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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余光中與中國傳統文化
論余光中與中國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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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是一位儒道精神極為濃厚的詩人和學者,在其一生的創作中,即使在最為“西化”的時期,他的思想與精神也沒有真正地在于西方文化中“錯位”,而是在“西化”表象之路上不斷拋卻、突破西方文化語境,讓母體文化深涵自己的創作之中。傳統的儒家人格與道家理想使他文學創作迅速擺脫了前衛實驗的神秘趨向,回歸到民族的、鄉土的、傳統的道路,而這種道路并不是一條“復古”之路,而是余光中將現代性與傳統性作了最精當的契合后,達到十分完美的、創造性的、具有獨特韻味的創作之路,為當代中華民族文學的發展樹立了光輝的典范。中華傳統文化核心的儒道精神自始至終滲透于余光中的作品中,主要表現在:憂郁的民族意識與沉痛的民族自尊;真誠的靈魂坦露與理想的人格追求;濃厚的故園意識與逍遙的人生情懷。
   一 憂郁的民族意識與沉痛的民族自尊
  中國的知識文人從古到今在政治層面、文化層面和精神層面都有一種儒家的“悲情意識”。從“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到“窮年優黎元,嘆息腸內熱”,這些沉痛而又厚重的感懷之作表現了中國士大夫階層歷來以民族本位、大眾本位去關照現實。余光中作為當代詩人和學者,其創作中融合了民族的憂患意識與自尊意識。
  1985年秋,余光中赴美后在東西文化撞擊中,民族意識和民族自尊表現得特別敏感和強烈。《萬圣節》、《五陵少年》雖然表現了一些矛盾思想,但面對西方社會的普遍物化與“文明野獸”,他的“中國意識”和愛國感情達到前所未有的熱烈程度。余光中對祖國的愛是通過“悲情”的方式表現出來的,這是他詩歌表現情感的最主要的形式。由悲而痛,痛之至極,哀之至極,則愛之至極。在《冷戰的年代》詩集中,“愛恨交加”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如詩中寫道:“在長城,不,長江之南,但是那歌調/每一次,都令他心酸酸,鼻子酸酸”;在《忘川》一詩中也不難看出詩人非常痛心的尷尬與悲憤之情。作為漂泊到臺灣的“流亡貴族”,余光中在海外漂泊戀國之情及對大陸復雜的心理情緒與三、四十年代一些詩人有著相同的體驗,都是在憤懣中升騰起一種對祖國的執著和忠貞的愛。
  在余光中的詩歌中,常常有這樣的詩句,“中國中國你令我傷心”、“中國啊中國你逼我發狂”、“中國中國你令我昏迷”、“中國中國你令我早衰”,然而詩人并沒有沉淪于頹喪之中,詩人一直將自己靈魂融于偉大而多難的祖國母親靈魂之中,“我的血管是黃河的支流/中國是我我是中國”,他希望自己死后也能長眠于中國大陸,“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之間,枕我的頭顱,白發蓋著黑土/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我便坦然睡去”。
  正是余光中的強烈的祖國意識與民族意識,使他的創作趨向回歸到中華民族傳統精神上來,也使他擺脫“文明的獸群”,走出“西方的地平線”,讓自己的根最終深扎在祖國的泥土中。正如他在《蒲公英的歲月》中所自敘的那樣,“他知道,一架猛烈呼嘯的噴射機在跑道那邊叫他,許多城,許多長長的街伸臂在迎他,但他的靈魂反而異常寧靜,因為新大陸和舊大陸,海洋和島嶼已經不再爭辯,在他的心中,他是中國的。這一點比一切都重要。他吸的既是中國的芬芳,在異國的山城里,亦必吐露那樣的芬芳,不是科羅拉多的積雪所能封鎖。每一次出國是一次劇烈的連根拔起。但是他的根永遠在這里,因為泥土在這里,落葉在這里,亦永遠永遠播揚自這里。他以中國的名字為樂。有一天,中國亦將以他的名字為樂。”事實證明余光中的選擇是十分正確的。
  余光中雖然在西化的道路上走過,但他那顆執著熱烈的中國心使他回歸到中國道路上來,他的作品承續了古今詩人群體共同性的“悲情母題”,充滿了憂患意識、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典型地體現了儒家傳統文人的愛國精神。
   二 真誠的靈魂坦露與理想的人格追求
  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重要體現是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和生命價值意義的崇高體驗。余光中的詩歌十分注重人的品性、節操和人格,以“蓮”為意象表達對純潔美好的愛情憧憬,以純真的激情體驗表達對生命意義的熱烈追求,以滿腔的赤誠情懷表達對中華民族命運的關心,以清醒的理性認識表達對人的價值的探索。
  “蓮的情結”:余光中對“蓮”情有獨鐘,沉浸于出污泥而不染的“蓮的情結”之中。蓮飄然不群的風范和情操,詩人異常迷戀,表現了詩人一種詩趣的追求,也是一種理想的道德情操與人格的追求。在詩集《蓮的聯想》中,通過頌蓮,詩人的生命意義得到了升華,因為蓮已被擬化成具有人格生命意識的美學意象。蓮花具有一種獨特的東方美,是東方愛情追求的圣潔神話。《等你,在雨中》是一首十分典雅清麗的佳作,全詩用“蓮”的意象來抒發感情,“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一池的紅蓮如紅焰,在雨中”,詩人愛蓮而入情,“竟感覺/每朵蓮都象你/尤其隔著黃昏,隔著這樣的細雨”,蓮與自己候等的情人已融合為一個意象。面對著細雨黃昏的蓮,詩人感到了愛情的永恒與崇高,看到了情人“步雨后的紅蓮,翩翩”走來,“像一首小令/從一則愛情的典故里”走來,“從姜白石的詞里,有韻地”走來。情人那翩翩的步態,寧靜溫柔的容貌,婀娜多姿的古典神韻如同婉麗的“小令”與詩詞,全詩洋溢著一種浪漫、溫馨、恬靜的抒情氛圍。在散文《蓮戀蓮》中,他說:“對我而言,蓮是美,愛,和神的綜合和象征”,蓮花有三種意義:具體實物,美女容顏,宗教旨意,“我的蓮希望能做到神、人、物,三位一體的‘三棲性’。它、她、他,由物蛻變為人,由人羽化為神,而神固在蓮上,人固在蓮中,一念精誠,得入三境。美之至,情之至,悟之至,只是一片空茫罷了。”作者將蓮花與藝術生命狀態相聯系,“蓮”即佛之蓮,如有如無,恍兮惚兮,清婉微妙,藝術、愛情、宗教如果達到了頂點,也就“實在只是一種境,今乃皆備于蓮的一身。”(《蓮戀蓮》)“戀蓮”是余光中的一種精神“情結”,“蓮”中包含著詩人的人生哲學和生命理想。
  “生命崇拜”:余光中畢竟是學貫中西的大家,其創作沖動與表現雖然努力與傳統相契,但西方崇尚的主體性精神高揚與對生命本真意義的追求仍然貫穿于創作之中。一些詩歌在批評界帶來了很大的爭議,特別是他關于情愛的詩篇,被一些人斷章取義地概定為“色情主義”。《雙人床》、《鶴嘴鋤》、《海軍上尉》、《萬圣節》等詩歌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客觀地說,這些詩歌所表現的主題應是詩人瞬間的生命激情與沖動。詩人與一般的作家在性格、氣質、寫作方式上都有不同的表現,他們對生命與愛情的激情體驗更迅急熱烈。余光中在《雙人床》及其它詩歌中表現的情緒不能簡單地歸之為“色情主義”之作,它有著獨特的審美意蘊和積極人生意義。《雙人床》是表現對純粹的愛情體驗,是靈魂與肉體的結合,“讓戰爭在雙人床外進行/躺在你長長的斜坡上/聽流彈,象一把呼嘯的螢火”,不管周遭的戰爭、革命、吶喊和政變,“至少愛情在我們的一邊”,“當一切都不再可靠/靠在你彈性的斜坡上/今夜,即使會山崩或地震/最多跌進你低低的盆地/讓旗和銅號在高原上舉起/至少有六尺的韻律是我們/至少日出前你完全是我的/仍滑膩,仍柔軟,仍可以燙熟/一種純粹而精細的瘋狂/讓夜和死亡在黑的邊境/發動永恒第一千次圍城/惟我們循螺紋急降,天國在下卷如你四肢美麗的漩渦”,詩中的情調和氣氛雖然想避開戰爭,而事實上又緊密地聯系著戰爭,正因為戰爭剝奪愛的權力,所以“今夜”稍縱即失的體驗對生命來說似乎成為永恒。“雙人床”是一種象征,是生命哲學形象化的體現。流彈可以毀滅生命,但毀滅不了愛情,在死神降臨之前灑脫地把握現在,追求人生應有的幸福和價值,追求一種純凈的生命意義。
  “理性探索”:余光中在創作中對人生、命運、永恒進行了理性探索,是從他自己生命的困惑、猶豫、單純到成熟、覺醒與徹悟過程的展現。早期的詩中他對西方社會充滿無限向往之情,其詩顯得清純、浪漫和歡悅,如《飲一八四二年葡萄酒》抒發了對西方一種夢繞魂牽之情,“何等芳醇又鮮紅的葡萄的血液!/如此暖暖地,緩緩地注了我的胸膛,/使我歡愉的心中孕滿了南歐的夏夜,/孕滿了地中海岸變金黃色的陽光,/和普羅旺斯夜鶯的歌唱。”對西方崇拜之極,并在臺灣詩界發起了一場現代詩歌的革新運動。《舟子的悲歌》、《藍色的羽毛》、《鐘乳石》和《天國的夜市》等詩集中不少詩歌都表現了這一情緒。然而當他真正踏上異國的土地之后,遭受的冷淡與寂寞使他的詩風陡轉,充滿了哀愁與憤懣,他開始了對人生進行冷靜理性地思索,如《我之固體化》一詩,展現的是喧鬧的酒會,而詩人體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孤獨與凄冷,“在此地,在國際的雞尾酒里,/我仍是一塊拒絕溶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體的硬度。/我本來也是很液體的/也很愛流動,很容易沸騰,/很愛玩的滑梯。/但中國的太陽離我太遠,/我結晶了,透明且硬,且無法自動還原。”詩中“冰”是詩人獨立人格和民族節操的外化形態,但因“中國的太陽離我太遠”,所以他又郁郁寡歡,染上一種落寞情懷。同其他詩人一樣,余光中也有自己的痛苦、絕望、迷失,正如他詩中所表述的那樣,“零亂的腳印走不出方向/仰天,仰天/欲發狼嗷的一匹狂犬。”(《白玉苦瓜》);“常想自殺/在下午與午夜的/可疑地帶”,“今夜,重重的憂郁啊重重,周期性的死亡”(《天狼星》),“我睡在月之下,草之上,枕著空無;枕著一種渺渺茫茫的悲辛”(《敲打樂》)……,余光中的詩有很多“寂寞”、“荒涼”、“悲啼”、“空無”、“憂郁”的字詞,但讀了之后我們并不會認為是他消極的人生處世觀或虛無的頹廢主義。這些詩大多是他早期之作,作為一個有著獨特人生經歷的青年詩人,在那種獨特的年代與環境,如果沒有感傷與迷失,痛苦與惆悵,則是一種虛偽的、不可理解的“植物”詩人,況且,余光中的情感起伏都是與時代社會關聯的。余光中一直沒有放棄對理想人格的追求,最能體現他對這一奮斗精神的詩篇是《火浴》。作為一位詩人,他無時無刻不在自焚,象“火浴的鳳凰”,通過焚燒,凈化,終于獲得新生:“張揚燃燒的雙臂,似聞遠方/時間的風在嘯呼我的翅膀/毛發悲泣,骨骸呻吟,用自己的血液/煎熬自己,飛鳳凰,你的新生!”,詩人以鳳凰自焚獲得新生象征自己對藝術生命的追求要達到永恒極至的目的。
  “詩的哲學”:余光中的詩在后期愈來愈表現出新的品性和審美韻味,擺脫了早期的感傷色彩,將自己的命運與靈魂融鑄在民族魂之中,在藝術上從《蓮的聯想》的唯美追求轉向唯真追求,是一種詩的哲學。《民歌》、《天問》、《與永恒拔河》和《白玉苦瓜》等詩集和詩篇都是對人生、民族、藝術的詩的哲學,是對個人命運與永恒時間的思考,是對短暫生命價值的追索和對中華民族頑強的生命力的詠嘆。《民歌》以豪邁雄偉的氣勢唱出了對整個華夏文明命運的思考,如民族生息的艱難,飽受欺凌的憂傷,民族振興的雄心。從青海到黃河,從高原到平原,從早潮到晚潮,都能聽一這首傳唱千年的民歌。詩人堅信,只要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的熱血永不凍結,只要“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那么我們這個民族就會永遠具有活力,我們的祖國就一定能振興騰飛。《白玉苦瓜》交織著深沉的歷史感情和民族感情,“鐘整個大陸的愛在一只苦瓜”。“白玉苦瓜”象征著具有悠久歷史文化的中華民族,她“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吸盡“古中國喂了一喂的乳漿/完滿的圓膩啊酣然而飽”,她凝聚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而成,有著超越歷史時空的永恒美。雖然我們民族“皮鞋踩過,馬蹄踩過/重噸戰車的履帶踩過。”但我們民族仍然有著頑強不衰的生存意志,“仍翹著當日的新鮮。”《白玉苦瓜》盡情地抒寫了詩人對祖國的眷戀熱愛與對民族歷史的哲理思考。
  余光中的詩歌表達了詩人高尚的情思追求和美好的精神向往,對人生的關懷真摯純潔,熱烈坦蕩;同時,將個人的命運植根于民族的土壤,感時憂國,情真意切。這些詩中心靈的率真與呼求,傳統精神的皈依和生命意義的重新尋覓,都閃耀著中國人文精神所固有的輝光。
   三 濃厚的故園意識與逍遙的人生情懷
  羈旅母題是中國歷代文人的傳統主題,是漂泊游子的一種故園之情與憂國、憂民、憂家的內心傷痕的再現。臺灣當代眾多詩人作家在島嶼“放逐”之后,心靈也隨之放逐,抹不去的漂泊意識使他們永遠感覺是“亞細亞的孤兒”,“尋找家園”成了代代文人的“集體意識”。但是,即使望鄉的心在“尋根”的認同中得到剎那間的慰藉,但現代人“愁緒”是沒有終點的,現實的物境、事境、情境、心境使詩人陷在“鄉愁”外的悖逆中,開始了對生命與宇宙哲學的趨鶩和垂青。從鄉愁意識的悲戚到宇宙意識的徹悟,詩人們開始張揚著一種悟覺、逍遙的人生情懷。余光中的詩從表現羈旅意之愁到“歸彼大荒”的人生徹悟,典型地表現了臺灣一代文人由高亢的生命情愫到自我完善的人生的哲學命題。
  “望鄉的牧神”:余光中在臺灣文壇的確堪稱是一尊“望鄉的牧神”。從《聽聽那冷雨》中的杏花春雨的江南到《長城謠》的塞外關山,從古長城的漢家陵闕、灞橋涸柳到淮揚二十四橋明月夜,從對母親的懷戀到對親朋的相思,從《五陵少年》到《青青邊愁》,朝朝暮暮,年年月月,說不盡的鄉情、鄉戀、鄉思、鄉愁。80年代初,大陸幾乎每一位讀者或中學生都熟知那首彌漫著濃烈鄉愁的《鄉愁》。“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長大后/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后來啊/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里頭”,“而現在/鄉愁是一彎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詩人以郵票、船票、墳墓、海峽作為情感的具象載體,隨著時空的不斷變化,鄉愁的內容不斷加重,當鄉愁成為“一方矮矮的墳墓”時,詩人對母親的感情是多么的深沉而歉疚,包含著多少血淚與吶喊!最后,詩人的感情由對自己親人的思念升華到對整個大陸同胞骨肉的思念。詩人出身在江南,因此江南的一切都能牽發出他的鄉愁,《春天,遂想起》“江南,唐詩里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蘇小小的江南”;吳王、越王、西施的江南;遍地垂柳、太湖漁港的江南。江南的歷史文化、風物人情、使詩人日夜縈懷,然而,現實的他只能“站在基隆港,想——想/想回也回不去”,詩人禁不住發出慨嘆:“喊我,在海峽這邊/喊我,在海峽那邊/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峙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風箏的/江南啊,鐘聲里/的江南!”,對江南的鄉愁、鄉情、鄉音、鄉景的呼喚摧人肺腑。
  余光中的詩文中,在表達傳統的“鄉愁”情緒之外,還典型地傳達著一種“天人感通”的逍遙人生。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參天地、贊化育,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乃至與鬼神合其兇吉,這種逍遙的人生態度是中國傳統文人的一種理想精神的追求。《逍遙游》是余光中的散文集,更多的是充滿了散文詩的抒情性作品。在《逍遙游》中,他說:“當我死時,老人星該垂下白髯,戰火燒不掉的白髯,為我守墳。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當我物化,當我歸彼大荒,我必歸彼大荒,我必歸彼芥子歸彼須彌歸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但在那前,我必須塑造歷史,塑造自己的花崗石面,當時間在我的呼吸中燃燒。”可見詩人通天盡人之感。在這方面,詩人十分推崇魏晉名士與李白的空靈玄遠,清拔飄逸,追求一種獨立于世的人格情懷。他寫了《夢李白》、《戲李白》、《尋李白》和《與李白同游高速公路》等詩篇,雖是新的視角和意象,但對李白的人格精神向往是明顯的。即使在美國落磯山攀游之時,也還想念著亦仙亦人的李白,對李白在峨嵋山頂“余亦能高詠”的飄逸欣賞之至(散文《丹佛城》)。余光中對現代工業文明造成人的生命與天地自然和諧境界的破壞很感失望,在《大停電》、《催魂鈴》等作品中,表達了對現代文明對人的壓迫感和懷古思幽之情。余光中的詩還表現出的古典精神與宗教悟性相結合,在這方面,與“藍星”另一詩人周夢蝶有相似性,余光中對“蓮的情結”的追求,在他的詩文中多次強調它的“宗教性”即佛教的放棄自我,進入空無的人生境界。他的詩那種晚唐和南宋意味,那種清雅自由,與周夢蝶筆下的佛學禪理和哲思是一致的。
  在創作方法上,余光中是將傳統與現代融合最好的臺灣詩人,對傳統與現代成功地調整、吸取、融化和更新,使他在藝術上成為了“多妻主義者”,在華文文學界已得到了廣泛的贊許。
  總之,余光中作為臺灣一流的詩文雙絕的作家,雖然對他的創作精神有著“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評價,但余光中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民族意識的執著追求是誰也無法否定的。*
  
  
  
華文文學汕頭25-2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潘先偉19971997 作者:華文文學汕頭25-2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潘先偉19971997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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