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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乾嘉學風對近代史家的影響
論乾嘉學風對近代史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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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乾嘉學派對史料廣泛搜集、審慎考訂的嚴謹學風,深深地影響著近代史學。梁啟超、王國維、陳垣、陳寅恪等人之所以成為一代史學宗師,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他們都對乾嘉學風進行了合理揚棄,繼承了其精華部分。
  關鍵詞 乾嘉學風 近代史家 史料搜集 史料考訂
   * * *
  注重史料的廣泛搜集和嚴擇慎取,是乾嘉學風的顯著特點。受其影響,一代宗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垣、陳寅恪等凡立一說,必憑證據;凡引資料,極為審慎。故而在史料學和史學理論方面,頗多建樹。一些充滿真知灼見的全新理論模式被構建出來:如梁啟超的近代史學新構想,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陳垣的“史源學”,陳寅恪的“詩史互證”以及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等。這些史家的治史理論和實踐,于今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鑒和啟迪意義。
   一、廣集史料,據實立說
  梁啟超雖是近代今文經學的健將,為文崇尚微言大義,追求經世致用,但其后期在治史門徑上卻服膺文風謹嚴、言必征實的乾嘉先賢。他以自己的治史實踐說明,史學研究必須建立在豐富而翔實的史料基礎之上。對于古史中失載或缺略的史實,他總是“博搜旁征,隨處留心,無孔不入,每有所遇,斷不放過”[1]。為了研究春秋以前的部落分布情況,他不憚繁冗,爬梳剔抉,先從《左傳》、《國語》中整理出業已滅亡的六十多個國名,然后又從《逸周書》中輯錄出三十多個,從金文款識中搜集到九十多個,從其它散見的各種書籍中發掘出三四十個。最后,比照刪除所獲史料的相互重復部分,在余下的可以考見的三百多個國名的基礎上,róng@①鑄出這樣一個確定不疑的結論:“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國家甚多。”[2]就是為了這樣一個簡短結論,梁啟超不惜時間與精力,史海耕耘,孜孜以求。這種方法和精神,顯系承自乾嘉學派。王引之的《經傳釋詞》和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等,是最能體現這種學風的精品佳作。
  王國維強調歷史研究當“以事實決事實”。在《再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中一再強調:“吾儕當以事實決事實,而不當以后世之理論決事實,此又今日為學者之所當然也。”[3]這一學術思想的形成,雖然受到了近代西方科學實證理論的激發,但其淵源仍應是乾嘉學派注重證據,據實立論的“實事求是”學風。王氏此論并非執意抵拒理論對于史學研究的指導作用,而是要努力矯治近代以來滋生蔓延的游談無根、無端妄斷的惡劣治史習氣。因此,他刻意追求對史料的廣泛占有,以求研究結論的客觀性和全面性。以他對西北地理與蒙元史的研究為例,從抄寫校對杜環的《紀行記》、高居海的《使于闐記》起,直到《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止,在史料整理方面,費時就達兩年有余,其間除了寫有《古行記校注》四種、《蒙古史料校注》四種和《蒙古札記》七則外,還編有《元朝秘史索引》。所有這些,都被他視為元史研究前的必要準備工作。王國維的過人之處還在于,因其深受揚州學派(乾嘉學派的一支)的影響,敏銳地意識到了晚近新見實物資料的特有價值。據粗略估計,從辛亥革命時起,他先后研究過的實物史料不下20種:從甲骨卜辭、鐘鼎款識、虎符兵革、封泥璽印、秦磚漢瓦、石經木簡、玉貝古錢、歷代權衡、碑刻銘志、人物塑像,直至唐人手跡、宋元古書,甚而古墩木刻等,大凡當時所能見到的實物資料,他幾乎都曾涉獵并潛心研究過,而所有這些篳路藍縷性的工作,都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正因為如此,才使他在為文立論時征引宏富,棄取自如,持論得當,比如他考證殷先公王恒其人其事,除了例舉出卜辭中的三個顯在證據外,又羅列出其它鮮為人知的佐證14個[4]。由此得出的研究結論,鑿鑿有據,確定不移,使人產生“高山仰止”之感。這種廣泛搜集和占有史料的學風,是對乾嘉先賢在繼承基礎之上的超越。
  雖然陳垣先生晚年服膺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但從學術淵源看,他直接師承并執意恪守的無疑仍是乾嘉歷史考據方法。出于景仰和嘆服,他曾反復研究乾嘉學者的著作手稿和論學書札,著意探求他們的治學旨趣和門徑。長期的學風濡染和方法訓練,使他對乾嘉學派的某些優良傳統信守不渝。他強調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一貫倡導“竭澤而漁”的治史原則,搜集資料務戒遺漏,力求完備。他告誡學子:“考史者遇事當從多方面考究,不可只憑一面之詞。”[5]強調資料占有得越充分,考慮問題的角度就越新穎、獨特,認識問題就越有深度,得出的結論就越確切可信。所以他一貫堅持在主要材料未到手之前,決不急于動筆為文的治史信條。最能體現其學術旨趣的是,他的每一論著,都是在參考數十種甚或成百種史料的基礎上辛勤著成的。如他在撰寫《元西域人華化考》過程中,前后參考過二百余種資料,在《五代史輯本發覆》寫就前,以資料匯編形式結成的書稿就積有三尺多厚,而在此基礎上提煉而成的正稿,才不過二萬余字。無怪乎史學界公認該書言言有據,字字珠璣。為了編撰《元典章校補釋例》,陳先生積累了一萬二千余條的材料,故而在殺青成冊時選定的一千一百余條史例,令方家難挑瑕疵。
  在陳寅恪先生身上,乾嘉遺風的痕跡更是清晰易辨。他認為:史料不全,論點的精確性便難以保障;論據不足,必然導致論證乏力。朱延豐曾將自己撰著的《突厥通考》一書交托陳寅恪先生審閱,在通核全書后,陳先生直言不諱地指出:該書“資料疑尚未備,論斷或猶可商”。似乎讓人難以接受的是,他竟要朱延豐“十年增改之后,出以與世相見”[6]。果然是在十年之后,陳先生才對經過大量補正之后的《突厥通考》一書不吝贊譽并欣然為之作序。在講授中國中古史課程時,他首先提示學生:我國各個歷史時期史料保存的完整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上古史因材料奇缺,證據和反證隨之亦少,故論斷常流于推測。近代史資料豐富,搜集相對容易,確切地詮釋材料亦非難事,但若求史料完備,罕能如愿。中古史料得天獨厚,較遂人意,史家大有用武之地,但尤需注意的是,這些充足的史料,有時不但不足以構成確證,反而卻足以構成反證[7]。基于這種認識,他選定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作為自己的研究范圍。他雖然熟諳上古史,但卻很少論及,個中原因,蓋與其厭棄在史料不足的情況下,僅憑印象,徒托空言不無關系。
  尤為可貴的是,陳寅恪先生不但重視對新見史料的充分占有,而且還力倡并躬行踐履對新見史料的開發利用。他曾高度評價新史料的特有價值:“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采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8]敦煌寫本是當時的新見史料,而在他的論著里,不乏用敦煌史料從事研究的成功范例。如他利用敦煌寫本李義府撰《常河碑》來說明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事變”的時機和成功原因,使人感到既新奇又可信,無不心悅誠服于他的不刊之論。
  顧頡剛先生長于吳派基地,自幼受吳派學者追求淵博風氣的濡染,因此,終其一生,都將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作為治史第一要義,在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顧先生曾言:“以前我聽得幾個今文家的說話,以為清代的經學是支離、瑣屑、dòu@②dìng@③的……到這時我才明白知道,學問必須在繁亂中求得的簡單,才是真實的綱領;若沒有許多繁亂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簡單綱領便終是靠不住的東西,今文家要從簡單中尋見學問的真相,徒然成其淺陋而已。”[9]顧先生對今文家的菲薄之詞或可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推崇乾嘉學派之廣博務實、鄙棄今文學派之簡約空疏的治學態度,的確成就了他一生的學術事業。目前保存下來的顧先生的讀書筆記,總計有一百八十余冊,約四百余萬字。這座浩瀚的資料寶庫,是他數十年來如一日,如癡閱覽,如狂抄錄,銖積寸累,積微成巨的結果。正因有了這種博大的基礎,才做成了他精深的學問。
   二、精于考辨,嚴于取舍
  乾嘉諸儒大多精于校勘,其目的概在于給當世和后世學者留下可信度較高的史料。王鳴盛曾坦言:“予識暗才懦,一切行能舉無克堪,惟讀書、校書頗自力。嘗謂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不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10]由此可見,王鳴盛把校書視若治學的基礎性工作,視若避免著述錯誤的保障性手段。乾嘉學派之所以被稱做考據學派,是因其大多將畢生精力投注在了古籍整理和考訂事業之中。治經者如此,治史者亦無二致。《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異》、《二十二史札記》等,俱是考史、校史的經典性著作。它們為古籍訂正錯誤、補苴罅漏,將我國古代文獻史料的可信度檔次大大提高,施惠后人,功在千秋。這種學風和旨趣,對近代史家影響深巨。
  中國近代史學理論的構建者之一梁啟超認為,如欲保障史料的真實可靠性,就必須善于進行嚴密的正誤和辨偽。他在總結、概括乾嘉考據學方法和經驗的基礎上,提煉出一套系統的、具有近代科學實證精神的史料鑒別技術。他強調從正反兩個方面考察、驗證史料之真偽。當同一歷史事件的不同記載發生抵牾時,則以最原始、最近真者為可信。在辨偽方面,梁啟超也持有獨到的見解,其所歸納的辨偽求真方法,具有較強的實踐操作性。這些方法源自何處?梁啟超自認其得自乾嘉學風的啟迪。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第二節論到其寫作旨趣時,梁啟超申明:“本節論正誤辨偽兩義,縷縷數萬言,所引例或涉及極瑣末的事項,吾非謂治史者宜費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證,尤非謂考證之功必須遍及于此等瑣事。但吾以為有一重要觀念為吾儕所不能忘者,即前清乾嘉諸老所提倡之‘實事求是’主義是也。”[11]就是說,雖然他因受乾嘉學風影響而不憚其煩地反復例舉和論證史料的鑒別方法與技巧,但并非意在引導人們趨向繁瑣考證,而是要提醒史家真正領悟乾嘉學者所倡“實事求是”學風之真義所在。
  在史料考訂方面,王國維提出了屢試不爽的“二重證據法”。該方法主要包括文獻與文獻、文獻與實物銘文、實物與實物的互證三種形式。它要求在互證前必須明曉互證雙方是否出自不同的觀察。如果是地下材料和文獻材料之間互證,因為兩者顯系出自不同的觀察,當然可以直接互證;而在文獻與文獻之間,由于可能存在著轉抄關系,因而必先經過審慎的考察后方可互證。考察的基本程序是:通過目錄學了解作者、成書年代、地點及流傳情況等。經分析綜合,如果確認兩種文獻出自不同的觀察,那么才可以進行兩者互證。這種方法的創用,更加完善了史料鑒別技術,使治史者既能敢于使用尚存疑義的史料,又可保證所引材料的確當。這既是對乾嘉學風的繼承,更是對乾嘉方法的超越。
  陳垣先生認為:“考證為史學方法之一,欲實事求是,非考證不可。彼畢生從事考證,以為盡史之能事者固非;薄視考證,以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12]作為史學研究的方法之一,作為“實事求是”的保障性手段,考證對于任何一個嚴謹求實的治史者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陳先生強調,對于到手的材料,必須逐條核對,若有一手材料,拒用二手材料;此書早于彼書,信此而必疑彼。這一史料征引原則,顯系承自乾乾歷史考據學派的王鳴盛、錢大昕等人。其所不同的是,陳先生推陳出新、精益求精,開創了一門新學科——“史源學”,其目的是探尋史料的源頭及其演變情況以明史料之真偽。如果治史者在對待史料問題上,不問來源,盲目征引,那將極易使研究成果減色甚至會因誤引誤用而使研究徒勞無功。陳垣先生將探尋史源上升到“學”的高度,這充分體現了他對史料考辨的重視程度。“史源學”的創設,是陳垣先生對史料建設的一個重大貢獻,也使他的史學成就超乎乾嘉史家之上。
  在史料的考訂和擇用方面,陳寅恪先生更是慧眼獨具。他說:“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茍能于官書與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真相,而無誣妄之失矣。”[13]認為無論官私著述,都可拿來為我所用,只是各有其弊,不可全信。只要史家能夠“詳辨慎取”,嚴擇慎用,就可避免誣妄之失,得到真確史料。他還進一步提出詩文證史法,將詩文、小說等廣泛用為治史之佐證。這里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是:任何文藝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情節渲染和虛構現象,若無深厚的學術功底和精湛的考證技巧,一般難以問津此道。而陳先生學貫中西,得益于長期嚴格的考據學訓練并深得西方實證科學精神啟迪,擅長文史互證,不乏成功力作。《秦婦吟校箋》、《元白詩箋證稿》以及《柳如是別傳》、《桃花源記旁證》等著作的撰著,證明了詩史互證法的應用價值。這種根植于乾嘉考據學基礎之上的學術努力,既拓展了歷史資料的取用范圍,又提高了史料學的科學境界。
  顧頡剛先生是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在史料考辨方面尤具卓識。他勇于懷疑史籍記載,提出了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學說。其基本理論是:“時代愈后,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們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14]。根據這一理論,他斷定許多古史記載都是后人附會的,因此要得到真實的材料以明歷史之真相,必須大膽地疑古和辨偽。這一傳統是承自乾嘉學派的崔述。顧先生對崔述推崇備至并曾投入了相當長的時間和精力研究其人、其著及其治學旨趣,以致將崔述的疑古辨偽傳統發揚光大到極致。這種學風提醒治史學人:對于既得材料不可盲目相信盲目采用,只有藉經過嚴格考訂的、謹慎選取的史料進行歷史研究,才是治學的正確方法。
  乾嘉學派厭棄空發議論,崇尚言必有據,凡立一說,廣征博引,凡引資料,必經精審。梁啟超認為,這種方法,就是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學者所倡用的邏輯歸納法,其步驟是:“第一步,必先留心觀察事物,覷出某點有應特別注意之價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項,則凡于此事項同類者,或相關系者,皆羅列比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較研究的結果,立出自己一種意見;第四步,根據此意見,更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證據,證據備則泐為定說,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15]梁氏將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簡單地比附為近代科學歸納法,未免失之偏頗。因為,歸納法是伴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而漸趨縝密的一種由個別到一般概括和推理的邏輯方法,乾嘉學派雖亦偶或使用歸納法,但卻是不自覺的和不明確的,尚未成熟完備到近代科學歸納的高度。事實上,乾嘉學派的主要方法是,廣泛細密地搜集各種相關材料以比較其異同,從而判斷出何者正確,何者訛誤。其主要作用是,能夠有效地解決古代文獻中以訛傳訛或混淆不清的問題,順利清除通解古籍的路障——疑文滯句,嚴格說來,稱之為比較的方法更為妥切。從方法論意義上講,它確乎寓有西方實證科學的某些因子,但卻難以從個別現象中推導出一般規律。盡管如此,乾嘉學派以史實為根據,以求真為旨歸,勤搜資料,嚴于取舍的樸質學風還是值得取鑒的。恩格斯曾指出:“不論是自然科學或歷史科學的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16],“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里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17]。因此,史料的搜集與考辨,是歷史科學和其它許多人文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雖然乾嘉學派尚未意識到傾其畢生精力所做的一切僅只是史學研究的始端,還必須在此基礎上由表及里地去努力探求事物內在的本質聯系,但我們必須承認,在他們的治學方法中,的確孕育著近代實證科學的胚芽,對近代史家產生過積極而深遠的影響。近代史家的輝煌成就,無疑得自于對乾嘉學風的合理揚棄。史學的發展,需要多方面的條件,既需要新理論和新方法的推廣應用,又需要對傳統史學中精華部分的繼承和弘揚。我們不能想象傳統史學如果是一片沙漠,卻可以在此之上矗立起現代史學的參天大廈。目前或明或暗地滋生的傳統史學虛無主義認識傾向,無助于史學走出困境,擺脫危機。在形形色色的史學新模式被爭相鑒用的今天,對傳統史學的客觀重估,絕對不是老生常談。
  注釋:
  [1]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75、76頁。
  [2]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71頁。
  [3] 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觀堂集林》卷一,第16頁。
  [4] 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觀堂集林》卷九,第6~7頁。
  [5] 《勵耘書屋問學記》,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116頁。
  [6] 陳寅恪:《寒柳堂集》,《朱延豐突厥通考序》,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71頁。
  [7] 俞大維編《談陳寅恪》,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頁。
  [8]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上海古籍出版1980年版,236頁。
  [9] 顧頡剛:《古史辨》第1冊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0頁。
  [10]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光緒六年王氏刻本,第2頁。
  [11]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頁。
  [12] 《勵耘書屋問學記》,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114頁。
  [13]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頁。
  [14] 顧頡剛:《古史辨》第1冊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頁。
  [15]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朱維錚校《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頁。
  [16][17]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9頁、第118頁。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金加容
   @②原字饣加豆
   @③原字饣加丁
  
  
  
南開學報:哲社版津71-75K24明清史武吉慶19971997 作者:南開學報:哲社版津71-75K24明清史武吉慶19971997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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