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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趙樹理在建國后的“問題小說”
論趙樹理在建國后的“問題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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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倘若說進入新中國后,《登記》、《三里灣》等作品的成功標志著趙樹理與新體制及 相應意識形態之間的短暫“蜜月旅行”的話,那么,從1957年直到1970年被迫害致死, 則是新體制與趙樹理之間逐步走向疏離、疏遠以至背道而馳的階段。在這10余年時間里 ,一方面,新體制在決策與實踐上的弊端和失誤都在延續,在有些領域甚至顯得變本加 厲(如“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以至史無前例的“文革”),與此相應 ,文學管理上的禁錮與教條也是有增無減;另一方面,鄉村出身而又時時返回鄉土的趙 樹理在現實的一再刺激與昭示下也變得越來越“右傾”、越來越認“死理”,對于政治 與文學上的諸多時髦和熱鬧越來越“跟不上趟”,即使愿意以自己的黨性原則勉力跟隨 ,但無論在社會行動還是在具體創作上,都顯得有點心有余而力不足。用趙樹理自己的 話說,“我的思想和農村工作的步調不相適應正產生于此時(指‘公社化前后’)”,在 這期間,他的思想越來越“跟不上政治的主流”(注:見趙樹理《回憶歷史,認識自己 》,見《趙樹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此,簡稱“趙文集”)第4 卷,第1831—1844頁。)。盡管沒有正式宣布在建國前夕確立的“趙樹理方向”與典型 的過時和淘汰,但伴隨著其作品的時遭批評和責難,趙樹理事實上卻在一步步淡出建國 后意識形態化的文學闡釋中心,一步步遠離文學管理權威的視野,一步步被權力人物所 淡忘……,最后直到1964年被調出首都北京及稍后殞命于造反派們的拳腳棍棒之下。至 此,一種在政治意識形態控制下的文藝典型的制造與運作畫完了一個完整的圓圈,一種 在40年代特殊境遇下形成的獨特小說創作方式也劃下了一個終結性的句號。
      二
  生活是創作之源。習慣于從實際生活中獲取創作靈感、尋找筆下人物原型的趙樹理更 是須臾離不開鄉村生活實際進程的動態澆灌。可是,隨著年紀的增大、下鄉時身份地位 的提高,也隨著作家與公社制下鄉村百姓生活方式之間區別的懸殊,趙樹理漸漸地被他 的父老鄉親當“客人”、當“書記”而不是當“自己人”看待了,到了“文革”前夕在 一個村里“蹲點”時就只能懸浮在鄉村生活的表層,雖然“每天也到地里去、到會場去 、到俱樂部去,去談話、講課、娛樂,但都是自己說得多,能聽到見到的生活面太少” (注:見趙樹理《回憶歷史,認識自己》,見《趙樹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以下版本同此,簡稱“趙文集”)第4卷,第1831—1844頁。)。如此一來,他了解生活 、判斷社會的途徑不能不日趨簡單和狹隘。譬如他反復按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的要求給鄉 村中學生講“扎根農村”的大道理,但這些文章經常“引起一些學生來信謾罵”,有時 進行面對面的討論,也是他講的“大道理”學生根本“聽不進去”,學生渴望進城的道 理越樹理也無法認同,因此往往落得個“我講我的,他們互相講他們的,講完了散會” (注:見趙樹理《回憶歷史,認識自己》,見《趙樹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以下版本同此,簡稱“趙文集”)第4卷,第1831—1844頁。)。這足以說明一個在城市 主流社會生活漸趨長久的知名作家與普通人、尤其是與普通鄉村學生之間的距離和隔膜 正在逐步加深。又比如,60年代初他“認為農村的階級矛盾仍以國家與集體的矛盾及投 機與‘滅機’的兩條道路為主。后來聽了幾次大的政治報告及京郊的幾個調查報告,看 了《奪印》等戲,逐漸認識了地富篡奪領導權的可怕”(注:見趙樹理《回憶歷史,認 識自己》,見《趙樹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以下版本同此,簡稱“趙文集 ”)第4卷,第1831—1844頁。)。看來,即使是對于他一向積累深厚卻又變動不息的實 際鄉村生活進程的判斷,趙樹理也有點進退失據、左右為難了。
  不過,既然趙樹理對于鄉村百姓的利益確實有著一份發自內心深處的真切關注,每年 又有一部分時間在鄉下奔走,這就與另一些僅從公共傳媒上了解當代中國鄉村的作家和 文化人之間形成了實質性的區別。正是憑著那些個人性的(而非組織化的)、情感性的( 而非意識形態化的)、直接的(而非間接的)鄉村接觸,趙樹理得以時時超越他的城市作 家身份與意識形態立場,得以形成他自己的對于中國當代鄉村的切近而真實的觀察以及 對于鄉村百姓生活狀態的比較接近于實際的體驗、領悟與判斷。因此,在這一時期,趙 樹理的情感與思想“和(黨的)農村工作的步調不相適應”的情形便頻頻發生,類似于50 年代中期給地方領導信件中所流露的那種對于主流社會鄉村政策的不滿與懷疑一遇現實 刺激就會汩汩冒出,有時還會發展到相當尖銳的程度,從而給他的政治命運與文學命運 帶來極為重大的影響。
  1959年冬在全國性的“反右傾”運動中他在中國作協內部所受到的嚴厲批判就是典型 的一例。這場延續3個來月的批判正源于趙樹理對“大躍進”、“人民公社”以來的國 家鄉村政策的深刻懷疑和對由此造成的鄉村局勢的嚴重憂慮。盡管在國家政權以權力的 大棒將全國范圍內的整個鄉村都攪得天翻地覆、全民狂歡的初期,趙樹理一度也流露出 過輕信和狂喜,但回到晉東南家鄉“一接觸實際,便覺得與想象相差太遠了”!經過與 普通鄉民和各級地方干部的廣泛接觸,也經過反復的思考、猶豫和權衡,他終于決定采 取給黨內高級官員寫信或投稿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心底里的懷疑與憂思。在他看來,當時 中國鄉村出現的種種問題的深層原因來自“自上而下形成的一套體系(性)的工作安排, 而不能由公社或縣來加以改變”,因此他私下里認同當時已遭清洗批判的彭德懷的意見 ,認為“農業生產領導方法的錯誤是上面來的”(注:轉引自陳徒手《1959年冬天的趙 樹理》,《讀書》1998年第4期,第94、97頁。關于趙樹理這次受批判的過程、始末與 結局,亦可參見此文。);對于各級地方干部的官僚主義、瞎指揮作風他更是深惡痛絕 ,并引經據典地要求公社、縣一級的領導“不要以政權那個身份”對基層農民的具體生 產進行任意指揮和命令,“也不要以政權那個身份代替人家全體社員大會對人家的計劃 草案作最后的審查批準”,只要關系理順、順應民心了,也不必動輒“靠評比、競賽” 來發動群眾、鼓勵生產,因為“領導不是群眾的司務長,而應該是群眾生活方面的參謀 長”;因此各級干部應該著眼于廣大農民實際生活水平的切實提高,要“以搞好生產為 物質基礎,通過思想教育和時間安排,使群眾有錢花、有糧吃、有工夫伺候自己,可以 精神飽滿、心情舒暢地參加生產”(注:趙樹理《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 ,“趙文集”第4卷,第1667—1669。)……。當然,這樣的觀點是不可能被當時的主流 社會所接受的,《紅旗》雜志的主編就將他的投稿加以摘要后轉給作協作為批判趙氏“ 右傾”錯誤的主要材料;趙樹理家鄉的地方干部則視他為“神經病”、攔路虎,經常避 開他召開地方性的決策會議,他要求劃給他一個公社供他進行管理體制方面的改革與實 驗自然也流于泡影。可是,這場在作協內部對他展開的“大會批、小會幫”,竟無法讓 “認死理”的趙樹理開竅,他仍然固執己見地認為自己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
  這場批判后來成為趙樹理的一塊心病,使他長時間耿耿于懷;但有了這份“固執”墊 底,當國家輿論環境又一次短暫地“多云轉晴”時,趙樹理不免又要來一次“總爆發” ,這就是1962年夏季他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所作的一系列發言和 插話(注:見趙樹理《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趙文集 ”第4卷,第1710—1722頁。下述引文均據此。)。在這次文藝界集聚力量反“左”的會 議上,趙樹理就國家的農業農村政策、地方干部作風、鄉民實際生活狀態、城市與鄉村 的關系以及文藝對當代農村的描寫等問題,均發表了較為尖銳的意見。值得注意的是, 因為這些發言及夾雜在他人發言中的插話是在文藝界同行間袒露的,因此更為大膽、更 少顧忌、也更能在不經意間說出自己的深層感受與真知灼見,而不象前述給中央領導上 書那樣字斟句酌、措辭謹慎。譬如他兩次強調指出,中國的鄉村自身并不產生社會主義 或共產主義,這種意識和力量其實是外加的:“農村自己不產生共產主義,這是肯定的 。農村的人物如果落實點,給他加上共產主義思想,總覺得不合適。什么‘光榮是黨給 我的’這種話,我是不寫的。這明明是假話……。”趙樹理還認為,國家鄉村政策的失 誤與浮夸在50年代初期就開始了,因此對于地方基層干部以各種形式“抗風頂風”、借 以抵制自上而下的決策失誤、“用調皮搗亂很巧妙的方式”保護農民的切身利益,他深 表同情、欣賞和支持。談話中所揭示的有些鄉村地區和百姓的赤貧情形(注:如“統購 以后,對子愈貼愈窄,以后三個門貼一副對子。連窗紙也糊不上,只好補補,只顧眼前 了。他們說是勞改隊,日子愈過愈困難。過年連火柴也買不上。一個縣城,十味藥,十 有八成買不到,當歸也買不到。這是五八年以后,愈來愈少,少得不象話。分了錢,只 能買包花椒面。人把日子過成這樣,就沒有情緒生產”。見趙樹理《在大連“農村題材 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趙文集”第4卷,第1711頁。)以及中國社會上下 層之間“天聾地啞”般的深度隔膜狀況也確是令人觸目驚心、不寒而栗。怪不得要被今 天的研究者譽為“是整個中國文壇在‘文革’前夜最凄美的‘天鵝絕唱’”(注:轉引 自陳徒手《1959年冬天的趙樹理》,《讀書》1998年第4期,第102頁。關于趙樹理這次 受批判的過程、始末與結局,亦可參見此文。)。盡管在這次會議上,作協內部檢討了1 959年對趙樹理的不公正批判,肯定了他的“獨立思考”、“敢于堅持自己見解”的精 神,但在全國只允許一個腦袋思考的年代,善良的人們都不免要為趙樹理無所顧忌的仗 義執言而捏把汗;果然不出所料,“大連會議”后不足兩年,趙樹理便在1964年文聯與 作協的“整風”運動中受到更為嚴厲的批判和清算,并最終以“工作需要”為由將他調 離了共和國的首都北京,從而結束了他被作為革命文藝的典型而放置在政治意識形態光 環中心的“輝煌生涯”。
      三
  可以想見,如此復雜多變的政治與文藝語境,加上趙樹理固有的質樸與“頑固”,195 7年后他的小說創作又會呈現出怎樣的局面。就創作心態而言,正如他在一封給作協負 責人匯報下鄉經過的信中所說,要把他在鄉村看到的迥然有別于表面宣傳的種種實際情 形“反映于文藝作品中我以為還不是時候,因為公社的優越性還沒有發揮出來,在工作 中也沒有發現先進的、成功的例子。作品無非反映人和事,而這兩方面現在都沒有新的 發現”(注:趙樹理《給邵荃麟的信》,“趙文集”第4卷,第1637頁。)。從創作的量 上看,也是日漸稀少,除了1958年的“大躍進”和1962年的短暫“解凍”,一年只有一 個短篇或中篇小說;1964年挨批并調出北京后再無小說創作。就其創作的內核上看,則 是他前此“問題小說”創作思路漸趨受阻以至最終被迫放棄的階段。
  進入本時期之初,趙樹理不是以新創作而是以根據回憶重寫一篇寫于30年代的舊作《 金字》打頭,看來就不是什么好兆頭。該作內容則與葉圣陶的《潘先生在難中》有些類 似,描寫的是一個夾雜在地方統治者與被壓迫鄉民之間的鄉村教師的尷尬處境:盡管主 人公的情感立場站在被壓迫的普通群眾一邊,但因為生計關系他卻不得不受命書寫為魚 肉鄉民的地方統治者歌功頌德的“金字”(又叫“帳子”)。在這樣的時候重提這篇舊作 中的一些話題具有某種曖昧的象征意義,它至少說明經過參加革命及建國以來的諸般風 風雨雨,對于知識分子、統治者、普通下層民眾三者之間的關系,趙樹理仍然是耿耿于 懷不能釋然的,對于“新時代”里這三者之間的應有關系與現狀,他還無法形成較為明 確的認識,離開將這種認識凝聚成形象、形諸筆墨更有一段距離,借助于重寫舊作至少 可以回避描寫新時代生活所必須具有的那種斬釘截鐵單純透明,而是可以表達自己許多 說不清道不明的困惑、感慨、惆悵及無奈。但這種埋藏于內心深處的感受偶一冒出,他 在新體制中的身份與地位都將本能般地立刻對他發出嚴重警告,從而迫使他從功利與理 性角度出發將它們狠狠塞回心靈的暗室之中。因此在發表這篇舊作的同時趙樹理不會忘 記在文前附一題記,申明自己這種行為只是“偶一為之”(注:見《金字》,“趙文集 ”第2卷,第631頁。該作發表于新創刊不久的《收獲》1957年第3期上,《收獲》所隱 含的某種“純藝術”的導向亦使趙樹理難以用他的應時之作來繳卷。)、下不為例。
  有了這種在那個年代里被一再提醒與強調的功利和安全需要,趙樹理在稍后積極響應 “創作大躍進”匆匆趕出長篇評書《靈泉洞》的上部、又在60年代初寫出從正反兩方面 勸導鄉村知識青年安心扎根農業生產的短篇小說《互作鑒定》和中篇小說《賣煙葉》( 后者被作者本人認為是“我寫的作品中最壞的一篇”(注:趙樹理《回憶歷史,認識自 己》,“趙文集”第4卷,第1832—1833頁。)),也就不難理解了。——然而,自50年 代中期以后,那種朦朧曖昧的、在那個年代不易得到培育更不容許加以表達的深層人生 感受還是會變著法兒不時侵入趙樹理的創作,從而使得他習慣性的“問題小說”思路一 再受挫受阻,并導致了其小說創作內部的某種“斷裂”;也即表面上似乎是在表達一個 符合時代主旋律的主題(作者在文本外的解釋更強調了這一點),但事實上小說本身卻又 包含了許多主旋律以外的、甚至是與某種主旋律或流行時尚背道而馳的豐富內涵,也就 是說不僅出現了通常所說的“形象大于主題”的現象,而且還逐步融入了一些言在此而 意在彼的所謂“春秋筆法”,許多作品再也難以歸入茅盾所總結的那種“明朗雋永而時 有幽默感”的風格特征了(注:茅盾《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 躍進》,《茅盾全集》第2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頁。)。
  在這些小說作品中,1958年的《鍛煉鍛煉》顯然想重溫“問題小說”的套路,試圖借 具體人物來歌頌高級農業社里青年干部的成長和“批評中農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問題 ”(注:趙樹理《當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趙文集”第4卷,第1651頁。),但今天 的讀者從中更多地看到的卻是農業社里普通社員群眾生產積極性的低落及青年干部為了 完成任務而發動群眾過程中的不擇手段以及威逼利誘(被作為正面主人公來描寫的副社 長楊小四動輒以“送鄉政府”、“送法院”來威脅那些“落后群眾”),而被作為問題 人物來批評的“中農和事佬干部”形象倒顯示出別一種體諒下情、尊重鄉民性情性格的 人情味。1959年的《老定額》雖然意在批評公社制下大隊干部“不靠政治教育而專靠過 細的定額來刺激生產積極性”(注:趙樹理《回憶歷史,認識自己》,“趙文集”第4卷 ,第1832—1833頁。),但仍然顯示了公社制度中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阻、個人付出的 勞動與所得報酬之間缺乏直接的聯系等一些潛藏的矛盾;而且在寫作過程中那種符合主 旋律的主題設計已經相當沖淡,反而是對鄉村干部群眾在一次暴風雨前搶收莊稼的火熱 勞動場面不由自主地傾注進了全部的熱情、注入了飽滿的詩意。
  恰恰是這種對勞動本身的贊美、對實實在在不務虛名的勞動者及生產勞動過程本身的 詩意挖掘與描繪,成了趙樹理1960、1961年里兩篇紀實性作品的核心主題,這就是《套 不住的手》和《實干家潘永福》。前者是一首關于一位76歲鄉村勞動者的手的贊美詩, 盡管這雙手從形式上看去不僅不美反而還有點“畸形丑陋”:“手掌好象四方的,指頭 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頭都展不直,里外都是繭皮,圓圓的指頭肚兒都象半個蠶繭上安 了個指甲,整個兒看來真象是用樹枝做成的小耙子”,但就象優秀的鋼琴家能在黑白鍵 盤上演奏出世界上最美好的旋律那樣,這雙手也能在鄉村大地上鋪展出最美好的詩篇: “經他手壘過的石頭地堰,從來也不會塌壑兒;經他手壓的熏肥窖,從來也不會半路熄 了火;至于犁、種、鋤、收那些普通活計,更是沒有一樣會落在馬下的”;這雙手決不 僅僅是用來做粗活的,而是同時擅長做細活,而且“細得真想不到是用這兩只手作成的 。他用高梁稈子扎成的‘叫哥哥’籠子,是有門有窗又分樓上樓下的小樓房,二寸見方 的小窗戶上,窗格子還能做成好多不同角度的圖案,圖案中間的小窟窿,連個蜜蜂也鉆 不過去”。擁有這樣一雙手的老人自然是一輩子閑不住的,子女們出于關愛而給他買的 一雙手套也幾乎永遠沒有戴上的機會。短短7000余字的作品由手而寫人,由人而贊美勞 動、贊美樸實勤勞、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由此對那個試圖僅靠種種漂亮的表面文章和 “花架子”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時代風氣構成了有力的反諷與潛在的抵御和抗 議。怪不得作品一經發表就贏得了小說大家老舍、茅盾的熱情肯定(注:老舍《讀<套不 住的手>》,《文藝報》1960年第22期;茅盾《1960年短篇小說漫評》第8節,《文藝報 》1961年第5期。),或說它“從容而又嚴整”,或稱贊它“涉筆成趣,引人入勝,行文 從容自如”。《實干家潘永福》也與此類似,寫作動機全出于“自動”而非外界的任何 指令,立意在于“提倡不務虛名,不怕艱苦,千方百計認真做事的精神”(注:趙樹理 《回憶歷史,認識自己》,“趙文集”第4卷,第1832—1833頁。),只是所描寫的主人 公這回是普通農家出身、如今已任縣委常委、縣工會主席,卻在任何時候任何職位上都 不失實干家本色的地方干部。它們都經受住了時間的嚴格檢驗,“新時期”的批評家充 分肯定它們是“用老老實實的結構、平平實實的語言,寫踏踏實實的人物、扎扎實實的 精神,令人在當時那一片火熾的浮囂中有如啜飲井水一般清爽”,在短篇小說藝術上則 顯示了“樸實的敘事性對表面化的戲劇性的勝利”(注:黃子平《論中國當代短篇小說 的藝術發展》,原載《文學評論》1984年第5期,又見王曉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史論》第3卷,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88—89頁。)。
      四
  1962年是趙樹理思想與創作都相當活躍的一年,不僅有前述“大連會議”上獨立思考 、語驚四座的發言,有《擠三十——農村話舊之一》(顯然是計劃中的系列“話舊”散 文的開頭篇)、《地方戲與年景》這些語調親切、飽含人世滄桑感的散文,而且還發表 了《楊老太爺》、《張來興》和《互作鑒定》三篇小說,屬于他建國后發表小說篇數最 多的年份。我們有理由相信,經歷過建國前后如許多的風雨和坎坷,趙樹理正在繼續醞 釀著自己思想和創作上的突破與超越,但這一過程的推進顯然是阻力重重。《楊老太爺 》避開表現當下現實而是回到解放初的北方農村,描寫北方農民以“做事賺錢,發展家 業”的傳統鄉土心態來對待自己參加了革命的兒女,認為不給家里捎錢便是“壞了良心 ”,顯示了傳統心理的根深蒂固;《張來興》則寫一個炊事員在20多年里的坎坷人生, 其描寫重點仍落在生性耿直、烹飪技術出眾的主人公張來興身上,而且通過一個鄉村底 層出生的炊事員的不同經歷來見證社會的巨大變遷:昔日氣焰囂張的“何家大花園”如 今已改造成縣委招待所,宴會的主人與客人當然也已今非昔比,這次是由人民政府出面 宴請人民代表,只是廚師還是這個張來興。但今日讀者如果撇開作品表層的“頌新批舊 ”保護色并站在鄉村主人公的立場上,卻可以讀出別一重意味,一種作者當年隱隱地感 覺到卻無法清晰地進行理性表述的內涵。這些顯然都不再能夠歸入作者的“政治上起作 用,老百姓愛讀”的問題小說范圍,也能分明見出作者那種試圖掙脫自己所熟知的急功 近利的小說創作舊規范的艱苦努力。
  不過,趙樹理要掙脫那層舊殼,無論是外在文學與政治語境還是他自身的主體準備, 恐怕都不太允許。同一年里發表的《互作鑒定》與次年寫作的《賣煙葉》就再一次返回 了“問題小說”的老路,趙樹理試圖通過它們對“不安心農業生產”的鄉村知識青年進 行直接的教育與批評,以便對主流社會的農村政策及城鄉二元分隔體制表示認同,借此 起政治上的作用;1964—1965年寫作的上黨梆子《十里店》甚至走得更遠,簡直可以說 是對從外部接受來的“政治脈搏”(也即當時“農村階級矛盾”是“地富篡奪領導權”) (注:趙樹理《回憶歷史,認識自己》,“趙文集”第4卷,第1832—1833頁。)的直接 演繹。趙樹理顯然缺乏足夠的力量繼續走在由《套不住的手》、《實干家潘永福》所啟 示的新的小說實驗道路上,在他生存的外部社會,自然更有千百重阻力反對和阻止他這 樣做;而成功的“問題小說”卻有個不可缺少的前提,那就是作家必須擁有獨立地(!) 從周圍世界中觀察問題、發現問題并自由地(!)表達這種觀察與發現的權利。處在40年 代初抗日戰爭中的趙樹理基本上可以說是充分地擁有這種權利的,他從自己周圍日常生 活中發現的底層民眾的生存困境與具體問題也同時是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根據地政治力 量所關注、所要著力加以解決的(否則將影響這種政治力量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而五、 六十年代的總體政治文化語境已將文學和作家都規定為政治的附屬物,作家必須放棄自 己的獨立思考與獨立眼光,轉而以政治家或主流政治規范所公布和規定的問題為問題, 即使有些作家通過實地觀察自下而上地發現了一些生活中實際存在著的有時甚至是非常 嚴峻的問題,也不能被當時的公共語境或主流意識形態正式接納或承認為“問題”。既 然關于什么是當代中國鄉村社會的真正問題的話語權已經不在作家自己的手里,在此情 形下若還想繼續從事所謂“問題小說”的寫作,那么除了失敗便不會有其他的可能。
  看來,進入60年代時趙樹理所開始的對其由早期成名作逐漸演化而成的“問題小說” 既成模式的突破嘗試最終并沒有得以完成。趙樹理自己所認可的對于鄉村百姓切身利益 的關注方式與當代意識形態所要求于作家的對于當代鄉村的觀照與反映方式之間也并未 達成真正的默契。以趙樹理那樣一份對中國鄉村的獨一無二的真心摯愛(注:直到1960 年的第三次全國文代會期間,他還滿懷深情而又津津樂道地訴說長期深入農村的種種好 處,說是“久則親”、“久則全”、“久則通”、“久則約”。見《談“久”——下鄉 的一點體會》,“趙文集”第4卷,第1683—1686頁。),憑借他在建國以后因仍然堅持 不斷深入農村所獲得的豐富感性體察以及不時越軌流露的對于主流社會鄉村政策的大膽 懷疑與質問,他終于還是未能走出由他的自身局限與時代的嚴酷制約所合力制造的陰影 ,未能給讀者描繪出更為出色而豐富的鄉土中國的當代圖景,這是不能不讓人感到深深 遺憾的。據說直到臨終前趙樹理才感慨萬千地說過一句話:“唉,我總算想通了,明白 過來了……。”(注:轉引自陳徒手《1959年冬天的趙樹理》,《讀書》1998年第4期, 第103頁。)今天的人們當然已無法起死者于底下追問他所明白過來的究竟是什么,但可 想而知,外在那樣黑暗深重的“文革”時期及生命垂危的臨終之際,趙樹理即使對諸多 問題的真相有所明白與醒悟,那他又能怎樣?
文藝理論研究滬80~8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范家進20032003浙江師范大學中文系 作者:文藝理論研究滬80~8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范家進20032003
2013-09-10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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