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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五形態論與三形態論的內在統一
論五形態論與三形態論的內在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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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11X(2007)06-0005-04
  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是學術界對馬克思社會經濟形態理論所作的兩種基本概括和理解。所謂五形態論,即關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依次更替的思想①。而三形態論一般是指“人的依賴性”、“人的獨立性”、“人的全面性”漸次發展的思想。那么,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的關系如何,哪一概括更符合馬克思的原本思想?近年來,學術界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了熱烈探討。在探討中,有人推崇五形態論,認為它是馬克思對整個人類經濟形態演進過程的科學概括,在邏輯層次和理論根據上更為根本;有人則推崇三形態論,認為馬克思晚年的非資本主義道路設想是對五形態論的否定,況且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的歷史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是嚴格按照五形態的秩序依次演進的,因此,三形態論反映了社會經濟形態發展的復雜性,更能反映馬克思的本意;有人則認為,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是辯證統一的,兩者共同構成馬克思社會經濟形態理論體系。[1]320-323
  對于以上幾種意見,筆者傾向于第三種。毫無疑問,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的研究視角和理論側重點是有所不同的。五形態論是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物質運動和客觀規律出發,以社會生產活動中人與人的關系(即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的性質)的歷史演進為主線,以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作為考察重點,從而對社會經濟形態的歷史樣態所作的一種劃分。而三形態論則主要是從人類主體現實的、具體的、歷史的地位出發,以社會生產活動當中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歷史演進為基本線索,以同社會經濟的發展緊密相連的人的個性的發展作為考察重點,從而對社會經濟形態的歷史演變所作的一種階段劃分。但是,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也是內在統一的。根據對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理解,并參考借鑒學界的有關研究成果,筆者認為,這種統一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思想進程的統一性
  馬克思五形態論的雛形見之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在該書的第一卷第一章中,馬克思第一次使用“所有制形式”概念,并根據生產決定分工、分工決定所有制形式這一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將社會經濟形態劃分為不同的階段,認為歷史上“第一種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種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第三種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第1卷)[2]68-70,而“現代私有制”即資本主義私有制由于無法消除異化現象而最終必將被共產主義所取代(第1卷)[2]86-87。在這里,盡管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還不夠科學,他對社會經濟形態的最初形態和未來發展還帶有一些思辨和推斷的色彩,但是,五大社會經濟形態依次更替的思想已初顯輪廓。
  在隨后的《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雇傭勞動和資本》等著作中,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形態理論有了進一步發展。此時,馬克思明確提出了借以區分不同社會經濟形態的客觀標志,即“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和”,并指出“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第1卷)[2]345。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這些著作中基本上不再提及當時缺少史料支撐、帶有推斷性質的部落所有制,五形態論暫時變成了四形態論。
  1850年代,馬克思對“亞細亞生產方式”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并根據當時的認識將之視為人類最初的經濟形態。他將有關思想集中反映到《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中。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對指導其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作了科學的闡述,科學揭示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是推動經濟形態發展的根本動力,第一次比較完整地提出社會經濟五形態論——“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第2卷)[3]33這就是被后人常常引以為據的一段經典表述。
  馬克思的三形態論發端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該手稿中,馬克思以人的本質的異化及其復歸為線索,同時結合所有制的更替來探索社會經濟形態的演進,概括出從公有制形態的“真正的人的社會”向私有制形態的“異化的社會”的過渡,以及在更高層次上重新向公有制形態的“真正人的社會”復歸的演進規律。這一概括雖然還帶有較濃厚的人本主義色彩,但是,三大形態依次更替的思想線索還是比較明晰的。
  在此后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進一步發揮了上述思想,并且開始運用正處于形成時期的社會基本矛盾原理進行論證。馬克思提出,分工是生產發展的產物,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第1卷)[2]84由于“自然形成的”分工并非出于人們自愿,因此,“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第1卷)[2]85。那么,如何消除“個人力量(關系)由于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一現象”呢?“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第1卷)[2]118-119在這里,馬克思所講的三形態可以概括為:無分工的社會——有分工的社會——消滅了分工的社會。
  馬克思三形態論的經典表述見之于《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在該手稿中,馬克思將人的發展同社會的發展聯系起來加以考察,以人獲得解放和自由的程度作為根據,提出了三種經濟形態——“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4]104
  總之,從思想的起點來看,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同時發端于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形成時期的1845年前后。其中,《德意志意識形態》這一在馬克思的思想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就同時包含了兩者的理論雛形。而從思想的成熟度來看,對兩者分別進行經典表達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和《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也是同一時期的著作,并且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是馬克思1859年1月為他即將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分冊)所作的序,而《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分冊)又是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的基礎上寫成的。由此可見,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的思想進程是基本吻合的。
  二、提出動因的統一性
  眾所周知,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得以產生的重要動因。在一定意義上,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也是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得以產生的基本的也是共同的動因。
  作為資產階級的經濟理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功能主要在于論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合理性和進步性。在反封建的過程中,它起到的作用“可以和同時代的偉大法國啟蒙學者的成就媲美”。但是,它“也帶有那個時代的一切優點和缺點”,其中,將其“所發現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當作“永恒的自然規律”,而否認其“歷史地規定的形式”(第3卷)[5]493,就是一個根本的理論錯誤。而錯誤的根源就在于其方法論上的形而上學、歷史觀上的唯心主義。
  如果說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反封建的過程中起到了歷史的進步作用的話,那么,在資產階級取得了統治地位而工人階級的反抗斗爭威脅到這種地位時,它蛻變為庸俗政治經濟學,徹底變成為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作辯護的輿論工具。“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第1卷)[4]17,成為其理論活動的風向標。而此時,竭力否認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客觀規律性、論證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完美性,成為其理論活動的中心任務。巴師夏之流宣稱:交換是各個階級和諧起來的基礎,資本主義是一個“自然的組織”,是“自愿的和進步的組織”,因而也是“和諧的組織”[5]193-195。
  當時同巴師夏等人的庸俗政治經濟學相呼應的,是以蒲魯東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蒲魯東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試圖超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理論對峙。他從抽象的“好”“壞”概念出發,認為一個社會是由好壞兩個方面組成的,因此,他的解決辦法就是保存好的、消滅壞的。盡管蒲魯東的觀點極其荒謬,但是在當時一些小資產階級占優勢的國家,仍然有一定的市場。
  因此,批判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和小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奇談怪論,揭示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客觀規律,論證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性,成為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當務之急。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和資本》等著作中開始了他的理論批判。
  針對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散布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永恒”的觀點,馬克思通過歷史考察明確指出:“在工業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必然會產生私有制。……在大工業中,生產工具和私有制之間的矛盾才是大工業的產物,這種矛盾只有在大工業高度發達的情況下才會產生。因此,只有隨著大工業的發展才有可能消滅私有制。”(第1卷)[2]104他進一步指出,資產階級對待資本主義生產的觀念是非常奇怪的,在論證資本主義代替封建制度的必然性時,他們承認社會經濟形態發展的客觀性,說封建制度是人為的歷史阻礙;而在反對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觀點時,他們又拒絕承認社會經濟形態發展的客觀性,說資本主義制度是天然的產物。而實際上,“這些觀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因為“生產力的增長、社會關系的破壞、觀念的形成都是不斷運動的,只有運動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滯不動的。”(第1卷)[2]142
  針對蒲魯東所謂不偏不倚、貌似公正的結論,馬克思不無諷刺地說:蒲魯東從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那里借用了永恒關系的必然性;從社會主義者那里借用了把貧困僅僅看作是貧困的幻想”;“他希望充當科學泰斗,凌駕于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來擺去。”(第1卷)[2]156馬克思還一針見血地指出:“蒲魯東先生看不到現代種種社會體制是歷史的產物,既不懂得它們的起源,也不懂得它們的發展,所以他只能對它們作教條式的批判。……這樣他就陷入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錯誤之中,這些經濟學家把這些經濟范疇看作永恒的規律,而不是看作歷史性的規律——只是適于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一定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規律。”(第4卷)[2]536-537
  理論批判的過程也是理論建構的過程,馬克思在批判各種錯誤的經濟形態理論的同時,也開始建構自己的社會經濟形態理論。他按照兩條思路勾勒了社會經濟形態的演進圖式,即根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并側重于所有制關系演進的五形態論、根據人與自然關系的矛盾運動并側重于人的自由發展的三形態論。無論哪一個圖式,都是為了反映“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第1卷)[4]12;都是為了證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性及其最終命運——它必將因對生產力發展和人的自由個性發展的雙重阻礙而被社會主義公有制所取代。
  三、理論基點的統一性
  無論是五形態論還是三形態論,都堅持唯物史觀基本原理,都同唯心史觀有著根本的區別。馬克思反對從抽象的人出發考察歷史,在他看來,“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第1卷)[2]79。因此,考察人類歷史,必須從對“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發展的過程的研究開始。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2]344這說明,在“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活動中,人們必須面對和處理兩種不同的關系:其一,人們的生產總是在一定的自然條件下進行的,并且總是要同一定的勞動對象(最初和最根本的總是來自于自然界)發生關系;其二,人們的生產總是社會的生產,在生產過程中總會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這兩種關系構成了人們生產活動的基本內容。在生產發展的過程中,第一種關系的歷史發展主要體現在人對自然的依賴程度的減少,即人越是遠離動物般的對自然的完全依賴,就說明社會生產發展的程度越高;而第二種關系的歷史發展主要體現在人與人彼此分裂的程度的減少,即人逐漸消除“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分裂(第1卷)[2]85,并最終趨向于共同占有生產資料、人與人的利益一致的共同體。而這兩種關系的發展不僅體現著而且依賴于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對上述兩種關系發展階段的考察,就成為馬克思研究社會形態發展的兩種基本視角[6]。
  五形態論基于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從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的角度考察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階段。但是,在馬克思看來,生產關系的性質和水平歸根到底取決于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水平。正因為強調了生產力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馬克思才正確揭示了五種所有制形式依次更替的最終動因——“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第1卷)[2]142
  就三形態論而言,雖然它直接分析的是人的能力的發展過程,并將人的主體性作為社會形態的劃分標準,以人的自主活動的獨立程度作為社會發展的標志,但是它也深刻揭示了人的能力的發展與生產力的發展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6]。在這一理論視野下,人的自主個性的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生產力的發展,人的能力主要表現為生產能力。第一種形態對應手工業生產力階段,當時社會生產力低下,人們受著自然界的盲目擺布,為了增強對抗自然的能力,彼此只有互相依賴,結成各種原初形式的共同體(個體也因此依附于共同體),并采取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式;第二種形態對應大機器工業階段,由于生產力大大提高,人的自主性得到迅速發展(但對商品這個特殊的“物”存在著嚴重的依賴性),商品經濟成為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第三種形態對應自由人聯合體生產階段,由于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人不僅從對自然的依賴關系而且也從對社會的依賴關系中解放出來,成為自然的和社會的真正主人,社會經濟演變成為產品經濟。
  總之,無論馬克思采用何種視角來考察人類歷史,在他看來,社會經濟形態(其中包括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所有制關系等)的發展和演變,歸根到底取決于“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4]97,即最終取決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這是兩種視角共同的理論基點。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理論基點之上,馬克思還在不同的語境下提出了其他經濟形態的劃分,如在《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中,從社會經濟形式的角度所作的劃分(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在晚年給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中,借用地質學的術語對社會經濟形態的劃分(原生形態—次生形態—未來形態),等等。由于具有共同的理論基點,這些劃分之間存在著對應的關系,共同構成馬克思的經濟形態理論體系(見下表)。因此,我們在理解馬克思的有關思想時,應該將其納入到這個統一而有機的理論體系整體中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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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07-04-24
  注釋:
  ①五形態論究竟是不是馬克思提出來的,一段時期以來,學術界對此存有不同看法。近期,北京大學趙家祥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段忠橋教授和南京大學奚兆永教授分別在《北京大學學報》、《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南京大學學報》和《教學與研究》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就此問題又展開了激烈的論爭。本文作者認為,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在此問題上都有過一些表述,但是,他們的思想在馬克思那里能夠找到文本依據。應該肯定,五形態論的基本思想最先是由馬克思提出來的。
東南大學學報:哲社版南京5~8B1哲學原理孫來斌20082008
馬克思/社會經濟形態/五形態論/三形態論/統一性
社會經濟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的關系問題,是近年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的一個熱點。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的研究視角和理論側重點雖有所不同,但是,兩者卻是內在統一的:從發端到成熟,其思想進程基本吻合;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其產生的一致動因;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和演變歸根到底取決于社會生產的發展,是其共同的理論基點。我們應將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納入馬克思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的有機整體中加以理解。
作者:東南大學學報:哲社版南京5~8B1哲學原理孫來斌20082008
馬克思/社會經濟形態/五形態論/三形態論/統一性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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