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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的文化分延
論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的文化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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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60年代,隨著科技和經濟的發展,現代西方社會由大機器生產的工業社會進入以信息化為表征的所謂后工業社會階段,而現代西方文化也隨之全面推進到后現代主義時期。作為當代西方“顯學”的后現代主義不僅反映出西方文化新的發展趨勢,而且也標示出了它對現代主義的“反動”和“承續”的邏輯必然性。因此,從現代主義到后現代主義成為本世紀文化發展和精神流變的內在軌跡,而由作為現代主義最頑固的堡壘的結構主義和在其內部產生的后結構主義對結構主義的顛覆正是這一軌跡發展的清晰線索,這是因為后結構主義的解構理論構成了后現代文化的理論支柱當然也就構成了后現代詩學的精神底蘊。本文試圖通過對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文化分延的分析,揭示兩者對當代的人文精神和后現代藝術的交互影響。
      一
  結構主義作為當代西方較為重要的一種文化思潮,興起于本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霍普金斯大學于1966年曾專門舉辦一次關于結構主義的討論會,會議的論文集題目為《批評的語言和人類的科學:結構主義論戰》。這足以看到這種思潮影響的廣泛性。羅伯特·肖萊士的《文學中的結構主義概論》的序言中認為,結構主義“是一個全面的思想運動——歷史上不時出現一些思潮,席卷一種文化的各個領域,使該文化中最不相關的各種成份朝同一方向推進,結構主義也就是這樣一種思潮”(注:羅伯特·肖萊士:《文學中的結構主義概論》,耶魯大學出版社,英文版第7頁。)。
   結構主義的思想先驅、 瑞士語言學家斐迪南·德·索緒爾(F ·Saussure),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1915)中認為,“語言”和“言語”是有區別的,“言語”是個別的現象,因而顯示無序狀態;而“語言”是群體的文化現象,自身具有系統性和結構性。語言決定言語,任何脫離語言系統的言語都沒有意義。索緒爾作這種區分的同時,又把語言的歷時性和共時性區別開來。在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中,更強調共時性,主張從語言結構的共時性研究中找出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并認為在要素與整體之間后者更為重要,這就是后來成為結構主義模式的結構理論。
  “結構”是結構主義學說中的核心概念,但人們對它的解釋不同。其中具有權威性的解釋出自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Jeau Piaget)。 他認為所謂結構就是由具有整體性的若干轉換規律組成的一個有自身調整性質的圖式系統。“一個結構包括了三個特征:整體性、轉換性和自身調整性。”(注:皮亞杰:《結構主義》,商務印書館,第2頁。 )整體性是指按一定規律組合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整體系統。轉換性也叫同構性,即結構內部各要素按一定規律交換,這些轉換規律起建造結構作用,決定結構的界線。自律性指結構內部各要素相互制約、互為條件不能被外部影響的性質。
  結構主義是關于世界的整體思維關系的學說。這種新的觀念即世界是由各種關系而不是由事物構成的觀念,就可以確切地稱為“結構主義者”的那種思維方式的第一條原則。簡言之,“這條原則認為,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種因素的本質就其本身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它的意義事實上由它和既定的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間的關系所決定。”(注:霍克斯:《結構主義與符號學》,上海譯文出版社,第9頁。 )正是在整體的關系中,尋求恒定的結構,并將這種結構當作固定的模式或法則去分析世界,而整體性正是文化所具備的重要特性之一。
  結構主義用被喬姆斯基稱之為“深層結構”的方法去解釋人和文化。這些“深層結構”是人類心靈活動的原則,它是無意識的,結構主義企圖去發現這種深層結構,并以此作為文學和藝術的文化學基礎。
      二
  后結構主義的興起以德里達(Jacques Derride)于70 年代發表的《言語和現象》、《書寫語言學》、《寫作與差異》為標志。德里達學說的基礎可以看作是“消解哲學”。“消解”(Destruktion )一詞在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中能夠找到它的對應物,    這就是“Destruktion”,它含有分解、揭示、解出等意思, 指那些被消解的東西可以在被懷疑和超越中去把握。德里達要消解的就是西方出場的形而上學和言語中心主義(Logocentrism)的傳統。德里達認為出場作為本體論具有強烈的宗教色彩,無論是柏拉圖的“理念論”還是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動因”以及笛卡爾的主體觀等都屬于如海德格爾所說的“存在——神學”(Ontotheological)的形而上學的“出場”(Presence )范疇。當然,“出場”還有另一種含義,即把本體的存在當作表示時間實體,這表明它們是在確定的時間方式“現在”——“出場”的。這樣,“出場”否定了過去與未來,僅以凸現“現在”的方式存在,就使得我們的思想完全被“現在/出場”的觀念所支配,也就是被形而上學的絕對的權威觀念所支配。德里達對這種觀念提出了挑戰,這就是對其進行消解。消解的戰略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顛倒。在經典哲學和結構主義那里,“二項對立”的觀念是其分析事物結構的基本方法之一,如主體與客體、能指與所指、現象與本質等。德里達認為這種二項對立并不等量齊觀,大多數的情況是兩個名詞中一個粗暴地統治著另一個,或者說在邏輯上其中的一個占有較高的地位。對于這種對立最好的消解辦法就是顛倒,就是將處于主體地位的名詞或實體打翻在地,從而達到消解的目的。其次是改變。顛倒只能是重新組織的開端,而改變則是通過顛倒,防止舊的對立簡單地重新構成自身,同時引進新的概念。例如,要想消解言語的特權,第一步就是賦予寫作以特權,第二步才是重新定義寫作。這樣,就達到了消解的目的。
  德里達的“消解哲學”的另一項目的是對“言語中心主義”傳統的批判。言語中心主義是指以現時為中心的本體論和以口頭語言為中心的語言學的結合體,認為語言能夠完善地表達思想,語言的本質是說話而不是寫作。這種觀點有一個發展過程,這就是從柏拉圖時代開始的西方古典哲學家們都以這樣的假設為前提,即語言是從屬于語言以外的某種觀念、意圖,總是被當作傳播某種東西的工具。而在索緒爾那里則認為語言是第一位的,某種觀念、意圖并非先于語言,僅僅是語言產生的一種效果。但無論是意義在先也好,還是語言在先也好,都沒有將書寫放到應有的位置。索緒爾認為寫作是遠離人體的,是外在的,帶有更多的約定性、人工性和派生性。但德里達認為符號不可分,概念不能獨立,索緒爾把寫作從語言中排除出去的作法是不能被接受的。他提出“首要書寫”(Archiecriture)的原則,認為“這個術語所包含的概念, 正好把傳統的講話與書寫的等級反了過來,使人們不可能再把語言的任何使用,無論是寫的還是講的,看作是由有意圖或再現所決定的”(注:安納·杰費森、戴維·羅比:《西方現代文學理論概念與比較》,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24頁。)。 寫作在先的原則首先打斷了出場的能力,也就是通過顛倒說話和寫作的順序,消解了出場的形而上學。
  德里達的消解哲學最重要的范疇也是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文化分野的概念是“分延”(Differance)。德里達在他自己創造的這個術語中包含雙重含義:這就是區分(to difer)和延擱(to deffer )的組合。在索緒爾看來,能指和所指的關系并非絕對不變的,它們之間的聯系具有不確定性。這樣,語言符號就帶有任意性,它和所代表的事物之間必然存在著差異。德里達進一步認為,符號作為實際事物的替代用品,所指一定不出場或者說推遲了所指的出場,這樣,符號運動永遠具有“分延”的性質。  “傳統的意義理論包含有這樣的意思:在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ed)之間有一種縱向的關系, 在這種縱向的關系中,能指被認為反映或控制了意義,而不是它本身。德里達希望將意義的產生歸結于某一發生于橫向關系內的過程,用以代替詞語及其意義之間關系的縱向模式。簡要地說,能指不再涉及超越它們自身之外的實體或事物;能指只涉及它的能指,意義是一種特性(Quality),它永遠不可能是自由的,實際上永遠無法與‘喚起’它的能指相分離。”(注:羅里·安:《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導引》,四川文藝出版社,第115頁。)“分延”的實質是揭示符號的“非原生的”(Nonprimordial)性質。因為任何符號都需要有別的符號來解釋,換句話說,只要符號存在,它就需要不存在的東西來為它下定義。由此看來,那種形而上學的存在就會被迅速變化的非存在所取代,存在的只有分延。但是“分延”又不是固定不變的詞匯,它永遠處于運動之中,屬于無限的生成。這樣就消解了“絕對的、非衍生意義”的符號。
      三
  結構主義向后結構主義的轉變并不是一種思潮對另一種思潮的取代,在它們兩者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割舍不斷的聯系,這是因為后結構主義就是從結構主義脫胎而來的,而且一些后結構主義者代表人物原來就是結構主義的信仰者或擁護者。
  然而,畢竟在結構主義的前面加了“后”字。這不能不表明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之間的明顯區別。在后結構主義看來結構主義無限發展了索緒爾的共時性和特別強調了結構的客觀性,而沒有對歷時性和實踐主體的主觀性給予應有的關注。這樣,在結構主義內部的一些人對結構主義的某些概念、范疇和方法加以全新的改造或者說進行了完全相反的解釋,于是形成了后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和結構主義相比較形成了較大的文化分延。
  首先,結構主義追求事物恒定的結構,表現出對客體的依賴和對理性的信仰的形而上學的傳統性;而后結構主義則表現出對非理性的張揚和對非邏輯的推崇。他們認為結構主義者在“不可動搖的信仰”和“合理安排的諾言”中陶醉而不能自拔,因而已不能代表后工業社會的文化語境。福科(Michel Foucault),這位后結構主義代表人, 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轉向了對尼采的崇拜,而且,他自信自己從尼采開始并且又超越了尼采。在他的系統闡述作為內在結構的詞與外在物之間聯系的成名作《物與詞》(1966)中,對無意識的基礎給以了完全肯定,更有甚者提出了“人的消亡”的概念。這是繼尼采“上帝死了”的命題之后最令人感到震驚的思想。“人的消亡”不是指全人類的毀滅,而是指人類歷史上所形成的人的理性的結構將被非理性的結構所取代。福科說:“我認為十八世紀以來的哲學和批判思想的中心問題總是依然是、我希望還將是同樣的問題,我們所使用的理性是什么?它的歷史影響是什么?它的限度是什么?它的危險是什么?我們作為理性的動物如何生存?……此外,如果說把理性說成是應予消滅的敵人是極端危險的話,那么,說對這種理性提出任何批判的質疑都是冒著把我送到非理性的危險之中,就也是同樣危險的。”(注:《地平線》,英文版,1998年3月號。 )福科的這番話是針對當時薩特等人對后結構主義的批判有感而發的。哈貝馬斯就曾說過:“我們必須小心不要把孩子和臟水一起潑掉,并避免一種新的非理性主義傾向。在福科那里,我看到了某種這樣的危險。”(注:《目的》,英文版,1977年春季號,第39期。)
  其次,結構主義試圖將“同質同構”作為研究事物結構的前提和出發點,而且強調結構的普遍性和自律性;而后結構主義則對事物的普遍結構不再感興趣,而轉向異質事物,這是世界均衡的基礎,正是文化的差異才形成了世界的和平與秩序。如果這種差異消失就會導致事物結構變異與更替。德婁澤(Gilles Deleuze)就特別強調差異性,在他那部《差異與重復》(1978)中就指出,黑格爾把差異包融在絕對理念之中是必須反對的,任何事物都不存在結構上的本質的普遍性,因為意義產生于無意義的要素的結合之中,而要素的結合則是由差異構成的。
  再次,結構主義認為“整體大于部分之和”,強調事物結構的整體性,即是說只要各種成份構成一個整體,就會產生有秩序的結構而最終得到整體的結構,這就是有秩序地構成系統的現象;而后結構主義則對事物整體予以否定,他們認為整體性的思維會導致思想僵化的形而上學原則,只有消解整體性,才有助于思想的傳播和防止思想的僵化。
  最后,結構主義反對藝術研究以個別作品為對象,而主張對藝術系統的結構的研究;后結構主義認為藝術品沒有先于話語的先驗所指,沒有內在的中心或結構,也沒有決定作品的終級意義的永恒不變的真理,存在的只是不斷展開的所指成份的詮釋過程,因而轉化為一個新的所指系統。
      四
  從結構主義到后結構主義的轉變,標志著西方文化完成了從現代主義到后現代主義的文化視野的轉換。雖然這兩種思潮的理論內容和表述形式有著迥然的區別,但都是西方思想家對當代西方的文化藝術及人的生存狀況所作出的理論上的自覺反映,因此后結構主義與結構主義在理論實質上其有相似之處,這就是對晚期資本主義制度的抗爭,是對當代西方“焦慮”與“無言”痛苦的畸形表達,這種表達所訴諸的方式表現了西方思想家們由對現實的改造的無奈轉而退回到對語言、藝術與人生存關系的學究式的詰問與解答。透過后結構主義的晦澀怪異甚至是生造的詞匯和概念,可以看到這一切學術上的努力涉及到一個極為深刻而重要的問題,他們力圖給沉淪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們帶來震顫,昭明在西方異化現象日趨嚴重的情境中吟痛而迷茫的心靈,進而叩問個體的有限生命如何尋得自身生存意義的語境。
  面對這一共同的理論難題,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的區別也許正體現了德里達獨創的“分延”這一概念的涵義,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在共時態上都是符號能指的不同,在歷時態上,兩者的差異總是延擱所指的出場。由是觀之,后結構主義殫精竭慮的消解和解構本身仍是孜孜以求著一種建構與結構。這不僅因為結構主義是后結構主義批判的對象,還因為解構本身即是結構。“差異性”的意義鏈條無論怎樣地流動和易變,它也總是在生成著意義,而有意義的話語就是一種結構。其實,解構呼喚著結構,只不過這種結構不再是結構主義文化視界中封閉的結構,而是一種敞開的結構,這種結構并非松散的、任意的結構。敞開勢必多元,多元并不否定共識和共同的行為,只是要給“差異”留下合法的席位,為多向度的發展留下充分的空間。解構與結構悖論是人自身矛盾的又一體現。
  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是對世界的兩種認識與解說,表達著對人的不同分野。認識這兩種視界的差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卻不是非此即彼的一次性選擇,因為兩者之間并不像其理論表現形態上那樣涇渭分明。人是處在不斷的變化與生存之中,結構的封閉所造成的自我遮蔽是常有的事,因此,人們需要積極地解構習以為常的思維和行為模式,不斷對自身及世界進行認識和反省。這意味著人應當改造和更新自己的心態和思維方式,承認和尊重差異,寬容“異己”,以多元思維克服線性思維。
  正如人不能容忍結構的普遍性和自律性的擺布而丟失個體的獨特性一樣,人也不堪忍受在不斷的解構與消解中使自身變成破碎的銅片。從結構主義到后結構主義的嬗變昭示出人渴望著重建精神價值的新維度,在充分獲具個體豐富差異性的同時重新整合起人的完整形象。在現今的思想家們紛紛宣布“上帝之死”、“作者之死”、“人之死亡”的當代,“人要成為真正的人”這種文化詩學的內在的呼喚遠比以往的任何時代更為強烈。
社會科學輯刊沈陽141~145J1文藝理論一韋/劉宏九19991999本文作者一韋、劉弘九,現為吉林大學博士研究生。長春  郵編:130023 作者:社會科學輯刊沈陽141~145J1文藝理論一韋/劉宏九19991999
2013-09-10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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