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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而后能“安”——古都史話之六
“偏”而后能“安”——古都史話之六
雷池月     阅读简体中文版

本文原載《書屋》2005年第十期

   在紹興看到大禹的陵墓,始而是奇怪:中原的大酋長何以會葬在東越的海濱?繼而是信服:他經歷了多少艱辛,才終于探索到這塊東亞大陸上最低洼的地區!——無論多大的洪水,只要疏導得法,都會從這里入海——想必是夙愿已償,一頭栽倒在地上,便再也沒有爬起來。老子說“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萬物之牝”,意思是“下流(游)”是財富和機會會集之處,所以,“大者宜為下”。于是,在富庶的吳越的大地上也一度出現了澠池之會上被推為霸主的吳王夫差這流人物。然而,在黃土地上發展起來的農耕文明的漫長歷史決定了中原才是“群雄逐鹿”決勝的戰場,吳國的稱霸只能是曇花一現——它來得太遠了。但正因為偏遠,如果不覬覦最高的王權,吳越一隅的偏安卻是比較易于實現的。在這里,撇開綜合國力的比較,地緣政治的因素不容忽視,偏安,偏安,“偏”是前提,“安”是結果,只有“偏”,而后能“安”。

 

    吳越(江南大地)的偏安,始于三世紀初的孫權,這一過程,除了西晉短暫的統一(三十多年),一直持續到六世紀末楊堅滅陳,將近四百年之久。其間,這些偏安政權的領土大小有些變化,但其政治和經濟中心都在吳越地區,為了權力向四周輻射的方便,統治者選擇地接吳楚的南京作為都城。到了唐末,藩鎮割據的政治格局帶來了吳越地區的分裂:土匪起家的楊行密占據揚州,被朝廷任命為淮南節度使,勢力擴大到整個蘇北、皖南、贛東、贛南地區,而浙西、浙東兩觀察使的地盤則落在鹽販出身的錢镠的手中。楊行密的政權后來被徐溫取代,成就了徐溫養子徐知誥(李昪)南唐的基業,錢镠則建立了吳越國,于是,大吳越地區兩大偏安政權并立。吳越國的建立,使杭州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地位日益凸顯,奠定了日后杭州作為一代古都的精神和物質基礎。

    錢镠這個人是很有些傳奇色彩的,由于他小名叫錢婆留,浙江民間曾經流傳不少錢婆留如何發跡的故事。他本是杭州鄉下一名無賴,販賣私鹽也兼營些打家劫舍的勾當,精通武藝,且驍勇過人。黃巢大軍入浙,錢镠被募為鄉兵,他用計設伏,率二十名勁卒,奇襲得手,“斬首數百級”,從此名動一方,聲勢日大。后來他又布一疑陣,竟使黃巢部隊繞杭州城不敢入而徑直南下。黃巢一走,他拖出來的這支人馬,很快控制了整個杭州地區。唐末時,誰有多大地盤,誰就有多大的官爵,錢順理成章地被朝廷任命為權知杭州軍州事兼杭州管內都指揮使。隨著他的勢力和地盤的擴大,唐昭宗又授他為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兩浙安撫使,并賜給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彭城郡王一系列頭銜。由于有這重“知遇之恩”,朱溫篡唐,錢镠是十分不滿的,但分析形勢權衡利弊之后,他拒絕了部下起兵討梁的建議。朱溫當然也想籠絡他,知道他喜愛玉帶、寶馬,便送他玉帶一盒、寶馬十匹,又加授他揚州大都督、淮南四面招討使。淮南是楊行密的地盤,而楊是正面反對朱梁政權的,這個任命很明顯是要挑起錢、楊兩家的沖突。錢镠精明得很,禮物全收,揚州大都督、淮南招討使的頭銜可從不使用。后來,梁末帝又冊封他為吳越王,吳越正式建國。

    不久,梁亡于唐,唐莊宗李存勖承認吳越建國的既成事實,并賜給錢镠玉冊、金印等天子才能使用的物品。這時,西川王氏(前蜀)、揚州楊氏、南越劉氏、福建王氏都已先后稱帝,這幾家都極力敦勸錢镠也建帝號,送的送龍袍,送的送玉璽,錢镠一概謝絕,并笑對左右說:這幾個小子自己坐在爐炭之中,不知其危,還想把我拉上去湊數。亂世能有這份明智,可算難得!這和他整個的氣質修養是分不開的。比如他身居高位,卻節儉一生,帳子破了都舍不得換。除夕家宴,奏樂數曲,就命令停止,說“別人聽見以為我作長夜之飲”。又如他夜間睡眠極少(綽號“不睡龍”),最好與人議論史實、時政,也愛讀詩賦,有時還寫幾句詩,畫個墨竹之類。但所有文化類的活動都被他視為消遣,決不影響政事,有人曾向他轉述李頻的兩句詩:“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他聽了大不以為然,感嘆道:一顆心什么地方不好用,破在詩句里,可惜啊!他的這些表現和他的出身經歷很不協調,但惟其如此,才更增添了他個人的傳奇色彩。

    錢镠活了八十一歲,統治吳越垂四十年,五代十國中,他創立的吳越國是蒙受戰禍最輕的,這得益于他一貫執行的事大主義的政治外交路線。他臨死前對兒子說:“子子孫孫要好好事奉中朝,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這就是他的政治遺囑——不管中朝皇帝換了姓什么的,都要注意搞好關系。他的兒子錢傳瓘和孫子錢弘佐、錢俶都是事大主義路線的忠實執行者,特別是錢俶,更是在這方面“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大國與小國之間是一種辯證的關系,老子說:“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錢俶和中央政權的關系,正是這種“各得其所欲”原則的體現。到了趙宋時期,這一原則的體現達于極致:從吳越方面來說,事大主義路線走到頭了;從趙宋方面來說,統一戰線政策取得了最終的結果。于是,雙方的對立完全趨于同一,和平統一終于水到渠成。

    錢接受過漢、周、宋三朝的冊封,對中央,他始終把握兩大原則,一是恭順,二是大方。恭順,就是要禮儀周到,服從命令。至于大方則無非是舍得“出血”。蘇南、浙東,富甲天下,只要能換來安定,出點“血”倒也值得,最難處理的是朝廷每每向南唐用兵,總是要兩地毗鄰的吳越做偏師配合。錢俶當然懂得唇亡齒寒的道理,南唐一旦完了,自己就直接暴露在中朝的轂輦之下,其危殆不言而喻,然而,中朝之命又不可違,實在是進退維谷。后周攻淮南,吳越出了兵,但無功而返,戰爭以周唐劃江而治告終。到趙匡胤打金陵的時候,形勢就大不一樣了,朝廷發來的詔書表明,這次出兵旨在徹底消滅南唐,吳越奉命出兵,則自身的獨立或可再維持若干時日,如果抗命,則吳越的覆滅就在眼前。李煜寫信給錢俶,說:“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但這個問題,錢俶早就想清楚了:“唇亡”固然“齒寒”,但“唇”到了不得不“亡”的時候,“齒”又何嘗救得了它?而且,“今日”伐君,則“明日”、后日或還有我,“今日”不伐君,則“今日”我當與君偕亡。錢俶把李煜的來信呈交給趙匡胤,以示自己為王前驅的決心。

    吳越的五萬大軍從杭州出發,連克宜興、江陰、常州等地,與宋軍在潤州(鎮江)會師。趙匡胤并不是沒有過乘勝直下杭州的念頭,但吳越在配合作戰中的賣力表現令他有了幾分感動,怎么能夠對一個心甘情愿效犬馬之勞的小伙計突施殺手呢?他下了一道口諭,要錢俶到汴梁見面,領受封賞。錢俶毫不遲疑地奉詔入都,他想,李煜當初就是不想見,結果當了俘虜還得見,遲見不如早見,眼下正是論功行賞之際,總不至于馬上翻臉不認人。進京朝覲的隊伍很壯觀,大船二十余艘,裝滿各色貢品,據記載,其中至少有白金三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乳香五萬斤,另金玉寶器五千件、美酒數千瓶等。為了保證大型船隊能順利通行,朝廷還特地對古河道進行了大規模疏浚,而種種賞賜,雖然不及吳越供奉的豐厚,就中央方面而言,卻已是史無前例的大方。特別是接待規格之高,好幾次令錢俶感動得涕泗交流(當然也不排除表演的成分)。在趙匡胤對錢俶的優待詔書中,有兩條是所謂“曠古少有”的恩典。一條是賜錢俶“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這種待遇對于董卓、曹操之流,意味著向最高權力跨進的一大步,而對于統戰對象的錢某,卻純粹是一種虛榮,雙方心里對此都明白不過,而授予者的大度和領受者的感激卻都要表現得十分到位。第二條是封錢俶夫人為王妃、王女為郡主,宰相們對此曾有異議,說異姓諸侯王妻從無封妃的典故,但趙匡胤說:“恩出自我,有何不可?”

    朝廷(宋)和地方割據政權(吳越)之間的這種關系,在歷史上可說是十分少見的異數。趙匡胤死了以后,錢俶也許担心朝廷的政策會有變化,也許覺得割據已經沒有意義,在趙光義(太宗)登基的第二年,他向中央交出了全部政權。這當然是事情發展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老子所謂的“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錢氏政權的事大主義政治路線所取得的最大成功,當然不是保證了錢俶能富貴終其一生,而是證明了它確實如吳越丞相所說的是“保族全民,唯一上策”。由于政權的和平交接,杭州在亂世里取得的十分難得的成長和繁榮,在大一統的新形勢下,得以繼續保持和發展,這是錢俶,或者說歷史給予后人的一個有益的啟示。

 

    杭州再次成為國家的政治中心,是一百五十年以后的事了。開封淪陷,二帝被俘,北宋的統治在靖康之恥中結束了。宋徽宗的第九個兒子康王趙構,當時正在河北一帶以兵馬大元帥的名義組織部隊,僥幸躲過了當俘虜的厄運。金兵北撤,偽皇帝張邦昌既無實力,更無人望,自愿交出政權,請哲宗的元佑皇后孟氏垂簾聽政。這位孟皇后因宮廷斗爭失利,曾兩度被廢(所以才未被金人擄去),政治經驗是豐富的,她立即派人從濟南把趙構接到南京(北宋的南京在河南歸德),即了皇帝的大位。當時,以李綱、宗澤為代表的抵抗派,力勸趙構回都開封,可是他卻和投降派大臣黃潛善、汪伯彥等伙同一氣,決定遷都揚州。李綱宰相當了不過七十天就被免去,宗澤則憂憤而死。趙構朝廷的懦怯表現喚起了金人更高漲的南侵欲望,大軍分三路南下,其中一路取徐州,渡淮水,直奔揚州而來。趙構朝廷只好倉皇逃往杭州。可是不到半年,女真軍隊又跨過長江進逼杭州。趙構放棄杭州,經紹興、寧波跑到定海,心想再這么在陸路上跑下去,總難免要被追上,不是辦法,于是把政府人員、檔案及宮室、扈從等裝在幾只大船上,在臺州到溫州之間的海面游蕩。女真騎兵不習海戰,而且屢屢受到沿海地區民兵的襲擊,最后決定大肆擄掠一番后撤軍北還。撤軍途中,在黃天蕩被韓世忠的軍隊圍截,受阻四十八天才得以通過。經歷這番挫折,金兵從此未再渡江,趙構和他的朝廷終于在杭州安頓下來。

    杭州就這樣成為南宋的京都。南宋是一個歷盡屈辱的朝代,以屈辱始,以屈辱終,然而卻維持了長達一百五十年的統治,而且在經濟和文化方面還實現了高度的繁榮,真也可算是歷史上的一個奇跡,正是這一奇跡成就了杭州六大古都之一的歷史地位。這個史上絕無僅有的影響最大的偏安局面得以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還是要落實在“偏”而后能“安”這個命題上。建炎年間,金兀術進軍江南,未能建滅宋之功,反而蒙兵敗之恥,使金人深深體察到遠涉江湖,征程險惡,而且戰線拉得太長,后方又尚未平靖,用兵確為不易,所以雖然后來幾次揚言要“問罪江表”,但究竟未敢再做過江的打算。1141年(紹興十一年),雙方停戰媾和,以秦嶺、淮河為界。二十年后,完顏亮野心勃勃,率六十萬大軍分四路南侵,趙構其時又想故伎重演逃亡海上,杭州百姓也已逃散一空,好在首戰采石磯江面,金兵就被虞允文的水師擊退,而此時金國發生內亂,完顏亮被叛軍所殺,金人匆匆北撤。雙方重新議和,依舊維持1141年時劃定的邊界。到1206年(寧宗開禧二年),南宋主動發起所謂“開禧北伐”,雖然以意料中的失敗而告終,但在1208年議和時,邊界卻并無變化。金國人作為勝利者并未提出領土方面的要求,這表明金國已經無心而且無力再通過發起長距離的南征來擴大地盤并“混一天下”。在金與宋這一對矛盾中,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當金人格于自己的能力,或者說滿足于自己中原上國的地位,決定與卑屈恭謹輸誠納貢的下國共存時,南宋的偏安便具備了首要的前提條件。

    (二)投降主義的政治路線始終在南宋朝廷占據著主流地位。靖康年間和建炎年間,女真的兩度南侵,都是一種線狀的進軍,來勢雖然兇猛,控制的地區卻極為有限。黃河南北還滿布著南宋官軍和老百姓自發組織的“忠義民兵”,軍心可用,民心可用,無論就軍事實力、綜合國力、人心向背任何一方面進行比較,南宋都具有明顯的優勢。可是,在趙構和他倚重的投降派分子的心目中,除了逃跑,便是議和,再無別的盤算。戰爭打了十幾年,他們凈干些親痛仇快自毀長城的事:不僅不支持義軍,而且不允許官軍配合義軍作戰,致使華北戰場上數以百萬計的抗金武裝,一股一股被敵人消滅掉;為了滿足金人議和的條件,同時罷去岳飛、韓世忠、張俊三大帥的兵權,并設計殺害所向披靡、“大功垂成”的岳飛父子……,不勝枚舉。南宋投降主義路線之所以能順利貫徹,根子就在趙構身上,遭人唾罵的秦檜之流,雖然奸險,也不過是迎合了他政治需要的工具而已。趙構這個人,歷代以來,人們對他諒解多于指責。《宋史》上說他“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余,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對于他“偷安忍恥”的惡劣表現,只是輕描淡寫地評價道:“克服舊物,有余責焉……匿怨忘親,卒不免于來世之誚。”明代文徵明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趙構的投降主義路線是出于對自身利害權衡的結果,因為金人手里始終握著一張王牌——他們隨時可以將趙構的哥哥欽宗趙桓遣送回來,這時趙構就會面臨一個最可怕的問題:自己“往哪里擺”?開封的親王何如臨安(杭州)的皇帝,難道還需要問嗎?在金兵已經接受南北共存這一事實的時候,趙構的政治選擇必然帶來屈辱的長期的偏安局面。

    (三)南北雙方的社會發展所決定的統治者和民眾的心理變化。金國建立了對華北地區的統治以后,將女真人大量內遷,建立所謂屯田軍制度,侵占土地,盤剝漢人,時間長了,自身被高度漢化,游牧生活方式逐漸被農耕所取代,特別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統治者選擇了全盤漢化的做法,尊崇儒學以施行教化。農耕社會遠沒有游牧民族那么強烈的通過戰爭進行掠奪的欲望和沖動,而隨著文明程度的提高,禮教的觀念也限制了野蠻的風氣。民眾不再向往戰爭。同時,統治者也能明白一個淺顯的道理:與其繼續進行前景并不看好的南侵,還不如有效地維持對北方的統治更切實際也更為有利。至于南宋方面,由于南逃的貴族、官吏、商賈、富戶帶來了大量的財富、知識和經驗,為南方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大面積地墾荒、興修水利、改進和擴大手工業的技法和規模、發展內外貿易……使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許多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不可能念念于投入戰爭去“解放北方同胞”,統治者中雖有人熱衷于“光復舊物”,如宋孝宗、宋寧宗輩,似乎都做過振作有為的打算,惜乎壯志有余而實力不濟,無一次不以失敗告終,而和約的條件自然變得更為苛刻。一度掌權的抗戰派首領韓侂胄也不是什么好東西 ,被投降派史彌遠和楊皇后合謀殺掉以后,從此朝中再沒有什么人唱“中原北望氣如山”的高調了,偏安成為朝野一致的思維定勢。直到后來元蒙滅金的時候,不少人還幻想從中撿便宜,通過結盟再與蒙古人來個南北共存,保持偏安局面。可惜蒙古人胃口比女真人大多了,硬是把南宋朝廷從杭州趕到海上,一路追擊,最后在南海上將其全數殲滅。

 

    南北的長期割裂,對習慣一統的民族國家帶來了很大的沖擊。因為在東方專制體制下,沒有了國家的認同感,則民族反映在語言、文化甚至血緣方面的聯系情感的紐帶會變得很脆弱。經歷了一百多年女真人這個少數民族的統治之后(部分曾經在契丹人統治下的地區時間比這更長),北方的漢族不可能把南宋視為自己的祖國,他們就是金國的子民,特別是在朝廷實行釋放奴婢、鼓勵通婚、尊崇儒教等政策以后,這種國家的認同感更得到了加強。蒙古崛起北方,尤其很注意爭取漢族上層的支持。相當一批漢族的地方豪強,擁有自己的地盤和軍隊,而這些軍隊不少正是滅亡南宋的主力(蒙古騎兵投入南征的總數不過十余萬而已),最著名的如滅金的史天澤,滅宋的張弘范,都是元朝數得著的開國功臣。肯定地說,他們并沒有因為自己的君上是異族人而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否則,張弘范也不會在崖山勒石紀功:“張弘范滅宋于此”。他們不是叛臣,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做過宋的臣民。

    蒙古人滅金以后,因為處理一系列內部問題,并沒有很快向南宋發起進攻,相反甚至派出專使議和,以取得一個相對較長的戰爭準備期,而就在這段時期內,南宋朝廷在迅速地腐爛下去。昏庸的宋理宗寵信賈似道,讓這個品行很壞的人控制朝廷大局。冊立太子趙便是由他一手操作的。理宗死后,賈似道將趙扶上帝位(度宗)。這兩君臣,堪稱歷史上數得著的昏君奸相的絕配,雖然一個昏聵,一個奸惡,但卻一樣的不知死活,一樣的誤國害民,特別是一樣的沉迷女色。度宗曾創造過一項一夜臨幸嬪妃三十余人的記錄,這在中國甚至世界歷史上應該都是獨一無二的,而賈似道在杭州葛嶺的“半閑堂”里也蓄養了數十名妾侍、娼妓和美貌的尼姑。度宗把政務全權委托給“師臣賈公”,而“賈公”十天才上一次朝,專心致志在家里斗蟋蟀,誰敢提意見誰就得死。蒙古派來議和的使臣,他不報告,不接待,也不遣返,扣押達十余年之久。襄陽被圍五年,他也是既不報告,又不設法援救。扣押使臣后來成了忽必烈南侵的口實,襄陽失守則宣告了南宋末日的到來。

    蒙古人的軍隊從漢水入長江,然后順流而下,勢如破竹。南宋朝廷想繼續維持偏安局面眼看是不可能了,太皇太后謝氏帶著五歲的小皇帝趙見(此時度宗已死)向忽必烈求和,稱臣納貢,只求“保全社稷,以奉烝嘗”。可是兵臨城下,哪里還有議和的可能?碰了硬釘子以后,只好呈遞降表,交出一切,只乞留命。但是南宋卻并未就此滅亡,趙見的哥哥和弟弟先后在福州和雷州灣被立為帝,讓忽必烈的南征拖后了三四年才得以完成。皇帝下了投降詔書,可是臣子可以不執行,這也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特點,它反映了文官制度對君權的制約作用,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暴君能夠完全擺脫這種制約,這是儒家學說預設的一種政治運作機制,世界上其他的專制皇權體制都不具備,甚至沒有進行過這種探索。

    蒙古軍隊進杭州,因為忽必烈有較充分的政治準備,沒有進行大規模的殺掠。他發出了一道安民詔書,對杭州地區(包括其他新占領區)軍民人等公布了一個全面的施政綱領,具有極強的政策性。首先是宣布宋室已經投降,而“降王必有覲見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先確立自己與南宋百姓之間新的君臣關系,接下來便是寬大的赦免政策:“凡歸附前罪,悉從原免(不追究一切歷史問題),公司逋欠,不得征理(取消一切公私債務),一應抗拒王師及逃亡嘯聚者,并原其罪(抵抗分子也一律寬大——大概要以放下武器為前提)。”要求全社會“各宜安居”,保持穩定。此外,還有財產“權免征稅”;收集禮器、圖書及各種檔案資料;保護文物古跡;救濟“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等……儼然是一代新君要普施仁政的做派。

    忽必烈的這一整套安撫政策是他接受漢文化后在政治學方面交出的第一份較完整的答卷,對于蒙古人來說,這標志著思想觀念的突破性的進步。蒙古帝國興起的前期,鐵蹄所至,擄掠不必說,動輒就屠城(西征時在巴格達一城就殺人八十萬),其殘忍簡直史所未見。而這一次,杭州卻得到了保全,當然這主要是由于杭州沒有進行過激烈的保衛戰(謝太后等人的投降既徹底又干脆),但忽必烈的反對盲目殺戮的指導思想還是起了作用的。他在對南征統帥伯顏授權時曾說:“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但伯顏終究不是曹彬,杭州投降前,進行了堅決抵抗的常州也遭到屠城的命運。忽必烈未加深究,他認為,杭州投降以后,南方可以傳檄而定,誰知道各地的抵抗竟比以往更加激烈,朝中有人主張重申禁殺令,以爭取民心,有的主張大開殺戒,以收震懾之效。忽必烈沉吟兩端,執行情況也就各地不一。如揚州、長沙,戰況雖然慘烈,但最后降順,殺得少;而靜江(今桂林),軍民至死不降,殺得一個不剩。殺戰不殺降的政策還是有效的,地方性的抵抗越來越少,紛紛選擇了歸附之路。

    有遠見、有抱負的武力征服者,都著力扮演仁義之師的形象,因為這最有利于爭取百姓。在百姓眼里,仁義是“王師”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屬性,而一旦確認為“王師”,便當然誠心歸順。有時,王者之興還總要伴上某些奇征異兆之類神秘主義玩意。元軍剛到臨安時,宿營在錢塘江邊的一片沙灘上,百姓以為,午夜漲潮,必定會將這些韃子兵悉數卷走,誰料一連三天竟反常地不見潮水上溯,直到第四天,元軍分散駐扎以后,潮水才上漲如故。素來相信天意的中國民眾,不能不被這近于神奇的現象所懾服:不是王者之師哪能有如此的福分?但是兩年以后,忽必烈委任極其寵信的吐蕃僧人楊璉真伽為江南釋教都總管(這個職位很顯赫,佛教在元朝享有國教的地位,其總管衙門總制院是和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平級的四大班子之一)。這家伙“怙恩橫肆,窮驕極淫”,可說是壞事干盡,搶掠財物,奸淫婦女,無所不用其極。為了滿足貪欲,他派人發掘了位于杭州蕭山的南宋所有的帝后陵墓,取走財寶,把遺骨混雜在牛羊骨里面。這實在是太令杭州百姓傷心而失望了,可是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之后,除了強忍悲憤還能有什么作為?

 

    杭州百姓不可能對南宋朝廷沒有一點感情,因為在那一百多年里,他們曾經有過升平盛世的歲月。盡管國家處在屈辱的陰影之下,但在經濟和文化生活中,他們所享有過的一切無疑是超越所有前人的。這既是物質和精神文明進步的結果,也是特定的時空環境(江南的富庶和百年的茍安)帶來的恩賜。

    以杭州和開封作比較,當時人就說過:“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視京師(開封)其過十倍矣。”但在宋室南遷以前最繁盛的吳越時期,杭州也畢竟只是地方王國的都城而已,錢镠所筑的城周長七十余里,人口約一十七萬。宋南遷以后,雖然不見重新筑城的記載,但實際市區面積卻擴大了數倍至“十數倍”(見《都城紀勝》)。杭州為郡治時,錢塘、仁和兩縣“附郭”(縣治設在郡城),南宋時,這兩縣原來所轄的一十五個市鎮都被融入市區。市、郊連成一片,而擴大了的市區都在原來的城墻以外。市區空前膨脹的原因是“南渡以來,杭為行都二百余年,戶口繁盛,商賈買賣十倍于前,往來輻輳,非他郡比也”([宋]吳自牧《夢粱錄》)。從戶口變化的情況看,也很說明問題。北宋時杭州從十五萬人增加到約二十萬人,南遷以后,孝宗乾道年間是五十五萬,理宗淳祐年間增至七十六萬,到了度宗咸淳年間達到一百二十五萬。這些數字不一定很準確,因為第一,外來人口恐怕沒有統計在內,南宋朝廷對首都居民有一系列優惠政策,外省人不得享受,所以戶籍登記對兩者肯定是嚴加區別的;第二,城鄉居民(市民和郊縣農民)在不同的統計中,有時含混不清。總之,當時市區實際居住人口決不會少于此數。

    在這座“人物繁盛,市井駢集”的大都市里,人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兩方面的需求都得到了哪些滿足呢?先說物質方面,由于杭州是最大的政治經濟中心,全國乃至海外的商品應有盡有,各類不同的商品制作、供應及服務業共有四百四十行,而且各自相對集中(猶如今之“某某一條街”),百姓購物及享受各種服務之便利可以想見。至于吃喝玩樂,其場所之多,服務分工之細,簡直令人生出今不如昔之感。飲食業中,有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葷素從食店等種類,營業內容各有區別,其中分茶酒店日常供應的菜式達上千種之多,面食店和葷素從食店的菜肴和點心也多達數百種。這些花色品名,至今尚留有記載,但許多已經無法猜度名之所指究竟是什么東西,更不知其具體的加工方法,只好給今日那些發誓要嘗盡人間美食的巨顎老饕們留下永遠的遺憾。然而,真正足以令今日高消費階層感到欣羨和遺憾的,應該是當時娛樂業的空前發展。

    南宋杭州的娛樂業不可以稱為“場所”,因為它表現為一種以表演業為中心的吃喝嫖賭一條龍服務的綜合性產業,而表演業中又有幾十種不同的形式,吃喝嫖賭各項也有更細致的分工,龐大的規模使它往往形成一個個的街區,像紐約的百老匯大街或四十二街,不過相形之下,后者雖然專業性有過之,綜合性則似猶不足。這種街區稱為“瓦”或“瓦舍”。瓦者,取“來時瓦合,去時瓦解”之意,謂其人員流動性大,易聚易散。杭州有多少“瓦舍”,其說不一,《夢粱錄》說“城內外合計有十七處”,而《西湖老人繁勝錄》稱,僅城外便有二十處,城內尚至少有五處,即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橋瓦,以北瓦為最大。北瓦有勾欄(演出場所)十三座,其中除了兩所專供說史書(評書的一個種類),其余各處勾欄演出內容各不相同,有的演員“一世只占一座勾欄,不曾去別瓦作場”,有的則流動演出。勾欄有大有小,大的可容千人,小的則只裝得數十名觀眾。為這十三所勾欄配套服務的飲食店多達數家,大點的店子一天要用十頭豬的肉,其消費規模大體可以想像得到了。雜劇是所謂教坊十三部中的“正色”,當時在各種演出活動中占據最重要的位置。其余的音樂表演(如器樂合奏、鼓書、時令小唱(流行曲)等)、百戲伎藝(如評書、雜技、魔術、皮影、諢話等)便要低一個檔次。瓦舍中有賭場和妓館,因其時唱曲的和妓女并無明確分工,唱曲的或許有“賣藝不賣身者”,而妓女則一般都受過演唱方面的訓練。大型演唱必須是在瓦舍“作場”,而所謂“小唱”(即淺斟低唱)則只宜在妓院酒樓,瓦舍里固然有,瓦子以外更有許多“私坊下處”,瓦舍只是綜合性的娛樂城,而并非專業的紅燈區。

    除了吃喝玩樂,杭州的市民還有許多大規模的觀賞性活動。最具特點的當然是游湖和觀潮。杭州所獨有的西湖美景,前代即已馳名,南宋政府在開發和維護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設置了專職專人,凈化水源,清除雜物,執行環保禁約,維持公共秩序,極見成效。著名景點的布局與建設也大體完成于這一時期。西湖中的游船,大者可容百人,次一等者也可容三五十人,游船中或湖上專營各種服務的小舟上,吃喝玩樂項目也是一應俱全。至于“豪家富宅”或“貴官內侍”,所用則是“裝飾尤其精致”的私家船。千百年來,西湖一直實行開放型管理,南宋統治者應該說起了一個好的帶頭作用,當時如果把它定為皇家禁湖或者實行高價門票限入制度,以后的事情就真不好說了。錢塘江岸觀潮聲勢更為浩大,小潮不足論,每年八月中旬,潮水最勝,“從十一日起便有觀者,十六、十八日傾城而出,二十日則稍稀矣”。那幾天,“江干上下十余里間,珠翠羅綺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弄潮兒的表演尤其刺激,因為危險,曾一度被官府所禁。此外,皇家的婚喪大典以及每年若干次的祭祀典禮,那種盛大豪華的場面當然也是生活在首善之區的杭州居民腦中無法磨滅的印象。即使在亡國以后,記憶喚起的辛酸中也會有一份自豪。

    杭州人決不只是片面地追求物質需求的滿足。因為造紙術的進步和活字印刷的發明,南宋的出版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刻印書籍之多,技藝之精美,不要說前代沒法比,就是后來的明清時期(直到現代印刷技術引進之前)也是難以超越的。而杭州正是當時全國甚至全世界最大的出版中心,這不能不說是文化高度繁榮的重要標志。南宋的教育事業也遠比前代發達,雖然學術文化的研討分散在各地的大型書院內進行,但最高規格的學校卻理所當然地設在杭州。列于首位的是太學,校舍宏大,制度嚴格,師資優秀,學生約一千八百人(咸淳年間的統計),入學前都通過了嚴格的薦舉和選拔,入學后一切費用由國家負担,待遇優厚。月季考試合格者,由外舍升內舍,再升上舍,升到了“養正”、“持志”兩齋,根據皇帝的“特諭”,免去將來文解(地方解送參加科舉)一次,省試殿試,還會受到特殊關照。與太學平級的,還有宗學(教育宗室弟子)和武學(培訓軍官),教學制度“一如太學例”,也是實行國家包干。等而下之的杭州府學同樣由政府供給膳食(標準或略低于太學),而且連錢塘、仁和兩縣學,“生員日供飲食,月修課考,悉如州(府)學”。這樣大的手筆,不僅需要財力和魄力,更需要對教育的深刻認識,南宋政府縱有千般的不是,光憑這一點就值得在歷史上重重地記上一功。

    杭州的百姓還享受了一些首都以外居民無權共享的特殊優惠政策。從高宗時起,每位皇帝都有為杭州地區減免農業稅和商稅的政策出臺,因為減免而造成地方財政的缺額,由中央政府定期給予貼補,以保證杭州市政開支的需要,這種做法,“歷代所罕有”,“百姓商賈,莫不歌舞,感戴上賜”。這還不算,遇到朝廷大型慶典或者禱晴祈雨禳災祛魔之類活動,還直接由皇帝頒旨,給百姓發現金、減免房地租。屬于地方政府的“德政”,則包括更多的內容,如水火災害,發放救濟錢米;設置醫藥局,開展公共醫療;設慈幼局收養孤兒(民間愿領養者由政府撥給錢糧);設養濟院安置貧老;貧困死者的免費殯葬……還有較完備的優待軍屬、撫恤遺屬制度等等。總之,民政工作的內容與規模,似乎并不落后于現代。而且,為了確保社會的安全與穩定,當時還建立了很規范的巡警體制。“官府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軍巡鋪,以兵卒三五人為一鋪,遇夜巡警地方盜賊煙火,或有鬧吵不律公事投鋪,即與經廂察覺,解州陳訟。”大致看來,軍巡鋪的職責與現代派出所差不多,只是規模較小,但密度很大,想必杭州的這支警察隊伍數量可觀,固然保了一方平安,但侵犯人權之類現象恐怕也少不了。杭州的市政管理還有一個亮點,那便是它的消防體制:機構健全(每坊界設防隅官屋,集中信息,統一指揮);定崗定責(各處望樓值班朝夕輪差,專業救火隊統一調度);制度明確(統一號令,獎功罚過);效率顯著——一百五十年間杭州沒有發生過重大火災,作為一個特大的工商都會和政治中心,頗為難得。

    封建集權制度下,王國或帝國的都城是最高權力的象征和依據,沒有都城,權力無從扎根,也就得不到體現,所以對于每一個封建權力體系的確立,第一要務總是筑城。都城的繁盛或衰微和王國(帝國)的命運當然也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此,都城的百姓必然最直接地分享王權之幟高張時的光榮和福祉,當然也最直接地承受王權崩潰時的痛苦和犧牲。這是一個規律,具體的情形千差萬別,也就是說,所謂“光榮和福祉”、“痛苦和犧牲”,無論就一個朝代而言,還是朝代之間比較,孰輕孰重,都是各不相同的。在中國的各大古都中,杭州的百姓算是最幸運的。其一,南宋統治者的首都福利政策和歷朝比較起來,是最到位也最實惠的,他們享有較高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水準,活得很瀟灑(金、宋對峙時政治上的屈辱感一般百姓很少切身的體味);其二,到了蒙元南下的時候,臨安朝廷的投降,動作快,態度好,令忽必烈很滿意,杭州全城因而得以保全——這一點尤其難得,試想在所有的古都中,哪一座沒有在權力追逐者的殺進殺出中遭到屠戮和擄掠!?

2011-04-1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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