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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當前長篇小說題材的歷史化傾向
論當前長篇小說題材的歷史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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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歷史性題材長篇小說是在民族文明轉型的生存背景中,超越當前文壇盛行的“經驗生活”話語,從思考民族精神文化和人類文明的層面選材的,因而沒有回避當代,而是創作題材選擇的歷史性進步。在創作中,作家表現出開創自足審美空間和尋找主體價值依據的思想意圖,作品體現出還原歷史本相和認同民間價值的精神向度,從而有效地支撐了當下文明的精神文化品位。但是,這類小說存在回避20世紀主流意識形態命題、對物質文明隔膜抗拒和認同轉型期負面價值的缺陷,足以剖析人類文明的經典性精神依據仍處在確立過程之中。
  [關鍵詞]文明轉型期 “經驗生活”話語 精神文化依據 精神深度 經典性
  * * *
   一
  我們的民族正處在從農業文明向工商業文明過渡的時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全方位地轉型,個體生存方式亦隨之更易,多向出擊,萬態紛呈,這種轉化、過渡又是政治性決斷先于思想文化和社會心理的充分準備,結果,時代表象體現出一種未確定、未完成、“測不準”的隨機性特征,人們被裹挾在時潮之中,卻又難識時代底蘊的“廬山真面目”。但是,如果透過紛雜表象從價值體系的層面來看,我們即可發現,當下中國的社會趨勢是由神圣走向世俗、由政治功利走向物質欲望。它具體表現在欲望、自然人性等生命瞬時價值追求日益興盛,個體本位、當下狀態至上之類的社會心理日益規則化,個體生命的形而上追求和當代作為民族文明一個時期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品格與意義卻處于潛隱的、被遮蔽的狀況。對于當前長篇小說題材的歷史化傾向,我們只有放到這樣一個嶄新的生存背景上來分析,才能夠切中肯綮。
  目前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局促于經驗生活情境或游移于東西方文化表征,雖然反響極大而實質上內涵單薄。
  “經濟小說”和“周末版散文”主要的創作興奮點,是刻畫轉型期城鄉人生中新穎獨特的人事煩惱和精明勢利的生存手段,并將一種或反諷或撫慰的情調貫注其中,它們實質上是轉型期世相與傳統情感的融合。因為品格基本純正,又具有一定的信息量和鮮活靈動的藝術圖景,這類作品獲得了廣泛的社會心理認同。其局限是沉溺于具體的生存處境和樸素的經驗型把握,缺乏大視野、高境界地駕馭整個人生和民族文明現狀的精神高度。
  另一種在文壇“呼風喚雨”的走向,是世俗化、狀態化的時尚。王朔、何頓等人在成功地把“市俗”這一生存空間抬進文壇的同時,用“生活無罪”作理由,自覺或不自覺地把以活著為最高目標、以狀態為關注中心的世俗價值準則,升到了它們不應有的新型民族精神規范的高度。還有一些作家則標榜“邊緣化位置”、“個人化寫作”,致力于表現“私人生活”、“個人體驗”,把并沒有多少典型性的自我生命的存在,膨脹成了人類生存的真相。等而下之的,是目標指向讀者欽羨獵奇心理的、對名人逸事和大款“風采”喋喋不休的絮叨。這類作品雖然與商業文明的表面特征存在某些相吻合的地方,卻顯露出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精神含量的淺薄。
  一些知識累積更豐富的作家,則向文明轉型后的西方文化探尋,但由于缺乏生活土壤,缺乏現實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也由于對西方文化把握的表面化和“見樹不見林”的片面化傾向,結果,西方現代、后現代的精神意味,在他們手中就令人沮喪地演化成了名士才子的精神清談和話語游戲。
  可以這么說,不少作家過于貼近經驗生活情境和熱門話題的精神語境,還沒有找到在人類文化史上作為一個精神主體的價值定位和思維根基,因而缺乏剖析和概括轉型期時代底蘊的超越性精神依據,作品也就只能局囿于當下情境和表象的層面。而且,無論是世相寫真還是認同世俗,其中都體現出一種與世浮沉、忍耐苛且的生存哲學,這就更加妨礙了品格崇高、意蘊厚重的大作品從這些作家中誕生。
  貼緊轉型期世態的作品對當下處境、“仿寫”西方文化的作品對一套具體的話語體系的依賴,使我不由聯想起中國新文學史上那些緊隨政治風潮的作品。本世紀的中國作家往往以民族階段性的政治價值追求為創作最高目標,殫精竭慮地在逼仄的語域內表現“時代的本質”,實際上卻不過是以各具特色的藝術圖景,表達創作者對主流意識形態既有認識成果的體驗和理解,結果,因為20世紀的中國總是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各種緊迫的時代課題,作家們就隨之急功近利,大量地生產草率的即時應景之作;一旦時代風尚出現弊端和迷誤,精神處于同一思維框架內的作家們,則喪失了自我強健的評斷批判力;某些既具鮮明時代特色又有一定歷史文化蘊涵,為當時人們公認的優秀之作,也往往因精神依據的缺陷隨歲月流逝而失去了奪目的光彩。緊貼瞬時情境極易導致精神文化價值的稀薄,這是不能不引起企圖有所作為的作家們足夠警惕的。
  正是在這樣的生存和文學背景下,不少嚴肅誠懇的藝術家將目光投向了本民族的歷史時空。細讀這類作品我們即可看到,創作者實際上懷著相當深沉的時代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而且基本擺脫了藝術思維與生活表象亦步亦趨的狀態,體現出從思考我們民族精神文化底蘊、從人類文明的深層次高視點出發選取創作題材的特色。他們是力圖通過再現已經定型的民族生存情景,來建構自我的精神空間,并從中提煉出具有文明層面普遍意義的價值規則、精神依據,以揭示中國文明轉換的歷史命運和前因后果,更進一步地透視當今的時代。應當說,這是中國作家題材選擇的歷史性進步。
  對于長篇小說題材的歷史化傾向,評論界習慣性地用“回避當代”予以貶低。這種單純以題材的生活領域來判斷作家精神價值取向的觀點,是表面化和缺乏說明力的。它不能解釋恰恰是那些最具創造魄力和責任感、使命感的作家紛紛鐘情于歷史性題材的事實,也不能說明目前的歷史性題材作品反而更有思想藝術沖擊力的原因,甚至對評論界本身在總體上貶低歷史化傾向、卻又把最熱情的贊譽置于歷史性題材的具體作品這一矛盾現象,也不能自圓其說。實際上,如果作家的精神深度與時代底蘊處于同一層面,那么,不管選取何種題材,作品流貫的都是時代的血液,都具有引導讀者把握時代底蘊的啟示意義。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和《亨利五世》都洋溢著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精神,托爾斯泰的《復活》、《安娜·卡列寧娜》、《戰爭與和平》皆能成為“俄國革命的鏡子”。對當前長篇小說題材的歷史化傾向,我們必須從作家的精神深度、作品的精神格局著眼來研究,才有可能準確地把握其內在的實質。
   二
  當前長篇小說題材的歷史化傾向,實際上泛指各種創作題材脫離市場經濟這一生存境域的現象。從精神文化的層面來看,這種選材傾向最值得關注的也許是作家的創作宗旨和作品所達到的精神深度。
  我們就首先從作家的創作宗旨和精神意圖來考察。
  我認為,一部分作家將筆墨移離當代,是為了開拓一方獨立自足的精神空間,從而營構出氣局宏闊、境界新穎、蘊涵厚重的力作巨著。不少老作家累積幾十年的文獻和素材,在晚年較為寬裕從容的條件下才形諸文字,從而創作出《萬里長城圖》、《新戰爭與和平》、《戰爭與人》這樣全景性題材的煌煌巨制。“五七族”及其同輩作家,是希望在長時間引領文壇風騷之后,潛入自己獨有的創作“領地”,經營出能夠全面展示創作實力和水準的代表性作品。王蒙的“季節”系列、劉心武的“三樓”工程都屬此類。傳統意義的長篇歷史小說,如《曾國藩》、《雍正皇帝》等,則致力于再現我們民族生存的“經典圖景”。還有些原本屬于文壇“散兵游勇”的作家,因盡他們的才力在一小塊“自留地”上兢兢業業地耕耘,也產出了豐碩的文學果實,《百年海狼》、《七月》就是典型的例證。這些作家所顯示的從容自足的創作風度,是對轉型期文化過渡性狀態的穩健超越。
  另一部分作家越過當代關注歷史,目的在尋找背景和參照物,對創作主體進行恰當的精神文化定位,以便再回過頭來透徹地把握、正確地評斷當今時代。先鋒派小說家從超時空的、玄虛的生存感悟,轉向具體的社會歷史經驗,轉向對中國近現代凡俗大眾生命狀態的寫實,目的就是為了真正實在地洞察中國人的生存真相。余華由《河邊的錯誤》、《現實一種》向《許三觀賣血記》、《活著》的創作轉化即為顯例。《白鹿原》、《紀實與虛構》、《故鄉相處流傳》、《豐乳肥臀》等等,則從村史、家族史乃至種族史的角度,探討中國在20世紀的歷史命運及其文化心理根源。通過研讀某種遠離當下情景的底層民眾群落的生命狀態,來確立自我價值依據的作品,當以《心靈史》、《九月寓言》為代表。這些作品實際上極具時代針對性,隱含著對處于文明轉換過程的當代的深刻思考,它們是一種“退而織網”、以退為進的精神行為。
  如果說,作家的創作宗旨、精神意圖從外在思維路向方面,顯示出他們比局囿于當下語境的創作者更為宏闊的思想視野和更為高遠的精神抱負,那么,歷史性題材長篇小說的精神趨向和精神深度,則顯示出這種精神抱負在實踐中已經達到的程度。
  走向歷史文化的原初狀態,恢復歷史“本色”,這是歷史性題材長篇第一個顯著的精神趨向。以往我國的長篇小說總是致力于通過描寫重大的歷史事件,去揭示歷史的本質和規律,作品具有明顯的認識論框架。當前的歷史性題材長篇則以還原歷史本相為目標,顯示出寬泛得多的思想視野。王蒙的《戀愛的季節》和《失態的季節》對50年代的時代話語進行汪洋恣肆的戲擬。張賢亮的《我的菩提樹》干脆讓整部作品成為特定時代一本個人日記的闡述。作家在這里堅持不過濾、不升華、不藝術化的“記憶還原”的原則,力圖使歷史生活的情景纖毫畢現、準確無誤。《許三觀賣血記》、《紀實與虛構》等作品,則通過對歷史滄桑中變幻莫測的個人、種姓命運的揣摩和想象,來揭示特定歷史情境中個體生存的真相,它們是一種“體驗性還原”。這兩種還原所體現的,是創作者對歷史既定話語形態的懷疑和顛覆,是以解構為主導傾向的思維運作。還有兩種還原表現出解構與建構相結合的特征。其一是“文獻還原”。《萬里長城圖》、《新戰爭與和平》、《曾國藩》,包括早幾年出現的《皖南事變》,不僅全方位地、忠實地再現了當時的歷史情景,而且以研究分析的眼光,連歷史事件中出現的各種文獻資料也和盤托出,從而在藝術時空之外,成功地建構了一個學術時空,使作品顯示出“存在的全方位呈現”的特色。《心靈史》、《馬橋詞典》等作品可稱為“精神還原”。張承志的《心靈史》,就是以還原和張揚哲合忍耶宗教徒在窮苦、壓迫中堅守內心自由和信仰的精神為創作主旨,連體現創作思維特色的作品結構方式,都與哲合忍耶教派的圣典保持了同一性。《馬橋詞典》以文化相對主義和語言生存論哲學為思維根基,從言語這一形式化地凝結和體現人的生存的精神角度,還原了馬橋人的文化生態,顯示了馬橋人的生存規范。
  在此基礎上,其中的部分作品更進一步,顯示出一種走向民間、認同民間價值的精神立場。代表性作品當推《心靈史》、《九月寓言》和《白鹿原》、《豐乳肥臀》。《白鹿原》和《豐乳肥臀》致力于挖掘支撐苦難動蕩的20世紀中國的民間精神力量,《心靈史》和《九月寓言》則滿懷激情地推崇民間那超越社會歷史境遇、超越現實苦難的高質量的精神生命境界。這些作家以文化精英的姿態,熱切地關注著與城市文化、商業文明異質的民間空間;還有意地消解民間生存空間的體制特征,而將它們當作人類文明的一種狀態進行考察;并力圖發掘中國傳統民間各種群落生態中那些具有文明層面永恒意義的生命形態和精神文化價值元素。發掘的成功,使這些作品具備了足以與整個轉型期乃至轉型后的商業文明的價值規范相映照和抗衡的思想份量。因而他們一旦回過頭來觀照和批判當代文化現狀,就顯出洞若觀火、一針見血的思想穿透力和難以抗拒的精神魅力。張承志、張煒散文的思想份量正肇源于此。
  基于上述分析,我認為,目前的歷史性題材長篇小說攪動了時代精神文化和當代藝術規范的最底層,代表著我們民族對于被世俗表象遮蔽的民族當下文明的品位進行追尋、判斷和塑造的傾向。作家們突破瞬時生活情境營構精神空間,突破反映歷史“本質”的傳統創作觀念再現歷史生活的原初狀態,小說的精神格局就獲得了極大的擴展,而且表現出摒棄固有思維模式、回到事實本身進行原創性思考的意味。其中的出類拔萃之作已經較成功地建構了創作主體的價值和話語體系。在藝術上,《心靈史》、《馬橋詞典》、《我的菩提樹》等作品表現出文本構成的跨領域性特征,具有向小說文體乃至整個學科界域理論挑戰的性質,《九月寓言》、《曾國藩》、《失態的季節》則極大地豐富了小說的表現方式和藝術境界。這種文體的變異和表現方式的擴展,又與整部作品達到的人文內涵的深度水乳交融、相輔相成,它對作家思維方式的影響、對中國小說文體發展的意義和價值,就都是不可忽視的。總括幾方面的創建,再與幾類時尚性的作品進行比較,我們可以下這樣的判斷:歷史性題材的長篇小說,代表著我國當前長篇小說創作的最高成就。
   三
  歷史性題材長篇小說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不意味著思想藝術都足夠完美的經典之作已經誕生。從更高的標準來看,其中最優秀的作品也仍然難以承受多角度、全方位的嚴格檢驗。總括看來,當前的歷史性題材長篇較突出地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缺陷。
  首先,歷史性題材長篇小說顯示出一種回避解答20世紀主流意識形態命題的傾向。《白鹿原》從傳統文化人格屈辱和敗落的角度解剖20世紀中國血與火的斗爭,卻回避或漠視了對土地這一在本世紀中國種種斗爭中均帶根本性的問題的思考,小說作為一部“民族秘史”,就顯得根基不牢。《心靈史》以哲合忍耶底層民眾200年的歷史真相,來倡揚心靈自由、信仰和人道的精神,確實體現出作者對中華民族精神劣質的深刻洞察,對人類文明終極價值的深沉關注,但由彌漫于作品的血腥氣所透露的、對于國家意識和體制的仇視心理,一旦置于政治歷史領域,就不能不受到質疑,作者因執著信仰精神而削弱了政治意識形態命題應有的份量,反而使小說在把握社會歷史方面顯出主觀性和偏執性。回避主流意識形態的具體命題,使這些極為優秀的作品,也仍然難以從根本上解開20世紀中國的種種歷史之結。
  其次,某些歷史性題材長篇透露出作者潛在的、對物質文明甚至是文明的隔膜和抗拒心理。《九月寓言》所表現的生命境界無論怎樣地自在自由、生命力飽滿、天人合一,說到底不過是一種農業文明、“野地田園”的生態,它實質上隱含著的作者的心靈潛語,是對于人的物欲滿足的排斥心態,這不能不說在尊重和關懷豐富博大的人性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先鋒派小說家的歷史性題材作品往往熱衷于觀照“腐爛霉變”性的歷史生活空間,作為一種把當代體驗貫注于歷史材料的藝術創作,這類小說與作者對文革災難夢魘般的記憶密切相關,但更根本的,則是體現出作者對當下狀態及由此升華的對整個生存的悲觀、沮喪乃至灰暗的心理感受。這些作家在抒發對物質文明強盛氣勢所可能導致的精神的萎縮腐爛的憤怒與恐懼時,表現出倒臟水連孩子一起倒掉的危險趨向。
  再次,目前的歷史性題材長篇小說較普遍地存在著對文明轉型期的負面價值予以認同的現象。其中最突出的是迎合商業社會大眾鄙俗欲望的傾向。《白鹿原》對于白鹿原“畸形性史”的過分渲染顯然是一種媚俗,由此導致的作品精神內涵的蕪雜不免令人扼腕嘆惜。《豐乳肥臀》讓主人公以自然生命力,來支撐和化解嚴峻殘酷的政治斗爭所導致的人類苦難,從個體生命的視角看倒也別見深度,但其邏輯可能性和歷史事實依據卻不能不令人大感懷疑。這種傾向也不是說達不到精神哲學的深度,關鍵在于從人類文明的高度看,其哲學立場本身就是俗氣淺薄的。另外,由誤解多元化、個人化的精神趨勢所帶來的消解、淡化創作主體價值判斷的趨向,顯示出一種相對主義的認識論態度和妥協狡黠的精神人格姿態。最典型的例證是王蒙的《戀愛的季節》和《失態的季節》。這兩部作品對作者同代人精神面貌體察的深刻精微和表現的圓熟老到,當然令人嘆服,作品的語言戲擬也確實能以其不定向性引發讀者更多的聯想和思考、體味,但作者的精神向度不是深潛、而是彌散在經驗生活的“狀態之流”中。放棄建構權威話語的努力,小說作為精神話語的份量和權威性,也就相應地將在某種程度上被削弱。
  當前歷史性題材長篇小說的種種局限表明,中國作家足以剖析人類文明的精神依據仍處在確立的過程之中,部分作家認定的生命理想狀態、終極價值目標,只能作為“同路人”超越生存困境的精神家園,真正從精神文化層面既洞察時代又超越當下語境、既具時代價值又富歷史意義的偉大作品的誕生,尚需作家們不斷地豐富和修正自我,沿著已有的高起點進行更為艱難的攀登。
   (作者單位:長沙電力學院中文系,長沙,410077)
   (責任編輯 李傳書)*
  
  
  
  
長沙電力學院社會科學學報69-7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起林19971997 作者:長沙電力學院社會科學學報69-7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起林19971997
2013-09-10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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