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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西詩學之比較——《比較文藝學》導論
論中西詩學之比較——《比較文藝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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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學”作為“文論”、“文藝學”的原初狀態,是來自西方古希臘亞里斯多德的古典文論。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是西方文化傳統中第一部系統的文藝理論專著。亞里斯多德生前著作很多,如《工具論》、《邏輯學》、《形而上學》、《物理學》、《倫理學》、《政治學》、《修辭學》、《論靈魂》等,涉及的領域很廣,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他的文藝理論,在不少著作中均有所觸及,而專門研究文藝問題的,今傳有《詩學》和《修辭學》。在《修辭學》中,他運用心理學來研究修辭和雄辯,開了后世文藝心理學的先河。《詩學》是一部未經整理的講稿,他在這一著作中,全面地闡述了自己的文藝觀,包括詩的起源、詩的歷史和詩的特征。當時古希臘的文藝主要是由戲劇(重點是悲劇)、史詩以及抒情詩構成的,亞里斯多德在分析悲劇的基礎上把三者結合在一起研究,探討文藝規律。所以他在《詩學》中論的不是狹義的詩的技藝,是包括戲劇、詩歌、批評在內的文藝理論。在那以后,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把研究文藝理論的著作都稱為詩學。我們這里所說的“詩學”,指的也不是狹義的“詩”的學問,而是廣義的各種文學的學問和理論,即對文學的理論研究和科學探討,也就是當今學術界所說的“文論”、“文藝學”。本書所論的中西比較詩學各題,是我們近幾年來對中西文論中具有可比性的若干文學理論問題、范疇進行比較研究的成果,我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基于對目前詩學現狀和未來前景的思考,同時也是對中國詩學根基的有意識的尋找。
  長期以來,我們在文藝學學科上所講的詩學,都是沿襲西方的;所使用的概念、范疇、觀念、原理,絕大多數都是“舶來品”,實際上是存在一個中國“缺席”的問題,或者說,在這個領域里基本上是“歐洲中心論”統治著,我們所熟悉并且不斷在傳授的詩學,并非是真正具有世界性意義的詩學。本世紀后半葉,隨著世界上殖民體系的土崩瓦解,第三世界的崛起,“歐洲中心論”也隨之而動搖,人們越來越感到在文化發展上要擺脫原先的局限,必須重視文化的外求和橫向的拓展。為探討帶有普遍意義的文化模式,實現全球共享,必須重視“他種”文化的研究,要用平等的態度對待“他種”文化。在西方還是“歐洲中心論”的時代,東方文化在西方被當作是“他者”和“非我”,處于被壓抑、受排斥的地位,現在在新的文化形勢下,人們已逐漸認識到任何體系和中心都是相對的,一個文化體系要發展,同樣也需要外求,西方文化外求的參照系主要是東方,而東方文化要確定自己本土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使它為人們所認識、所接受,也需要以發達地區文化為參照,求得自己的發展和更新。面對東西方文化必然交匯的前景,無論是文化還是文學,在未來的21世紀,人們研究的目光將轉向全球。為此,詩學學者如何從本學科的現實出發,建立新視野,以開放的態度,通過對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詩學研究,特別是對歐洲文化區域以外的詩學進行有深度而非盲目歐洲中心式的闡釋,認識、探討各類不同文化框架中的普遍文學現象,有如一些學者所提出的全球范圍內各民族共同擁有的“詩意表達”等,謹慎探索這方面前行的途徑,建立一種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詩學體系和理論,應是我們在面向21世紀時必須去面對的問題。
  由于東西方文化、文學有極大的差異,有很不相同的質素,要建立真正具有世界性意義的詩學,就應有東方各國詩學學者的參與,去做大量的艱苦的工作,因為現在形成的詩學框架并不是建立在世界整體的文學研究基礎上,而是以西歐的文化、文學作為基點,忽略了許多遙遠的有悠久歷史的文化、文學,卻又用這個本來未能涵蓋它們的狹隘框架去框定它們,這就與我們現在所追求的要建立一種“為整個人類走向大同之域”(季羨林語)的“詩學理想”有很大的距離。在東方,中國的文化、文學不僅源遠流長,而且獨具特色;在詩學范疇和觀念以及人思的方式上,都與西方有很大的差別。這就使處于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西方詩學學者,難以進入其中,彼此的互相印證也十分困難。中國的詩學學者如能擺脫過去比較封閉的思維模式,用一種開放的眼光來審視中國傳統詩學,以西方的詩學為參照,打通中西方詩學之間的那堵“墻”,對它們進行比較研究,一方面是尋找本民族詩學在世界詩學中的地位,一方面是去發現本民族詩學和世界上其它民族詩學之間的匯通點,這對中國詩學的走向世界和世界性詩學的形成都是很有意義的。
  在世界比較詩學的研究史上,中西比較詩學的研究起步較晚。關于如何比較研究中西詩學,我國的王國維、蔡元培、魯迅、朱光潛、宗白華、錢鐘書、王元化等一批著名學者,都曾進行過有益的探索,做出過一定的貢獻。本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領域的研究已日益蓬勃地展開,并且出版了一些這方面的專著,但在我們看來,一種堅定的從國際角度的“詩學對話”尚未真正開始。比較文學的真義就在于跨文化、跨國別、跨學科,越來越趨向于多文化的文學總體研究,正如韋勒克所說:“比較文學是一種沒有語言、倫理和政治界線的文學研究”,因為“一切文學創作和經驗是統一的。”(注:韋勒克:《比較文學的名稱和性質》,見《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145頁。)正是文學中的統一、共同的東西,使不同文化體系中的文學具有一種互相對話、互相比較的可能。詩學作為反映著不同文化、文學精髓的聚焦點,它們之間的相互比較和對話也同樣是必要和可能的。當然,這種比較不是以一種詩學模式去套另一種詩學,也不是用一種詩學模式去“攻克”另一種詩學,而是突破各種界限,作“文心”上的溝通,把握異中之同,了解同中之異,從中概括出更具有總體性和規律性的東西。
  早在本世紀60年代,法國著名的比較文學學者艾金伯勒就說過:“歷史的探尋和批判的或美學的沉思,這兩種方法以為它們是勢不兩立的對頭,而事實上,它們必須互相補充:如果能將兩者結合起來,比較文學便會不可違拗地被導向比較詩學。”(注:艾金伯勒:《比較文學的目的,方法,規劃》,見《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頁。)現在,比較詩學在比較文學研究中已備受關注,從事中西比較詩學研究,困難在于對中國古代文論的把握。在這方面,美國著名華人學者劉若愚的研究成果值得我們重視。劉若愚1975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文學理論》,從探求東西方超越歷史文化差異的世界性文學理論出發,在介紹中國自成傳統的文學理論的同時,以西方文學理論為參照,把阿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提出的藝術四要素理論加以改造,用以分析中國傳統文學批評,把中國古代文論分為形而上的、決定的、表現的、技巧的、審美的、實用的六種理論,力圖從中整理出一個有機的整體,建立一個分析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結構的理論框架。他還分別從縱向和橫向考察了上述六種理論的出現、發展和相互關系與作用,并將其與西方相似理論作比較。他在運用現代的、理性的眼光清理解釋中國傳統批評理論的特點時,清醒地看到了自己面對著的種種困難,如中國傳統文學批評所用術語的多義性和不確定性、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詩化特性等,這些常常使人難以領會其確切的意義,在西方文論中也很難找到與它們具有相同涵義與等價的術語和概念。為了揭示和辨別潛藏在某一術語中的某種潛在概念,尋求更精確的意義,他提出要注意每個術語運用時的上下文答案,考慮批評家的基本思想傾向、他所舉的例證、“以及他對同一術語在文學批評和其它著作中早期或當代的用法等等。”(注:劉若愚著:《中國的文學理論》,見田守真、饒曙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頁。)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意見。他在將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理論與西方相似理論作比較時,也是先從縱向探究了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源和流,在這一基礎上才從橫向作進一步的考察比較,如書中對中國的玄學論與西方的模仿論以及表現論異同的比較,就不僅清理和解釋了中國玄學論的流變及其特點,又揭示了它與西方的模仿論和表現論的某些相通之處。由于中西方歷史發展的不平衡,可比的文論在中國和西方往往不是同時產生的,中西比較詩學研究很難在歷時的方向展開,所以這種以共時研究為基礎,打破時間先后次序,在中國文論和西方文論?體范圍內進行某些問題的綜合性的比較,應受到我們的特別注意。
  劉若愚在《中國的文學理論》第一章“導論”中曾闡明他寫這本書的終極目的:
  我寫這本書有三個目的。第一個也是終極的目的在于通過描述各式各樣從源遠流長、而基本上是獨自發展的中國傳統的文學思想中派生出的文學理論,并進一步使它們與源于其它傳統的理論的比較成為可能,從而對一個最后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學理論的形成有所貢獻。我相信,對歷史上互不相關的批評傳統作比較研究,例如對中國的批評傳統和西方的批評傳統作比較研究,在理論的層次上比在實際的層次上會有更豐碩的成果,因為特殊作家和作品的批評,對于不能直接閱讀原文的讀者是沒有多大意義的。而且某一具有自身傳統的文學的批評標準,也不能應用于其它文學;反之,對于屬于不同文化傳統的作家和批評家的文學思想的比較,則或許能揭示出某些批評觀念是具有世界性的,某些觀念限于某些文化傳統,某些觀念只屬于特定的文化傳統。反過來這又可以幫助我們發現(因為批評概念通常是建立在實際的文學作品基礎上的)哪些特征是所有文學所共有的,哪些特征限于用某些語言寫成、或產生在某些文化傳統上的文學,哪些特征是某種特定的文學所獨具的。因此,對于文學理論的比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所有的文學。(注:劉若愚著:《中國的文學理論》,見田守真、饒曙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頁。)
可見,作者撰寫這本書,立意是很高的。正如他自己所說,他的終極目的是要對世界文學理論的形成作出貢獻。他在書中提出的“世界性的文學理論”的觀點,應是當今詩學工作者的一個共同的“理想”,它可以牽動人們去作各種各樣的嘗試,朝著這個目標努力去做。在我們看來,劉若愚這本書的突出貢獻在于:他能用一種跨文化的眼光,以今天更發展了的科學文藝理論,來清理中國的傳統文論,探討、剖析那些曖昧朦朧的術語,展示其蘊含著的藝術理論,在與西方文論的比較中,提出了益人心智的精湛見解。這是只有“單文化”眼光的學者所不能做到的。
  在中西比較詩學研究中,著名華人學者葉維廉也有多方面的成果。我們讀他的論文集《尋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學規律》(注:葉維廉:《尋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學規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頁。),可以看到,他一直在探討下列兩個問題:一是尋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學規律,也就是力圖在跨文化、跨國別的詩學之間,尋求共同的文學規律、共同的美學“據點”;另一是試探現代西方文學理論被應用到中國文學研究上的可行性及其可能引起的危機。他認為,在歐洲文化系統里,尋找共同的文學規律是比較容易的,因為不存在“批評模子中美學假定合理不合理的問題,而是比較文學研究對象及范圍的問題。”由于在歐洲文化系統中進行比較詩學研究,是單一的文化體系中的比較,得出的藝術原則,不一定適合各種不同文化系統中的文學,無法構成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美學據點和批評模式。但長期以來,“不管在文學研究或文化研究的領域里,批評家和學者們都往往以一個體系所得的文化、美學假定和價值判斷硬加在另一體系的文學作品上,而不明白,如此做法,他們已經極大改變了、甚至歪曲了另一個文化的觀物境界。”(注:葉維廉:《尋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學規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頁。)為了避免這種“壟斷的原則”(以甲文化的準則壟斷乙文化),不再重犯這種歪曲本源文化美學觀念的錯誤,他提出應重視對各種不同文化系統的理論作比較和對比研究,特別要重視中西方文化、文學的比較研究,做到互照互對、互比互識,以開拓更大的視野,互相調整、互相包容。這樣做,既讓西方讀者了解到世界上有許多源于不同文化的文學作品和不同的美學假定;也讓中國讀者了解到儒、道、佛的架構之外,還有與它們完全不同的觀物感物程式及價值的判斷。他也借用艾布拉姆斯所提出的有關作品形成的四要素,即世界、作者、作品、讀者為條件,再加上自己所認識的新的要素,打破艾氏從西方批評系統演繹出來的四種理論(模擬論、表現論、實用論、作品自主論)的架構,而根據作品產生前后狀況,總結出“五個必需的根據:(1)作者。(2)作者觀、感的世界(物象、人、事件)。(3)作品。(4)承受作品的讀者。(5)作者所需要用以運思表達、作品所需要以之成形體現、讀者所依賴來了解作品的語言領域(包括文化歷史因素)。”他認為在這些據點之間,有不同導向和偏重所引起的理論,從大的方面看有下列幾種:(1)觀感運思程式的理論,(2)由心象到藝術呈現的理論,(3)傳達目的與效用的理論,(4)讀者對象的確立,(5)傳達系統自主論(語言),(6)作品自主論,(7)起源論。以上是葉氏提出的新的理論框架的建構。
  在國內,曹順慶著的《中西比較詩學》(注:曹順慶:《中西比較詩學》,北京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我國文藝理論界第一本系統研究中西比較詩學的專著。他按我們現行的文藝理論框架,從藝術本質論、藝術思維論、藝術風格論、藝術鑒賞論幾個方面,對中西方相應的文論進行比較研究,側重點則放在長期被西方忽略的中國傳統文論上,在比較中著重是對上述幾個方面的古代文論進行縱向的梳理和橫向的闡明,眼光和視野已超出了本國的文化系統,這就使他所闡發的理論具有創意和特色。
  黃藥眠、童慶炳主編的《中西比較詩學體系》(注:黃藥眠、童慶炳主編:《中國比較詩學體系》,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頁。),是90年代以來在國內有影響的比較詩學著作。這部書打破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國關于詩學論述的基本模式,面對中西比較詩學存在的特殊困難,為了跨越兩種文化之間的鴻溝,給予文化背景的比較以“非同一般的重視”,并且以此為前提和起點,確立全書的結構,由文化背景比較進展到范疇比較,把“詩學范疇作為詩學觀念的‘網上紐結’”(注:黃藥眠、童慶炳主編:《中國比較詩學體系》,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頁。),從而展開中西詩學影響的事實比較。全書由背景比較、范疇比較、影響研究三編組成,這顯然是一種新的探索,它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其積極的意義在于倡導以跨文化的比較方法,來尋求中國詩學自我超越的途徑和前景。
  在國別比較詩學方面,有狄兆俊著的《中英比較詩學》(注:狄兆俊:《中英比較詩學》,學苑出版社1992年出版。)。該書以西方文論中的實用理論和表現理論為框架,把中英兩國相對應的詩學聯系起來進行比較研究,建立中英詩學比較研究的理論框架——功用詩學和表現詩學,并且分別探索中英詩學二重性的內涵,以無用和有用、功利和超功利、客觀和主觀三個方面來展示中國詩學二重性內涵;以主觀和客觀、教育和怡情、情感和理智來展示英國詩學二重性內涵,并從中英詩學二重性探索其共同的規律和特殊的規律,為進一步探索詩學深層結構開辟了新的蹊徑。該書在西方文論的參照下,對中國傳統詩學(如道家審美理論中的表現理論等)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這些見解并非沒有商榷的余地,但能給人啟迪,能引起人們去思考和探索。此外,朱徽編著的《中英比較詩藝》(注:朱徽編著:《中英比較詩藝》,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對分屬于不同民族、不同時代、不同語種的中英詩歌,在藝術技巧和語言特色方面進行比較研究,分析其異之處,尋求“契合”點。作者用現代批評理論作為指導,把中英詩歌放在縱向的歷史發展中和橫向的不同文化的觀照中進行觀察分析,對中英不同詩藝技巧作比較研究,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分別比較研究中英詩藝中的格律、修辭、描摹、通感、象征、張力、復義、意識流、用典、悖論、想象、移情、變異與突出、漢詩英譯中的語法、中英十四行詩等問題。下篇主要是比較研究中英著名的詩人、詩作,許多見解精辟獨到。由于作者視野比較開闊,能從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對照、比較以及相互交流、影響的角度,去認識、概括中英的詩藝,特別是中國的傳統詩藝,這就為跨時代、語種、民族界限的詩藝研究開拓了一個新的局面。
  如上所說,中西詩學比較,在中國學界,還是一個新的課題。因為這種植根于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理論體系之間的比較,確實難度很大。現在,中西學者都注意到要尋找能解釋東西方文學的文藝理論框架,注意研究歐洲文化區域以外的詩學體系、現象,為創建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詩學在作各種各樣的探索。中國古代文化,源遠流長,在東方很有影響,中西詩學比較研究應是世界比較詩學中的一個重要的課題。盡管中西方文化差異很大,如果我們能在文化思維上“打破壟斷”,從雙方出發,以開放的、平等的、兼容的態度,進行研究,而不是以一種體系的理論原則去套另一種理論體系,是可以進入共相研究的,也可以日益靠近我們所尋找的真正具有全球性詩學框架的理想。
  中西比較詩學的先行者早就指出,從事中西比較詩學研究困難很多,進行這種比較必須對中西文論都有相當的了解。西方文論,從古希臘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開始,經過長期的發展,文學的概念、范疇,一般都有嚴格的科學內涵,其理論的發展脈絡和歷史也是非常清楚的。比之西方,中國古代文論專書不多,理論方面的研究工作起步較晚,而且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只是少數人做的事情。中國古代的文論家,比較多是憑借傳統的理論和個人的體驗來評論作品,他們的志趣主要不在于探討深奧的哲理,而在于總結經驗,闡明自己對文學創作的具體看法和主張,而且多采用評點的形式,生動活潑,常常是通過雋永的比喻,形象的語言來表達思想,這種理論形態帶有直觀性、經驗性的特點,重體會,講究妙語,往往不把話說盡、說死,理論觀點和美學見解,都是自然地在批評話語中表現出來,觀點、見解隨作品流動,只有讀過作品的人,才能深刻理解它,如果沒讀作品,就難以領會其中的道理。有的理論是“詩化”的,鑒賞式的,帶有一定的虛擬性,要弄清楚它,還得反復琢磨和借助想象,所以理論的效果經常是評者與讀者共同創造的。同西方的科學型文論不一樣,中國古代的文論,更多是藝術化的,它的體系是潛在的。這樣的理論是需要“解讀”的,而要準確地“解讀”,又十分不容易,首先是要對它作歷史的“還原”,歷史的“還原”必須建立在資料搜集和積累的基礎上。這方面的工作,過去我國從事古代文論研究的學者已做了許多工作,有不少成果問世,但我們擁有的是一座豐富的理論寶庫,要拿它同另一種形態的理論作比較,使其有可能“相遇”、“對話”,還要尋求一種彼此溝通的渠道。
  重要的是構搭“相遇”的“橋梁”和尋求“對話”的“中介”。
  中西異質文論有許多難以溝通和相互理解的因素,因為彼此都難以擺脫自身的思維方式和文化框架。但中西文論都是人類文藝實踐經驗的結晶,必然蘊含有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所決定的共同性,應是異中有同,所以可以通過比較,從表面差異很大的中西文論中尋找它們的共同規律。困難在于:中國古代的文論家大多是通過對具體作家作品的批評來體現理論內容的,言簡意賅,理論的彈性較大,許多概念、范疇,如意境、形神、文氣、風骨等,不但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的含義,同一內涵的表述的概念有時也很不一樣,所以就要在“還原”的基礎上對它作一番“破譯”的工作,以當代話語進行新的解讀,再將其同西方文論作比較,在比較中尋找中西文論的“同”和“異”,做到“借異而識同,籍無而得有”,找出文學的共同規律,也認識各自的特點以及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產生的文學的特殊規律。
  中西詩學比較研究,是在“異質”、“異源”的中西文化之間進行,彼此差異的跨度很大,要相互溝通、理解很不容易,故要有“對話”的“中介”,即找出一些文學創作中必然會出現的問題,互證互對,互比互識,在比較中看中西文論家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系統中如何對這些問題作出回答,形成怎樣的概念、范疇和理論,有哪些“同”和“異”,從而進一步實現中西詩學的互識、互證、互補。
  中國古代文論是中國古代文藝思想、美學思想的結晶,隨著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已有不少外國漢學家著文闡明它在世界詩學中的特殊地位和理論價值,但由于語言和文化的“邊界”,西方的學者要真正跨越文化,把握它的實質,困難仍然很多,所以要使中國的傳統文論能夠走向世界,與各民族詩學交流、比照,在相互匯通的過程中,共同熔鑄出新的詩學概念、范疇和命題,可以使詩學進入世界和現代性的新階段,中國的詩學研究者應肩負起更多、更重的責任。當然,這種世界性詩學理想的實現,應是一種開放的、“將成”的、不斷變化發展而又多元共存的群體的探索,我們只能從“我”做起,以一種開放的眼光和方法,在中西比較詩學的研究上,努力去探索“自己”謹慎前行的途徑。
  近幾年來,我們就中西詩學中的若干具有可比性的問題展開了自己的研究,形成了這部20多萬字的著作《比較文藝學》。全書除導論外,共分上、中、下三編凡十章。上編“中西文學觀念比較”,主要對中西文學的一些基本觀念如自然觀、真實觀、創作觀、功能觀等進行比較,從而揭示中西兩大文論體系在這些重要問題上的異同。中編“中西文論形態比較”,是對不同類型文學理論的比較,中西方文學理論在其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不同形態,同時也產生了大量的對文學的哲學形而上學的理論,本編主要是從中西敘事理論、中西抒情理論、中西形上理論進行比較研究。在中西敘事理論比較中,著重從中西方敘事理論的傳統——詩史之分:志與事、一般與個別;中西敘事理論的不同特征——文史哲:歷史旨趣與哲學意味;文學敘事:理與事、文與事;作為文學敘事的歷史與哲學等方面論述中西敘事理論的異同。在中西抒情理論比較中,著重是從心性設計,理性與情性的沖突、興論與表現論諸范疇之比較,作為心學和心理學的中西方抒情詩學三個方面進行論述。在中西形上理論的比較上,主要是從形而上學與中西形而上理論的相關性、中西形上文論的主要形態、中西形上文論的內涵三個方面進行描述、分析和闡明。下編中西文論范疇比較。由于中西文論中理論范疇眾多,每個范疇都有其獨特意義,在各自不同的理論體系中有其獨特的地位和作用,有的具有可比性,有的不具有可比性,在本編中我們只選取其中具有可比性的五對范疇:神思與想象、雄渾與崇高、比興與隱喻、虛靜與迷狂、教化與凈化進行比較,同時力圖對有關問題作出較深刻的闡釋。
  本書研究的命題與時下已有比較詩學成果的區別是:
  第一,注重各個論題自身“理論依據”的反思和說明,力圖打破“壟斷”,克服“隨意性”。
  第二,從中西方不同文化出發,注重中西詩學視野的融合,堅持研究者跨文化的“詩學立場”,糾正比較詩學研究中的“歐洲中心主義”,也防止“中國中心主義”。
  第三,重視中西詩學的系統性,堅持在不同詩學系統中考察我們所選取的命題和范疇,在中西詩學的觀念、命題、范疇的共時性比較研究中,力圖對它們的“結構方式”、“系統規則”、“文學相關性”、“文化相關性”、“話語模式”、“功能模式”等問題有所關注。
  第四,在對本書所涉及中西詩學各題的研究中,注意到將“可比性”和“不可比性”的論題、范疇區別開來,努力做到實事求是地看待中西詩學之間的關系。
  第五,中西詩學范疇是中西詩學體系各自網結和基本詞匯。由這些范疇構成的系統是中西詩學最隱蔽的“理論真實”。對它們的比較研究有助于我們走向這一“真實”,使我們更深入理解作為“路標”的詩學范疇性質、功能、系統性等問題,本書特別突出這一研究,是為前面所說的中西詩學的互識互補,為建立新型的、更具世界性的現代詩學理論探索道路。
  中西比較詩學是以中西文學理論比較為核心的研究領域,它包括中西方不同國別、不同民族詩學的比較研究。由于中西方文化出自不同的源體,文化的跨度很大,所以中西比較詩學也是一種難度很大的跨文化詩學研究。本世紀后半葉以來,隨著比較詩學研究的興起,中國詩學的巨大價值已日益被人們所認識,有的學者還斷言:“比較詩學的一個未來發展方向,就是中西比較詩學的興起和繁盛。”(注:陳dūn@②、孫景堯、謝天振主編:《比較文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230頁。)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的這方面的成果問世,為這一領域的研究提供各種理論依據和路數,使中國詩學的推出和西方詩學的引進更具有可通約性和規范性。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艸下加凡
    @②原字忄諄右
暨南學報:哲社版廣州84~90J1文藝理論饒péng@①子19981998本文回顧了八十年代以來中西詩學比較研究的狀況,從目前詩學研究現狀出發,提出在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理論體系之間的詩學比較,重要的是要構搭彼此“相遇”的橋梁和尋求對話的“中介”,用一種開放的眼光審視中國傳統詩學,以西方文論作為參照,對它們進行比較研究,一方面尋找本民族詩學在世界詩學中的地位,一方面發現本民族詩學和世界上其他民族詩學之間的匯通點,以促進中國詩學的走向世界和世界性詩學的形成。比較詩學 “橋梁” “中介” 世界性饒péng@①子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中文系 作者:暨南學報:哲社版廣州84~90J1文藝理論饒péng@①子19981998本文回顧了八十年代以來中西詩學比較研究的狀況,從目前詩學研究現狀出發,提出在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理論體系之間的詩學比較,重要的是要構搭彼此“相遇”的橋梁和尋求對話的“中介”,用一種開放的眼光審視中國傳統詩學,以西方文論作為參照,對它們進行比較研究,一方面尋找本民族詩學在世界詩學中的地位,一方面發現本民族詩學和世界上其他民族詩學之間的匯通點,以促進中國詩學的走向世界和世界性詩學的形成。比較詩學 “橋梁” “中介” 世界性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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