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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余光中的散文革新主張
論余光中的散文革新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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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0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7—6271 (2000)1—0079—06
  作為蜚聲海內外的臺灣著名文化人,余光中有三重身份:詩人、散文家、教授。但以大陸的一般情形而言,除極少數專門家即研究工作者之外,許多人心目中的余光中,主要是一位詩人。
  但實際上,據我看,余氏的散文創作,無論從風度到氣質,從格局到技巧,都不在其詩歌的成就之下。這當然是就其各自在本門類創作大形勢之下的實際地位與貢獻而言,并非將二者之間作簡單的、實際上無可比性的比較而言。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即其詩歌與散文,其實思想情感主旨或曰母題完全一致,那就是人所共知的“故國之思”與“文化鄉愁”,并且其實在對這一思想情感主旨或曰母題的表達——演繹和闡釋上,也許其散文相對于詩歌,反倒做得更好,但它們所引發的閱讀—接受效應,卻恰恰相反。這又是為什么呢?以今日之文化情勢與文學現狀而論,不是散文相對于詩歌,更廣泛、更深入地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嗎?
  我以為根由之一,就在于他的散文,是更現代、更新派、更先鋒的。這在臺灣已不足奇,而在大陸,雖然并非這里較為落后,卻不能不說畢竟還相當少見——我們誠然也有不少自己的“新潮”散文,卻與余氏散文并不完全相同。這一則是因為,文化與文學現象,在某種特定的意義上,實際上是社會與經濟生活的“衍生物”,社會與經濟生活的狀況不一樣,其所“決定”的文化與文學形態,自然也就會有明顯差異;二則是因為,以文化與文學本身的傳統而論,臺灣與大陸,雖然在總根子上,是孕育和成形于同一土壤,卻畢竟又是在不同的兩塊地方自生自長起來的,其間的各種分別,自也順理成章。例如“五四”的散文傳統,在大陸的影響堪稱牢固而深遠,但在臺灣就不然。而余光中的散文創作及其革新,又恰恰是得益于這樣兩個文化基礎,即:(一)臺灣的“孤島”狀態及其工業化的現代生存環境;(二)對“五四”以來中國大陸散文傳統的隔膜與反叛。而余光中的詩歌就不然:前一個文化基礎是與其散文創作無異的,后一個文化基礎就不同了,這一方面是因為余光中的詩歌主張與創作,有一個從現代回歸傳統的轉變過程,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其實若僅就“現代性”而論,大陸詩歌已經走得夠遠,故余氏本就無所謂隔膜與反叛可言。這樣,余氏作為散文革新家的形象,就格外地突出而鮮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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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對“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散文傳統的反叛是相當積極而自覺的,在這方面,其姿態絲毫也不遜色于當初他身為臺灣現代詩歌陣營中的“猛將”時的勇毅。而這當然首先是緣于他對上述傳統及其所造成的散文創作現狀的強烈的不滿情緒,此亦即我所說的隔膜。這種隔膜的造成,總的說來,是因為他作為“少小離家”的臺灣現代文化人,深感按照中國現代散文創作的傳統路子,根本無法表達一個遠離故園并且總在不斷漂泊與流浪之中的華夏游子,身處與故國、家園隔離、疏遠極劇的現代社會——“異地”中時,自己發自靈魂深處的全部復雜而微妙的思想、情感與精神現實。這些東西,也許在余光中看來,不是身臨其境、深受其擾的人,是根本無法想象、揣測、猜度與言說的。并且,絕非每一個海外華人及其子弟,都能像他本人那樣,感受、體驗得極其細膩、深劇和強烈——自然,在他與他們之間,也無疑有諸多的甚至在其根本點上的共同性與一致性,但作為集詩人與學者于一身的余光中,其所“獨”具的特殊器質,卻應當說,該是一般人所無法比擬的。否則,何以在臺灣人才濟濟的文壇上,人們都寫“鄉愁”,并且因此而使所謂“鄉愁散文”,幾十年來竟成為該地長盛不衰的散文潮,而獨獨余光中的“鄉愁”散文,極其顯明地而且是遙遙領先地具有了一種濃郁的“文化”味呢?何以他的這些執意并盡情抒寫甚至刻寫“文化鄉愁”的作品中,總是無一遺漏地烙有鮮明的“故國之思”而不是單純的“家園之憶”的印證乃至于刻痕呢?
  余光中作為具有高度“情性——理性——智性”的文化人,我以為,其“文化鄉愁”與“故園之思”中所包容的內涵,是博大的、精深的、高遠的、廣闊的,確非一般人所可比擬。不僅如此,或許是因為深受現代生活之嚴峻性的刺激,或許是因為在漫長的思念與眷戀中其心靈已飽受煎熬,或許是因為在這樣的一顆心靈中還有旁人尚未能萌生和企及的更為雄大的理想,或許也還因為在余氏本人的性格中原本就有極為堅毅、頑強、執著的因子因而其人性、人格質地從來就有些特異之處,其“文化鄉愁”與“故國之思”的情感特質,同時還是特別剛性的。坦率地說,我從余光中抒情散文的閱讀中,首先感覺到的就是這些東西。現在我在這里談論這些東西——余光中抒情散文的首要的文本特質時,它們已然是一種“果實”,但它們作為余光中散文創作積極而自覺追求的成績,卻是從“種子”而經澆灌和培育才得來的。于是回過頭去看其當初的散文創作宣言時,就會深深地感覺到并且確信這一切的確并非偶然和絕非無理。余光中對于“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散文傳統的由隔膜而到反叛,初看似乎不盡合理因而難于接受,但事實上,若在對當代的社會與文化現實細加體察、剖析的同時,投以歷史的、藝術發展的眼光,則他不但無過,而且有功,其“偏激”之論,是有著鮮明的現代文化立場,并事實上起到了推動中國散文創作進一步走向現代化以適應現代生活與人們精神文化之新的需求的有益作用的。而其成功的抒情散文創作本身,則是這種推動的有效性的明證。
  余光中的現代散文創作宣言,是從對“目前中國的散文”的俯視與聲討,對“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散文創作傳統的清算與批判開始的。
  在《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中,他說:“我們生活于一個散文的世界,而且往往是二三流的散文。我們用二三流的散文談天,用四五流的散文演說,復用七八流的散文訓話。”而這是因為,“目前中國的散文,可以分為下列的四型”,即:(一)學者的散文:這一型的散文限于較少的作者,像錢鐘書、梁實秋、李敖的散文,均屬之。其特點是“融合情感、智慧和學問”,能夠“反映一個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靈,往往令讀者心曠神怡,既羨且敬。”但“這種散文,功力深厚,且為性格、修養和才情的自然流露,完全無法作偽”,絕非一般的作者同時也“并不是每個學者都能達到這樣美好的境界”。于是在“學得不到家,往往淪幽默為滑稽,諷刺為罵街,博學為炫耀”的同時,多有“不幸的一類”分別異化為“洋學者的散文和國學者的散文”,均乏味之極,面目可憎;(二)花花公子的散文:這一型的散文“到處都是。翻開任何刊物,我們立刻可以拾到這種華而不實的紙花。這類作者,上自名作家,下至初中女學生,簡直車載斗量,可以開十個虛榮市,一百個化裝舞會”,它們“已經泛濫了整個文壇。除了成為‘抒情散文’的主流之外,它更裝飾了許多不很高明的小說和詩”。它們“像一袋包裝俗艷的廉價的糖果,一味的死甜”,而“傷感,加上說教,是這些花花公子的致命傷”;(三)浣衣婦的散文:這一型的散文,與“花花公子的散文,毛病是太濃、太花”恰成鮮明對照,其“毛病卻在太淡、太素”,“洗得干干凈凈的,毫無毛病,也毫無引人入勝的地方”,其作者“像有‘潔癖’的老太婆”,又“都是散文世界的‘清教徒’。她們都是‘白話文學’的善男信女,她們的樸素是教會聚會所式的樸素,喝白話文的白開水,她們都會十分沉醉”,其所奉行的主義,只是“老處女主義”或“赤貧主義”;(四)現代散文:這一型的散文,是尤為“講究彈性、密度,和質料的一種新散文”,而彈性,“是指這種散文對于各種文體各種語氣能夠兼容并包融和無間的高度適應能力”,密度,“是指這種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數內)滿足讀者對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當然密度愈大”,質料,“是指構成全篇散文的個別的字或詞底品質。這種品質幾乎在先天上就決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在這“四型”散文中,對于“學者的散文”,余光中給予了積極的肯定,但無論從其現狀還是前途,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因為太難實現;而“現代散文”,余氏明確說是“一種新散文”,因為目下能為之的和尚已出現的并不多,他是把它作為一種理想型態來寄予厚望的;余光中此文——這是其進行散文革新的綱領性文件之一,而且是側重在“掃蕩舊習”這一面——的重要深意之所在,是對“目前中國”所觸目可見的“二三流”、“四五流”、“七八流”散文進行猛烈的轟擊,試圖通過對“花花公子的散文”和“浣衣婦的散文”加以清算和批判,并正面提出自己全新的散文主張,來呼吁重造一個我們生活于其中的散文的世界以適應社會的發展。
  稍稍梳理一下,可知余光中對于“二三流”、“四五流”、“七八流”散文所進行的轟擊,大抵是從兩個相對而又相背的方面加以突進的,那就是所謂“太硬”和“太軟”。前者包括上文所說的“洋學者的散文和國學者的散文”以及“浣衣婦的散文”,后者則專指他所痛加嘲笑的“花花公子的散文”。它們或則將“含糊等于神秘,嚕蘇等于強調,枯燥等于嚴肅”,除了“半生不熟”的“翻譯”,便是“不文不白,不痛不癢,同樣的夾纏難讀”的“鼓吹”,“令人讀了,恍若置身白鹿洞中,聽朱老夫子訓話,產生一種時間的幻覺”;或則“千篇一律”,紛紛“攀在泰戈爾的白髯上,蕩秋千、唱童歌、說夢話”,不但“熱心勸善,結果挺身出來說教”,而且“用起形容詞來,簡直揮金如土。事實上,他們的全都是贗品,其值如土”。而其總根子則是完全與現代社會及其文化進程脫節或剝離,“現代詩,現代音樂,甚至現代小說,大多數的文藝形式和精神都在接受現代化洗禮,作脫胎換骨的蛻變之際”,唯獨散文仍不肯改掉它的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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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余光中說:“散文,創造的散文(俗稱‘抒情的散文’)似乎仍是相當保守的一個小妹妹,迄今還不肯剪掉她的那根小辮子”。而作為散文革新家,他所賦予自己的文化使命,就是站出來,勇敢地、果斷地“剪掉散文的辮子”。然而剪子何在?他高舉起“現代散文”的旗幟,打算賦予其什么樣的“現代”品格”?
  據我的觀察,余光中所賴以建構“創造的散文(俗稱‘抒情的散文’)”的“現代”品格的手段,大抵主要是三樣東西,即:詩性、知性、文化性。有了這三樣東西,現代性才水到渠成。
  還是在《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中,余光中劈頭就說:“對于一位大詩人而言,要寫散文,僅用左手就夠了。許多詩人用左手寫出來的散文,比散文家用右手寫出來的更漂亮。一位詩人對于文字的敏感,當然遠勝于散文家。”他把工詩,比喻為“會飛”,而工散文,則不過是“善于走路”而已,顯見是認為詩和詩人,是理所當然甚至天經地義地是要高出于、高明于散文和散文家的。于是他甚至還坦白地說:“在實踐上,我總有一個偏見,認為寫不好(更不論寫不通)散文的詩人,一定不是一位出色的詩人。我總覺得,舞蹈家的步行應該特別悅目,而聲樂家的說話應該特別悅耳。”類似的說法和同樣的見解,余光中在他的不同文章中,曾反復表述過;他還詳舉眾所公認的實例,來證明“好詩人必定兼工散文,而好作家卻往往不能工詩”。這當然不是意在褒詩而貶文,而是企圖闡發一個規律,申說一種見解:缺乏詩性,散文是寫不好的。
  但余光中所說的散文應當包含詩性,我們卻并不可以大而化之地作簡單的理解。至少有兩點,我們在一開始接觸這一命題時,就必須給予充分的注意:其一是,他所說的詩性,是側重于指現代詩歌的某些藝術特性,除他自己所曾反復強調過的“音容并茂”即“文字流暢、音調圓融、比喻生動”,以及在“彈性”、“密度”要求下的“質料”好等因素外,實際上還主要指的是像意象、隱喻、象征這一類現代詩歌創作中的常用技巧,可以說恰恰是與比如說大陸散文家楊朔所謂的“把散文當作詩來寫”相去甚遠的,如果不說它們截然相悖的話;其二是,他之所以格外強調這種詩性,恰恰又是與他反叛“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散文傳統的抒情形態這一革新的大目標相一致的,例如他曾不止一次地公開指責上述傳統及其繼承中的“濫情”、“傷情”流弊,包括“傷感,加上說教”和“太濃、太花”、“一味的死甜”等“致命傷”,為此甚至還明確地否定像朱自清這樣的散文大師的既有文風,而諸如“若是一味純情,只求唯美,其結果只怕會美到‘媚而無骨’,終非散文之大道”,若“把散文等同于詩,而且是非常狹窄的一種抒情詩,恐怕也非散文之福”之類的斷語,在其文中更是幾乎比比皆是。可見余光中的主張散文中應具有詩性,一方面是希望其充滿現代感,另一方面則是在要求散文“有骨”的前提下,具備一種剛性,而這與他的既反對“太硬”——所謂“急于載道說教,或是矜博炫學,讀來便索然無趣”,又反對“太軟”——所謂“一味抒情”和“只解濫感,也令人厭煩”,并不矛盾。因為這種剛性,非生脆冷硬之剛,乃堅韌沉實之剛,所以很現代。
  在申說上述意見的同時,作為其散文革新之另一份綱領性文件的《散文的知性與感性》一文,則更加充分地闡述了關于“現代散文”應當具備“軟硬兼施”、“情理兼修”、“文質彬彬”品質的理論主張。此中的“硬”、“理”、“質”,雖其原有的語義內涵并不相同,但在余氏的理論闡說中,卻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同一樣東西,即他所特別津津樂道的“知性”。在余氏看來,寫作現代散文而無知性,那是名不副實并且難以想象的。那么,什么是知性?知性與感性是何關系?
  關于知性和感性,余光中有一套自己的說法,與人們通常所說的、哲學意義上的這兩個概念的既定內涵,其理解并不完全相同。關于知性,他說:“所謂知性,應該包括知識與見解”,但又說:“散文的知性該是智慧的自然洋溢,而非博學的刻意炫夸”——前說近乎“知識性”和“思想性”,后說則與“智性”較為相通。關于感性,他說:“至于感性,則是指作品中處理的感性經驗”,又說:“狹義的感性當指感官經驗之具體表現,廣義的感性甚至可指:一篇知性文章因結構、聲調、意象等等的美妙安排而產生的魅力”——前說大抵是指觸及人們生理、心理層面的東西,后說則似乎又側重在散文對于寫景、敘事、狀物乃至抒情方面以及與之相關的某些技術處理問題了。故他又說:“如果在寫景、敘事上能夠把握感官經驗而令讀者如臨其景,如歷其事,這作品就稱得上‘感性十足’,也就是富于‘臨場感’。一位作家若能寫景出色,敘事生動,則抒情之功已經半在其中,只要再能因景生情,隨事起感,抒情便能奏效”,“生活中的感性要變成筆端的感性,還得善于捕捉意象,安排聲調”。所以看上去又像是指抒情的技巧。
  但不管余光中關于知性與感性的解說,在邏輯上有多少不嚴密、在界定上有多少不清晰之處,他的本意,總歸是在強調現代散文寫作,應當努力做到知性與感性的統一,并且當然,這種統一既應做到圓轉、和諧、渾然、自如,又必須以二者不可或缺為前提。為此,他可以說已經在理論上,作了多方面的,最大的努力。
  比如在《余光中散文·自序》一文中,他曾把散文的“功能”,分列為六項,即:(一)抒情;(二)說理;(三)表意;(四)敘事;(五)寫景;(六)狀物。一方面,他說:“實際上,一篇散文往往兼有好幾種功能,只是有所偏重而已”;另一方面,他又說:“情、理、意、事、景、物六項之中,前三項抽象而帶主觀,后三項具體而帶客觀。如果一位散文家長于處理前三項而拙于后三項,他未免欠缺感性,顯得空泛。如果他老在后三項里打轉,則他似乎欠缺知性,過分落實。”顯見此中所透露出來的對于知性與感性的理解,與前述之見解并不完全同一,而似乎又“知性在我,感性在物”,接近于“悟性”的意思了。
  但我以為,余光中雖然同時是一位學者即教授,然而這些見解,我們不妨視之為一位詩人兼散文家的“感性”經驗之談。那么,余光中所謂現代散文尤應給予重視和接納的“知性”,至少是包含了下述幾件東西的,即:(一)知識與見解,亦即學識;(二)智慧與思想,或曰智性與“理性”,但后者是淺層次的(相對于作為哲學概念的那種內涵界定而言),亦即經驗式的;(三)心念與感悟,前者即所謂“意”,后者是對生活進行感受、體驗并經咀嚼、回味和積累、沉淀,再經提煉、結晶之后的心靈之所得,其中有時也不排斥一定的抽象與升華的過程。故余光中又常常還有一些這樣的說法,如:“一位真正的散文家,必須兼有心腸與頭腦,筆下才能兼融感性與知性,才能‘軟硬兼施’”;“文章的風格既如人格,則亦當如完整的人格,不以理絕情,亦不以情蔽理,而能維持情理之間的某種平衡,也就是感性與知性的相濟”;“許多出色的散文,常見知性之中含有感性,或是感性之中含有知性,而其所以出色,正在兩者之合,而非兩者之分”,等等。他認為純感性的散文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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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余光中認為純感性的散文不可取,并非他覺得純知性的散文就可取。總的來說,他的基本意見,是認為好散文應當做到知性與感性的完美統一;為此他在以散文的六項功能為據,將散文的文體作出大略區分,亦即抒情文(或小品文,此乃“散文的大宗”)、議論文(或說理文)、表意文(即“表意的散文”,旨在“捕捉情理之間的那份情趣、理趣、意趣,而出現在筆下的,不是鞭辟入里的人情世故,便是匪夷所思的巧念妙想”,所“展示的正是敏銳的觀察力和活潑的想象力,也就是一個健康的心靈發乎自然的好奇心”),敘事文(即記敘文,其中又有“描寫文”)、寫景文、狀物文(即“狀物的文章”)六類,或概而言之、統而言之、大而言之地區分為知性散文(以“學者的散文”為主體)和感性散文(亦即“美文”或“純感性的散文”)兩類時,均特別強調了無論是上述小類和大類中的哪一種散文,在知性和感性的體現上,都不可偏廢,即使其在內容、表達、文體上確實“有所偏重”。但作為散文革新家,亦即廣義“現代散文”的大力提倡者,他在指斥“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散文傳統的抒情形態的弊病時,的確明顯是把重心放在對其感性的泛濫和知性的缺乏的批評上。像這樣的表述,在他的理論探討文章中,是屢見不鮮甚至有點喋喋不休的,如其《繆斯的左右手》一文指出:“好散文往往有一種綜合美,不必全是美在抒情,所以抒情、敘事、寫景、議論云云,往往是抽刀斷水的武斷區分”,“許多拼命學詩的抒情散文,一往情深,通篇感性,背后缺乏思想的支持,乃淪為濫情濫感,只成了空洞的偽詩”;其《散文的知性與感性》一文指出:“知性的散文,不論是議論文或雜文,只要能做到聲調鏗鏘,形象生動,加上文字整潔,條理分明,即盡管所言無關柔情美景或慷慨悲歌,仍然有其感性,能夠感人,甚至成為美文”,“一篇文章,只要邏輯的張力飽滿,再佐以恰到好處的聲調和比喻,仍然可以成為散文極品,不讓美文的名作‘專美’”,“感性之美不一定限于寫景、敘事、抒情的散文,也可以得之于議論的字里行間”,“何以知性的議論也會產生美感呢?那是因為條理分明加上節奏流暢,乃能一氣呵成,略無滯礙。理智的滿足配合生理的快感,乃生協調和諧之美”;其《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中,對“花花公子的散文”的抨擊,更是集中而強烈地體現出了他對于“軟性散文”的極度反感:“這類散文,是紙業公會最大的恩人。它幫助消耗紙張的速度是驚人的。千篇一律,它歌頌自然的美麗,慨嘆人生的無常,驚異于小動物或孩子的善良和純真,并且慚愧于自己的愚昧和渺小。不論作者年紀多大,他會常懷念在老祖母膝上吮手指的金黃色的童年。不論作者年紀有多小,他會說出有白胡子的格言來。這類散文像一袋包裝俗艷的廉價的糖果,一味的死甜。有時袋里也會摸到一粒維他命丸,那總不外是‘記得有一位老哲人說過,人生……’等等的金玉良言。”他還明確地以徐志摩、何其芳、陸蠡等中國現代散文史上因有獨特而豐沛的詩人氣質而“感性散文”寫得極好乃至于“最出神最出色”的“散文家中的純藝術家”為例,指出正因為其文“缺乏知性來提綱挈領”,“每逢說理,便顯得不夠透徹練達”,或“全然投入一個單純的情境,務求經營出飽滿的美感”,而留下了“缺憾”,其結論是:“僅憑如此的美文,卻不能充分滿足我們對散文情理兼修,亦即文質彬彬的要求。于是我們便乞援于‘學者的散文’”。相應地,他甚至對“所謂散文詩”這一文類都持激烈的否定態度,而理由呢,只有一條,即它“一味抒情而到濫情的程度”,說它是“最可厭”的文體,“是一種高不成低不就,非驢非馬的東西。它是一匹不名譽的騾子,一個陰陽人,一只半人半羊的faun。往往,它缺乏兩者的美德,但兼具兩者的弱點。往往,它沒有詩的緊湊和散文的從容,卻留下前者的空洞和后者的松散。”這當然是偏激的,但內在的意圖很明顯。
  余光中的散文革新主張,意在(一)欲使散文革除傳統抒情散文的軟性弊病,(二)欲使散文以鮮明的現代品質雄立于當今。這就使得它本身就具備了文化活動的性質。余光中的散文革新主張中,明確打出“文化性”旗號的言詞幾乎沒有,但統觀其相關的理論文字,這一意向卻是極為明顯的。其具體表現是,第一,在意圖救正“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散文傳統的抒情形態及其巨大影響的弊病時,他有一個相當廣闊的文化視野。第二,內中還包藏有一個作為上述觀念之堅硬內核的文化情結,那就是對于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卻之不能、揮之不去、時時縈念并且執著堅守的酷愛,而其中對于“母語”即中國語言文字的純潔性和精粹性這類文化價值的理解與珍視之情,更是顯得至為感人,為此他一方面在散文革新主張中和現代散文建構中尤為重視語言文字——文體層面,另一方面還選擇另外的角度,寫了不少諸如《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作者·學者·譯者》之類論文來進行學理的探討,從而使之成為其散文革新理論主張中的有機的和重要的組成部分;第三,余光中同時所進行的現代散文創作實踐,更是成功地以出色的實績,支撐、增援了他的散文革新主張,并成為其正確性的有力的佐證,而其中的美質,除現代詩性、知性之外,作為其個性化特征并具有極大啟示意義的文本素質,就是文化性——比如同樣是寫“鄉愁”,余光中抒情散文之區別于并高出于在臺灣為時既久并業已形成大勢的“鄉愁散文”潮中的絕大多數作品之處,恰恰就在于它所抒寫的,是一種“文化鄉愁”,即一個文化人的以其強烈的文化情結為底蘊、為靈魂、為經緯的“故國之思”,而非簡單的僅以物質和自然時空為基礎,僅僅停留在生活現象淺表層次的“家園之憶”,內中所包含的思想文化,精神文化價值,乃至作品從形式——藝術表現層面的全新運作中所透現出來的與前者相一致的“意味”,及其所能夠和業已給予現代讀者的閱讀感受與接受效應,的確均非那些因襲傳統抒情方式的“鄉愁散文”所可以比擬(對此,筆者將另作專文加以討論)的。這當然也有力地反映出了余光中重視現代散文寫作的“文化性”的意向。
  余光中的散文革新主張,不是一個密針合縫、自成宏大系統的理論實體,但它的內涵是博大的、精深的、高遠的、廣闊的。這得益于他是一個兼具高度感性與知性的現代文化人,得益于他從自己的現代生活感受與體驗出發,立足散文創作的發展本身,但又取了宏闊的、深邃的文化視野,以詩人的熱忱和學者的敏銳所進行的思考。他希望現代散文具有一種剛性的質地的想法與實踐,我以為是非常睿智的。
  [收稿日期]1999—09—27
  
  
  
長沙電力學院學報:社科版79~8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鐘友循20002000余光中的散文革新主張是一柄雙刃劍,一面試圖革除中國現代散文固有的弊病,一面試圖建構新的現代散文的經驗體系。他主張和借鑒在學習西方與中國古典散文創作遺產的基礎上,根據現代社會與現代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改變傳統現代散文以情為本的舊模式,消除其“軟性”頑癥,賦之以剛性的品質。在其一系列關于散文革新的創作主張中,要求新的現代散文中應當注入詩性、知性和文化性,是帶根本性的意見。其散文創作本身也印征了這種散文革新主張的正確性與先鋒性。余光中/散文/詩性/知性/文化性  Yu Guangzhong/prose/poetic /wise/cultural.On Yu Guangzhong's propositions of prose innovation  ZHONG You-xun  (Changsha Railway University,Changsha 410075,China)Yu Guangzhong's propositions of prose innovation are adouble-blade sword which attempts to abolish the intrinsicdisadvantages of Chinese modernprose on the one hand, and toconstruct the new system of experience governing modern proseon the other hand.He maintains to transform the old model oftraditional modern prose which treats the sentiments asfoundation , to eliminate their soft persistent ailments andendow them with hard character, on the basis of using andstudying western and Chinese legacy of classical  prosecreation for reference and according to modern society andhuman beings' needs for spiritual culture. Claiming that thenew modern prose should be endowed with the poetic, wise andcultural qualities,a series of his creation propositions onprose innovation are fundamental and essential  suggestions.His prose creation itself also confirms the correctness andpioneerness of these propositions of prose innovation.鐘友循,長沙鐵道學院,湖南 長沙410075  鐘友循(1950—),男,湖南衡陽人,長沙鐵道學院教授,文學碩士,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作者:長沙電力學院學報:社科版79~8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鐘友循20002000余光中的散文革新主張是一柄雙刃劍,一面試圖革除中國現代散文固有的弊病,一面試圖建構新的現代散文的經驗體系。他主張和借鑒在學習西方與中國古典散文創作遺產的基礎上,根據現代社會與現代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改變傳統現代散文以情為本的舊模式,消除其“軟性”頑癥,賦之以剛性的品質。在其一系列關于散文革新的創作主張中,要求新的現代散文中應當注入詩性、知性和文化性,是帶根本性的意見。其散文創作本身也印征了這種散文革新主張的正確性與先鋒性。余光中/散文/詩性/知性/文化性  Yu Guangzhong/prose/poetic /wise/cultural.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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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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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學乘,字枚叔。嗣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中國浙江餘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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