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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必然性及前景
論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必然性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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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6964[2003]09-030909-0835
  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既體現了中國和東盟領導人加強睦鄰友好合作的政治意愿,也是中國和東盟經濟聯系不斷深化的必然結果。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設想,一經宣布即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響,普遍認為這是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歷史性突破,是促進中國與東盟在當今世界經濟挑戰面前爭取實現雙贏的重要舉措,它將改變整個亞洲政治經濟發展的路向,其意義十分重大。
    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出臺及其反響
  1.構想的出臺
  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始于2000年在新加坡召開的第四次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10+1)。會上東盟一些國家對由國即將加入WTO感到担憂,認為入世后,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將促使國際投資從東南亞轉向中國,從而對東南亞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對此,朱róng@①基總理解釋說,中國入世不會對東盟經濟構成威脅。為了進一步解除東盟的担憂,朱róng@①基總理又主動提出雙方成立自由貿易區的設想,此舉在東盟國家引起極大的反響。2001年3月,在中國的建議下雙方成立了聯合專家小組,對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經濟效益以及中國加入WTO后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專家小組的報告認為,中國與東盟在貿易結構上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目前雙方貿易額占各自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都較小,表明雙方之間的貿易潛力很大。如果成立自由貿易區,則會產生較大的貿易創造效應,使雙方都能受益。專家小組用“全球貿易分析項目”模型測算后,得出如下結果: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使東盟對中國的出口增長48%,使中國對東盟的出口增長55%。同時,它將使東盟整體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0.9個百分點,而使中國的GDP增長0.3個百分點(按2000年數據計算)。(注:陸建人:《2002年東亞地區經濟合作回顧》《世界經濟》2003年第三期。)
  專家小組的報告得到東盟經濟部長和外交部長會議的支持。原來對此存有疑慮的幾個東盟國家(如印度尼西亞、菲律賓)也改變了態度。這樣,東盟10國統一了認識,進入雙方協商階段。經過半年多的磋商,在2001年11月文萊舉行的第五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雙方正式達成在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協議。緊接著雙方就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有關具體問題進行了6次談判,并在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的中國東盟(10+1)峰會上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正式確定在2010年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這是雙方領導人高瞻遠矚作出的重大決策,也是中國第一次承諾與他國達成自由貿易安排,堪稱中國與東盟關系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2.國際反響
  作為本世紀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中最有影響力的一件大事,作為整個東亞經濟合作與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已在東亞及全球范圍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眾多的新聞媒體以及政府官員、知名人士紛紛就這一事件發表看法。從這些報道中,人們完全可以感受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經濟崛起在當今區域經濟合作及全球經濟發展中重要作用。
  其一,中國的崛起將為東盟經濟發展帶來諸多機遇和廣闊的市場。
  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在世界經濟論壇東亞經濟峰會閉幕會上說,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建立后,東盟各國向中國的出口可以增加一半。中國的崛起既給東盟各國帶來挑戰,也帶來發展的機遇。如果東盟國家積極調整經濟和加強內部合作,就能從中國的發展中獲利。中國與東盟國家的經濟聯系越緊密,雙方的長期關系就會越好。(注:《人民日報》2002/10/09、新華網新加坡2001/11/7;“入世后的中國:變局中的全球經濟及中國的角色”,《開放導報》2002年第12期。)
  戴托·邁克爾約(馬來西亞亞洲戰略和領導人研究所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強調,中國和東盟的經濟伙伴關系應該基于幾個原則。首先,必須是一種雙贏的關系;第二,必須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第三,在處理這個關系時必須是互相忠誠的;第四,各方都本著互相合作的精神。中國與東盟的協議將促進貨品以及服務的進一步開放。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更加透明化的體制,克服現有的一些關稅和關稅壁壘,使我們在貿易服務方面能夠更加開放,更加具有競爭性,這也包括投資體制的設置。同時,我們還要互相承認對方的生產能力,以促進自由貿易和投資的進一步發展。這是一個非常有遠見也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計劃,對中國和東盟來說都具有長期利益。最新的數據表明,中國與東盟的貿易流量增加了48%,總共達到了380億。因此,中國可以成為整個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引擎和動力,這對東盟是大有益處的。
  菲律賓前總統菲德爾·拉莫斯指出,東盟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比較特殊,需要找到一個契機以進一步壯大自己的實力,否則將在全球競爭中被邊緣化。在這種情勢下,與中國整合成為必然。“東盟加1”將會是世界格局中最大的一個自由貿易區。現在已經證實,中國與東盟之間有很大的發展潛力,“1加1”不等于2,可能等于3或者更大。中國會給我們帶來一個潛在的市場,東盟總的GDP大概是2萬億美元,而總的貿易額大概是1.3萬億美元,東盟國家正面臨著勞動密集型經濟等方面的問題。實際上,“東盟加1”已經給我們帶來了各種可能性。可以預期,東南亞會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一個主要地區。(注:新華網廣西2003年02月25日。)
  其二,中國不是“威脅”而是亞洲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力量。
  戴托·邁克爾約說,在東南亞,我們把中國看作是亞洲未來經濟穩定、發展、繁榮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就這方面而言,我們希望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能夠繼續支持東盟宣言,繼續互相合作,為發展繁榮做出貢獻。
  我希望中國能夠起領導的作用,來實現東亞各國團體的形成。與東盟的十個國家相比,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是東盟所有國家加起來GDP的10倍。我們相信,中國在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方面會起到關鍵的作用,這樣就能夠促進整個地區的統一發展。一些人可能把中國看成是一個經濟威脅,因為中國的發展可能會導致東南亞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的一些資源會流向中國。但是,我們還是把中國看作是一個機會而不是一個陷阱。我們把中國看作是一個有價值的可靠的伙伴,中國不能被看作是對東盟的一個安全的威脅。南海的一些爭端問題應該通過和平談判,根據國際法的慣例來解決。中國與東盟貿易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將創造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注:新華網廣西2003年02月25日。)
  卡尼松(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東盟方首席代表)在桂林舉行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高層論壇”上說,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全面履行有關承諾,改進法律體系,中國東盟間面臨著更好的合作機遇。自貿區的建立將成為雙方經貿關系發展新的里程碑,貿易的自由化將使各國產業在激烈的競爭中變得更有創造力。北美、歐洲等地已經在這一方面先行一步,它們沒有選擇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孤立自己,而是與貿易伙伴聯系在一起了。他說,中國作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擁有潛力巨大的市場,而東盟各國則逐漸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彼此間建立自由貿易區,不僅會刺激貿易,而且也會帶來投資機遇,并使第三方受益。他說,亞太地區經濟合作必將因此掀開新的篇章。(注:新華網新加坡2001/11/7。)
  其三,有助于提升亞洲的國際地位,推動亞洲區域經濟合作蓬勃發展。
  泰國主流報紙《曼谷郵報》(2002年9月12日):在中國和東盟將在文萊就自由貿易區計劃框架進行協商之際發表社論說,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意義深遠,不僅將推動地區經濟發展,造福本地區人民,而且將與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等比肩并立,有利于亞洲發展中國家減少在經濟上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并有助于提升亞洲的國際地位。社論指出,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而中國領導人一直致力于推進地區經濟貿易合作,這是順應世界潮流的舉動,也是有著歷史文化淵源的中國與東盟國家傳統友好合作關系發展的必然結果。與此同時,包括泰國在內的東盟國家一直認為,亞洲國家之間應加強合作,創造雙贏。
  新加坡《聯合早報》以《大膽的政治承諾》為題發表社論說,在過去一年里,世界經濟形勢日趨惡化,特別是在"9·11"事件之后,美國經濟更是欲振乏力。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繼續一枝獨秀。在這種形勢下,本區域國家在看到來自中國的挑戰的同時,也看到了合作和發展的機遇。社論還認為,在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中,貿易集團化是實現共同繁榮和發展的成功之路。歐洲聯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經驗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此外,建立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其意義絕不只限于經濟本身。從長遠來看,它是各國對本區域和平與發展事業所做出的政治承諾。(注:述評《促進中國與東盟共贏的歷史性步驟》,人民網2002年11月4日。)
    二、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必然性
  自由貿易區是經濟一體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也是戰后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現象,其實質內容是在參與成員之間相互降低或取消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目前,在WTO(包含GATT)備案的自由貿易協定以達224個,絕大多數是90年代的產物,僅1995年WTO成立后就增加了100個,且主要集中在歐美地區。東亞地區稱得上真正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實際上只有1967年8月由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五國組建的東南亞國家聯盟。經過30多年的發展,東盟已從初期的五國擴大到目前的10國。雖然東盟發展的日益成熟,多少填補了東亞經濟合作的空白,但其規模和影響力遠不及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注:魏民:《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與前景》,香港《文匯報》2002年7月26日。)然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之所以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達成協議,有其歷史與現實的必然性,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經濟全球化、區域化背景下,區域經濟合作持續發展的必然趨勢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貝爾·巴拉薩認為經濟一體化既是一個過程,又是一種狀態。就過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國經濟單位之間的差別待遇和種種措施。就狀態而言,則表現為各國間各種形式差別待遇的消失。經濟一體化最初是用于經濟的微觀層次,其主體是企業,即由各國企業出面實行的經濟聯合。50年代初區域經濟一體化開始轉向以政府為主導的國與國在社會再生產的某些領域實行聯合。如西歐國家建立的歐洲煤鋼聯營,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經濟一體化的含義又有新的變化,一是指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通過商品、資本、技術、勞務等的流動而實現的相互開放,相互融合。二是指在客觀的國際經濟聯系及結合的基礎上,兩個以上國家和地區為謀求共同利益或解決矛盾,通過條約、協議、談判等而實現的經濟聯合。因此,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地域相鄰近的國家,在經濟聯系愈益緊密的基礎上,相互采取比區域外國家更加開放、更為自由的政策,并在體制框架、調節機制上結合成經濟聯合組織或國家經濟集團。貝爾?巴拉薩最早提出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五種形式,亦即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聯盟和完全經濟一體化。他認為一體化的終極目標是全球統一,將不同國家的經濟整合成一個經濟實體。嚴格地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形式是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過程。從一體化涉及的地域范圍及廣度考察,一體化分為區域一體化、次區域一體化、跨區域一體化。按其成員國而言,有發達國家組成的或以發達國家為主導建立的一體化經濟組織,也有發展中國家組建的一體化經濟聯合體。
  東亞的區域經濟合作雖然遠遠落后于歐盟和北美,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經濟環境的新變化,東亞地區不同形式的次區域經濟合作亦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東亞有四種合作形式與發展方向:一是東盟和東盟自由貿易區;二是東盟與中日韓的合作對話(10+3);三是東盟分別與中日韓的合作對話(10+1);四是中日韓三國合作對話,亦即東北亞合作對話。但需要說明的是,"10+1"和"10+3"合作并不是取代東盟自由貿易區,也不是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擴大。"10+3"被看作是未來整個東亞經濟合作的方向,這一合作機制自1997年以來,已召開了六次非正式首腦會議,對金融等領域的合作進行了積極的探討,并已建立起包括非正式首腦會議、外交、經濟、財政部長會議、財政、央行副部長會議、高官會議等政府機制。但由于各伙伴國在文化、政體和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以及各國所要謀求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不同,尤其是具有敏感性的農產品自由貿易問題難以解決。因此,制度化的中日韓合作、"10+3"合作及東盟分別與日、韓"10+1"合作,目前尚難以取得真正突破,離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目標還很遠。而比較現實可行的合作途徑是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因此,經過兩年的研究與談判,中國與東盟領導人終于達成共識,并在2002年11月金邊會議上正式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宣布:在10年內建成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
  2.東盟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
  就東盟而言,東盟之所以對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在寄予很大希望的"10+3"合作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之際,為擺脫困境,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而采取的一個務實舉措。
  東盟對待東盟與中、日、韓之間的"10+3"合作(亦即東亞合作)的態度,隨著東亞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的。在東亞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的醞釀階段,地位處于上升期的東盟首倡"10+3"合作,明顯具有將東南亞的區域合作擴大到整個東亞,以主導東亞合作,在APEC中與美國抗衡的意圖。而使"10+3"合作由構想變為現實,則是其在遭受了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后,為擺脫困境,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而做出的一種現實選擇。金融危機的發生,使東盟深刻地認識到,應對經濟全球化靠單打獨斗不行,在集體應對全球化的挑戰時要選擇合適的合作對象。在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和日本沒有任何政治或經濟附加條件的支持與援助,對東南亞國家擺脫金融危機起了關鍵作用,這與美國的袖手旁觀大不一樣。另外,從地緣方面來看,東盟認為發展與東亞國家的合作有助于促進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有利于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在經濟上可以形成與歐洲、北美相抗衡的強大的經濟集團,從而進一步提高東盟的國際地位。同時,也可以借助中、日、韓三國的力量來扭轉危機后東盟影響力下降的趨勢,并利用大國之間的矛盾來主導東南亞和東亞地區的事務。因此,"10+3"(也稱“東盟+3”)合作體制產生之初,一些東盟國家領導人的確對其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一度表現出要大干一番事業的樣子。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10+3"合作并未取得預期的成果。這使東盟大失所望,不得不另辟蹊徑,尋求其他合作方式,以便為東南亞的區域合作尋求新的動力。(注:王士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背景、意義及前景》,昆明《云南社會科學》2002年1月。)
  3.中國經濟崛起提供的機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民經濟的強勁增長給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機遇。作為中國的近鄰和主要貿易伙伴之一,經歷過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不景氣沖擊的東盟國家能否從中國經濟發展中爭取最大利益,成為東盟許多國家領導人關注的焦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地位迅速上升,目前GDP和外貿進出口額已排名世界第六位,外匯儲備為世界第二位,吸引外資連續9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2002年中國引進海外直接投資已突破500億美元大關,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外資引進國。(注:朱róng@①基:《政府工作報告》,2003年3月5日。)中國入世必將進一步擴大中國的外貿和與吸收外資的規模,同時為適應WTO規則而進行的經濟結構與體制的調整,將使中國經濟釋放出更大的潛能,實現從數量型經濟增長向質量型經濟增長的轉變。原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副部長龍永圖在2002年舉行的“東盟——中國合作論壇”上發表演講時表示,作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中國將為亞洲和全球經濟的復蘇與發展做出貢獻,為世界各國的工商界提供更多商機,由于特殊的地緣關系和文化聯系,東盟各國將首先從中獲益。龍永圖還指出,根據中國“十五”計劃,中國經濟預期年均增長7%,經濟增長將有力帶動進口需求的增加,預期到2005年,中國進口總額將達到3300億美元,從2001-2005年,中國將進口約14000億美元的設備、技術和產品。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由此產生的巨大進口需求,將為東盟和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提供巨大的市場和更多的合作機遇。(注:龍永圖:《東盟將首先從中國發展中受益》,新華網2002年9月14日。)因此,在世界經濟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東盟國家都希望通過與中國建立機制性的經濟關系,來分享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機遇。
  4.中國與東盟政治與經濟關系日益加強
  中國與東盟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內達成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共識,這同中國與東盟有著良好的政治與經濟關系,及90年代以來中國與東盟雙邊經貿關系的快速穩定發展分不開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其一,中國與東盟政治關系穩定發展,政府高層官員互訪頻繁。此外,中國與東盟最近在柬埔寨金邊舉行的第六次領導人會議上,中國與東盟又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這是中國與東盟簽署的第一份有關南海問題的政治文件,其積極意義在于向外界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即本地區各國完全可以通過對話處理好相互間存在的分歧,標志著中國與東盟的政治信任度發展到了新的水平。
  其二,中國與東盟雙邊經貿合作愈益密切。雙邊貿易額從1991年的79.6億美元增至2000年的395.2億美元,2001年盡管國際貿易增幅銳減,但中國與東盟的貿易仍在增加,突破了400億美元大關。從東亞區域貿易看,20世紀70年代,區域內貿易占30%,2000年則超過50%,其增加部分主要是由中國與日本、韓國及東盟貿易的增加。東盟現已成為中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中國則成為東盟的第六大貿易伙伴。
  此外,中國與東盟既是巨大的潛在市場,也是巨大的現實市場。特別是中國現擁有13億人口,對各種產品的需求量很大。隨著人民收入的增加及開放經濟的成熟,其進口量將逐年增加,從而為東盟國家提供無限商機。
  其三,中國與東盟的雙向投資呈現良好的態勢。1991-1998年,東盟企業對華投資,協議額為442億美元,實際到位資金184億美元,受金融危機影響,東盟企業對華投資有所減少。中國企業對東盟投資雖少于東盟企業對華投資,但也在不斷增加,僅2000年,中國企業在東盟的投資項目就有56個,協議金額1.7億美元,實際投入1.2億美元。應該說,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剛剛起步,加入WTO,中國將有更多的企業走出國門,進行跨國投資生產經營,推動國際直接投資的雙向流動。東盟以其獨特的地理優勢和資源優勢,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首選目標之一。
  其四,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是全方位的,不僅涉及貿易、投資和科技領域,而且在金融、文化、航空、旅游、郵電、交通、海運、環保等領域的合作與交流,也取得了明顯的進展。
    三、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面臨的問題及前景
  2002年11月,中國和東盟領導人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獻,標志著中國-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進程正式開始啟動,為未來中國與東盟經濟的合作與發展以及整個東亞區域經濟合作實現共贏,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注:述評《促進中國與東盟共贏的歷史性步驟》,人民網2002年11月4日。)
  1.面臨的問題
  應該指出的是,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雖已達成協議,且通過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但在未來的十年內自由貿易區能否如期建立,仍然存在不少變數和問題,較為突出的有:
  一是“中國威脅論”仍有市場,一些東南亞國家的政府官員仍懷疑這項計劃的可行性,担心大量中國廉價商品的流入,可能“摧毀東南亞經濟”。對此,在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舉辦的《2002年區域前景論壇》上,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賡武教授和世貿組織侯任總干事蘇帕猜針對中國的崛起和入世指出,東南亞必須擺脫“中國威脅論”的悲情,以把握住中國帶給本地區的機會。
  二是如何處理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產品的競爭互補性。中國與東盟之間有很強的互補性,但不可否認的是,雙方也存在一些相互間競爭性很強的產品。因此,在如何安排“敏感產品”的開放,如何保護各自的弱勢產品,亦即如何達到雙方互利雙贏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難題需要解決。
  三是如何歷史、現實、客觀地認識與處理中國與東盟在南海島嶼的紛爭,切實履行中國與東盟剛剛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使建立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有一個良好穩定的周邊環境。
  四是美國在東亞有著巨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利益,美國對東亞政策的變化將對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產生重要的影響。1992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提出建立“東亞經濟論壇”就是因為美國的反對而作罷,即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上述問題中國與東盟各國必須加緊研究,形成共識,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措施,否則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合作進程就會受到影響。
  2.雙贏前景
  從目前發展的實際進程來看,建立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為人們展示了一個雙贏或多贏的前景:首先,對中國來說,可以進一步擴大與東盟的雙向貿易和投資。目前,雖然東南亞人均GDP約為1,300美元,比中國稍高,中國約為900美元,但從總體來看,中國的工業和科技發展水平要高于東南亞。因此貿易區建立后,中國將會增加從東南亞進口初級產品和對東南亞出口工業產品。2001年,中國對東盟的雙邊貿易額已超過400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去年,由于世界經濟低迷和“9·11”事件,東盟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的貿易是下降的,惟有與中國的貿易是增長的。隨著雙邊貿易的發展,今后不長的時間內,東盟對于中國來說,很有可能成為與美國、日本、歐洲平起平坐的四大貿易伙伴之一。其次,對于東盟國家來說,不僅可以增加與中國的貿易,還會大大增加中國對東盟的投資和旅游。目前,中國已在東南亞各國的能源、礦產、農業、家用電器、食品加工等行業有了一定的投資。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中國與東盟經濟合作進程的加快,中國的企業將會越來越多地走出國門去發展,由于地理和人文因素,東南亞是中國企業的首選地之一。隨著中國人收入和休閑時間的增加,出國旅游的人也會越來越多,而東南亞亦是其首選地之一。
  建立自由貿易區,不僅在經濟上對中國和東盟是互惠雙贏的,而且在政治上和安全上也是有利的。雙邊貿易增加了,經濟技術合作加強了,雙邊的政治與安全關系也會隨之發展,促進睦鄰友好,本地區的局勢也會更加穩定。這樣中國和東南亞各國都會有一個穩定的地區環境來發展經濟。可見,對于中國和東盟雙方來說,建立自由貿易區,在經濟上和政治外交安全上都同等重要。因此,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不僅是雙贏,還會導致多贏局面的出現。
世界經濟研究滬77~82F8世界經濟導刊尤安山20032003發展與東盟國家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建立穩定的周邊環境,是中國外交以及對外經濟發展的長期目標。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中國對地區多邊合作的態度,已從90年代初的謹慎觀望變得更為積極主動,力爭在地區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則是中國在參與區域經濟合作進程中邁出的關鍵性一步,它將改變中國迄今為止沒有參加任何層面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歷史。本文將從中國整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出發,著重就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構想出臺的國際反響、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必然性,以及問題前景等做一分析探討。自由貿易區/國際反響/必然性/前景尤安山,男,年生,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世界經濟研究滬77~82F8世界經濟導刊尤安山20032003發展與東盟國家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建立穩定的周邊環境,是中國外交以及對外經濟發展的長期目標。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中國對地區多邊合作的態度,已從90年代初的謹慎觀望變得更為積極主動,力爭在地區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則是中國在參與區域經濟合作進程中邁出的關鍵性一步,它將改變中國迄今為止沒有參加任何層面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歷史。本文將從中國整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出發,著重就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構想出臺的國際反響、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必然性,以及問題前景等做一分析探討。自由貿易區/國際反響/必然性/前景
2013-09-10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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