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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張岱年的文化觀——“綜合創新”論
論張岱年的文化觀——“綜合創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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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人類已進入到一個新的時代——文化的“綜合創新”時代。
  從遠古到今天,人類文化的發展可以歸納為:(一)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同學派,或不同學說的“綜合”。亦即博采各學派或學說之所長,而“創新”出一種更高的文化。這種方式可稱之為文化的內部“綜合”。(二)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與其他民族、國家文化的“綜合”。亦即立足本民族國家,吸取外來文化之所長,以補本民族、國家文化之不足,而“創新”出一種更高的文化。這種方式可稱為與外部文化的“綜合”。以上兩種方式,對一個民族或國家說,在一定時期內側重于第一種方式,而在另一時期內則側重于第二種方式。兩者交替進行,不斷“綜合”,不斷“創新”,從而促進了人類文化的發展和進步。
  20世紀是人類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100年。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特別是后半個世紀高科技的迅猛發展,不僅給人類帶來了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在文化上促使人類認真思考,探索并掌握人類文化發展的規律。在20世紀之前,人類的文化雖然是按照“綜合”“創新”而發展的,但是人類并不能自覺地掌握和運用這一規律。它具體地表現在:(一)地域的局限。這一時期的文化“綜合”僅在一個民族、國家之內,或幾個民族、國家之間。它還不能稱之為世界性的。(二)領域的局限。在這一時期,文化的“綜合”僅是在政治、經濟、哲學、文學、藝術的一個或幾個領域之內,它還不能稱之為全方位的。由此可見,在20世紀之前,人類尚未進入文化“綜合創新”的新時代。
   20世紀末人類已進入文化“綜合創新”的時代
  人類能夠比較自覺地對已有的文化進行世界性的、全方位的“綜合”,以“創新”人類的文化,是從20世紀中期開始。應該說,這是人類文化史中的重大突破,對人類的文化產生巨大的積極影響。現在已是20世紀末,人類已進入了文化“綜合創新”的新時代,但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漸進的艱苦的歷程。
  19世紀馬克思主義興起,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發表了《共產黨宣言》,對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矛盾作了深刻的揭露和無情的批判。他們站立在全人類的高度從理論上對資本主義文化現象的批判,激勵著共產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在20世紀的前50年里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戰火紛飛,生靈涂炭,人民流離失所,社會經濟凋敝,造成人類空前災難。但戰火又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產物。它以鐵的事實證實了《共產黨宣言》的基本理論,資本主義的深重矛盾已暴露無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陳獨秀等在中國熱情宣傳馬克思主義,使之得到迅速傳播。一批中國有識之士,梁啟超寫有《歐游心影錄》,梁漱溟著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們對資本主義存在的矛盾已有了較明確的認識。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提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主張,為了和緩社會矛盾,避免中國步西方資本主義的后塵。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國家紛紛醫治戰爭的創傷,復興經濟。他們提出了所謂的“完善”資本主義的措施,內容可概括為三個方面:(一)增加對國有企業的投資,增加國家資本成分,以便于政府干預經濟,以減輕生產的盲目性。(二)實施累進稅制,對遺產稅、個人所得稅等課以累進的重稅,一方面可以充實國庫,另一方面可以減輕社會財富的過于集中。(三)建立“福利社會”,政府從高稅的收入中,提取一部份用于貧困者的衣食住行、生養病死,以至教育的資助,以提高人民福利,緩和社會矛盾。西方國家利用發達資本主義的優勢,盤剝第三世界。因此他們提出的所謂“完善”資本主義的措施,并沒有改變其資本主義的本質,但在戰后50余年中對他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基本穩定起了一定作用。如果認真地研究,我們不難發現:從體系上說社會主義和“完善”后的資本主義是兩個相異思想體系,但是西方“完善”資本主義的一些措施與社會主義又有相近之處。由此,可以這樣認為,西方對資本主義的“完善”得益于社會主義思想。
  20世紀50年代末,當時的“鐵幕”使社會主義國家孤立在世界之外。在西方國家“完善”資本主義的同時,社會主義國家的一批有識的經濟學者,為了“搞活社會主義經濟”,不惜冒著生命危險提出了“開放改革”的思想。雖然,在社會主義諸國之中,于時間上有先有后,于程度上有深有淺。而在思想上則基本一致: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經濟”和“經濟管理”。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商品”是資本主義的“細胞”,有了商品生產就必需建立市場經濟;建立市場經濟必需加強經濟管理。
  以上事實充分說明,在世界范圍內,兩種不同政治體系之間,雖然尚處于壁壘森嚴的時期,但在文化上卻進行了取人之長,以補己之不足,標志著人類已邁入“綜合創新”的時代。
  從本世紀60年代起,人類的高科技術得到高速發展。由于訊息工程和交通的發展提高,世界變小了,人們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大量訊息。這必將加速人類在世界范圍內,從全方位上進行文化的“綜合創新”的進程。在本世紀末、90年代初,東歐諸國和原蘇聯相繼解體,世界的政治形勢已產生重大轉變。以兩個陣營為對壘的冷戰已結束。人類意識形態的分歧相對削弱,以及世界政治出現了多元化的格局,為人類文化“綜合創新”提供了有利條件。
   新的時代,呼喚新的文化觀
  人類已進入“綜合創新”的文化新時代,與之相適應,也欲呼喚出新的文化觀。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包括海外華人社會)再一次掀起了討論中國文化的“文化熱”。從近百年中國歷史來看,關于文化的討論,“高潮”迭起,延綿不絕。在人類文化史上誠屬罕見。推其原委,不可忽視中國知識分子在傳統文化薰陶之下對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前途的高度關注。就這一意義上說,中國歷史上的文化爭論與本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是一脈相承的。但是,這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值得重視的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如何把握時代精神,以區分歷史上的文化爭論與80年代“文化熱”的本質不同。
  (一)把握時代精神,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文化
  張岱年先生為研究、整理、發掘中國哲學和傳統思想文化傾住了他的全副精力。早在二三十年代,尚在求學時期的張岱年先生就接受了剛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以他當時的話來說,對這種新的哲學為之“心折”。同時,又對西方哲學家懷德海、博巖德等的邏輯分析法大加贊賞,并吸取其科學內容。張岱年先生擷取西方哲學之“精華”,與他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整理、發掘融為一體。因之,在對中國哲學的主要范疇、概念的厘定上,在對中國唯物論和辯證思維的整理上,在對中華民族“精神支柱”的發掘和提練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這是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文化寶庫中的一份極為珍貴的財富。
  張岱年先生在治學上求“新”(創新)、求“誠”(真理);在為人上剛毅木納,寬厚待人,體現出中國學者的高尚風范。而且他又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在80年代的“文化熱”中他并不滿足于平靜的“書齋”生活。當時已年近8旬的張岱年先生以全副熱情投入這場文化之爭。他以敏銳的目光,指出“在近幾年的文化問題討論中,有的學者所提出的觀點,似乎是很‘新’,實際上卻沒有把握時代的精神。”[1]今日的時代精神與二三十年代有無不同?應如何把握今日的時代精神?對此,他作了深刻的分析:
  “在二三十年代,當時討論的是:中國走向何處?中國文化走向何處?中國到底應如何辦?這是那個時代面臨的問題。時隔半個世紀之后的今天,我國早已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二三十年代面臨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目標和方向已經確定了。現在的任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一定的文化總是一定社會形態的反映。我國當今的社會狀況與二三十年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已大不相同,而且是大大的進步了。不同的時代應有不同的時代精神。在文化建設上,今天我們如何把握時代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我認為對這個問題應有一個明確的認識。”[2]
  以上這些精湛之言,是針對80年代“文化熱”中出現的“傳統文化否定論”而說的。張岱年先生語重心長地說:“可是在80年代的中國人中,有人卻偏偏看不起自己,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如果說中國國民性中有‘奴性’的一面,那末這些人看不起中國的思想,正是‘奴性’‘劣根性’的表現。我們有責任來糾正這種思潮。”[3]
  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張岱年先生就投身于二三十年代的文化爭論中。1935年5月,他寫出《西化與創造》一文,他指出:
  “現在的中國文化問題,已不是東西文化的問題,而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文化的問題。資本主義文化,或社會主義文化,將來的中國,無所逃于此二者。……事實所昭示,現在中國處在世界公共殖民地的地位,在帝國主義重重束縛之中,想建立一個健全的資本主義文化,企圖與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站在平等的地位,那是絕不可能的,……現在的中國,在能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文化之前,只能是一個大過渡時代,在這大過渡時代,應能完成過渡時代的工作。現在中國的文化工作,必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準備工作。[4]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張先生就預料中國的前途絕不可能是資本主義,當時的中國文化工作,必定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準備。聯系80年代《綜合、創新,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一文,可見他對建設中國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執著追求是始終如一的。
  (二)從“綜合創造”到“綜合創新”
  1935年1月10日,陶希圣、薩孟武等10位當時文化名流聯名在《文化建設月刊》上發表了《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又稱“一十宣言”)。該文的發表,引起了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又一次文化爭論高潮。張岱年先生滿懷熱情地投入了這場爭論,在此前后,寫出了《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1933年6月)、《關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1935年3月)、《西化與創造》(1935年5月)等三篇文章(均收入《張岱年文集》第1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
  在《關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中,張先生對他在《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一文中的基本文化觀作了簡明的歸納:
  “主張兼綜東西方之長,發揚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同時采納西洋的有價值的精良的貢獻,融合為一,而創成一種新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調和。而要作一種創造的綜合。”
  張岱年先生提出[5]文化必須“綜合”,而且強調這種“綜合”是“創新”的“綜合”,甚至提出了“文化的創造主義”:
  “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主張,更顯明的說,其實可以說是‘文化創造主義’。不因襲,不抄襲,而要從新創造。對于過去及現存的一切,概取批判的態度;對于將來,要發揮我們的創造精神!宇宙中一切都是新陳代謝的,只有創造力永遠不滅而是值得我們執著的。
  惟有信取“文化的創造主義”而實踐之,然后中華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預文化之再生,然后民族才能復興。創造新的中國本位的文化,無疑的,是中國文化之惟一出路。”[6]
  在這一時期,張岱年先生的文化觀既強調“綜合”,更強調“創造”。因此,有的學者將張先生在30年代的文化觀,歸納為“綜合創造”這是可取的。
  由于張岱年先生在這一時期的文章中沿用了“中國本位文化”這個詞,而且也說過,他的文化觀“大體上是與‘一十宣言’所說相同的”。因此,有的學者認為張先生在30年代的文化觀是贊同“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的。這一認識,我認為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在以上引文中,張先生的確沿用過“中國本位文化”一詞,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詞之前,一般都冠以“所謂”和“創造新的”等限定詞。第二,張先生說,他的文化觀與“一十宣言”大體相同。“大體”相同,并不等于“全部”贊同。事實上,在《關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中,多處對“一十宣言”提出了批評:“也許因為是一個簡單的宣言,所說似還不免籠統”。“欲使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意義成清楚的,還須考察:過去的中國文化是什么?中國文化的特色在哪里?世界文化之大流趨于何方?中國所缺乏、即所需要者是些什么?不然所謂中國本位文化的觀念還是模糊不清的”。[7]既然,張岱年先生對“一十宣言”提出了“似還不免籠統”,“觀念還是模糊不清”等批評,就不可能得出他完全贊同的結論。
  1995年11月10日,我帶著以上問題請教了張岱年先生。我問:“岱老,您在30年代寫出《關于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一文,對‘一十宣言’是否持批判的態度?”岱老回答:“是”。又問:“您在這篇文章中批評‘一十宣言’‘觀念模糊不清’,又提出您的‘文化創造主義’強調文化的“綜合”與‘創造’。是否因為‘一十宣言’雖談吸收西方文化,但是它強調的是‘中國本位文化’,因此,它沒有徹底擺脫近百年來‘體用’之說的束縛,從而,您對‘一十宣言’持批判態度?”岱老肯定地回答:“是!”通過此次訪談,我更加深了對張岱年先生文化觀的理解:在主編《張岱年文集》過程中,我曾考慮過,為什么岱老在《張岱年文集》的6大卷、近400萬字的著作中,論及“中學”和“西學”誰是“體”,誰是“用”的文章一篇也沒有[8]。經過訪談,恍然大悟,因為岱老所追求的文化觀,是超越于傳統的“體用”之說,徹底擺脫“體用”之說束縛的文化觀。這也就是張岱年先生文化觀的“新意”之所在。
  從1984至1989年,在神州大地上又掀起了本世紀末“文化熱”的最高潮。年屆80的張岱年先生仍抖擻精神,筆耕不輟,在短短的5年中寫出了近20篇有關中國文化的文章。其中,明確地提出他的文化觀—“綜合創新”論,并加以系統闡明的,首推《綜合、創新,建立社會主義新文化》一文(成稿于1987年,收入《張岱年文集》第6卷,第1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89頁)。
  “文化綜合創新論”的提出是在1987年,這年的秋季在北京組織了兩次座談會,參加者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專家學者,會上對張岱年先生的“文化綜合創新論”反復進行論證。是年冬季,在山東濟寧市召開的一次全國學術會議上,由張岱年先生作主題發言,正式提出了他的“文化綜合創新論”。什么是綜合?什么是創新?張岱年先生作了如下的論述:
  “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文化是一個創新的事業。我認為:一方面要總結我國的傳統文化,探索近代中國落后的原因,經過深入的反思,對其優點和缺點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西方文化,對西方文化作具體分析,對其缺點和優點也要有一個明確的認識。根據我國國情,將上述兩個方面的優點綜合起來,創造出一種更高的文化。什么是創新?創新意味著這種新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不相同。因為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新文化。近幾年來,我寫了一些研究文章,自己撰了一個名詞:‘文化綜合創新論’。”
  “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一定要繼承和發揚自己的優良傳統,同時汲取西方文化的先進貢獻,逐步形成一個新的文化體系。這個新的文化體系,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指導下,以社會主義價值觀,來綜合中西文化之所長,而創新中國文化。它既是傳統文化的繼續,又高于已有的文化。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新文化。”[9]
  30年代張岱年先生提出“綜合創造”,而80年代提出“綜合創新”,對比兩者,在思想和思路上基本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說“綜合創新”是“綜合創造”的延伸和發展。而從文學上看,以“綜合創新”取代“綜合創造”僅一字之差,那末,“綜合創新”中的這個“新”字應如何理解,這就值得我們認真探討了。
   “文化綜合創新論”其中“新”字的含義
  張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綜合創新論”,其中這個“新”字的蘊含十分豐富,概括起來,有三個重要方面:
  (一)揭示出中國文化和人類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
  中國文化和人類文化的發展都是有規律可尋的。以中國三千年文化為例,其發展可劃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先秦至兩漢時期:歷史進入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異說,百家爭鳴,史稱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學術“黃金時代”。至戰國中后期,《荀子》有《非十二子》篇,《莊子》有《天下》篇,對諸子百家之說作出初步評論,這是中國古代文化第一次“綜合”的開始。秦呂不韋兼采諸子百家,著《呂氏春秋》。對這部著作的評價,舊說多認為是對諸子百家學說的“折衷”。這是值得商榷的。從文化的發展看,《呂氏春秋》應是對中國文化第一次“綜合”的嘗試。西漢初,劉安著《淮南鴻烈》(即《淮南子》)以道家為主體,兼采諸子百家。與此同時,西漢初又出現了相類似的“黃老之術”,對西漢初恢復經濟、充實國力起了重大作用。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獲得成功的文化“綜合”。至西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舊說對董仲舒的主張多有貶詞,其實,董仲舒既沒有“罷黜百家”,也沒有“獨尊儒術”,而是建立了以儒家為主體,兼采道、墨、法、農、陰陽、五行之說的新文化體系。這次文化的“綜合”,為中國后世的文化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從春秋戰國至兩漢,是中華民族內部的文化綜合時期。
  第二,隋唐至宋明時期:外來文化佛教于兩漢時期傳入中國,至隋唐進入鼎盛時期。這時,外來佛教與老莊、儒家學派逐漸結合,出現了中國化的佛教派別,促使佛教在中國廣泛流行。但是佛教的中國化,僅是中國化了的佛教而已,它仍屬于佛教,還不是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到宋代朱熹、程頤大膽地吸收了佛教文化中“一多相容”說,稱之為“理一分殊”,并以此為架構,建立了一個以儒學為主,兼采道家、魏晉玄學等中國傳統文化的“理學”體系。從哲學而言,這個體系博大縝密,提高了中國哲學的思辯水平,豐富了中國文化。后世稱程朱創立的“理學”體系為“新儒學”,從南宋至明清,在這600年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官方哲學。
  談到朱熹的“理學”,必然要想到韓愈。韓愈生活在盛唐時期,他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有“文起八代之衰”之美稱。他又是中國“道統”說的首創者,認為中國從堯、舜、周公、孔子到孟子存在一個道的傳統(“道統”),他自認是孟子之后“道統”的當然傳人,決心為封建鼎盛時期建立完整的理論體系。按韓愈的才華和決心,他是有條件完成的,但是,事與愿違,這個使命直到封建的中后期,由程朱完成。其原因何在?從文化方面來考察,主要在于如何對待外來文化。佛教產自古印度,傳入中國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結果。韓愈與朱熹受到佛學的薰陶,同時又反佛,這是相同的,而在反佛的內容上卻是不同的。佛教既是宗教,又是蘊涵豐富的佛學文化。韓愈說,如果將夷狄之教(指佛教,包含宗教和文化)加之于先王之教(指儒學)之上,“豈不悉為夷也”。為了防止中國“夷”化,對外來佛教(包括外來文化——佛學)采取簡單排斥的辦法。但朱熹則不同,他反佛,僅限于宗教,而對外來文化——佛學則大膽地吸取。由此可見,韓愈的反佛是簡單地“排佛”,而朱熹的反佛則是有分析地“融佛”。這也就是韓愈之所以失敗,朱熹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歷史留給后世以深刻的啟示:其一,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如何正確對待外來文化至為重要,只有大膽吸取,“綜合”人之所長,才能“創新”中國固有文化。其二,外來文化傳入中國,必須“中國化”才能植根于中國。但是中國化了的外來文化,仍屬外來文化,只有經過逐漸的“融合”,才能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份,成為真正的中國文化。
  從隋唐至明清是中外文化第一次交流時期,亦即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綜合”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不僅豐富了中國固有文化,而且給人們留下了寶貴的啟示。
  第三,明末清初至今后時期:從明末開始,“西學東漸”,西方文化隨著西方傳教士來華而傳入中國,引起了中西文化的碰撞。至清朝后期,帝國主義以武力入侵中國,中西文化之沖突更趨激化,引發出文化爭論。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文化爭論達到高潮,不少人提出從西方引進“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關于引進“賽先生”,從清朝后期起直至五四時期的文化爭論都未有阻力,爭論的關鍵在于該不該引進西方“德先生”。由于在五四時期,西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迅速在中國普及并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當時中國的文化爭論的焦點轉為:是以西方為師,或是“以俄為師”,亦即“中國應往何處去”的問題。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應往何處去”已成定局,而文化的爭論余波未熄,迄今尚未終止。
  從明末清初至今后時期,是中外文化第二次交流,亦即中西文化的“綜合”時期。
  中國文化在歷史上經歷了三次大的“綜合”,現存的中國文化實際上已是中外文化的“綜合體”。足見中國文化的發展有一個不斷“綜合”,不斷“創新”的過程,“綜合創新”揭示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規律。歐洲文化的發展與中國大體相同,亦有一個不斷“綜合”“創新”的過程。今日的歐洲文化繼承于古希臘、羅馬文化。在古代,古希臘羅馬吸取了古埃及文化,這是第一次“綜合”;中世紀時“十字軍東征”和跨歐亞的“蒙古帝國”建立,將古中國和古印度文化傳入歐洲,這是又一次的“綜合”;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近代歐洲文化,雖然它標榜著回到古希臘、羅馬的“人文主義”,而實際上由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當時海運大開,為歐洲文化博采人類文化之眾長提供了條件。
  由上足以證明,“綜合創新”既揭示了中國文化發展規律,又符合歐洲文化的發展,它亦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共同規律。這亦即是張岱年先生“綜合創新”文化觀,其中“新”字的首層涵義。
  (二)超越于近百年以來中國的舊文化觀“體用”說
  中國的傳統文化已不能完全適應于新的時代,必須更新。而傳統文化的更新,首先要求文化觀的更新。
  中國近百年的文化觀以“體用說”為主體:一為“中體西用”說,即“國粹派”;一為“西體中用”說,即“西化派”。歷史已證明,以上兩說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因為既要保持中國封建專制這個“體”,就不可能發展西方科學技術之“用”;同樣,既以完全模仿西方資本主義為“體”,則中國文化成為“奴才”文化,中國文化之“用”無從依附。這已是歷史的結論。
  這兩種文化觀在歷史上雖長年爭論不休,而從思想方法上看兩者都有錯誤,并且是同一個錯誤:即將某一種文化視為絕對的好,另一種文化則視為絕對的壞,因此,不是揚此抑彼,就是揚彼抑此。這是形而上的思想方法。其實,中西文化都是在歷史上形成的,都受到歷史時代的束縛。不存在誰優誰劣、誰是誰非的問題。而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如中西文化都講“對立”與“統一”,西方文化強調一個事物的“統一”體中兩個“對立”面的“對立”“斗爭”,強調量變的積累必然引起質變的飛躍,促使事物向好的方面發展;而中國文化則強調兩個“對立”面的“統一”“和諧”,強調量變的積累以適“度”(即最佳狀態)為限,以避免事物向壞的方面發展。從中西的“對立”與“統一”觀中,可見兩者都反映出一定的客觀真理,兩者都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偏。因此,建設中國未來的新文化必然是:綜合中西,取人之所長,補己之所短,中西互補,以創造出新的中國文化。
  形而上學的“體用說”已被歷史淘汰,唯有張岱年先生提出的新文化觀——“文化綜合創新論”才能適應建設中國未來的新文化的要求。這亦即張岱年先生“綜合創新”文化觀中“新”字的第二層涵義。
  (三)順乎人類文化發展的潮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
  前文已作詳細論述,自世界二次大戰之后的半個世紀,由于世界經濟、政治的發展和變遷,加之通訊和交通科技的迅猛發展,世界變小了,訊息量增多,加速了人類文化的發展。當前人類已進入了新的時代——“文化綜合創新”的時代。今天,人類文化的“綜合”已突破了歷史上“地域”的局限,不僅是國與國之間,而是世界范圍的“綜合”,同時也突破了歷史上“領域”的局限,不僅是文化的某個領域之內,而是經濟、政治、文學、藝術、技術等全方位的“綜合”。這就是人類文化發展的新潮流。張岱年先生的“文化綜合創新論”是為適應這一人類文化新潮流而提出的。這是其一。同時,在中國,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已提到議事日程,張岱年先生的“文化綜合創新論”正是為這一宏偉目標而服務的。此為其二。綜合以上兩個方面,亦即“文化綜合創新論”中,其“新”字的第三層涵義。
  “文化綜合創新論”自1987年提出之后,在中國已獲得廣大學者和有識之士的贊同。在海外華人中亦獲得廣泛的共鳴。1989年張岱年先生又發表了《超越傳統,理解傳統》一文(收入《張岱年文集》第6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闡明了這樣一個關系:我們研究、理解傳統文化,目的是要超越傳統文化,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新文化;而要超越傳統文化,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新文化,又必須研究、理解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一切人類傳統文化。這一任務任重道遠,但我們相信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必將出現在神州大地之上。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京22-27G0文化研究劉鄂培19971997本文較為全面地論述了當代著名哲學家張岱年先生的文化觀——“綜合創新”論。作者認為,深入理解張先生的文化觀,對于進一步推動學術界研究、理解傳統文化,超越傳統文化,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新文化是有積極意義的。作者單位:清華大學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京22-27G0文化研究劉鄂培19971997本文較為全面地論述了當代著名哲學家張岱年先生的文化觀——“綜合創新”論。作者認為,深入理解張先生的文化觀,對于進一步推動學術界研究、理解傳統文化,超越傳統文化,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新文化是有積極意義的。
2013-09-10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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