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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的源頭順流而下——古都史話之五
從文化的源頭順流而下——古都史話之五
雷池月     阅读简体中文版

本文原載《書屋》2005年第七期

 


    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廢止府一級行政區劃,洛陽由府治之所在降格為縣城。1948年解放時,這座小城面積約四平方公里,人口八萬,兩者大約都只相當于它鼎盛時期武則天的周朝 的十五分之一。所有中國古代的帝都,雖然各有興衰的變化,但洛陽的萎縮是首屈一指的。《簡明大英百科全書》里說:“自宋以后,國家行政中心東移,洛陽的地位一落千丈。”這個結論基本符合實際,只是前提不夠嚴密——“中心東移”云云,試問西安更在它的西面,何以總能保持一個大中心城市的地位呢﹖隋煬帝時,東都洛陽和長安是不分軒輊的姊妹城市,僅就商業的發達程度而言,洛陽還在長安之上。楊廣相信算命先生說的自己不宜于久居長安的指點,花大力氣建設東都,特別注重商業區的開發。他跨洛水新建了一座洛陽城(漢、魏時建都的舊城,在下游十多公里處,西距白馬寺約兩公里)。洛水以北是皇城,宮殿和官署集中于此。洛水以南是居民區和商業區,面積達五十平方公里,人口在百萬以上,其中包含三大市場(豐都、大同、通運)。僅豐都市面積就有十六平方公里,有三千四百多個店鋪,規模和氣勢遠勝長安的東、西二市。通運市臨河,是四方貨物的中轉站,面積也達十平方公里,經常停泊的船只數以萬計——看看今天已經完全喪失了航運功能的洛水,便也可以想見洛陽后來衰落的部分原因。

    地處洛陽郊縣郾師的二里頭遺址,已被史家確認為夏代國都所在地,這也證明河洛地區是華夏民族文化的發源地。但后來的儒家對河洛文化的闡釋和現代考古發現差異很大。“河圖洛書”按漢代儒家說法,是伏羲氏的時候有龍馬出黃河,背負圖,神龜出洛水,背負書。“天授神物”,是文化的肇始。然而,究竟是什么圖、什么書呢﹖《古文尚書》的“發現者”孔安國認為,“圖”是“八卦圖”,“書”是“洪范九疇”(八卦中包含著一切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因果規律;《洪范》篇中的九大范疇包括政治經濟生活的法則以及以卜筮斷吉兇、人間治亂與自然現象的關系、五行學說等)。大約因為“圖”和“書”里反映的內容多半具有先驗的神秘性,只好歸于“天授”。龍馬、神龜之類,似乎有悖于“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原則,然而這正反映了中國古代文化缺乏理性抽象思維能力的傳統——只能把先驗歸為奇跡。他們生活在狹小的河洛地區,奇跡便當然在這里出現。但從二里頭發現的夏代文化遺址中,不要說八卦,連文字也沒有,煞風景得很。靠現代科技手段能證明屬于傳說中夏代時期的東西只是一些地基、陶片和石器,也無怪乎早年顧頡剛先生會說出“禹是一條蟲”那樣的話。

    據信商代早期也曾在二里頭建都,后來一次又一次(共達八次)遷往東南方向去了。陜西的周人興起,滅了商朝,把相當部分的商代遺民遷回到洛陽地區,為了對這些人進行有效的監視和管理,在今洛陽市西郊建了一座小城,叫雒(洛)邑,又名成周。公元前770年,周幽王被他岳父申侯聯合犬戎起兵弒殺,太子宜臼逃到雒邑即位,開始了洛陽五百年東周國都的歷史。東周和西周,雖說都號稱天子之邦,實質上可有著霄壤之別。西周的天子有地盤,有兵馬,當然也有威權,諸侯歸他封,也歸他管,不聽話他可以征伐甚至誅殺(如平管、蔡之亂),只是到周厲王以后,鬧了一段共和,從此走了下坡路,但天子和諸侯之間君臣的禮數還勉強維持著,不過越來越差罷了。可是東周就慘不忍睹了,領地就是雒邑附近那么巴掌大的地方,根本談不上組建像樣的武裝,開始諸侯們還有些奉獻和饋贈,后來慢慢地乞求施舍也很難了,在位長達五十九年的周赧王被謚為“赧”,就是因為他面對前來討賬的人總是赧顏(羞紅了臉)而退,甚至爬到高臺上躲起來。諸侯之間的戰爭打個不停,但沒有誰進攻東周,因為它不值得一打,何況為此還要在輿論上成為眾矢之的,這更不上算。周“天子”當然更不可能主動去介入任何軍事糾紛,就這樣居然混了好幾百年。戰國時洛陽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不僅不能和臨淄、邯鄲這樣的王國都城相提并論,就連各大王國的中、小城市也比不上。周赧王看到秦國好戰,有吞并天下的苗頭,担心自己眼前的狀況也將不保,壯起膽子聯絡關東諸侯,讓他們的部隊通過周的領地去進攻秦國。結果可想而知,被伐趙的秦軍順帶著一鍋端了。周赧王入秦請罪,自動獻出全部土地和百姓,多少呢﹖“邑三十六,口三萬”——三十六個村子,三萬百姓,一個鄉鎮的規模而已!

    四十多年以后,東出潼關的劉邦曾長時間把自己的前敵指揮部設在洛陽,后來又有在洛陽建都的打算,但經婁敬、張良等人陳說利害后,最后決定將都城建在長安。其實,關于長安和洛陽究竟誰更宜于建都的問題,如果撇開具體的時間條件,是永遠得不出結論的。后漢的班固寫過一篇《兩都賦》,上篇《西都賦》站在長安的立場,寫盡了它作為都城的優勢,下篇站在洛陽的立場對上篇發出駁難,把洛陽寫成天下第一。班固的原意是維護當時的帝都洛陽,批駁制造遷都輿論者的觀點,但文人進入抒情狀態后,往往容易走火入魔,以至于偏離了自己“主題先行”的意愿,他的《西都賦》不單字數多了三分之一,而且行文之層次、辭藻之華美均勝于《東都賦》。不過,他還是死守著邏輯重點,即從文化、歷史、制度等方面論證,前漢定都長安是“不得以已”的“權宜”,而后漢以洛陽為都才真正體現了上古以來的“帝王之道”。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有幾個排比句十分搶眼: 
    辟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御,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輳?……涇渭之川,曷若……帶河朔落,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合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逾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
    總之,他一口咬定,作為首都,長安哪一方面也比不上洛陽。

 

    劉秀選擇洛陽為都,除了當時長安被流寇糟蹋得殘破不堪這個原因,大體上正如班固所分析的,是出于對未來承接歷史淵源加強文化、法制建設的考量。劉秀征伐半生,是槍桿子打下的江山,照說應該性格殘忍,崇尚暴力,但實際上,他卻是開國之君里比較開明的一位。這可以從兩個方面得到證明:一是他待人的寬厚;一是他對文化的關心。

    新莽政權后期,天下大亂,揭竿而起者不計其數,大股的攻城略地,小股的結寨自保,劉秀兄弟開始也不過就是幾千家丁的本錢,傍著綠林軍混,后來在河北另立山頭,才聲勢一天天壯大,直到一統天下。這期間,他吞滅的大小武裝力量數以百計,因為不大肆殺戮,主動降附者很不少。他曾對將領們說:“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對于那些憑借深溝高壘長期抗拒的“土圍子”,他還具體規定了政策:“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謁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壘無使復聚。”敵對勢力尚能如此寬大,多年共同浴血奮戰的“親密戰友”自然更不會狠下黑手,他為二十八名一等功臣修建永久性紀念館(凌煙閣),繪影圖形,供人瞻仰,榮華富貴終身受用,而且不讓他們掌握太多實權,免得他們在權力腐蝕下“犯錯誤”自取滅亡,此所謂“君臣保全之道”,真是用心良苦啊!

    至于劉秀的文化政策,尤其有特殊的歷史意義。他很懂得尊崇儒學對維護統治的重要意義,一開始就注意從儒生中選拔人才,特別是那些隱居山林而名望極大的“碩儒”,他更是千方百計網羅到政府中來,實在不肯來的,他也能尊重本人志愿以禮相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親自去富春江上邀嚴光出山最終未能如愿的故事。嚴光不買賬猶可,兩人同榻而眠時還一條腿壓在他肚子上(很難說是無意),害得這位皇上一整夜沒睡好。劉秀沒達到目的,最后卻還是好來好去,不傷感情。這當然只是一個個案,延攬人才的大方針有更具體的舉措,比如察舉制度的規范化。察舉孝廉,各郡按二十萬人口推舉一人的比例每年選拔,除了孝廉,各地還可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才(即秀才,為避劉秀的諱,改稱茂才)、明經等科目舉薦人才。雖然當時有“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之類諷刺性民謠,但整體說來,有選拔比沒選拔好,選拔出來的人名實相悖的應該只是少數。

    劉秀最值得稱道的文化建設是他早在建武五年“宮室未飾,干戈未休”的時候,就籌建了規模空前的培養知識精英的學校——太學。太學雖然自西周以來就有,但就是到了舍得花錢的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時候,最多也不過在太學“置博士五十人”而已,而東漢質帝年間,太學曾一度達到三萬多人,比較起來,大小之懸殊簡直不成比例。規模擴大了,性質上也隨之產生變化,東漢的太學,已經不僅是豢養有限的幾個學者名流的冷清衙門,而成為全國最大的人才中心、學術中心、思想中心和在野的政治中心。為了營造一個有益于學習研究的環境,太學的校區在洛水的南面,與當時的洛陽城隔水相望。數萬名知識精英集中在一起,一個個顧盼自雄野心勃勃,你叫他如何能不“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他們不僅引導和操縱輿論,而且“上街鬧事”,甚至圍堵宮門搞大型的示威活動,因此太學生在東漢的政治斗爭中構成了一個特殊的壓力集團。這么多青年學生集中在一起參與政治活動,無疑又是一項世界歷史上的創舉,——當然,也付出了流血的代價。

    太學生熱衷于扮演政治反對派的角色,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人員的集中形成了龐大的群體,另一方面是由東漢特殊的政治結構所決定。劉秀為了盡可能地集中皇權,架空了前漢以來作為政府首腦的“三公”——太尉、丞相、御史大夫(后改稱太尉、司徒、司空),另設尚書臺,總攬事權。雖然名義上委任親信的三公“錄尚書事”,但實際上是皇帝在直接指揮。皇帝直接管事,太監們自然忙碌起來,不僅起著上傳下達的作用,而且免不了會干政、議政甚至担任實職掌握權力,成為東漢時期影響政局的重要力量。同時,東漢的皇帝,除了劉秀活了六十二歲,后來的很少超過四十歲,死得越早,繼位者年紀越小,政權便必然落在皇太后或太皇太后手里。養在深宮的女人一般缺少政治才干,免不了要倚賴娘家人,這些外戚常常成為最高權力的掌握者。宦官和外戚有時相勾結,有時相傾軋,但不管哪種情況,都令士大夫出身的文官們極其反感。不過通常在宦官與外戚發生權力沖突的時候,官僚們還是支持外戚的居多。士大夫階層壟斷了文化,因而也控制和占據著通向官場的舉薦和征辟之路,學術和政治兩大因素使他們結成根深蒂固的門閥集團,但由于宦官和外戚的專權,他們一般總處于聲望影響和權利地位很不相稱的處境,于是只有利用輿論的力量來盡量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這就叫做“清議”。“議”來“議”去,當權者不能聽之任之,動手鎮壓,便導致了影響很大的“黨錮”事件。在士大夫官僚和宦官、外戚的斗爭中,太學生是一支重要的基干隊伍,制造輿論靠他們,圍堵宮門、游行示威也靠他們。以上幾種政治勢力的斗爭,雖然以士大夫官僚集團的失敗而告終,但當時轟轟烈烈的場面,不僅在東漢歷史上,而且在整個中國封建政治史上,都算得是一個亮點。

    封建的權力斗爭,主要靠的是權謀和實力,缺少現代政治中最重要的妥協精神,也不重視爭取底層群眾的力量,因此,斗爭的結局往往是你死我活,沒有什么“雙贏”、“共存”之類說法,而且,斗爭越激烈,老百姓受到的傷害越慘重。東漢朝廷就是一個例證,混亂的政局導致了吏治的腐敗和軍閥的坐大,水深火熱中的民眾忍無可忍,黃巾軍應運而生,經過這一場大動亂,東漢名存實亡,從此揭開了長達數百年的軍閥政治的序幕。雖然其間西晉實現過短暫的統一,但區區不過二十來年,290年,司馬炎一死,國家就由混戰而轉入分裂,洛陽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陷入一場可怕的沉淪。

 

    從東漢到西晉,洛陽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整體說來,由于動亂多于穩定,社會狀況除了劉秀在位的那段還算差強人意,后來的兩百年,只能用糟或很糟來概括。文化方面,盡管知識分子的隊伍擴大了,出現了搜集和整理圖書的熱潮,但由于獨尊儒術的政策,不僅限制了學術思想的發展,而且把儒家學說拖進了神秘主義的道路。先秦的儒學,從孔子、曾子、子思到孟子,都表現了一種努力和神秘主義劃清界限的傾向,自從出了個董仲舒,情況大改變,一方面他推動漢武帝制定罷黜百家的國策,扭轉了戰國后期以來儒術衰微的局面,使之逐步成為此后兩千年文化思想的正統,另一方面,他往儒學里摻入了大量私貨,對孔孟學說的原貌造成很大的歪曲和破壞。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把“人事”和“天意”兩者牽強地進行比附,為了論證的方便,他大量引入陰陽五行等先秦儒家所不齒的內容,使儒學神學化,最后導致了神秘主義的泛濫成災——“讖緯之學”的流行便是最直接的后果。讖是偽托神靈的預言,大多附有圖,故又稱圖讖。緯則是假借神意對儒家經典進行解釋的書,除了少量自然常識和歷史傳說之外,充滿著宣傳神靈怪異的胡說八道。讖緯這種東西,應該說是順著“河圖洛書”這類原始神秘主義源流而產生的現象,不過它的發展完全得力于統治者的積極鼓吹。王莽和劉秀登基的時候,都利用過讖緯為政權提供合法性依據。東漢時期,皇帝施政、用人,常常在詔書前面引用讖緯文字作由頭,讖緯于是成為法定的經典,其地位超過了儒家經典。儒生們自然在學習讖緯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熱情和精力,以達到追求利祿的目的。這種情況直到東漢末年,國家動亂加劇,才有所改變——行政權威動搖了,依附于權力的胡說八道隨之消沉下去,但直到隋朝才被禁止。

    儒學的神學化,始作俑者是董仲舒,東漢時期讖緯的風行是它發展的極致。這種沾滿妖氣的儒學,應該說是河洛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當時的洛陽正是儒家的大本營,而它的被否定是隋唐以后的事了,于是,河洛文化的神秘主義色彩便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神學化的儒學何以沒有朝宗教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呢﹖我以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原始儒家的思想體系,反映了華夏民族執著于現實的生存思考,缺少那種以“自我救贖”為目的的“彼岸情懷”。因此,先民的宗教觀念始終停留在對自然神崇拜的原始狀態,這就造成了許多學者所說的“宗教資源”稀缺。就在同一時期,佛教傳入了中國,作為當時最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洛陽當然是它的必爭之地,第一座佛寺——白馬寺便建在這里。此后的幾百年,佛教發展很快,到北魏末年時,僅洛陽一地就有佛寺一千三百多所,全國僧尼竟達二三百萬之眾,但這并不說明對釋迦的信仰如何普遍而深刻,相反,正如人們常說的,中國人從來是“吃教的多,信教的少”,大多數的僧尼都是衣食無著而投身寺廟的赤貧民眾,為了謀求溫飽甘愿充當高級僧侶的奴仆。一旦面臨劫難(從魏太武帝的滅佛到“文革”的破“四舊”),或是作鳥獸散,或是遵命還俗娶妻生子,極少見以身殉教的例子。當然,也沒有發生過像圣巴托羅繆之夜那一類的慘烈的流血事件。這從另一方面證明了儒家思想的寬容精神。作為主流意識形態,恪守中庸平和之道這個優點,事實上構成了一種特殊的歷史貢獻,它不僅平抑了各種宗教極端主義產生的可能,而且對專制皇權也起到了一定的約束作用。當代有些學者指責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家 誤國,甚者更慨嘆國人宗教信仰的缺失,其實,哪一種宗教能像儒家一樣包容異端?儒家的歷史表現可批判處甚多,但總體說來,在中國人的追求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它的作用和影響基本是正面的。

    東漢末年,王綱廢衄,軍閥殘暴,儒家從荒誕中走向衰微,部分知識分子出于對這種形勢的失望,又向黃、老學說中去尋找出路,糅合儒、道兩家,倡導一種號稱“玄學”的東西。名為“玄學”,是由于它主要圍繞“三玄”(《老子》、《莊子》、《周易》)進行研究和解釋。因為出了幾個重要的代表人物,洛陽城里一時蔚為風氣。玄學推崇出身門第、容貌儀止和擅長作虛無玄遠的“清談”,附和者自然是紈绔子弟居多,對他們的精神面貌,魯迅在關于魏晉文人的專題講演中有過細致的描述。照說,這些人搗騰不出什么像樣的玩意,然而,由于他們挑戰漢代經學的主要指向,是著重探討現象世界后面的所謂“本體”,這樣,在客觀上,他們把中國哲學理論思維水平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玄學和現實生活距離太遠,不切合中國人經世致用的需要,只宜用來清談而派不上實用,東晉以后就日漸衰微,轉入山林走向佛門禪宗一路去了。玄學對儒學的反動,也可以視為某種意義上的思想解放運動,而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必然會帶來文化藝術的繁榮和發展。魏晉時期的文學,尤其可以說是登上了一個歷史的新平臺,群星薈萃的局面,其成就確實只有用“光輝”二字來形容。洛陽集中了數以萬計的文化精英,因而成為文學繁榮的一塊沃土,“洛陽紙貴”的傳說想必沒有多少夸大的成分。永嘉之亂以后,中國的文化中心轉移到南方去了,盡管六朝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仍在持續發展之中,但和洛陽卻沒有什么關系了。

 

    在沉寂了一百八十年后,洛陽再度崛起,成為北方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從494年,元宏(魏孝文帝)把都城由平城遷到洛陽,到532年北魏分裂,這四十年間,洛陽作為中心舞臺,見證了中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過程中十分輝煌的一幕。

    北魏的統治者是鮮卑人,雖然386年起,他們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權,439年滅北涼完成北方統一,但他們(主要是上層貴族)十分恐懼漢文化無孔不入的同化作用,因而一直把都城設在緊鄰大漠南沿的平城(今大同),以盡量遠離自己治下的像海洋一樣包圍著的大族群。到了490年,二十三歲的元宏親政,大刀闊斧進行改革,以一系列強制性的政策,把鮮卑和北方的其他少數民族推上了與漢族融合的快車道。為了使漢化的過程盡可能地減少阻力提高速度,他于493年把都城遷往洛陽。由于元宏推行的漢化在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作用和影響,洛陽自然也“與有榮焉”,而且這一過程又主要地表現為不同源頭的文化合流,因而更為切合作為華夏文化源頭的河洛地區的地緣身份。

    元宏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歷史人物。一千五百年來,人們對他的評價幾乎是“輿論一律”,公認他是“魏之賢君”。雖然他的某些“良好表現”(如在盡孝、親民等方面)也難免令人懷疑是深藏城府的“政治秀”,但即使如此,作為一個皇帝,那也是絕對的瑕不掩瑜。元宏廟號高祖,謚曰孝文,孝而有文,名實相符的話,自然評得上一代賢君。

    先說“孝”,他三歲那年,父親獻文帝患癰,他趴在父親跟前用嘴吸出膿血,三歲小兒,不避污穢,容或有之,或者是大人誘導,或者根本是無意識的動作,個中詳情,無由認定。第二年,元宏剛滿四歲,父親獻文帝就要把帝位禪讓給他,自己去當太上皇。這個獻文帝拓拔弘 好“黃、老、浮屠之學”,整天跟和尚、道人之流混在一起“共談玄理,雅薄富貴”,一心要“委棄塵務”,去享“淡泊優游”之樂。受禪那天,元宏“悲泣不自勝”,父親問他為什么﹖他答道“代親之感,內切于心”。聽到這個四歲小孩的回答,滿朝上下無不動容。因為元宏實在太小,群臣奏請拓拔弘繼續總攬政事,按照成例,太上皇是不問政的,于是給拓拔弘上尊號為太上皇帝,好讓他談玄執政兩不誤。五年之后,拓拔弘被馮太后毒死了(馮太后并非拓拔弘的生母,其生母早在立他為太子時被“依故事”即鮮卑建國時定下的制度處死)。此時的元宏還只有九歲,不能親政,馮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臨朝稱制。“依故事”,太子元宏自然也是沒有享受過母愛的,從小由“祖母”馮氏撫養,雖然不為無恩,但“祖母”對孫子卻多所疑忌,且常施重罚。她曾經聽信太監告密而動用杖刑——責打小皇帝數十棍,有一次甚至冬天里,讓元宏穿著單衣坐禁閉,三天不許吃飯,還準備廢了他(大臣固諫乃止)。馮太后為什么下手如此狠﹖史書說是因為她看到元宏“英敏過人”,今后恐不利于馮氏家族。馮氏是個有野心且有能力的人,“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因為“失行”(有生活作風問題),“畏人議己”,猜疑心很重,稍有風聞,動輒殺人。元宏的皇帝當然也是做得戰戰兢兢的,“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于太后。太后往往專決,不復關白于帝”。公元490年9月,馮太后終于死了,按理說,元宏會有一種解脫的快慰,可是他卻表現出逾于常理的哀傷。一開始是五天不進水米,大臣苦諫,才喝了一碗粥。過了一個月,還不肯將祖母的梓宮歸葬山陵,王公們又上表固請“依故事”辦理,莫違典制,元宏同意下葬,但堅決拒絕“除服”。君臣之間為除服問題辯論了好幾個月,始終沒有結果。第二年正月,恢復臨朝聽政,仍不肯除去喪服,后來因為引發了外交禮儀問題,才舉朝除服。元宏三天兩頭謁陵,謁陵期間,“追感哀哭,終日不飯”,幾個月下來,“毀瘠猶甚”——一個很健壯的青年竟至于形銷骨立了。元宏的孝行在當時以及日后都有很大的影響,今天看來,他所做的一切恐怕更多的是出于一種理念,而并非完全發自情感,他是要以自己的言行樹立楷模,從而轉移一時之風氣,可以說,這是他貫徹“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實踐中的一個環節——言傳身教。

    再說“文”,既指“才藻富贍”,又指敦厚寬仁。元宏并不是個羸弱的文士,“少而善射,膂力過人”。十來歲時,“能以指彈碎羊膊骨”,“射禽獸,莫不隨所志斃之”。但到了十五歲以后,“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轉而“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后來“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章,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這或許有些夸大,但他深厚的學識根基和出眾的寫作能力應該是不容置疑的。十九歲以后,所有詔書,“皆帝之文也”,在古今帝王中,可說是獨一無二。元宏不但自己好寫,還喜歡與文人切磋,“情如饑渴”,而且能“寄以布素之意”(平等待人)。他待人寬厚這個特點不太符合做一代雄主必要的主觀條件,而且,有時對病殘百姓的慰恤或犯罪囚人的赦免,不免有太多的隨意性,因而招致了一些批評。司馬光就曾指出:“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于境內,今獨施于道路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為仁也,不亦微乎!況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猶非人君之體也。”所以說,統治者過于細致的“親民秀”(不管出自真心或者假意),并不值得稱道,因為它“所遺者大”——較起真來,反倒是失職了。

    元宏的歷史貢獻,既不在“孝”,也不在“文”,而在于他所實施的民族同化政策。從劉淵開始,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已經統治中國北方近二百年,盡管漢族依然占有人口和文化的優勢,但在政治上無疑是處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作為少數民族君主的元宏,大力推行漢化政策,確實表現了超人的遠見和膽識。他從改變語言、服飾、姓氏這些方面入手,但受到鮮卑貴族們的抵制,由于平城地區鮮卑人口相對集中,因而變革風氣收效不大,于是他決定遷都到地處中原的洛陽。他估計到遷都一定會遭到守舊的貴族們強烈的反對,便用了一點計謀,只說是發兵南征,要舉全國之力,朝廷、府庫、后宮、貴戚一律隨軍南下。既然是軍事行動,誰也不敢反對,等到這個龐大的指揮部到達洛陽以后,元宏頒布了遷都詔書,生米成了熟飯,反對者無能為力了。一千三百年后,俄國的彼得一世的改革很有些相像,從莫斯科遷都彼得堡,強迫貴族們學法語、剃胡子、穿歐式服裝……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他乾綱獨斷,堅持不渝,終于讓俄國“用斧頭和大炮開進了歐洲”。元宏的漢化政策則使北方地區復雜的民族問題以和平的方式得到了解決,為中華民族的壯大和發展開拓了新局面,就接受先進文化的堅決和徹底這一點而言,后來歷朝的少數民族君主都有所不及。這也難怪,時至今日,人們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仍未統一,去年不是有幾個學界大腕發表宣言說,不同民族文化各有特點,沒有先進落后之分嗎?這種反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實用主義觀點,實在遠遠落后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元宏。

    元宏只活了三十三歲,真正大權在握不過十年而已。但他卻在中國歷史畫卷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死以后,后繼的子孫平庸昏聵,三十年后,北魏被權臣分裂。在分裂的基礎上建立的北齊和北周,是兩個從根本上漢化了的鮮卑政權,一東一西,把洛陽拋棄了,任它在豫西北的風霜中面對荒涼和寂寞。

 

    隋、唐兩代,都以洛陽為東都,政治中心則在西都長安,不過有兩個皇帝對洛陽情有獨鐘,一個是隋煬帝楊廣,一個是武則天。據說楊廣聽信了算命先生要他盡量離開關中的勸誡,所以大力經營洛陽,實際上,主要原因還在于他的不安分——今年北征,明年南巡,都是大動作,折騰個沒完沒了,而洛陽的地理位置,當然比長安更便于人員和物資的征調和配置。楊廣在他父親死后三個月,就從長安來到洛陽,大興土木。他動員了兩百萬勞力,以十個月的時間,營建了一個嶄新的大洛陽。先是開挖自龍門東接黃河的渠道,接著便修造顯仁宮,“采海內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以實園苑”,同時下令把數萬家各地的富商大賈舉家遷徙到洛陽,使洛陽的人口迅速膨脹到百萬以上。為了南巡北征的方便,他常年征發百萬以上的民工,開鑿了舉世聞名的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南通淮水而達長江,北由沁水而通涿郡。位居于今日干旱少水的華北地區的洛陽,無疑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內河航運中心,在現代人看來,這簡直有些匪夷所思。作為航運中心,它必然又帶動了倉儲業、造船業的大規模發展。楊廣營建的洛口倉和徊洛倉可儲糧二千萬石(此數字疑有些夸大,不過按洛陽當時人口計算,一年耗糧也需數百萬石之多)。在他稱帝的十二年里,洛陽的船塢里建造的龍舟、赤艦等大型船只達數萬艘。楊廣的這些“政績工程”客觀上固然有澤及后人之處,但他的動機卻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和享樂欲,給當時的百姓帶來了無窮的痛苦,說到底,他是一個暴君,和一切暴君一樣,其成就越大,罪孽也越重。

    武則天和楊廣是同一流人物,其陰險狠毒、驕奢淫逸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她之所以選擇洛陽為都,最初是因為她慘殺了王皇后和蕭淑妃以后,心虛而精神失常,老看見兩個渾身血污的女鬼在宮中出沒,為此她從大明宮遷往蓬萊宮,但仍甩不掉女鬼的糾纏,直到搬到洛陽,才安靜下來,從此她便“終身不歸長安”。稱帝以后,她大約也是有意識地擺脫李唐王朝的舊都,以樹立大周的新朝氣象。武則天在洛陽的建設只限于兩個方面,一是修宮殿,一是造佛像。她的宮殿十分富麗堂皇,特別是舉行朝會的明堂,規模之宏大更是前無古人(其間還被她的情人放火燒掉而重建一次)。所有的宮室建筑,今天已找不到任何遺跡,但她下令鑿建的大批佛像許多還在,特別是龍門那座以武則天為原型的大佛像,至今還是激發不少人愛國主義豪情的重要符號。千百年來,對武氏早有定評,但到了二十世紀,有人出于宣傳反封建或女權主義的需要,遮掩她的陰暗面,夸大她的政治業績,文章、小說、電視、戲劇多不勝數,竭力樹立一個偉大的女政治家的高大形象。對于青少年,這實在是極大的誤導。性別的不平等是一定的社會條件的產物,因此,女權的伸張也必須以相應的社會條件作前提,在封建的男性中心社會,尤其是在充滿機心與權謀、殺戮與血腥的政治領域里,一個女人要達到和超過男人的地位,她必須比那些男人更狡黠、更陰險、更滅絕人性。

    武周時期的洛陽,繁盛雖然達于極點,但文化方面卻乏善可陳。武則天崇尚佛教,利用《大云經》作為自己改朝稱帝的符讖,一再從政策上提高佛教的地位,這自然威脅到了儒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同時,她實行一種濫授官職而又常常將他們無辜誅殺的陰險政策,更使多數士人與她離心離德。她從不相信孔孟之徒會真心擁戴自己(即使對狄仁杰這位自己最倚重的大臣也起過疑心),因此下手又狠又重,決無憐惜之心;而儒生們的學問本是用來經世致用的,心里再害怕,再不滿,官總還是要當,口里雖然念念有詞地頌圣表忠,心頭則各自有“小九九”,只是在等待風云際會(最后的逼宮一幕就是武氏屢加拔擢的副宰相張柬之一手主持)。儒家處于這種受排斥的狀態,和東漢、魏、晉時期不可同日而語了,還能期待他們在文化上有什么作為呢﹖

    923年到936年,后唐又一度把都城建在洛陽。這是一個戰亂中建立的袖珍版的中央帝國(莊宗李存勖被人笑稱為“洛州刺史”),國家四分五裂,百姓生計艱難,洛陽經過唐末的混戰,也早已失去昔日的輝煌。然而,沉淪的末路中,常常會閃現意料之外的亮點,后唐莊宗和明宗(李嗣源),在歷史上各有其不可忽略之處。這兩個人都“出身夷狄”,而且同是拼殺一生驍勇過人的武夫,但做了皇帝,卻一個以文雅見名,一個以寬仁聞世。李存勖政治上很糊涂,但酷愛文藝,對音樂和戲劇尤甚。他能作曲,自制過不少曲牌,填上詞,傳唱很廣,最著名的像《如夢令》,“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之類已成經典名句,文學史上,他甚至可列入詞的開拓性作者之列。但他最愛的是戲劇,愛看,也愛自己演。他的倡導和支持,對于戲劇(時稱參軍戲)從一種原始的演唱過渡為完整的藝術形式,作用至大。他養了一個大文工團,網絡了各方面的表演人才,他對這些伶人的待遇之厚、寵信之深,真可謂空前絕后(“文革”期間的“樣板團”雖然地位極其尊榮,但并未授予軍政大權)。被寵信的伶人們有個別品質較好的,但大多數是齷齪小人,他們收受賄賂,讒害異己,策劃陰謀,最后發動叛亂,力敵千人的李存勖終于在亂軍中被殺——倒也有幾分像藝術家“詩意的死亡”。明宗李嗣源身上則毫無藝術細胞,他甚至連字都不認得,宰相給他讀奏章也常常聽不明白,但他卻是五代時期受到后人最高評價的君主。其實他好像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治績,一開始“減罷官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皆歸之有司”,這些都由于接受了莊宗的教訓,不算大的德政。不過史稱他“為人純質,寬仁愛人”,“不邇聲色,不樂游畋”,“在位七年……兵革初息,年屢豐登,生民賴以休息”,這些在五代就頗為難得了。

    李嗣源死后五年,后唐亡于后晉,石敬瑭把都城遷到了開封,二十多年后,出生并成長在洛陽的趙匡胤,曾經有意把都城遷回這座留給他美好回憶的福地,但最終未能如愿。“直須看盡洛陽花,始共東風容易別”,洛陽花事已了,與政治中心舞臺從此作別,只能聽任歷史的牛車,馱著自己昔日的繁華,漸行漸遠。所有封建帝國的都城,它的興衰榮辱取決于政治權力演變的作用。正如它的興起并非出于商品交易對市場的自發要求,而只是適應當權者統治和享樂的需要,所以只要行政權力一旦轉移,它所有的城市功能便隨之迅速地退化。歷史上洛陽的萎縮是典型的例證。封建國家“首善之區”的百姓,或多或少,沾皇帝的光,總要享受一點特殊的待遇,他們往往會由此產生程度不同的優越感,皇帝不在了,“首善之區”狗屁不是了,優越感便只能成為自嘲或他人嘲弄的話柄,這也是封建皇權制度下奴才意識常見的標本,直到今天,許多人頭腦中還能發現它的變種。近代以來,發達國家城市的命運主要決定于它的經濟水平和發展潛力,處于發展中的中國,隨著市場經濟制度的逐步完善,城市的發展正在漸漸擺脫行政權力的干預,按照經濟規律,以平等的地位和權利,實現自己的繁榮和進步。在這個大潮中,洛陽也迎來了嶄新的機會。

  

2011-04-1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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