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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曹文軒小說創作的審美追求
論曹文軒小說創作的審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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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號: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019(2001)03-0012-07
  曹文軒先生近幾年推出的《草房子》、《紅瓦》、《根鳥》不僅受到讀者的喜愛,也得到了評論界的認可,從冰心文學大獎到宋慶齡兒童文學獎金獎,從中國作協兒童文學獎到國家圖書獎,可謂屢獲殊榮。曹文軒小說的成功,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小說寫得很美。他對美感始終苦苦追求。曹文軒非常明確地認為“美感與思想同樣重要”[1](P.62),“沒有美感就沒有讀者”[2]。而少年的題材與視角、憂郁的審美情懷、真誠的情感價值與和諧、微妙的意境美構成了曹文軒對美感內涵的獨特闡釋,正是這種闡釋加大了美感在與思想較量中的砝碼,也構成了他的小說在當代文壇的獨特意義,“給世紀末中國文學走向與世界接軌的藝術道路上,在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插上了第三塊路標,或者說提供了一種選擇的可能”[3]。
  1 曹文軒的小說創作多以少年為題材,從稍早的《紅葫蘆》、《山羊不吃天堂草》,到近期的“成長三部曲”[4]——《草房子》、《紅瓦》、《根鳥》,幾乎無一例外。這些作品不僅受到孩子們的喜愛,也得到了成年讀者的贊譽。讀曹文軒的小說,往往被故事中流露出的優美的人性情操、懷舊的感傷情懷和古典的審美情趣所打動。
  曹文軒對“少年”這一特殊人生階段的關注已成為其小說創作的一大特色。在我國當代小說中,描寫少年成長歷程的“成長小說”是很少見的,幾成空白。而曹文軒的“成長三步曲“則彌補了這一缺憾,并用其小說中鮮活且獨具個性的少年形象、少年美好但卻復雜的成長歷程,以及由此反映出作家對美好人性的永恒追求形成了其“成長小說”的獨特魅力。
  作家筆下的少年形象是讓人感動的,因為可以讓人有新“發現”,從他們的身上發現許多隱藏在人類心靈深處的美好情懷,這種“發現”讓人感動。我們看到了雖遭人誤解,仍然有情有意的細馬;看到了善良調皮,總是熱情助人的桑桑;也看到了曾經傲慢自負,最終在與苦難的斗爭中學會堅強的杜小康;還看到了面對邪惡,不愿低頭,永遠正直的明子;更看到了以夢為馬,拒絕誘惑,對理想執著追求的根鳥。曹文軒塑造的少年形象,無論是細馬與桑桑,還是杜小康與明子,或是根鳥,他們并不完美,性格中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弱點,甚至缺陷,但孩子們在成長,并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地完善自我,盡管這一過程是充滿矛盾與掙扎的。恰恰是這些極富戲劇性的沖突與變化,成功地將曹文軒作品中的人性的美好與真誠凸現出來,使我們從善與惡、美與丑、強與弱的斗爭中、交織中、較量中發現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生機盎然的少年形象,并被這些形象吸引著,也被他們留下的真誠善良、堅韌執著打動著。
  在小說中,作家對少年成長歷程的準確把握與生動表述,是構成其“成長小說”的另一重要因素。作象對這一復雜的成長過程進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從生理的發育,情感的領悟,到人格的完善,再到精神上的成長,都有細膩的描寫與刻畫。作家通過對孩子們那一段段真實、美麗,但卻艱難的成長歷程的關注,將少年身上流動著的獨特美感完全呈現在讀者面前。
  在少年成長過程中,生理上的迅速發育是其最顯著的特征之一。這種變化充滿了青春的活力與動感,而這種青春的美也是人生其它任何階段都無法比擬的,但它是稍縱即逝且不易把握的,而曹文軒則用他敏銳的感受將這種美麗真實地記錄了下來。少年身體快速成長的印記,是那么地富有朝氣與生機,而生理上的變化給少年內心世界帶來的巨大沖擊,是那么不安與躁動,也同樣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他們情感世界中包含的溫柔,是那么美麗與純潔:男孩子開始“越來越喜歡看到女孩子”,女孩子也有了自己的小秘密,他們渴望和異性有更多地接觸,甚至對個別人有了那么一點點的愛慕。這些最細微的變化以及此中蘊涵著的少年獨有的審美表現,在曹文軒的小說中就這么細膩、真切地展現出來。
  在曹文軒的作品中,我們也清晰地看到那些成長中的少年對情感的探索,作家通過其細膩的筆觸,將那份朦朧、誠摯的感情表現得那么單純與圣潔。在這里,少男少女之間朦朧的戀情,成了詩與童話,沒有護忌,沒有傷害,沒有任何卑俗的念頭,只有那充滿關愛的幫助,無論是桑桑與紙月,還是林冰與陶卉,或是謝百三與秋,皆是如此。一切愛的故事只是發生在心里,或者說從未開始,甚至可以說只是一種感覺——“一種靠不住卻又分明覺得真實的感覺”,而作家也正是在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中給我們留下了少年的純凈與真誠。少年對于戀情的理解是單純的,不成熟的,少年階段愛情的啟蒙也多源于一種對美的審視與追求。無論是紙月、陶卉還是秋,她們都是美的。充滿靈性與書卷氣的紙月,秀美害羞如小妹妹般的陶卉,一團白色,美若仙子的秋,她們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能給人帶來一種美的享受,正是這種視覺上的美感激活了少年心中愛的萌芽,這種情感或許是不穩定的,但它卻讓人感到自然、真切與純凈,也正是這充滿了激情與夢幻的情感構成了少年情感世界特有的朦朧美,并帶領著少年走向成熟。
  如果說少年身心的發育是成長的一種外在形式,那么其人格的完善與發展則構成了成長的內涵。對于這種成長,作家并沒有簡單地將結論告訴給讀者,而是將“過程”充分凸現出來。孩子們人格完善與發展的歷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是在磨練與曲折中完成的。家境的困頓,失去親人的痛苦,死亡對自身生命的威脅,精神上的失落都構成了少年成長途中的考驗。在這種磨礪中少年走向了真正意義上的成熟,并不時地閃現著他們燦爛奪目的人格光輝。《草房子》中的杜小康、細馬與桑桑以及《根鳥》中的根鳥就是在這種考驗中長大的。不幸與苦難既困擾、折磨著孩子們,但也教養、啟示著他們。孩子們看到的不僅僅是生活的殘酷與嚴峻,更體驗到了它的豐富與溫情。在這種美好的情感之中,他們精神上受到了鼓舞,同時也獲得與厄運抗爭、挑戰自我的勇氣。他們所有人都沒有被困難擊垮,而是用自己頑強的意志與堅韌的精神,從逆境中勇敢地走了出來,并在苦難中學會了如何面對生活,如何正視自我,而此時所有的考驗也都成為孩子們成長中的力量與財富。
  桑桑就是在與死亡的抗爭中完成了他的成長。桑桑在得病前是一個頑皮、善良、好奇但略微有點懦弱的孩子,但當他得了一種很難治愈的病后,死神在向他招手,死亡對于一個正在成長中的花季少年是冷酷的,那些曾經或即將屬于他的理想、親情,一切的美好事物都將被死神奪走,而那朝氣蓬勃的成長過程也將被一個悲痛凄涼的死亡過程所代替。但他并沒被病魔嚇倒,因為桑桑面對的不僅是那奇苦無比的中藥,而是溫幼菊神奇的藥寮與溫情的無詞歌,是所有人誠摯的祝福與關切的目光。桑桑在這些美好的情感中找到了生存的力量,同時也在面對死亡的過程中長大了。“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剛強。”他學會了面對,學會了珍惜,也學會了承担。他要承担自己的責任,為了實現自己答應帶妹妹去看城的諾言,他不惜耗盡最后的一分氣力;更學會了感受生活的艱辛,體驗生命的莊嚴,所以才會“把喝藥著成一件悲壯而優美的事情”。當桑桑把妹妹帶到城上,而自己卻“把腦袋伏在城墻的空隙里,一邊讓自己休息,一邊望著遠方:太陽正在遙遠的天邊一點一點地往下落……”的時候,這個14歲的孩子讓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他對妹妹那份濃濃的親情,也看到了他對自己、對承諾的那份尊重,更看到了他直面死亡、正視生活的那份勇氣與堅強。
  桑桑是在與死亡抗爭中完善了自我,根鳥則是在他對夢想地執著追求中成熟起來的,他的成熟也更多地體現在精神上的成長上。少年根鳥是在一個包含了開滿百合的大峽谷、名叫紫煙的少女和飛動的白鷹并且撲朔迷離、詩情畫意的夢境的引領下,開始他的追夢歷程的。在這長達三年的流浪過程中,根鳥經歷了孤獨與嘲笑,被騙與受辱,拒絕了家庭溫暖與物質享受的誘惑,但神奇的白馬與獨眼老人的關照,以及夢想作為精神力量的鼓舞支撐著根鳥,使他仍然義無返顧地追尋著自己的夢想,最終找到了他夢中的峽谷。根鳥的故事向我們展示的不僅僅是少年執著的品格,也同樣在告訴我們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已經開始對精神生活有了渴求與向往,而這也已成為少年走向成熟的一種標志。
  作家通過桑桑、根鳥與這些并不連貫的片段,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了孩子們在心靈上的成長,盡管這一過程充滿了曲折與困難,但孩子們在斗爭與拼搏中展現出的美好情懷以及獨特的人生體驗著實讓人感動。
  2 當我們為曹文軒的小說創作所感動時,是無法忽視此中所流露出的悲劇意識的。在曹文軒的小說世界中,我們總能感到一種似有若無的傷感,但當你細細品味時,又常常會發現憂郁背后隱藏著的不僅僅是苦難與艱辛,而是美好與和諧。這種閱讀效果的產生是與作家一貫持有的寫作姿態分不開的。曹文軒曾經這樣闡釋自己的悲劇觀:“我反對廉價的愉悅,而且還主張文學要有一種憂郁的情調”[5](P.33);“但我并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憂郁不是無節制的悲苦,更不是絕望的哀號,這是一份很有分寸的情感”[5](P.31)。
  在當代文壇中,悲劇意識是一個最不稀奇的概念,尤其八九十年代的作家是極為關注悲苦與痛感的,從“傷痕”與“反思”文學對公共痛苦地傾訴,到“新歷史”與“新寫實”小說對個體人生苦難地張揚,“悲劇”成為了解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最為重要的關鍵詞,而當代作家也以質問、悔悟、虛構、寫實各種不同的姿態,通過一種較為失控的情感和極為丑陋的意象,宣泄著他們在國家、民族、社會、個人、生活、理想中感受到的悲傷與哀痛。曹文軒作為一個在特殊年代、在苦難中成長起來的作家,他和當代作家一樣有著強烈的悲劇意識。但和他們所不同的是,曹文軒是以其獨到的、唯美的悲劇觀和悲劇表現贏得了自己的讀者。曹文軒的悲劇不是宣泄,也沒有一般悲劇中那種劍拔弩張的劇烈的悲劇沖突,而是一種深蘊的、無聲的,卻又是震撼人心的日常命運悲劇和心靈悲劇,吻合傳統的蘊藉、敦厚、含蓄的美學風韻。在他用“感性的、直覺的、整體把握的和審美的”[3]方式構筑的悲劇世界中,我們通過作家充滿悲憫的審美情懷與同情的注視目光,看到了悲劇后面的溫情與美麗。
  曹文軒悲劇意識的表現是和現實與人性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在他的小說創作中,我們感受到了現實與理想的差距給人物命運帶來的悲劇,但也真切地領略到人們在痛苦中掙扎時表現出的美好情操;我們清晰地看到由于人性自身無法改變的需求,甚至弱點而造成的性格悲劇,也同樣在這種悲劇的慘淡中體驗到人性中向善的良知。
  生活是現實的,它不一定美麗,但卻永遠真實,并且真實得讓人感動,而這一切也對曹文軒小說中的人物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作家用愛情世界與人物命運中現實與理想的沖突與矛盾構成了現實生活中的悲劇主題,在這些悲劇留給我們痛苦與不幸的同時,也讓我們真實地感受到了溫情與頑強帶來的美麗與高尚。
  在曹文軒小說中,我們很難找到一個美麗且又結局完滿的愛情故事。愛情,這個人世間永恒的話題,在人們的理想中,它本應屬于浪漫,屬于神奇,但我們在作家筆下看到的愛情,卻常常被現實生活的世俗化引向悲劇。無論是蔣一輪與白雀,還是馬水清與舒敏,他們之間的愛情都是以浪漫與溫馨為開端的。白雀是被蔣一輪悠長的笛聲打動的,馬水清也是因為舒敏哀怨的蕭聲而動情的。但這些充滿詩情畫意的愛情在生活的壓力與誘惑面前,卻顯現那么脆弱與無奈。白雀對蔣一輪的情感發生動搖,是和她的生活中出現了谷葦——這個從世俗觀念看比小學教員似乎更為有權有勢的鎮上文書分不開的;而馬水清對于舒敏情感上的波動,則是因為他無法徹底拒絕丁玫用日常家庭生活所構筑的誘惑,就這樣,生活的現實與瑣碎構成了愛情途中最大的障礙。
  但我們應該看到生活在賦予愛情以悲劇的同時,也給予了它另一種美麗。生活把愛情從夢幻帶到了真實,帶入了一種最為質樸的情感狀態——親情。當丁黃氏與丁楊氏含羞忍辱,為了尋找那張作為生活記憶的雕花大床而奔波三百里的時候,當馬水清的爺爺,“十幾年時間里無言無語地端著水盆,把他的生命一點一點地用在了奶奶的清潔上”的時候,這些行為已不單單是用愛情的力量可以解釋清楚的,這里面可能更多包含的是人與人之間在同甘共苦、互敬互愛的生活中建立的那份親情,小說的主人公用他們的行動訴說著自己對親情的執著與守護,也闡釋著他們對這份樸素但卻永恒的真情的理解。這就是作家對愛情做出的新的演繹——親情,它用自己的溫和與柔美滋潤著每個人的心靈,也用樸實與愛心寫下了一個個動人的故事,而我們也從作家在小說創作中對愛情表現出的無奈與傷感,對親情呈現出的贊美與稱頌中,看到了他對平和但卻永恒的情感之美的贊賞與追求。
  生活中情感世界有其冷淡與殘酷的一面,對于人物命運也是同樣如此。我們看到了人在命運捉弄下的無奈與可悲,而人物與命運的勇敢搏擊則使我們感受到了悲劇效果中一個最為重要的表現——崇高感,而這也恰恰是曹文軒向讀者展示苦難的目的。作家描寫人物的悲劇命運,并不是想將世界的真實面目以否定性的形象血淋淋地撕裂開來,而是希望人們從人物的悲劇命運中得到生活的啟示,也期待人們能夠從悲劇莊嚴、肅穆的情感流動與跌宕中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完善與升華。
  人類存在中個體生命的渺小、人生的磨難、命運的無常等不幸狀況,為悲劇提供了一個永恒的主題預設。無論是傅紹全,還是喬桉,或是趙一亮,是生活給他們帶來了最初的不幸,不幸中他們試圖要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傅紹全的軟弱自卑與玩世不恭是對母親與妻子和別人私通而進行的反擊,喬桉的惡毒與殘忍是對外祖父的獸性發作而表現的反抗,而趙一亮的改變與墮落是因生活與理想之間巨大的落差而產生的無奈。性格中的軟弱造成了他們生活中的“過失”[6](P.130),使他們選擇了消極與等待的方式來對待人生、對待自我,而這種錯誤的人生態度則將他們引向了最終的、徹底的失敗。他們的遭遇是值得我們同情的,但也是發人深省的。
  作家在將憐憫寄予這群生活中的失敗者的同時,也將自己的感動與欽佩敬獻給了那些與厄運頑強抗爭的人們。這些抗爭者們用他們不懈的努力書寫著人生悲劇中的高尚與尊嚴。無論桑喬與板金,還是溫幼菊與王儒安,他們都有著執著于生活的艱難歷程,雖然充滿艱辛,但其堅韌的意志與頑強的精神構成了一幅人間最美的畫卷。他們是專注于生活的普通人,盡管他們活得并不激蕩,也不瀟灑,但卻用個性與追求創造了一種屬于自己的獨特風格。桑喬對榮譽的珍視,板金對夢想的追求,溫幼菊對生活的平和,王儒安對校園的守護,這一切皆已成為他們各自生命的象征,而他們也正是用這些,在自己的故事中寫下了精彩的一筆。
  在這些生活的故事中,我們體驗到的不僅是不幸與痛苦,同樣也看到了作家用他的溫情與關懷給我們留下的幸福選擇。
  曹文軒在構筑現實世界的同時,也為他的理想世界——人性世界勾勒出一幅真實而美麗的藍圖。作家通過對人性中的尊嚴、隔膜、善惡,這些“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行為方式——造物主對人的最底部的結構的預設”[7](P.277)的建構,展現出他對真善美這些情感價值的期待。盡管這一切最初并不一定完美,甚至可能會有一些殘缺或丑陋,但作家通過它的改變與完善讓我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尊嚴,一直是作家極為關注的一個主題。尊嚴是一個人存在的基本標志,也是人類心靈深處自我認同感的一種外化,是一種人格上的獨立自主,更有人稱之為“一種崇高性的和諧”[5](P.135)。但我們在曹文軒的作品中看到的人性尊嚴已不只是美好與圣潔的象征,而是一種“苦澀的尊嚴。”[5](P.134)。我們看到了人們在堅守尊嚴時的艱難與辛酸,尊嚴的背后是掙扎的代價與酸澀的淚水。少年禿鶴的尊嚴是以作踐自己、失去尊嚴為代價,才換回別人真正意義上的尊重;而明子“溫暖而尊貴的自尊”是在經歷了艱難的生活考驗與拒絕高貴的“天堂草”的誘惑之后得到的。我們也從作家對那些艱辛與委屈的真摯關懷中,看到了人性尊嚴的可貴與高尚。
  我們品味尊嚴的苦澀與高貴的同時,也在曹文軒的作品中看到了“隔膜”,這個為當代作家一直關注的話題。自從80年代中期“隔膜”被“現代派”引入中國文壇以后,它就在中國扎根落戶,并幾乎成為當代文壇上的一種主題景觀。殘雪、北村、張承志、蘇童,這些名家高手的筆端上盡情鋪展著隔膜——這種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感構成的許多不可避免的人性悲劇,以及它所展現出的人們內心世界的焦慮、不安、絕望和沉重。而曹文軒則以他的真誠與溫情關注著這一人類心靈上的巨大困惑,曹文軒對這一心靈狀態的感悟、發現與描述與“現代派”充滿“形而上”意味的敘述相比,則顯得更加平易與溫和。
  曹文軒對人際隔絕狀態、個體孤獨處境深有體悟,并依循自己的思想軌跡進行了逐漸深入的描述和自由的言說。陸鶴和學校、同學之間,艾雯與油麻地人之間,馬水清與爺爺之間,等等,等等。在這些人物心中都隱含著一層厚厚的隔膜,而生活之中的誤解使隔膜的壁壘不斷加厚,這一切給人的心靈帶來了痛苦與傷害,也留下了孤獨與遺憾,就如馬水清與爺爺之間的隔閡一般。盡管隔膜帶給人生的永遠是悲劇,是苦澀,但充滿人文關懷的曹文軒仍將自己的理解與悲憫帶入了隔膜世界。他將自己的溫馨與親情投入到這一看似冷漠的主題中。無論是秦大奶奶與油麻地人之間,還是杜小康與桑桑之間,或是細馬與邱大媽之間,他們的隔閡都是在彼此的關懷與幫助中開始溝通,而最終隔膜得以化解,無不源于情感的力量。我們也從這些情感的力量中體驗到作家對人類的美好祝福。
  曹文軒在對尊嚴、隔膜這些人性中的基本話題進行探索之后,則開始對人性中最根本的兩個元素——善與惡進行了整體把握,作家清楚地看到了人性中丑惡的一面,他在表現人性惡時,著墨最多的就是關于復仇的主題。復仇意識常常是很具有隱蔽性的,是隱藏在人類心靈深處的一種潛意識,但它一旦被激發,威力之大,后果之壞,都是不堪設想的。無論是趙一亮與許一龍,還是白麻子與蘇鵬,或是杜長明與湯文甫,再或王儒安與汪奇涵,他們之間都存在著一種報復與反報復的關系,而對權力與面子的欲望是他們之間產生這種關系的重要原因。在報復的過程中,他們使盡了各種卑鄙的手段。作家對這種并不美好的行徑是頗有微詞的,但他仍舊以一種平和態度將其講述出來,只是借用生活對他們進行了小小的懲罚。在他們爭斗的過程中,沒有真正的勝利者,并都以失去自己最珍惜的東西為代價。在報復中,趙一亮勝利的快感所帶來的得意忘形為他的悲劇結局埋下了伏筆,而許一龍也因失敗而“氣得吐了兩口血”;在復仇中,最終成功的白麻子,得到的卻是曾經視他為親人的羊子“一泡又急又沖的尿嘩嘩尿到了白麻子的臉上”,而蘇鵬在利用權力復仇時,卻失去了他權力的根本——領導者的尊嚴;在打擊中,因派系勢力而最后獲勝的杜長明,卻又因派系斗爭而垮臺,而他的“人種”形象也喪失殆盡,至于湯文甫可謂顯赫一時,卻在監獄里呆了多年,最終成了庸俗至極的“文人”;在壓制中,一幅仁者形象的王儒安終于壓倒了對手,懲治了對方,但卻失去了學生的心,而汪奇涵的不擇手段也使他最終走下了校長的寶座。
  作家雖然對人性中丑惡的一面進行了充分展現,但并沒有對此做是非曲直的直接評判,而是將悲憫與同情給予了他們,并借此引燃了人們心中那一點點向善的良知。我們不會忘記那個曾以騙吃騙喝為生的小乞兒鴨子,在正直的明子的感召下,走向正途時的堅定;不會忘記曾對丁黃氏與丁楊氏極盡侮辱之能事的油麻地人,在其情感的感動下,所表現出的熱情;也不會忘記曾執著于權力的汪奇涵,在失意的啟發下,學會的淡泊與豁達;更不會忘記曾為報復“忘恩負義”的徒弟趙一亮而四處造謠的許一龍,在起母母愛的感動下,幫助趙家時的勇猛。或許在他們的心里,曾經有那么一點點丑陋與惡意,但深藏于心中的善良與友好,被同樣美好的情感引發出來,并在人性深處最尖銳的斗爭——善與惡的較量中,取得了終場勝利。
  曹文軒用他細膩的筆觸、豐富的生活、鮮活的人物和美好的情愫,為我們講述了社會與人性中憂郁但卻美麗,慘淡但卻和諧的人生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們真切地體會到作家審美思想的主旨所在:悲劇精神與美感是同在的。正如作家所說:“藝術是一種節制。我喜歡在溫暖的憂傷中蕩漾,決不到悲痛欲絕的境地里去把玩。我甚至想把苦難和痛苦看成是美麗的東西。正是它們的存在,才鍛煉和強化了人的生命。正是它們的存在,才使人領略到了生活的情趣和一種徹頭徹尾的幸福感。”[5](P.182)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作家的創作目的不僅在于讓讀者在悲劇中領略生活,更是希望他們能夠在悲劇所呈現的美感中享受生活,學會生活。他希望借自己的筆為那些在生活中拼搏得遍體鱗傷,在心靈痛苦中被折磨的焦灼不安的人們提供一個“寧靜的停泊地”[5](P.171),“一座醫治心靈創傷,保護他們不被傷害,而在人情滋補下恢復元氣的城堡”[5](P.171)。作家在這些寧靜的、高貴的悲劇中展現出的不僅是悲痛,更重要的是美感,而我們也真實地感受到“作家對美的追求激情和純潔而嚴峻的道德感,感到他祝福人類,改善人生,完善人性的熱望和美意”[8]。
  3 曹文軒對少年題材的關注和憂郁悲憫的審美情懷的流露構成了其對美感的獨特關照,而他對兒童視角的選擇,則使這種美感的審美效果得以深化。
  “兒童視角指的是小說借助于兒童的眼光或口吻來講述故事,故事的呈現過程具有鮮明的兒童思維的特征。”[9]同時兒童的敘事角度也會對小說的敘述姿態、審美情調產生重要的影響。曹文軒把兒童視角作為其敘述策略,并意圖通過兒童對世界真實獨特的感知與表達方式——細節與“詩化”,產生一種“陌生化”的效果,而這種效果從某種意義上也強化了作家對美的表現力度。
  在曹文軒的作品中,兒童視角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敘事方式,作家筆下的兒童視野也是相對開闊的,他們已不再局限于自身的故事,而開始在成人生活、社會風云、人性世界中聚焦。《山羊不吃天堂草》是超過一個叫明子的男孩的目光,講述了他在遠離故土,闖蕩謀生時對家鄉的回憶與思念,以及他所體驗到的城市與生活;《草房子》是通過一個叫桑桑的兒童的眼光,述說了油麻地小學及其周圍的動人生活;《紅瓦》是透過一個叫林冰的少年的視角,描述他所看到的南方水鄉小鎮的斑駁人生和那個特定時代的青春故事;而《根鳥》則是穿過一個叫根鳥的孩子的視線,講述了他在追尋夢想中所遇見的社會百態與人情冷暖。
  兒童視角的運用,使曹文軒為讀者勾勒出一個非常別致的世界。這個世界是真實的,充滿了細節化的敘述,同時也是被“詩化”的,而此中則融入了作家對美的不懈追求。
  兒童視角的細節化是建立在兒童特有的思維方式上的。據發展心理學的研究,兒童階段的認知能力的展現是依賴于特定的客體,而且是以其熟悉的、具體的客體為依托的[10](P.163)。也就是說,兒童的天真與不諳世事,使他們在看待問題時拒絕抽象理念的概括,而更多地接受一些具像性的事物,并表現為一種細節性的展示。好萊塢著名演員朱迪·福斯特在指導她的首部影片時說:“我們拍兒童視點,不是要仰拍每個人的鼻孔,而是注意他觀看事物的方式,他總是注意細節。”[11](P.255)這段話也恰恰可用來概括曹文軒選擇兒童視角的一個重要因素——真實而充分地再現生活,即使是生活的苦,也毫不隱瞞,但也絕不夸張。
  《紅瓦》中,我們透過少年林冰的眼,看到的貧困是以豬頭肉或紅燒肉的細節出現的;看到的趙一亮命運的變遷,則是通過趙一亮那雙潔白、漂亮的手到紫黑色、粗糙的手的細節變化展示出來的。無論是貧困,還是苦難給人留下的印象都是深刻的,對于兒童也同樣如此,然而兒童又是無法真正理解這些概念的,但苦難中一些最為表象且又能吸引他們注意力的事物,是會留在兒童心中的,紅燒肉與趙一亮的手則是符合這些條件的,所以它們成為了少年林冰心中永恒的記憶。但當苦難在兒童視角中轉化為細節,并以這種方式傳遞給讀者的時候,無論是紅燒肉,還是手,它們作為細節產生的震撼效果是要遠遠超過對苦難的直接敘述的效果,而細節的意義也不再局限于其本身的內涵。可以說,通過兒童視角產生的細節,也著實從某種意義上豐富了生活的內涵,深化了生活的意義,同時也使曹文軒的小說世界變得更為生動多彩,而作家對兒童生活細節地準確捕捉與傳神描繪,極其高超的復原能力都是讓人佩服的。
  在兒童視角的特征中,與細節化的敘述方式并存的是它“詩化”功能。這種“詩化”作用的產生是與少年性格中的單純與重直覺的特點分不開的,而“詩化”世界所表現的實際上是作者對于某種日常生活的詩情的發現。
  少年的純凈,注定了他們要少看到許多,曹文軒對兒童視角這一特點是有其自己的解釋的。他在評論現代作家沈從文寫作中的兒童視角的問題時,引用了“嬰兒狀態”這一概念來表述,并對此進一步闡釋說:“‘嬰兒狀態’是人的原生狀態,他尚未被污濁的世俗所浸染。與那爛熟的成年狀態相比,他更多一些質樸無華的天性,更多一些可愛稚拙和迷人的純情。當一個嬰兒用了他清澈的目光看這個世界時,他必要省略掉復雜、丑陋、仇恨、惡毒、心術、計謀、傾軋、爾虞我詐……而在目光里剩下的只是一個藍晶晶的世界,這個世界十分清明,充滿溫馨。”[1](P.252)盡管“嬰兒狀態”這一概念本身用在曹文軒的兒童視角上并不一定準確,但借其內涵對兒童視角的“詩化”功能進行說明倒也頗為合適。兒童重直覺的特點,使他們更容易把握生活的美好與詩意,正如汪曾祺談論兒童時說:“他們最能把握周圍環境的顏色、形體、光和影、聲音和寂靜,最完美地捕捉住詩。”[12](P.5)也許正是這種特性,使生活中許多不美,甚至是丑陋的東西,經過兒童視角傳達給我們的已不再是丑,而是一種美麗與諧趣。在常人看來,病是痛的,藥是苦的,但我們通過桑桑看到的藥與病皆非如此,而是一種溫情,就連熬藥的小紅爐也是小巧別致的,裝藥的黑瓦罐也是質樸優雅的,一切都那么富有詩意。在少年眼中,不僅正常生活是充滿情趣的,就連社會動蕩的那十年,也同樣有其美麗之處,所以通過林冰的“素眼”(有人將其解釋為“純凈之眼”),我們在《大串聯》中看到了一對小兒女在與大隊伍失散后,彼此關懷,彼此依賴的溫馨場景;也在那場充滿了權力之爭的大辯論中,體會到了“一門振奮人心的藝術”。當我們沉浸于生活的美感與詩意中的時候,無法忽視兒童視角對生活的“凈化”作用。
  兒童視角的細節化也好,“詩化”也好,它們所表現的都是兒童特有的思維方式,而兒童的生活體驗與心理特征,及其行為表現都是與成年人存在距離感的,因此當成年讀者透過作家選擇的兒童視角閱讀文本的時候,都會有一種“陌生化”的效果產生。曹文軒選擇兒童視角作為其敘述策略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試圖以一種新的文體的構成方式來更新人們對生活的經驗乃至對文學本身的感覺,即文學應該是具有美感的。而這種“陌生化”的效果也的確滿足了作家的創作需要,并以其獨特的審美效果,使曹文軒的創作在當代文壇顯得更加別具一格。
  我們很容易在曹文軒的作品中,體驗到通過兒童視角的細節化產生的“陌生化”效果。兒童看待生活是細致、認真的,所以他會將生活真實地表達出來,但又因能力所限,無法對他所看到的全部都有所了解,有所表述,特別是那些隱藏在表象背后的更深層因素,他們都是無法掌握的,所以他們只能將生活中的一些表象展示出來,即將生活細節化。這些細節與成年人“期待視野”中的理念有距離,但細節本身的細膩、傳神,對于習慣于概括與抽象的成年人的生活體驗構成了新的嘗試,由此產生的新鮮感則形成了細節的“陌生化”,而細節的“陌生化”也在小說創作中表現出其獨有的、清新的、生動的、豐富的美。“細節化”的“陌生化”效果是在兒童與成人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審美心理的基礎上產生的。由“詩化”功能產生的“陌生化”,則是基于兒童與成人不同的生活閱歷和“接受屏幕”出現的。成年人豐富的生活閱歷使他們見多識廣,特別對于生活中一些并不美好的事物都有所識別與記憶,這種復雜與兒童的單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時單純產生的兒童視角“詩化”功能所帶來的明凈、純真、柔和的審美表現與成人世界中冷硬、荒寒、凄涼的審美表現也產生了強烈的對照,正是在這種對比與對照的過程中成年人無論在心理上,還是視覺上都受到了巨大的沖擊,與此同時他們也在這些沖擊所帶來的新鮮感中得到了一種精神上的慰藉與調節。
  當兒童視角為曹文軒的小說創作留下別致與美感的時候,我們也看到了這一敘述方式與作家創作意識之間可能存在的一些不協調與距離感。在曹文軒的小說創作中多是以兒童有限的經歷、視域去再現盡可能廣闊而復雜的外部世界,以個體的童年成長史去展示“社會史”。而這種宏大的追求顯然是兒童視角所不能勝任的。但作家仍然對兒童視角情有獨鐘,不是作家沒有看到兒童視角的這些弱勢所在,而是一種情有可原的、有目的性的選擇。對于本文的論題來說,更有價值的不是辨析“不協調”本身的內容與程度,而是把這種“不協調”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現象,發現其前因后果。當人們曾經柔軟的心靈被深刻與抽象、苦難與艱辛填滿,日趨忘記美的感覺的時候,作家的寫作目標是要強調美感,并要使美感在此中異軍突起,這種道路是曲折的、艱難的,作家必須選擇一種最為行之有效的方式來改變目前的狀況,而兒童視角作為相對新鮮的審美視點,它的細節化與“詩化”則可以使美感最為直觀且最有力度地深入人們的心靈,使人們更加清晰地感受到美的存在與力量。細節化與“詩化”帶來的“陌生化”也同樣可以對人們日趨麻木的心靈產生較為強烈的震撼力。所以對于曹文軒來講,兒童視角可能有其不足之處,但卻是他追求美感的最佳選擇。
  曹文軒選擇的兒童視角,為我們提供的不僅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手段,也為我們展示了其對美感的新鮮體驗。盡管兒童視角的“細節化”與“詩化”所產生的美感并不是同一范疇與意義上的美,但是對于曹文軒來說,它們兩個都是為展現其悲憫但卻優雅的審美情懷服務的。“細節化”使我們充分體驗到作家憂郁的情懷,而“詩化”則使我們感受到生活的甜美,作家利用二者產生的“陌生化”的效果,再次強調了他對美感的獨特闡釋的主旨——“憂郁的甜美”,同時“陌生化”的效果也為作家的小說創作開辟了一片嶄新的天地。
  4 當我們透過兒童視角,審視作家在少年題材與憂郁情懷中表現出的人性美與人情美的時候,不應該忽視對這些美起烘托作用,并融會著作家心靈的感悟,在其小說中同樣發揮著主體作用的意境美。
  意境并不是簡單的自然臨摹,而是人的心靈與景物的完美結合。正如宗白華先生所說:“主觀的生命情調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成就一個鳶飛魚躍,活潑玲瓏,淵然而深的靈境,這靈境就是構成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意境’”。[13](P.160)曹文軒顯然是透徹領悟了這一中國古典美學中的精髓所在,所以,我們才會在其小說創作中看到他用其優美的語言、優雅的姿態、憂郁的情懷構筑的幽微精深、如詩如畫的意境美。
  雖然自然景物的描寫并不能代表意境的全部,但在我們研究意境的“特構”時,也必須看到對自然的描摹是意境構成不可或缺的基礎。曹文軒的景物描寫是出色的,所以我們看到了那個“長滿了百合花的大峽谷。他們靜靜地開放著,水邊、坡上、巖石旁、大樹下,到處都有。他們不瘋不鬧,也無鮮艷的顏色,仿佛他們開放著,也就是開放著,全無一點別的心思。峽谷上空的陽光是明亮的,甚至是強烈的,但因為峽谷太深,陽光仿佛要走過漫長的時間,因此,照進峽谷,照到這些百合花時,已經變得柔和了,柔和得像薄薄的、輕盈得能飄動起來的雨幕”。這不過是作家若干景物描寫中的一段,但這一段就足以讓我們認識到作家的功力,正如有位評論家所說“景物描寫是最見作家功底的”[14]。曹文軒把自然作為他的審美關照,用自己的筆與心捕捉著自然中的精靈、光環、空靈,也用他優雅嫻熟的文字為我們勾勒出一幅淡雅悠然的水墨畫。
  也正是在這美麗如畫的小說中,我們看到了作家用意境中的和諧與微妙所勾畫出的美麗圖景。在曹文軒的作品中,意境是通過自然與人的對話表現出來的,而和諧則是他們共有的話語。正因為如此,當自然與人物交織在一起的時候,則產生了二美互映的審美效果。在這里,紅花綠草、青松翠柏、藍天白云用它們各自的美麗為人物編織著幕布與背景,用自己的純然烘托著人物的美好。我們不會忘記這樣的鏡頭:“雨紛紛地下著,綠油油的白楊下,她舉著一把紅雨傘來上學,褲管挽了起來,露出梔子花色的腿來。”作家用他高超的調色技巧與靜動交錯的審美視角將一個純凈如水、清澈如玉、美麗害羞的女孩活生生地擺在我們面前,而此中色調的柔韻欲流,氛圍的和雅明艷,也讓我們如醉如癡。
  但我們也看到自然對于人物決不僅僅是一種襯托,也是一種生命的象征,它們用自己獨特的旋律奏響了一曲曲華彩樂章。夏蓮香的“藍花”書寫著她的純潔與美麗,峻烈與高傲;馬水清母親的柿子樹宣告著她的柔和與甜美;秦大奶奶的苦艾訴說著她的凄苦與孤單,善良與獨立;明子的“不吃天堂草的山羊”講述著他的自強與勇敢,高貴與向上。作家將他真切的情感汁液注入到這些充滿生命與活力的意象中,從而“使其萬事萬物著上了一層漂動的靈秀之氣”[4]。作家正是通過這種靈秀與空靈表現著自然與人物的和諧與美好,而和諧也構成了意境美中的最強音。
  曹文軒小說的意境中所傳達的是和諧,還有微妙。微妙是一種感覺,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情狀。作家要將這種精神表現出來,著實要費一些功夫。曹文軒常用人物與自然的默契傳遞著這種微妙。在《紅瓦》的《烏鴉》一章中有這樣一段描寫:“春天的風也很奇怪,能吹開果核,吹軟疆土,甚至能吹裂石頭。他又軟綿綿的、溫乎乎的,吹得人昏昏欲睡。‘春風如熏’,真是個恰當的說法。而‘如熏’時,卻正是另樣的東西在黑暗中生長發育之時。這節氣的變化,讓世界萬物都有點不安分起來了。”春天是一個象征生命與活力的季節,綠色張揚著少年青春的活力,驕陽孕育著少年旺盛的生命,春風中流動著少年成長的微妙,少年是在景物的應和中成長起來的,沒有直白的語言,也沒有清晰的表述,但我們卻在這些栩栩如生的景物中,真切地體驗到少年成長的朝氣與動感,體會到此中蘊涵在自然與人之間的和諧與微妙,感受到在意境的和諧與微妙中包含的朦朧美,也看到了作家對生活的精思細察,對美感的執著追求。
  當我們徜徉在作家構建的優美意境中時,也從中窺探到作家心靈的“幽情壯彩”,而這清新雅致的優美意境也同樣賦予了曹文軒小說以無盡的遐思與余韻,并成為其小說創作中美感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普遍追求思想,追逐深刻的當代,曹文軒卻關注美感,傾心雅致,并通過其對少年獨特題材與視角的準確把握,對美好人性與高尚情操的永恒追求,充滿憂郁但卻優雅的審美情懷,以及其對古典美學意境的深刻感悟,充分展現了他在創作方面的美學追求,同時這些也構成了作家豐厚的創作實績,而這些美學追求與創作實績也促進了曹文軒小說創作特色的形成,為當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并使其成為當代文壇一位風格獨具的作家。
  收稿日期:2001-04-05
《荊州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12~1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鄒璐巍20012001在普遍追求思想,追逐深刻的當代,曹文軒卻關注美感,傾心雅致,并通過其對少年獨特題材與視角的準確把握,對美好人性與高尚情操的永恒追求,充滿憂郁但卻優雅的審美情懷,以及其對古典美學意境的深刻感悟,充分展現了他在創作方面的美學追求,同時這些也構成了作家豐厚的創作實績。本文將通過對曹文軒小說中關于“成長小說”、“悲劇意識”、“兒童視角”、“審美意境”等問題的探討,進一步闡釋曹文軒小說獨特的美學特征。曹文軒小說/美感/成長小說/悲劇意識/兒童視角/審美意境CAO Wen-xuan's novel/aesthetics/novels about growing up/consciousness of tragedy/visual angle of children/artistic circumstancesAesthetics Pursuing in CAO Wen-xuan's NovelsZOU Lu-wei(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In the epoch of pursuing thoughts and profundity,however,Cao Wen-xuan focuses on the aesthetics and concinnity in his novels.Moreover,throughout his precise mastering of juvenile special theme and visual angle,perpetual pursuing of beautiful humanity and gracious sentiment,aesthetics moods full of melancholy while accompany gracefulness,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artistic conception of classic aesthetics,these not only show his aesthetics pursuing in his novel creation,but also consist of his solid write achievements.With the discussion some issues about Cao Wen-xuan's novels,such as:novels about growing up,consciousness of tragedy,visual angle of children,and artistic conception of classic aesthetics,this article will state further about the special aesthetics characteristics in his novels.鄒璐巍(1977-),女,清華大學傳播系碩士研究生。清華大學 傳播系,北京 100084 作者:《荊州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12~1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鄒璐巍20012001在普遍追求思想,追逐深刻的當代,曹文軒卻關注美感,傾心雅致,并通過其對少年獨特題材與視角的準確把握,對美好人性與高尚情操的永恒追求,充滿憂郁但卻優雅的審美情懷,以及其對古典美學意境的深刻感悟,充分展現了他在創作方面的美學追求,同時這些也構成了作家豐厚的創作實績。本文將通過對曹文軒小說中關于“成長小說”、“悲劇意識”、“兒童視角”、“審美意境”等問題的探討,進一步闡釋曹文軒小說獨特的美學特征。曹文軒小說/美感/成長小說/悲劇意識/兒童視角/審美意境CAO Wen-xuan's novel/aesthetics/novels about growing up/consciousness of tragedy/visual angle of children/artistic circumstances
2013-09-10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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