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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遼代散文的數量和分類
  遼代的散文在中國文學史上不是大國,但作為一代文學,不可至今無論。
  遼代的散文,《全遼文》編為13卷,末有3附錄,分別為類目索引、作者索引及事跡考、圖 版(出土的遼代契丹語志石、哀冊、記等18則)。類目索引分為詩、謠諺、詔諭、敕制、哀冊 、 冊、官告、表奏疏、碑銘、頌、偈、記、塔記、幢記、題記、祭文、墓志、雜著等27類。按 照通行的分法,詩和謠諺(包括青詞等)在文的范疇之外,而敕文、判文(法律文書)、契約、 銘文(包括磚石等金石文字)應單獨列項,不宜以雜著二字相概。與其他朝代不同的是,遼 代的實錄分為兩種,一是人們熟知的帝王實錄,再為如實記錄事物性質的紀實文字,如《全 遼文》卷8的《涿州超化寺誦法華經沙門法慈修建實錄》,卷10的《范陽豐山章慶禪院實錄 》,相當于碑記。另外,伴宋使者的一些言談記錄文字,應單列為語或談。還有,遼代尚有 賦和小說,賦雖屢見提到,但沒有文本,不過小說在河北《水平府志》中還有《染莊社記》 一篇,寫養蛇之事,與《太平廣記》所錄其它朝代的養蛇故事差不多,《全遼文》失收,但 是遼代文本不可或缺的一類。如是,《全遼文》應改為35類。1998年4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 版了向南《遼代石刻文存》,全書55.5萬字,但是大部分是過去已經收錄過的,作者又進行 了重新整理,也有少量的石刻文字為過去所未見。所以其功亦不可沒。至于有關報刊上登錄 的遼代散文就數量了了了。
  《全遼文》只有45萬字,再加上有關補充的內容也不到60萬字,又主要是金石文字,沒有 完整的作家文集。根據《遼史》、《全遼文》、《契丹國志》及《遼海叢書》、《續遼海叢 書》中有關遼代材料考證,遼代至少有遼道宗的《清寧集》、《御制詩賦》、耶律隆先的《 閬苑集》、耶律良的《慶會集》、耶律資忠的《西亭集》、耶律庶成的《耶律庶成詩文集》 、耶律孟簡的《耶律孟簡集》、耶律谷欲的《耶律谷欲集》、劉京的《劉京集》、蕭韓家奴 的《六義集》12卷、蕭孝穆的《寶老集》、蕭柳的《歲寒集》(千篇)、楊潔的《登瀛集》10 卷。《重熙小集》10卷、耶律觀音奴的《耶律觀音奴集》、王棠的《王棠集》、李浣的《丁 年集》10卷、《應歷小集》10卷、秦晉國妃蕭氏的《見志集》、《北朝馬氏集》、沙門了洙 的《僧了洙文集》、僧非濁的《往生集》20卷、沙門郎思孝的《海山集》等幾十種與文有關 的文本,但無一能夠流傳下來,無疑連集名和作者皆不見的亦不會是少數,由此我們推測遼 代200多年的文壇并不寂寞,也不乏輝煌之處。
      二、遼代散文的歷史建構
  文本的產生和世界、作家、印刷傳播、讀者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理順明了一代文學和 方方面面的關系以及遼代散文的產生途徑和要求,那么,一代散文的藝術發生和歷史建構情 況就大致可見了。
  (一)遼代散文與遼代帝王。雖然早期的遼代帝王對契丹百姓施行不文之策,但帝王后妃等 貴族階層卻皆習文,且不乏以文見長者,現存《全遼文》中存有相當份量的遼代帝王詔諭, 敕制和詩歌。遼道宗是遼代文壇的一代盟主,嗜學好文,卓有成就。風氣所及,上行下效, 禮文之氣甚濃,文學也不再是一般意義的文學,而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封建皇帝為文往往 有其政治目的。遼道宗即位次年即“御制《放鷹賦》賜群臣,諭任臣之意。”(《遼史》 卷21)示隆文治之心。天祚時耶律劭的《安德州碑銘》亦稱:“我國家右文敷治,偃革濟時 。”(卷10)因此臣僚中表達其思想主張時亦往往是寫文示意。咸雍時耶律常哥即寫有《述時 政文》,談強國之道,治教之本。臣僚士子間亦不免以文相夸顯榮。《王澤墓志銘》說:“ 或政事系賓筵之畫,或辭筆騁翰苑之榮。”一時因為作文得官者也不乏其人,如《遼史》卷 76《張礪傳》說“后太宗見礪剛直,有文彩,擢翰林學士,“唐彀收賢,當選儒宗,以付文 柄。”(卷7)世家子弟,官僚家庭皆注重子女家庭成員為文之修養,有的幾歲就能寫出一手 好文章,如虞仲文,有的好文不輟,愿成大器。
  (二)遼代散文的地位與要求。《契丹國志》卷18說:“帝以隆運輔翼功前后少比,乃賜鐵 券誓文,躬自親書,齋戒焚香,于北斗星下讀之,宣示番漢諸臣。又以隆運一族附籍橫帳 ,列于景宗廟位。契丹橫帳,猶宋朝玉牒所也。”皇帝親書的鐵皮文要齋戒焚香,讀于北斗 星 下,頗具宗教虔誠,當然與其政治功用有關。文章有文章的規矩,遼代往往延習中原有關文 法規矩,但也不全是生搬硬套。《起居注》,例不許帝王看,遼代亦然。遼道宗大康2年11 月,上欲觀《起居注》,兩位修注郎不進,各杖二百,罷之(參見《遼史》卷23)。隨著文學 地位的提高,文學和社會生活的關系也就更加密切,不免有力文難之嘆,也有用文寫意而招 禍者。如蕭觀音《十香詞》案,因詩中嵌有其相好趙惟一的名字而致殃。《耶律仁先墓志》 亦有記云:“副部署耶律良奏得宗元父子詩知章等反狀。”寫詩反政,遼亦有之,可見對于 文學的運用已經十分熟練,文學的功能得到充分發揮(見卷8)。文章地位提高,對作文便有 許多要求,輕發文字便是一種罪過了。(見《聞耶律淳卒詔》卷3)
  (三)遼代散文與歷史學。遼代君臣都非常重視史書的鑒戒作用,不僅設有史館,還有專門 的起居、實錄文吏,并注意古今重點是唐代的成敗得失,為治世之鑒。重熙十二年,遼興宗 下詔說:“禮書未作,無以示后世,卿可與庶成酌古準今,制為禮典。多或有疑,與北南院 同議。”蕭韓家奴便翻譯了《通歷》、《貞觀政要》、《五代史》等不謬于古者,遼人修史 ,十分強調史筆,為防止重蹈史家不測之命運,所以十分謹慎,耶律孟簡對編修官們說過這 樣的話:“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茍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 氏、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慎與?”耶律孟簡這段話主要強調史筆的信當和史 識之明,害怕招禍,但無形中強化了文學或文章的實在性和質地的高尚性。遼人對史筆,即 文學性也很重視,《耿延毅墓志銘》說:“乃征銘于隴西氏,萬元非史才,久廢文章,承郡 王之教,難以固辭。”(卷6)文章的典雅化導致了文學的高品位。直書,亦是遼人寫史中廣 泛采用的表達方式。《焚椒錄序》說:“觸景興懷,舊感來集,乃直書其事,用俟后之良史 。”由上述我們看出,遼人不僅重視資政垂史的史的功能,在寫作上更注意修史人員的任用 ,史才文筆、史識與直書的修養與方式。
  (四)遼代散文的書寫工具。中原地區歷來有紙墨筆硯為文房四寶的提法,就是說作文的書 寫具器。前邊提到了鐵券誓書,這種用鐵皮做成的誓書用什么工具書寫尚不可知,但以鐵皮 當紙,顯然顯示了契丹人的智慧。據近年來遼墓的發掘和應縣木塔發現的文物,我們知道 契丹人還有用金水或銀水寫經,還有羊皮書,體現了契丹人書寫工具的多樣化。至于中原地 區廣泛使用的紙和絹,契丹地區也廣泛使用。《契丹國志》卷2云:“恐有遺忘,愿記之紙 墨。”可見契丹不乏墨紙。契丹也用硯。《遼史》卷29云:“筆硯只候察刺降金。”有時也 用絹。《全遼文》卷4《奏陰事》云:“其絹文印押,了未封被。”可能遼代還有簡書。《 為法編造真言幢記》云:“堂紙素竹帛上”。竹當指竹簡,也可能是借用,泛指一般的紙張 (卷10)。又《安德州寺銘》云:“語乏黃絹之句”(卷10)類此。根據上面的索綴我們看出, 遼代也以紙墨筆硯為書寫工具,但講究些的則用絹,金、銀為墨。還有鐵皮書、羊皮書或竹 簡書,如羊皮書者,中原地區就比較少見。
  (五)遼代散文與避諱。我國古代歷來有為長親者諱,為尊者諱的傳統,如缺筆、改字等等 ,以表敬畏之情。遼人也盛行此道,以示風雅。反映在文字中的主要是為唐諱、宋諱和先祖 諱,為唐諱也不是具有普遍性的自諱,而是選擇他們尊敬的封建帝王如唐太宗、唐玄宗,即 為尊者諱,不僅諱名,也諱廟號,構成契丹特殊的避諱形態。
      三、遼代的散文和佛教
  遼代文化長期處于徘徊重復和原始積累狀態,直到中期以后文學之事始為隆盛。在遼代文 學發展過程中,散文和佛道儒三教以及經學密切相關。大致的關系是儒教為用,道教為輔, 佛教為主,就是說佛教在遼代人的宗教信仰中具有主流性,對于文學發生和發展發揮了重要 作用。(詳見黃震云《論遼代的宗教文化》刊《民族研究》1996年2~3期)
  (一)佛教和社會。為了取得生存的空間和地位,佛教徒總是把佛教與人的生命和帝王、政 治聯系起來,和老百姓的生活前途聯系起來,以致于遼代帝王稱和尚為師,授以國師、三公 爵銜,濫尼亦得賜紫。佛教徒的數量急劇增加,一次度僧尼20萬的事也有過。佛教的迅速人 浸改變了遼人原先的文化方式。一批批新剃度的沙彌便成為契丹民族某些宗系的第一個文化 人,所以遼代文壇不少“作家”便是這些和尚尼姑們。地道的遼代的作家亦大部分好佛,佛 教的典實、語匯、精神也豐富了他們的寫作。從現存的文本看,最長的詩是寺公和尚的《 醉義歌》,最大的詩君群是玉石觀音唱和詩碑,最大的詩人是好佛的遼道宗皇后蕭觀音,散 文作品數量最多的也是有關佛教的文字。
  (二)佛教生活的文學反映。遍布全國各地的上百萬佛教徒占有著大量的莊園財產,享受著 俗人的供奉和“施舍”。他們的主要活動是文化活動,反映這種活動的重要方式就是文。今 存《全遼文》中,大部分文字皆是沙門所撰,內容有寺碑、經幢,還有墓志以及有關佛經體 會的文字。由于沙門為爭取更高的地位而注意習文(習文是佛事的基礎),加上后來一些知識 分子進入禪門,還有寺院往往建構在風景優美的山林,成為美麗的莊園建筑,因此自然成為 文章寫作的對象。
  (三)佛教徒的文化素養。佛教雖然不提倡習文,但進入空門以后一般皆須習字能文,至少 能背誦理解一定程度的佛教經典,因此,佛教徒必須有文化修養。受戒居士王鼎在咸雍八年 寫作的《薊州神山云泉寺記》中說:“今海內塔廟相望,如睹史之化成。”佛寺雖是佛教生 活之所,但也包含了社會的文化力量,“智者獻其謀,巧者輸其藝”,一個個佛教徒就是一 個個文化的點線,而一座座佛寺就是一個個文化單位,它們勾織出帶有社會意義的佛教文化 。 對于佛教徒的文化修養,《妙行大師行狀碑》中提出了怎樣當和尚的21條。從服裝、行為舉 止 、人際關系、文化學習、生活方式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其中誦經是怎樣當和尚的關鍵,沒有 誦經便沒有佛教,誦經是直接關于文的活動。佛教徒的文化修養對于文的發展無疑起到了傳 播、推進和提升的作用。
  (四)佛心和文心。佛教強調修行悟道,把佛寺作為清靜之所。和尚們講究心的純潔,注重 領悟和感受,還往往借助想象的力量,在有無之間達到精神上的滿足。文學的深層審美結構 就是思與境諧的神韻境界,天人合一是最高的審美理想,往往通過外部環境的描述,意象的 構建,體現心靈之趣和自由之情,感受是文學的審美主體的重要活動,因此,詩文之心和佛 徒之意往往會產生共振和切合。《全金詩》錄有張通古在遼時所作的《靈壁寺》詩說:“萬 壑 千巖里,林開一徑深……花散滿天雨,燈傳古佛心。”這種虛中有實,思由境出的空靈玄妙 境界也是文章追求的審美奧區。二者都是象外有象,思與境諧,物我兩忘的超然境象的表現 。蕭觀音《應制詩》說:“文章通蠡谷,聲教薄雞林。”這種通蠡谷薄雞林之意表現出的廣 闊的時空也就似古佛之心。《全遼文》卷6《創建無垢凈光法舍利塔記》說:“實謂理而 文彬彬,玄奧貫于群宗。”把文與理與佛相提并論可以說是一種高明的提示和認指。至于佛 教的玄理怪意要廣為宣揚或者流傳亦必須以文的形式表達出來。文彬彬,不是儒家的文化觀 念,而是文學批評術語。在佛教徒中,一些干政的佛教徒實際上只是一些有很深文化修養的 陪侍文士。現存的遼代散文近半都是關于佛教的文字,可見佛教對遼代散文的影響。
      四、遼代散文的藝術風格
  《全遼文》雖然只有幾十萬字,但畢竟是縱橫幾千里,歷時幾百年,有著自己的文學價值 ,遼代散文基本風格與走向比較清晰,可是與中原地區還是具有明顯的區別。
  (一)由簡直到繁復的文學風尚。遼太祖、太宗、穆宗三代文壇散文是原始性的簡約直率的 詔諭類應用文字。遼太祖《征渤海詔》云:“所謂兩事,一事已畢,惟渤海世仇未雪,豈宜 安駐。”所謂兩事,據《遼史·耶律鐸臻傳》,指東征渤海,西討西夏。西夏已被征服,所 以說一事已畢;要征討渤海,卻聲稱世仇未雪。沒有繁文縟節,未必就想到統一北方,也沒 有春秋時代“請與君之戲”式的幽默,表現出一種打就是打的簡約率通,充滿粗放剛勁之氣 。這種好公斗而文理不張的詔文就是遼初文壇的代表作。太宗穆宗時代,略有實質性的進展 。從圣宗或景宗時漸向繁復化、規范化發展,遼文亦藉此分為前后兩期。雖然這其中有些長 制,但從書寫款式文辭看乃由南方的漢人捉刀之作,非真正遼文。總之,遼初的文章沒有稱 呼,沒有體式,隨意為之,簡約而率直,充滿霸氣。隨著遼的漢化,三教的影響以及自身諸 條件的變化,便顯得斯文起來。同是向漢人逼討財寶,前后寫法顯然不同。遼太宗《與晉帝 詔》說:“所進國寶,驗來非真傳國寶,其真寶速進來。”毫無掩飾,勝利就意味獲得了全 部;沒有款式,拿來就是拿來。寫于1004年的澶淵之盟的《契丹圣宗誓書》則一變面孔,文 乎起來。圣宗以后,遼文日漸繁富,成為宋文之敵國。
  (二)鮮明的黑土氣息。太祖開國五年,皇弟剌葛、迭刺、寅底石、安端謀反,歷三次二年 ,至煮馬駒采野菜以食,孳畜道斃者十之七八,物價十倍,但太祖三次不忍誅,而望其自新 。 最后無奈之下只好干戈相見。太祖八年《刑逆黨后宣諭》云:“此曹恣行不道,殘害忠良 ,涂炭生民,剽掠財產,民間昔有萬馬,今皆徒步。有國以來,所未嘗有,實不得已而為之 。”此曹、不道、忠良,皆漢語中久已成形的文化單位,遼太祖精曉漢語,所以無意識中實 現了“接受”,可以看到漢文化的背影,但“昔有萬馬,今皆徒步”的語匯方式則完全是遼 代的文化景象。中原作家無數次地表達過亂世之悲:白骨、饑婦、猿啼、醉吟、悲歌,本來 大多就是徒步,所以絕沒有用無馬代步來形容國家衰敗之舉。因此,文又是遼式的,是黑土 地氣息,只是漢文化的成份比例較大,痕跡明顯。又《慧峰寺供塔記》云(卷8)說,德不孤 而鄰者自孚,唱彌高而和之亦廣。如風偃草,如蟻慕膻。文章從佑唐寺的地理環境著筆,然 后用工整優美的對句寫其優美的生存環境和戰略地位。“如風偃草,如蟻慕膻”,只是眼前 景物,隨手撿來,就象江南的桃紅柳綠。用詞色彩鮮艷,氣象蕭森磅礴,是典型的遼海風貌 。這篇寫佛寺的文竟然由河岳聯想到戰爭,反映了契丹人尚武的心理與習俗。從出土的遼代 文物來看,很多菩薩都著軍裝。游牧民族往往采取軍事、游牧相統一的雙重生存結構,實用 是其本質。遼文是遼人用來紀事抒情的精神方式,記錄了契丹的自然地理景物心性及其行為 ,如《佑唐寺創建講堂碑》。后期思想心理的精神方式雖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黑土地氣息 不但沒有變化,反而更為豐富成熟。
  從語言形態上,契丹文也顯示出黑土地氣息。遼漢語相雜,遼代語匯的形成和使用,是遼 文鮮明的個性。
  (三)質實豐瞻,因時事造文。遼代文學中致用經世的內容主要表現在詩、賦的體式使 用上。粉飾太平,諷諫述志,盛世寫真,皆表現出賦家之體,詩人之心。但遼賦不傳,詳情 已無 從查考,只能從現存賦題上得到一點信息。遼代的文皆根據需要寫作,除了一些詩序之類以 外,皆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諸生活的活動工具,因此,遼文從實用出發,注重真善、直 質,雖然也提出盡善盡美,道真文懿的主張,但在實踐上,仍尚前者,文質兼美的文章不多 。現存的遼文詔諭、敕制、哀冊、書狀、碟、碑銘等皆是應用性文體。如數量最多的墓志銘 , 寫作時力求準確、真實。凡涉及世系,皆要考諸史書和家牒,不構荒詞;引述經典,爭取準 確無誤。對于一些無奈之事,雖不諱言,但亦不予虛構。
  遼代的文章也注重修改潤色。《全遼文》中收有天祚的《降金表》二種,其中見于《北盟 會編》(卷21)的十分簡略,但見于《大金吊伐錄》(卷4)卻在原來的基礎上加進了許多內容 ,顯然前者可看作是初稿,后者是修改稿。盡管文字經過潤色,但具體的事實沒有減少和變 化,二者皆體現了遼人重質實,因時事造文的特點,又追求文學的興味。遼文倡導乃質乃文 ,盡善盡美的同時,也注意文章的察時作用,卷6《張儉墓志銘》即稱“洞象緯以察時,炳 文章而華國”,把文學的位置放在察時華國的位置上,重申或者說提升了文學的功能作用。
  (四)優美生動的意象描述。遼文在意象的塑造上往往用樸質的語言,白描的寫法,以敘述 為主的語言方式塑造摹畫出一系列生動傳神的人物、景物、意境和事件,賦予特定的文化含 義。如《耿延毅墓志銘》寫耿延毅的相貌說:“為人姿貌魁梧,面紫黑,蚪髭,赫怒之時, 鬢毛如猬,善騎射,聰敏絕倫,曉北方語。”了了30個字寫出了魁梧的身姿,紫黑的面龐, 如猬的鬢毛,不力自武,不怒而威,寫出了契丹人勇武的形象。清剛朗勁風格十分明顯。對 于女性形象,遼文中表現也很出色。如遼道宗皇后蕭觀音。耶律乙辛《奏懿德皇后私伶官疏 》 說:“著紫金百鳳衫,杏黃金縷裙,上戴百花髻,下穿紅鳳花靴。”珠光寶氣,鳳鳴花放, 可謂濃艷絕倫,不亞貴妃之華,但絕不涉及淫穢淺薄。在寫到侍婢偷聽蕭觀音和朱頂鶴私通 時性愛文字的描述,神態畢現,顯示了極高的表現技巧,可謂絕妙好詞。《王悅墓志銘》同 時寫兩位女子,又各有千秋說:
  長女蘭芳惠茂,儀靜體閑,將貞順以成風,擬河洲而葉詠。
  次女妲哥,玉肌珠脛,——首蛾眉,以禮自持,其儀不忒。
  墓志銘寫王悅的兩個女兒,對長女重在表現成熟之美,蘭慧之操,宛順之性;而次女則重 在儀態之美,麗質之貌,教養之好,傳文雅家風,美瀟湘風儀。可以說各具風韻,可見遼文 在表現性情、刻畫人物方面已經具有很高的藝術技巧。
  遼文在物象的表現上,往往通過審美活動賦予對象以文化精神。《尊勝陀羅尼幢記》(卷12 )說:“其幢也,上圓像乾覆之功,下方擬坤之普載,行分則猶貫華之妙,彩鏤銀字,若文 星之點碧空。諷詠者,無善而下臻;瞻仰者,無殃累而下剪。其功也頗算,其利也難量。” 寫了幢的形態是上圓下方,幢上刻有行行彩鏤銀字,具有教化作用。但同時又寫出了幢形, 書寫的由來和文化內涵,再由幢的內容引申其未來功利。在結構上互相照應又層層推進,在 時空上表現出心游萬仞的審美理想,在文化上具有多元特征。不題撰人的《造長明燈記》( 卷10)是遼文中非常出色的一篇,把長明燈說成是至高無上的能夠主宰人類、自然的無上之 燈:“照日月未照之所,明天地未明之時,唯我長明燈乎?”以實寫虛,虛中見實,既寫出 了人類文明、進步產物的自然之燈的形象、結構、功能,又賦予佛的精神。從邏輯上,層層 推衍,互相映照。在表達上,運用明暗效果,采用時空交織的方式,虛實結合。在審美上, 調動審美主體的生活體驗和精神需求,意象直觀而飄逸,用日月襯托人類的文化創造:長明 燈,表現的似外物,寄托的內在的心靈之光。雖然有佛教的欺詐,但從文學上看,意蘊筆長 ,猶如空谷傳音,達到了一種超乎自然的無跡可尋的極致,達到現代心理學的理解層次。
  遼代文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還注意修辭手法的運用。除了比喻、象征、夸張、對偶、對比 等習見方式以外,還有狀字、頂真、疊字等。如:《范陽豐山章慶禪院實錄》(卷10)。又如 《鄭之恪墓志銘》(卷9)說:“不為兒女喜喜之行,抑有大丈夫望望之志也。”喜喜、望望 漢語中很少這種用法,遼人用此疊字,加重表達分量,可謂別出心裁。總之,遼代的散文繼 承了唐代散文的優秀傳統,以寫實為整體風格,以北方風物和文化精神作為價值取向,和中 原文化、佛教文化有機融合,表現出清剛、曠健、朗勁的黑土地氣息。
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23~127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黃震云20022002元明清文學徐州師范大學 作者: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23~127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黃震云20022002元明清文學
2013-09-10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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