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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偶然性的重合——古都史話之一
歷史偶然性的重合——古都史話之一
雷池月     阅读简体中文版

本文原載《書屋》2003年第五期

   北京是六朝(遼、金、元、明、清、民國)故都,在封建皇朝專制制度下,北京人作為天子腳下的臣民,難免不有一份高人一等的傳統心態。有這樣一則笑話:北伐以后,北京改名北平,老京城的居民如遇到別人問及籍貫,便貌似自嘲地答曰:“小地方,北平!”這當然不是出于自謙,而是要發泄心頭不平衡的感受。那時的北京,居民不過百萬,究竟得到過些什么實惠,不得其詳,但世面是見得多的,皇家的婚喪大典、官吏們的內遷外放、荷槍實彈的八國聯軍、殺進殺出的北洋軍閥……都是外省邊陲的百姓做夢都想像不出來的“宏大場景”,所以,即使僅僅是出于一種見多識廣的優越感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現在的北京,人口已逾千萬,這種超自然的膨脹很大程度上是過去幾十年間“摻沙子”一類行政行為造成的后果。當年許多人,戶口進了北京,自豪感、優越感便油然而生,因為北京是“祖國的心臟”,是“紅太陽”居住的地方,進了“心臟”,而且就在“紅太陽”的身邊,這是多么巨大的精神鼓舞!至于物質的實惠也不少,即使在最困難的時期,每個月比外地還多二兩油票,趕上什么游行慶典、迎送外賓之類活動,還能發三兩糧票……總之,北京居民的傳統優越感,并非妄自尊大,而是所來有自,合情入理。

    世界歷史上大帝國的首都居民,都有這種位居“心臟”的優越感,這很自然,因為這類都會是中心的中心。帝國首都的中心地位的形成不外乎兩種情況,一是作為經濟中心的自然作用和作為政治中心的人為作用相輔相成,像倫敦、巴黎、東京、柏林都屬此類;一是統治者出于單純的政治和軍事目的的刻意營造,這類都城的衰敗往往在王朝的傾覆之后旋踵而至,比如蒙古帝國的和林和上都,現在能在遺址上找到一磚一石便是珍貴文物,都城的影子都沒有了。至于北京的情況則有些特殊,一方面,它有近九百年的建都歷史,而且現今又是全國舉足輕重的經濟中心;另一方面,它確實缺少一個經濟中心都會所必需的地理和資源優勢,而只是從一個重要的軍事據點通過一連串歷史政治因素的作用演變成世界史上象征意味最豐富的特大都會。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政治原因帶來的偶然性是如何在這個演變過程中一再地重合,最后造成這個世界上獨特而壯觀的異象。

    如果不算作為周諸侯(燕)王城的那段歷史,第一個把北京定為都城的是唐天寶年間的叛將史思明。他在范陽自立為大燕皇帝,兩年不到,被自己的兒子史朝義殺掉了。史朝義掙扎了兩年,于763年自殺,范陽重回大唐治下。史思明定都范陽,除了因為這里是他的老窩,當然也有戰略上的考慮。范陽(古稱幽州,今之北京)地處偏遠,北枕燕山,天然屏障;東出長城,回旋余地大;南下則距中原近而距長安遠,逐鹿失利,退守舊巢,唐朝定有鞭長莫及之憾。不過,這都是他一相情愿的如意算盤,盡管擄掠河北、河南尚稱順手,卻因恣行兇暴,令兒子和臣下自危而搶先出手,暴死軍中,根本沒能回到范陽去了。

    北京的又一次被定為帝都,是在一百八十年后。公元938年(遼會同元年),遼太宗耶律德光定幽州為南京(一稱燕京)。就在這前一年,遼(契丹)人才從石敬瑭手中得到這塊土地。石敬瑭奉送燕、云十六州(包括幽州)給契丹人以后,直到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達、常遇春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四百多年間,漢族人再沒有統治過這個地區。所以,歷史上(特別是異族入侵漢民族危機嚴重的關頭)石敬瑭挨罵真不少。其實,石敬瑭倒也并不是一個沒心沒肺的家伙,史書上說他“沈厚寡言”,以勇武“名動軍中”,在李存勖、李嗣源帳下都立過大功,他向遼人獻地很可能是一種權宜之計(不然也不會有十年以后后晉石重貴和耶律德光之間的大戰),因為他不借遼兵無法戰勝殺死他岳父李嗣源的篡逆李從珂,更不可能身登九五(“割地”這種所謂“妥協的藝術”對一切時代的政治野心家來說,都能心領神會,無師自通),至于五百年收不回來的后果是他決不可能預料到的,而且也不能由他負全部責任。而遼人當時只看重擄掠,對治理漢人地區興趣并不大,甚至覺得麻煩。正是為了解決這個難題,他們才采用了“一國兩制”,基本上按民族把國家分成南北兩個地區,實行不同的管理政策。得了幽州,耶律德光不無得意,匆匆忙忙把它定為南京,原來的南京(遼陽府)改為東京,其實政治中心還是在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巴林左旗境內),一直到了1007年(統和二十五年)圣宗耶律隆緒才把宮室正式遷到了中京(今內蒙寧城)。這個動作表明遼國政治重心的南移。又過了三十七年,興宗耶律宗真為了更便于指揮和開展對北宋和西夏的外交和軍事行動,將云州升格為西京,但中京仍是國家的首都,所謂“中京四方之極,朝覲各得其所”。游牧民族短時間內很難改掉居無定所的習慣,這個秉性契丹人可謂尤為其甚,《遼史·營衛志》中寫道:

    ……天地之間,風氣異宜,人生其間,各適其便……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為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為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缽”。

    四時各有“捺缽”,而且是“每歲……周而復始”。春捺缽在鴨子河濼,從中京出發,要走兩個月,主要活動是,鑿冰取魚,冰化了,就放海冬青獵捕鵝雁,“春盡乃還”。夏捺缽則“無常所”,反正是境內的納涼避暑勝地,一般四月中旬動身,七月中旬返回。秋捺缽的活動以狩獵為主,可能時間較短。冬捺缽基本沒有戶外活動,只是在一個叫廣平淀的地方“貓冬”,因為那里“冬月稍暖”。皇帝去捺缽,重臣們都得隨行,因為游獵之余,也“議國事”。試想,對于如此一個一年到頭游蕩遷徙的中央政府,都城究竟還有多少意義?中京或許還要保持它在朝儀、外交方面的象征作用,其他各京恐怕也就是徒備一說罷了!清人陳維崧那首頗為有名的詞(《滿庭芳·過遼后梳妝樓》)寫道:“……想象回心宮院,鈿箏歇,含淚梳頭。青史上……一樣擅風流。堪愁,成往跡,繚原敗壚,滿目殘秋,便脂田粉塏,零落誰收?……”宮怨纏綿,興亡感慨,極盡煽情之能事。然而我總懷疑這個遼后妝樓的實在性,因為遼的中京被金人徹底地毀廢了,而南京(即今北京)更不可能在五百多年后還留有什么宮室的遺址。陳維崧的《滿庭芳》開篇寫道:“細馬輕衫,西風南苑,偶然人過金溝。道旁指點,遼后舊妝樓。”這“南苑、金溝”似可證明他所指正是今豐臺區一帶金中都的故址所在,而詩人確認為遼后妝樓,也只是據“道旁指點”之說,風聞附會,以興以賦,自古已然,不足征信。

    總之,幽州(今北京)從來不是遼的首都,它真正成為首都是在1153年(金貞元元年),此時距金滅遼已有二十八年之久了。1122年(金天輔六年),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軍隊把遼天祚帝趕到了燕山以西,完全控制了遼屬的河北、遼西地區,并順利地占領了遼的南京(今北京)。在對遼戰爭中,金與北宋是盟國,當初曾有協議,驅除遼人以后,燕、云故地要歸還給宋。1123年阿骨打突然死了,金國的大臣們主張毀約,金太宗完顏晟卻說:“是違先帝之命也,可速與之。”于是,幽州(北京)在被異族統治近兩百年后居然又“回歸”了。不過這次回歸真可謂是曇花一現,北宋人大概還沒來得及開府建衙、籌措防務,金國的大兵又打了回來。1125年春二月,金兵占領了幽州,改稱為燕京。金的首都在上京(今黑龍江阿城),它把遼的上京改為北京,東、中、西各京一仍其舊,獨缺一個南京,其用意不言而喻,顯見對廣大南方抱有強烈的領土野心。果然,軍事行動隨即開始了,第二年就滅了北宋。1149年,海陵王完顏亮登基稱帝。1153年,完顏亮把朝廷從上京遷到燕京,并命名為中都,這才是北京真正成為首都的開始。

    完顏亮是金史上很有色彩的一個皇帝,集陰險、殘暴、荒淫、虛偽于一身,他十分垂涎江南的花花世界。據說他聽歌女唱柳永的《望海潮》一詞:“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立馬吳山之志”。惜乎他的南征不順利,于是下決心高標準建設自己的宮殿園林。史書上說:他“營南京(今北京)宮殿,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率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遍傅黃金而后間以五彩,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這家伙可算是開發建設北京的始作俑者,可惜他的金中都后來竟完全沒有被忽必烈看上,只有東北角一小塊和元大都遙遙相望,幾經戰亂,今天只剩些破磚爛瓦了,否則北京本可以多幾個旅游景點,增加些門票收入,不說別的,圍繞著完顏亮就能編出幾篇精彩的導游詞來,準能吸引人。如果有老板愿意投入,招募幾個臉皮厚點兒的俊男靚女,就依據馮夢龍的《醒世恒言》話本里《金海陵縱欲亡身》那一卷,編它個四十集的電視連續劇,一準比《還珠格格》還要火。

    金中都維持了五十年。1213年,成吉思汗大軍南下,橫掃河北。燕京(成吉思汗改稱中都為燕京)周圍的州縣全被他占領(整個河北僅十一城未下),但燕京他卻沒有殺進去。1214年三月,蒙古大兵住在燕京北郊,將士們都想進城擄掠,可成吉思汗不同意,他派人進城給金主傳話:“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于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彌我諸將之怒耶?”真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殺人無算的“一代天驕”,居然不愿意迫人于險,怕老天對自己有看法。不管他當時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他確實沒有進北京。剛剛即位的金宣宗哭笑不得之余,趕緊抓住了這個求和的機會。和約是簽了,但中都卻無論如何再也住不下去,一個月以后,金把國都遷到了南京(即汴京,今開封)。北京第一次作為首都的歷史到此結束。遷都以后的金政權又茍延了二十年,那是一段在屈辱和恐懼中等待滅亡的悲慘歲月。至于中都(今北京),1215年就被蒙古人占領了,那時候的蒙古人還不懂得建設都城的重要意義,他們的政治中心從曲雕阿蘭到和林再到上都,遷來遷去始終在大漠深處。此后的半個世紀里,一度繁華的中都(燕京)逐漸被荒廢和遺忘了。

    雄才偉略的忽必烈意識到,大帝國必須有一個與之相稱的大首都。他即位不久就開始籌劃此事。他派出了一個以劉秉忠(即子聰和尚)為首的考察組替新都選址,并很快批準了考察組“定都于燕”的建議,于1264年(至元元年),將燕京又改回叫中都,長設的中央機構逐步轉移到此(每年四到八月仍隨皇帝回上都避暑)。1267年(至元四年),建設新都城的宏大工程計劃正式破土動工。新城位置就在中部的西北面,面積相當于中都的三到四倍,這可真是歷史上不多見的大“項目”,投入的人、財、物力且不論,光時間就費了整整十年。為了確保工程的順利進行,忽必烈委任河北最大的地方勢力頭子(所謂“世侯)張柔判行工部尚書事,他兒子張弘略(大名鼎鼎的張弘范的哥哥)為筑宮城總管。工程進行到第六年(1272年),城墻宮室粗具規模,忽必烈下令,中都改名為大都,北京從此成為世界歷史上無論規模和影響都首屈一指的都城。

    忽必烈為什么選擇燕京這塊地方建設自己的首都呢?大概有如下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他從年輕時起就仰慕漢文化,所謂“在潛邸時,訪求賢才,虛己咨詢,延聘四方名士,問以治道”。到他哥哥蒙哥(憲宗)即位以后,更是委托他管理“漠南漢地軍國庶事”。他一心想做個文治武功獨步古今的中國皇帝,而不是在荒野大漠里妄自尊大的可汗,因此,都城遷入漢地勢在必然,否則何以為華夏天子?

    第二,他畢竟是蒙古人,有他獨特的戰略考慮。凡漠北關外崛起然后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始終對發祥地保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并且本能地視之為永久的大后方。因此,都城盡管設在漢地(便于統治和享樂),但卻不宜過分遠離大后方,以免險生不測時進退失據。事實證明,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戰略遠見,一百年后當徐達、常遇春的軍隊挾風雷之勢直逼燕京,元順帝能帶著子孫嬪妃及扈從兵馬從容北遁,就是因為大都去口外不過百數十里,倘都城遠在南方,就決不可能通過人煙密集的漢族地區而逃歸漠北,也就沒有后來的北元政權和韃靼王國了。

    第三,高寒地區的民族怕熱不怕冷,對中原氣候很不適應。唐時吐蕃占領長安,十二天就自動撤軍,后晉時契丹進占開封,也只住了三個月,水土不服無疑都是重要原因。耶律德光(遼太宗)全勝班師時就說過“汴州炎熱,水土難居”的話。蒙古人抗熱的能力恐怕比契丹人更不如,為此他們才會在每年四到八月不辭車馬勞頓到上都去避暑。北京不算太熱,而且離上都也較近,不失為理想的定都之所。

    第四,當時北京具有為建都提供后勤支持的資源和條件。在這方面,水是被放在第一位來考慮的。中國北方地區因為缺水致使生態不斷惡化,再加上戰亂等原因,凋敝的農業經濟很難承受起一個帝國首都所帶來的沉重負担。趙匡胤當年混一天下之后,一直想把都城從開封西遷,先洛陽,后長安,分兩步走。但最終一步也未能走出,主要原因就是上述兩個故都“京邑殘敗、宮闕不修;年食不充、畿內民困”。當然,開封情況也好不了多少,但至少一免遷徙之費,二享漕運之便——江、淮之米可逆汴水而直達。在忽必烈時代,元大都地區卻堪稱水源充足,而且他身邊又有一位杰出的水利學大師——郭守敬,不單是修鑿多條渠道,在畿輔周圍灌田萬頃,而且把昌平和西山一帶的泉水引入積水潭,然后由南面出城再東拐,直達通州,連接京杭大運河。從此,江南的糧食就可以從河道或海道一直送進北京城內。忽必烈看準了水是保持大都繁榮穩定的基本前提,在這方面,他也舍得投入,于是,此后的幾十年間,北京發展很快,南方的一些廢都、故都漸漸地不能望其項背了。

    然而,統治中心遠在北隅,只怕終究還是有失算的一面。南方漢人多,經濟發達而又受壓迫最深,造反是遲早的事,中樞遠隔,鎮壓當然比較不便。后來紅巾軍一起事,南方聞風而動者不計其數,稱王稱帝者比比皆是,只是靠著這些人熱中于互相火并,元朝政府才得以多混了兩年,因為它根本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雖然有個王保保(擴廓鐵木兒),本事十分了得,無奈顧此而失彼,終究無力回天。

    從江淮起家的朱元璋,當然不會把國都建在北京,這倒并非因為他是南方人,怕冷,而是回顧歷史,從未見過漢人大帝國把統治中心放在偏遠北隅的先例。朱元璋對南京一開始并不滿意,六朝金粉,齊梁故事,開國君主,誰能不忌諱?他曾經想過建都于北宋故都開封,以表民族光復之意,但后來被迫放棄,因為其時由淮入汴已經不能順利通航,漕運沒有保證,建都從何談起?于是他鐵下一條心定都南京,這里畢竟是他的老窩。既然立了新都,那規模就一定要壓倒元朝的大都。大都城周長28600米,而南京城南北長10.5公里,東西達5.1公里。這是他為千秋萬世的基業所做的準備,講究的就是氣象恢弘。可人算不如天算,他沒想到南京作為大明帝都只維持了五十二年(嚴格說來三十四年而已,成祖朱棣登基之始就已有遷都的打算)。

    歷史的巧合有時無法用邏輯去解釋。當1403年明成祖朱棣從他侄兒建文帝手中奪得皇位的時候,他決定要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即元大都,那時叫北平府)去。他當然知道朱元璋在南方建都的道理,但他也有自己遷都北上的緣由。朱棣當年被封為燕王,建藩于北平。親王入承大統,對自己的“潛邸”所在總是情有獨鐘的,何況乎他之得天下,手段又不甚光明,南京政府里以及南方各省軍民反對他的人為數不少,置身于這種生疏甚至充滿敵意的環境里,盡管他對公開的反抗分子使用了敲牙割舌、零刀碎剮、株連十族等殘暴刑罚,也未必能完全消除自己內心深處那份潛在的恐懼。此外,朱棣出身軍伍,對防務很在行,并曾幾次親率部隊追剿元軍殘部于大漠深處。他知道蒙古人雖然分裂成三大部(韃靼、瓦剌和烏梁海),但他們的武裝力量還遠未被消滅,此后將仍然是大明帝國的邊防大患。面對這種形勢,他一方面從政治上進行分化,孤立韃靼,籠絡瓦剌和烏梁海(他甚至讓烏梁海的部隊參與他南征的內戰,后來還割地給烏梁海“以償前勞”);另一方面就是采取積極的防御政策,所謂修城繕甲、秣馬厲兵。顯然,如果他親自坐鎮北方,會更有利于上述方針路線的執行和貫徹,也有利于就近指揮作戰和保障后勤支持。

    不過,朱棣的遷都計劃并沒有一步到位。雖然1403年(永樂元年),他就宣布了建立北京,將北平府改為順天府,但這只不過使北京取得了陪都的地位,南京仍然號為京師,也就是首都。不過北京這個陪都不同尋常,它一開始就建有一套肝膽俱全的政府機構,設有北京留守、行后軍都督府、行部、國子監等等。所謂“行”,就是中央派駐的意思。北京的行部是六部的綜合機構,設尚書兩人、侍郎四人。六部的具體業務,由郎中等官員分工負責。首都沒有立即北遷,一則因為朱棣心虛,方孝孺寫下的那一個“篡”字總讓他心驚肉跳,他要為自己批上一件合理合法的外衣,就必須努力扮演孝子形象,以凸顯他本人作為朱元璋最寵愛的四王子的身份,這樣“清君側”才是責有攸歸、義不容辭的壯舉,既然是孝子,有些事就不能操之過急;二則他對自己的帝業期望值甚高,而偉大的帝國不能沒有偉大的首都。他決心在北京修建最宏大富麗的宮室城池。這需要時間,更需要財力和物力的準備。

    到了1406年(永樂四年),朱棣開始在北京大興土木。此時他不再怕別人的議論,一則權力的基礎已被他夯實,二則“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父親去世已經八年,自己登基也滿三年了,就算誰還有膽量說,也說不出多大名堂了。因為規模大,要求高,基建工程足足費時一十五年,直到1420年(永樂十八年)冬天,才基本完工。朱棣確實是北京城市建設史上貢獻卓著的人物,今天北京二環以內城池宮室的規模和格局就都是他那個時期留下來的。這且不說,只要看看他為自己營造的陵墓是如何的空前絕后,便可以想見他的好大喜功真可謂無與倫比。長陵的棱恩殿所使用的粗大楠木出自川、鄂、黔等省的深山中,采伐和運輸之難超乎想像,當年因勞累和疾疫死傷的民工不計其數,而補充勞力的重要手段竟是動員判死罪以下的囚犯參加——只要能活下來,就赦了他們的罪(由此可見活下來之不易)。紫禁城里那些很能激發愛國熱情的紅墻黃瓦間不知凝聚著多少百姓的冤魂!運大木到北京的艱難和悲慘,《明史》和明人的筆記中都有過詳細的記載。

    1421年(永樂十九年)春天,朱棣遷都到北京,北京改稱京師,老京師變成了陪都南京(應天府)。朱棣回到北京后,只活了三年半時間就在征蒙古的途中病死了,皇位由他的兒子朱高熾繼承。歷史上常有這樣的現象:一代梟雄的繼承人(兒子)卻生性文弱、心存仁厚,而且,兒子在政治上不以老子為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朱元璋的太子朱標和朱棣的太子朱高熾便正好都是這種情形。朱標對父親的大肆殺戮曾當面表示不滿,氣得朱元璋拿起畫軸當棍子要揍他;朱高熾也一直不支持父親的許多政策(包括都城北遷),他一即位就宣布要還都南京,取消北京的京師稱號,北京都司也復稱行在。不過,他和朱標一樣,短命,皇帝當了不足一年就死了,由兒子朱瞻基繼了大位。朱瞻基(宣德帝,廟號宣宗)在位十年,既沒有取消他父親南遷的成議,也沒有實施南遷的行動,其未能決斷的主要原因當是出于大局安危的考慮。他有兩個叔叔——漢王高煦和趙王高燧,一向都不安分。高煦的性格作風很像他的父皇朱棣,高燧則最得朱棣的寵愛,兩人之間矛盾自然不少,但在構陷哥哥高熾這點上保持高度一致。朱高熾的太子生涯可說相當黯淡甚至悲慘,當了皇帝以后,還每每回憶起這些往事而在宮中流淚,但他并沒有對兩個弟弟采取報復手段,相反還多方給予安撫,一時間那兩個倒也無由作亂。然而政治野心是安撫不了的,仁宗(高熾)一死,不到半年,高煦就反了,他以為天賜良機,終于可以和他父親一樣從侄兒的手上奪取江山了。由于朱高煦人望很差,力量又太單薄,他根本沒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夢想,一戰即潰,被生擒回京。怎么處置這個特殊身份的俘虜,成了朱瞻基面臨的一道難題,臣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只好無限期關起來再說。幾年后,寧王朱權(瞻基的叔祖)上書請求赦免高煦,宣宗決定到獄室去看看這位叔父是否有悔改之心,誰知在牢房里被高煦伸腿一勾,撲面摔倒在地。這下什么難題都不再成其為難題了,朱瞻基叫人抬來一口三百斤重的銅缸(想必就是故宮里消防用的大水缸),把高煦扣在里面,周圍點燃木炭,一直燒到把高煦焙成干灰。朱高煦起事的地點在樂安(今山東樂陵一帶),后來天津、山東一線的都督、指揮等駐軍將領以參與高煦謀逆罪被處死的多達六百四十余人,而這里正處于北京到南京的交通要沖,當時遷都不便自然是意料中事了。而且,就算能順利成行,到了南京,北方的局面能放得下心來嗎?——除了高煦的余孽,還有一個趙王高燧,封地在河南彰德。

    明朝的定都問題一直到1441年(正統六年)才最后解決。這年,朱瞻基的兒子朱祁鎮(英宗)頒詔,定北京為都,復稱京師。像貼餅子一樣翻來覆去折騰了多少回,北京的國都地位總算確立下來了,但后來的歷史證明,這對于明朝來說卻并非一件好事。作為國都,北京實在過于接近邊境(而且是最具威脅的邊境),因為這點,一次又一次地給明朝造成災難性的后果,最后政權的覆滅也不能不說與此有關。就在朱祁鎮定都北京之后八年(1449年),崛起的蒙古瓦剌大舉入寇,直迫京畿,把持朝政的太監王振攛掇皇帝御駕親征,結果在懷柔土木堡一場大敗,連朱祁鎮本人也當了俘虜。皇帝被抓走了,怎么辦?北京城里亂成一團,“群臣聚哭于朝,議戰守”,有人主張遷都南京,以于謙為首的主戰派極力反對,他們担心,一旦遷都,就會像宋朝南渡一樣,再也回不來了。為了保衛這座孤立在敵前的首都,于謙立下了不朽的功勛,朝廷可是受盡了驚嚇。事實上,當時如果沒有于謙領導下北京保衛戰的勝利,蒙古軍隊定會把北京城燒殺擄掠一空,明朝的國都還能在此重建嗎?難說!瓦剌未能在軍事上進一步得手,便最終同意把英宗祁鎮放回來,交換點實在的好處。可是北京城里早已經讓祁鎮的弟弟祁鈺(景泰帝)即了皇位。朱祁鎮大概自覺無顏,只好認命,去過所謂太上皇的日子,直到1457年,在石亨、徐有貞等政治野心家操縱下,利用朱祁鈺病重之機,演出了一出奪門復辟的鬧劇,改元天順,又干了八年,成為明朝惟一擁有兩個年號的皇帝。宮廷政變是封建皇權專制制度下一種屢見不鮮的政治現象,雖然十分丑惡,但驚險刺激,極富戲劇性。在紫禁城朱紅色的大門后面演出過的無數幕這種丑劇,事后雖然只為市井小民提供了茶余飯后饒有興味的談資,當時卻還是極大地影響到天下蒼生的命運,許多人的生死貴賤、陟罚臧否往往就在一個晚上判若云泥。

    當蒙古人的勢力逐漸衰落下去時,女真在滿洲卻一天天強大起來。1616年(明萬歷四十三年),努爾哈赤建立了后金國,此后不過幾年工夫,“東事”便成了明朝政府面臨的頭等大事。崇禎二年,皇太極帶領人馬從洪山口、大安口兩處入關,破遵化、越薊州、取順義,直薄京城,先是屯兵德勝門,后來移營南苑,在蘆溝橋大勝一陣后,進攻永定門,明軍倉促應戰,又是一場大敗,兵部侍郎、總兵、副總兵等指揮官相繼戰死,這時的北京真可謂危如累卵。好在滿人對這座圍城并非志在必得,而明朝的各路援軍也陸續趕到,便在第二年春天,取道通州,對遷安、灤州、昌黎、豐潤等地大肆擄掠一番之后,退回關外去了。崇禎九年(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清,又從喜峰口入關,直抵北京近郊昌平、順義,所謂“蹂躪畿內,陵寢震驚”(昌平是明皇陵所在地),個多月后退走了。兩年以后,清兵再次殺進關來,“下畿輔(北京周圍)城四十有八”,“取山東州縣十有六”,明督師盧象升戰死,朝野上下一片惶怖。滿洲人這次在華北地區鬧騰了半年之久,搶夠了,玩夠了,再次退回關外。不能說他們當時沒有進攻北京的能力,只是可能還缺少征服和統治中國的信心,他們還需要等待,等待雙方力量進一步的消長變化。為了保住專制帝國的命根子——北京,明政府大力向京畿地區集中兵力,并且一再提升防務建制和駐屯將領的級別,除了山海關內外并建兩個總督府外,又在昌平、保定各設一個總督府,其下有寧遠、永平、順天、保定、密云、天津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照理說,就這么縱橫不過數百里的地區,集中了那么多一二品的督撫大員,真所謂“以此致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可是事與愿違,因為官升得越多,官的素質越濫;官升得快,壞脾氣也漲得快,驕橫跋扈不說,還熱中窩里斗,互相牽制摩擦,一遇敵情,則逗留觀望,貽誤軍機。崇禎十五年(1642年)冬,清兵再度南下,從薊州入關后,穿越明軍防區,“連破畿南、山東州縣”,“凡攻克八十八城”,直到第二年四月才大搖大擺地撤軍,走到北京郊區,和明軍在懷柔打了一仗,明軍“皆潰”,兩名總兵戰死。就在這種已經盡知明軍虛實的情況下,滿洲人仍不急于向北京發起摧枯拉朽的一擊,這似乎是服從于一個胸有成竹的戰略意圖,他們知道等待多年的時機已經近在眼前了。

    可以說,在滿洲人眼里,多年以來,李自成就是在扮演一個“為圣天子驅除云爾”的角色。李自成本人可從來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相反,崇禎十五六年正是他自我感覺最好的時候,他屢撲屢起,終于率百萬之眾,橫掃晉、陜、鄂、豫諸省,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身登九五了,他根本就沒有什么黃雀在后的危機感。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由大同、宣化、居庸關,勢如破竹般地進了北京。可是他在北京只呆了可憐的四十三天!“十八子,主神器”,多么誘人的歌謠啊,誰料到“主神器”的時間會如此之短!他和他的同伙已經排開陣勢要在紫禁城里盡情享受打下江山的快樂,完全沒有想到多爾袞的大軍就在數百里外枕戈以待,只等吳三桂一聲邀請,便名正言順地殺進關來。李自成當然不甘心放棄武英殿上的寶座,何況他現在在兵員數量上還居于絕對的優勢,然而這支在京城里被腐蝕了的軍隊已經喪失了原先的戰斗力,一片石兩軍對壘,剛一交手便全軍潰敗。李自成在北京呆不住了,一把火燒掉所有宮殿(只留下一座武英殿,不知道是舍不得還是沒點著),大伙各自收拾細軟(宮廷和官員富戶家中的財寶)匆匆南奔。

    滿人進了北京以后,圍繞著是不是在北京建都的問題發生過爭論。保守的滿洲貴族們(以攝政王之一的鄭親王濟爾哈朗為代表)心系關外的故土,留戀舊有的生活方式,主張“還守沈陽,或退保山海”。獨攬大權的攝政王睿親王多爾袞野心大,眼光也遠,他說先帝(皇太極)說過“若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必須按既定的方針辦。在多爾袞的堅持下,北京被再次定為帝都。如果單純從“圖進取”的角度看,多爾袞未必不會考慮到都城進一步靠南會更有利一些,但當務之急卻是先進關站穩腳跟再說。北京是大明京師,讓順治帝在這里登基,就意味著滿人正式入主了中國,時不我待,越快越好。況且這也是當時自己占領下的惟一一座舊都,沒有其他選擇的可能。與此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要想在中國建立長治久安的統治,必須取得廣大漢人在政治上的認同感,即承認新朝是傳統皇權的合理繼承者。圍繞這一點,多爾袞一伙花費了不少心思和氣力,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相關的政策和策略,如:一再宣稱“天下得之于闖賊,非取之于明朝”,把自己的南侵說成是為漢人“復君父仇”的義舉;優待明朝宗室,大批起用漢官(甚至連原來投靠魏忠賢的“閹黨余孽”馮銓也保住了大學士的頭銜并得到重用);沿用明朝的政治機構、官員服飾、禮儀制度(這些后來雖然都作了修改,但更證明當初確實是籠絡人心之必需)等等。順治帝登基大典,一應程序和明朝皇帝的做派毫無二致,在天壇祭天時發表文告,說自己“承祖宗功德,倚任賢親”,“救民水火,掃除暴虐,撫輯黎元”,于是才“定鼎燕京,以綏中國”,儼然一個順天應人的中國皇帝,雖然其時他不過六歲。既然想通過表現對前朝的同情和模仿,來從情感和法理的角度取得穩固政權的效果,當初定都北京也就勢在必然。至于此后是否還有必要南遷,卻不容多爾袞多作考慮了,他在此后五六年的時間里必須集中精力對付皇族內部的權力斗爭,制定治國方略,指揮未了的戰事,所有這一切尚未完全就緒,他就死了。這以后,都城南遷再沒有提起過,絕大多數滿洲親貴想必和蒙古人一樣,也“怕熱”。

    有清一代的二百七十年間,北京作為國都,享受到了優先而系統的建設和發展的機會,這方面的成就,當然反過來使其國都地位被進一步確認。但由于華北地區的經濟當時已經遠遠落后于江南,北京大規模、高標準的城市建設和龐大的官僚機構及其員屬的奢靡生活,費用是要靠南方百姓的錢糧賦稅來支付的。這情況不能說很正常,但好在當時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矛盾也就不太突出。到了19世紀下半葉,沿海一帶工商經濟逐漸繁榮,思想觀念也日新月異,京師遠離發達地區必然引起有識之士的疑慮,于是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提出了遷都上海的建議。后來,這個建議和“百日維新”一起夭折了。“康圣人”定都于上海的宏圖無疑是受了彼得大帝的啟發,但卻有生搬硬套之嫌。時代不同了,國情也大不一樣,1860年北京的部分淪陷于英法聯軍就是吃了離海口太近的虧,如果當時(1898年)真的采納了康有為的建議,兩年之后北京再度淪陷的慘劇就會落在上海頭上。當然,實行了“新政”的清政府或許不會釀成庚子之亂那樣一場大禍,而且,也無法想像上海城里會出現蝗群一樣的拳民在十里洋場橫行無忌的情景。江浙一帶鬧不起義和團,沒有那個社會環境,只有在相對更為貧窮和愚昧的直隸、山東,才會有那么多饑民、流民被蠱惑、被網羅到“隊伍上去”,也只有保守和愚昧相去無幾的北京才會把他們接進城去,好吃好喝地當大爺供著,并且聽任他們肆無忌憚地在城里殺人越貨。

    如果從公元938年耶律德光定幽州為南京算起,北京作為帝都,為時大約八百年(扣除掉遼末金初的五十年、金末元初的六十年和明初的五十年)。八百年間,除去朱棣1421年北遷以后的明朝二百年天下,其余六百年全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朝廷,它們都面臨同樣的擇都的理由:要統治中原,原來的政治中心必須南移,但又不能遠離故土深入漢區腹地——不安全,也不習慣。今天,除非我們確認漢族近千年來不斷淪于北方游牧民族統治之下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否則我們就只有承認北京之成為歷史最長久的帝都實在是由于一系列歷史偶然性的重合(當然,這一系列偶然性還應該包括朱棣的“靖難”成功)。

    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及其黨人確定南京為中華民國的首都。這個決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清廷尚未退位,北京進不去;但更重要的原因卻出于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要恢復漢人天下,則放棄舊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可是偏遇著個一代梟雄袁世凱,挾清室以自重,決不同意南下就職,于是,北京又成了國都。直到1928年,北伐軍進了城,北京作為首都的歷史才總算告一段落。但是盡管已經改名叫北平,北京作為傳統的政治中心始終保持著特殊的作用和影響。1930年春天,閻錫山串聯馮玉祥、李宗仁,三方攜手共同反蔣,開始了戰線綿延數千里、歷時七個月、死傷三十萬人的中原大戰,其間,他們邀集在國民黨“三全大會”上受到排斥的改組派(汪精衛為首)和西山會議派分子,在北平召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成立國民政府,推舉閻錫山為主席兼三軍總司令,與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對抗。從3月直到11月閻、馮、李戰敗的半年時間里,北京冠蓋云集,儼然又成了中國的另一個首都。1937年“七七”事變后,華北地區的新老漢奸齊集北平,積極籌劃,于當年12月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即“華北臨時政府”),雖然是日本人卵翼下的傀儡班子,但他們自己還是折騰得很起勁的,直到1940年3月被并入了汪精衛的“中華民國政府”,才改名為“華北政務委員會”。這伙人自恃當漢奸的資格更老,而且原本和汪記政府的人屬于不同的系統,因此對南京方面并不買賬。日本人當然也樂于利用這一點,北方偽政權從未由汪精衛統一過政令軍令,北京當時就是傀儡國中的傀儡國的“首都”。

    1949年春天,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建國定都問題自然也在緊張擬議之中。當時南方的大都會尚未解放,而北方地區具有都城的歷史和現實條件而又未遭戰火破壞者,惟有北京。當中共中央尚未進入北京之前,大批的“民主人士”已經從香港經海路先行到達北京。這批人多年來積極反蔣,因此對建國定都一類事熱情甚高,那年月,“民主人士”大都很“左”(從當年批判梁漱溟時氣憤填膺的表現可以想見),他們不但要改國名,而且也必然主張放棄舊都,以示新的氣象。而且,北方有大片的“老區”,已經完成了土改,剛剛分得土地和浮財的農民擁護新政權的“覺悟甚高”,因而建都的“群眾思想基礎”遠勝于南方。此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考慮,北方的主要鄰國是蘇聯及其控制下的蒙古,數千公里邊境的安全有可靠保證(當然,那時沒有人能預見日后會出現珍寶島戰事這一類變數)。總之,1949年定都北京理由充分,其他任何選擇都不可能成立。

    但是,和歷史上每一次北京被定為首都一樣,“充分的理由”都不外是當時政治形勢所提出的特定要求,這就是所謂歷史的偶然性——設或“時間”和“形勢”不是那樣巧妙的配合,這些“特定要求”也就不存在了,因為就北京的地理和資源條件而言,其基本特點終究決定它不可能產生一種由經濟的自發要求而形成的發展動能。換句話說,脫離了一系列歷史偶然性的前提,偏處一隅、遠離較發達地區的北京,就無由承担八百年古都這一重要的歷史角色。當然,經濟落后的狀況也是可以改變的,20世紀下半葉北京的變化就是證明。五十年來,北京的發展之迅猛,為世人所共睹,經濟總量且不說,光是市區面積就擴大了好幾倍。這個長期以來純屬政治中心的消費性都市,竟然成長為一個強大的經濟中心。

    北京的這種在城市分工上的角色變化,理所當然地使天津的地位尷尬起來。從19世紀中葉開始,天津就和上海并駕齊驅,成為中國一南一北兩個最大的商埠,而近半個世紀以來,首先是在傳統產業方面被北京一趕二超拋在了后面,然后隨著這二十年北京在金融、信息、高科技等行業得天獨厚的發展,天津雖然也在努力,差距卻越拉越大,向稱“華北最大的工商都會”,現在的總產值還不如蘇州等一些南方的中小城市。這種局面的形成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天津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城市功能大部分被北京取代了。北京的這種“大而全”當然是人為意志通過政治權力運作的結果,因為巨大的投資成本顯然不符合市場法則的要求。

    舉個小例子吧,比如說,大型的鋼鐵、石油化工、紡織等行業都是耗水大戶,而北京地區的水資源早已不像忽必烈時代那樣充足,過分膨脹的人口生活用水的需求就已經使它不堪重負,哪里還承受得了這么些大型現代企業的消耗!十多年前,專家們已經就北京超采地下水的問題提出了警告,當時還有某位國家領導人說過“水的問題解決不好,真要考慮遷都”之類的話。這些年,成片成片的住宅區、廠房區已經蓋到了四環、五環以外,海淀區還正在紅紅火火地建設“中國硅谷”。如此大規模的基建,不可能不牽涉環境問題吧,但除了聽到有些人在抱怨沙塵暴討厭之外,水的問題似乎沒怎么提起過,當然不會是眼下已經得到了解決,想必是對未來胸有成竹!總投資額超過千億的南水北調工程東線開工在即,不久的將來,取之不盡的長江水就會滔滔不絕地流向華北干涸的大地,不過,又聽說南方的水資源也并不豐富,專家們已經在測算根據市場規則,北方各省應該支付給南方多少費用。我總疑心這個賬不容易算清,水是一種可再生資源,“一平二調”固然不行,物有所值的分寸卻也不好拿捏,而且,國家的高額投資又該怎么攤派,也是一個難題——這些當然都是我在瞎操心,何況文章題目本是“史話”,喋喋不休于類似“預言”的內容,實在不很相宜,不如就此打住!
 

2011-04-11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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