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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戰時臺灣抗日新文學創作的審美特征[*]
論戰時臺灣抗日新文學創作的審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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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簡稱“戰時”)亦即臺灣半個世紀殖民地歷史的最后八年。在這八年里,留臺的抗日新文學家們,面對極端險惡的生存環境,自覺地調整了文學創作路向。文學創作較少反映抗日救亡的直接現實性,較多探討社會心理的暗流微波;文學創作淡化了表層的政治宣傳功能,突出了自身應有的審美期待。由此,戰時臺灣抗日新文學創作雖不如戰前那么繁富,然而卻形成了新的風貌與審美特征,那就是:沉郁的時代氣息,悲愴的藝術風格,駁雜的地區色彩。
    一
  不同時代的文學創作,總是具有不同的時代氣息的。尤其是當一個民族處于被侵略被凌辱的時期,其文學創作更是必然浸潤著濃烈的時代氣息的。戰時,中國民族劫難空前,作為中國民族整體中一部分的臺灣人民,更是倍受蹂躪。其時,臺灣人民的抗日救亡呼聲與強烈的民族抗爭意識,像藏于地殼中的“陰河”里的流水,蠕動著,流淌著,帶有較濃重的傷感情緒與悲劇意蘊。反映這一深層次的社會心理的文學作品,自然不能不涂上一層厚厚的沉郁的時代色彩。這主要表現在三類題材的文學作品中。
  第一類題材的文學作品,寫婆媳沖突。封建意識、封建觀念,存留于中國幾千年歷史長河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心理定勢與思維框架。時代雖然不斷地流變,朝代雖然不斷地更換,然而中國人依然一代一代背負著因襲的重担生存下來,就是被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半個世紀的臺灣,也不例外。臺灣“日本化”過程中,封建傳統意識仍然留存于臺灣中國人的腦海里,摧殘人性的婚姻關系造成的悲劇仍在不斷的上演。這一生活現象也就一直為臺灣抗日新文學家們所關注,且引入文學創作領域。戰時,這類題材的作品,寫被損害女性在兇悍的對立面淫威之下作出的反抗,顯得十分凝重而哀傷。呂赫著的《月夜》是戰時這類題材作品中頗有代表性的小說。寫婆媳沖突,婆婆虐待媳婦,造成媳婦或被“休去”或懸梁自盡,以此表達反封建主題。這類主題題材的文學作品,可以說帶有很強的中國傳統文化性,其源頭可上溯到漢樂府的《孔雀東南飛》。小說《月夜》題材雖舊,而意蘊卻新,新就新在它散發出的濃烈的時代氣息這一點上:嚴酷的“皇民化”過程中,臺灣中國人仍然是“中國人”,他們的思想觀念,生活習俗,他們的飲食男女,并沒有被“同化”。不是嗎?小說中的翠竹所受的傷害,主要是中國傳統式的。她在第二任丈夫家里,受盡了小姑與婆婆的辱罵、毒打與餓飯的責罚。這是夫權占統治地位的封建觀念支配的家庭中,不少媳婦的共同遭遇。她逃回娘家,想要離婚,這分明是新女性的一種生活選擇,然而這又與“我們不可能在祖宗的靈位上祀奉姑婆”的古訓相左,而為娘家父母與親戚們所不認可。這又分明是中國“五四”后一班新女性所難于沖破的羅網。最后,翠竹是欲生不能,欲死也不能。小說以她投河自盡被救結尾,意味深長,暗示出她尚未走完這苦難的人生旅程,類似于她這樣的中國女性還將繼續走下去。這就向讀者展示道:在“皇民化”高壓之下,臺灣中國人、臺灣中國女性,多半還是過的中國舊式傳統生活,不幸的婚姻還是那樣的把一個女性的一生引向毀滅。還可以說,間接地曲折地隱諱地表達了作家對戰時日本“皇民化”運動的最大蔑視與反抗。當然,這種蔑視與反抗,同翠竹抗議姑姑與婆婆的侮辱一樣,是凝重的哽噎的。
  第二類題材的文學作品,寫母與子矛盾。任何社會現象得到的反饋信息,大凡皆有正負兩面:附和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特別是當一個民族處于被奴役地位時,有作順民的,有為虎作倀的,有寧死不屈而保持民族氣節的。這大概是帶規律性的歷史現象。戰時,日本占領者強迫臺灣中國人的家庭“日本化”,吃飯、穿衣、住房、葬禮等等生活方式,一律“日本化”,企圖徹底摧毀中國傳統社會根基與中國民族傳統習俗。這無疑會在臺灣中國人中引起普遍的極大的反響。接受“日化家庭”,還是維護“中國化家庭”,在許多臺灣家庭中引起層層波瀾與尖銳激烈的沖突,乃至形成“一家兩制”局面。戰時,不少臺灣作家從不同角度描繪了這一生活事件,表達臺灣中國人的反日斗爭情緒與強烈的民族意識,鞭撻背叛民族傳統的丑行。吳濁流的《先生媽》便是反映這一生活熱點的力作。小說中的先生媽,是當地“街坊上數一數二”的有錢人家的老太太,吃穿優裕,生活起居有丫頭侍侯。然而,她感到不平不滿。她認為,自己從前雖然“窮得很”,但是“比起現在還快活”。現在“有錢能有什么用?有兒子不必歡喜,大學畢業的也是個沒有用的東西”。她施舍金錢于乞丐,與乞丐親近,傾訴衷腸。這表明,她不愿與世俗同流,仍然保存中國傳統女性的慈善美德。小說著力寫她的最大不平不滿是“日本化家庭”。對于日本式生活,她由不適應到反感到發怒。她不吃“米噌汁”,“忍不住在草席上打坐的苦楚”,那又大又難掛的日本蚊帳“惱得先生滿腔郁塞”。對于兒子給她準備的日本和服,她不僅“始終不肯穿”,而且“用菜刀亂砍斷了”,邊砍邊說道:“留這樣的東西,我死的時候,恐怕有人給我穿上了,若是穿上這樣的東西,我也沒有面子去見祖宗。”憤怒與憎惡之情,可以說發泄得淋漓盡致。臨終時,她向兒子“囑咐死后的事”:“我不曉得日本話,死了以后,不可用日本和尚。”表明了她對“日本化”恨之深深,痛之切切。小說中描寫的先生媽的兒子錢新發,“率先躬行”“日本化家庭”,也未必就是虔誠的。他勸阿媽學習日本話時,便泄漏了心跡——“知得時勢者,方為人上人”。他“沒可奈何,不得不把膳堂和母親的房子仍然修繕如舊”,不就是明證么?中國有“大義滅親”之說之事,錢新發的“奸義”卻無法“滅親”,反證明其“奸義”的不真誠。這就使小說透露出了當時復雜的臺灣社會心態之一面。
  第三類題材的作品,寫孩子們的游戲。日本占領者,在強迫臺灣中國人改換姓名,改用日語、改穿和服、改造房屋的同時,還向臺灣中小學生竭力灌輸法西斯的軍國主義意識。這一最殘忍的侵略行徑,自然為抗日的現實主義作家所矚目。堅貞不屈的愛國作家楊逵,頂著黑風惡浪,及時寫了小說《泥娃娃》,表達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及其在臺灣推行軍國主義教育的憤慨之情。小說中的“我”,幾次吟誦東方朔的賦文:“窮隱處兮窟兮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孤竹于首陽……”以示寧死不屈,矢志不移。正因為如此,“我”的憂患意識才特別深沉,“殖民地兒女的悲哀”才特別沉重。“我”從自己孩子受軍國主義教育影響而用泥巴作飛機、坦克相互攻擊的游戲,為孩子的未來深感憂慮,發出悲痛欲絕的告誡:“孩子,再也沒有比讓亡國的孩子去亡人之國更殘忍的事了。”所以,小說結尾,讓“一場雷電交加的傾盆大雨,把孩子的泥娃娃們打成一堆爛泥。”這一意味深長的結尾,暗示出日本軍國主義教育必然破產的命運,宣泄了作家至深至甚至切的憤懣之情。
  這三類題材的作品,共同表達了一個主題:日本占領者,不可能征服臺灣中國人的心。這些作品,或寫家庭中的婆媳矛盾,或寫家庭中的母子沖突,或寫家庭中孩子們的游戲,寓意隱諱曲折,沉郁的反日之志、民族之情的時代氣息,十分濃烈。
    二
  如果說臺灣“日據時期”是近代人類文明史上的悲劇時期的話,那么,中國大陸抗日戰爭時期,臺灣則處于這一悲劇的巔峰之上。悲哀、悲傷、悲痛、悲慘、悲慨、悲壯,既是半個世紀以來臺灣人民共同的多層次的心理態勢,也是臺灣社會的一種心理積淀。這當然來源于日本占領者的“皇民化”運動,以及“皇民化”運動中臺灣人民深感反抗的孤獨無援、孤苦無告而生的憂愁、憤懣、憤激與幻滅。這一心理狀態,在愛國的敏感的代表臺灣社會良知的文學家心中,形成一股澆不滅的情炎。悲愴成為他們的情感與情緒的情結核心。這自然賦予了戰時臺灣抗日新文學創作“悲愴”的藝術個性與審美特征。戰時,賴和與吳濁流的作品在這方面具有代表性。
  賴和具有非常堅定的民族意志。他一生都身著中國服裝,不穿日本和服;他一生都用中文寫作,不用日文寫作。他行醫,為臺灣人民醫治肉體苦痛;他為文,為臺灣人民代言。他既是一位高明的醫生,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學家,也是一位摯著的抗日志士。這一切,自然為日本占領者所不容。1941年12月,賴和又一次被捕入獄。他在獄中身心倍受摧殘。獄中一則日記這樣寫道:
  門鎖上,心里恐喉渴,不能自由飲水,便溺亦不利便,屢想愈不能眠,血液愈奔集腦際,血壓在高起,喉屢覺得干渴,要懇求屢為開鎖,恐于其怒,只有強忍。
  對于一位性情剛烈、矢志不渝的文學家與戰士來說,身陷囹圄的苦狀是比常人要高出許多的。這時的惆悵、悲愴之感,充溢于心間,流露于筆端。他寫下了這么一首詩:
  聞到今朝月正圓,幾回搔首向窗前,榕蔭漏出娟娟影,只得高墻不見天。這與他前不久寫的充滿憧憬與信心的詩句“人間苦熱無多久,回首東方月一痕”相比較,卻又是一番風味了。字里行間印現出一位矗立于敵人鐵窗前“獨愴然而泣下”的前行者的身影。顯然,這首詩具有濃郁的悲愴美。讀罷這首詩,再聯想到他出獄后不久的病逝,會令人悲哀而且悲憤不已的,同時也會令人感到欣慰與愉悅——一位與作家合一的抒情主人公,在如此險惡境遇里想到的不是個人安危而是臺灣的命運。
  吳濁流是在反日斗爭事件連年不斷的血與火中度過童年與少年時期生活的。臺灣人民著名的北埔起義、苗栗起義、西來庵起義就發生于他8—16歲之間。鄉親與兄長的被殺戮,長輩們的憤怒與仇恨,在他心田里播下了愛與恨的種子。他在讀書時,參加過罷課斗爭,他曾用過激文辭譏諷時弊與趾高氣揚、飛揚跋扈的日本占領者。抗戰爆發后,他由臺灣到大陸,目睹了日本帝國主義踐踏上海以及南京民眾遭屠戮的慘景。不久,他又返回臺灣。吳濁流這一生活經歷,確如龍瑛宗在《瞑想》中所說的:“jù@①知先生一出世,便陷于暗淡時代,狂風怒濤,生活于黑暗中,不無感時花濺淚的情懷。”他的作品,無論是詩歌還是小說,都帶有歷史性的性格、社會真相的一斷面與時代情形的投影,自然也有自我意識與自我形象的投入。他在戰時寫的短篇小說《先生媽》和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便達到了這一現實主義的最高品位。
  《先生媽》中的先生媽,抑制和反對“皇民化”運動確實最勇敢最堅決最徹底,恰似民族尊嚴與民族魂的象征。然而她又是孤軍奮斗的。她在家里,沒有一個同道者,沒有一個可用漢語交談的人,只得在兒子接待客人時“以出客廳來與客人談話為快”。尤其是,一家人“每夜不缺”的娛樂時,她一個人“冷冷淡淡”“孤孤單單”。小說這么寫道:
  獨有先生媽,絕不參加,吃飯后,只在自己房里,冷冷淡淡。有時蚊子咬腳,到了冬天也沒有爐子,只在床里,憑著床屏,孤孤單單拿被來蓋腳忍寒。
  看來,最勇敢最堅決最徹底地反對“皇民化”的先生媽,完全是個“多余人”、“零余者”。她的處境確實十分孤立,心緒確實不佳。這里的“忍寒”一詞似乎大有文章可做。“寒”者,不僅指天氣的嚴寒或寒冷,更包含家庭乃至整個社會充斥著的逼人“寒氣”,也許還有先生媽主觀感覺上的“清冷”。“忍”者,亦非僅僅“忍耐”,也許更含“忍受”之意。這不僅描寫出了先生媽此時此境中的心理狀態,而且也為先生媽的反日行為涂抹上了一層悲涼、悲憤、悲愴的色彩。個中,自然投入了作家的自我意識與自我形象:戰斗著的孤獨者及戰斗中的孤獨感。
  《亞細亞的孤兒》可以說是《先生媽》的擴展與深化。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由家庭擴展到整個社會人生,二是由孤獨意識擴展為孤兒意識,三是由隱忍死去而為“瘋狂”奮起。悲愴的藝術個性與審美特征,體現得最為充分。這部長篇小說以主人公胡太明一生經歷為中心情節,深刻剖析臺灣淪入日本帝國主義之手后社會生態與社會心態的流程。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人民是中華民族的“嫡系”子孫。臺灣被日本帝國主義占領后,臺灣人民的反抗斗爭雖然得到了大陸各界人士的聲援,但是大陸人民給予的實際援助確實是有限的,因為大陸也遭受著世界列強的欺凌。這就使得臺灣人民的反日斗爭往往處于孤立無援之境。一面是孤立無援的反抗,一面是鐵血統治,兩者構成了臺灣50年間日趨嚴重、日趨嚴峻的社會生態環境。臺灣人民、特別是臺灣的愛國仁人志士,那猶如被母親拋棄般的“孤兒意識”就在這一生存環境中孕育著、滋長著。抗戰時期,大陸人民全力抗擊日寇入侵,海外華人一致聲援抗日民族解放戰爭。這時,臺灣的愛國志士們,在掙扎反抗中更倍感被遺忘、被遺棄乃至被誤解,“孤兒意識”隨之也更為嚴重。因此,“孤兒意識”日益成為臺灣多重社會心態的主體。對此,吳濁流感同身受。他以近距離觀照現實的方式,將臺灣現實社會心態濃縮為小說藝術世界,將臺灣現實社會心態澆灌注進小說主人公胡太明心田。藝術形象胡太明既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與亞細亞孤兒的典型,又僅僅是其中的“一個”。“優柔不斷十余年”。這是胡太明對自己過去“十余年”生活的恰切描述,又何嘗不是胡太明大半生心理狀態的真實剖白呢?他之所以“優柔不斷”那么久,根本因素是對儒家古訓的信奉與困惑。儒家古訓與時代潮流的撞擊,使他不能把握自己,不能抓住機遇而在社會人生中確定自己的位置。于是,彷徨苦悶與孤獨寂寞就伴隨了他“十余年”,伴隨了他大半生。彷徨苦悶與孤獨寂寞,通常是一個人覺醒之后感到失落的心理癥候。童年時期,胡太明按照祖父的安排,讀四書五經。一次偶然機會,他從親戚孩子們能歌會舞游戲中,“發現了另一個茫然無所知的世界”。然而,他不能踏入這個世界的大門,因為他的祖父要他接受漢學教育。于是,他“感覺到自己離群的孤獨”,“宛然一葉飄流于兩種不同時代激流之間的無意志底扁舟。”造物主好像要他生來就接受苦悶與孤獨的熬煎。青年時期,他在學校執教時,因持明哲保身的古訓,對“日籍教員與臺籍教員間的不平等待遇,以及自己到差以后籠罩在周圍的郁悶的空氣,”“沒有什么不滿或不愉快”。然而卻又不能麻木不仁,因此晚上睡覺時“思潮起伏,老是不能入眠”。他因懷民族自卑心理,既愛日籍女教員而又顧慮重重,并詛咒自己血管里流淌的“以無恥淫蕩的女人作妾的父親的污濁血液”。曾導師事件和返鄉留日學生的談話,給他所“建立的那微不足道的明哲保身的理論”重重一擊而“完全崩潰了”。由此,他“獲得一個光明的啟示:忘記過去的一切,到日本去留學,……打開自己新生的扉頁”。在日本,他決定“專心一意地求學”。但高漲于留日學生中的愛國熱潮又偏偏襲擊著他。長于自省的他,又“覺得自己和豪情奔放的他們比起來,似乎過于貪圖安逸,因此在他的心靈深處,難免對自己發生一種厭惡之感”。于是,他接受邀請去參加中國留學生會主辦的演講會。這算是他第一次參加政治色彩十分濃烈的集會。同學們的政治熱情,激起了他心靈的顫動。但是,那“‘臺灣人?’‘恐怕是間諜吧?’”的竊竊私語,好似鐵棒劈頭打殺,他立即“象遁逃似的跑出會場”。對此,他“憤怒”而“沒有發怒”,“只感覺空虛和落寞”。看來,他在留日時也未脫離既成的飄流的一葉扁舟的人生命運,也未找到打開新生扉頁的鑰匙。返臺后,失業問題、家庭問題、社會問題紛至沓來。面對這一切,他想采用躲避主義,找一個地方安居樂業。但是,現實的臺灣社會根本不存在一方凈土。于是,“他只有獨自岑寂地徘徊在荊棘滿道的歧路上摸索”。如果說他去日本留學只是受了曾導師影響的話,那么“游歸大陸”則完全取決于曾導師的安排了。他在大陸的生活與心緒也是一波三折的。他有了固定職業,結了婚,嘗到了人生樂趣;然而新女性的妻子熱衷于政治運動,生活不規范,跳舞玩麻將,他又很快失去了家庭的溫暖。他為朋友張的思想所同化,打算憑借教育力量去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然而又不愿跟隨友人與妻子去從事實際的抗日活動,以致受到間諜嫌疑而被捕入獄。越獄后,他又只身返回臺灣。當他踏上臺灣土地時,就受到日特的監視,感到異常憂慮;“皇民化”狂潮使他神情頹廢沮喪。他研讀《墨子》,對現實人生作理性思考,認為老子、莊子、陶淵明等古人,可以避免卷入歷史洪流,但現代人卻不可能;他們的智慧對于現代人已失去規范力量。因此,他判定:在現代“總體戰”的體制下,在“國家至上”的命令下,任何人都難逃卷入戰爭漩渦的命運。然而,當他接到“參加海軍作戰”的命令時,又身不由己地戰lì@②起來。他被派往大陸,在廣州目睹無辜同胞慘遭殺害。他因精神受到過度刺激而病倒了,又被送回臺灣。經歷了人生這一幕之后,他對“圣戰”的本質有了了解,對廣大民眾的力量與意志有了認識,好象“在黑暗看到了一線曙光”。但是,“他沒有克服現實的勇氣,結果只得同一切事物妥協”。不過,“一切事物”卻不與他妥協。他連唯一的親人弟弟都被奴役致死了。本來就超負荷運轉的他,怎能再經得住這一沉重的打擊呢!太多的猶豫,太多的苦痛,太多的自責與自省,使得他的肉體與精神都無法承受,終于“瘋狂”了。但是,他在“瘋狂”中站立了起來,成為一名錚錚鐵骨的斗士。他痛罵日本占領者與民族敗類。他在胡家大廳墻壁上題寫“反詩”,大聲疾呼:“志為天下士,豈甘作賤民?”“漢魂終不滅,斷然舍此身!”“六百萬民齊崛起,誓將熱血為義死。”他毅然絕然來到大陸大后方參加抗日民族解放戰爭。胡太明的這一人生歸宿,既符合生活真實,也符合藝術真實,既是現實主義的,又是浪漫主義的。小說結尾展現出的這一“亮色”,給悲愴的審美特征增添了一種新的色調——壯美,給予讀者的不僅僅是愉悅,更多的是振奮。
    三
  文學作品的地方風味,自然來自文學作品所反映的地方生活與來自作家對地方生活的深切感受、審美體驗以及所采用的表達方式。魯迅筆下的江南水鄉,沈從文筆下的湘西苗鄉,艾蕪筆下的西南邊陲,沙汀筆下的川西北農村,……無不各具地方特色,無不是一幅幅震憾人心的風情畫、民俗圖,又無不表達了作家對社會人生的思考與審美價值判斷。作為大陸新文學延伸的臺灣抗日新文學,自然也具有“地方風味”這一特性。事實上,臺灣抗日新文學家們,更注重于臺灣鄉土生活的描寫,以弘揚鄉魂與民族魂,抵制“大和魂”。因此,臺灣抗日新文學作品的鄉土味尤為濃烈。如果說,戰前臺灣抗日新文學作品的鄉土味比較“純”些的話,那么戰時臺灣抗日新文學作品的鄉土味就顯得比較“雜”一些了。這當然源于戰時臺灣地區生活的駁雜和作家對這一駁雜生活的多種感受。戰時臺灣抗日新文學地區風味的駁雜主要反映在固有的傳統風味之中夾雜著“皇民”狂潮味,因此殖民地地區風味較重。
  戰時臺灣抗日新文學作品寫了多種鄉土本色,如傳統的民俗、禮節與父權夫權等等。《先生媽》中的先生媽,每月十五日照例到廟里去燒香,向菩薩供奉三牲與金錢紙香。那怕“戰局緊迫,糧食開始配給,米也分配”,她仍照例在每月十五日把錢或米施舍給乞丐。她臨終前,還吃乞丐送來的油條,還拿錢送給乞丐。先生媽死時,乞丐遙望先生媽的靈柩而啼哭。以后,每月十五日,乞丐一定備辦香紙到先生媽墳前去燒。臺灣已有50年殖民地歷史了,然而臺灣土地上的中國人還是那么唯禮、唯義。富而好禮,貧而好義,這一傳統基因或者說傳統德性,依然未滅;這一傳統民風,依然尚存。《月夜》中寫的夫權父權主宰翠竹命運,也是一種代代傳相的普遍存在:
  至少在婚姻上一度失敗的男人,也會有機會享受幸福生活的可能性,若是女性的話,在社會上、道德上,都會使得她不得不屈就更不好的婚姻。漂亮而有教養的姑娘,由于一度解除婚約,就失掉了對所希望的婚姻對象期盼的資格,或者才過了二十五歲,就只能被當做后妻的對象,這種事實,我們看過不少,因此,臺灣女性的父母,想冷淡地處理自己的女兒,也是無可厚非的。
  翠竹無法也無力掙脫這種人生羅網的束縛,最后選擇了不少中國傳統女性的道路——自殺。
  《亞細亞的孤兒》中的那座云梯書院,最具臺灣殖民地地區色彩。小說是這樣描繪的:
  (書院)利用廟宇的一棟房屋作教室,小小的書院里也有三、四十個學生。教室里瑯瑯的書聲和學生們的嬉笑聲混成一片,一直傳到戶外。……室隅有張木床,床上擺著四方的煙盤,煙盤上封燈閃著黯淡的火光。那昏暗的燈光凄厲地照耀著煙槍、煙盒、煙桃等雜亂無章的鴉片用具和橫躺在旁邊的一個瘦骨嶙峋的老人。床前桌上堆滿了書籍,還有一個插著幾支朱筆的筆筒。……正面墻上掛著一張孔子的畫像,線香冒著一縷縷的青煙。這座云梯書院,就其陳設、氣氛、主人氣質而言,可算是舊中國鄉村隨處可見的私塾房的典范。舊中國鄉村一代又一代的少年都像胡太明那樣,由其長輩送去發蒙讀書。然而,這座云梯書院又不是純粹的舊中國大陸上鄉村私塾房,因為它已嚴重地受到了日本占領者“教育制度大改革”風雨的吹打。它的主人和胡老人談話時,總是喜歡用“斯文掃地”、“吾道衰微”之類的話,大嘆其圣學沒落。這就給具有舊中國鄉村特色的地方涂上了一層殖民地地區的色彩。
  日本占領者在臺灣竭力推行“皇民化”運動。“皇民化”狂潮一時間席卷著臺灣每個中國家庭與人生角落。這是戰時臺灣殖民地地區的特有現象。當時,不少文學作品都作了如實而不諱飾的反映。《亞細亞的孤兒》中,寫了義民廟的“拜拜”被廢止。平時每逢七月中元,十四個鄉鎮的數萬居民都聚集在枋寮的義民廟,供上一千多頭犧牲豬羊,熱熱鬧鬧地舉行“拜拜”。但這時連地方戲也不準上演,就象煙消云散似的顯得冷落凄涼。這一歷史傳統根深蒂固的民情、民俗也在這時的臺灣被取締了。更有甚者,是錢新發及其家庭的改變。日本占領者要臺灣中國人改換姓名時,錢新發立即將自己之名改為金井新助,且馬上掛起新的名牌。日本占領者要臺灣中國人生活“日本化”時,錢新發立即改造房子,變為日本式的,設置新的榻榻米和紙門,穿上和服,講日語。那個“每夜不缺”的“娛樂”,更充分體現了錢新發家庭生活的“日本化”:
  晚飯后,金井新助的家庭,以他夫婦倆為中心,一家團聚一處娛樂為習。大相公、小姐、太太、護士、藥局生等,個個也在這個時候消遣。到了這時間,金井新助得意揚揚,提起日本精神來講,洗臉怎樣,吃茶、走路、應酬作法,這樣使得,這樣使不得,一一舉例,說得明明白白,有頭有尾,指導大家做日本人。金井先生說過之后,太太繼續提起日本琴的好處,插花道之難,且講且夸自己的精通。藥局生最喜歡電影,也常常提起電影的趣味來講。大學畢業的長男,懂得一點英語,常常說的半懂不懂的話來。大家說了話,小姐就拿日本琴來彈,彈得叮叮當當。最后大家一齊唱日本歌謠。此時,護士的聲音最高最亮。這樣的娛樂每夜不缺。
  作家寫這樣的“皇民化”狂潮,當然沒有半點展覽之意,而飽含心酸、憤怒與憎惡之情。這一“皇民化”狂潮的寫入文學作品,構成了戰時臺灣抗日新文學特有的別具一格的殖民地地區風味。
  總之,戰時臺灣抗日新文學創作,反映了臺灣現實社會生活,反映了臺灣人的心理愿望以及多色調的民情民俗,尤其是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具有巨大的歷史容量,“把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層的污泥渣滓,一一揭露出來了。登場的人物有教員、官吏、醫師、商人、老百姓、保正、模范青年、走狗等,不問日人、臺人、中國人的各階層都網羅在一起,不異是一篇日本殖民統治社會的反面史話”[①]。這樣的“鄉土文學”創作,自然具有較為駁雜的殖民地地區的風味。
  注釋:
  ①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的《本篇概略》。
                 (責任編輯 楊立憲)
  [*] 西南師范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學研究室主任、教授。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讠加巨
  @②原字忄加西下加木
  
  
  
臺灣研究京082-087,02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蘇光文19951995 作者:臺灣研究京082-087,02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蘇光文19951995
2013-09-10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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