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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觀
論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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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374(2001)03-0261-09
  不管我們是否同意梁漱溟的文化哲學,他的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已經成為20世紀中國思想學術的經典之一。這一事實,使得我們在討論20世紀中國的現代性經驗,特別是“五四”前后文化運動的知識人觀念時,梁漱溟和陳獨秀、胡適一樣,成為不可回避的焦點。
  但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一般人心中的面目,和梁漱溟此書的本來意向之間,似乎隔了幾重公案。如梁漱溟當時被視為“反對歐化”的代表,到30年代,郭湛波在其《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仍然以梁漱溟為反對西洋文化的代表:“中國自1919年起的新文化運動,是西洋工業資本社會思想輸入時期,同時反抗中國固有的農業宗法封建思想及風俗、道德、習慣、倫理,此時之代表思想家即上述者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吳(稚輝)諸人。然在此西洋新思想新文化澎湃潮流中,忽起反動的思想,反對西洋文化,崇拜中國固有文化,那就是梁漱溟先生了”[1](第138頁)。郭湛波甚至認為梁漱溟“反對科學與民主政治“、其思想“仍然是中國農業宗法封建思想”[1](第138頁)。
  郭氏是站在新派文化的立場上作此判斷,這也是大多數新派的共同看法。可是梁漱溟自己卻加否認。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出版后的二年間,梁漱溟對諸多批評皆未回答;只是在這一波批評的最后一篇,也就是胡適的批評文章發表半年之后,他才針對胡適寫了一篇長文作為回應。在這篇文章中,他對批評他保守反動的說法提出了明確的反駁:“照這樣說來,然則我是他們的障礙物了!我是障礙他們思想革新運動的了!這我如何當得起?這豈是我愿意的?這令我很難過。我不覺得我是反對他們的運動!我不覺得我是他們的敵人,……我是沒有敵人的”[2](第738頁)!梁漱溟當然坦承他的文化觀念與陳、胡不同,但他堅決拒絕把他看做思想革新運動的障礙。經驗告訴我們,在社會文化深刻變動的時代,常常有自奉為改革者的人,動輒批評持不同文化觀念的人為“反對改革”,而事實上,這多半反映了批評者思想的簡單,而并不能把握被批評者立場的多元性和深刻性。經歷了20世紀的起伏曲折,到了今天,也許我們才能心平氣和地從比較全面的觀點,真正了解具有復雜面向的梁漱溟文化觀的本來面目。
  一
  1918年,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的前三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征求研究東方學者》之后,就被視為反對歐化者。對此,他表示:“有以溟為反對歐化者,歐化實世界化,東方亦不能外。然東方亦有其足為世界化而歐土將弗能外者”[2](第547頁)。他認為,所謂“歐化”其實就是“世界化”,西方近代文化,照他的理解,并不是一種民族性的文化,而是具有普遍性、可普遍化的文化,也是整個世界共同發展的必然潮流。“歐化即世界化”這一提法本身就不可能是“反對歐化”的,這明確表示,他的立場不是反對歐化。從正面來看,他的立場是,在贊成世界化的同時,肯定東方文化也含有具有普遍性、可普遍化的文化內涵。如果從“反”的方面看其思想,其立場不是反對西方文化,而是反對反東方文化。他在1917年10月初到北大時,對蔡元培、陳獨秀說,他是為釋迦、孔子打抱不平而來,就是反映了他的反反東方文化論的立場,而決不是反西洋文化的主張。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東方亦有其足為世界化而歐土將不能外者”,正是一種多元文化主義的主張。
  1921年10月,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本書一開始就對西方文化作了以下描述:
  我們所看見的,幾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歐美等國完全是西方化的領域,固然不須說了。就是東方各國,凡能領受接納西方化而又能運用的,方能使它的民族、國家站得住;凡來不及領受接納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化的強力所占領。……中國也為西方化所壓迫,差不多西方化撞進門來已竟好幾十年,使秉受東方化很久的中國人,也不能不改變生活,采用西方化!幾乎使我們現在的生活,無論精神方面、社會方面和物質方面,都充滿了西方化,這是無法否認的[3](第332頁)。
  梁漱溟所用的“西方化”、“東方化”多指“西方文化”、“東方文化”。這是要說明的。由上可知,梁漱溟看得很清楚:西方化是當今世界的趨勢,順其者昌,逆其者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要生存,就必須采用西方化。而且中國人的生活中已經“充滿了西方化”。梁漱溟既然深知“不領納西方文化立就覆亡”,他當然不會“反對西方文化”了。梁漱溟說,可以把“文化”理解為“一個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這種種方面可歸為三:精神生活方面,社會生活方面,物質生活方面。從這三個方面比較東西文化,梁漱溟指出,在精神生活方面,“的確是西洋人比我們多進了一步”,“中國人比較起來,明明還在未進狀態的”。在社會生活方面,“西洋比中國進步更為顯然”。在物質生活方面,“東方之不及西方尤不待言”。
  由此看來,所謂文化只有此三方面,而此三方面中東方化都不及西方化,那么,東方明明是未進的文化,而西方是既進的文化。所謂未進的文化大可以不必提起,但采用既進的文化好了!我記得有一位常乃德先生說西方化與東方化不能相提并論,東方化之與西方化是一古一今的;是一前一后的;一是未進的,一是既進的。照我們從生活三方面觀察所得的結果來看,常君這種論調是不錯的。我們看東方文化和哲學,都是一成不變的,歷久如一的,所有幾前年后的文化和哲學,還是幾千年前的文化,幾千年前的哲學[3](第340頁)。
  梁漱溟在這里雖或間用他人的語氣,但他所引述的觀點是他所認可的。以這樣的觀點來看,“東方化即古化”,“西方化就是新化”。東方是未進步的文化,而西方是已經進步的文化,前者不及后者,所有這些都是梁漱溟所坦然承認的。
  根據梁漱溟的敘述,新文化運動前期國人對東西方文化的對比,多受這樣的觀點影響:西方人是自然,東方人是與自然融合。梁漱溟頗不以此種看法為然,在他看來,此種說法雖是事實,但“對西方化實在有很大的忽略,不配作我們所要求的答案。我們且舉最容易看見的那西方社會上特異的彩色,如所謂‘自由’、‘平等’—‘德謨克拉西’的傾向—也是征服自然可以包括了的么?如果但去看他那物質上的燦爛,而蔑視社會生活的方面,又與同光間‘堅甲利兵’的見解有何高下呢”[3](第347頁)?
  梁漱溟對東西文化對比的看法,始產生于1918年與張申府的談論,“我當時敘說我的意見,就是我觀察西方化有兩樣特長,所有西方化的特長都盡于此。我對這兩樣東西完全承認,所以我的提倡東方文化與舊頭腦的拒絕西方化不同”[3](第349頁)。他明確申明他雖然“提倡東方文化”,但不是“拒絕西方文化”,更不是“反對西方文化”。他所完全承認的西方文化的兩個特長是什么呢?“所謂兩樣東西是什么呢?一個便是科學的方法,一個便是人的個性申展、社會性發達。前一個是西方學術上特別的精神,后一個是西方社會上特別的精神。張君聽著似乎不甚注意,但我自信甚堅,并且反覺得是獨有的見解了”[3](第349頁)。梁漱溟的這個說法,在今天熟知“科學與民主”兩大口號的人看來,似無稀奇。然而,我們所注意的是,據梁漱溟說,他之提出這兩點,是在陳獨秀的總結之前,所以他在前面的話說完后接著說:“到民國九年看見《新青年》六卷一號陳獨秀君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說他們雜志同仁所有的罪案不過是擁護德賽兩位先生罷了”[3](第350頁)。這表明,在1918年梁漱溟就已經看到西方文化的重要特點,并且這種看法與新青年派是一致的。尤其是他說“我對這兩樣東西完全承認”,完全贊成科學與民主,無怪乎艾愷認為,與文化融合派和全盤西化派相比,“梁漱溟的文化觀卻同陳獨秀的持論更為一致”[4](第80頁)。
  二
  在科學與民主這兩個方面,梁漱溟將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加以比較,我們可以通過這種比較進一步了解梁漱溟對東方文化的認識。梁漱溟指出,比起西方文化的“科學”來,“我們雖然也會打鐵、煉鋼、做火藥、座木活、做石活、建筑橋梁,以及種種的制作工程,但是我們的制作工程都靠那工匠心心傳授的‘手藝’。西方卻一切要根據科學——用一種方法把許多零碎的經驗,不全的知識,經營成學問,往前探討,與‘手藝’全然分開,而應付一切,解決一切的都憑科學,不在手藝。……大約在西方便是藝術也是科學化,而在東方便是科學也是藝術化”[3](第354-355頁)。這是他對西方的科學精神的充分肯定。
  梁漱溟進而指出,“科學要求公例原則,要大家共認證實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貴便在新發明,而一步一步腳踏實地,逐步前進,當然今勝于古。藝術在乎天才秘巧,是個人獨得的,前人的造詣,后人被覺趕不上,其所貴便在祖傳秘訣,而自然要嘆今不如古”[3](第355頁)。他說,中國所講的道理思想,“句句都帶應用意味的道理,只是術,算不得是學。凡是中國的學問大半是術非學,或說學術不分”[3](第356頁)。這是對中國文化科學精神缺乏的批評。
  其次,來看中國的政治意識與西方的民主觀念的不同,他說,中國人的觀念里,國家竟可不要皇帝,這簡直是怪事,“他總想天下定要有個作主的人才成,否則豈有不鬧哄的?鬧哄起來誰能管呢?怎的竟自可不鬧哄,這是他不能想象的。鬧哄怎的可不必要有個人管,這也是他未從想象的”[3](第362頁)。在這里,我們怎么也找不到“崇拜中國固有文化”的影子。
  “中國人看見西方的辦法沒有一個作主的人,是很驚怪了。還看見個個人一般大小,全沒個尊卑上下之分,也是頂可徑怪的。……幾千年來維持中國社會安寧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沒有尊卑大小的社會,是他從來所沒看見過的”[3](第363頁)。他更指出:“照中國所走那條路,其結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時在個人也不得自由。因為照那樣,雖然原意只是把大家伙一同往前過活的事,由一個人去作主拿主意,但其勢必致一個個人的私生活,也由他作主而不由個個人作主了。非只公眾的事交給他,我們無權過問,就是個人的言論行動,也無自由處理的權了。這就叫不自由。雖然事實上盡可自由的很,那是他沒管,并非我有權”[3](第364頁)。所以,梁漱溟把中國的政治生活概括為“有權的無限有權,無權的無限無權”。他把西方政治生活的原則概括為“公眾的事大家都有參與作主的權,個人的事大家都無過問的權”[3](第364-365頁)。這些都體現了他對西方的民主精神的發自內心的贊揚和充分肯定。
  他認為對中國人的傳統政治意識加以改造,是非常急迫的事,建立民國以來,政治的問題的原因,是“因為中國人民在此種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舊保持在東方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所抱的態度。東方化的態度,根本上與西方化刺謬,此種態度不改,西方化政治制度絕對不會安設上去”[3](第337頁)。
  由以上可見,說梁漱溟“反對科學與民主”,如果不是根本誤會了梁漱溟的思想,便是搶占政治制高點,以求在政治上把論辯對手壓倒;這差不多成了本世紀文化激進派的常見的態度,許多無謂的爭論亦由此而起。事實上,梁漱溟不僅完全肯定了西方文化體現出來的科學與民主,而且對自由、平等、權利有著強烈的訴求。同時可以看出,歐化論對中國文化弊病的批評,與梁漱溟對中國文化的批評也是基本是一致的。此外,他對西方文化的倫理觀念也有不少肯定,如他說:“西方人的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就與我們很不同了。最昭著的有兩點:一則西方人極重對于社會的道德,就是公德,而中國人差不多不講,所講的都是這人對那人的道德,就是私德。……一則中國以服從事奉一個人為道德”[3](第369頁)。
  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中國人只是想把這兩樣東西“科學與民主”引進來,而他則認為在這兩樣東西后面還有更本質的東西應該注意了解。他說:
  要知道這只是西方化逐漸開發出來的面目而非他所從來的路向。我們要學他,雖然不一定照他的原路走一遍,但卻要持他那路向走才性,否則但學他的面目絕學不來的。并且要知道西方化之所以為西方化在彼不在此。不能以如此的面目為西方化,要以知彼的路向為西方化[3](第371頁)。
  這就是說,科學與民主還是屬于西方文化的“面目”,而不是“路向”。“此”指面目,“彼”指路向,他強調,西方文化之所以為西方文化者不在其“面目”,而在其“路向”。這“路向”才是西方文化的最根本的東西。這就顯示出梁漱溟的文化觀是一種“深度文化觀”,他所追求的不是一個文化外在的、可以歸納出來的“樣法”,而是某種內在的、只能體會的“意欲”。從這里也就產生了他的文化哲學。
  于是,他最后得出了一個關于“什么是西方文化”的答案,這就是: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或說: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產生“賽恩斯”與“德謨克拉西”兩大異彩的文化[3](第353頁)。
  三
  到此為止,梁漱溟的文化觀不僅不是反對西方文化的,在某種意義上,仍可以說他是很“西方化”的。他要中國人不僅要學科學與民主,而且要中國人學習科學與民主所從來的“路向”,認為不如此,科學與民主就學不來。照這樣一種講法,他幾乎可以說是從外到里的要徹底的“西方化”了。
  他不僅認為東方文化是未進步的,西方文化是比東方文化進了一大步的,而且提出,如果沒有西方的打入東方,東方是不會自然進步到西方的樣子的。至此,我們所看到的梁漱溟,和歐化派沒有什么分別。然而,正是在這里,梁漱溟開始提出他的驚世之見:
  我們先來拿西方化的面目同中國化的面目比較著看:第一項,西方化物質生活方面的征服自然,中國是沒有的,不及的。第二項,西方化學術思想方面的科學方法,中國又是沒有的;第三項,西方化社會生活方面的“德謨克拉西”,中國又是沒有的。幾乎就著三方面看去中國都不濟,只露出消極的面目很難尋著積極的面目。
  于是我們就要問:中國文化之根本路向,還是與西方化同路,而因走得慢沒得西方的成績呢?還是與西方各走一路,別有成就,非只這消極的面目而自有其積極的面目呢?大多數人就以為中國是單純的不及西方,西方進步的快,路走出去的遠,而中國人遲鈍不進化,比人家少走了一大半。我起初看時也是這樣想。……但其實不然[3](第391-392頁)。
  所有陳獨秀等西化派所指列的中國文化的病癥,梁漱溟都承認;所有歐化派所主張對西方文化的學習,梁漱溟都贊成。只有一條梁漱溟不能同于歐化派的,那就是他不能承認中國文化徹頭徹尾的、全部是無價值的,這是他在理智和感情上都不能同意的。他所心存的,就是在學習西方文化的同時,給東方文化留下一塊肯定的空間。怎么做到這一點呢?他的方法是先承認歐化派的所有文化主張,然后再下一轉語。他的第一步,是區分中、西、印三種文化各有其“路向”:
  中國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條路線。因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幾十里路,若是同一條路線而少走了寫路,那么,慢慢地走終究有一天趕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別的路線上去,別一方向上去,那么,無論走好久,也不會走到那西方人所達到的地點上去的!中國實在是如后一說,質而言之,中國人另有他的路向態度與西方人不同的[3](第392頁)。
  即使從這樣的觀點,也仍然可以得出西化論的結論,那就是,中國人一開始就走錯了路,現在趕快走西方的路罷!換句話說,梁漱溟講到這里,西方化論者。還是可以不加反對。那么,分歧由何而起呢?
  分歧的開始就在于,如果說在新文化運動前期,梁漱溟基本上贊成歐化派的文化分析和政治主張,而惟獨不能承認中國文化是全部無價值的話,那么,到了新文化運動的后期,梁漱溟就開始注意對西方文化弊病的批評,并由此對未來世界文化的走勢提出大膽的預言,即西方文化在未來將發生改變,東方文化將在未來復興。所以,簡單地說,梁漱溟與歐化派的不同,主要的不是對“過去”的認識不同、也不是“當下”的選擇不同,而是對“未來的發展”預測不同。
  梁漱溟早期文化觀的核心是“三種路向說”。他認為,生活中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就是生活的樣法,歸結起來有三種:
  一:遇到問題,向前面下手,改造局面,也就是奮斗的態度。二:遇到問題,隨遇而安,不求奮斗,而是求自我的滿足。三:遇到問題,就想取消問題和要求[3](第381-382頁)。
  梁漱溟認為,西方、中國、印度的文化分別體現了這三種生活的態度,具體說來:西方文化走第一路向,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的。中國文化走第二路向,是以意欲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走第三路向,是以意欲反身向后為其根本精神的[3](第383頁)。
  從三種路向說中,他發展出與西化派主張不同的變化的文化觀,一種對三種路向都可有肯定的文化觀。質言之,他把對西方文化的肯定置于時間坐標的“現在”時段,而把對中國、印度文化的肯定移置到時間坐標的“未來”時段。簡單地說,在他看來,世界文化正在發生大的變化,變化的趨勢是,在“現在”,世界都應學習西方,走第一路向;而在“最近的未來”,世界將轉向第二路向,即以前中國文化所體現的路向;到了“未來”,世界將轉到第三路向,也就是以前印度文化所體現的路向。在這樣一種時間的維度里,他使得中國與印度文化的價值仍能獲得肯定,而不像西化派想做的那樣,把中國與印度文化的價值在西方化的潮流中永遠送回歷史的博物館。此外,除了這種“時間”的處理方式,梁漱溟還采用一種方式,來安頓中國文化的位置,即他雖然與西化派一樣批評、否定中國古代在“文明”方面的落后,如器物、制度、學術等,但不認為中國文化的“人生態度”是落后的,認為人生態度是無所謂進步落后的。事實上,他所謂未來中國文化的復興,根本不是指器物、制度、學術,而是僅指人生態度的“路向”而言。
  梁漱溟的這種觀點的確與眾不同,一般的人會對中國、印度文化給以歷史的肯定,而認為中國、印度文化雖然在歷史上有其價值,但在現代化進程中已失去其價值。梁漱溟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認為中國、印度的文化屬于早熟,所以在歷史上不能滿足這些民族生活的的需要、解決他們在這一段歷史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但中國、印度文化的觀念、態度是未來世界各民族生活所需要的,將有助于解決世界文化發展在未來遇到的問題。
  四
  梁漱溟之所以會作出這樣的判斷和估計,除了他對東方文化內在價值本來就有的肯定外,正是與這一時期知識分子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弊病之省覺,與西方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之深入有直接關聯。梁漱溟的理論并不是以主觀的好惡為立論基礎,而是根據世界文化或者說西方文化的變化趨勢提出來的。
  那么西方已經顯露出來的變遷是什么呢?梁漱溟指出,西方自中世紀以后,小生產轉變為大生產,其主要原因,一是機器的發明,導致資本和勞動力的集中,帶來了生產規模的急劇擴大;一是自由競爭,社會對產業不加干涉,人人各競其利。他認為這種發展到現在已經是問題百出、矛盾尖銳,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發展,使社會分化為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兩大階級,資本家對工人進行壓迫,而工人還時時受失業的威脅。一方面是生產的無計劃而發生過剩,一方面是生產過剩導致的工人失業。“照現在的辦法竟然如此,這樣的經濟真是再不合理沒有了。這種不合理的事決敷衍不下去,這全失我們人的本意,人自然要求改正,歸于合理而后已。就是把現在個人本位的、生產本位的經濟改正歸到社會本位的、分配本位的。這出來要求改正的便是所謂社會主義。西方文化的轉變就萌芽于此”[3](第491頁)。梁漱溟所受到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很大影響,在這里清晰可見。
  這表明,在梁漱溟看來,社會主義的出現,使西方文化開始發生一個轉變。從這里梁漱溟提出:
  我們雖不能說現在的經濟將由如何步驟而得改正,但其必得改正則無疑,且非甚遠之事。改正成功什么樣子,我們也不便隨意設想。但其要必歸于合理,以社會為本位、分配為本位是一定的。這樣一來,就致人類文化要有一個變革,由第一路向改變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態度改變為中國態度。……,這只為他由第一種問題轉入第二種問題了[3](第493頁)。
  這也就是說,梁漱溟認為,西方文化,也就是世界文化,將轉向社會主義;而轉向社會主義就意味著世界文化由第一種路向轉變為第二種路向。換言之,社會主義的文化,在他看來,與中國的文化(在他即孔子思想),是屬于同一種“路向”的。所謂第一種問題就是人對自然的關系,而第二種問題則是指人與人的關系。中國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都是以致力調整人與人的關系而見長的。
  于是,梁漱溟指出:“近世以來,西洋的人生都是力持這種態度,從這態度就有他那經濟競爭,……這種人生態度將隨生存問題以俱逝。當西洋人力持這態度以來,總是改造外面的環境以求滿足,求諸外而不求諸內,求諸人而不求諸己,對著自然界就改造自然界,對著社會就改造社會,于是征服了自然戰勝了權威,器物也日新,制度也日新,改造又改造,日新又日新,改造到這社會大改造一步,理想的世界出現,這條路便走到了盡頭處”[3](第393頁)!又說:“蓋人類將從人對物質的問題之時代而轉入人對人的問題之時代,……以物的態度對人,人類漸漸不能承受這態度,隨著經濟改正而改造的社會不能不從物的一致而進為心的和同,總要人與人間有真妥協才行。又以前人類似可說在物質不滿足的時代,以后似可說轉入精神不安寧時代。……凡此種種都是使第一路向的西洋態度不能不轉入第二路向”[3](第495頁)。梁漱溟對近代資本主義前途所作的論斷,與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并無二致。當然,梁漱溟的說法也有許多混亂之處,如他有時把中國文化代表的第二路向說成是安分知足,向自我求調節,又說社會主義也是第二路向,其實社會主義是很難如此刻畫的。
  由此可見,梁漱溟所說的“中國文化”實有二義,一是指中華民族創造的文化整體,其核心為儒家文化;一是指在中國歷史文化中所體現出來的一種精神,一種文化的路向。在后者的意義上,“中國文化”并沒有中國性,而是代表一種注重協調、平等、人性的文化路向與文化精神,它是可普遍化的。對梁漱溟來說,所謂世界文化將改變為中國文化,并不是說世界各民族都講中文用中文念中文書,更不是說中國傳統的物質文化、政治制度和學術體系將世界化,而是說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在走向社會主義,而他所了解的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運動所體現的生活態度,也就是他所理解的中國古代儒家所倡導的人生態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說中國文化亦有足為世界化而歐土不能外者。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梁漱溟是“儒家色彩的社會主義”,并無不當。他所說的未來的中國文化復興,實是指儒家的人生態度與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而言。
  也由以上可知,梁漱溟與歐化派在社會思想上的不同,在于梁漱溟在與歐化派同樣要民主、科學、工業革命、個性發展之外,他還要社會主義。在社會—政治—經濟的改造主張方面,梁漱溟前半截是與歐化論一致的,后半截則是社會主義。所以,說梁漱溟是保守主義、是反現代化、是反科學民主,都是不正確的。從社會政治思想來看,在本質上,梁漱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從文化的整體來看,梁漱溟既要西方化,又要社會主義,也要儒家和東方文化,雖然這三者對于他處于何種關系,他并沒有給出清楚的交待,但也許可以說,他所主張的,是政治上的憲政主義、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文化上的多元主義。這種復雜的文化結構,是單元簡易的心態很難了解的。
  梁漱溟所以會提出這樣的看法,除了他對東方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的深刻體認之外,世界變化的影響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就引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即20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世界語境。中國現代性的發展是在世界現代性的發展中被規定的,受著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的影響而發展的。單純的“激進—保守”的解釋模式,并不完全能夠解釋中國近代文化的變遷。“保守”不一定是對“激進”的直接回應,而是產生于世界政治—文化的進程中的復雜互動。隨著20世紀中國與西方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國對西方的了解不僅大大進步了,而且更加及時了。西方社會與思想的新的發展,在中國都會很快引起注意。特別是有關東西方文化與人類文化前途方面,西方思想文化界的動向,中國人更為敏感。
  所以新文化運動的內部緊張與分歧,新文化運動的變化和發展,并不都是中國文化語境中獨立產生和孤立發展的。決不像郭湛波所說的,是陳獨秀等提倡西方文化,然后忽起梁漱溟的反動思想。而是,批評、認識西方文化弊病的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的批評言論,除了根于中國國內的社會變革的態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與西方世界的社會狀況,與西方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的批評,與社會主義思潮和實踐的出現有直接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的批評,也是受西方文化影響而產生的。
  眾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是1919年五四運動前最重大的世界歷史事件,使得世界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不僅對歐洲的歷史進程而且對東方各國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標志著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的激化和爆發,帶來了世界范圍內的對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重新認識與反思。所以十月革命以后,倡導東西文明調和或重新肯定東方文化價值的人,與清末及民初的保守派根本不同的一點,是他們對西方文明認識甚多,對資本主義社會弊病有清楚了解,他們對西方近代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揭露批判,受到馬克思和其他西方思想家的影響,常常切中其弊。而在此后,不正視資本主義文明的危機事實,照樣完全抹殺中國固有文化的全部價值,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充分暴露的矛盾和弊病加以辯護,再把近代西方文化說成完美無缺,反而是在世界范圍內的不合潮流[5](代序)。這種世界文化環境對正待大力學習西方近代文明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不啻于一種二律背反的宿命。
  在這種世界性變化中,中國思想與學術界,也逐漸發生與新文化運動初期的絕對歐化主義不同的轉折。在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1920年蔡元培赴歐考察,“北大同仁為之餞行,席間講話,多半以為蔡先生此行,于東西洋文化之溝通關系頗大,蔡先生可以將中國文化之優越者介紹給西方去,將西方文化之優越者帶回到中國來”[6](第12頁)。此時,東西方文化融合的主張已經成了北大“多半”人的主張了。
  現在來看梁漱溟對中國當時所應走道路的看法。梁漱溟在其書中最后一節“我們現在應持的態度”提出三點: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第二,對于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評的把中國原來的態度重新拿出來[3](第528頁)。對于中國人當時應當采取的態度,梁漱溟的意見很明確,就是要學習西方,要奮斗向前:
  我們此刻無論為眼前急需的護持生命財產個人權利的安全而定亂入治,或促進未來世界文化之開辟而得合理生活,都非參取第一種態度、大家奮往向前不可。但又如果不根本的把他含融到第二態度的人生里面,將不能防止他的危險,將不能避免他的錯誤,將不能適合于今世第一和第二路的過渡時代[3](第537頁)。
  他認為,保證社會秩序和個人生命財產及個人權利,必須從第一種態度而來,因為:“我們現在所用的政治制度是采自西洋,而西洋則自其人之向前爭求態度而得生產的。但我們大多數國民還依然是數千年來舊態度,對政治不聞不問,對個人權利絕不要求,與這種制度根本不適合,所以才為少數人互競的掠取把持,政局就翻覆不已,變亂遂以相尋。故今日之所患,不是爭權奪利,而是大家太不爭權奪利;只有大多數國民起而與少數人相爭,而后可以奠定這政治制度。……在此處只有趕快參取西洋態度,那屈己讓人的態度方且不合用,何況一味教人息止向前爭求態度的佛教”[3](第534-535頁)?
  “屈己讓人”是第二種態度,“息止向前”是指第三種態度,梁漱溟認為這兩種態度在“現在”都不可取。基于這種看法,他批評“舊派”的人不能徹底吸收科學與民主,他說:“這兩種精神(科學和民主)完全是對的,只能為無條件的承認,即我所謂對西方化要‘全盤承受’。怎樣引進這兩種精神實在是當今所急的,否則我們將永此不配談人格,我們將永此不配談學術。你只要細審從來所受病痛是怎樣,就知道我這話非激。所以我嘗嘆這兩年杜威、羅素先到中國來,而柏格森、倭鏗不曾來,是我們學術思想界的大幸;如果杜威、羅素不曾來,而柏格森、倭鏗先來了,你試想于自己從來的痼疾對癥否”[3](第533頁)?這都明確說明梁漱溟所主張當下中國人的態度,根本不是反對西方文化,而是主張徹底吸收科學與民主,采用奮發向前的人生態度。與歐化派的不同在于,鑒于當時資本主義的危機重重和矛盾激化,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方興未艾,梁漱溟主張對西方文化的吸收應當是有修正的吸收,“因為那西洋人從來的人生態度到現在已經見出好多弊病,受了嚴重的批評,而他們(陳獨秀)還略不知揀擇的要全盤拿過來。雖然這種態度與今日的西洋人為更益其痛苦,而與中國人則適可以救其偏,卻是要修正過才好”[3](第531頁)。就是說,雖然這第一種態度已經在西方受到批評,但在中國仍然需要采取這種態度,只是應有所修正,因為“要鑒于西洋化弊害而知所戒,并預備促進世界第二路文化之實現”[3](第531頁)。這都說明梁漱溟學習西方是堅定的,他提出的修正也是明智的。
  所以,梁漱溟的主張,其實是“當下的西方化”和“未來的東方化”,并且這種思想并非從文化的民族性出發,而是從文化的普遍性出發,是從人類作為整體而面對的問題出發。“未來的東方化”,并不是他的復古的夢想,而是他對人類未來所面對的問題的一種言之成理的預見。所以,他把理想人生歸結到孔子的人生態度,根本不意味著他想在政治、經濟、學術上“復古”;他所謂未來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并不妨礙他在當下主張全盤承受西方化;而他在當下主張采取第一路向,與他提防資本主義弊害和主張未來實行社會主義亦無矛盾。事實上,從社會主義思想與實踐對梁漱溟的影響來看,梁漱溟的思想與其說是“保守”的,更不如說是“進步”的。
  五
  梁漱溟在后來的自述中說:“民國六年,我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子民先生之邀入北大教書。其時校內文科教授有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高一涵、陶孟和諸先生,陳先生任文科學長,此數先生即彼時所謂新青年派,皆是崇尚西洋思想,反對東方文化。我日夕與之相處,無時不感覺壓迫之重,非求出一解決的道路不可”[3](第11-12頁)。他在另一處又說過:“當時的新思潮是既倡導西歐近代思潮(賽恩斯與德謨克拉西),又同時引入各種各樣社會主義學說的。我自己雖然于新思潮莫逆于心,而環境卻對我講東方哲學的無形中有很大壓力。就在這壓力下產生出我《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6](第698頁)。這說得再明白沒有了。梁漱溟對新思潮“莫逆于心”!這是他的思想的一個方面,同時,作為一個專講東方哲學的人,他在當時又受到反東方文化的壓力,他的著作的目的,無疑是把其對新思潮的莫逆于心和對東方人生態度的價值肯認加以結合。從個人的方面來看,這種努力是為了解決其文化心理的迷惘和失衡。從時代來看,這體現了當時相當數量的一批知識分子在文化轉型時代的自我調適。這也更加證明,梁漱溟早期的文化觀不僅不是新青年派和其他新派者當時所使用的什么“反動”“保守”可以刻劃的;相反,他處理文化問題的方式是當時知識分子多元的“進步”的表現之一。
  梁漱溟晚年與艾愷的談話非常有趣,后者似乎是一個反現代化論者和文化保守主義者,所以他總是用這樣的問題問梁漱溟。梁漱溟的文化觀當然可以說在某方面是文化保守主義,可是在梁漱溟的回答中,卻很難看到對艾愷的反現代化和文化保守主義主張的共鳴。結果,至少一定程度上,艾愷發現他面對面與之談話的梁漱溟,與他在書中所刻劃為“保守主義”的思想面貌,很難一致:
  艾:保守這個詞,有的時候很難下定義,我的書的前面也討論過這個問題。有些中國人、有些外國人把保守主義或者保守加于梁老師的頭上了,那你甘心承認?還是反對?
  梁:我當然不是。我不保守,從剛才的話里頭可以看出來我不保守[7](第1175頁)。
  可見,就其早期文化觀來看,梁漱溟根本不是反對西方文化,而是反反東方文化;不是反對科學民主,而是始終稱揚德先生和賽先生;不是代表農業宗法封建思想,而是主張生產社會化的社會主義;他對東方文化的看法與其說是文化保守主義,不如說是文化多元主義;梁漱溟的思想不是站在“過去”而“反現代化”,乃是站在“未來”來“修正”資本主義。他的早期文化觀既有對文化問題的深刻睿見,又是浸潤千年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維持文化自信的一種安頓,同時也是世界范圍內的現代性經驗的一種體現。
  通過梁漱溟這個個案來回顧新文化運動10年的歷史,我們可以了解,有關中西文化的主要爭論,其實在許多方面,并不是起于對科學與民主的訴求有何對立,而是全盤歐化論者的反傳統主義與其所引起的反反傳統主義的論爭。在五四文化轉型時代,知識分子在政治—社會要求方面基本一致,但轉型中的文化矛盾對不同的具體個人具有不同的意義。一方面,每個人所需要的處理這一矛盾的方式不可能相同,如有的人只要把歷史的文化傳統簡單拋開,就可以說服自己投身社會活動;而有的人則需要對文化傳統作出較復雜的安頓,才能心安理得的參與進步的潮流。另一方面,究竟如何處理文化傳統和社會改革的關系,后發現代化國家知識分子之間總是存在不同的意見,盡管在推動中國向前進步這一點上他們其實是一致的。這表明,非西方國家在近代化的進步過程中,妥善處理文化認同的問題始終是一重要課題。站在整個世紀的大歷史角度來看,可以這樣說,20世紀中國的社會—文化變遷,不僅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也應看作中國文化“持續”—“變化”的過程。從后一點說,這個過程就是既保持文化認同,又致力文化改造和創新的過程。因此,新文化運動中彼此爭論的各派,其實都是20世紀中國進步過程的參與者、推動者,各自從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對這一過程作出了貢獻。
  收稿日期:2001-02-10
《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61~269B5中國哲學陳來20012001就其早期文化觀來看,梁漱溟根本不是反對西方文化,而是反對反東方文化;不是反對科學民主,而是始終肯定德先生和賽先生;不是代表農業宗法封建思想,而是認同生產社會化的社會主義;他對東方文化的看法,與其說是文化保守主義,不如說是文化多元主義;梁漱溟的思想不是站在“過去”而“反現代化”,乃是站在“未來”來“修正”資本主義。他的早期文化觀既有對文化問題的深刻觀照,又是浸潤千年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維持文化自信的一種安頓,同時也是世界范圍內的現代性經驗的一種體現。梁漱溟/中西文化/新文化運動/五四精神LIANG Shu-ming/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the spiritof May 4th MovementLIANG Shu-ming and His Early View of CultureCHEN Lai(Dept of Philosoph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CHEN Lai(1952-),Male,Professor,Department of Philosophy,Peking University,majoring in Chinese Philosophy.LIANG Shu-ming's early view of culture at May 4th period isnot anti-Western culture but contrary to anti-eastern culture;not anti-science or anti-democracy but affirm science anddemocracy;not embody agricultural patriarchal feudalism butapprove of socialism with socializing production.LIANG iscultural pluralism other than cultural conservatism.陳來(1952-),男,浙江溫州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兼職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哲學研究。 北京大學 哲學系,北京 100871 作者:《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61~269B5中國哲學陳來20012001就其早期文化觀來看,梁漱溟根本不是反對西方文化,而是反對反東方文化;不是反對科學民主,而是始終肯定德先生和賽先生;不是代表農業宗法封建思想,而是認同生產社會化的社會主義;他對東方文化的看法,與其說是文化保守主義,不如說是文化多元主義;梁漱溟的思想不是站在“過去”而“反現代化”,乃是站在“未來”來“修正”資本主義。他的早期文化觀既有對文化問題的深刻觀照,又是浸潤千年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維持文化自信的一種安頓,同時也是世界范圍內的現代性經驗的一種體現。梁漱溟/中西文化/新文化運動/五四精神LIANG Shu-ming/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the spiritof May 4th Movement
2013-09-10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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