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一)
字體    

論抗戰中文學的浪漫主義現象
論抗戰中文學的浪漫主義現象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文章編號] 1000—5110(1999)03—0048—05
      一
  論及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浪漫主義,首先應當設置寬松理解的前提。如果試圖闡述概念,我們將面臨重重困難,且極有可能無功而返。在傳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中,人們更多地留意到現實主義文學的完備形態,以及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遷衍流變。而對浪漫主義文學,多數人的認可只是囿于二、三十年代“創造社”、“新月社”部分作家的創作中,所謂浪漫主義思潮,亦是有源無流,難見變化發展,造成這種研究局限的原因之一便是我們常常生硬地理解浪漫主義,不切實際地嚴守僵硬的理論教條。因而,對抗戰時期浪漫主義文學的研究,我們甚至難見全面的描述,更不用說深入的探究。其實,如果從文學思潮流變的角度進入研究,研究的主導意義應在于強調浪漫主義文學的豐富變化,而不是恪守某種一成不變的理論模式。
  舍棄生硬的灰色理論,平常之見,浪漫至深至極只是一種情懷,一種早已安息在海洋中的情懷,一種獨具魅力的文人情懷,浪漫于今更惟如此,因為將這種既古老又年輕的情懷推向極至的18、19世紀的浪漫主義實在離我們太久遠了。拜倫式孤高絕世的英雄,雨果崇高的熱情都已不復存在。文人們仍眷顧浪漫,但轉世的衰音已無力而渺茫,浪漫主義偉大傷逝的遺留不過是陳舊的幻想與新鮮的懷舊傳達出的文學絮語,對想象與虛構的真情懷想,于無由的傷感中自嘆自憐,于現在對過去的多少有些矯情的憑吊,于現實對未來的或許空洞的憧憬。但切不可低估這一切,這種可嘆可敬的唐吉訶德式的文學精神,一直是維持文學命運的巨大能量。尤其在現代中國,當作家們在現實政治的泥淖中舉步維艱時,這種浪漫的情懷和精神更顯可貴。
  瞻顧歷史,雖然浪漫主義確實難以甄別,所以雨果坦白地將之界定為文學上的自由主義,最權威的浪漫主義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也認英國的浪漫主義為自然主義;雖然浪漫主義的時代相去已遠,文學變遷使本不確定的浪漫主義更為紛紜復雜,尤其是現代中國的浪漫主義;雖然浪漫主義好像已經只能偏安于文學史家的著述中而得以延喘為續。但文學中的浪漫情懷和浪漫精神卻生生不息,浪漫主義的歧義性特征和豐富性日漸演化,變異為一種深層模糊的文學意識,更普遍、更深刻地留存于詩人作家的下意識中,表現出來,便是存在于文學構想、背景、敘述、情調、風格中的一種廣泛的文學情形。
  以此理解觀照抗戰時期的文學,我們應有些許發現。
      二
  在抗戰時期的文學史中,浪漫主義的文學時而愈見飄忽不定,時而又清晰可鑒。戰爭與浪漫有時相距太遠,有時卻又似乎甚為貼近。兩者之間的離合親疏顯示出誘人的文學景觀。
  1937年爆發的全面抗戰,造成了現代文學的全面改觀,慘烈的戰爭一開始幾乎完全毀壞了現代文學日漸成熟的進程。“七七事變”,特別是上海戰爭發生后,文學幾乎近于癱瘓的邊緣,作家們失去了創作的基本環境和條件,失去了創作的心態,創作的機制。文學期刊急劇萎縮,出版業大都停頓,戰爭無情地斫折了文學。主觀上,作家們可貴的抗戰熱情激昂澎湃后,自然而然地歸宿到了實際的“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中。少數作家甚至投筆從戎,以生命報效民族。他們的選擇為人嘆服,卻也給文學創作帶來了遺憾。所謂“抗戰八股”一時興盛,且愈演愈烈,使文學在后來的史家眼中價值陡降。即使是一些成就斐然的著名作家,創作亦深受戰爭的影響。以老舍先生為例,他在抗戰前夕完成了最具代表性的名著《駱駝祥子》,創作趨于巔峰狀態,抗戰爆發后卻無暇持續先前形成的十分成熟的創作形態。一是由于身為“文協”總務部主任,他流汗最多,出力最大,為“文協”事務鞠躬盡瘁;一是他將許多精力都花在與抗戰宣傳有密切關聯的通俗文藝的創作上,很少有人知道老舍先生在抗戰期間是一位知名的通俗文藝作家,他創作的鼓詞、相聲、快板、新洋片詞等作品已近五十萬言。如果不是戰爭的影響,老舍先生奉獻于現代文壇的成果,肯定還將增多。
  從文學流派、思潮、組織社團的情況來看,戰爭的破壞性仍然很嚴重。抗戰期間全國作家的組織機構呈現高度統一的狀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和“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赫然而立,同人性質的社團已極少見,著名的大概只有“七月社”、“戰國策派”等少數幾家。我們通常以地域性來概括抗戰時期作家的活動,有國統區文學、根據地文學、淪陷區文學、孤島文學等,亦說明舊日作家們的派別社團已不復存在。
  現代派詩歌是最先被戰爭激流掩埋的文學思潮。現代新詩經過幾代詩人的篳路探索,終于走上了詩歌藝術的自由之路,到30年代中期形成了以戴望舒、卞之琳、馮至、孫大雨、梁宗岱等知名詩人為代表的“現代”詩潮。他們對純粹詩歌藝術的追求最為徹底,毫無保留,他們的創作可以用一句最簡短的話來概述,就是施蟄存所言:“‘現代’中的詩是詩,而且是純然現代的詩。”看一下被稱作現代派藝術綱領的戴望舒的《詩論零札》,情況更易了然:“詩不能借重音樂,它應該去了音樂的成份”;“詩不能借重繪畫的長處”;“詩的韻律不在字的抑揚頓挫上,而是詩的情緒的抑揚頓挫上,即在詩情的程度上”;“新詩最重要的是詩情上的nuance(變異)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由于他們傾心盡力的追求,為現代新詩營造了一個輝煌的黃金時代。但1937年戰事一起,這股在現代文學史上也許是最具價值的詩潮,很快便衰頹下去了。再過將近半個世紀,純粹正宗的詩歌藝術仍無新的建樹局面,讓人感懷不已,如果沒有那場可怕的戰爭,一個悠久古老的詩歌國度或許已然蘇醒。
  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在戰爭影響下,也摻進了幾許亦可喜亦足憾的雜質。茅盾的《腐蝕》,老舍的《四世同堂》,許多作家的創作都增強了情感的力度。民族情感的激越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現實主義的藝術節制,使作家的創作定勢稍顯松動。其它的流派中,京派作家群的創作日見寂寥;新感覺派藝術的代表人物徹底落敗。文學于民族的災難中無奈地陷入了失控的狀態。
      三
  在整個文壇不太景氣的情形下,浪漫主義適時地切入了戰爭,充當了慘烈歷史的悲壯演員。戰事一開,作家們與民族命脈相生相博,共激共振,共同的人格精神齊塑出“救亡圖存,咸具此心”的絕念。“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成立宣言中就鼓動一種壯烈的文藝:“最辛酸,最悲壯,最有實效,最不自私的文藝,就是我們最偉大的文藝。它是被壓迫的民族的怒吼,在刀影血光中,以最深切的體驗,最嚴肅的態度,發出和平與人道的呼聲。”詩人們更表現得難以自抑,《中國詩人協會抗戰宣言》中發出的誓詞是:“我們是詩人也是戰士,我們的筆桿也就是槍桿。”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作家們普遍表現出壯懷激烈的心態,透過這種心態,傳統浪漫主義的壯美特性可見一斑。抗戰初期作家們的筆耕雖多應時之作,情感多量,冷靜不足,但偶爾也有上乘之作,胡風便盛贊丘東平的《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是“中國抗日民族戰爭底一首最壯麗的史詩”。認為這篇作品“在敘事與抒情的輝煌的結合里面,民族戰爭底苦難與歡樂通過雄大的旋律震蕩著讀者底心靈”。(注:《胡風評論集》(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在大波大瀾的時代,作家與社會息息相關,往往易于產生高度體現時代精神和作家完美人格精神的史詩性質的作品,這類作品的美學功用在于“激勵時代,感奮時人”。(郭沫若語)熱情、獻身、悲壯、光榮,正是這些浪漫主義的特定語匯表征了那個時代作家與民族解放戰爭的確當關系,我們應當記起1830年的雨果,這位詩人在當時成了法蘭西共和主義時代的一面精神旗幟,以自己的激情鼓動了一段令人難忘的歷史。當時代變遷和激蕩之時,激情的浪漫思想往往充當歷史發展的自覺工具,而其它藝術思想卻難以起到這一作用。
  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史冊中最為慘烈的一頁,但在殘酷的戰爭現實中,人們往往更易于懷想浪漫、傾心理想。因為人人舍身忘死以求的目的,就是沒有戰爭的和平;過分殘酷的戰爭也迫使人們在浪漫的幻想中尋找精神的寄托和安慰。
  史載,在淞滬抗戰最壯烈的四行倉庫保衛戰中,曾有一年輕美麗的少女,冒著槍林彈雨,將一面國旗送到守衛者手中。此事被當時的新聞報紙宣傳得沸沸揚揚。這大概就是戰爭中的浪漫。把愛國主義的義舉和隱含的浪漫疊置在一起,將會造成一種具有轟動效應的社會影響。詩人覃子豪在一首名為《九月之晨》的詩中狀寫了美麗的浪漫映照的戰斗。詩中寫道:
  上前線去吧
  我已經看見像戰士鮮紅的血液的
  ——九月的薔薇
  在一絲綠葉之間
  我安慰似的摘下了薔薇
  插在紅馬的頭上
  紅馬飛馳著奔向兵站
  當然,也有作家執意于創作與抗戰無關的“純正文學”。如沈從文,以今天藝術評判的眼光來看,他寫于抗戰期間的長篇小說《長河》可算當時最杰出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長篇小說中亦存在著許多的浪漫因素。作品悠遠絕世的故事會輕易地挑動起欣賞者的浪漫暇思,加之作品“在樸素自然景物下,襯托簡單信仰,蘊蓄了多少抒情詩氣氛”。(注:《沈從文文集》(七),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一如沈從文的早期作品,《長河》也為我們展現了純真幻美的田園牧歌和傳統燦爛的人倫景致。
  沈從文作品的浪漫主義特性并非完全出自作品的本真存在,其美好的人情人性和美好的筆觸不過證明了浪漫主義文學藝術表現的些許余情末景;在更大程度上,其作品的浪漫主義特性得力于欣賞者與作品之間的距離,這種距離造成了我們對作品的奇特印象,進而激發我們藝術審美中的想象,充分調動我們對人性中一切美好品性的徹悟,才形成了讀者心目中各有不同的美的感受。沈從文的創作在戰時文學中雖屬例外,但由于其成就的卓越,仍然值得在此附帶一筆。
      四
  抗戰時期浪漫主義的集中表現,當推許多作家對英雄主義的極力張揚。
  在藍海所著的現代第一部《中國抗戰文藝史》中,緒論的附題便是“——英雄時代之再生”,作者斷言:“如今,時代是一個英雄的時代,文藝上也應是一個英雄的時代!”后起的以浪漫主義表現為特長的作家孫犁說得更明白:“浪漫主義適合于戰斗的時代,英雄的時代。這種時代,生活本身就帶有濃烈的浪漫主義色彩。”(注:《孫犁文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孫犁寫作較晚,他以《荷花淀》成名時已到了1945年,抗戰接近尾聲,戰爭的殘酷和艱辛已被八年的時日漸漸濾去。勝利的前夜,人們情思中出現了許多新的成分,沉重變為清新,悲憤為愉悅取代,英雄的品質散布于平凡的生活中,樂觀主義氣息日漸抬頭。孫犁的作品多以戰爭中根據地婦女的日常生活為描寫對象,而又具備上述種種跡象。他筆下的人物多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堅毅的品質,熱情勇敢、開朗樂觀的性格。對于女性,孫犁處理得過于理想化,與現實之間存在相當的距離。在整個現代文學史中,大概只有他這樣處理女性形象,塑造出眾多的浪漫理想的人物。如《荷花淀》中的水生嫂,《吳召兒》中的吳召兒,《光榮》中的秀梅,《鐘》中的慧秀等等。在早期的戰爭作品中,英雄們的歸縮幾乎沒有例外地是犧牲,孫犁作品中卻少寫到犧牲,勝利將至,人們已經可以從精神上卸下犧牲的沉重担子。早先作品伴隨英雄的總是悲劇的氛圍和悲壯的格調,孫犁作品卻向我們展示了輕松優美,如詩如畫的生活背景。雖然孫犁從來認定自己的創作當屬現實主義,但其所謂“散文化”的小說中已包容了諸多的浪漫特質。
  這之前的文學中英雄卻是別一種面貌。讓我們具體考察一下抗戰初期名振一時的《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
  丘東平在這篇作品中塑造了一個典型的抗戰英雄的形象,他的名字便具有英雄氣味——林青史,外貌特征也有理想浪漫的風采,年輕而漂亮,整齊的裝束發出新鮮、潔凈的閃光,像一位膽怯而莊嚴靜穆的少女。作品描繪林青史帶領英勇的第四連同侵略者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斗,最后卻被友軍繳械,自己也被執行軍法槍決。其英雄悲劇的深度雖見于敵我雙方的苦斗,更多的則表現在主人公的人格創痛,表現在他負載著巨重的担子走盡壯烈而痛楚的生命,一種痛苦的末路的悲哀。作者賦予英雄的犧牲以極其悲壯的色彩,從而高度凸現了人物形象。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作家們的創作心情漸趨平緩,戰爭初始時的激烈已漸漸淡化。早期的作品中,情感太過緊張,狀述亦無張弛,格調過度一統,于是造成了人物單一,情景刻板,表現公式化等弊病。當戰時作家的聚集地由武漢再度內移后,許多作家的漂泊生活亦告結束,暫時穩定的戰事和一時穩定的生活促使許多作家考慮自己在戰爭中的位置,并逐漸擺正了創作姿態。很多作家的創作由短制而長篇,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但戰爭仍在持續,作家的民族情感并未消退,于是很多作家尋找到浪漫主義。將浪漫主義與英雄時代結合起來,既易于抒發自己的抗戰情結,又不偏廢創作上的藝術表現。浪漫英雄成了一些作家競相追逐的描寫對象。所謂浪漫英雄,并非象拜倫似的高貴浪漫氣質和曠世英雄人格的完美結合,而是抗戰時期特有的一種浪漫的英雄。在這里,“浪漫”和“英雄”沒有合二為一,有時是以浪漫的故事鋪墊英雄的行為,有時讓英雄在生活中推演出一兩幕離奇的浪漫故事。英雄們大都寄寓著作家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而浪漫有時不過是作家思想情感繁飾的附麗。英雄的思想行為各異,言談和舉止有別,命運遭遇不同,但精神境界卻大抵相似,都懷抱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堅定信念,咸存舍身成仁的英雄氣概,又共具堅毅卓絕的意志品質。浪漫卻時而體現在英雄的人格精神中,時而貫徹于作品的故事演繹中,甚至只存在于作品的抒情語言中。
  這種浪漫英雄美學的集大成者,當數40年代的“戰國策”派文學。“戰國策”派非純文學團體,林同濟、雷海宗等多傾情于政治、哲理、歷史、文化的問題,只有陳銓專事文學創作。因而人們所見的這一派別對文學的闡釋并不很多,公認的代表性文字只有林同濟的《寄語中國藝術人》。文章為藝術創造規定了三道母題,一是“恐怖”的母題:“恐怖是人們最深入、最基層的感覺。撥開了一切,剩下的就是恐怖。時間無窮,空間也是無窮的。對這無窮的時空,生命看出了自家最后的脆弱,看出了那終究不可幸逃的氣運——死·亡·毀滅。恐怖是生命看到了自家最險暗的深淵:它可以撼動六根,可以迫著靈魂發抖。”二是“狂歡”的母題:“那正是你看到人生最深淵的剎那,六根顫,汗滿身,血滿面,你認定了生命是‘無能’,忽然間不知從那里刮過來一陣神秘之風,揭開了前面的一角黑幕,你恍惚有所見,見得了一線的晨光,見得了陸地的閃爍。”“它是時空的恐怖中奮勇奪得來的自由亂創造。”第三是“虔恪”的母題:“那就是神圣的絕對體面前嚴肅屏息崇拜。”而所謂“絕對體”則是“自我之外發現了存在,可以控制時空,也可以包羅自我”;“它偉大,它崇高,它圣潔,它至善,它萬能,它是光明,它是整個!”林同濟這種查拉圖斯特拉似的思想狂囈,實導源于以尼采為領袖的德國新浪漫哲學和浪漫美學,其實質是以非理性的、個性的詩化情感重新確立人生的本質,對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人與無限的時空,人的精神的各個層面進行深沉的體驗和孤獨的感受。林同濟以尼采神化藝術審美的美學特質空洞而不切實際地傳達了自己的思想,這種思想與現代中國文化思想走向之間的距離太過遙遠,只是西方思想傳統的翻版。正如林同濟所發現的,中國民族是一個缺乏“虔恪”的民族,而在“戰國策”派興起后,即使在陳銓的作品中,我們亦難找到超絕時空的“虔恪”。事實是,尼采思想完成了對西方19世紀之前浪漫主義思潮的高度總結,并使其結論走得很遠,把在他之前的浪漫主義思想推向了頗具個性稟賦的極端;而對現代中國作家來說,他們鐘情和流連的仍是尼采之前的西方傳統浪漫主義。
  陳銓便是雨果《歐那尼》式浪漫悲劇的熱衷者和躬行者,他以“浪漫悲劇”標示自己的幾部代表作。在《金指環·后記》中說:“劇中的人物,都是有高尚理想的人物,他們追求的是榮譽,是感情,是道德上的責任,為著榮譽感情責任,他們可以犧牲一切。這一種浪漫的精神和人生的態度,也許是中國新時代所最需要的。”他對“浪漫”的理解是“實際上‘浪漫’原來的意思,是人生理想的無限追求。浪漫主義在某種意義下,也可以說是理想主義”。
  陳銓著名的劇作有《野玫瑰》、《金指環》、《藍蝴蝶》等。這些劇作的主要意義在于其民族主義的追求,這種追求在戰時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因而也為作品帶來了很高的聲譽。陳銓的文學主張以積極倡導民族主義為核心,他甚至試圖鼓動一場民族主義文學運動。國難當頭之際,民族主義的思想情感常常與國家政治合流,陳銓的思想亦體現出一定的官方色彩。他的劇作甚至有“官樣八股”之嫌。由藝術上觀之,以上三出劇并無太杰出之處。陳銓習慣于在劇本中以人物對話表現創作主旨,而對話又大都不出民族主義思想左右,都是戰時民族情感的抒發。《野玫瑰》中塞滿了離奇浪漫的情節,但太過擁擠的故事似乎也只促成了作品良好的觀賞效果,與作品思想之間脫節嚴重,作品的悲劇意味也不濃厚。《金指環》被作者題為“三幕浪漫悲劇”。從戲劇形態上看,確實較《野玫瑰》更多悲劇色彩,浪漫也即從悲劇中產生,該劇的構思主干有些相似于同時期郭沫若的《虎符》,遺憾的是,敘述組織和人物都沒有得到充分藝術的展現,仍然過量的體現民族主義思想感情的人物語言,干擾并掩蓋了對悲劇深度的拓展。但陳銓作品卻為我們提供了清一色的眾多“民族英雄”形象,《野玫瑰》中的特工人員夏艷華、劉云樵、王安,《金指環》中的軍人劉志明、馬德章,《藍蝴蝶》中的租界檢察官錢孟群,這些人物的精神意志、思想抱負如出一轍,幾無差異。
  “戰國策”派是一個曾被嚴重誤解過的派別,站在今天的高度來看,從理論到實踐為我們提供了戰時文學的高度體現民族精神的積極參照。在我們記住那段歷史的時候,當不該遺忘“戰國策”派。
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昆明48~5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周華19991999本文試圖突破以往研究中將浪漫主義局限于二、三十年代的“社團”“思潮”的傳統,以寬泛的理解認可抗戰時期文學創作中的諸多浪漫主義因子,進而將對現代浪漫主義文學的研究延伸進四十年代,勾勒出別一種抗戰文學的情形。抗戰文學/浪漫/浪漫主義/戰爭現實/英雄主義收稿日期:1999—02—15周華,云南師范大學中文系,云南昆明 650092  周華,男,云南師范大學中文系,講師 作者: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昆明48~5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周華19991999本文試圖突破以往研究中將浪漫主義局限于二、三十年代的“社團”“思潮”的傳統,以寬泛的理解認可抗戰時期文學創作中的諸多浪漫主義因子,進而將對現代浪漫主義文學的研究延伸進四十年代,勾勒出別一種抗戰文學的情形。抗戰文學/浪漫/浪漫主義/戰爭現實/英雄主義收稿日期:1999—02—15
2013-09-10 21:48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憲政專家民主理論大師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生於中國湖南省桃源縣,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
新與古典文化研究大家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