出帝是屬于神這個整體的。但是商代未見神這個詞,當時很可能還沒有具備神這個類概念,也就談不上已有了神這個人們意識中的整體)而帝(無論是對象或是詞)是其中的一個“部分”(既無“神”這個整體,也就談不上“帝”是其中的一個部分),但卻清楚“帝”這個詞有上帝這一詞義。這一觀念與傳統訓詁學的看法基本吻合,看來是符合實情的。
  義素分析法,也稱構成成分分析法,或稱語義成分分析法。這種方法認為,詞義不是語義的最小單位,最小單位是義素。因而研究語義不應到詞義為止,而應將詞義再進行分析,指出是由哪些義素構成,并通過比較,說明和相近詞義的區別。從理論上來講有一定道理,但實際操作起來卻有一定困難。布龍菲爾德曾經指出:“我們沒有一種準確的方式來給象愛或者恨這樣的一些詞下定義,這樣一些詞涉及到好些還沒有準確地加以分類的情景——而這些難以確定意義的詞在詞匯里占了絕大多數。”(《語言論》中譯本139頁)在古代漢語里, 除了布龍菲爾德所指出的那些難以確定意義的詞之外,還有另外一些詞,其詞義所表示的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事物和現象,如上帝這個詞只表示上帝這一觀念,而上帝并不存在。又如鬼、神、妖、仙、靈魂等等也如此。這一類詞,愈是古代的語言愈多。這一些詞,下定義尚且很難,要進行義素分析可能更難,也許根本分析不出義素來。所以,英國學者杰弗里·N ·利奇在《語義學》中肯定地指出:“成分分析法作為一種詞義理論是有爭議的。”(中譯本165頁)義素分析法作為一種新興的學說, 需要很好加以研究、驗證,但不宜立即作為一種指導性理論引入訓詁學。對于其它與訓詁學有關的新興學說似也應如此對待。從古漢語研究、訓詁學發展的現實來看,義素分析當然可以進行,以便進一步考察其是非得失,但更重要的似乎是應將古代文獻中有一些詞語的意義究竟是什么考證清楚,并探索其意義的演化軌跡,考察古人的意識形態,更深入地了解古代社會。如先秦漢語有“吊詭”一詞,最早見于《莊子·齊物論》:“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后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后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吊詭。”郭象注“吊詭”曰:“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吊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成玄英疏“吊詭”曰:“夫舉世皆夢,此乃玄談。非常之言,不顧于俗。吊當卓詭,駭異物情。自非清通,豈識深遠哉。”均認為“吊詭”一詞,當是指奇異而有一定道理的言論。一般的人只感到其言論的奇異,而不識其有一定道理的深遠之意,所以被認為是“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是“非常之言,不顧于俗”。“吊詭”一詞后代沿用,但多用來表示怪誕、怪異、奇異之類的意義。如清沈德潛《說詩@③zuì語·卷下》:“王李既興,輔翼之者,病在沿襲雷同;攻擊之者,又病在翻新吊詭。”魯迅《墳·文化偏至論》:“而十九世紀末之重個人,則吊詭殊恒,尤不能與往者比論。”這樣,“吊詭”一詞就有了兩類用義,所以被譯成英語也就用了兩個不同的詞。一個用bizarre對譯, 見梁實秋主編《遠東漢英大辭典》394頁“吊詭”條。英語bizarre一詞有希奇古怪的、不同尋常的、離奇、奇特、不可思議、荒誕不經之類的意義。另一個用paradox對譯,見人民出版社《英漢百科翻譯大詞典》2004頁。  英語paradox一詞有似非而是的議論、反論、悖論之類的意義。 英語和漢語的詞義系統不同,有相當一些詞不是一對一的關系,“吊詭”和bizarre、paradox的關系即其一例。 從漢語和英語詞義之間的相應情況來看,用bizarre和paradox來譯“吊詭”是適宜的。但如果只用其中的任何一個詞來譯“吊詭”則是不全面的。
  從“吊詭”一詞的歷史發展可以知道它曾有過兩類用義,但有一定代表性的漢語詞典卻基本上只講其中的一類用義,如新《辭海》釋為“怪異、奇特”(上冊1354頁),修訂本《辭源》釋為“怪誕、奇異(第二冊1042頁), 《現代漢語詞典·補編》釋為“十分奇特, 怪異”(122頁),《漢語大詞典》釋為“奇異、怪異、趨異”(第四冊83 頁),臺灣三民書局《大辭典》釋為“奇異怪誕”(上冊1500頁),顯然都是不全面的。值得注意的是,各詞典所出例句大多是截取《莊子·齊物論》中的兩句話:“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吊詭。”如果只從這兩句引文來看,“吊詭”一詞似乎是表示奇異、怪誕之類的意義。但如果把這兩句話放回到原文的全文中,再參以郭象的注和成玄英的疏,即可以深深認識到,“吊詭”一詞所表示的實是奇異而有一定道理即似非而是的議論。這一點,編詞典者只要一核原文就能發現。同時也就明白,只引這兩句話作為例句,無異于是割裂原意。考證出“吊詭”一詞具有似非而是的議論,孤立地、表面地看來,似乎只是一個詞的用義,無足輕重。但從系聯的眼光深入地來認識,卻對了解古代漢文化關系重大。在此之前,我們從有關詞書只能知道,我們古人的意識形態里,僅有似是而非的觀念,而無似非而是的觀念,和整個人類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極不相稱,可以說是殘缺不全的,不能不使人感到遺憾。現在考證出了“吊詭”的這一用義,說明我們的古代文化早就有了似非而是的觀念,經核查,和似是而非觀念的出現,幾乎是同一時期,都在春秋戰國時代。由此可證,古代詞義的考證意義重大。從已有的成果和現有的材料來看,我國古代詞語所表示的意義,還有相當一些至今尚不清楚。詞義不明又如何分析義素。不管是否可以分析出構成詞義的義素,總是要先考證清楚詞義。可見,義素分析可以進行,但不能忽略了古代詞義考證。
    四
  傳統訓詁學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在分析、解釋詞語所表示的意義或對象時,要對表示詞的字進行結構解剖,以便“以形索義”;要對字的音讀、聲旁加以研究、考察,以便“因聲求義”;要對字的本義、引申義、概括義、虛化義、實指義等等予以探索、驗證,以便“比較互證”,確定該字所表示的詞在實際應用中的意義;要對詞的詞匯意義和語法意義進行辨析、考察、研究,以便斷定是實詞還是虛詞,是什么樣的實詞或虛詞;要對文例、異文加以類比、勘校,以便確定衍文、奪字、訛誤;要考證地名所指地點的地望,以便指出其行政歸屬或大體方位;要核實古代的某一君王究竟繼承了誰而又被誰所繼承,以便考定世系;要考察古代各國的興起、變遷、消亡,以便能準確地解釋某些歷史現象;要研究各時代的軍隊組成、行政建制,探索各時代各種官吏的職掌,以便比較分析各時代社會制度的異同及其變化;要考察各時代各國的貨幣、稅收、貢納、供給、市場、交易等等,以便指出各時代各國的經濟狀況;要研究各種道德觀、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學術觀的興起、影響、演化,以便解釋某些詞在某些情況下的特別用義;要考證各時代各國上層的政治斗爭、王位爭奪、大臣弄權、各種陰謀、各類政變、高級官吏和人民大眾的動向,以及各種類型的結黨和盟會,以便從政治的角度對某些詞的某種用義加以詮釋;要研究各時代各國的歷法、樂律、繪畫、雕塑、工藝、制造、服飾、車輿、舟船、器物、法律、用刑等等,以便更深刻地、細致地、多方位地認識各時代各國的現實,等等。上述的各種考察、研究、探索、考證,都是為了更好地訓詁和研究訓詁。這一切無疑涉及到了天文、地理、社會、政治、經濟、鑄造、建筑、音樂、法律、藝術、飲食、交通、文字、音韻、詞匯、語法、修辭、校勘等有關學科。為什么讀古人的某些注疏和有關專著如王念孫《廣雅疏證》、孫詒讓《周禮正義》等,使人感到豐富多彩、博大精深,上述各點即所謂的綜合性是很主要的原因。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科學進步、分工愈來愈細的趨勢,也由于殷墟甲骨文和敦煌韻書殘卷的發現,以及《馬氏文通》、《中國音韻學研究》等專著的問世,我國的傳統語文學逐漸分解為音韻學、文字學、古文字學、語法學、詞匯學、訓詁學、修辭學等有關學科。又因為有些學者受了外來詞義學的影響,把詞語所指稱的對象和所表示的詞匯語法意義,均作為詞義來對待,不再深究、求證或不再過問詞語所反映的與考古、考史有密切關系的天文、地理、政治、經濟、法律等等的內容,以至訓詁學被弄得來有點象是古漢語詞義學。另外,近幾十年來,從傳統語文學分化出來的各個學科以及有關的學科,在各自的軌道上單線前進,大有道不同不相與謀的架式,學科內的問題研究愈來愈深,學科之間即所謂邊緣問題卻不大有人問津,滲透、互補之類的現象則更少有人研究,真有點象現在的醫學界那樣,專科醫生到處都有,就是缺乏能夠綜合考察的專家,以致誤診時有發生。這當是科學發展分工愈來愈細帶來的伴生物,好像假是真的伴生物,謬誤是真理的伴生物一樣,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古代文獻是古代漢語的作品,有點像人的肌體,需要有專科醫生,但也不能缺少綜合考察,即需要文字學、音韻學、語法學、詞義學、校勘學、修辭學等有關學科,但也不能缺少傳統訓詁學那種綜合治理。如“用”字,殷商甲骨文一直到后代均可用作動詞。值得注意的是,殷商甲骨文的“用”作為動詞,它的賓語即為動作對象,都是具體、實在的,如“用五牛”(《甲骨文合集》1987)、“用二牢”(《合集》27314)等等。到了周代金文則略有發展,“用”的賓語即動作的對象,開始有了不具體、不實在的,即開始以抽象的觀念、意識作為賓語,《中山王壺》的“不用禮義”即其一例,其它如《師@④鼎》的“用乃孔德@⑤純”也是如此。后代的“用巧”、“用智”、“用德”、“用心”當由此發展而來。殷商甲骨文的“用”未見用作介詞,周代的“用”卻大量用作介詞,《作冊令方尊》的“用光父丁”,《師遽方彝》的“用@⑥萬年無疆”、《@⑦伯簋》的“用祈屯錄永命”、《曾伯@⑧蓋》的“用盛稻粱”等的“用”均如此。用作介詞的“用”當由動詞虛化而來。殷商甲骨文的“用”未見用作連詞,周代卻大量用作連詞,《史獸鼎》的“對揚皇尹丕顯休,用作父庚永寶尊彝”(用作,因而作)、《師望鼎》的“王用弗忘圣人之后,多蔑歷錫休”(用弗忘,因為弗忘)、《梁其鐘》的“用天子寵、蔑梁其歷”(用天子寵,由于天子寵愛)等的“用”均如此。這類用法當由介詞虛化而來。表面看來,“用”由動詞虛化為介詞,又由介詞虛化為連詞,屬于漢語語法史的范圍。其實,這種考察是從釋讀銅器銘文開始,在探索文例文意中所得的認識,是用訓詁學方法研究得來的結論,與訓詁學有極大的關系,也可以說是訓詁學的內容。又如后代的唯、維、惟、推、誰、@⑨等字均由“隹”字孳乳而來,其初皆寫作隹。如《甲骨文合集》三七八三五:“隹王二祀。”隹用作后代的唯,為助詞。《令簋》:“隹丁公報。”隹用作唯,起提前賓語的作用。《中山王壺》:“隹逆生禍,隹順生福。”隹用作唯,是副詞。《@⑩簋》:“有余隹小子,余亡(無)@①①晝夜,經雍先王,用配天地。”隹用作@⑨,為連詞。《中山王鼎》:“非恁(信)與忠,其隹能之?”隹用作誰,為疑問代詞。這一些現象可以證明確是先有隹,后來才有孳乳字唯、誰、@⑨等。原來寫作隹者,在流傳過程中一般說來會有人根據其所用,將之改寫為唯或@⑨或推或誰等等。改寫者如果水平不高,難免會改得不準確。也可能改寫不誤,而由傳抄者致誤。還可能有某些別的原因而產生一些交叉現象。如《莊子·天運》:“孰居無事,推而行之。”《經典釋文》:“推,司馬本作誰。”按常理字本作隹,改字者按自己的理解,一改寫作推,一改寫作誰。又如《詩·陳風·墓門》:“知而不已,誰昔然矣。”聞玄箋:“誰昔,昔也。”《爾雅·釋訓》:“誰昔,昔也。”郭璞注:“誰,發語辭。”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字本作隹,實用作唯,為語首助詞,由于改寫者誤會而成了誰。再如《荀子·性惡》:“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也是字本作隹而用作@⑨,由于誤會而改成了唯。《墨子·尚賢中》:“故@⑨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以此故也。”則是字本作隹而用作唯,傳寫誤作@⑨。類似現象如《莊子·庚桑楚》:“唯蟲能蟲。”《經典釋文》:“一本唯作@⑨。”《老子·三十一章》:“@⑨小,天下莫能臣。”漢帛書甲本、乙本@⑨作唯,這一些現象,曾被認為是通假所造成,如說唯讀為@⑨。但從隹字孳乳及后人襲用、改動來看,可能并非全由于通假,甚至可能大多不是由于通假。這些現象分離開來看,文字孳乳宜屬于文字學范圍,說成是通假可歸于音韻學或訓詁學范圍,版本不同可歸于校勘學范圍。而綜合起來考慮則是傳統訓詁學的范圍。當然以綜合考慮為好。再如,《珍秦齋古印展》著錄一方半通姓氏私印,印的四側有錯銀箴言款字六個。這六個字從哪一個字開始讀,如何斷句,如何理解,至今仍有不同意見。有的認為當讀作“忿@①②(深)冥,欲毋思”,“殆男女相怨之語”。(馬國權《珍秦齋古印展·序言》)也有的認為當讀作“毋思忿,@①②(深)冥欲”,相當于《易·損》象傳中的“懲忿窒欲”,是“制怒寡欲”的意思。(董珊《秦郝氏印箴言款考釋》)這里不打算評論是非,只是舉例說明,這兩種意見基本上都是用傳統訓詁學方法加以考證所得出的,包括文字、音讀、通假、詞義、斷句、文例、語意等等各方面的分析,是一種綜合性考慮。綜合以上各例,可以大體上看出:重視學科之間的分工是需要的,但不宜輕易放棄傳統訓詁學綜合研究的考釋方法,只考釋詞義。相反,應該更好地吸收各學科的研究成果,同時充分發展傳統訓詁學綜合考慮的長處,重視有關學科之間交叉現象的探求。
  這里要特別說明一點:訓詁學的傳統是面對傳世文獻的,它的很多課題都是針對傳世文獻的訓釋、纂集、考證材料,例如假借、破讀、形訓、義訓、聲訓、校勘中的意校,等等。如果沒有大量的傳世文獻提出的問題,根本不可能有訓詁學。為了發展訓詁學,在今天有必要利用出土文獻,使訓詁學更豐富,更科學,但出土文獻決非是主體。本文只是指出要利用出土文獻并作必要的強調,多舉了一些出土文獻訓詁的事例,但并非要改變主體。
  總起來講,改革開放以來,訓詁學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但展望未來,似有必要首先深入開展什么是訓詁學的討論,并重新考察傳統訓詁學所用的各種術語,在理論建設、古代詞義考證方面多做工作,注意吸收有關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發展傳統訓詁學優長,傳統訓詁學必將很快發展為科學訓詁學。這應該是歷史的必然!
  本文初稿完成之后,王寧先生和《古漢語研究》編輯部的各位先生曾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見,特此表示謝忱。
古漢語研究2長沙2~10H1語言文字學趙誠19991999作者單位:北京中華書局;郵編:100073 作者:古漢語研究2長沙2~10H1語言文字學趙誠19991999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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