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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詩形式的兩個來源”
論“新詩形式的兩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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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26(2001)10-0046-03
  一
  自《詩經》以后,中國古代詩新形式的產生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縱向的歷史繼承,即繼承和革新前代詩的形式;一個是橫向的現實吸收,即吸收和改造現實的民歌形式。這兩方面的結合便是古代詩新形式的誕生。與這種情況有些類似,中國新詩形式的產生也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古代詩形式,特別是詞和曲的形式,這是歷史的縱向的來源,作為它繼承與革新的對象;另一個來源卻不同了,主要不是民歌形式,而是外國詩尤其是英美詩形式,這是橫向的來源,作為它吸收和改造的對象。
  新詩形式來源于古代詩形式,這不難理解,因為新詩形式不是無中生有地產生出來的,也不是從與古代詩形式無關的東西中產生出來的,而是通過對古代詩形式的反叛即所謂“詩體大解放”而產生的。其實質,只能是對古代詩形式的一種繼承與革新,而不可能是與它完全決裂。這個道理,在新詩初創者那里已經說得明白。胡適在《談新詩》一文中說,新詩體的出現“是中國詩自然趨勢所必至的”[1](p.6)。依他的看法,整個中國詩的進化過程中出現過四次詩體大解放:第一次是從《詩經》到《楚辭》,第二次是從《楚辭》到五七言詩,第三次是從五七言詩到詞曲,從詞曲到新詩是第四次詩體大解放。這第四次詩體大解放所不同的是,它不是逐漸實現、自然進化的,而是“加上了一種有意的鼓吹,使它于短時期內猝然實現,故表面上有詩界革命的神氣”[1](p.6)。可見在胡適看來,新詩形式的產生雖然表現為一場革命,其實質仍然如古代其它詩體的產生一樣,是從原先的詩體中發展變化出來的。
  這從新詩初期的理論和實踐也可以得到證明。當時新詩形式的核心理論,是胡適倡導的“自然音節”論。仔細考察這個理論的來源便知道,它主要是由古代詞曲的長短句形式比較接近于語言的自然語調這一事實啟發出來的。胡適最初試驗的是白話舊體詩,后來他認識到:“這些詩的大缺點就是仍舊用五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齊了,就不合語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長補短的毛病,不能不時時犧牲白話的字和白話的文法,來遷就五七言的句法。音節一層,也受到很大影響:第一,整齊劃一的音節沒有變化,實在無味;第二,沒有自然的音節,不能跟著詩料隨時變化”。[2](p.148-149)那么,怎樣才算是自然音節呢?胡適在給錢玄同的一封信中說:“五七言之詩,不合語言之自然,故變而為詞。詞,舊名‘長短句’。其長處正在長短互用,稍近語言之自然耳。”[3](p.133)又說:“然詞亦有二短:(1)字句終嫌太拘束;(2)只可用以達一層或二層意思,至多不過能達三層意思。曲之作,所以救此兩弊也。有襯字,則字句不嫌太拘;可成套數,則可以做長篇。故詞之變為曲,猶詩之變為詞,皆所以求近于語言之自然也。”“最自然者,終莫如長短無定之韻文。元人之小詞,即是此類。”[3](p.133)從創作實踐看,胡適在《談新詩》一文中曾指出許多證據。他說當時的新詩人“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里脫胎出來的”。他舉《人力車夫》一詩來說明“沈尹默君初作新詩是從古樂府化出來的”;又舉《鴿子》等詩來說明他自己的新詩“詞調很多”;還指出“此外新潮社的幾個新詩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都是從詞曲里變化出來的,故他們初做的新詩都帶有詞或曲的意味和音節。此外各報所載的新詩,也很多帶著詞調的”。[1](p.8)這些事實的確能說明,新詩形式是從古代樂府和詞曲形式變化出來的。若問為什么這樣,原因就要在建設新詩形式的理論主張中去找,那理論主張就是廢棄舊詩詞的格律而求“自然音節”。平仄、舊韻和五七言整齊一律的句式都不是自然音節,而詞曲長短參差的句式卻比較接近自然的口語。那時的新詩人寫詩,既然無現成的模式可以依傍,便可能有意識地模仿古代詞曲的長短句形式來寫白話新詩;或者本意要寫出自然的長短句白話詩,卻不知不覺地帶上了古代詞曲的格調。后一種情況更普遍。于是古代詞曲形式成了新詩形式的一個主要來源。
  二
  外國詩歌形式,尤其是英美詩歌形式,對中國新詩形式的產生無疑也發生過重要作用。胡適萌生寫白話詩的念頭,就是當他在美國留學的時候,他最初的實地試驗也是在那里進行的,其結果就是后來《嘗試集》中的第一編白話詩。胡適在談到他主張文學革命的經歷和《嘗試集》產生的歷史時說:“在綺色佳五年,我雖不專治文學,但也頗讀了一些西方文學書籍,無形之中,總受了不少的影響,所以我那幾年的詩,膽子已大得多。”[2](p.137)這種影響最初表現在他作文言詩詞上,如“用分段作法”,“為說理之作”,以及“字句形式亦不為古人成法所拘”,已“帶有試驗的意味”。[2](p.137)這些無疑也多少會影響他后來創作白話舊體詩及白話新體詩。
  外國詩形式對胡適的更重要的影響,大約還在于促成他用白話寫詩。當時,主張運用日常話語、形式自由活潑的意象詩,在美國正蓬勃發展,它多少會影響胡適用白話寫詩的理論和實踐。不過,從胡適自述創作白話詩的經歷看,他在美國試驗白話新詩時,似乎并沒有明顯受到當時在西方已蔚然成風的意象詩等自由詩形式的影響,因為他在敘述《嘗試集》的產生歷史時沒有提到過這種影響(注:胡適在《〈嘗試集〉自序》中就說,“我主張的文學革命,只是就今日中國的現狀立論;和歐美的文學新潮流并沒有關系”。),他那時試驗的白話詩還是白話舊體詩,大都是五七言詩體的齊言形式,完全不是自由詩的形式。胡適提出“自然音節”論并有意識地實踐形式長短不一的新體詩形式,是1917年回國以后的事情。并且,從他自己的話看,這種理論和實踐也主要起于對古代詞曲長短句形式較近于語言的自然音節這一特點的繼承與革新,而不是主要起于對外國自由詩形式的借鑒。胡適自認他的白話詩由舊變新的過程很慢,其原因,除了他自己已經意識到的“舊文學的習慣太深,故不容易打破舊詩的圈套”外,就是沒有直接模仿和借鑒外國自由詩形式。
  稍后的郭沫若、冰心等詩人就不同,他們直接模仿和借鑒外國自由詩形式,于是他們的新詩形式便現出真正的“新”,從而把新詩形式的發展推向第一個高潮。后來自由詩的高潮跌落下來,新月派詩人又借鑒英美格律詩形式,將新詩形式整飭一番,發展出一種明確的格律體新詩。可見,外國詩形式對中國新詩形式的作用,主要還不在新詩的初創期,而在稍后的發展期。由于這種作用,新詩的自由體形式變得成熟,格律體形式也開始定型。
  譯詩對新詩形式的產生也有明顯的影響和直接的作用。胡適《嘗試集》中有《老洛伯》、《關不住了》、和《希望》三首譯詩。他承認《嘗試集》中只有十四首詩是白話新詩,這三首譯詩都在其中,并且是這十四首白話新詩中較早的三首;他甚至宣稱“《關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詩’成立的紀元”[4],可見這三首譯詩在形式上的重要性。我們很有理由相信,胡適之所以能跳出舊詩詞的窠臼,終于寫出“真正的白話新詩”,翻譯英美詩是幫了大忙的。這是因為英語詩的節奏和格律形式與漢語詩的不同,翻譯時無論是只忠實于原詩的內容,還是兼顧內容與形式,都可能促使譯者突破五七言的固定格式或者詞曲的調子。如《老洛伯》原詩四行一節,詩行較長,多在十個音節以上,譯詩也四行一節,詩行相應也較長,大多在十個音節以上,不少詩行中間有一個乃至幾個標點。原詩用日常口語,節奏較靈活、自由,譯詩依著那種口吻和情調,也顯出靈活自由的格調。這就完全突破了古代五七言詩的固定格式。《希望》一詩也很能說明問題。它本來是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的一首四行詩,先被譯成英語詩,胡適再轉譯成漢語詩。現將英譯詩的形式與胡適的漢譯詩的形式對照如下:
  ? h!Lōve,/c? uld y? u/? nd ī/w?th Hīm/c?mpīre
  T?grāsp/th? s Sōr/r? Schēme/? f Th?ngs/ěntīre,
  W?uld nōt/wě shāt/těr īt/t?bīts/?nd thēn
  Rěmōuld/? t nēar/ěr tō/thě Hēarts/Děsīre?
  要是/天公/換了/卿和我,
  該把/這糊涂世界/一齊/都打破,
  要再磨/再煉/再調和,
  好依著/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過!
  (以上對《希望》一詩的英譯形式和胡適的漢譯形式的格律分析,為筆者所做。“/”表示節奏單位音步或者音頓的劃分,"v"表示輕音,"-"表示重音。)英譯詩四行,每行都是五個抑揚格(輕重格)音步,十個音節,格律很嚴整。胡適的漢譯詩也是四行,但長短差別很大,最短的八字,最長的達十五字,已無格律可言,完全是自由詩了。為什么會如此?從節奏形式看,是因為英語詩的節奏單位“音步”并不等同漢語詩的節奏單位“音頓”,前者是一定的輕重音形式,它與詩行的意義節奏單位(詞或詞組)常常不統一;后者是一定的音頓形式,一般與詩行的意義節奏單位是統一的(音頓是其后有頓歇的音組,一般也就是詞或詞組,因為詞和詞組的后面才容許有頓歇)。因此,將英語格律詩譯成漢語詩時,如依著英語詩行的意義翻譯過來,往往就不能構成音頓數也相應一致的漢語格律詩形式,卻成了自由詩形式。如果詩人要把它譯成相應的漢語格律詩,便往往要下一番選詞、煉句及組織安排的工夫,實際上要為原詩的詩意創造出一種不同的格律形式——漢語詩的音頓節奏形式。胡適漢譯《希望》一詩,自然不會有意把它譯成古代五七言詩形式,也不會有意創造一種新的格律形式——他那時正唯恐不能打破格律形式哩!于是把它譯成白話自由詩了。
  胡適譯詩,目的在于借以打破舊詩格律形式,把白話新詩寫得更新,他似乎并不在意那新詩(胡適把它的譯詩也當成新詩)的形式是自由體還是格律體。其實,《關不住了》等三首英語詩基本上都是格律體詩,胡適的譯詩則有的是格律體,如《關不住了》,有的是自由詩,如《老洛伯》和《希望》。初創期之后對外國詩的翻譯具有更自覺的文體意識,因而促進了新詩不同文體的發展:用自由詩形式翻譯惠特曼等人的自由詩,用散文詩形式翻譯泰戈爾等人的散文詩,這促進了新詩中的自由詩和散文詩形式的發展;稍后,用格律詩形式翻譯英美格律詩,則促進了新詩中的格律詩形式的發展。
  收稿日期:2001-03-02
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成都46~48J1文藝理論陳本益20022002新詩形式的一個來源是古代詩形式,特別是詞和曲的形式,后兩者啟示新詩人用白話寫出詩行長短不等的詩歌形式,這就是最初的新詩形式。新詩形式的另一個來源是外國詩形式,尤其是漢譯外國詩形式,后者本身就是一種最早的新詩形式。新詩形式/古代詩形式/外國詩形式陳本益(1944-),男,重慶市人,西南師范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教授,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西南師范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重慶 400715 作者: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成都46~48J1文藝理論陳本益20022002新詩形式的一個來源是古代詩形式,特別是詞和曲的形式,后兩者啟示新詩人用白話寫出詩行長短不等的詩歌形式,這就是最初的新詩形式。新詩形式的另一個來源是外國詩形式,尤其是漢譯外國詩形式,后者本身就是一種最早的新詩形式。新詩形式/古代詩形式/外國詩形式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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