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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柳宗元對程朱理學形成之影響
論柳宗元對程朱理學形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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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600(2007)07-0011-05
  柳宗元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轉入中衰的時期。這一時期各種社會矛盾異常尖銳,柳宗元也在復雜的社會矛盾中掙扎,多次遭受政治上的打擊,最后客死遭貶之地。柳宗元作為唐代杰出的思想家,一生盡管仕途失意,卻沒有丟棄儒家知識分子的良知。他本著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致力于“統合儒釋”,為儒學的復興付出了極大努力,并對程朱理學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
  在唐代,佛教進入了一個大發展時期,有唐一代的許多士人知識分子一方面習讀儒經,去應付科舉考試,另一方面也篤信佛教,以為心靈的慰藉。但是,由于佛教把世界上的一切都歸因于佛,就難免和儒家的敬天尊王思想發生矛盾,從而影響或阻礙了大一統封建王朝的強有力統治。所以唐建國之初,統治者就感到了統一思想的極端重要性,并對歷史上帝王提倡佛教所帶來的慘痛教訓進行了總結,如唐太宗就說:“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僚皆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談論苦空,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及侯景率兵向闕,尚書郎以下,多不解乘馬,狼狽步走,死者相繼于道路。武帝及簡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此事亦足為鑒戒。”[1] 當時的一些大臣也認識到了佛教的負面作用,要求廢佛,如太史令傅奕就上書要求廢除佛教。在他看來,“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識胡術,恣其假瑜,故不忠不孝,削發而楫其親,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稅。凡百黎庶,不究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虛覬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期百日之糧”[2],從多角度揭示了佛學傳播給有唐社會帶來的種種影響。傅奕還指出:“生死壽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3] 正是認識到了佛教的危害,所以唐初曾對佛教進行了打擊,如唐高祖李淵就認為僧尼“茍避征徭,不守戒律”[3],曾下詔書裁汰僧尼道士;太宗即位后,支持太史令傅奕反佛,對反對傅奕的佛教徒法琳等人進行流放懲罚,使佛教遭受了初次打擊。但是,這些措施并沒有從根本上阻礙佛教的繼續發展。
  至于土生土長的道教,其理論與佛教相比顯得非常薄弱,缺乏佛教絢麗多彩的教義和理論,又沒有儒學那樣和政治關系之密切,所以一直發展不強。但到了唐代,由于李氏當天下,所以高祖、太宗相繼認老子為李姓祖先,不斷人為抬高老子地位。高宗李治在去泰山封禪途中,還專門到亳州拜謁老君廟,并追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到唐玄宗時,還把《老子》作為道教的經典進行注釋,認為《老子》“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理身則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為務……而皆守之以柔若雌靜”[4],又命兩京和各州修玄元皇帝廟,此后又改“廟”為“宮”,進一步提高了老子的地位。就連唐代的科舉考試,也一度把道家思想作為考試內容,如高宗時就加試了《老子》,考試、選舉的辦法和明經科相同,承認了道教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但兩晉南北朝的社會動蕩,以及隋朝的短命,使得唐統治者認識到儒學對于立國的重要性。盡管佛、道在唐初有很大發展,但儒學也受到了高度重視,唐太宗就明確表示:“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5] 儒家敬天法祖,尊王攘夷,對于封建統治是具有很大的用處的,所以儒學是絕對不能放棄的。建國之初,唐統治者就宣布信奉儒學,用《五經正義》取士,并在各地興建孔子廟。貞觀年間,又令州學、縣學立孔子廟,春秋兩次進行祭祀。唐玄宗時,努力復興儒學,還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對孔子的后裔也加官晉爵,所以儒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與佛道相比,并沒有占據太明顯的優勢。
  綜觀唐代前期,由于民族空前大融合,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也勢在必然。唐代統治者以開明的態度、開放的姿態,容許各家各派的發展,對于儒、釋、道三教采取調和的態度,力爭使三者和諧相處,形成和諧的關系。所以,唐前期,三教發展基本做到了共存之態勢。
  二
  由于唐代實行儒、釋、道三教并存,彼此互有消長,因此,儒家學說比起在先秦兩漢時期明顯衰落了。這對于唐代的文儒階層來說是件很悲哀的事情。如何將社會的主流思想歸依到儒家思想的軌道上來,成了唐代士人知識分子努力探索的重要課題。到了中唐,解決這一問題變得十分緊迫。為了復興儒學,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奮起。初唐的傅奕、中唐的韓愈都是反佛興儒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們為排除佛道思想的影響,勇敢地打出了“反佛興儒”的旗幟,同佛道思想進行了堅決斗爭,為清理佛道思想對社會的消極影響作出了巨大努力。此一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柳宗元也為復興儒學作出了突出貢獻,尤其是他的“統合儒釋”思想,采取了較為靈活的策略,對儒家思想的重新振興貢獻尤大。
  如何在三教并存的局面中,使儒家思想發揚光大,唐代儒家知識分子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同時也付出了極大代價,因此而遭到貶謫的不在少數,韓愈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他為勸諫德宗而上的《論佛骨表》,幾乎斷送了他的性命,多虧眾臣力保,最后被貶潮州。他的《左遷至藍關示孫湘》一詩表達了遭貶時的狀況和心情:“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圣明出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6]
  面對中唐時期儒家學說的困境和佛學的繁盛,柳宗元沒有像韓愈那樣,對佛教采取直白激烈的對抗方式,而是采取了較為靈活的態度。他總結歷史經驗說:“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并用,而人知向方。”他認為,唐代思想界也應該繼續發揚這一傳統,實現“統合儒釋,宣滌疑滯”[7],提倡“統合儒釋”以達到復興儒學之目的。所謂“統合儒釋”,就是要對佛家思想進行改造取舍,以使之與儒家思想能夠相互兼容和補充,進而結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他主張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積極吸收佛家思想的精華,來為發展光大儒學服務。由于有唐一代,尤其是唐前期,佛教思想得到極大發展,所以柳宗元對佛家有比較深入的接觸和了解,他曾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于零陵,吾獨有得焉。”[8] 根據他在零陵研究所得,認為“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9]。在柳宗元看來,就是佛教的戒律也與《論語》的禮義有同等的價值,他說:“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于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于定慧者,不可與言佛。”[10]
  另外,他還認為佛家也講究孝道,“余觀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言旁家拖之右部分)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于元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11]。可見,柳宗元主張把佛教中的符合禮教綱常倫理的內容挖掘出來,使之與儒家道德倫理相結合。這與韓愈徹底否定佛教思想的做法是有明顯區別的。但他對于佛教中有悖于儒學的東西也是堅決拒絕的,如:“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9]
  與《易》合則是指佛學中有許多辯證的因素,與《易》中所蘊涵的辯證法思想相契合。《易》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它通過八卦形式,推論自然和社會的變化,具有豐富的辯證思維特點。而佛學也具有較強的思辨性特點,義理嚴密,思維邏輯性強,所以在思維方式和思維特點上,與《易》的辯證性特點很有相通之處。
  柳宗元還認為,佛家主張“四大皆空”,追求的是超脫紅塵世界,不以功名利祿為念,脫離人生苦海而求達到理想的天國——佛國凈土。這一點也和儒家所主張的“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12] 有相似之處。儒家學說創始人孔子對于安貧樂道的顏回大加贊揚,說:“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13] 闡述了儒家的安貧守儉思想。柳宗元認為佛家思想也有這一面,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說到:“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祖為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游以此。”柳宗元說他就是因為佛家主張“四大皆空”才與之游,這當然不乏偏頗之處。從理論上講,佛家教義的確如此,但在實踐中,歷史上的佛家弟子并不是那樣地安貧樂道,遠離世俗,高蹈世外。尤其是唐代,和尚和政治結合是非常緊密的,況且佛教內部斗爭也很激烈,所以柳宗元說佛教的“四大皆空”,我想可能是僅指佛教教義而言。
  柳宗元還認為佛家和儒家一樣都主張人性本善。唐代禪宗發展很快,同時它也是典型的中國化佛教。其經典教義《壇經》中說:“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去。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心外求。”在禪宗看來,佛性就是人性,人性就是佛性,禪宗之所以風靡于唐代,一是它找到了普通人成佛的簡便法門,二是它力求和孔孟思想相結合。禪宗的人性是佛說,就是吸收了孟子的性善論思想。孟子認為,人之初,性本善,善性本就是人的本性、天然之性,如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14],還說:“惻隱之心,性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4] 仁、義、禮、智又是怎樣來的,孟子認為“非由外鑠也”,而是人之天然之性。正因為柳宗元認為佛家的性善說和儒家人性論有共通之處,所以,他在《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中說:“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把禪宗創始人幾乎說成了儒家的忠實信徒。另外,在社會倫理觀方面,佛教亦有可取之處,柳宗元認為佛門也是主性善倡仁孝的,在《送元暠師序》中說:“余觀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言者也,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于元暠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
  關于佛教的認識,柳宗元認為佛教有補于世,這是他認識的高明之處。佛教宣揚輪回說、因果報應說,這些思想具有極大的欺騙性,有利于麻醉人民,維護封建統治。這一點在柳宗元被貶柳州后就有了切身體會。元和十年,柳宗元被貶為柳州刺使,當時的柳州,“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15],迷信十分盛行。柳宗元到任所后,先修孔子廟,對當地人民進行禮樂教化,但是效果并不明顯,因為柳州地處偏遠,是少數民族聚居之地,對于儒家思想的推行不利,沒有人去信奉,難以推行。于是柳宗元想到了佛教。因為當地人對佛教信奉,當地有名的大云寺年久失修,為“佐教化”,柳宗元就發動民工修復大云寺,結果收效顯著,當地人“去鬼息殺,而務趣與仁愛”[16]。
  唐代佛教發展達到輝煌,當時社會上禪風彌漫,無論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學林士子,還是斯隸皂徒,都受到了佛教思想的浸染。柳宗元自然也難以擺脫其影響,他說的“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8] 的話當不為虛。但柳宗元信佛卻不耽于佛,他一方面注意吸收佛家的精華為社會現實服務,另一方面也對佛家思想的部分內容進行了批判,如佛家發展寺院經濟,占有良田,貪婪斂財,過于注重世俗而輕視佛教教義的修行等。總的來講,柳宗元對待迅猛發展起來的佛教,態度是比較明智的,也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背景和趨勢。因此柳宗元融合儒佛的思想應該說對于當時復興儒學意義重大,更重要的是他為后世儒學的發展埋下了伏筆。
  三
  唐代韓愈、柳宗元的排佛興儒對后世影響很大,至北宋中葉,韓愈和柳宗元的著作已經風靡于世。沈晦說:“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至天圣間,穆修、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17] 當時人們之所以尊韓柳,是因為他們的文章中有圣人之道。在穆修看來,韓柳之文是學習圣人之道的必由之路,如說:“世之學者如不志于古則已。茍志于古,求踐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18] 特別是柳宗元的“統合儒釋”思想對宋代思想家影響尤大,雖然“柳宗元統合儒釋、融合各家的論證或有可訾可議之處,但當儒學因與佛道的沖突而日益陷入困境時,他的這種嘗試不僅為儒學的復興尋找到一條具體的道路,提供了一種智慧資源,而且實在開啟了改造儒學的方向,既是中唐時期儒學更新運動的必然結果,也為宋明儒者‘出入于老釋’,借佛興儒提供了啟示”[19](P238)。北宋二程朱熹等理學思想家正是深受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以“援佛入儒”的形式統合儒釋,將佛家思辯邏輯思想引入儒家思想體系之中,大大發展了儒學精義,從而形成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意識形態——理學,使得儒學在式微幾百年后重新光大,并達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程度。
  二程一生常“泛濫于諸家,出入于釋”[20](P124),和佛教有著密切的關系。雖然二程努力復興儒學,為維護儒家思想的統治服務,視佛學為異端,對佛學思想采取批判態度,但從其思想實質來講,走的是一條“明排佛學,暗竊佛學”的路子。首先,二程吸收了佛學本題論思想體系,建立了“理本論”的哲學思想體系。佛家把佛性、真如等作為其思想理論的本體范疇,說他們“合眾妙而有余,超言思而迥出”[21],認為佛性、真如蘊涵眾妙,主宰天地萬物。二程吸收了佛家這一思想,將之歸納整理為“天理”這一范疇,認為“天下只有一個理”,“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20](P30)。還提出“一物便有一理”[20](P139),“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無能違也”[20](P858)。這些思想是和華嚴宗一脈相乘的。
  其次,二程還吸收了佛教中的佛性論的精華,用以改造儒學思想中的人性論。佛家強調人本身都具有佛性,“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22],“自性若悟,眾生是佛”(同上)。為了更好地說明人人都有佛性,佛教提出了“真性”與“自性”之說,認為“真性”是人生來具有的,但“真性”容易被外物所染,從而變成“自性”,由于“自性”的千差萬別,從而造成眾生的不同,但“自性”又可以通過覺悟而成佛。二程正是看到了佛家圓通的“真性”、“自性”說,所以大膽吸收并改造,用于發展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論。二程指出,“性”是天理在人民身上的體現,“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20](P292)。“性”的內容就是仁義禮智信,是天命之性,這種“性”只要不受外物污染,就會保持其純然“真性”,但是“人生氣稟理有善惡”[20](P393),有清濁,從而導致人的后天氣稟之性的差別。氣稟之性就像佛家的“自性”一樣,也可以通過后天的學習修養而達到恢復天命之性的目的。
  可見,二程在創建其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的過程中,吸收了佛家思想中的有補于儒的思想精華,為創立理學思想體系服務。
  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家世是“婺源著姓,以儒名家”[23]。十幾歲時,父親臨終前叮囑朱熹,要他拜胡憲為師。由于胡憲“好佛老”[24],朱熹又跟他從學時間最長,所以,朱熹也涉獵過許多佛道典籍,其中有《華嚴經》、《楞嚴經》、《圓覺經》、《心經》、《大般若經》、《傳燈錄》、《四十二章經》等。可見朱熹“少年即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遍交當時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25]。
  朱熹一生與佛教往來密切。他十分欣賞禪學的思辨義理,認為“佛書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妙,故前輩謂此孔孟所不及”[26],還說“王介甫平生學了許多道理,臨了舍宅為寺”。對禪學的傾慕、欣羨溢于言表。朱熹自己也曾說:“某于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切至矣。”[27](P151)難怪清人顏元批評他說:“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無異于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28] 足見朱熹浸染禪學之深。
  佛教精細的思辨哲學對朱熹影響很大,朱熹哲學就非常注意吸收佛學直達主體本身內心的深層哲學精神。在本體概念上,朱熹哲學將佛學精神本體的“佛”轉換成一種抽象寂然的“理”,認為“萬物皆是一理”,“事事卻有個極至之理”[29]。這種“理”如佛一樣,是無思無為、寂然不動的,是萬事萬物的本源,既統攝萬物,又超越萬物。他將“人欲”看作是人生罪惡的來源,指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應把人欲連根鏟去。這種天理人欲對立的觀點其實就是佛家禁欲主義思想的翻版。佛家把人欲當成極大的罪惡和一切苦難的根源,認為要滅絕一切人欲,拋卻現實的苦惱,去追求來世的幸福。《法華經》說:“諸苦所因,貪欲所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華嚴經疏》說:“暗于多欲,故沉淪長夜。”佛家還要求出家弟子“剃頭發,被赤布”,“棄妻子,捐財貨,須終身不娶”[30]。很顯然,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明顯脈承于佛教的“禁欲”觀。
  在認識論上,朱熹哲學吸取了禪宗的“頓悟”說,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認識方法,認為經過“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積累過程,用力以久,則必然一旦豁然貫通,就會達到“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另外,朱熹還揚棄了佛學禪定的修養工夫。他認為人在“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為務;但趺跏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31]。這種認識論和禪宗的“頓悟成佛”說是一脈相承的。
  在思維方式上,朱熹吸收了佛家的“理事無礙”說,對“理一分殊”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和完善。佛家華嚴宗認為理與事無相礙,“一理遍于事中,謂能遍之理,性無分限,所遍之事,分位差別,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何以故?以彼真理不可分故,是故一一纖塵皆攝無邊真理”[32]。認為事依理而存在,而理又必須體現于事當中。理是一個整體,是不可分割的,禪宗永嘉元覺《永嘉正道歌》云:“一生圓通一切性,一法普含一切法;一月普觀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攝。”朱熹將之改造為“一理之實而萬物之分之以為體”[33],并說事物“雖各有一個理,又都同出于一個理字。這是那釋氏也窺得見這些道理”。實際上這句話也等于說是朱熹襲取了釋家的道理。
  北宋立國后,大一統的國家政權急需一種理論來指導國家的統治。然玄學流于空談,道學耽于出世,佛學溺于空幻,都不能用于封建國家的治國興邦,只有積極入世的儒學可以作為大一統封建國家的上層建筑。但發展到北宋時期的儒學缺乏深刻的思辨性特點,已不能滿足統治者的需要,因此必須對之進行改造方能付之以使命。如何對儒學進行改造,唐代柳宗元的“統合儒釋”思想給宋代思想家尤其是二程、朱熹提供了很好的思維范式。佛學的思辨性和儒家的性理相結合,是當時時代發展的需要,也是儒學獲得新生的契機,所以程朱借鑒了柳宗元的“統合儒釋”思想方法,以“援佛入儒”的方式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建構了龐大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理學。因此,柳宗元不僅對唐代儒學的復興起了極大推動作用,而且也對兩宋時期程朱理學之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商丘師范學院學報11~15B5中國哲學高建立20072007
柳宗元/佛教/儒學/程朱理學
  Liu Zongyuan/Buddhism/Confucianism/the Philosophy of Cheng and Zhu
The Influence of Liu Zongyuan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Cheng and Zhu  GAO Jian-li  ( Department of Law and Politics, Shangqiu Teachers College, Shangqiu Henan Province, 476000)In Tang Dynasty, Buddhism reached its best and formed a relig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brought great crisis to Confucianism. To restore the authority of Confucianism, some scholars of that time tried their best and Liu Zongyuan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m, He absorbs actively the essence of Buddhism and advocates the confus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us, Confucianism had a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ang Dynasty and exert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Cheng and Zhu philosophy in North-Song and South-Song Dynasties.
在唐代,佛教的發展達到鼎盛,并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佛教的發展給本就式微的儒學帶來了更大危機,為了恢復儒學的權威地位,這一時期的士人知識分子進行了不懈努力,柳宗元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他積極吸收佛學精義,主張儒佛融會,使儒學在唐代有了新的發展,并對兩宋時期程朱理學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作者:商丘師范學院學報11~15B5中國哲學高建立20072007
柳宗元/佛教/儒學/程朱理學
  Liu Zongyuan/Buddhism/Confucianism/the Philosophy of Cheng and Zhu
2013-09-10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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