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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略中升起 在戰亂中隕落——古都史話之二
在戰略中升起 在戰亂中隕落——古都史話之二
雷池月     阅读简体中文版

本文原載《書屋》2004年第七期

 站在西安重新翻修的明代城墻上,曾有種“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覺——它并非興亡所引發的感慨,而近于一種失望的落寞。西安在明初只是府治所在(雖說這里是朱元璋第二個兒子秦王的封地,但明代的藩王“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行省體制健全后,也不過所謂“省垣”而已,那規模和格局自然有限。唐代長安朱雀門的巍峨富麗以及從朱雀門直通明德門的朱雀大街的寬闊繁華,雖已灰飛煙滅無法比較,但北京的正陽門、德勝門都還在,相形之下,西安的“新”城墻真是讓人平添一份遺憾。

    西安記憶里的輝煌決不在北京之下。從公元前11世紀周朝建都鎬京到公元10世紀初(907)唐朝滅亡,兩千年間,各大王朝都曾經在此定都,只是客觀條件實在不許可時,才被迫移往別處。即使扣除掉都城他遷的時間,西安作為國都歷史也在千年以上。

    古人為什么執意選擇西安做國家的政治中心,甚至幾次在廢墟上重建,而到了最后卻又不得不徹底放棄了它呢?為這個問題尋求答案的時候,你會發現,歷史的前進是怎樣被一種盲目的力量所左右,人類自我摧殘和自我修復的能力,幾乎像一種如影隨形的本能,在時間的長河里重復著進化與退化之間永無休歇的輪回。那過程是非常殘酷的,因為許多無辜的人們周期性地被推向毀滅,去承受失去包括生命在內的一切美好事物的痛苦,既不能預防,又無法逃避。

 

    關中地區獨特的地理條件,構成了歷代王朝選擇在西安方圓百里之內建都的主要原因。所謂“獨特地理條件”,概言之,一是享灌溉之利的肥沃農田;二是相對封閉的環境——西面和北面是干旱而人煙稀少的半荒漠地區,東面的黃河和南面的秦嶺之間只有一條通向中原的道路,即深險莫測的函谷。函者,匣子也,山谷的形勢像個匣子,你說險不險?何況這個匣子長達數十公里(從河南靈寶的崤山到陜西的潼關)。

    良好的農業生態加上安全的地理屏障,為世居此地的周部落提供了生息、發展的理想環境。周太王改造部落,使之粗具國家雛形。太王的孫子周文王姬昌更是個關鍵人物,他一手抓改革(推行勞動地租制度化),一手抓發展(吞并周圍的小國和部落),使綜合國力有了很大的增長。為了不觸怒中原商王朝,他卑詞厚賂,裝瘋賣傻,以犧牲尊嚴換取時間,為未來的決戰積蓄力量。武王姬發完成了他父親的宏愿,推翻了商朝,定都于鎬(今西安的西南面),這就是西安建都的開始。過了兩百多年,周幽王姬宮涅為了取悅美人褒姒,廢掉申后和太子宜臼,激怒了申后的娘家,申侯聯絡犬戎和其他一些小國,于公元前771年起進攻鎬京。幽王被殺,太子宜臼靠外公家的力量登了王位,是為平王。可是請神容易送神難,關中地區被犬戎軍隊盡情糟蹋,鎬京不能呆了,只好遷都到洛邑(今河南洛陽),史稱東周。西安作為都城的歷史告一段落。

    在護送平王東遷的路上,秦部落的首領立了功,被封為諸侯,在岐(今陜西岐山)以西的地方建立了秦國,國都雍(今陜西鳳翔)。公元前350年,秦孝公把國都從雍遷到咸陽。這次東遷是秦國圖謀向中原發展的信號。隨著國力的增強,秦國成了所謂“虎狼之邦”。歷史常常是服從“叢林法則”的,弱肉強食,虎狼當然具有最大的優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終于統一了中國。

    秦始皇在咸陽留給中國的最大遺產,是他首創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形態,從他以后,“百代都行秦政制”。這種“政制”對社會發展的破壞和阻滯作用,只能用罄竹難書來形容。就說文化吧,在秦之前,無論就文化的發展水平還是就活躍程度而言,中國都不會落后于同時代的歐洲(希臘),可是,在長期集權政策的作用下,社會文化環境的惡劣和民族文化質素的低下,是正如詩人聞一多所言:“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春風吹不起半點漣漪。”當然在某些人眼中,它始終是“紅腫之處艷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秦始皇的“業績”留給后世的影響太大了,后代的帝王們,特別是那些想有所作為的,總多少對他心存敬慕,不過真正模仿的人卻也不多,因為有著“張而不弛,圣人弗能也”的教訓——如果不是太過分,秦朝那張弓怎么會十五年就拉斷了呢?

    真正起來反抗秦朝殘暴統治的,倒不是其根據地關中,而是被它征服的關東地區。反抗呈燎原之勢,起義的軍隊不下數十支,真正有實力的當屬劉邦和項羽為首的兩支隊伍。幾經混戰,劉邦的“義軍”于公元前206年最先進入了咸陽。看到秦宮里豪華奢侈的設施和數以千計的美女,劉邦正想盡情享受,卻被張良等諫阻。他清醒過來,把部隊撤到灞上(位于西安東郊)。為了爭取民心,他“約法三章”,使咸陽得到了保護。不久項羽的大軍跟進關中,劉邦自知不是他的對手,乖乖接受了“漢王”的封號,帶領部隊撤往漢中。項羽進得咸陽,最迫切而又最快意的事就是點起一把大火,以發泄心中的國恨家仇。“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咸陽成了廢墟。項羽泄完了恨,就帶上擄掠來的財寶、婦女準備東歸。當時謀士韓生曾建議他留在關中,說:“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可是項羽答復他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他對關中不感興趣,只想回江東去見“父老”,對他來說,面子比天下更重要。韓生獻計不成,退下來發牢騷:“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這話傳到項羽耳里,他把韓生下油鍋炸了。

    劉邦先是燒絕棧道,麻痹項羽,當項羽大軍遠赴山東、河北征戰時,他“暗渡陳倉”再入關中,逐步控制了整個陜西(含巴蜀)及隴西地區。他把這里作為后方基地,交給蕭何管理(蕭的任務主要是提供后勤保證),自己帶著部隊渡過黃河,到中原去爭奪天下。公元前201年,大局粗定,劉邦曾一度決定在洛陽建都。膠東人婁敬遠道來見劉邦,對他說:洛陽固然居中天下,便于四方朝貢,可是地理形勢太弱,是所謂“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的地方。當初,周朝強盛,諸侯賓服,后來衰落了,“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這不全是因為“德薄”,而是形勢使然。關中地方被山帶河,四面屏障,膏腴之地,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山東(中原)雖亂,秦之故地可保全。一番話說得劉邦動了心,便向群臣征求意見。所謂“群臣”,基本上就是他從沛縣帶出來的那些老伙計。他們心系故土,不想留在關中,他們爭著發言:“周朝在洛陽王業數百年,秦在咸陽二世就亡了。洛陽東有成皋(今河南滎陽,有虎牢關)之險,西有崤、函之固,倍(背)靠黃河,地理形勢也不差。”劉邦又拿不定主意了,便再問張良。張良態度很明朗,百分之百支持婁敬。張良是洛陽本地人,他的觀點顯然是客觀可信的。于是劉邦決定建都長安,是為西漢。

    長安位于咸陽廢墟的東北(今西安西北方向),幾乎緊挨著渭河,是前一年(公元前202年)才設置的新縣,一窮二白,什么也沒有。先花了一年多時間,建了一座長樂宮,公元前200年10月,劉邦在這里第一次按照皇帝的標準舉行朝會和慶典。“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敬酒的時候,以尊卑排序,進退行止,聽口令,稍不如儀,就被拽到一邊兒去,直到酒會結束,沒人敢喧嘩失禮。劉邦的感覺好極了,不無感慨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接著,在蕭何主持下又建起了未央宮。那段時間,劉邦到山西跟匈奴作戰,備極艱險(白登之圍差點連命都丟了),回來看到富麗堂皇的未央宮,心理反差太大,受不了,把蕭何罵了一頓:“天下洶洶,苦戰數載,成敗未可知,為什么修這么漂亮的宮殿?”蕭何當然會揀好聽的說:“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后世有以加也(免得后代再為建宮室勞民傷財)。”劉邦一聽這話,高興了。

    蕭何的話還算準確,后來除了惠帝建城墻以外,呂后、文帝、景帝都沒有再搞過大規模的基建。直到劉徹(武帝)當政,情況才有了變化。劉徹好大喜功,在位五十二年,折騰個沒完沒了。劉徹在京畿地區搞的大工程,除了宮室園林是出于滿足個人的物欲,有一件卻是造福百姓及后人的,即關中的水利灌溉網。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有力地保障了此后的一百多年里,關中(畿輔)地區的穩定和富庶,直到公元一世紀初,情況才發生根本變化。

    西漢的滅亡,并不完全是因為出了一個王莽,即使沒有王莽,尖銳的社會矛盾也不可避免地要帶來大規模的動亂。王莽是個有眼光而且有手段的野心家,早期曾為緩和社會矛盾做過不少努力,屢次捐錢獻地,安撫貧民,甚至通過他的姑母孝元太皇太后的名義表示:王家的田產除了墳地以外全部分給貧民。同時他很注意籠絡讀書人,通過他們或上書,或獻圖讖、符命,制造漢祚將盡、王莽當稱帝的輿論。漢平帝死后,王莽冊立了一個兩歲的小孩為帝(孺子嬰),自己口口聲聲要學周公輔成王,后來又耍了許多花樣,最后才打出“天意不可違”的幌子,就了帝位。因為是“禪讓”,動靜不大,長安城基本保持了穩定。但在全國各地,王莽的“篡逆”行為卻成為矛盾總爆發的契機,各地的劉氏宗室、官吏和農民先后起兵,此伏彼起,越鬧越兇。王莽執政十七年,打了十七年,從沒消停過一天。

    公元23年,綠林軍擁立漢宗室劉玄當皇帝(更始帝),打著光復漢室的招牌,于昆陽大捷之后,殺進潼關,攻克了長安。王莽被殺。

    劉玄因為起義資格比較老,又是漢室宗親,具有特殊的號召力,所以被綠林軍各路人馬推舉為皇帝。同在綠林軍里,也屬漢室宗親的還有劉秀兩兄弟,但這兩人自己掌握著一支軍隊,而且野心勃勃,大伙不放心。劉玄沒有兵權,人又平庸,當個掛名皇帝對誰都不是威脅。在軍中被舉立為帝的大會上,他“南面立……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實在不是一個當皇帝的材料。公元24年進了長安,劉玄看到除了未央宮被焚毀,王莽的各種享樂設施一應俱全,樂不可支。臨朝那天,他先是扭扭捏捏,“俯首刮席不敢視”(低著頭用手指刮坐席不敢看人),封完將相,他把政事交給岳父大司馬趙萌,此后則“日夜與婦人飲燕后庭”。趙萌一伙把持朝政,濫授官爵,長安城里,常見地痞、奸商、屠夫、廚子,都穿戴著官服,罵罵咧咧地招搖過市,民謠說:“灶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出征的將領,各人隨意設置地方行政機構,委派官員,以至“州郡交錯,不知所從”。這樣一個混亂而腐敗的政權當然存在不了多久。

    一支起事比綠林軍稍晚的隊伍——赤眉軍,在混亂中壯大起來。他們本來接受過更始(劉玄)的列侯封號,但因為受到排斥,索性樹起了跟劉玄對著干的旗子。公元25年,三十萬赤眉軍進入潼關,做攻取長安的準備。這時,他們想到長安城里的劉玄早已即了帝位,要討伐他,則自己方面也要立一個皇帝,才算是名正言順。于是,大頭領樊崇在全軍搞了一次普查,查得軍內共有劉氏宗親七十余人,其中枝系較近的三人。為了昭示公平,特為這三人舉行了一場抓鬮大會。十五歲的牧童劉盆子中鬮當了皇帝。

    “農民是天生的皇權主義者”。赤眉軍有了皇帝,精神振奮,殺奔長安而來。長安城里的更始政權,這時已亂作一團。有些將領主張放棄長安,去河南依靠劉秀,實在不行,就回湖北水鄉當強盜算了。劉玄不同意,部分將領就打算搞政變,不料計謀敗露,于是一場內訌,打了個把月,叛軍才被趕出長安。緊接著,赤眉軍通過內應打開城門順利進城。劉玄被迫投降,開始還得了長沙王的封號,后來赤眉軍出于政治安全上的考慮,將他秘密處決了。

    赤眉軍的成分比綠林軍更復雜,因而風紀也更差。進了長安,各路人馬大肆勒索擄掠,將領們則成天在會議上喧嘩爭功,每每鬧到在朝堂上火并,局面混亂已極。劉盆子雖然年幼,也知道長此以往總有一天自己會死無葬身之地,于是在朝會上對頭領們說:“軍紀敗壞,百姓怨恨,都因為皇帝‘立非其人所致’,請讓我退位。”說罷痛哭,哭得樊崇等人都動了惻隱之心。可是辭職還是通不過。樊崇等人只是說:“臣等有負陛下,自今以后,不敢復放縱”,又把天子的璽綬硬塞進他懷里。劉盆子鬧騰了這么一回,赤眉的風紀有所好轉,但不到二十天,故態復萌,而且變本加厲,等到把城里的財物基本搶盡了,儲糧也基本吃光了,一把大火燒掉宮室,隊伍向西開拔。在西邊各縣盜掘皇陵,搶掠百姓,轉了一圈,該糟蹋的全糟蹋了,又回到長安。經過赤眉軍的如梳如蓖的掃蕩,關中地區真是財盡糧絕了,出現了“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的景象。流寇的習慣意識是很難改變的,報復和掠奪是其最原始的出發點,如果這些欲望得到最基本的滿足,他們就會覺得無所適從,關中既然已是這樣一副光景,還留在這里等著挨餓嗎?流寇何以要流?就是因為每到一地便肆意破壞,最后連自己的生存也受到威脅,不得不“流”。赤眉軍被迫往東去尋求生存的機會。這番“東流”和前度西進時景象可就大不一樣了,他們從進軍陜西到撤出,不過一年的時間,整個關中被毀掉了,自己也拖垮了。進去時號稱四十萬之眾,出來時二十萬都不到,戰斗力更是大不如前。隊伍尚未走出崤谷,便遭遇了劉秀的征西大將軍馮異,一場大敗之后,繼續南竄,卻被劉秀親率主力堵了個正著,真個是前無去路,后有追兵,只好俯首投降。

    此時的劉秀已經在河北柏鄉自立為天子,不久,定都洛陽,國號漢,表示自己是正統皇權的繼承者,史稱東漢。但既然自視為正統,為什么不還都長安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關中的殘破實在不足以支撐帝國首都的沉重消費。洛陽雖然也屢遭兵燹,破壞程度卻不如長安慘重,而且位置較為適中,便于從其他地區調有余以補不足。政治中心雖然遷走了,但長安仍然保持西京的名義,在行政區劃上,雖只相當于郡,卻不稱郡而叫京兆尹,和左馮翊、右扶風兩郡仍共稱三輔(意思是這些地區依舊被視為京畿,地位多少有些特殊)。此后的一百七十年間,整個關中的環境相對穩定,社會生產力逐步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長安遭到又一次毀滅性的大破壞,是在公元195年——原由卻要從公元190年董卓挾持天子遷都長安說起。董卓奉詔進了洛陽,大權在握,無惡不作,關東“各路諸侯”推袁紹為盟主,聯兵討伐。董卓為了爭取有利的戰略位置,決定挾持皇帝遷都長安。公元190年2月,號稱百萬之眾的遷都大軍(主要是被強行驅趕的京畿百姓)開始向長安進發。長安城內,西漢宮室被赤眉軍焚毀后并未重建,最好的建筑就數供奉帝后靈位的宗廟和京兆尹衙門,君臣們草草安頓,景況十分狼狽。公元192年5月,董卓在王允策劃的政變中被殺,長安的百姓“歌舞于道”,“市酒肉相慶”(有點兒像“四人幫”垮臺時的景象)。

    董卓死后,關中地區爆發長年戰亂,從公元190年春到公元195年冬,將近六年的時間,長安是東漢的國都。前面的兩年半,董卓專權;后面的三年,李榷、郭汜胡攪。國家的混亂、綱紀的崩弛,真是史所僅見。最慘的自然還是百姓,董卓在時,關中就已被蹂躪得民不聊生,人煙稀少,到了李、郭戰后,長安已是一座空城,“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經歷了這樣的慘重破壞,關中地區的地理優勢已經全然喪失,后來的一百二十年間,再沒有任何一個政治野心家敢拿自己的血本到這里來進行賭博。

 

    公元308年,匈奴人劉淵在平陽(今山西臨汾)立國稱帝,接著就對京城洛陽發起進攻。公元311年,洛陽被攻破,晉懷帝司馬熾想往長安跑,動作太慢,出城不遠就被匈奴人俘獲,好在他有個侄子司馬鄴腿快,到了長安,被擁立為太子。公元313年,司馬熾被處死,司馬鄴于是正式在長安即位,是為晉愍帝。公元316年,匈奴軍隊在劉淵的從侄劉曜率領下攻入了長安。司馬鄴被俘殺,西晉王朝就此玩完。東漢遷都到長安將近六年,夠短的了,而西晉以長安為都四年不到,在所有建都長安的王朝中,時間最短。

    匈奴人劉淵建立的國家,原來國號為漢——自居為漢室正統以混淆民眾視聽。他是匈奴人,人所共知,怎么能是劉姓后裔呢?可是他有說法:“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于民心。吾又漢氏之甥(說的是他祖先冒頓單于娶了劉邦宗女的故事),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從這一點,證明他很有政治頭腦。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數民族的皇帝,他的漢國也是非漢人在中原建立的第一個政權。他對漢文化相當熟悉,“隨(何)、陸(賈)無武,絳(周勃)、灌(嬰)無文”這樣的名言就出自他的口中。既然是“漢帝”,他當然想建都長安,重振“祖宗”的輝煌,但當時沒有條件,他的養子劉曜后來實現了他的這個遺愿。

    劉曜長期駐守長安,因為朝廷被權臣顛覆,作為劉淵的養子,他在長安宣布即皇帝位,起兵平叛。大局穩定后,改國號為趙。劉曜的趙國在長安維持了十年。這十年間,關中百姓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因為:一來劉曜用兵不斷。他養父最親信的一名將領羯族人石勒,原本和他關系不錯,后來卻反目成仇,劉曜剛即位不久,石勒就宣布獨立,在山西襄國另成立一個趙國(后趙),從此雙方一直打個不停。二來劉曜熱衷于土木工程。如他為父親和妻子修墳,“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基,周回二里”,用了六百萬個工。為趕工期,用士兵迫督民工,日以繼夜,“百姓號哭,盈于道路”。

    石勒在政治上比劉曜強,雖然自己出身低微,缺少文化,但卻能倚重漢人知識分子,這項政策至少使他少犯許多錯誤,因此盡管同樣是“胡人”軍閥,他比劉曜卻多得幾分人心。加之他所占據的地區較為富足,戰爭中的財力支持也勝過劉曜,十年下來,他的地盤越打越大,劉的地盤越來越小。公元329年,劉氏政權徹底覆滅。石勒父子對關中、隴南沒有多大興趣,把俘獲的人、財、物全部帶回山西。長安經歷了這又一次的折騰,陷入了一段荒涼和沉寂,直到四十年后,一個由氐族建立的政權(前秦)才使它再一次成為重要的政治中心。

    原籍甘肅天水的氐族豪強苻洪追隨石勒滅了劉曜后,被封為流人都督,率領二萬戶氐人遷移到河南。他念念不忘三秦故地,臨死前對兒子苻健說:“中原的局面不是你們兄弟對付得了的,我死了,你趕快入關(潼關)去。”苻健趁后趙在內亂中覆滅的時機,帶兵進入潼關,并在長安建都立國,國號大秦。公元355年,苻健病死,皇帝只做了四年不到,接位的是他的兒子苻生。這家伙是個暴虐狂,而且從小就表現出變態的狂悖性格。苻生的殘暴,在暴君迭出的中國歷史上,也是屈指可數,即位剛滿兩年,就在一場親貴和大臣共同策劃的政變中丟了性命,而死到臨頭時,他還沒有從宿醉中醒過來。

    政變的主持者是苻生的堂弟(叔父苻雄的兒子)苻堅,一個后來被稱為一代明主的人物。政變上臺時,他還只有十九歲,可已經“素有時譽”,即享有相當的政治威望了。掌權以后,他“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立學校,旌節義……”“秦民大悅”。在他統治的二十八年內,長安地區的百姓生活比較安定。由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中西交往也增多,史書上說那時“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長安儼然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了。苻堅的“德政”得力于他的好助手王猛。王猛是一個少見的政治軍事奇才,雖是漢人,卻受到苻堅的絕對信任。君臣相得的關系使王猛的才能得到最充分的發揮,結果是使前秦成為所謂“五胡十六國”時期版圖最大、國勢最盛的政權。王猛只活了五十一歲,死前,他對苻堅的政治遺言是:“臣沒之后,愿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當時苻堅接受了這一戰略意見,可是繼滅了前燕、代國和前涼以后,北方已經全部統一,和東晉之間的決戰就成為無可避免的事了。公元383年,苻堅發兵九十萬,進攻東晉。兵雖然多,但成分復雜,不少是被征服后收編的其他民族部隊,難免離心離德,加之指揮失誤,淝水一戰,幾乎全軍覆沒。

    淝水之戰的第二年,鮮卑慕容垂就在鄴(今河北臨漳南)恢復了燕的國號,接著羌人姚萇又在北地(今陜西耀縣)自稱秦王,是為后秦。后燕、后秦兩股力量的夾擊,將苻堅圍困在長安城里,雖然拼死抵抗,但糧草不繼,無法堅持。絕境之中,他將長安托付給太子,自己帶領數百騎向西突圍,在五將山遭遇了姚萇的軍隊,力竭被俘,被姚萇處死。

    苻堅死后半年,姚萇就進了長安,公元386年5月,他正式即皇帝位。朝會那天,君臣共飲,姚萇說:“各位都曾與我北面事秦,今忽為君臣,不覺得可恥嗎?”大臣趙遷答道:“天不恥以陛下為子,臣等何恥為臣!”姚萇聽了大笑。在權力和財產進行再分配的每一次社會“洗牌”結束以后,都能看到類似的場景。在對勝利的玩味中,暴贏者的得意嘴臉是不能也不想掩飾的。姚萇當了七年皇帝,戰事不斷。因為確實受過苻堅的恩寵,弒君的罪名常令姚萇隱隱不安,戰事不順利,自己差一點被箭射死,他懷疑是苻堅的陰魂不散,于是竟立了一座苻堅像,焚香祈禱,求苻堅別再跟自己為難。

    姚萇的兒子姚興是個文人氣質的君主,既好儒,又好佛,甚至親自開壇講經論道。國都長安在他治下的二十三年里,文化事業得到相當大的發展,學校生員經常多達一萬余人。龜茲僧人鳩摩羅什被請到長安譯經講學,關中居民事佛者十占其九。姚興還實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政策,如壓抑豪強、放免奴隸、招引流民等等,都取得了較好的成效。在政治方面,據說他還能經常性地“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請察獄訟”,懲治貪殘官吏也做得不錯,總之,對長安百姓而言,他大約還算一個好皇帝。但他“文治”或許有余,“武功”卻明顯不足,處在動亂轉型之世,很難逃脫被人吃掉的命運。

    姚興病死的第二年,劉裕北伐,直入潼關,滅了后秦。東晉君臣本不打算把北伐進行到底,因為他們舍不得南方的財富和享樂。劉裕幾個月后就撤軍南歸了,留下的將領又搞內訌,給野心勃勃的赫連勃勃帶來了大好機會。赫連勃勃率兵趕走了晉軍,在灞上筑壇,舉行自己就皇帝位的儀式。這也是一個毫無人性的暴君,“視民如草芥”,對待臣下,“迕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先截其舌而后斬之”。關中百姓在他治下可沒少受罪。好在他始終把國都放在統萬城(今陜西靖邊)而不是長安。他的理由是:“統萬離敵國(北魏)近,我遠在長安,統萬必危,我在統萬,魏就不敢作渡河西進之想。”但這只是他的一廂情愿,十二年后,夏國還是被北魏滅亡了。北魏的都城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后來孝文帝遷到洛陽),直到公元534年北魏分裂,鮮卑統治者沒有過建都長安的計劃。從政治中心的地位上退下來,這一百多年,應該說,長安得到了休整。

    6世紀20年代,北魏從動蕩走向衰亡。公元534年,元修(魏孝武帝)在軍閥高歡威逼下,往西投奔盤踞關中的宇文泰。當時有人指出,元修的西遷,“無異避湯入火也”。果然,元修在長安只活了幾個月,就被宇文泰用鴆酒毒死。南陽王元寶炬被捧上臺,成為西魏的開國之君,但權力卻完全掌握在宇文泰的手里。宇文泰掌權時期,西魏的國力得到加強,公元553年,取得了四川,接著又進取江陵,對東魏和梁已形成壓倒優勢。公元556年,宇文泰死。第二年,他兒子宇文覺在堂兄宇文護的支持下,迫令魏恭帝元廓禪位,建立了北周。

    北周到武帝時,國勢漸強。宇文邕(周武帝)的改革,取得明顯成效的有釋放奴婢、尊崇儒學、改良兵制等等。他在作風方面也頗有可取之處,“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后宮不過十余人。每行兵,親在行陣,步涉山谷,人所不堪”。他十八歲登基,干了十八年,三十六歲就病死了。在他手上,北周的領土幾乎相當于齊、陳兩國的總和,財賦和軍備也遠在兩國之上,可以說已經為后來隋文帝楊堅的統一打下了扎實的基礎。他如果不死那么早,或者如果他的兒子能像他一樣,那么統一中國的就將是周而不是隋。可惜,他的兒子偏偏是個混蛋。這家伙(周宣帝)當了一年皇帝,濫殺臣民,淫亂后宮,奢靡無度……壞事干盡。他死得很突然,可能也是中毒,死前已經啞了,沒法交代后事。楊堅一伙秘不發喪,假傳圣旨,控制了軍政大權后,才由周靜帝宇文闡正式宣布。宇文闡是個小孩,容易對付,不過半年,楊堅就要他把皇位禪讓給了自己。

    至此,南北朝可以說已經結束,六年以后征服陳國只能算是長達三百年的這段分裂歷史的一點余興節目了。在這極其動蕩混亂的三百年間,長安卻沒有再經歷過西漢末年和東漢末年那樣慘重的破壞。這個事實里包含一些重要的信息值得思考。首先,從公元195年東漢朝廷遷回洛陽到公元581年隋朝立國,近四百年間,前后雖有西晉、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曾在這里建都,但時間總長不到一百四十年(最短如西晉,四年;最長如前秦,四十三年),而且,上述朝代都是分裂性的局部政權,這就意味著在這整個歷史時期內,長安并不是全國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因而沒有招致兩漢末年政權更替帶來的慘重破壞。其次,一百四十年里,苻堅、姚興、宇文泰、宇文邕這幾個比較清醒的人執政的時間占八十多年,他們對長安的建設和發展都有所裨益,而十足的混蛋加惡棍如苻生、宇文赟之流,都沒有干多久,情節雖然惡劣,影響終歸有限。總之這三百多年間,長安是處在上升和發展的通道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中孕育著分,合到極處,正是分的起點;分中孕育著合,分到頂點,就是合的源頭。治和亂的交替,也反映著同樣的邏輯,長安,西漢、東漢兩度在秩序向混亂的轉換中毀滅,而在三百年的分裂和混亂中,它卻為在未來的統一和秩序中實現自己的輝煌準備下了基礎。

 

    雖然歷史本身已經具備了國家統一的條件和要求,但楊堅仍然表現出了他個人在統一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這是一個沒有學問但工于心計的人,性格內向,外表沉穩,有頭腦,有能力,是他結束了國家的長期分裂,而且為后來唐帝國的輝煌奏出了差強人意的序曲。史書評價他“薄賦斂,輕刑罚,內修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聽朝,日昃忘倦,居處服玩,務存節儉……雖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稱近代之良主”。盡管愛惜物力,不好聲色,但他臨朝二十年,對于長安的基本建設卻貢獻很大。他在老長安的東南面筑了一座新城,周圍城墻長三十六點七公里,面積八十四平方公里,這規模,當時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因為他在北周時被封為大興公,于是把這座新城命名為“大興城”。城中正北頂端是宮殿區,外筑宮城,宮城以外,加筑一城叫皇城,各中央衙署(政府機關)集中于此,皇城以外才是都城,即官吏和一般人居住及從事各種活動的地方。都城內,以南北向的朱雀大街為中軸線,以十四條東西大街和十一條南北大街構成經緯,將市區劃分成一百零八個坊和兩個市,中軸線兩邊,各五十四個坊和一個市。坊,是住宅區;市,是商業區。每坊四周都有高墻,自成一統,設有專人管理。城內街道整齊劃一,秩序井然,堪稱封建帝國首都的典范。唐代定都長安,只增修了宮殿區(在宮城北面),都城格局基本沒動。修筑如此宏大的都城,投入自然不小,好在當時,“人庶殷繁,帑藏充實”,國力和民力還能承受得了。

    他的兒子楊廣對長安一直興趣不大,因為算命的對他說過:“陛下木命,雍州(關中)為破木之沖,不可久居。”而讖書上又有“修治洛陽還晉家”的話,當然,除了這些,也還有其他戰略上的考慮。他曾指出,洛陽“水陸通,貢賦等”(位置居中便于各地運送貢賦);而且,隨著東南方面領土的擴大,長安“關河懸遠,兵不應急”,洛陽則便于控制全國。果然,后來群雄逐鹿,矛頭都對準洛陽,他自己困在江都,連長安也回不去了。

    李唐王朝無疑是長安歷史榮耀的頂峰,但也正是隨著李唐王朝的衰落和覆沒,長安永久地退出了世界歷史中心的地位。公元617年,隋煬帝還沒死之前,李淵就控制了關中,煬帝一死,他便在長安稱帝——不可能去別的地方,到處都是割據勢力,需要逐個鏟除。六七年后,形勢穩定了,而關東地區已經被戰亂摧殘得不成樣子,關中地區卻沒有遭受太大的破壞,建都長安自然是惟一的選擇。此外,李淵出身隴東大族,關隴一帶的人經過東漢以來數百年的民族大融合,血統混雜,李淵的母親就是鮮卑人,而且他是靠母親的關系(楊堅是他的姨父)發跡,不太愿意遷居中原。史書說李淵“倜儻、豁達、寬仁”,招人喜歡不假,政治才能可就有限,幾個兒子似乎都比他強,他根本駕馭不了他們,正因為如此,釀成后來弟兄相殘的悲劇,自己也被迫退了位。

    大約靠政變起家的人,總會為他的子孫樹立一個壞的榜樣。強大的唐帝國在宮廷政變方面也是首屈一指的。李世民在玄武門(從宮城通往西內苑的大門,那時還沒有建大明宮)截殺他的兩個兄弟時,心里痛快得很,決不會想到日后他自己的子孫互相殺戮的慘相。正如司馬光所言:“……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以儀刑也,彼中(宗)、明(皇)、肅(宗)、代(宗)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長安城的百姓在有唐一代目睹了太多這樣的戲劇場面。李世民何嘗不想選立一個好太子,但第一次立了驕奢淫逸的同性戀者李承乾,廢了以后,諸子紛爭,最后定下的是庸懦無能的李治,為武則天的專權篡國鋪平了道路。

    從武則天退位到唐玄宗即位,八年半的時間里,一共發生了七次政變,換了四個皇帝。其中有兩次大規模的殺戮。一次是中宗(李顯)死后,李隆基(玄宗)和姑母太平公主聯手,清除掌權的韋后集團,凡韋氏族人以及投靠韋后的官員,一律殺光,“襁褓兒無免者”;再有一次是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姑侄翻臉,最后太平公主失敗了,凡屬她這個集團的人也是基本殺光。

    四十六年以后,公元756年,李隆基自己也被迫放棄了帝位,沒辦法,權力和人望都在兒子李亨一邊,不讓位不行。他想繼續住在他自己興建的豪華舒適的興慶宮養老,也沒有獲得批準(興慶宮在城東,不與皇城相連,不便控制),只好遷入(實際上是押送)西內苑,在那里度過凄涼的晚年。公元761年,李隆基死了,緊跟著,李亨也病了,于是,又是一場驚險的宮廷政變。張皇后和兩位皇子密謀設伏兵劫持太子,太子李豫在宦官李輔國、程元振協助下,搶得先機,殺了張后和越王、兗王二皇子,然后宣布肅宗的死訊,自己即了帝位,是為代宗。至于當時肅宗是怎么死的,還確實是一個問題。從李輔國開始,宦官成為唐朝宮廷政變的主角。順宗以后的皇帝,基本上都是由宦官擁立的,其間好幾個皇帝,如憲宗李純和敬宗李湛還死得很慘。文宗李昂和武宗李炎,屠兄殺侄,才取得帝位,而且在火并后,失敗一方的皇族、嬪妃、宦官全被處死。報應之說不足為訓,但“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總而言之,事實是:祖先的血腥罪行讓子孫付出了血的代價。

    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從安史之亂開始,隨著唐朝國運的衰頹,長安也一天天失去了戰略優勢地位的光環。首先,作為一個大帝國的首都,它的地理位置有孤懸一隅之憾。唐王朝后期的一百多年,戰亂不斷,戰場主要在今天的冀、魯、豫、皖地區,后來又被黃巢擴大到浙、閩、粵、湘、鄂等地,長安真正面臨“關河懸遠,兵不應急”的情況,而此時,由于經濟中心的逐漸南移,淮南和江南已經成為國家財賦的主要來源,而錢糧的運轉又必須從戰區通過,局面的尷尬可想而知。中央指揮既不便,財賦又不足,藩鎮的坐大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而藩鎮越強大,朝廷就越無法指揮,財賦也更無保障。兩者構成一種惡性循環,作為首都的長安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是每況愈下,而且無力自拔。其次,它自身的安全也成為極其現實的問題。所謂“阻山帶河,四面屏障”畢竟不等于萬無一失,特別是在民心思亂、指揮不當、后方空虛等情況下,有限的地理優勢起不了多大作用。安祿山起兵,一路順風殺進了洛陽。李隆基派宿將哥舒翰率領從甘肅、陜北一線調來的軍隊鎮守潼關。靠著老將的威望和地形的險要,雙方相持了半年之久。李隆基命令哥舒翰殺出潼關去,收復洛陽。哥舒翰深知敵焰正盛,而自己這支部隊成分復雜,守備尚可支撐,出擊決無勝算,但君命難違,只能硬著頭皮上,果不其然,一場大敗,想再回潼關固守也不可能了。安祿山趁勢進了長安,直到第二年(757年)郭子儀借助回紇的力量才把他趕走。有了一次,就有二次。公元763年,因為西北的軍隊都抽調到中原和史思明父子作戰,吐蕃趁勢攻入長安,代宗逃往陜州。好在吐蕃人在關中不服水土,擄掠一番之后撤兵回去了。二十年后,奉命去淮西前線解圍的涇原(即今甘肅)兵路過長安時叛變,擁立朱泚為帝,德宗李適逃奔乾縣,接著從河北調來“勤王”的李懷光又反了,朱、李二人聯手,把德宗趕到了漢中。混亂的局面到兩年后才結束。

    真正致命的混亂是發生在八十年后,黃巢的大軍徹底搗毀了唐王朝政權的基礎,而且也徹底摧毀了作為首都的長安生存和發展的活力,使那顆曾經在歷史的天空光耀奪目的都城之星從此消隱。正如不能因為破壞性太大而不承認其他偉人的歷史地位一樣,我們也必須承認黃巢是個人物,要不然他不可能憑只手掀起那樣一場驚天動地的風暴,“攪得周天寒徹”。黃巢出身于鹽商,鹽是國家專營的商品,販運私鹽是帶有黑社會性質的違法生意,除了自己要豢養一群壯丁打手,還必然和各方面的地痞流氓、亡命盜匪保持廣泛的聯系。而且,他又是個小知識分子,曾經多次應試不第,因而必然對現實社會極其不滿。有了上面這兩條,他只要碰到時機就會投身于推翻舊秩序的斗爭。黃巢對長安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這是因為他意識到京城是封建皇權的象征,是統治者維護權力的最中心的堡壘,要摧毀舊制度,他必須得到長安;要維持到手的權力,他必須占有長安。

    公元875年,黃巢部隊出山東,經河南,直奔長安而來。然而,究竟是一群烏合之眾,敵不住官軍的四面夾擊,被迫從洛陽南下江淮,又竄走浙江,還是站不住,開鑿山路,進入福建,再往廣東,占領了廣州。這一路下來,停停走走,花去了四年時間(從公元875年到879年)。廣州偏處嶺南,朝廷鞭長莫及,呆下來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權不是不可能,但人算不如天算,北方來的將士,不服水土,疫疾流行,減員嚴重,不能做長期滯留之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黃巢的眼睛始終瞄著長安,對其他城市(即對建立局部政權)沒有興趣。公元879年十月,他發表北伐文告,然后率兵北上。于公元880年七月,從采石磯過江,再度進軍長安,十月渡淮水,十一月占洛陽,十二月攻潼關。由于找到了潼關旁邊的“禁谷”(一條禁止通行的小路),部隊繞到了潼關的后面,對潼關形成夾擊,守軍潰散,兩天后,黃巢便終于實現了平生最大的夢想,以勝利者和主人的姿態進入了長安。

    初入京師,黃巢很注意約束部隊的紀律,自己也努力表現仁厚的形象。他告諭民眾:“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毋恐。”而且,他交代部下周濟貧民,即使對唐王朝的官吏及眷屬,也能注意保護(四品以下官員全體留用,民望較好的高官也動員他們參加新政權)。但所有這些政策都沒有堅持多久。長期的流寇生涯養成了靠擄掠大戶以籌集軍需的習慣,而長安又是大戶最集中的地方,龐大的后勤供應,不找他們要找誰要?舊例一開,便不可收拾,遇到反抗時,自然就要殺人。當時,長安被唐軍包圍,物資進不來,供應日趨緊張,黃巢只有下令加緊搜掠,救命的糧食,誰能輕易交出?于是先殺人再劫物的現象越來越多,起義軍和百姓的關系逐漸惡化。中和二年(882年)二月,唐將王處存率兵在城外打敗了義軍,乘勝追擊進了長安。黃巢猝不及防,東撤出城。長安的百姓以為官兵是自己的救星,雀躍歡呼表示歡迎,為他們提供各種方便,誰知道官兵與土匪如出一轍,進了城就搶財寶,擄女人,無所不為。黃巢沒走多遠,得知官軍后續部隊沒跟上,進了城的則專事搶掠,忘乎所以,于是下令反攻,而且順利得手,在城里的官兵一個個背著搶來的財物,跑又跑不動,丟又舍不得,十之八九被殺。殺人殺起了性,一時停不下手,黃巢想起長安百姓歡迎官兵的表現,氣不打一處來,索性大開殺戒,下令“洗城”。用什么洗?用血,百姓的血。書上說“丈夫丁壯,屠戮殆盡”,“擊殺八萬人,血流于路可涉也”。

    黃巢想永遠留在長安,但他也看到形勢一天比一天險惡,不得不做出逃的打算。已經當了皇上,又要去做流寇,這種反差令人難以接受,他下不了決心。但是不走就必然被困死,突圍是惟一的生機。長安是權力的象征,因而也是他心頭的摯愛,當他意識到被這座城市拋棄已成宿命的結局時,他不理解,更不甘心,所有的愛轉化為刻骨銘心的恨。和一切走向末路的利己主義者一樣,自己得不到的東西,寧可毀掉,也決不讓給別人。公元883年,黃巢撤離長安,臨走的時候,再次下令進行大規模燒殺,接踵而至的李克用的部隊“暴虐無異于賊”,于是“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唐僖宗在四川又住了兩年多,長安的重建才算稍有眉目,誰知搬回來不過一年,又在軍閥混戰中被逼出走鳳翔,本來只修復了一二成的長安,再次“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唐僖宗死后,末代皇帝昭宗李曄命運更悲慘。李克用、朱溫都想把他控制在自己手中,公元900年李曄還一度被廢,復辟以后,完全成了朱溫的工具。公元904年,朱溫逼李曄遷都洛陽。公元905年,朱溫叫人把李曄殺了,并且一不做二不休,把九個王子一次殺了個干凈。過了兩年,朱溫稱帝,改國號為梁,把都城遷往開封,長安則從此被廢掉了京師的稱號。

 

    長安是以其在地理上的重要戰略意義而被選為都城的,也是因為在不停的戰亂中屢遭毀滅性破壞而最終失去了都城的地位。但是,任何破壞都是可以恢復的,為什么此后的朝代再也沒有做建都長安的嘗試呢?電視劇《關中匪事》里一個土豪似乎想回答這個問題,他說:“不是不想來,是他們來不了!”這真是典型的土財主的妄自尊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怎么就會來不了?是不能來了。兩千年間熱衷于權力的野心家們相互的廝殺已經使這里的生態環境趨于極度惡化。從西漢時期開始,長安的供應就要仰賴江淮,所以劉徹才有修漕渠的壯舉。這項工程的前提是渭河和黃河必須有充足而穩定的水源。到了隋朝,這個前提沒有保證了,于是,被迫實行分段運輸的辦法:從江淮啟運的物資逆汴水而上,在洛陽上岸,視黃河水情另行裝船西運,到了渭河河口,又一次在陸上卸貨,根據渭水水情再重新裝船,直達長安。正是出于這種轉運的需要,才在洛陽修建了規模巨大的倉庫——洛口倉。到了唐宋時期(特別是宋以后),北方的河流水量日益減少,而且出現季節性斷流,航運功能不斷萎縮,宋金對峙時,問題不突出,元代統一后,忽必烈就不能不大力修浚運河來維持漕運。北方的缺水并不是因為雨量的減少,而主要是由于對森林的過度破壞。中國人的傳統建筑主要是木質結構,施工簡便,造價較低,當然也易于破壞,所以每有戰爭和動亂,放火燒房必是重要手段,因為其威懾作用不在殺人之下。房屋燒了再蓋,城市毀了又建,不難想象,這得用掉多少木材!由戰爭造成的對自然資源的毫無節制的糟蹋,最終導致了整個北方地區自然環境的惡劣,這個過程從隴右關中向晉、豫、冀、魯逐步展開(只是靠著京杭大運河的輸血作用,才維持了部分地區及京津的繁榮),因此,作為政治中心,最先被權力野心家們拋棄的就是西安。每一次遭到戰亂破壞后的重建,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難度,原因是資源日益緊缺。早在安史之亂后,詩人杜甫有感于殘破不堪的長安,在《秋興八首》之六中寫道:“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他似乎已有預感,戰爭的愚蠢和兇殘,使這座記載了千年繁華的帝都,在不久的將來即將結束自己的歷史使命。

2011-04-11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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