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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所成就的一個異數——古都史話之七
地緣政治所成就的一個異數——古都史話之七
雷池月     阅读简体中文版

本文原載《書屋》2006年第四期

   都江堰有一副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這似乎是對四川歷史政治的某種規律性所作出的高度概括。上聯是說用兵,強調用兵的戰略要義在攻心;下聯是說治理,指出一定要掌握好執法寬嚴的尺度。意思都沒有錯,不過那口氣總讓人覺得有點像是為“開發”某個“化外之地”而制定的方略。前人曾說過:“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定蜀未定。”如果把這話和對聯聯系起來看,便又能產生出更深一層的體會。據說新出土的“三星堆遺物”揭示了一個上古時期曾經儕肩甚至超過中原的文明,但現有的文字史料卻只能說明,四川是在秦國征服巴人的過程中逐漸開發的,由于它的邊遠、封閉和富足,到了“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關鍵時期,它就每每是“亂”在先而“定”在后。于是,收拾大局的人總不免要對四川用兵,而且還要善于“攻心”,善于制定恩威并濟(“寬嚴”有度)的政策,否則難以成功,即便一時得手,也無法穩定。

    四川在地緣政治方面的上述特點,決定了成都在中國歷史上的特定地位。如果不算上各朝分封的藩王以及元末的明玉珍(都在重慶)、明末的張獻忠這類政權,在四川,先后至少建立了四個帝國,即蜀漢、成漢、前蜀、后蜀。它們的國都都在成都。然而,成都卻未能享有和六大古都一樣的歷史地位,因為,這些帝國本質上終究不過是割據政權,盡管如蜀漢自認為是漢皇朝的正統,也沒有用——從成都發出的政令未曾超出過北至漢中、南到云南的那么一塊地盤,硬說代表中央,那只是長自己志氣的宣傳手段而已。但是,由于中國的歷史總在“分”與“合”的循環中前進,而每到“分”的關頭,四川就會以某種形式有所表現,于是,成都在許多時候成為獨立的政治中心,發揮特殊的歷史作用。

 

    最先把成都的地緣政治優勢提到理論層面并運用于實踐的是諸葛亮。他在《隆中對》里向劉備介紹的戰略性綱領,就特別強調了當時形勢下為何要選擇益州作為“光復漢室”的基地。他說:“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邦當初能在中原的混戰中獲勝,靠的就是四川這個豐饒的后方基地(劉邦是被迫來到漢中的,但如果不到漢中,他怎么能得到四川?這真叫歪打正著)。他又說:“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則大業可成。”說著說著,他還拿出一幅西川地圖,詳加解釋,再下結論:“先取荊州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后可圖中原也。”一番話說得劉備如醍醐灌頂,從此把諸葛亮當作自己的精神導師。

    開始事情果然按諸葛亮的戰略設想發展。劉備于建安十九年(214年)進了成都。雖然偏居一隅,但將士們追隨的是諸葛亮制定的戰略目標——“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諸葛亮還把它凝練成兩句極富道義力量的政治口號,叫做“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眼光始終盯住朝廷所在的中原。六七年后,益州的建設和發展粗具規模。劉備根據諸葛亮的意見,為爭取政治上的主動,自立為漢中王,打出討賊除逆的大旗。既具備了相當的物質力量,又占據了道義的制高點。諸葛亮準備動手,正好曹操意圖向荊州用兵,他便命令關羽主動出擊,不料后來形勢逆轉,使他的戰略部署被全部打亂。

    關羽根本不理解“聯吳拒曹”這一統戰政策對于蜀國的安全和發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孫吳雖然一直堅持對荊州的領土主張權,但軍事外交上卻是一種首鼠兩端的態度。曹魏為了減輕襄樊前線的軍事壓力,派滿寵到東吳引誘唆使東吳以武力奪取荊州。孫權拿不定主意,向關羽提親,以試探對方的反應,不料遭到了關羽極其粗暴的拒絕。吳國君臣終于決定和曹魏聯手,從關羽的后方發起攻擊。荊州失守后,被切斷了后方而兩面臨敵的關羽,終于全軍潰敗。政治上的盲目在短短幾個月里斷送了得來不易的大好局面,更嚴重的后續事件是在成都的劉備理智為感情所蒙蔽,置大局于不顧(此時曹丕已經篡代了漢室,劉備本人也被擁立為帝,孫權持觀望態度,正是重組外交政治新格局的大好時機),傾全國之力東下伐吳。可是夷陵之戰,火燒連營七百里,差點連四川都回不去了。打擊接二連三,一生戎馬倥傯年已六十三歲的劉備再也承受不起,病倒在白帝城(兵敗之后,自覺無顏,不愿回成都去),幾個月下來,藥石無靈,撒手西去。

    劉備一死,曹魏發動五路大軍攻蜀。諸葛亮只派出趙云重點防堵由長安南下漢中的曹真,其他各路全靠政治手腕一一化解,最成功的是又重新和東吳結成了反魏的統一戰線。大局轉危為安,蜀國贏得了恢復和發展國力的寶貴時間。公元225年,諸葛亮南征凱旋,第二年,曹丕死了,魏國政局動蕩,諸葛亮向劉禪呈上了《出師表》,親率諸軍大舉北伐。從這時開始,一直到他死,六年的時間里,他干的主要就是這一件事。對他來說,“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自己必須“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討賊,討賊,討賊!

    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最后還是沒有能實現自己平生的抱負。這不是因為付出的主觀努力不夠,而是由于主客觀條件和既定的目標之間差距實在太大。客觀條件的不利,只要力所能及,他都在長期實踐中逐步改善了(比如后勤補給線太長,糧草不繼的老問題);有的卻不是他可以改變的,比如曹魏的國力和軍力以及司馬懿的才干等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至于主觀條件的不足,則主要表現在他本人和他手下的將領缺乏臨敵制勝的指揮才能。關于這一點,寫《三國志》的陳壽作過如下的分析:

    然亮才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杰,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

    諸葛亮本人對此大概也有所認識,他在《后出師表》里寫道:“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才弱而敵強也。”這就是說他深知自己面臨的敵強我弱的形勢,可是那又怎么樣呢?他接著說:“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他沒有選擇的余地,只有一直不停地打下去,即使那結局是作為一名失敗者“死而后已”。

    諸葛亮是歷史上少見的偉大政治家,因為他身上具有政治家所要求的全部素質,歷史對他的幾乎沒有爭議的評價就是證明。以他的才識和干練,卻把畢生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明知其必然失敗的事業,不能不說是他個人和歷史的一大悲劇。諸葛亮從入成都到去世凡二十年,史書概括他的治績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罚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因此,四川和成都的民眾,多少年來,對他的追思和傳頌,“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民眾是很容易滿足的,你給他們留下了點滴美好的記憶,他們就會永遠緬懷你。作為政治家,在實現自己政治意圖的過程中,不可能不損害民眾的利益,諸葛亮連年興兵,人、財、物的消耗給蜀中民眾造成的負担和犧牲不難想見,可是民眾不埋怨反而歌頌他,無非因為他對百姓懷有的一點仁心。陳壽指出,孟子所說的“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就是這個道理。

 

    司馬氏在263年滅掉了蜀漢,四十年后,四川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獨立政權——304年,巴氐人李雄自立為成都王,兩年后改稱皇帝,國號為成(成都這回真是“名副其實”了,就是“成國的京都”)。

    所謂巴氐人,意思是生活在川東的氐人,原來叫賨人。自東漢后期以來,氐族被軍隊招募或豪強裹脅來到中原的日益增多(董卓從甘肅出來時,一次就帶來氐、羌族士兵十萬之眾),中原長期戰亂,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變成了沒有根基的流民,再加上晉元康年間鬧饑荒,從略陽、天水一帶流入川北、漢中地區的氐人達數萬家。流民生活艱難,成為重要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朝廷要將他們遣返原籍。這時李雄的父親李特兄弟幾個(本都是地方豪強),以所謂巴氐人的身份賑濟“同族弟兄”氐族流民,并向官府請求就地安置,這些舉動,大得人心,流民們紛紛歸附,不到半個月,李特兄弟就糾集成一支近三萬人的隊伍。流民們推舉李特為鎮北大將軍,和朝廷軍隊對抗。李特很有點政治頭腦,學劉邦的樣,和四川百姓約法三章,而且還“施舍振貸,禮賢拔滯”,于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隊伍拉起來的第二年秋天,就打到了成都外圍地區。由于勝利來得太快,李特犯了輕敵的錯誤,把部隊分散,結果中了敵人的招數,大本營被偷襲,自己也丟掉了性命。

    李特死后,兒子李雄繼續率部眾轉戰于川中、巴東等地,勢力又一天天壯大起來。到了太安二年(303年)冬末,梁州刺史——四川地區的最高軍事長官——宣布投降,李雄進駐成都,第二年十月,由部下擁戴為成都王。他改元約法,賜爵封官,儼然一個小朝廷。此時的西晉已經在“八王之亂”的骨肉相殘中風雨飄搖,奄奄一息。306年,李雄即皇帝位,國號大成。湘、鄂西的巴氐人看到他羽翼已豐,紛紛歸附這位“民族救星”。這算是一份“人和”,再加上“天時”(晉室南渡,立足未穩,而軍閥作亂;中原則是前趙和后趙的混戰)、“地利”(秦嶺巴山,誰敢輕易作翻越之想!),李雄這個北至漢中南達云貴的小朝廷,得以保持了四十年的相對穩定,也就是《資治通鑒》里說的“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

    四川能在周邊的混亂中保持局部的安定,和李雄個人的作風以及由他制定的政策是密切相關的。史稱李雄“虛己好賢,隨才授任”,他以極謙卑的姿態聘請蜀中的大地主、大名士范長生當丞相,“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百歲,蜀人奉之如神”,沒幾年,范長生死了,李雄又用他的兒子范賁為相,當然是希望他繼續保持父親的政治影響并且遵循既定的方針。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是做領袖的人最重要的品質。由于用人得當,首先在司法方面,“刑政寬簡,獲無滯囚”;其次在文化方面,“興學校,置史官”;再次是實行了寬厚的賦稅政策:賦,“男丁歲谷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至于徭役,“事少役希”,而且“新附者皆給復除”。這樣的政策,直接效果就是“民多富實……年谷屢登,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當然,執政寬松也難免會帶來另一方面的弊病,比如爵位的濫溢、官員的貪墨以及軍紀的松弛等等。所以說“寬嚴”實在是一個不好掌握的尺度。

    李雄的任皇后沒生兒子,其他嬪妃生子十余人,都不太令他滿意,他把哥哥的兒子李班立為太子,認任皇后為母。大臣們不同意,請李雄從自己的兒子里面挑選一個,道理很簡單,“先王立嗣必子者,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可是李雄有自己的說法:“吾兄(李班的父親李蕩),先帝(李特)之嫡統,有奇才大功,事垂克而早逝,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他主意已定,怎么勸也不行。太傅李驤(李特的弟弟)哭著說:“亂自此始矣!”還真是一語成讖!兩年后,李雄病倒了,金瘡復發,遍體流膿,“諸子皆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為吮膿”,對比之下,李雄更認定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沒幾天,李雄死了,李班即位,政事全交給輔政大將軍李壽,自己在宮中守喪。李班為人“謙恭下士,動遵禮法”,但卻全無心計,不是個當皇帝的材料,兩個月不到,就在宮廷政變中被殺。李雄的親兒子李期即了帝位。李期靠政變上臺,少不了要清除異己,建立清一色的幫派權力體系,一伙小人把持政務,才俊之士,非貶即殺,國勢日見衰落。

    李雄的事業就這么垮下去了,根本原因是接班人問題沒有解決好。這也怨不得李雄,立儲以德以才,能說是錯了么?問題是德和才的標準常常失之空泛或片面,而且觀察角度的差異必然帶來結論的偏頗,何況還容易被假象所掩蔽。這么多不確定因素只會為爭權奪利者提供行動的口實,所以,歷來禮法的制定者提出了以嫡以長的原則,雖然按這個原則并不一定能保證皇帝的質量,但至少能避免眼前的動亂。硬是碰上“嫡長子”是個暴君、昏君,也沒有辦法,只能讓那個時代的百姓認命。其實,究竟應該怎樣確定接班人,古往今來,這是一個封建專制制度下永遠也解決不好的問題。

    李期的統治勉強維持了三年,國中岌岌自危的人太多了,大家把希望寄托在原先的托孤老臣李壽身上。李壽起兵,摧枯拉朽,很快殺進成都,把李期身邊那伙人一概捕殺,李期本人貶為邛都縣公。下一步怎么辦?李壽的親信,一部分主張用成都王名號,向東晉稱臣,一部分堅持繼續稱帝。李壽命巫師占卦,巫師說:“可數年天子。”主張稱帝者說:“一旦足矣況數年乎!”主張降晉者說:“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而李壽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后即了皇帝位。上面這幾句簡短的對話,很精彩,也很幽默。每人一句,表盡了各自的心態。李壽把國號改成漢,朝廷內外換上自己的親信班底,而且索性把李雄所有的兒子全部殺光。李壽乖張殘忍,卻自視甚高,常托比于漢武、魏明(曹睿),就是不愿意聽見別人說起他的伯父李特和堂兄李雄的政績,以為自己比他們強。舍人杜襲寫了十首詩,偽稱曹魏時應璩所作,對他進行諷諫,他看過以后,不動聲色地說:“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詞耳。”他甚至還想興師東下,與后趙的石虎聯手滅了東晉,被臣下勸阻了。他聽說鄴中(后趙國都)繁華,宮殿壯麗,就強行把外郡人遷入成都,也大修宮室;又聽說石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于是他也模仿,“人有小過,輒殺之以立威”,結果自然是怨聲載道,人心思亂。好在不久他就病死了,皇帝當了五年而已。

    李壽一死,接位的兒子李勢沒有他父親的那份滑稽,卻比他父親更殘忍:李壽殺盡李雄的兒子——只是自己的從侄;而李勢殺掉李壽的兒子——那可是自己的親兄弟。至于其他被殺的老臣,更是不計其數,而且他“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信任左右,讒諂并進,刑法苛濫,由是中外離心……四境之內,遂至蕭條”。而此時的東晉正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剛剛顯達的大野心家桓溫,以荊州刺史、安西將軍都督荊、梁四州諸軍事,要想有所作為,沒有比進攻四川更合理的選擇了——荊、益毗鄰,而成漢又國勢衰頹,武備不修,功成之后,自己的聲望和實力必將上一個臺階。他于永和二年(346年)冬天發兵,第二年春天便已深入蜀境,為了速戰速決,他將大本營和輜重留在彭模,自己親率步兵,只帶三日干糧,直撲成都。在成都郊外的柞橋,雙方展開決戰。對成漢政權來說,這是最后一搏,因此被逼出了幾分勇氣,開始占了上風,晉兵眼看頂不住了,正準備退兵,誰知軍中鼓吏打錯了鼓點,把退鼓敲成了進鼓,晉兵鼓起勇氣發起反撲,成漢兵大敗,桓溫就勢殺入成都。李勢乘夜色逃到葭萌,從那里派人送來降表,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接著又捆綁著自己、抬著口棺材到桓溫大營投降,桓溫給他松了綁,燒掉棺材(以上是古代投降和受降的程序),然后將李勢及其家屬送往建康(南京)

    成漢滅亡了,此后的五百多年里四川再沒有出現過獨立的政權。

 

    五代時期,十個割據王國的開國之主,都是黃巢興兵過程中乘勢而起的地方軍閥,而這些人的出身又大多是地痞無賴,其經歷都頗有傳奇色彩。在成都稱帝的前蜀王建也不例外,而且他的傳奇更具某些特點。

    王建是河南許昌人,從小就是個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業,鄉人稱他為“賊王八”。稍后投入當地的部隊忠武軍(許昌是忠武軍節度使的轄區),因為作戰勇敢,一路遷升,當上了一名都頭(每都一千人,即相當于團長)。忠武軍有八個都(包括王建的一都)的兵力參加討伐黃巢的戰爭,黃巢從長安敗走以后,這八千人在鹿晏弘率領下,進入漢中,趕走地方官員,鹿自任山南西道留后,幾個都頭便是附近各州刺史(唐末就這種規矩,占多大地方當多大官),可是鹿晏弘嫌漢中窮,不多久又帶著部隊殺回河南去了,王建等五個都掉轉方向,到四川投奔唐僖宗。僖宗高興極了,把這支部隊號為“隨駕五都”,交由大太監、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節制。田深受僖宗倚重,王建拜在他名下當干兒子,成了一條線上的人,回都長安以后,僖宗讓王建留在身邊指揮神策軍宿衛(中央警衛部隊)。

    光啟元年(885年),河中軍閥王重榮進犯京師,僖宗逃到鳳翔,第二年,又被迫逃往漢中,王建作為清道使,“負玉璽以從”。途中棧道被人放了火,王建親控僖宗的坐騎,冒著煙焰通過幾乎要坍塌的棧道,夜里沒地方宿營,疲憊已極的僖宗枕著王建的腿膝睡了,醒來以后,悲感交集哭了一場,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送給了王建。這場戰爭是因田令孜和王重榮爭奪鹽池引起的,造成了這么嚴重的后果,田有點害怕,請求外放任西川監軍,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是他的同母弟,萬一有事,也好有個照應。王建是田令孜線上的人,田一走,接任十軍觀軍容使的楊復恭馬上將王建從中樞調開,讓他去做壁州(今四川通江)刺史。王建倒也不嫌棄——他早就有意獨立發展。到了壁州,他很快拖起一支近萬人的隊伍,接連攻下了附近的閬州(今閬中)、利州(今廣元)。陳敬瑄感到嚴重不安,找田令孜商量,田說:“王八是我的兒子,派個人去傳話,就能將他招撫。”王建接到田令孜的召令,很高興,對人說:“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他選了兩千精兵,興沖沖地往成都進發,到了鹿頭關,陳敬瑄卻反悔了,下令要他停止前進。王建大怒,攻破鹿頭關,取了漢州、彭州,又在新繁大破陳軍,俘獲萬余人,橫尸四十里。陳敬瑄集西川之力,發兵七萬,雙方在德陽、新都一線相持百余日。剛即位的唐昭宗下令罷兵議和,以宰相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劃出邛、蜀、黎、雅等州新立永平軍,由王建任節度使。從此,王建以合法身份在四川站住了腳。

    陳敬瑄拒絕卸任,朝廷命韋昭度統兵征討,打了三年,仍無結果,王建對韋昭度說:“公以數萬之眾,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奈何?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這分明是要趕走韋昭度,韋當然也不想留在這里,但就這么走掉,心有不甘,正在猶豫不決時,王建派軍士逮捕韋手下的官員,就在軍營里殺了煮了吃掉,然后對韋昭度說:“軍士們餓了,要吃這東西(人肉)。”韋昭度何曾見過這等場面,嚇得趕緊把符節印信交給王建,任命他為權知(代理)三使(即山南西道、劍南西川、永平軍三節度使)留后兼行營招討使,自己立即走人。王建親送他到新都,還“跪觴馬前,泣拜而別”。韋昭度剛出劍門,王建就派軍隊封鎖關隘,和朝廷從此斷絕了往來。接下來,眉州、資州、簡州、戎州、嘉州、茂州相繼投降,陳敬瑄困守的成都只剩孤城一座,“城中乏食,棄兒滿路,餓殍狼藉”,王建又不斷向城中派出間諜,制造混亂。實在是支持不下去了,田令孜登上城樓向王建喊話:“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不能不攀點老交情,但再也不敢用“王八吾兒”的口氣了,只是求網開一面。王建答道:“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話說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父子是私情,討伐奉圣命,孰輕孰重,不言而喻。當晚,田令孜就來到王建營中,交出了節度使牌印。第二天,陳敬瑄打開城門,將王建大軍接入城內。

    王建估計到自己這支部隊進了成都,難免會有奸淫擄掠等情況發生,為了避免局勢失控,入城前,他任命以兇殘著名的張勍為都虞候(軍中執法長官),同時他告誡全軍說:我用張勍為虞候,你們不要犯在他手里,如果他抓住你們先來見我,我還可以給你們活路,如果他先殺而后報,我也不可能追究他喲!話是說了,但這群暴徒豈是幾句話所能約束的,進城之后便開始剽掠。張勍帶著執法隊,在成都街市巡邏,發現搶劫者,就在現場殺頭,殺了百多人后,市面安靜下來。陳敬瑄和田令孜,因為是降將,安排了職務,但沒過多久,先后都被殺掉了,再不提“父子之恩”。天復三年(903年),唐昭宗下詔封王建為蜀王。四年以后,朱溫滅唐,派人來給王建打招呼,王建“拒而不納”,反而發出討梁檄文,號召各地割據勢力跟他聯手出兵,因為自己聲譽不佳,沒人響應。朱溫當皇帝,他當然是不服的,他覺得自己哪方面都比朱溫強。既然朱溫弒君自立的事都做得出來,我王建稱帝也算得是“順天應人”了。于是,907年9月,他正式在成都即皇帝位,國號大蜀。臨即位前,帶領官民大哭三天,表示對唐室淪亡的哀悼。此時唐朝的貴族世家不少人避亂入川,王建雖是文盲,但喜歡與文人交接,對從中原來的知識精英,一律以禮相待,并破格錄用,詩人韋莊就是一例,曾被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的重要職務。

    王建出身于流氓無產者,這個階層在中國歷史上一直起著比較特殊的作用。在分合治亂的規律性的循環中,歷史不斷地給他們提供機會,每到關鍵時刻,這個階層的代表人物就會出現在政治的前臺大顯身手。這些人有很多共同點,如暴戾兇殘、勇猛果決、虛偽狡黠、好學強記,當然也有一定的人格魅力,能力強、運氣好的竟有成為一代開國雄主的,次一等的分疆裂土建立割據政權,再次一等的便是流竄四方被人剿滅的草寇了。中國歷史上的很多時候,便是由這類人的意志決定著同時代大多數人的生死存亡、悲歡苦樂(實際上,他們帶給民眾的永遠是犧牲遠遠大于福祉)。他們在“創業”的初期,一般都比較清醒,講究策略,注重形象,用以籠絡人心,發展實力,可總是越到后來便越陷于昏聵、殘暴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正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王建在這類人中,是“次一等”的典型,不僅個人應具有的特點他無不具備,而且事業發展的邏輯也不逾常規。起事的早期,人們稱贊他“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王公治眾,嚴而不殘”,到后來卻沉湎酒色、昏悖多疑,以致臣下離心,朝政混亂。特別是在立儲問題上屢犯錯誤,最后在寵妃和權臣的愚弄下,把一個無德無能的懦夫王衍立為太子,導致了自己手創的基業迅速走向崩潰。

    918年,王建死了,王衍登基。王建的兒子多,個個擁兵自重,將領們也互不服氣,朝堂上經常可見劍拔弩張的緊張情形。王衍荒淫無度,而且善于變著法兒找樂。他的宮殿園林修造得極其豪華,經常在里面舉行大型游樂活動,管弦不絕,通宵達旦。蜀中產錦,他把御園里的亭臺樓閣和樹木花草都用織錦包扎裝飾起來,風雨損壞了又換新的。他還在園中修了一條水渠,直通后宮,在園中流連竟日,深夜乘彩船回宮,兩邊數以千計的宮女舉著蠟炬,照耀得如同白晝。而且,他還頗有幾分藝術氣質,喜歡給宮女們設計服裝和化妝,有一種所謂醉妝最令他得意,他寫有醉妝詞一首,命宮女們演唱,詞曰:

    者(這)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這)邊走,莫厭金杯酒。

    這樣一個混球,如果不是當時中原戰事激烈,他是絕對混不了幾天的。等到李存勖取代了后梁,形勢穩定以后,果然就把進攻的矛頭對準了他。后唐軍隊所向披靡,眾叛親離的王衍很快宣布投降,這是925年——居然讓他快活逍遙了七年之久。

 

    李存勖的兒子魏王李繼岌和大將郭崇韜受命各統一路大軍進攻后蜀,功成以后,李繼岌在班師回朝時按他母親的密令,設計殺了郭崇韜(背后有復雜的原因,主要是宦官們的誣陷),此時,朝廷派來了孟知祥接管西川,銜位很高——成都尹、西川劍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就是此人,隨后不久又自立為大蜀皇帝。

    孟知祥少年時跟隨他的叔父投在李克用的帳下,奉命守衛澤、潞(今晉東南地區),朱溫來進攻時,叔父投降梁軍,而孟知祥卻回到了晉營。李克用對他的表現當然很滿意,后來把自己的侄女嫁給了他。李存勖稱帝以后,要他當中門使(溝通宮、府之間聯系的職務,內傳外達,地位重要),他覺得這個職位處在各種矛盾的中心,風險很大,便向李存勖推薦了郭崇韜,自己則當了馬步軍都虞候,遷都以后,留在太原(北京)任太原尹、北京留守。郭崇韜是個急功務競的人,不大考慮風險問題,對孟知祥的推薦心存感激,后來出征四川,他也向莊宗建議:“臣等平蜀,陛下擇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李存勖接受了他的建議,不過等到孟知祥到四川上任時,郭崇韜早已被殺——自己很輕松地弄到了這么一塊好地盤,連對舉薦者說上幾句感謝的話都來不及了。

    孟知祥剛到四川時,局勢仍不平靜,他鎮壓叛將,收集亂兵,頗有成效。不久,中原傳來李存勖、李繼岌父子在兵變中被殺,李嗣源(明宗)當了皇帝的消息。李嗣源的宰相安重晦也正懷疑孟有不軌之志,準備大舉進攻西川。為了搶得主動權,孟聯絡東川節度使董璋先后起兵造反。朝廷派石敬瑭為招討使、夏魯奇為副使分兵進攻四川。先是劍門一戰,唐軍大敗,后來蜀軍又攻破遂州,殺了夏魯奇,并把夏的首級送到石敬瑭營中。石敬瑭大概嚇得不輕,只好班師回朝。進兵四川確實難度大,特別是后勤補給,所謂“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李嗣源權衡利弊,決定還是招降。正好當時安重晦因讒被殺,便把決策錯誤的担子全推在他身上。孟知祥本是李家的女婿,還不想做得太絕,但董璋態度很堅決(他的家屬已被朝廷殺盡),雙方多次協商不果,導致一場火并,董軍失敗,董氏父子自殺,整個東川落入孟氏手中。明宗既無力進攻,就只有承認現實,委任孟知祥為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成都尹、東西兩川節度使、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云南安撫使,隨后又冊封為蜀王。933年冬,李嗣源死了,第二年開春,孟知祥即皇帝位,國號蜀。

    孟知祥能在蜀地稱孤道寡,似乎有些僥幸,至少他沒有費王建那么大的力氣,事實上,論能力與手段,他也算不得“梟雄”一流人物,而且他還缺少福分,元月里登基,六月里就中風,一下子偏癱,連酒杯都舉不起來,趕緊詔命太子孟昶監國。很快孟知祥死了,孟昶即位,開始了他長達三十年之久的驕奢淫逸的帝王生活。這個家伙好酒、好色,既無政治遠見,又無作戰能力,特別在用人方面簡直一塌糊涂,所寵信的不是與他詩詞唱和的文人墨客,就是從小和他狎玩親近的紈绔膏粱。然而他性情柔懦,平時殘民害民還不算太過分,所以在他治下的那些年,蜀地大體太平豐足。而同時,中原的晉、漢、周幾朝都無暇或無力來理會他,內無憂外無患,成全了他三十年的風流瀟灑,真所謂“混人自有混人福”!

    孟昶愛賞花,他把成都建成為一座花市,春天宣華苑賞牡丹,夏天浣花溪賞荷花,秋天城頭看芙蓉,冬天芳林苑賞紅梔,各處園林都極其豪華,他曾得意地說:“唐人所謂‘曲江金殿鎖千門’,我看比不上朕的宮闕樓臺之盛。”他在城上種滿了芙蓉,賞花時全部用蜀錦做帷幕裝飾起來,錦襯花,花映錦,逶迤極望,蔚為壯觀。孟昶說:“自古以成都為錦城,今日觀之,始真錦城也!”他不僅愛花,而且愛色,曾下令選美,民間凡十三歲至二十歲的女孩都必須參選。后宮女子多達數千,為便于管理,他為宮內女官列出十四個品級,秩列森嚴,比他朝中的卿相大臣還規范得多。

    大約是因為氣數已盡,要自尋死路,孟昶在志大才疏的寵臣王昭遠的慫恿下,竟想與北漢王劉鈞結盟,聯手進攻北宋王朝。此時趙匡胤剛剛征服了荊南的高氏和湖南的周氏,下一個打誰還沒有最后決定,孟昶卻把發兵的由頭主動送上門來。964年冬天,北宋大軍兵分兩路殺向蜀國。北面一路由王全斌率領,由鳳翔南下漢中,迅速搶占了嘉陵江上游的興州,蜀軍雖然依山仗險組織了幾場抵抗,卻無法阻擋來勢兇猛的宋軍,一退再退,沒幾天便放棄了整個山南地區,西撤到劍門關內,才稍稍止住了敵人的攻勢。東面的一路由劉光義和曹彬率領,從歸州出發,溯江而上,不數日便到了夔州城下。這里是蜀軍經營多年的江防重點,但也是一戰而潰。從此東面門戶大開,宋軍長驅直入。開戰不到兩個月,孟昶的軍隊就差不多拼光了,特別是第一線的將領大都非死即降,而這些將領基本上是他年輕時馬球隊(孟昶熱愛此項運動)里的伙伴,紈绔出身,沒有實戰經驗,失敗在情理之中。在劍門前線的王昭遠原本只會紙上談兵,宋軍從小道繞到劍門南面,他親自率兵前往漢原坡堵截,結果是劍門空虛被宋軍攻破,他自己只身逃往東川,在那里當了俘虜。

    劍門吃緊時,孟昶曾派出太子孟元喆,率領最后一支預備隊前往增援。這個孟元喆吃喝玩樂無所不精,就是不會打仗。他和唐莊宗一樣,酷愛“戲劇事業”,投入的精力可能更多。他把出征當作一次演出,在成都大街上舉行的發兵儀式真是空前絕后。所有將士的軍服一律新置,鮮亮奪目,旌旗儀仗尤其講究,連旗桿都用錦綢包裹起來。彩色斑斕的旗陣之后,便是由他的幾十名姬妾和幾十名伶官戲子組成的指揮中心,再往后才是將領和參謀人員,一路上笙簫管笛,響遏行云;生旦凈丑,輪番獻唱,街道兩旁甚至房頂屋脊,站滿歡欣雀躍的成都百姓,在欣賞不花錢的好戲。天公不作美,隊伍尚未出城,下起了小雨,孟元喆心痛那些錦繡彩旗,命令全數取下,少頃雨停,又命人重新裝上去。誰知彩旗裝反了,都倒掛在旗桿上,樂隊繼續奏樂,伶人依舊高歌,場面之滑稽,樂得成都百姓前俯后仰。這種隊伍當然不是去打仗的,到了綿陽,聽說劍門已失,孟元喆帶著他的“大劇團”又開回了成都。這時,任何抵抗都無從說起了。

    已是瀕于絕境的孟昶問計于群臣,宰相李昊說:“成都既已無法可守,不如就此見機納土稱臣,尚可以保全身家。江山者,得之于人,失之于人,又何恨焉!”孟昶覺得這幾句話倒也實在,便叫李昊起草文書向宋軍投降。李昊是四川的老筆桿子,文章倚馬可待,前蜀的降表也是他一手炮制,輕車熟路,自然不辱使命,成都市民之好事者,夜間在他府門上,大書“世修降表李家”六字,真有些“黑色幽默”的意思。

    投降避免了圍城戰,成都得以保全,百姓免遭涂炭。王全斌舉行了盛大的入城儀式,在升仙橋街口代表朝廷受降。因為沒有進行過激烈的反抗,趙匡胤對孟昶君臣給予了豐厚的賞賜(至于孟昶本人入朝后七天即得病死去,情節可疑,猜測雖多,迄無定論)。至此四川問題本來已經解決了,如果不是王全斌在政策上犯了嚴重錯誤的話。當時趙匡胤曾下令,凡后蜀軍隊中的可用之兵選送京師補入禁軍,而且要從優發給路費補貼,可是王全斌擅自減少朝廷核準的數額,又縱容部下去敲詐勒索,蜀軍心存怨憤,在出川的路上(還只走到綿陽)造反作亂,幾天功夫便發展到十多萬人,形勢愈演愈烈,宋軍屢戰屢敗。這時,成都城里還有三萬降卒,怎么處理?毫無策略觀念的王全斌聽任部下大開殺戒,一批一批,殺了個精光。這對于川人的反抗自然是火上澆油,十七個州公推叛軍首領全師雄為興蜀大王,朝廷剛剛到手的勝利果實眼看就要付諸東流。

    幸好東路軍里還有一個政策觀念很強的曹彬,他的軍隊從入川起一直紀律嚴明,頗得川人好感。龜縮在成都城里無法動彈的王全斌此時已經完全亂了方寸,只好請曹彬收拾局面。曹彬深諳軍事和政治兩手并用的原理,更知道在這場平亂戰爭中政治攻心的作用將更為重要。他和全師雄的軍隊在新繁接戰,由于戰前做了大量策反工作,對叛軍官兵曉以利害,動以感情,戰斗剛開始,叛軍紛紛倒戈,登時陣腳大亂。全師雄見大勢已去,帶領殘部逃奔郫縣,后又竄往灌口。經此一戰,形勢逆轉。但亂局既已形成,短期實難收拾,這邊壓下去,那邊冒出來,幾經反復,直到966年冬天,全師雄病死,四川全境才逐漸平靜下來。

    滅蜀只用了兩個月,平叛卻用了兩年,時間賬不說,損失賬更是難以細算。趙匡胤看到了對于解決四川問題,政策和策略是何等重要。它確乎是開創和維護一個權力體系的生命線,各級官員,都是萬萬不可粗心大意的。他把兼具謹慎持重和膽略決斷的老部下呂余慶派到四川,以參知政事(副總理)的身份知成都府事。由于呂的資格老,原則性強,打擊那些胡作非為的驕兵悍將敢下狠手,秩序混亂的成都在最短時間內平靜下來,蜀中百姓也歸心于新朝的統治。

 

    七百年后,張獻忠在成都也當了兩年皇帝。1640年,他曾一度竄入四川,呆不下去,又突圍而去。1644年,他再度殺回四川,并在成都稱帝。1646年,清兵入川,張中箭身死。在四川的前后三年時間里,他一共殺了多少人,很難精確統計,大約至少以百萬計吧!據信有的州縣已經是所余無幾,從清初的“湖廣填四川”那種大型移民活動的迫切性里,可以想見當時他殺戮的瘋狂程度。這樣殘暴的外來政權,成都和四川人民當然憎惡,不過因為它過于兇殘而且相對強大,一時組織不起成規摸的反抗。

    至于張獻忠,大約因為年輕時遭遇的悲慘,始終燃燒著一種對社會進行報復性破壞的欲望,特別是到了后期,眼看覆亡已不可免,更是恨不得全世界為他陪葬,所以他毫無忌憚地提出殺人的口號,還要找出人類該殺的理由——“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按他的邏輯,人類應該消滅。這樣一種極端仇恨人類的理念及其實踐,在舊的教科書里竟被說成是“嚴厲鎮壓地主階級的反抗”,成都和四川千百萬慘死的冤魂,地下有知,當同聲為之一慟!
  

2011-04-1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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