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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思潮 >>>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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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池月:中國知識分子命運隨想
雷池月:中國知識分子命運隨想
雷池月     阅读简体中文版


社會轉型,當然不會僅限于經濟生活,至少它還應該包括政治和文化兩個方面。但社會生活最本質的轉型應該體現在經濟制度上,簡而言之,就是所有制 和分配制度的變化。不過歷史上很難找到在不借助政治權力的前提下實現的由經濟活動本身來完成的轉型。羅馬帝國滅亡前后的一、二百年間,在意大利的傳統農業 地區,隸農制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但真正的封建的生產方式的確立,卻還是等到了查理曼大帝征服倫巴第王國(推行封建政治制度)之后。同樣,盡管法國資產階 級從十六世紀以后就逐漸強大并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占舉足輕重的地位,但還是直到1830年路易·菲力普登基才算是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而法國也才得以 實現由封建的農業經濟向以金融資本為主導的市場經濟的轉變。在歐洲,類似例子還很多。

  中國的情況則不然。嚴格地說,在二十世紀以前,中國的歷史上找不到明顯的社會經濟“轉型”的痕跡——兩千年一以貫之,就是以農民和地主這一對矛盾為主 體的經濟結構。至于二千年以前,所謂“東方奴隸制”是怎樣瓦解并讓位于封建生產方式的,更是找不出十分有說服力的證據,因而,這兩種社會形態究竟在什么時 候銜接,史學界至今尚無定論。這兩千年間,以社會政治形態的變化為主的“轉型”倒一直還是存在著,這并不是指標志著財產和權力的重新分配的皇朝更迭或農民 戰爭。在中國,對社會的經濟和文化產生全面性影響的決不是簡單的政權易手,一次改朝換代如果意味著社會轉型,那“型”就不勝其“轉”了。然而,在大一統和 分裂割據兩種狀態互相過渡或異族的全面入侵成功這樣的政治條件下,卻都能發現一些社會轉型的跡象。雖然這種政治轉型也表現出輪回的規律,但次數有限,而且 情況也不盡相同,它至少還反映了同為封建生產方式下階級內容的變化。只有到了二十世紀以后,才一連發生了兩次以生產關系的改變為基礎的社會轉型。一次是五 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次就是“初級階段”市場化。

  一位飽經憂患的知識界朋友對我說:“一生而經歷兩次巨大而深刻的社會轉型,是我們這代知識分子(大約指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人)的幸運。”這使 我想起吳祖光先生送給我的一幅字:“生正逢時”(他在別處還多次題寫過這句話),兩者其實是一樣的意思——在幽默的委婉中飽含沉痛。稍加品味,何嘗不能看 到淚光中寬容的笑?而且縱向引申,再想得遠些,就能發現,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所有可以稱為“轉型”的時期,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很難成為獲益者,相反總 是不免要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陷入尷尬的境地。這種情況似乎證明,兩千年來,由于在精神底色、社會定位、命運規律等方面表現的傳承關系,中國知識分子構成社 會學上的一個特定的范疇(系統),它大約和封建、后封建時期的中國歷史共始終(至于在新的轉型期中成長起來的有學歷、有專長的一代,大都由于生存環境、教 育背景、知識結構、社會作用的差異而分化到不同的階層,似不能再納入上述特定的歷史范圍)。

  秦、漢的大一統相對于諸侯割據的春秋戰國無疑是一次大的轉型(我們姑且拋開封建生產方式此時是尚未開始或者已經結束這一難以認定的問題,單純從政治和 文化層面去考量)。焚書坑儒于前,罷黜百家于后,秦皇漢武,雖各用一端,而斧鉞森森,并無二致,倒霉的終歸是知識分子,其栗栗自危、惶恐無日的慘狀,較之 戰國后期前輩們的處境,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了。中央集權的郡縣制政治架構固然為知識分子提供了一條充當官吏的進身之路,但無論官做到哪一級,精神上的自由 度是不能和諸侯國家的土大夫階層相比較的。士大夫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予取予求,決于一己,對諸侯只承担貢納錢糧和提供兵力的義務,而官吏呢?卻不過 是皇帝豢養的家丁走狗而已,稍有閃失,作威作福固再無可能,連身家性命都岌岌乎難保,兩相比較,結論不言自喻。

  不過,儒術還是一家獨大了,儒家也畢竟沒有辜負漢武帝及其后繼者們的信賴。漢代的今文經學的創始者們,把從莊子那里借來的“內圣外王”說大加闡發,從 此,“圣”“王”一體,只要是掌握著最高權力的君主,也就是天經地義的圣人,這個提法太讓最高統治者受用了,而知識分子就這樣自覺地把自己推向了君主奴仆 的地位。從此,一套以“忠君報國、經世濟民”為核心內容的思想體系把他們緊緊捆綁在官僚政治的破車上,在封建制度的泥途中顛簸了兩千年之久。

  漢末中央政權的分崩離析開始了一次新的政治轉型,這一以割據與分治為特征的轉型一直維持到隋、唐,時間持續達四百余年(其中西晉的短暫統一不過三十多 年,無足輕重)。在這場政治轉型中,大一統的格局雖然打破了,知識分子的命運卻并未能回復到戰國時期的狀況。此時,漢儒內圣外王、忠君報國那一套在邏輯上 很難成立了,因為:一、北方那么多來歷不明的小王國,大都是“五胡”所建立,北魏雖然實現過半個中國的統一,但華夷之辨始終是統治者和知識分子心結之所 在,他們都不會忘記“夷狄之有君,不如中夏之無也”這句歧視色彩十分明顯的話,胡人可為“圣王”乎?恐怕君臣間難得達成共識;二、南方的偏安政權則雖自認 為正統,但從漢末以來,篡逆成風,所有的短命朝廷都無顏以忠君的的觀念相標榜。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軍閥橫行的時代,南北統治者潛意識里的自卑情緒,雖成 因不一,卻表現相同——對于知識分子采取猜忌、排斥、敵視和鎮壓的態度。爾朱榮一次將數百名“清流”投諸黃河就是一個最極端的例子。

  知識分子自矜為“清流”實在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所謂“清流”,一是自夸其門閥,一是自耀其文化。兩者其實是合二為一的。因為漢朝以來的舉薦制度造成 的代復一代官吏的近親繁殖,形成了既壟斷政權又壟斷文化的“士族”,軍閥橫行,士族的整體地位必然下降(雖然許多軍閥也是士族出身),作為知識分子,其感 受是十分痛徹的。自居為“清流”,無非是對當權者的一點鄙視和抵制意識的流露。儒家的中心觀念此時由“忠君報國”向“親親尊賢”的方向轉移,綱常的廢弛便 是這題中應有之義。知識分子中任情放縱者、棲隱山林者比比皆是,莫辨真假。中國知識分子遠離政治和權力的宣言很難當真,自古如是,何也?其間當然有經濟和 物質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儒家文化從指導思想上作出了規定:“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這八個字之間是由嚴密的邏輯關系連結在一起的,前 者是后者的前提,一環一環,扣得很緊,就是《大學》里所說的:“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最后還是落在治國平天下上面。這個邏輯過程,民間的通俗說法便是“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所有文化 知識的追求和積累,脫離了封建皇權制度的官僚政治,便一無用處。讀圣賢書成長的中國知識分子,就算是視富貴如浮云,他也不能不“身在山林,心存魏闕”!南 齊的孔稚圭寫了一篇《北山移文》,嘲罵那些托名歸隱實則慕戀官祿的人,文章固然華麗,態度可不夠客觀。就算別人的歸隱是為了當官而使的花招,又如何?當官 的幾個不使花招?孔稚圭本人不也做著太子詹事、散騎常侍的官么?所以說,這篇文章的立意有失厚道。

  新的政治轉型是隋唐大一統局面的到來。大王朝官僚機器的規范化為知識分子提供了更多效命的機會,“經世致用”的潛在的動能又重新發揮出巨大的社會效 用。科舉制度是李世民為知識分子精心設計的一個陷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每一個讀書人從一開始就懷著“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的 夢想在這個陷阱中掙扎,當然,實現“千鐘粟、黃金屋、顏如玉”的夢想的機會確實大大增加了,不過失望和毀滅的機率自然也隨之提高。武則天一朝,處決的各級 官員多達十余萬人,但這非但沒有使知識分子視仕途為畏途,相反,越來越多的人自覺地往“陷阱”里跳,形成一種飛蛾撲火的效應。唐朝盡管曾造就一個繁榮昌盛 的頂峰,知識分子整體命運卻并不令人羨慕。不知有多少人終老于科舉的賭博不能一展長才,不堪忍受這一命運而寄望于靠顯達舉薦以求出路者,卻要在人格尊嚴上 付出更大的代價(李白就是這樣的典型)。在整肅吏治或黨派傾軋中被處決被流放或不免有咎由自取的因素,而后來在軍閥混戰和黃巢的鐵蹄下輾轉溝壑、葬身無地 的則大抵是無辜的犧牲品了。

  進入五代時期,政治上的分裂割據狀態再一次地被相對固定下來。統治中原的小朝廷都很短命,但大體還能維持有效的統治,社會的整體情況,比唐末有了相當 的改善。在“中央”,甚至出現過李嗣源(唐明宗)、柴榮(周世宗)這類“明君”,在“地方”(小王國),則如李昪、錢璆、劉崇、周行逢等都可算是“一時人 物”,“做過一些好事”。至于知識分子的命運,當然也遠勝于唐末。士族已經徹底滅亡了,中、小地主開始崛起,知識分子的人身安全和經濟狀況,都比前朝較有 保障,仕途也是廣闊的,惟一的問題是儒家的綱常倫理學說找不到合理解釋的基點。既然不好說,那就少說或不說也罷!統治者需要大批官吏為他牧民,知識分子需 要當官以謀求個人出路,雙方可說是一種需求關系上的結合,雖然都各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詞,但涉及綱常一類的教條是不大提起了,因為幾乎沒有一位統治者好意 思在節操問題上對自己的臣下提出要求,而臣工們也不會迂腐到以節操自勉。對這一點,當時的知識分子還是有共識的,從未互相指責。五代大官僚知識分子的代表 人物馮道,五朝拜相,事主八姓,在中國歷史上是創紀錄的。他死后,與他一殿為臣的范質(后來還當了北宋的宰相)稱贊他:“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 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如此之高的褒揚,反映了同時代人在節操問題上的相同觀點。到了一百年后,歐陽修的評價可就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標 準了。他說:“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司馬光的指責 更嚴厲:“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 道則隱,或滅跡山林,或優游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

  對馮道的這種各執一端的結論,并不是緣于個人的好惡,而是反映了社會轉型帶來了價值觀標準的轉移,它是一種由政治轉型導致的文化轉型的表現。客觀地 說,歐陽修、司馬光所代表的北宋人的觀點,未免過于苛刻,設身處地地為馮道時代的人想得不夠。馮道所事的“五朝”(唐、晉、契丹、漢、周)總起來不過三十 多年,要馮道從一而終,則意味著他在政治舞臺上混不上十年就得“盡忠死節”,這是不是殘忍點兒?也不現實。至于“滅跡山林”云云,就算是拋棄了經世致用的 圣賢教誨,還有一個誰管飯的問題。“優游下僚”則更難想像,一則“下僚”未必就有理由不忠君,二則“下僚”清苦卻又眼巴巴地看著上司頤指氣使、紙醉金迷, 能 “優游”得了么?

  北宋的知識分子調子那么高,實在是因為他們得天獨厚,享有著中國歷史上最優裕和寬松的環境。經過宋初的恢復,大約在真宗趙恒時期,中、小地主階層已經 崛起并從此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一支中堅力量。出身寒微的知識分子隊伍不斷擴大,他們打破了數百年來豪門士族對文化的壟斷。而宋朝的統治者,從趙匡胤開始, 一直對科舉制度的建設十分關心。為了保證讓家境欠佳的遠道士子們能夠順利赴京應試,趙匡胤在開寶二年就實行了一項旅費補給制度,對西川、山南和荊湖(當時 江南和兩廣等地尚來統一)的趕考舉人,“往來給券”。券,當屬一種證明文件,實際上就是憑證由各地驛館(國營招待所)免費接待。北宋王朝對知識分子的寬厚 政策當然不止于此,但這一條確實對大批中、小地主知識分子走上政治舞臺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支持。“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的觀念當然不脛而走,并深深打上 主流意識的烙印。

  北宋王朝的知識分子政策至少有這樣三個后果:

  一、大大激發了知識分子的進取觀念和創造意識,因而涌現了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所以錢鐘書先生稱北宋為中國封建文化史上的顛峰階段;

  二、大大強化了知識分子的奴化意識,從此,中國知識分子自覺地自我定位為皇權的工具和奴仆,把為皇權效忠服務視為生命的惟一宗旨和至高追求。

  三、作為皇權的奴仆,不自覺地降低了自我的人格定位,獨立的人格精神遠不及于戰國、秦、漢。甚至實際上還不如亂世的南北朝和五代(亂世的知識分子不少對皇權是抱著鄙視和抵制態度的,就連馮道那樣圓滑世故的人也敢于當面調侃頂撞柴榮。)

  既然是奴仆,就難免為爭寵怙權而彼此傾軋,奴才愈集中的地方,矛盾一定愈激烈,于是,貫穿北宋一朝特別是從真宗時開始,政爭、黨爭不斷,往往鬧得不可 開交,這種狀況卻更有利于最高統治者的駕馭。章獻劉太后執政時處理丁渭、寇準兩個集團的成功范例,神宗和哲宗對待黨人態度上的反復等等,都是最好的證明。

  宋王朝盡管在國防和外交上是最軟弱的,但它卻是封建帝國政治制度趨于完善的朝代。在對知識分子的控制上,或者反過來說,知識分子在為皇權效命的自覺性 上,達到了超越古人的程度。而且此后,中國知識分子再沒有從這種精神狀態中解脫出來過。影響后世極深遠的理學也只有在宋朝這種歷史背景下才會產生。從這個 意義上說,寬松而優裕的宋代知識分子未必是幸運的,而他們為后代留下的文化影響也未必是值得推崇的。

  北宋覆亡以后,雖然又經歷了百余年南宋與金對峙的格局,但政治觀念和文化思想卻并未產生大的轉化,也許這是由于兩個相對穩定的王朝共存,雙方都很主動 地繼承北宋的文化遺產。特別是金朝,作為少數民族政權,對弘揚儒學的熱情絲毫不低于漢人,以至于蒙古人就曾認為金國敗亡的原因就在于太寵信儒士而冷落了武 將。這話未必準確,但金亡時盡節的大臣、將軍、村夫、民婦甚多似乎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這一點。從金、宋先后亡于蒙古,直到民國成立,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出 現過長期的分裂狀態(南明政權似乎可忽略不計)。不過在這個近七百年的時段里,除去明朝的二百七十年,漢人一直生活在異族人的統治之下。雖然也有過激烈的 反抗,但由于異族統治者幾乎是全面地承傳了漢族政權的政治形態和文化觀念,“夷夏之辨”很快就讓位于“君君臣臣”的原則,知識分子及其影響下的大眾心安理 得地接受了在新王朝統治下做忠實臣民的命運,即使有時不免有“二等百姓”的屈辱感,但總能從其他方面尋求心理補償,從而維持著情緒的平衡。

  其實,蒙古人統治下的日子是很難熬的。他們雖然一方面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另一方面卻又堅持實行法定的民族歧視政策。“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誠然不 錯,但蒙古的帝王們的素質和治績,能稱得上“有德”么?當知識分子還在這個問題上依違兩可之際,下層群眾卻已經忍無可忍了。在元末群雄并起的年代,知識分 子介入政治動亂的熱情和勇氣已經遠不如秦末、漢末和唐末了,雖然他們作為異族的臣虜本來是更有理由充分利用這一機會改變命運。知識分子的畏葸心態反映了儒 家學說長期教化的結果,在權力面前甘當奴仆已被視為天經地義。儒學本來是宗法社會的產物,是維護父權制的思想武器,當它延伸到政治領域的時候,只是在原有 的框架上,家上升為國,父上升為君。君父一體,構成了社會權力的軸心。服從這一權力體系是至高無上的原則。所以,做忠臣孝子成為人生的第一信條。儒家的所 謂 “禮”就是這個脫胎于宗法制的權力體系的全部規范和秩序的概括,而“禮教”的極致就是為人臣、子者獨立人格的完全喪失(元、明之際大約正是到達極致的階 段)。而且,最糟糕的是,這是一種純粹的絕對的權力崇拜。因為,權力本身不受任何原則的約束,也就是說,它的崇高不必預設任何限制性的前提。遇上了一個暴 君、昏君,臣子所能做的最極端的事不過是抬口棺材到午門,然后冒死進諫。當然,這也算一種勇氣,但敢于這樣做的人并沒有幾個。孟夫子倒是還說過“聞誅一夫 紂,未聞弒其君也”,還說什么“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可是歷代的皇帝誰會真正聽得進去?到朱元璋開國以后,索性親自動手,把這些不合口味的內容從 教材中統行刪去,還為此作了振振有辭的解釋,說是不要讓荒謬的思想影響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明朝恢復了漢族人對國家的統治,照理說,知識分子的命運會有所改善。可是事實上,明朝是一個知識分子風氣最壞的朝代,無自尊、無廉恥、無氣節,都堪稱 空前絕后。造成這種狀況,固然和皇帝的素質有關(可說明代的十五個皇帝中除了建文帝都是人格不健全的人),而知識分子本身的原因更為主要,他們除了被理學 和八股文馴化為奴才和官迷以外,而且在時代所特有的不良社會風氣浸染下(好幾種壞風氣如狎妓、蓄童等就是知識群體所倡導的),有些人甚至成為典型的社會敗 類,為人不齒。這些從明朝的歷史和明代的文藝作品中都能得到證明。因為知識分子的不自愛,皇帝老兒也就特不把他們當人看。民間士人不說,就是當朝大員,在 朝堂被打屁股也是常事,而且甚至還集體被打。金殿上,數以百計的大員們把或肥或瘦的屁股一字排開,廷尉們的板子揮下去,血肉交迸中只聽見一片喊娘叫爺之 聲。從來沒有哪個朝代,位列公卿的孔孟之徒會集體蒙羞受辱到這種程度。越沒有尊嚴,就越無恥,所以才會有成百上千文武官員爭著給宦官當干兒子、干孫子的怪 事,才會有95%以上的朝官向大順軍屈膝稱臣的丑事。其實,明朝知識分子早就對朝廷失去了利害與共的責任感,一旦做官,全是短期行為。不撈白不撈,權力過 期作廢。政權弄垮了,再去投靠新的統治者,是普遍心態。無怪乎后來多爾袞、多鐸兄弟只靠幾萬精騎便可以馳騁天下,底定中國,也無怪乎順治初年,一開科舉, 天下士子便紛紛騖至,向新皇效忠。
  平心而論,來自滿洲的統治者對漢族文化和漢族知識分子表現了相當的尊重,這點從對皇室 子弟的嚴格教育上就可以證明。由明入清,談不上社會轉型,但從統治者到廣大知識分子,整體素質卻有著明顯的改善。有學者稱有清一代是中國封建文化的回光返 照時期,庶幾有理。這當然不僅僅是清代皇帝的政策變化的結果,從知識分子方面說,物極必反,奴才做到了極點,也許正是自我人格意識覺醒的開始。清初的王夫 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的政治態度很能證明這一點。作為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他們對滿族人的南侵當然是持抵制態度的,但他們后來卻能在達成一種默契的前提 下與朝廷相安無事,自己雖然不應征辟,但也并不反對門人出仕。這大約和他們潛意識里的某種政治感受有關:滿清統治者看來比亡明的末路皇帝還多幾分人君的氣 象。他們感到,這似乎是一種天數,于是放棄了為反清復明奔走呼號的努力。而出于愛惜自己的羽毛,他們也決不愿意去走錢謙益、吳偉業等人的道路。當然.就活 著的狀態而言,他們要多忍受些精神和物質上的困苦,但死后,卻得享大師的尊榮而不至像錢謙益們之受后人鄙棄。乾隆命史官設置《貳臣傳》實在是非常高明的一 招,他不是不知道這些“貳臣”們對大清開國有過多大的貢獻,但把他們打入“貳臣”另冊,就意味著自己君父地位的不容置疑,漢族知識分子從此如果還有人敢對 滿人的統治懷不臣之心,那就是違背了圣人“君為臣綱”的誡訓。后來的能臣良吏,自然都是謹守君臣之道的“君子”。當曾國藩在朝廷存亡難卜而扮演起中流砥柱 的角色時,胡林翼寫信問他:“東南半壁,吾師其有意乎?”他卻能硬生生地拒絕了這種誘惑,實在也就是“君君臣臣”的這道坎兒邁不過去。

  如果不是十九世紀中葉洋人的堅船利炮帶來的“西學東漸”,中國知識分子或許就停留在這種狀態中了——比明朝人多一點尊嚴,但依然是傳統儒家理念所要求 的君權的奴仆。但是,二十世紀終究是人類歷史上最獨具色彩的時代,進步最大、變化最快、苦難最多。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迅猛轉型的要求已如山洪般不 可遏止,兩千年的封建政治和經濟結構,兩千年的以儒家為核心的文化傳統,都無可回避地面臨著挑戰。積壓越久,蓄勢越強,中國社會的轉型理應表現出一種特殊 強勁的勢頭和沖擊力。然而一開始,事實卻并非如此,在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轉型完全沒有銜接起來,以至于都未能取得彰顯的成效,結果只 是為下半葉的轉型從反面做了一些鋪墊而已。如果參照一下西方的歷史,不難看出,問題在于三者秩序的顛倒。在歐洲,從十五世紀開始,啟蒙運動和資本主義經濟 的發展相結合,在社會生活中醞釀了兩、三百年之久,才導致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一政治轉型的到來。然后,政治轉型的成功再帶動文化和經濟的進一步完成轉型 的任務。而在中國,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之前,資本主義文化和經濟的基礎與影響都微乎其微。于是革命的結果僅僅是推翻了帝制,而留下一個與歷史上一切“亂 世”相似的軍閥混戰局面。只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和文化才得到一個發展的機會。然而當時國家的政治格局極不利于經濟的發展,中國未 能及時形成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主導的經濟結構。倒是在文化方面,由于許多留學生引進西學倡導于前,國內教育制度改革配合于后,出現了一個革故鼎新的高 潮。這個以“五四”為標志的思想解放運動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產生了震撼性的影響,它極大地破壞了儒家提倡的以綱常為約束、以權力為歸依的價值體系,稱得上 是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

  既然是一場文化革命,它本來可以或者說必然導致政治和經濟的革命性轉型。可是,一般性的規律遇上了特殊的條件,中國終于未能就此走上資本主義和資產階 級民主的道路。在二十世紀初激進主義思潮澎湃于全世界的時候,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如果想要振作圖強,它還可能作出其他的選擇嗎?作為本來就屬于激進民主 主義者的孫中山,最終竟還要進一步實行“聯共聯俄”政策,不就是因為他深切體會到“中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嗎?他死后,國共分裂雖勢在必然,而以俄 共樣式改組的國民黨卻只能走上極權主義的道路,加上無休止的內戰以及后來日本人的入侵,極權主義加上戰時體制,中國距離資產階級民主自然就越來越遠了。經 濟方面也一樣。雖然資本主義因素有所增長,但社會環境太惡劣,資本主義就像一棵因營養不良而患上矮化癥的樹苗,永遠也長不大。

  在抗日戰爭中壯大起來的共產黨,通過三年內戰,把國民黨趕到了臺灣。一個新的國家政權誕生了,它是把消滅階級、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寫明在 自己旗幟上的。這當然是一場最本質意義上的社會轉型。這一轉型雖然也是以政治革命為先導,但在經濟、文化兩方面卻已經有了相應的準備,亦步亦趨,緊跟其 后。經濟方面,比較簡單明了:在農村,土地改革,一舉摧毀了封建地主所有制,此后,毫不停頓地轉入合作化,最后全部公社化,占全國經濟總量80%以上的農 業,占全國人口90%以上的農民,被徹底與私有制斬斷了聯系;在城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對城市小手工業的改造一次到位,城市的私有經濟也消滅殆盡。總共 費時不過六年,“社會主義”便已大功告成。當時之所以未作出大功告成的判斷,并不是如后人所認識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不夠格”,而是因為“階級敵人,人還 在,心不死”。人沒有全部改造好,就宣布社會主義建成,十分危險。所謂人的改造,主要指意識形態,這方面情況比較復雜,因為思想在腦子里,看不見,摸不 著,特別是知識分子,雖然“最愚蠢”,但總是蠢得令人放心不下。要解決好這一問題,必須在文化上徹底轉型,必須把所有非社會主義的文化及其影響逐步而干凈 地清除。從“思想改造運動”到“文革”,一直都在做這件事,而且所有這些文化轉型的過程自始至終都伴隨著強有力的政治手段作保證,由此可見這一轉型的艱難 和它受重視的程度。這是一場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曠日持久的決斗,它所耗費的時光和精力以及所取得的戰果真正是“史無前例”。

  “與人奮斗,其樂無窮”。可是中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卻并未從這場斗爭中感受到快樂,因為他們只是“挨斗”的一方。雖然,在不同的“運動”中,有 些人“斗”別人很積極,意氣風發,那也不過是一種倀鬼自得的情緒,損人而未必能夠自救,不同者,倀鬼死于前,他們死于后,真正能夠超生的沒有幾個。整體而 言,在前面所說的奴性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從來都不想斗。新政權建立伊始,他們中的多數或許需要一個適應過程,但只要權力系統穩定并開始正常運 作時,對他們來說,又是“君君臣臣”那一套在潛意識里發揮作用了。這點從思想改造運動中就已經得到了充分證明。思想改造運動除了進行一些馬列主義常識的教 育,重點是交代歷史,檢查思想,即所謂“脫掉褲子割尾巴”。說實話,形式上,它并不像“搶救運動”那樣激烈,但它卻是對知識分子人格尊嚴的一次極大的挑 戰。在一些做法太過分的地方,雖然也激起了集體上告之類反應(如武漢大學教師的聯名信),但整體而言,知識分子經受住了這次“考驗”,他們和新政權的關系 不是疏遠了,而是密切了。這原因大概主要是因為:

  一、思想改造運動是在其他一些強制性、暴力性的政治運動(如“土改”、“鎮反”等)的背景下進行的。知識分子大多有較復雜的社會關系,新政權的高效率的國家機器具有令他們懾服的威權;

  二、新政權所帶來的社會變化(新氣象)使他們深受鼓舞,他們開始相信國富民強的民族振興的理想實現有望,他們理應為此而效命;

  三、絕大多數的中、小知識分子經濟狀況十分困窘,對他們而言,維持家小生計遠比保護人格尊嚴現實而緊迫,何況軍營式社會體制也根本沒有給他們提供作出另一種選擇的可能。

  今天的有些研究者指出,這“一百殺威棒”打掉了知識分子的自尊,他們從此一步步成為“馴服工具”,但接下來學者們或出于迎合一種社會情緒,或出于對實 際情況的隔膜,發出匪夷所思的疑問:知識分子為什么沒有表現出“人格勇氣”,進行抗爭?為了映襯一般人的猥瑣、懦怯,還制造出如陳寅恪、梁漱溟輩不合作的 神話。看來隔了一個時代,有些對話確實就很困難了。須知在革命的非常時期,哪里有什么不合作的可能啊!黃宗羲不是還要接受某種“合作”嗎?況乎他人!

  思想改造運動大獲全勝,知識分子中的人心向背問題解決了,但這距離思想改造的目標還相當遙遠。正如周恩來所說“立場問題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一 定要有一個過程”。他要求知識分子先從“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立場”轉移到“人民的立場”,然后“再進一步站到工人階級立場”,當然,“那是更難的一件 事”。為了推動知識分子實現這一目標,繼續開展了一系列改造文化環境、凈化思想意識的運動,如“批判武訓”、“查封反動、黃色出版物”、“批判資產階級 ‘紅學’”、“批判胡適”、“揭批胡風反革命集團”等等,意猶未盡時,便有了“大鳴大放”的陽謀,“引蛇出洞”,然后是“反右斗爭”。

  反右斗爭對知識分子隊伍的影響顯然遠遠超過前此的各項運動。首先,它涉及面大,定性戴帽者達五十多萬之眾,如按周恩來宣布的中國知識分子總數為五百多 萬人計算,已超過10%的比例;其次,它手段嚴厲,雖然說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但被剝奪工作甚至押送勞改單位者頗不在少數,而且越往后情況 越嚴重,和地、富、反、壞并列,構成“五類分子”,成為被“狠狠踏上一只腳,永遠不得翻身”的一族。在漫長的二十余年間,“右派”中的年老體弱者有不少因 不堪生活壓力而死去,但這種壓力在當時還會轉加在他們的親屬身上。有史以來,知識分子以言獲罪的先例不勝枚舉,不過像這樣大規模地、長時間地治罪實在少 見。事實上,其中有部分人連獲罪之“言”也沒有,他們只是些按規定的百分比被指定湊數的倒霉蛋。

  不少學者曾撰文,以為“反右”是一個分水嶺,自此而后治國政策向極左方面大幅度轉移。這話當然有理,因為,接踵而來的便是“三面紅旗”、“反右傾”、 “十中全會公報”、“四清四不清”直到“文化大革命”。然而“分水嶺”的含義實不止此,由于太多的家庭無辜地受到了沉重的打擊,知識分子雖然還像五十年代 前期一樣呼喊一些虔誠的口號,而內心深處卻不能不產生疑問與動搖。這是一種出自生命本能的反應,其道理就如孟子所說的“民之就仁也,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 也”。

  這次轉型的最后一幕是“文化大革命”,雖然從形式上看,是“高潮”之所在,但由于其本身是一場鬧劇,因而盡管不失慘烈的場景和情節,卻根本不能構成悲 劇的本質(因為崇高缺位而呈現變形的滑稽)。“文化大革命”當然不是什么革命,不過是權力斗爭的延續和膨脹而已。然而混戰中不管哪一方都習慣地用知識分子 “祭旗”,最可恥的是某些當權者不知如何自保時,便把斗爭方向轉向知識分子,唆使暴徒盡情摧殘他們的身體侮辱他們的人格,以為這樣或許可以邀寵于一時,使 自己的權位利祿得以維持(在廬山會議上,在“四清”運動時,這一手確實在表面上奏過效,然而這一次卻無論使出多少花招,也難逃滅頂之災了)。至于知識分 子,此時早已是既無心也無力進行任何反抗的群體,他們在實在不堪忍受非人折磨的時候,只剩下一種選擇——自殺!一九六六年九月上、中旬,全國有多少知識分 子自殺身亡,統計一下這個數字,對后世不是沒有教育意義的。

  二十世紀中國第一次全面的社會轉型隨著“文革”的結束而中斷,——說“中斷”,是因為誰也不清楚這次轉型的最后目標究竟是什么、何時能實現。完全經歷 了這次轉型的知識分子現在可能大半已不在人世,他們應該可以說是兩千多年來命運最為獨特的一代,對他們所經歷和感受過的一切,至今并沒有進行系統的全面的 總結和研究,這個任務只有留待后人去完成了。然而時間愈久,資料愈不完整,研究難度也就愈大,這也許會成為歷史對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永久的負疚。

  這一次的文化轉型雖然沒有完成(事實上它永遠不可能完成),但卻已經走到了極致(沒有了文化,也就無所謂轉型,“白茫茫大地真干凈”)。根據辯證法的 原理,物極必反,果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國出現了二十世紀第二個思想解放的高潮,奄奄一息的文化竟然像逢春的枯木一般生機煥發。新的一次文化轉型來到了,正 是它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鋪設了道路。在這一轉型的早期階段,中國的知識分子(由于文化教育的十年空白,此處指六六年以前已進入知識分子行列的人, 實際上是傳統知識分子范疇的人),可說是史無前例地火了一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口號“響徹神州大地”,剛從“牛棚”里爬出來的學者、專家、教授們 又一個個衣冠楚楚、風度矜持,儼然都是社會中堅、國家良器,再加上幾篇文章一鼓吹,社會風氣為之大變,圖書館座無虛席,書店里人滿為患。那光景真叫人以為 “君子國”就在眼前。接下來,經濟轉型進入了高潮,知識分子的處境便一天比一天微妙起來。

  一位經濟學家曾說過:“市場經濟就是強者的經濟”。人們雖然都知道,市場能優化資源配置,而對這種優化功能是競爭的結果,是優勝劣汰的結果,卻很少去 深入了解。優勝劣汰,換句話說,也就是弱肉強食。在市場中,有效利用資源正是強者排斥弱者立于不敗的根本條件。市場經濟與弱肉強食的原則是不可分離的,沒 有這條原則,就沒有市場經濟的一切優勢,進而就沒有市場可言。而這項原則和有史以來的一切理想主義的基本信條卻都是相違背的,因為任何宗教的、哲學的、政 治的理想主義都將保護弱者作為自己的宗旨。中國的知識分子對于改革開放的一致擁護無可置疑,但他們對市場經濟所知甚少,一朝面對時可說毫無準備。無論從傳 統的儒家學說的影響還是幾十年馬列主義教育的熏陶來看,他們都很難適應市場主導生活的種種現實。

  事情的變化來得很快,隨著市場經濟高效率的發展,除了極少數利用特權、蔭庇、高科技成果等優勢分化到財富階層去的人以外,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 迅速走向邊緣化。在政治上,他們是消極的、無所作為的,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中大多數人逐年退休,脫離了政治舞臺,心無所用了。另一方面,他們經過數十年歷 煉,確實也是“看淡了、看透了”(汪曾祺的話),任何政治激情都再難燃起,無論是崇高的理想,還是卑賤的權欲。在經濟上,他們是困窘的、無力自拔的。這一 方面是由于他們的知識結構嚴重老化,越來越不適應快速的社會發展的需要,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他們觀念陳舊,為傳統所束縛,根本無法(也缺乏主動)從市場經 濟中去為自己分得一杯羹。兩千年來,在社會條件和文化傳統的雙重規范下,中國知識分子向權力屈服是自覺自愿習以為常的,但他們在接受財富的役使這一點上常 常表現得忸怩而遲鈍,因而無論是當智囊或者抬轎子都不甚合格。而他們對于市場經濟的規律和機制本就所知甚少,更不懂得如何抓住機遇玩弄手腕,市場經濟所產 生的巨大效益當然也與他們基本無關。

  處在兩千年來第一次真正的社會轉型中,許多固有的事物都會出現徹底的甚至難以估量的變化。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一個歷史范疇,眼下大約也正在演繹生命 的最后一章。因為他們賴以生存、發展的前提環境的根本變化,將使他們從邊緣化自然地走向消亡。歷史所要求于他們的,他們已經做了,無論效果如何,他們都不 任其咎,這也正如歷史所給予他們的,他們都承受了,無論感受如何,也無法再行結算。

來源:《書屋》2003年01期
三農中國 http://www.snzg.cn

2011-04-13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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