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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余華的《一九八六年》
論余華的《一九八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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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印刷學院出版系 摩羅)
  文革后所出現的中國文學,不可回避地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如何面對文革暴力〔1〕?這不只是如何看待一個歷史事件的態度問題, 也不只是個人與歷史的關系問題,它與我們如何認識自己的生存狀態、具有怎樣的文化理想和精神價值直接相關。在曠日持久的社會政治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數采取了接受、認同、參與的態度。那些違背最起碼的文明準則的野蠻政策和舉措,本與知識分子的教養格格不入。可是,“當人的邪惡注入那種被判為理想的和超個體的價值,即集體的真實性時,邪惡就轉換成善良,甚至還轉化為責任”。〔2 〕知識分子正是帶著這種回歸集體和國家的神圣感接受這樣的狀態的,他們甚至因此而體驗到擺脫私欲、克服自我、超越作為物質而存在的個體生命的道德快感和精神自由。紅色少年謝惠敏(劉心武《班主任》)用那種愚味的觀念品評是非、指點江山時,即處于這樣的體驗之中。在這個意義上,劉心武、張賢亮那一代作家,確實一定程度地表現了那個時代的歷史真實和內心真實。《靈與肉》(張賢亮)安排主人公在獲得政治“解放”以后,繼續沉溺在那種虛假而虛妄的道德快感之中,國家集體的枷鎖已經內化為他的精神律令。作者特意給主人公命名為許靈均,讓他的取消精神自我,融入集體的觀念傾向在屈原(字靈均〔3 〕)這個國家集體主義的千古原型的啟示下得到強化和彰顯。八十年代中期,經過多年的反思以后,當張賢亮以最大的精神力量來表現這些深重苦難時,還在用國家意識形態掩蓋苦難表象、整合自己的苦難體驗〔4〕。 《傷痕》(盧新華)中的王曉華正是按著國家權力對其母親的命名,將她看作壞人和罪人,加給她許多仇恨和折磨。當她開始對此反思與懊悔時,恰是因了國家權力出于新的需要對她母親作了新的命名。王曉華的精神和情感始終在國家集體的規定中活動,而無一絲主體性、個人性可予持守。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九八六年》的誕生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重大事件,尤其是文革題材和知識分子題材的文學的重大事件。歷史教師內心生活的復雜、強烈、深刻,使得他與歷史實存中的知識分子和別的文學作品中的知識分子判然有別。在知識分子“不是異化為狼,就是異化為羊”,“除了‘緊跟’,除了服從之外不能有任何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的時候”〔5〕,歷史教師卻既不做狼也不做羊, 既不緊跟也不服從。他從一開始就對這場政治運動懷有戒心和敵意,他對那些女人被迫胸前掛著掃帚、馬桶蓋,剃著陰陽頭慘受折磨具有強烈的反應,因此“總是害怕妻子美麗的辮子被毀掉,害怕那兩只迷人的紅蝴蝶被毀掉。”當他看見有人流著鮮血死在街上,看見一些同事戴著高帽游行示眾,“他想也許就要輪到他了”。他沒有把那些受難者看作階級敵人,義憤填膺地去批判他們,也沒有出于保護自己的需要,虛情假意地去與他們劃清界線。“階級敵人”和“革命群眾”是由政治權力給每個人所作的身份規定,每個人都必須接受這樣的命名并扮演好自己的政治角色。歷史教師卻將受難的女性與自己的妻子聯起來,將受難的男性與自己聯起來。建立這種聯系的紐帶乃是人的共同性。在他看來,這場運動威脅著生命的安全、生活的詩意和為人的尊嚴。當他否定這場運動時,他是站在人道主義立場上。當他拒絕政治權力所作的身份規定時,他是站在個人主義立場上。作為人道主義者,他與所有人共同擁有著同一性(共同的人性),作為個人主義者,他與所有集體中的人保持著相異性(獨立性),所以,他需要與所有人站在一起反對一切非人的力量,以期在最低限度上捍衛生命安全和人性尊嚴,可又必須自外于所有人,以免淪入諸如“革命群眾”“階級敵人”之類的集體主義迷陣之中。他唯一能夠選擇的是逃離。
  不應把歷史教師的逃離僅僅理解為逃命,它同時也是更為復雜的精神逃離。雖然他被命名為階級敵人并遭到囚禁是促成他逃離的直接原因,但可以相信,即使他被命名為革命群眾,他在精神上的逃離依然會如期發生(雖然不一定會以失蹤的方式)。多年以來,他的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精神一直萎靡不振,他一步一步地被國家權力和政治意識形態改造為具有某種特定的社會功能的文化工具。他在渾渾噩噩中忍受著這樣的事實。當局勢有了如此惡劣的發展,當他和他的信念一起被逼到了這樣的絕境,他倒是獲得了震驚和醒悟的契機。無論是做狼還是做羊,都是對邪惡時代邪惡力量的無恥屈從,為了不落入這種恥辱境地,為了捍衛自己的信念和為人之尊嚴,他必須傾盡全力拒絕這個時代對他的規定。他逃離的對象不是死亡(事實上他當時尚無生命危險。盡管他逃離前看見別人上吊死亡,但那上吊本身也是逃離的一種方式),所以與之相對應的不是生命的安全,他逃離的對象是一種荒唐的社會政治狀態對他的精神存在的規定與剝奪,所以與之相對應的是個人的誕生。他的精神走向正好與謝惠敏、許靈均、王曉華們的走向相反,也與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走向相反。正如《一九八六年》的出現是當代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一樣,歷史教師的逃離是當代精神史上的重大事件,隨著他的自戕表演的展開,這個重大事件的意義也將更為豐富地呈現出來。
  個人是一個從整體上描述人的完整存在的詞語,它意指生命個體的生物存在、社會存在、精神存在的諧和與統一。在具體的歷史條件和生存境遇中,個人的含義會有微妙的側重。有時候必須捍衛自己的生物存在以保全自己的精神人格,有時候必須捍衛自己的社會政治權利以維護自己的尊嚴,有時候為了保證精神的自由卻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價。但無論怎么說,完整的個人乃是以生命個體為物質基礎的人格形式,也可以稱之為個體人格。個人作為一個生命個體,與其他一切生命形式具有共同的道德原則:維護自身健康、光明、自由的存在,為自身健康、光明、自由的存在而存在。自然界每一個生命個體首先是自足的、自為的(廣義)、為自己的個體,它必須排斥一切抑制與阻撓、反抗一切扼殺與傷害以保證自身生命的成長與發展,當植物的葉子受到傷害時,植物身上發生的化學反應與動物身上抑制疼痛和創傷的神經激素反應幾乎是一樣的。這正是植物基于自身生命道德對傷害者的反彈與抗議。人作為文化動物,不僅應恪守這樣的生命道德,還需要將此道德原則延伸到社會文化領域,以維護自我的完整性和獨特性,如果說人有什么高居于生命之上的道德律令,這一點就是。不過這仍是內在于生命本身的,對人來說就是內在于個體人格(即個人)本身的。就此而言,人的最高道德原則就是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主要不指生命個體在生物層的自私自利,主要乃指生命個體為了完成自我人格的塑造而抱持的自我捍衛、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態度。也就是說,個人主義雖以生物規律為其道德基礎,卻主要是指向社會文化空間的。它與活命主義別如天壤,相反,那些屈服于社會壓力,放棄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責任以求茍活的人,恰是對個人主義道德的最深刻的破壞。
  歷史教師以其對歷史的了解和洞悉,深知做一個個人是如何艱難。自從人類作為人類誕生以來,個人被社會所奴役,被集體所規定的歷史一直伴隨始終。但如此漫長的奴役史并沒有完全扼殺生命個體成為個人的愿望。那些強大的生命無論怎樣被迫接受社會文化的束縛和規范,可總還同時在心里活躍著一個如光如火的想象自我。現實環境中的生命個體總是竭盡全力向這個想象自我靠近,一旦二者重合,完整而又完美的個人也就誕生了。即使永遠不可能完全重合,但生命個體應該無條件地持守與想象自我不斷趨近的態度和態勢。不斷趨近的過程就是極力拒抗社會政治和歷史文化對自身的規定的過程。這種拒抗非常艱難。這是對一個人的生命力和道德力的真正的考驗。歷史教師的逃離意味著他要担當相應的責任接受相應的考驗。他不想做階級敵人,牛鬼蛇神,不想掛著馬桶蓋游街,不想低頭認罪屈膝求饒。他要保持生命的神圣和體態的莊嚴。雖然他作為知識分子本身是文明社會的產物,但為了捍衛自身的尊嚴,他寧愿自外于這個普遍存在著政治瘋狂的文明社會。
  他的逃離不僅離棄了這個牢籠,同時還意味著他離棄了社會本身。自從離開那個辦公室以后,他加入到任何地方的社會組織之中都無疑只會再度被命名為階級敵人。可是長期游離于社會之外,他發展自我、完善自我的理想又會失去文化和社會的依托。他整天東藏西躲,所能實現的目標無非是茍全性命于亂世。這與那些屈服于社會權威的茍活者恰好殊途同歸。這樣的焦慮一定長期折磨著這個進退維谷的個人主義者。他作為一個文化人的文化內容正在不斷地減少。他對這個時代越來越不能作出理性的審視與判斷。他的精神世界的色彩越來越單調。他的思維因為失去了豐富的內容而越來越衰退,最后倒退到了人類尚沒有充分的個人意識的原始時代的思維。他的精神的個人性越來越少,他只能以原始思維的方式反復呈現那些與一個民族或民族糾纏不休的集體表象。野蠻時代驚心動魄的刑罚占據了他的意識中心。無論現實世界發生的事件是什么性質什么形態什么圖景,他都只能將這些客體整合為“墨”、“劓”、“fèi@①”、“宮”、“大辟”等等表象而納入到他的思維之中。他最后的自戕表明他的思維實際上已經無法在主體與客體之間劃開界限,他已經把作為主體的自己充分地表象化了,也就是客體化了,而現實世界作為客體也被他表象化了,也就是主體化了。主體客體通過原始思維中的集體表象而重合了,他最后既成了施刑的主體,又成了受刑的客體。這既可以說是他人格分裂的表現,也可以說是他思維表象化的結果。
  他將現實世界中的文革暴力與古代刑罚的表象重合起來,還可以從他的文化經驗上找到原因。歷史教師本來就是一個民族的歷史經驗的總結者傳播者。那些遠古暴刑是文明時代所存留的野蠻遺風。它作為民族文化中的非人因素具有震憾人心的表象效果。歷史教師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極易對這表象產生情感震憾和感同身受的體驗。經過多年的反復體驗,這些表象成了他心中一切暴力和罪惡的代表和象征。所以無論面對什么樣的暴力和不義,他首先會將它們與這些表象聯結起來,而后作出價值評判。當文革暴力呈現在他面前時,他的大腦中乃出現這樣一個思維過程:
  文革暴力——墨劓宮fèi@①等表象——殘酷不人道
  (現實事件) (表象中介) (價值評判)到了他瘋狂以后,他已喪失了正常的思維能力和理性判斷能力,他的思維只能停留在第二階段而無法上升到價值評判層。他不再是可以自主的思維主體,而是思維本身異化成主體。他成了思維的工具奔波在現實事件與表象中介之間,來來去去如瘋如魔,被折磨得神魂顛倒,最后被這思維所吞食掉了。
  但是,人的精神生活不僅僅只有思維,更不僅僅只有理性。雖然在邏輯形式上他不能保持清醒,但他終究是一個生命主體。他的心靈終究是擁有主體性的。總有一天他會發現,他如此堅決地抗拒著社會對他的決定,可他最終還是無法逃脫這種決定。他游離在社會之外過著無社會無組織無秩序的生活,卻并沒有按他預先選擇的方向(自由、個人)發展。他變得如此單調如此原始,這本身就是一個野蠻而混亂時代對他的決定。這與他的想象自我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這種完全違背初衷的結局表明了他的逃離的徹底失敗。這樣的失敗簡直要把人逼成喪心病狂的瘋狗。為了調節他的內心痛苦,他必須煥發起新的精神力量,組織起新的心理生活。這時,他想到了比逃離更為主動的精神立場。那就是轉守為攻。
  歷史教師在《一九八六年》第一章正式出場的時候,“十多年前那場浩劫如今已成了過眼云煙,那些留在墻上的標語被一次次粉刷給徹底掩蓋了。”可是歷史教師卻以一個殘廢和瘋狂的形象出現在小鎮上。這個形象正是社會對個人的決定力量的最好證明,也是對社會及其決定力量的有力控訴。由文革暴力和古刑表象所啟動的精神生活并沒有在歷史教師的心中結束,他反抗社會捍衛個人的愿望不但沒有熄滅而且越發強烈。他出場時那一段精彩的描寫正好表現了他的精神傾向:
  他看到前面有一個人躺著,就躺在腳前,那人的腳就連著自己的腳。他提起自己的腳去踢躺著的腳。不料那腳猛地縮了回去。當他把腳放下時,那腳又伸了過來,又和他的腳連在了一起。他不禁興奮起來,于是悄悄地將腳再次提起來,他發現地上的腳同時在慢慢退縮,他感到對方警覺了,便將腳提著不動,看到對方的腳也提著不動后,他猛地一腳朝對方的腰部踩去……那斜過去的人沒有逃跑,而是擦著地面往池塘滑去,走近了,他看到那人的腦袋掉進了池塘,接著身體和四肢也掉了進去。他站在塘沿上,看到那家伙浮在水面上沒往下沉,便彎腰撿起一塊大石頭打了下去。他看到那人被打得粉身碎骨后,才心滿意足地轉過身去。
  從這段文字的強烈得無以復加的攻擊欲中可以看到,歷史教師的精神哲學又有進一步的發展,發展到更有鋒芒更加進取的階位。他不再滿足于逃離,因為逃離中他不是擁有了自己而是喪失了自己,他必須進攻必須復仇。據說人是唯一能夠改造環境創造環境的動物。人不但應把自己的物質形式(身體)收拾得整齊漂亮,還應該把他的生命賴于展開的社會收拾得同樣整齊漂亮,應該建立最有利于人性發展和個人幸福的游戲規則用以維持社會的公平和正義。這些游戲規則的價值資源仍然應該是為一切生命所共有的自尊自衛的道德律令。植物在遭遇傷害時的化學反應,即是調動起內在的生命能量進行自衛式的復仇,植物因此而成為了道德的存在,因為它捍衛了生命的本性。王曉華在她母親受到迫害時不是感到憤怒與恥辱,不是與母親聯手自衛與抗爭(比如給母親以感情的支持),而是認同邪惡勢力以求自保。這樣的反應方式乃是放棄了生命尊嚴的非生命的反應方式。許靈均在遭到取消精神個性的蠻橫運動時無力自衛,可在這邪惡力量緩解以后,他竟然順著往日的慣性繼續前行。這也是違背生命道德律令的非人妄行。“所有生命的本質是維護和肯定自身的存在。所有生物都有維護它之存在的本能趨勢”〔6〕。 黃蜂以其利刺,毒蛇以其利齒,豺狼以其利爪對一切侵犯者施以有力的反彈和復仇,這正是生命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必不可少的自我維護。“人生的目的是根據人的本性法則展現他的力量。”〔7〕“力量就是德性; 軟弱無能就是罪惡。”〔8〕歷史教師的攻擊欲,正是他的力量之展現。
  實際上人類永遠擺脫不了那些基本的生命規律。即使人在墮落的路上越來越怯弱,越來越捆住自己的手腳和伸展生命的愿望,可是更深層的心靈生活會十倍地燃起反抗與復仇的渴望。一個人的想象力越的是發達,他向想象自我(體現著生命原則的)趨近的愿望越是強烈,他的掃除障礙伸展自我的內在需要就會越加堅牢。歷史教師正是這樣一個人。他雖然曾經有過脫出虎穴的勇敢創舉,但長期隱身于混亂社會的縫隙中瑟瑟發抖,早就將生命的尊嚴喪失殆盡。可面對這樣荒謬的社會和這樣荒謬的自身,他又無從挽救受傷的自尊。他在這樣的精神困境中忍受著太久的折磨和煎熬,反抗的欲望終于無可控制地蓬蓬勃勃地生長起來。反抗的欲望演變為沒有復仇對象的復仇沖動,這個世界四處都是敵人,可也同時一無敵人。歷史教師只能在無物之陣中放縱著他的復仇沖動,因為復仇不但是他挽救自尊心的需要,也是他落實內在的生命道德的需要。同時也是他長久喪失自我以后恢復自我重建自我人格的需要。
  誰也沒有權利嘲笑或譴責歷史教師的這種精神需要。實際上我們很少有人懂得這種需要。在文革暴力中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的千千萬萬人眾之中,有幾個人懷有這樣的心理沖動?我所看到的只有巴金有這種心理沖動,但他這個斯文而又怯弱的人道主義者不可能將他的復仇沖動指向外部空間,而只能將它轉化為自虐的渲泄。歷史教師已經失去了整合自己的精神生活的能力,對他來說沒有主體客體,內部外部之分。他的復仇沖動是一種無法納入策略規劃和程序設計的無方向無節奏從而也無法人為控制的滔滔洪水和忽忽閃電,指向哪里哪里就是對象,觸到什么什么就是敵人。又象一支飽受凌辱揭竿而起的起義大軍,歇斯底里地從廣袤的大地席卷而過,沖到哪里哪里就是死亡與毀滅,整個世界都要給它踐翻踏爛。在歷史教師的感覺世界中,所有東西都是刑具(無論是燒紅的鐵塊還是隨便從垃圾堆中撿起的一根木棒一把破刀一個舊鍋)。所有東西都是受刑者(無論是人們的鼻子還是膝蓋還是頭還是腰還是他本人的身影),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可以用刑罚予以命名(墨劓fèi@①宮大辟等等),世界成了一個無邊無際的刑場。在這樣一個刑場,他要主持一場莊嚴神圣的末日審判,讓一切罪人都遭到無情制裁。他不但是審判者,又是施刑者。
  無邊無際的人群正蜂擁而來,一把砍刀將他們的腦袋紛紛削上天去,那些頭顱在半空中撞擊起來,發出的無比的聲響……與此同時一把閃閃發亮的鋸子出現了,飛快地鋸進他們的腰部。那些無頭的上身便紛紛滾落在地,在地上沉重地翻動起來……一只巨大油鍋此刻油氣蒸騰。那些尚是完整的人被下雨般地扔了進去,油鍋里響起了巨大的爆裂聲……他伸出手開始在剝那些還在走來走去的人的皮了。就像撕下一張張貼在墻上的紙一樣,發出了一聲聲撕裂綢布般美妙無比的聲音……(第四章)
  他以他無可控制的想象將一個民族幾千年來所受的壓抑、迫害、凌辱揭露出來,將人性的丑惡和社會的刑場性質揭露出來。不止是揭露,他要以消滅一切的巨大氣魄徹底結束這個非人的世界。他要終止世界本身的存在。歷史教師的心理生活入魔的程度正好顯示了他的心靈受到的傷害是如何地深重,他對這個世界的人文關懷是如何地強烈而又如何地不可能實現。正是他拯救人心拯救世界的愿望的落空,才導致了他毀滅世界的瘋狂的邪念。我們固然可以從歷史教師下意識沖動中窺見人性的可怕的邪惡,但我們也許更應該首先看到社會本身的邪惡。正是社會的壓迫將歷史教師的巨大的精神能量從上帝身邊推到了魔鬼身邊。
  如果歷史教師有朝一日清醒過來,他一定會對自己的精神狀態驚訝不已。他不是為了反抗社會對他的決定尋找個人自由才毅然逃離并毅然反抗的么?為什么他越反抗越靠近魔鬼離真正的自由和完整的自我卻越來越遙遠?這不是在另一個方面上更深地落入社會的決定和控制么?十分清楚,這個站在魔鬼身邊的形象決不是歷史教師所曾想象過的自我人格。雖然這個形象是他按照生命本性所應遵循的內在道德反抗壓迫反抗殘害的結果,但他的文化理想決不是把自己塑造成這樣的個體人格,這樣的個人是令他羞愧的。雖然他沒有機會獲得正常的理性反思這一切,但他內在的心靈活動卻在對這樣的自我進行抵制和挽救。他必須拿出比以前更大的勇氣,再一次反抗剛剛發現的外在力量對自己精神人格的決定和限制。因為他的文化理想是超越社會、歷史、文化的自由的個人。
  正是這樣偉大的理想賦予了他反抗社會歷史的決定的責任。人固然應該遵循生物界的普遍規律,按照一切生命的內在道德律令對否定自身殘害自身的因素予以反彈和復仇。可正因為這是生物界的普遍規律,它也就具有自然屬性。即使是人的心靈深處無可擺脫的報復欲,也一定程度地陷入了條件發射式的神經運動規律之中。如果人類僅僅只有這些原則,那就只能落入“刺激——反應”的因果循環運動中。反應本身即是在同一個層面上對刺激因素的反彈。每一個反應又會成為新的刺激因素引起另一個同一層面上的反應,如此無限循環下去就永遠看不到文化的發展和精神的提升,永遠看不到救贖之光。人類作為類的存在和個人存在都會陷于永恒的黑暗和恐懼之中。中國社會經過幾千年的顛簸震蕩而走不出黑暗的淵藪,據說原因之一就在于落入了這種仇仇相報的“刺激——反應”的循環模式中。對古代刑罚深懷關注的歷史教師一定早就洞悉了這一奧秘。可是人早就以其自覺意識把自己從自然界中拯救出來,不再僅僅遵從自然規律,而且要用自己的文化理想賦予自身以超自然超規律的意義。他們必須將自己改造為人文的存在精神的存在。“人這種個體之所以演成宇宙進程的高峰和杰作,絕非僅僅得力于自然力量,而應首先榮歸于精神力量的運作。倘若缺乏精神力量,人豈能突破自然力量的循環?”〔9〕即使是人心深處具有自主性的復仇沖動, 也是對人的精神性存在的突破與傷害。人要獲得充分發展的個性充分自由的人格,既要反抗社會歷史對自我的決定,也必須同時反對深藏于自身的那種具有自然意義的自主性對自己的決定。象謝惠敏、王曉華那樣屈服于外在的權威和壓迫而放棄自我固然是軟弱是罪過,象歷史教師這樣屈服于自身的自主性的控制和擺布,同樣是放棄責任放棄精神自持的墮落。歷史教師是一個具有高度發達的文化想象力的人。他的想象自我永遠在自然界之外對他溫柔地揮手,他不能拒絕這種偉大的召喚而聽任自己墮落。他必須以人的名義抗拒自身的墮落,抗拒那理由充分而又氣勢磅礴的復仇沖動。他要在與社會搏斗得精疲力盡之后,再一次展開與自己的搏斗。他企望著在這場搏斗中完成一個最偉大的文化工程:將自我塑造成卓越的超然于社會、歷史、自然、自我之上的光輝燦爛的個人。也就是讓他的生物自我文化自我想象自我在他所虛構的精神世界中獲得完整的統一。為了保證這個工程的進行,他必須既做一個個人主義者也做一個人道主義者。既以最大的努力伸展自己也以最大的努力抑制自己。
  人類心靈中最宏大的裂口就在此刻出現了。人類精神中最殘酷的斗爭就這樣開始了。為了做一個捍衛自我伸展自我的生命個體,他必須義無反顧地繼續著他的復仇。即使是純粹發生在臆想世界的精神復仇,也必須按照心理生活的自主性和自動性延續下去。可是,為了做一個擺脫非人因素決定的自由的個人,他必須同樣義無反顧地收起他的刀槍劍戟,以自己強大的精神力量轉化千百年來所受的一切壓迫、凌辱、刑罚、殘害,將這一切轉化成塑造個人的材料、升華靈魂的動力。這太難做到。可這是一個高尚的個人所領悟到的來自遙遠天國的神圣使命,是那種理解了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做得到必須做做不到也必須做的鐵的律令。討價還價的余地是沒有的。
  歷史教師果然是一個高尚的人。因為他在聽到天國的律令之后果然就做了,而且是在此時此地做的,也確實沒有偷工減料。不過他以人類所能具有的最高智慧對這一律令作了一點微妙的調整。他想既不違抗天國的律令也不放棄自己延伸生命懲罚罪惡的內在心理要求。于是,他把刀槍劍戟倒轉過來,把木棒石頭菜刀鋸條倒轉過來,將這一切對準了自己。他必須義正辭嚴地進行一場末日審判,但接受審判的正是他自己。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是一個生命神圣主義者。他最理解生命的尊嚴和價值。他不想毀壞這個世界。他知道他無權碰爛這個世界,他只有碰爛他自己。正是為了捍衛他所理解的生命尊嚴,他必須作一個復仇的主體。但他必須同時讓自己作這個復仇的客體復仇的承担者。他以這種方式担當自己的罪,也以這種方式担當潛伏在人性深處的全人類的罪。他把這個世界完整地留給了世界本身,而獨自担當著整個世界的罪孽與無恥。為了親眼看看他承當罪孽的沉勇和堅決,我們不妨摘引一段有關的文字。
  他嘴里大喊一聲:“劓!”然后將鋼鋸放在鼻子下面,鋸齒對準鼻子。那如手臂一樣黑乎乎的嘴唇抖動了起來,像是在笑。接著兩條手臂有力地擺動了,每擺動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上一聲:“劓!”鋼鋸開始鋸進去,鮮血開始滲出來。于是黑乎乎的嘴唇開始紅潤了。不一會鋼鋸鋸在了鼻骨上,發出沙沙的輕微的摩擦聲。于是他不像剛才那樣喊叫,而是微微地搖頭晃腦,嘴里相應地發出沙沙的聲音。那鋸子鋸著鼻骨時的樣子,讓人感到他此刻正怡然自樂地吹著口琴。然而不久后他又一聲一聲狂喊起來,剛才那短暫的麻木過去之后,更沉重的疼痛來到了。他的臉開始歪了過去……(第三章)
  從這刀刃上,我們看到了如此深重的仇恨,也看到了如此廣大的義憤。可他不想將這仇恨和義憤指向世界。從中我們不難領悟到他對這個世界的真愛。他以愛世界的方式愛著他所渴望的完整人格。他以按著文化理想塑造自己的完整人格的形式,塑造著這個世界。他的漫長而又從容的自戕表演,集中了他全部的精神痛苦。正是這種痛苦導致了他的精神分裂。也可以說他不是精神分裂。他是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對困境的思索,對痛苦的體驗。由于過分投入,他暫時失去了對外部事物的正常感受和反應。他無暇認識妻子和女兒,無暇認識街道和房子,也無暇返回到業已過去的時間里。可是當他找到了解除精神困境的方法,當他主動將自己分裂為兩個主體(一個作為施刑主體一個作為受刑主體),完成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戰爭,他的心理生活立時變得平靜而詳和,他立時恢復了作為日常生活中的常人的意識。因為他已完成了一個偉大的超越和升華。大道如常,他的目的正在于做一個擁有完整自我的常人。于是他的思維立時和十年前的日常生活接軌。“現在他完全清醒了。他發現剛才自己所想到的一切都發生在昨夜。……他是昨天夜晚離開家的,是被人帶走的。”“現在他似乎認出了這條街道了。”
  為了完成精神上的升華,為了竭盡全力成為一個個人,他花了整整十年時間,整整十年陷入了如瘋如魔的癡境之中。十年之中,他以其偉大的品德和智慧完成了這個艱難的精神歷程。他在自己所構造的精神世界中成為了一個真正有力的個人。他本來可以將這個個人還原到現實之中,在現實中展開他的生命與理想。他為此作好了全部的心理準備,甚至及時恢復了障蒙十年的日常記憶。可是,更為慘酷的悲劇就在此刻發生了。他為了完成自己的精神升華已經付出了他所能付出的最大代價——生命。他在艱難的搏戰中被迫放棄了生物自我放棄了自己的肉身。當他奄奄一息地被人拖垃圾一樣拖向街邊時“他明顯地感到自己正在失去身體……竟然會找不到身體。”“他發現自己此刻離家很近,可他沒有了身體,他沒法回家。”在這里,我不想重復肉體消失精神永存的誑語。這種誑語不適合歷史教師對個人的理解。“肉體形式全然不是物質,不是自然界的現象。”“人的肉體形式是靈魂的與精神的,于其中存有個體人格的整體性。”〔10〕基于這樣的理解,我們可以這樣說,歷史教師在經過靈魂的搏斗成為個人的同時,不幸也成為了非人。他的人格的完整性被這個傷殘破損的世界無情打破。當他企圖尋找自己裂碎的器官時,他發現“它們已經混在了滿地的頭顱、四肢和軀體之中了。”他成了千百年來無數蒙難者中的一個。也就是說他掙脫歷史卓然獨立的愿望徹底落空。
  在這浩浩如汪洋的文革暴力面前,在這樣嚴峻而又惡劣的歷史境遇中,歷史教師無論采取什么樣的立場,無論作出怎樣的努力,都只有成為非人。象許靈均王曉華那樣投入到社會時尚思維之中,按社會命名來體驗自己,固然只有成為非人。如果歷史教師將刀槍劍戟指向外界,那么他就成了揭竿而起義憤滔天的復仇者。復仇者模式早就為千百次的農民起義重演過。它不但破壞了世界也破壞了自我人格的生成,終究也只是非人的一種。歷史教師逃出了這兩種悲劇,但他不幸落入了第三種悲劇中。
  屈從者、復仇者、自戕者,無論選擇哪一種模式,都只能落入非人的狀態之中。但我們決不能因此而抹殺歷史教師自我搏戰的崇高意義。我們至少應該說,他以其最偉大的文化想象力和精神能量,成為了我們的時代所能出現的最高尚最深刻的非人。
  〔1〕文革一詞有寬狹二義。狹義“文革”指發生于1966—1976 年間的一場政治和思想文化運動,廣義“文革”則指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相諧合的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社會政治狀態,由此狀態可以生出“文革政治”、“文革社會”“文革文化”、“文革暴力”“文革記憶”等等專用名詞。本文一般在廣義上使用文革一詞。
  〔2 〕〔俄〕別爾嘉耶夫《人的奴役與自由——人格主義哲學的體認》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42頁。
  〔3〕屈原《離騷》云。“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4 〕張賢亮企圖通過《綠化樹》等九個中篇“描寫一個出身于資產階級家庭,甚至有過朦朧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的青年,經過英難的歷程,最終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信仰者”,轉引自陳娟、金志華《新時期小說研究》百家出版社1993年版48頁。
  〔5〕童慶炳《拷問自我——關于知識分子題材作品的再思考》,《文藝報》1989年2月18日3版。
  〔6〕〔7〕美弗洛姆《為自己的人》三聯書店1992年版39頁。
  〔8〕美弗洛姆《為自己的人》三聯書店1992年版45頁。
  〔9〕〔10 〕俄別爾嘉耶夫《人的奴役與自由》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4頁。*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非右加刂
  
  
  
文藝理論研究滬55-6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摩羅19971997 作者:文藝理論研究滬55-6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摩羅19971997
2013-09-10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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