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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降幡出石頭——古都史話之四
一片降幡出石頭——古都史話之四
雷池月     阅读简体中文版

本文原載《書屋》2005年第四期

 

    庾信在《哀江南賦》里描寫南京的雄偉氣象說:“昔之虎踞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虎踞龍盤”是赤壁戰后諸葛亮回到夏口對劉備說過的話:“鐘山龍盤,石頭虎踞,此帝王之宅。”至于“黃旗紫氣”,即后來劉禹錫詩中所云“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中的“王氣”。

    統治者都迷信風水之說,所以,一千八百年來(從公元212年到1949年),至少有九個朝代曾經在這龍盤虎踞之地建都(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明、民國)。作為全國性的政治中心,在南方,南京是首屈一指的。不過,這里的“王氣”很容易消散,上述所有在南京建都的政權,除了東晉磕磕絆絆維持了一百零三年,其余的長則六七十年,短則二三十年,就被下一個政權用暴力取代。無怪乎有人稱南京為“亡國之都”,信其然哉!

    南京城下從來沒有進行過什么成功的防御戰,但決不是因為它的地形先天性地缺乏戰略防御條件。事實上,它西靠長江,南臨淮水(秦淮),北有鐘山,構成天然屏障。最早發現和利用南京的地理優勢的是孫權。公元212年,孫權遷居秣陵(定名建業,即今南京),據險要地形建了一座石頭城,防御曹操。然而隨后的幾年,孫、劉矛盾激化,為了奪取洞庭湖和湘江以西的荊州地區,孫權于221年把大本營遷移到武昌,以便就近指揮,第二年就發生了夷陵之戰。夷陵戰后,蜀國的勢力退縮到四川去了,從此“西線無戰事”,孫權的注意力轉移到了東南地區的開發和發展,于是229年,他又遷回了建業(南京),并正式稱帝。這就是南京成為帝都的開始。

    265年,孫權的孫子孫皓,聽到風水先生說“王氣將自荊州來,破揚州兵”,惶恐不安,匆匆把都城遷到武昌。但因為朝廷和軍隊的后勤供應主要依靠江南地區逆水輸送,十分不便,朝野上下發出了“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的呼聲。而此時有一股越地山民作亂,攻到建業,孫皓從武昌發兵,趕走了亂民,他覺得這正是應了風水先生“荊州破揚州”的鬼話,于是第二年便又還都建業。當然,在南京做皇帝要愜意得多,何況孫皓沉湎酒色,后宮佳麗,超過千人,還年年選美,不斷更新,不知多少明眸越女、皓齒吳娃被他一人糟蹋!有敢諫阻者,殺無赦。出了這樣的皇帝,國勢衰微,自然日勝一日,280年,晉兵終于順江而下滅了東吳,南京作為國都的歷史就此告一段落。

    雖然東晉建都南京是在三十多年以后,但吳國六十年的統治和此后南北長期分裂(317—589年)的歷史是一種有效的傳承關系,因此,可以說,孫權和他在南京建立的吳國,對于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過特殊的作用和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南方”這個概念得到了強化和確認,“中國”一詞不再被狹隘地理解為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而成為由南北兩部分組成的民族國家實體。從唯物史觀來看,南方的成長當然首先是經濟繁榮的結果,而反映在社會與政治層面上的重要表現則是造就了作為東吳政權支柱的孫氏和顧、陸、朱、張等強大的南方世族集團(當然也接納并且融合了永嘉之亂后從北方逃來的中原世族),而由于此后的南北對峙時期南方戰亂相對較小,他們得以推動中國南方在社會發展水平上整體達到甚至超過北方。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從這里開始(當然還要包括此后幾百年的消長變化),長江流域取代黃河流域成為中國的精華所在。

    就在滅吳那一年,晉武帝司馬炎把建業(南京)改名為建鄴。到了313年,晉愍帝司馬鄴即位,鄴字犯了皇帝的名諱,建鄴又改名建康。317年,特殊的歷史機遇使建康再度成為帝都,而且這個地位一直維持到589年,將近三個世紀。建康的范圍很大,大得超乎人們的想象。梁武帝時記載的規模,西至石頭城,東至倪塘(今市東南方山以北),南至石子岡(今安德門南),北過蔣山(即鐘山),東西南北各四十里。按現在的算法,即使城墻的走向并非筆直,其面積也應該在三四百平方公里左右。而同一時期,羅馬卻在不斷走向衰落,并在五世紀初被日耳曼蠻族徹底摧毀。因此,從三到六世紀,南京無疑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

 

    南京被東晉朝廷定為京都,主要是因為當晉愍帝司馬鄴被劉曜俘獲以后,臨危受命統攝政事的瑯琊王司馬睿原先兼領徐、揚二州軍事,駐地就在建康。司馬睿并不是很熱中于做皇帝,愍帝被俘以后,面對貴族官僚們的聯名勸進,他只肯以丞相名義號令天下,而且還一再表示,如果繼續逼他“即位”,他就要撂挑子回自己的封地去,直到兩年后晉愍帝被殺掉了,他才終于就范,在南京稱帝。司馬睿的消極態度事出有因。他雖然是司馬懿的曾孫,但開國的司馬炎只是他的堂叔,和“八王之亂”中那些顯赫一時的藩王比較,他是“時人未之識”的小角色,為求自保,養成了“恭儉退讓”的習慣。當那些有實力的藩王們在相互拼殺中凋零殆盡時,司馬睿才水漲船高地逐漸手握重權,最后水到渠成地即了帝位。

    從司馬睿定都南京到楊堅滅亡陳朝的近三個世紀里,政權雖然多次易姓,但整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結構并沒有出現過任何根本性的變化,每一次成功或不成功的政變,除了給局部地區的民眾造成程度不一的損傷,都不曾動搖社會的基礎——權力的轉移始終在世族豪門之間進行。這樣,這一時期的南京就為中國歷史上為害最烈、影響最深的痼疾之一——軍閥政治提供了系統而完整的標本。

    軍閥政治在中國源遠流長。儒家經典《大學》里有一段話:“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把封建割據的理論精髓和指導思想作了最根本的概括。每逢亂世,各色野心家莫不以抓軍隊、搶地盤為第一要務。軍閥攫取最高權力,曹氏、司馬氏是成功的典型,當然也樹立了很壞的榜樣,從司馬炎建國后的幾百年里,軍閥不斷地制造動亂、覬覦和取代帝位,構成了政治舞臺上的中心情節和重要場景。

    司馬睿南京開國,本身就是軍閥混戰的直接后果,而他登臺之后不久,盤踞武昌的大軍閥王敦,便打著“清君側”的旗號,進軍建康。王敦攻下了石頭城,放縱士兵劫掠,司馬睿被困在臺城,放話說:“想坐我的位子,只管早說,我回瑯琊去好了,何苦糟蹋百姓!”話一挑明,王敦反倒有了顧慮,只給自己弄了個丞相的官銜,武昌郡公的爵位,回師西去。經過這么一番折騰,司馬睿病倒了,當年一命嗚呼。皇長子司馬紹(晉明帝)即位,與王敦展開了新一輪的較量。司馬紹是個聰明人,五六歲時就對“長安與日孰遠孰近”發表過極具思辨色彩的妙論,他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在弱勢中掌握了斗爭的主動權,逼得王敦倉促起兵,最終氣急敗壞而死。聰明人短命,司馬紹只活了二十七歲,當皇帝三年而已,繼位的是他年僅五歲的兒子司馬衍。在討伐王敦時坐大起來的新軍閥蘇峻又重演“清君側”的一幕,攻入建康,而且沖進臺城,焚燒宮室,蹂躪嬪妃,無所不用其極,就差沒有篡位。不過因為基礎和實力都還欠缺,蘇峻很快就被溫嶠、陶侃等人打敗,梟首陣中。從此,南京的東晉朝廷進入了一個比較穩定的時期,軍閥們相安無事大約維持了半個世紀之久。

    相安無事的重要原因是不同勢力集團的相互牽制。這期間最大的野心家桓溫,最終也未能實現“抱負”——不僅沒當上皇帝,連模仿曹操“加九錫”的要求也被謝安等人連拖帶騙地耽擱了。桓溫為了發展壯大自己,以光復中原為標榜,一次西征,三次北伐。可以說,這些戰爭就是他一生的事業,然而,除了西征順利得手,三次北伐都不成功,而且每況愈下。第一次、第二次還到達了長安、洛陽一線,第三次出師不久,就棄甲燒船潰敗而回。三次北伐歷時二十余年,看到自己第一次北伐途中手植的楊柳已經長成合圍的大樹,桓溫寫出“昔年種柳,依依漢南,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名句,感傷中真還有些悲壯的意味。在中國的傳統政治里,“統一”是一個是永久而神圣的話題。天無二日,所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但是,所有的“統一”,幾乎都是從北向南的征服過程,北伐基本沒有成功的先例(即便是北伐開國的明朝,最后也還是通過朱棣南征才實現真正的一統天下)。個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南方的自然和人文環境較難激發出奮發拼搏的欲望。相對優越的生存條件抵消了改變和創造命運的雄心。越王句踐的臥薪嘗膽一類主觀強制手段,正是反映了江南人克服自身惰性的艱難。在西晉末年逃難來到南方的中原百姓,盡管多達百萬,但幾十年來已經安家置業,同化為南方人,不可能還念念不忘于“光復”大業,而南京城里養尊處優的達官貴人就更不必說了,他們阻撓北伐,除了遏制桓溫勢力的膨脹,重要的原因是北方殘破,即使能回得去,也決不可能維持眼前這種生活水準。他們說北歸是“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而且“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總之,北伐毫無意義。這種觀念決定了南京三百年“偏安”的命運。

    桓溫誅殺親貴,廢立君主,什么都敢干,但卻始終保持割據習慣——把持朝政而并不長住在建康,這就給他的政敵留下了活動的空間和機會。他總以為簡文帝禪位給自己只是個時間問題,誰知道皇帝走得太快,遺詔被王坦之、謝安控制了,事后自己雖然帶兵進了南京,卻終究已經失去說話的主動權,一時又很難翻臉,最后“壯志未酬”,幾個月后就“抱憾而終”。他的小兒子桓玄可夠狠,于403年逼晉安帝讓出了寶座,但他究竟還是本事不濟,加之運氣也不好,碰上了一個能力手腕都更勝他一籌的梟雄劉裕,稱孤道寡不過幾個月,就被迫放棄南京往上游撤退。回到荊州老巢,桓玄重新組織力量東下,結果又遭敗績,最后,自己丟了性命猶可,害得桓溫的封號也被褫奪,共祖父的桓氏家族被殺得一個也不剩。

 

    桓玄一死,劉裕便成了第一號人物。在整個南北朝時期,就軍事政治才能而言,無人能出劉裕之右。他出身寒門,從一名小校一直升到太尉、太傅、大將軍,靠的是戰功卓著。他相繼翦滅了桓玄、盧循這兩支叛亂武裝,北伐更取得了空前的成果,取南燕、滅后秦,收復了山東大半及河南、陜西的部分地區,使他后來建立的宋(史稱劉宋)成為南北朝中疆域最大的政權。劉裕五十九歲才“修成正果”——逼著司馬德文把帝位禪讓給了自己。野心膨脹的軍閥無不向往“禪讓”這套把戲,總希望用這套儒家附會編造的古代烏托邦政治童話,來掩蔽殘酷而骯臟的事實真相。“禪讓”成風,維持君權所必需的神圣的名義必然貶值,越來越多的野心家對皇權產生輕藐甚至覬覦的念頭,于是政變陰謀層出不窮。劉裕這個人其實很有些優點,陣前的勇猛機智且不說,登基以后,“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后庭無紈綺絲竹之音”,一個皇帝,做到這樣,也算不易。但他死后,他的子孫們登上帝位的多數不得善終,少帝、文帝、前廢帝、后廢帝、順帝,都是在政變中暴死。少帝劉義符只干了一年就被弒殺,繼位的是他弟弟劉義隆,可是因為在位時間太長,以致兒子劉劭實在等不及了,殺了父親,準備繼位。弒父畢竟太不得人心,結果是弟弟劉峻占了先機,自己白丟掉了性命。劉峻的兒子劉子業則又是一個更大的混蛋,昏庸殘暴,連他母親也哀嘆:“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寧馨兒?”不到一年,子業也被弒殺。此后明帝在位的八年還算穩定,繼位的后廢帝劉昱昏暴比前廢帝有過之而無不及,最后也被身邊人殺掉。接著又立了一個順帝劉準,但那已不過是蕭道成篡位的過渡期所使用的一個道具。幾十年間,南京城里不斷演出著“一頂頂皇冠(帶人頭)落地”的血腥鬧劇,被屠殺的王室宗親不計其數——政變前后,起事者和倒臺者的親族往往是一次幾家或幾十家成批成批地被殺掉。

    蕭道成奪取政權走的是劉裕的老路,運道則更差。他建立的南齊享國不過二十三個年頭,七個皇帝中竟有四個是在政變中死于非命。蕭道成的長子蕭賾死后,軍政大權掌握在他弟弟蕭鸞手中,蕭賾的兒子蕭昭業靠耍兩面派騙取了祖父的信任被立為太孫,登基之后無惡不作。蕭鸞因勢利導,派兵入宮殺了昭業,立新安王昭文為帝。過了幾個月,蕭鸞把所有可能妨礙自己篡位的親王和大臣掃除干凈(最多一天殺了五個王),便逼令昭文讓出帝位(昭文稍后被毒死)。蕭鸞的皇帝也只當了五年,他的兒子蕭寶卷又是個活報應,頑劣暴虐,無與倫比。蕭鸞死前曾告誡兒子:“做事不可在人后”,于是蕭寶卷對親貴大臣們,只要起了疑心,馬上動手誅殺,弄得“人人不能自保”。大軍閥蕭衍等人擁戴南康王蕭寶融在江陵稱帝,于是爆發內戰,蕭衍領兵順流而下,直撲建康,很快就占領了石頭城,蕭寶卷死守臺城作困獸斗,幾天后被身邊親信殺死。此時蕭衍已經掌握了全部軍政大權。那蕭寶融卻也知趣,自江陵東下后第一件事就是禪位給蕭衍,不過態度雖好,卻也不能改變被殺的命運。蕭衍本想稍示優待,派人賜金讓他自盡,可是他說“我不需要這個,有好酒就行了”——喝醉以后,被來人扭斷脖子回去復命。

    梁武帝蕭衍是中國歷史上很有些特色的君主。本來他弒君篡位,不是什么好東西,可是稱帝以后,卻儼然樹起了一個中國帝王道德楷模的形象。他有這么幾個特點:

    (一)酷信佛法。即位之初,蕭衍就在建康附近大建佛寺,推廣佛教。他不僅信佛,而且精研教義,寫下了重要經典的講義達數百卷,親自開壇講經,聽眾常有萬人之多。為了補貼寺院經費的不足,他好幾次宣布舍身出家,讓朝廷拿出巨額“贖金”把他從廟里贖回來。蕭衍對于佛教在南方的傳播和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杜牧的詩“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就是對當時情形的寫照。

    (二)兼好儒學。蕭衍喜歡讀書,而且好窮究書中的義理。還親自編寫過《周易講疏》、《尚書答問》之類的書,所謂“正先儒之迷,開古圣之旨”,改善了整個社會的文化氛圍,文學家蕭統(昭明太子)、劉勰、江淹、鐘嶸,史學家沈約,思想家范縝等人都活動在這一時期。

    (三)極盡簡樸。說來有些難以置信,貴為天子,蕭衍經常每天只吃一頓飯,而且“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食而已”,穿粗布衣服,一頂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單用兩年,不喝酒,不聽音樂,宮廷內也禁絕錦綺,連曳地的長裙也不許穿。史書的記載或許有些夸張,但距離事實不會太遠,而且他在位近五十年,倘若是偶爾“作秀”,則必會被后人指責嘲罵。

    (四)不好女色。早期的情況難說一些,即位之初,他曾把蕭寶卷的余妃收為己有,后來聽從諫勸,賞賜給臣下。五十歲以后便斷了房事。帝王中極為少見。

    蕭衍標榜仁厚,但老百姓卻沒有得到多少實惠。因為他的寬仁更多地表現為對豪門大戶的縱容。548年,侯景作亂,第二年,攻入建康,“縱兵大掠”,封鎖宮廷,八十六歲的蕭衍在臺城內被活活餓死。蕭衍雖然老邁,卻很有些余威,侯景控制了朝廷,但遲遲不敢提出禪位的要求。蕭衍一死,侯景脅迫簡文帝蕭綱從臺城遷往西州(建康城內),自封為宇宙大將軍。第二年,他廢殺了蕭綱,另立豫章王蕭棟,但王僧辯等在江陵推戴蕭繹為帝,并出師東征,總算撲滅了人神共憤的侯景。此時西魏的軍隊乘虛而入,直搗江陵,未來得及東遷的蕭繹被魏兵俘殺。王僧辯、陳霸先等人決定另立晉安王蕭方智為帝,但北齊又趁機武裝護送做人質的貞陽侯蕭明來爭帝位,王僧辯同意了,陳霸先堅決反對,一場火并,王僧辯被擒殺,陳霸先成了主持大局的人物。于是,歷史鬧劇再度重演,蕭方智禪位于陳霸先,不久他就被害,才十六歲。

    在侯景之亂的廢墟上建立的陳,在南朝中最為弱小,和劉宋比較起來,領土丟掉了近百分之四十,要不是北魏的分裂以及后來北齊、北周的對峙,陳朝根本就維持不了三十年的統治。建康被拉鋸般的殺進殺出糟蹋得殘破不堪,后來陳高宗修葺城防,城墻周長不過七十里了,比梁時小了一半有余。這個高宗陳頊算是陳朝惟一有些作為的皇帝,是陳霸先的侄兒。陳霸先的繼承人是侄兒陳茜,史稱他“知民疾苦”、“明察儉約”,大約勤政廉政方面做得還算可以,但是命短,只干了七年,兒子陳伯宗年幼無能,不過一年,便被他的叔叔陳頊趕下寶座。陳頊利用周、齊之間的矛盾,居然實現了十多年的茍安局面,可惜兒子陳叔寶(后主)太不爭氣,五六年工夫便落得束手被擒,成全了隋文帝楊堅的一統基業。

    南北朝的對峙結束了,南京作為國都的歷史也告一段落。楊堅下令摧毀南京所有的宮殿設施,從此,南京只給人們留下了“六朝金粉”的談資,確實,那個年代,皇親貴胄們的物質享受可謂前無古人,然而,無論是王謝堂前的燕子,或者臺城堤上的楊柳,它們見證的恐怕更多的是歌舞繁華后面的陰謀和屠殺——那一幕幕尸橫城下、血濺宮門的慘劇。

 

    隋文帝楊堅把揚州的治所遷往江都(即今天的揚州)后,三百年間,建康州郡屢經改置,直到唐僖宗重設升州,南京才再次從一個中小城市開始向大中心城市的過渡,完成這一過渡的是南唐的開國君主李昪(即徐知誥)。李昪是五代時吳國大軍閥徐溫的養子,有心機,也有手段,在升州刺史任上為南京地區的發展和繁榮做了不少事,徐溫死后,他利用矛盾,剪除異己,逼迫吳帝楊溥把寶座禪讓給自己。開始他以齊為國號,三年后,他歸宗李氏,自居為李唐后裔,改國號為唐。他不愿意離開升州,便以江都(揚州,吳國京城)為東都,另立升州為西都,從此南京又成為中國重要的政治中心,其富裕程度則遠在同時代的開封、洛陽之上。李昪出身寒微,知民疾苦,一直注意獎勵農耕,罷兵睦鄰,節儉尤其是他的長處:宮中甚至舍不得點蠟燭,而用烏桕籽油照明,左右宮婢不過數人,且都是老丑不嫁者。臨死時,他把一個富庶而安寧的王國交給了兒子李璟。

    李璟是個風度、文采、修養都很出眾的謙謙君子,然而,作為皇帝,他留下的全是失敗和無奈的記錄。謙謙君子當皇帝是很難稱職的。首先,他就缺乏“敬業精神”——好幾次“撂挑子”要讓位給弟弟,只是因為他們幾兄弟都不熱中于爭權,而大臣們也反對,才勉為其難地干下去。李璟愛好文學,才情在二三流詩人之間,自視卻很高,最喜歡的事情就是糾集一些略有才氣而極無廉恥的文人,在他們的吹捧聲中陶醉。中國的知識分子習慣于被駕馭和被驅使,主上不能臨之以威,不把他當奴才,他就要“翹尾巴”。李璟做太子時,身邊那些文學侍從長期跟著他賦詩飲酒,隨便慣了,等他登了大位,這伙人恃寵爭權,目無君上,敗壞朝政,肆無忌憚。其中頗有文名的馮延巳、馮延魯、查文徽等五人被人稱為“五鬼”。鬼者,鬼蜮心腸、鬼蜮伎倆之謂也,文人無行而好干政則必為鬼蜮。李璟在宰相宋齊丘及“五鬼”等奸佞包圍下,內政外交一團糟。首先是與后周長達四年的戰爭中,丟掉了淮南六個州的領土,邊境線后移到長江,使首都金陵直接暴露于敵前。因為面對北方強敵,無力西顧,又失去了趁馬氏兄弟內亂搞到手的楚國的地盤(相當湖南全境)。幾年下來他父親辛苦開拓的疆土丟失了近百分之四十。趙匡胤即位不久,領兵平叛到了揚州,順便對南唐發出了戰爭威脅,揚州與金陵隔江遙對,可謂近在咫尺,叫李璟如何不怕!他決定遷都往洪州(今南昌)。一到南昌,他就覺得宮室狹小,園林簡陋,很不適應,每天憑欄遙望金陵,悶悶不樂,很快就一病不起,從遷都到死去,一共才三個月。

    繼位的李煜和死去的父親是同一個類型的人,只是把父親的特點更極端化而已:作為詩人,他比父親更出色;作為皇帝,他比父親更糟糕。因為追求享樂,他很快把都城遷回金陵,并且高標準地修建和裝飾自己的宮室,豪華的程度超乎常人的想象。比如所有的墻面都用銷金紅羅遮蔽,固定這些紅羅的是白金釘加玳瑁牙。春天,梁棟、窗壁、柱拱、階砌,都用竹木扎成一個外罩,上面排列小孔,孔內插滿鮮花。每年七夕,要用百余匹紅白綾羅,把宮殿裝飾成月宮天河的景致,內殿中的陳設更是鑲金嵌玉,璀璨奪目。李煜在這個富麗奢華的環境里伴著他心愛的女人們享受了十來年“神仙歲月”。

    南唐小朝廷能在李煜治下茍安十多年,主要的原因是這段時間,趙匡胤正在致力于對北漢和南漢的戰爭,無暇他顧,另一方面,李煜一貫的卑躬折節以小事大的外交路線也推遲了他覆亡的命運。971年,南漢亡于趙宋,李煜的“好日子”到頭了。973年,趙匡胤下詔邀他去汴京參加祭祀典禮。他心想打是打不贏的,俯首聽命或許能保全身家,無奈朝內光政院(即樞密院)正、副二使一致反對,一番有關利害的陳說又令他頭腦發熱起來,他拒絕奉詔北上。趙匡胤早就做好了戰爭準備,只等李煜表態,好師出有名。先頭部隊從蘄陽過江,然后順流而下,直取池州、銅陵,不幾日便克了蕪湖、當涂,到達采石磯下。采石磯前,南唐守軍全軍覆滅。溧水的抵抗比較頑強,都統李雄和他的七個兒子全部戰死。接著,宋軍的前敵指揮部便移到了秦淮河畔,因為從江面進攻難度較大,秦淮河一線成了攻防雙方的重點。但秦淮區區一衣帶水,如何擋得住乘勝攻擊的宋軍?將士們從河上徒渡,萬頭攢動,南唐士兵不敢接戰,先自逃入城中。孤城一座的金陵居然也困守了十個月。城中的李煜既不敢戰,又不敢降,心中毫無成算;城外的宋軍統帥曹彬,因為出師前趙匡胤有不可傷害百姓的告誡,總想以逼降、勸降的手段達到目的,故遲遲未發起總攻。這一來可苦壞了南京城中的百姓,儲糧殆盡,斗米萬錢,樵采斷絕,每天有數以百計的人在饑寒中死去。為了避免慘象進一步發展,曹彬下達了攻擊令,城防一觸即潰,當李煜剛剛續完一闋新詞,曹彬已經到了宮門,傳諭要他出中庭“肉袒(光膀子)迎拜”,南唐國祚就此終結。

    當南京和“亡國之都”或者“金粉秦淮”之類詞匯聯系在一起時,人們首先想起的必是陳叔寶和李煜這兩朝“后主”。在追求物質享樂、帶動社會的奢靡之風方面,這兩人確實有許多共同之處,但就個體來作比較,他們的差別卻很大。陳叔寶雖然也喜歡寫點五言古詩,弄點曲譜,但并未入流,資質在中人以下,有時甚至很粗俗,特別在處理國事上,驕橫、殘暴、昏聵,隋文帝楊堅對他有六個字的點評:“叔寶全無心肝!”李煜則不然,于文學、藝術方面獨具才氣,不僅能作曲,填詞更是一流的大手筆。政事雖非其所長,但他卻也為此花過不少心思,比如委曲求全的外交路線之類。趙匡胤曾贊嘆他“好一個翰林學士”。因為“全無心肝”,陳叔寶得到楊堅的寬大,賜三品待遇讓他又茍活了二十年;李煜卻終日郁郁寡歡,以淚洗面,在詩詞里懷舊遣痛,復辟野心昭然若揭。趙匡胤可能不跟他計較,繼位的趙光義終于用毒藥要了他的命。

 

    南京再次成為國都是四百年后的事了。朱元璋從出生到稱帝,基本上沒有離開過淮西這片土地,成就他事業的老班底也幾乎都是老鄉。1364年他自立為吳王,就近以金陵為都城。1368年稱帝后不久,他曾親自到開封巡視,準備在那里建都,但當時開封條件實在太差,于是下詔,以應天府(金陵)為南京,以大梁(開封)為北京,春秋巡狩。第二年,他再下詔令,以臨濠(他的故鄉鳳陽)為中都,并按照京師的標準,營造城郭宮殿。為建都問題,他召集老臣們開了個討論會。會上,意見不一,“或言關中險固;或言洛陽天下之中,汴梁為宋舊京;或又言北平故元宮室,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作總結說:“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宮室亦不無更作。建業,長江天塹,龍盤虎踞,足以建都。臨濠,前江后淮,有險可恃,有水可漕,朕欲建為中都,何如?”——看起來好像征求意見,實際上已經毋庸再議了。起自草莽的人很看重根據地的作用,總把它視為自己的后路。

    1366年(元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開始對南京城池宮室的重新規劃建設。從城墻的長度推算市區的面積,大約在六十平方公里左右,沒有達到梁武帝時的規模,但梁朝的建康城內,包括四個相互獨立的小城區,而明朝的應天府則是一個完整的城市,雖然也并非全是街衢和民舍。而城墻的規格和氣勢更是前無古人,平均高度二十米,頂寬七米,至今有遺跡可為資證。朱元璋此時仍在貫徹“廣積糧、高筑墻、緩稱王”的戰略路線(“緩稱王”一條作了調整,兩年前為了擴大影響、爭取群眾,自立為吳王)。形勢發展很快,不到兩年,他已經控制了大半個中國,于是,“群臣勸進,表三上,乃許”——也學著別人忸怩作態一番之后,就了帝位。

    在中國歷史上,像朱元璋一樣絕對出自底層的皇帝很少,連劉邦也比他略微“高貴”(當過亭長)。出身低賤的人,性格中難免有自卑而多疑的一面,坐了江山以后,因為當年一起打拼的兄弟,彼此知根知底,眼下雖位殊君臣,潛意識里還是對已有的地位和權力缺乏自信,而有的昔日弟兄也確實心懷叵測,自覺或者被逼策劃起取而代之的陰謀,于是,“可共患難而不可共富貴”,君臣反目,必欲去之而后快——這就是濫殺功臣一類悲劇現象的心理淵源和發展邏輯。朱元璋正是這樣一個典型人物。他曾對臣下標榜自己“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有一次,他把宋濂灌醉了,以致不能成步,按說這是君前失儀,可是他卻很高興,命侍臣齊唱《醉學士歌》,還說要“使后世知吾君臣同樂如此也”。可沒過幾年,宋濂的孫子被卷進了胡惟庸的“謀逆大案”,朱元璋竟要將他一并處死,馬皇后念及宋濂教授太子和諸王的功勞出來講人情,才改成流放,讓老頭死在了路上。這說明,有時候他也想做仁君,也向往君臣同樂、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可是轉眼之間,他又感到有必要大肆殺人,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

    大規模地殺戮臣下是從胡惟庸案開始的。胡惟庸一案殺了三萬人,其中絕大多數無疑都是冤死。胡原來是個小縣令而已,投奔朱元璋較晚,但很受賞識,建國后當了右丞相,是李善長的副手,李善長因病退休,他接了左丞相的位子,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便漸漸忘乎所以。他和朱元璋矛盾的公開化起源于一樁小事:“惟庸子馳馬于市,墜死車下,惟庸殺挽車者,帝怒,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謀起事。”胡惟庸的行為當然是枉法,但既貴為丞相,只能算小事一樁,朱元璋如此執著地扮演愛民形象,顯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之后,朱元璋對臣下的疑忌心理越來越重。為了消除一切可能的隱患,他將負責禁衛事務的儀鸞司改組為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擁有至高無上執法權。雖然因為殘酷的刑訊造成的影響太壞,此后搞過兩次限制錦衣衛權力的動作,但隨著李善長案、藍玉案幾起殺人過萬的大案的審理,南京官場告密成風,南京城內特務橫行,以致后來形成貫穿有明一代的恐怖政治的傳統。

    朱元璋曾對他持不同政見的太子朱標說:殺這些人是為了替你廓清道路。可是兒子不領情,反說:“我寧愿做不成皇帝,也不愿后世被人唾罵!”朱元璋火了,動手要揍他。朱標是個在儒學熏陶下成長的文弱君子,身體本來就不好,生活在父親暴虐性格的陰影下,早早去世了,兒子朱允炆成了皇位繼承人。朱允炆從他祖父廓清道路的政策里受益了嗎?正相反,受害了——富于戰爭經驗的老臣宿將幾經殺伐凋零殆盡,當他的叔叔朱棣要奪他的寶座時,朝廷里已經找不出堪受干城重寄的帥才,凈剩些器宇狹小徒托空言的文人謀士,所以最終難挽敗局。

    朱棣的性格很像他父親,殘忍則更勝一籌。他在南京登基以后,屠殺異己分子,動輒誅九族、滅滿門,主犯一般都是用磔刑(活生生分裂肢體示眾),再加上大量自殺者,南京當時真成了一所人間地獄。朱棣對南京沒有感情,想回北京老巢去,但出于維護穩定的需要,他一時不能北撤,此外,他決定先在北京修造最恢弘壯麗的都城。八年之后,一切基本就緒,朱棣遷回北京。他把此后二百年間演出了無數荒誕、兇殘、卑劣鬧劇的中心舞臺帶走了,對于沉寂下來的南京,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1644年,順治在北京登基,馬士英等一伙奸佞擁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南京作為南明的政治中心,又熱鬧了年把時間。朱由崧和他老子朱常洵(被李自成處死的那位)一樣地渾蛋,馬士英和助手阮大鋮是十足的壞蛋,而反對馬、阮一伙的復社分子則是只會搗蛋,這些“蛋”把個南京搞得烏煙瘴氣。揚州史可法兵敗以后,南京很快淪陷,福王逃到蕪湖被擒(第二年在北京處死)。朝野兩派同時作鳥獸散,后來除了被殺的以外,多數降清當了漢奸,真可謂殊途而同歸。

 

    三百年后(嚴格地說是二百六十七年后),南京再一次面對歷史的大機遇,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它成為全球矚目的中心。但是,從海外歸來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還未來得及行使職權,就被袁世凱連騙帶逼把位子奪走了,首都遷到北京。當時國民黨大老中贊成以北京為都的也不少,特別是一些北方人,如張繼、丁惟汾等最為積極,宋教仁等南方領袖人物,也以為只要召開國會,實行責任內閣制,政權肯定還會掌握在本黨手中。誰知憲政云云離中國還很遠,“護國”、“護法”,弄來弄去,毫無成效,只好另辟蹊徑,“以俄為師”,組建黨軍,稍有眉目已經是十六年以后的事了。1927年3月23日,程潛的第六軍占領南京,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及中央政治會議正式宣告成立,1928年,“二次北伐”結束,北洋政府解散,東北易幟,國家基本統一,南京正式成為首都。

    國民黨主政南京的時間,總共約十四年:抗戰前十年,抗戰后四年。十四年里,國家幾乎沒有消停過一天,南京的基本建設自然也無從說起。惟一的大型工程只有一座中山陵,其他諸如國民政府、軍委會及各院、部的辦公場所,大都是舊衙門因陋就簡改建的。中原大戰后,北方轉趨安定,而“一·二八”凇滬戰起,南京接近前線,于是有遷都洛陽之議,部分機關搬到洛陽辦公。但洛陽條件太差,加之日本人稍有收斂,遷都之議暫息。1937年“八·一三”戰事失利后,日本軍隊來勢兇猛,雖然也作了“首都保衛戰”的部署,但主動請纓的唐生智率十多萬軍隊,與敵周旋不過三天便全軍潰敗。唐生智趁夜色乘船逃到對岸,站在浦口碼頭上,“神色莊重”地向書記官口授記錄:“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夜,國都失守。”此時,對岸槍聲、呼號聲清晰可聞——南京大屠殺正在拉開序幕。

    1940年,在日本人卵翼下的汪精衛成立了南京偽政權,形成了兩個國民黨、兩個國民政府并存的局面。開始,南京的青天白日旗對角上添一黃色方塊,以示區別,后來取消了,大概汪精衛意識到,自己一向以孫中山正宗嫡系自居,另立標識等于放棄這一身份,自認異端,豈不是授人以柄?汪氏1944年病死于東京,他在南京的四年里,盡管實現了自己當“一把手”的夙愿,但精神上并不快樂,基本上還是他一生生存狀況的合理延續,就如他在自己的一本書名里所概括的——《在夾縫中的奮斗》。

    光復后的南京作為“四強”之一的首都,在極短時期內曾享受前所未有的榮耀,但自內戰一起,榮耀的光環很快消失。不過三年,數百萬“國軍”土崩瓦解,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然后又遠走臺灣。其實,如果根據《雙十協定》國共雙方組成了聯合政府,南京本來有希望成為真正的國都,享光榮于永久。當時共產黨人是做了這個準備的,他們已經在淮安購買房屋作為未來中央機關辦公的場所。然而國民黨里以陳誠為代表的一些人,眼光短淺且為樂觀所蔽,什么“三個月、六個月之內一鍋煮”之類高調,唱得蔣介石昏了頭。蔣一生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迷信武力,戰爭這一著昏招把他徹底推向了敗亡之路,幾次大戰役之后,老本幾乎賠光。1949年1月,眼看大勢已去,蔣介石第三次宣布下野,把南京這個爛攤子留給了副總統李宗仁。而李宗仁當時實際上只剩下兩種選擇:一是投降,一是逃跑。他當然還幻想過什么“劃江而治”之類美事,所以做出極真誠的和談姿態,可是又不能接受對方開出的條件,怎么辦?只有跑!先到廣州,然后索性遠渡重洋去了美國。

    確實,在南京建過都的政權,總是以投降和逃跑為結局的居多。但無論降了的還是跑了的,大體上不失溫飽甚至富貴,而無辜的百姓呢,只能默默地承受歷史。很難統計南京歷史上遭遇過多少次屠城(最近的一次是1937年底日本人犯下的罪行),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并非總是那么浪漫,千百年來,它沉淀著的不僅是脂粉,還有鮮血和眼淚。
 

2011-04-11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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