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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阮籍《詠懷詩》  ——組詩創作性質及其主題的邏輯展開
論阮籍《詠懷詩》  ——組詩創作性質及其主題的邏輯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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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籍《詠懷八十二首》,無論從創作本身來看,還是從作品的主題風格來看,都有許多難以解明的地方。阮詩甚至給人以奇跡的色彩;雖然杰出的藝術創造都可以說是一種奇跡,但當我們說阮籍的《詠懷詩》是一種奇跡時,顯然有更具體的內涵。許多的杰作,哪怕是像屈原的《離騷》那樣的作品,其創作的情況乃至于恣肆瑰麗的風格是如何產生的,我們根據其個人的狀態與詩歌及文化的背景,都能做到比較清晰的把握。阮籍作為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其傳記形象較許多古代的文學家都更為清晰,而《詠懷詩》所使用也是當時已經流行的五言詩體;但對于阮籍詩學的形成背景尤其是《詠懷詩》創作過程、創作情況,從當時的文獻來看,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其他的詩人,雖然也可能有關其創作的文獻記載很少或沒有,但作品本身往往留存下基本的史實。但《詠懷八十二首》以一種罕見的純粹的文本形式呈現,不僅無法找到阮籍如何創作這些作品的有關信息,其中反映阮籍個人的生活經歷,也很少能夠真正作為傳記史料使用的。還有,雖然《詠懷詩》創作的現實背景與其呈現的現實性是十分清晰的,但作品創作的藝術內容,卻幾乎沒有一首詩是可以做簡單的史實還原。事實上,這種不能做簡單的史實還原,正是《詠懷詩》在藝術創作上獨辟蹊徑的奇跡性的表現。雖然立足于純粹的審美與藝術的立場,可以滿足于其作品本身,但來自于史學實證的興趣,又往往要執著地進行史實還原的工作。但是這種還原工作,往往使阮詩由一個藝術創造的奇跡降低為比附索隱之謎面。
  但是,如果立足于詩史與詩歌藝術研究本身的立場,依據阮籍個人與歷史的基本文獻,《詠懷詩》創作的基本事實與其藝術成因,仍比較清晰。本文著重從當時的詩學背景與留存的基本史料出發,研究《詠懷八十二首》的組詩性質,進而研究組詩內部主題展開的形式,以呈現阮籍《詠懷詩》對漢魏五言詩藝術的發展及其自身在藝術創造上的發展邏輯。
  一、《詠懷詩》創作的詩壇背景
  阮籍《詠懷詩》的藝術成就,當然是建立在漢末建安流行的文人五言詩創作風氣與藝術傳統之上的,這是阮詩的第一重詩史背景。但阮籍同時又汲取了《詩》、《騷》的藝術傳統,鐘嶸稱其“源出小雅”①,陳祚明指其“自學《離騷》”②,指的都是這一重詩史背景。關于阮詩與漢末建安五言詩和《詩》、《騷》的關系,當然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我們現在要注意的是《詠懷八十二首》出現時的阮籍當代的詩壇背景,即黃初太和迄魏末詩壇群體創作風氣不振的情況。鐘嶸《詩品序》云: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爾后陵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如何理解在群體的五言詩風衰微背景中阮籍的《詠懷詩》的杰出創作呢?③如果我們不打算僅用“天才”或“奇跡”來簡單地對付的話,就要尋找在這樣的詩歌史狀態中產生杰出作品的文學史方面的原理。其實類似的現象在文學史上并不鮮見,比如陶淵明的情況,與阮籍也有些類似。當然,從大的背景來看,無論阮籍還是陶淵明,都可以說是依靠著活躍生動的詩歌背景的,我們前面已經說過阮籍與漢末及建安五言詩傳統的關系。但“陵遲衰微”的背景與阮詩成就的關系,卻未曾得到很好的解釋。
  建安的五言詩風是一種群體性創作風氣,其寫作的性質也是群體性高于個體性。在這種情況下,鄴下詩壇的一些創作模式如公宴、酬贈、同題賦寫及具體的創作方法如緣事賦詩、自然物比興等,也都帶有群體性特點。黃初、太和之后,詩壇星散,但創作形式卻從群體創作轉為個體創作。曹植晚期的創作,首開魏晉文人個體創作的先河,對后來的魏晉詩人的個體創作是一個重要啟示。在創作的模式上,曹植晚期的詩學也完全突破了包括他自己早期創作在內的鄴下詩壇的創作模式與寫作方法。曹植生前曾自編作品集《前錄》④,明帝景初中,亦曾詔令“撰錄植前后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余篇,副藏內外”⑤。雖然我們不能知道阮籍接受曹詩的具體的情況,但其受曹詩影響應是無疑的。曹植的這種個人創作的經驗,對于阮籍來說,是最重要的啟示。作為個體性突出的藝術創作,往往是在群體性的影響減弱的情況下才得以圓滿實現的。阮籍在玄學上曾經屬于竹林七賢這樣的群體,但在詩歌創作上我們看不到他有任何的群體依托。竹林七賢并非文人群體,而是漢末迄魏晉流行的名士群體,思想史上稱為玄學家群體;當時執政者,則常稱這種群體為“浮華交游”。這個群體成員雖然都有較高的文學水平,但團體中并不流行詩賦寫作的風氣,甚至也缺乏一般的著述風氣。阮籍與嵇康雖然有過密切的交往,但是我們仔細研究兩人詩歌,很難找出他們兩人在詩學上曾經發生關系的跡象。唯一可舉為兩人詩歌創作共同點的,就是兩人的詩風都極為個性化。嵇康的詩歌,多為酬贈友生之體,阮詩比嵇詩,在創作上更為個體化。這正是詩壇群體詩風衰微使嵇、阮的個體化、高度個性化的創作成為可能。這可以說一種逆向地發生作用的文學史機制。
  在這種群體詩學風氣淡薄的情況下,詩歌創作在某種程度上又返回到一種自然吟詠的狀態,也即詩歌創作動機更趨于內在的、個人的感情抒發的需要。在這種狀態中的詩歌創作,雖然整體的藝術質量與數量較低,但對于某些個體來講,卻借助這種自然化、個體化的創作風氣,發展其高度個性化的詩歌行為。阮籍、嵇康,尤其是阮籍,正是在這種機制下取得藝術上巨大的發展。他們高度個性化的創作特點,古代的評論家已經充分注意,如《文心雕龍·才略篇》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又其《明詩篇》:“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現代學者也多注意到這種個性化的創作。如傅剛認為劉勰“第一次從個性特征角度說明了嵇、阮二人風格上的異同”,“嵇、阮詩歌的風力直接來源于他們‘師心’、‘使氣’的個性特點,這就與建安詩人‘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的時代共同特征有了區別。簡單地說,是與曹植‘骨氣奇高’的個性化一脈相承的,但更有個人色彩”。⑥但是歷來學者在注意到阮、嵇的個性化特點時,主要是從他們個人及正始玄學的自由風氣來尋找原因。沒有給出詩歌史機制上的解釋:杰出作家的高度個性化創作往往是在群體作用降低的狀態中實現的。在詩壇群體創作風氣衰微的情況下,沒有出現對個體有約束力的當代風格,也促使詩人更多是向前代或更早的傳統中汲取藝術的養分,曹植、阮籍、嵇康三家的詩歌創作,分別進入《國風》、《雅》、《頌》及《楚辭》等的詩歌傳統并汲取其素養,甚至進入詩歌之外中國古代的詩性的想象傳統如神話、老莊、辭賦等文體領域接受其滋養。
  當然,我們說竹林七賢與阮籍詩歌創作并無直接關系,是在上述意義上說的,并非否定這個群體在精神層面上對阮籍詩歌創作的影響。竹林名士表現出一種在當時的士林具有驚聳效應的很新穎的群體行為方式⑦,與阮籍、嵇康個性化的詩歌創作是相對應的。尤其我們應該注意到,竹林名士作為一個在民間自由形成的玄學名士集團,放棄了正始名士作風華廡、貴重、奢誕的高門玄學貴族式的體玄循道作風,發展為一種以個體的玄思體驗與山林縱游、都邑沉浮、琴酒詩賦為樂的隱逸式的體玄風氣。這種個體行為,正是阮籍、嵇康創造詩歌藝術的基礎,同時他們的詩歌也具體地反映了這些行為方式與生活內容。
  二、《詠懷詩》的創作時間與組詩體制
  《詠懷八十二首》究竟是什么時候創作的,是原來就是以組詩的體制來寫作,還是阮籍自己或后來的人總集其生平之作,形成這“八十二首”的組詩規模?這兩個問題即《詠懷詩》的創作時間與是否組詩體制,其實是聯系在一起的。明人馮惟訥編《古詩紀》認為:“非必一時之作,蓋平生感時觸事,悲喜怫郁之情感寄焉。”⑧沈德潛《古詩源》亦云:“看來諸詠非一時之作。”⑨清人吳汝綸編《古詩抄》也認為:“八十二首決非一時之作,吾疑其總集生平所為詩,題為‘詠懷’耳。”⑩“生平”是一個模糊的時間概念,此說的核心意思,其實就是認為“八十二首”在創作的性質上并非組詩,而是生平陸續吟詠感懷的總集。究竟這八十二首是作者生平很長的時間內隨意詠懷之作,還是他在較短的時間內集中地寫作出來?這個問題,對于我們理解阮籍的詩學及詠懷詩的內容構成及藝術特點,可以說是十分重要的。也可以說是真正要正確地理解阮詩、研究阮詩的一個起點性的問題。
  這個問題當然是一個歷史事實的問題。雖然是文獻不足,可是我們還是要尋找最原始的文獻記載中可能隱藏的信息。我覺得,關于魏晉的事情,唐以前的文獻,是最值得重視的原始資料。臧榮緒《晉書》記載:
  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沈酒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詠懷》八十余首,為世所重。
  后來唐修《晉書》采用臧書此說,而表達更為簡略,僅云:“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余篇,為世所重。”失去了許多重要的信息。按阮籍為東平相,是在正元二年司馬昭執政之初,《晉書·阮籍傳》:“及文帝輔政,籍常從容言于帝曰:‘籍生平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這一條與臧書的記載有所不同,臧書雖然沒有明確記載阮籍在東平做太守的時間是多長,但從“不以政事為務,沈酒日多”這樣的記載來看,應該不會是太短的時間。說“旬日而返”,似乎是后人的夸張之語。阮籍作有《東平賦》,多批評其風土人情之語,與史書所載的他自己說的“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正好相反。這也是一個有待解明的問題,或者他跟司馬昭說的不是實話,但如果他認為東平風土并不好,那又為何要求為東平相呢?我認為《東平賦》很可能是阮籍赴任東平之后,遭遇到繁雜的政務,從而破壞了他對這個地方的印象,并且有感于亂政與惡俗的相滋關系,寫作了這一篇批評東平風俗,闡述其老莊無為而治的思想的賦作。所謂“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實在是不得已為之的一種方法。但最后他還是靠著他那種玄學名士可以任性而行的便利,拔腿走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這篇《東平賦》中,有被歷來的研究者忽略其重要性的材料,即下面這一段賦文:
  雖黔首之不淑兮,儻山澤之足彌。古哲人之攸貴兮,好政教之有儀;彼玄真之所寶兮,樂寂寞之無知。咨閭閻之散感兮,因回風以揚聲。瞻荒榛之蕪穢兮,顧東山之蔥青。甘邱里之舊言兮,發新詩以慰情。信嚴霜之未滋兮,豈丹木之再榮。《北門》悲于殷憂兮,《小弁》哀于獨誠。
  阮籍在東平遭遇惡俗,難以施政,就借老莊無為思想以自我安慰,并游山澤、“咨閭里以散感”。這證明《東平賦》的確是在東平任上作的。更重要的是“發新詩以慰情”這幾句,實為阮籍作品中唯一的關于其做詩的自敘,雖然簡單,但對于我們了解阮籍的創作狀態仍十分重要。又鐘嶸以阮詩“其源出于《小雅》”,又稱其“洋洋乎會于《風》《雅》”,阮籍自己也引《北門》、《小弁》這兩個殷憂之作來自擬,正可為鐘說之注腳。而來歷來注家,亦多未及此。這條材料說明阮籍在東平任內的確作詩,并且是殷憂叢積時的慰情之作。這樣看來,阮籍的《詠懷八十二首》,極有可能是在任東平太守前后開始創作的。也就是說,是在四十五六歲的時候開始寫作的。到他五十四歲去世時還有八九年的時間。《詠懷八十二首》,當是在這個時期集中創作出來的。其原本寫作形式,就帶有系列的組詩的性質。臧氏直言“作五言《詠懷》八十余首”,也正是交代它們原本為一整體。
  顏李兩家氏的說法,對后世阮詩學影響最大,差不多可以說是后世整個阮詩學的綱領及發源處。這里提供兩個信息:第一點,為詠懷詩八十二首作于晉文代。司馬昭于正元二年(255年)司馬師死后開始執政,咸熙二年(265年)甍逝。而阮籍則在司馬昭去世前的兩年即景元四年(263年)去世。可見《詠懷八十二首》的創作,應在正元二年到景元四年之間。與我們上述臧氏《晉書》所做的推測趨向于一致。第二點,“故發此詠”、“因茲發詠”這樣的說法,表明《詠懷八十二首》具有很強的整體性。如果它是阮籍生平長時間內陸續之作,那顏延年等人應該說“每有斯詠”、“常發其詠”這樣的說法。可見,魏晉南朝時期的“說者”,根據他們所得到的原始的信息,也一直認為詠懷八十二首是一個組詩的體制。后來屬于擬阮詩系統的庾信的《擬詠懷二十七首》、陳子昂《感遇八十二首》乃至李白的《古風五十九首》,都是直接學習阮籍《詠懷詩》的組詩創作方法。
  正元前后,是現實的變局進一步加深,而阮籍在心靈的處境上更加困難的時期,作于正元元年的《首陽山賦》,就是此期心靈極端苦悶的證據。關于這篇作品與詠懷詩中有關篇章的關系,論者多已指出。(11)當時,一方面是司馬氏篡位更加趨緊,另一方面,從外表來看,阮籍與司馬集團的關系卻更加緊密,但這種關系卻加深了阮籍的痛苦。作為直接促使詠懷詩創作的事件,參與編撰《魏書》、應鄭沖等人要求撰寫司馬昭加九錫的勸進書,都是原因之一。(12)
  結合上節研究的在魏代“陵遲衰微”背景下逆向地形成的阮、嵇高度個性化的創作,我們更能理解阮籍詠懷詩組詩創作的性質。至少從目前的文獻所見,阮籍除詠懷八十二首和仍在疑似之際的四言詠懷十四首(13)外,現在所知阮籍的單篇詩作,有夾雜在《大人先生傳》的歌詩,及《晉書》本傳所記登廣武山,觀楚漢戰處的《豪杰詩》。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假如沒有《詠懷八十二首》這一組詩的創作,阮籍的詩歌情況,與魏代的何晏等人一樣,最多只有零篇的作品存世。這正是鄴下以后詩風“陵遲衰微”常態。但在這種常態中卻出現了阮籍在一個相對集中的時間連續創作詠懷八十二首的突發性的事件。這種情況反過來證明八十二首的組詩性質。在陵遲衰微的狀態中,阮籍一直是以一般的玄學文士的身份出現,并非常吟詠的詩人。假如他是像鄴下諸子與曹植那樣長期從事詩歌創作的詩人,他的詩歌將按常態展開,應該有各種體制類型的作品,尤其是鄴下盛行的酬贈之作、公宴之作等。但阮籍的《詠懷》卻以如此單純的形式存在。只有認識到它原本的組詩性質,這種現象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我們上節論述了阮詩是高度個性化、個人化的創作,組詩體制本身就是這方面的一個重要表現。
  《詠懷八十二首》是鴻篇巨制,并且有關時事世情者甚多。從創作的性質來看,我認為不僅是高度個性化,而且也很可能是私密的創作。《三國志·魏書·王衛二劉傅傳》引《文章敘錄》記載:“曹爽執政,多違法度,(應)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又《文選》李善注引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遍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焉。”阮籍作《詠懷詩》,很可能是受到應璩《百一詩》的啟發,其藝術性較應詩更高,內容上雖不像應詩那樣諷喻切直,但其憤世嫉俗之意更過于應氏,如果當時就已流行,則不可能沒有反響。以此而言,《詠懷八十二首》是一種個人的帶有隱秘性的寫作。阮詩的許多特點,也有必要從這個角度去認識。上引臧榮緒《晉書》說:“作五言《詠懷》八十余首,為世所重。”從這句話中,好像阮籍寫作詠懷詩,當時就引起世人的重視。其實阮詩創作于他晚年,寫成不久作者即去世。其《詠懷八十二首》真正傳于世,即所謂“為世所重”,應當是在阮氏去世之后。《世說新語·豪爽》篇載:“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并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三、《詠懷詩》的表現特點與合理的解讀方法
  《詠懷詩》誠然是當時時代的產物,反映了魏晉易代之際惡劣的現實;但其用意往往是深藏的,所謂“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李善《文選注》引顏延之語)、“阮旨遙深”,都反映了這個特點。其主要的表現特點是用比興寄托的方法來抒情,并且大多數的詩篇屬于古人所謂的有寄托入,無寄托出。但阮氏《詠懷詩》與應璩《百一詩》不同,而且《詠懷詩》不僅只是感激時事,還有濃厚的哲思色彩和大量自我的抒情,即所謂“感激生憂思”。我們看《文選》所引的顏延之、沈約及李善本人的注詠懷詩,雖然也指出阮詩“語多譏刺,文多隱避”,但具體的注解,著重于其詩篇本身的典故、事象的疏注及詩中所表現的詩人的情志狀態,而不作索隱比附之辭。這可以說是古人閱讀、研索阮詩的正流。沈德潛亦云:“阮公《詠懷》,反復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雜集于中。令讀者莫求歸趣。此其為阮公之詩也。必求時事以實之,則鑿矣!”(14)至清代樸學大興而藝術精神衰微,解阮之流,日漸淪于比附索隱。其主要的表現,就是過多地強調了阮詩的刺時用意,而忽略其自我抒情與哲理思索的一面,經常將一些只是一般的感激憂思而沒有隱含具體的諷刺內容的作品與具體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穿鑿附會起來。清末陳沆作《詩比興箋》,選阮詩三十八首,分為上中下三類。《詠懷詩·上》十二首“皆悼宗國將亡。推本由來,非一日也”。他將這十二首詩都附會到魏朝將亡這一具體的歷史事件,如“平生少年日”明明是自悔早年交際浮華之事,“王子年十五”、“人言愿延年”則是惆悵求仙不得,陳氏分別將其附會到明帝、少帝等事,“炎暑唯茲夏”,只是感嘆時光流逝之意,陳氏也將其解釋為司馬昭立常道鄉公之事。最為離奇的是其對“天馬出西北”一詩的解釋。此詩的主題也是哀傷神仙之難求。詩云:“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托,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皋蘭,凝霜沾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為丑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開頭兩句,即《郊祀歌十九章》中《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文選》李注已經疏出。次兩句古今學者,未見注出,實是用《郊祀歌·日出入》:“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春秋非有托”即是囊括這四句的意思,以見時光遷流之意。《郊祀歌》實是詠漢武求仙之事。其中詠“天馬”、詠“日出入”,都是寄托其翹歧云天以求遐升的渺漫之思。阮籍之意,則在于神仙之不可求,春秋不可托,徒見富貴難保,時節流易,露摧皋蘭,霜殲野草,朝為少年,夕成丑老。更有誰能像仙人王子晉之常保美好。這是悲己,也是悲人,詩的意象與主題,都十分明白。但陳氏箋注卻道:“馬出西北,途非不遙,孰召使來,則有東道主人引之。猶司馬氏本人臣,而致使有禪代之勢,非在上者致之有漸乎?”且言“天馬寓典午之姓”。實在是穿鑿得可笑。再看陳氏以為“皆刺權奸,以戒后民也”的《詠懷詩·中》十首,也有不少過于拘泥史事的解釋(15)。前人曾論陳氏“援據史事,加以疏釋,雖頗有善言,亦間蹈穿鑿”(16)。但陳氏之穿鑿,還是有一定的限度的,這可以從他對《詠懷詩·下》十六首的處理上可以看出來,他認為這十六首都是“述己志也,或憂時,或自勵焉”。其實前兩類詩中也大部分是這樣的作品,大概陳氏自己也意識到附會太多,所以就將這些他暫時無法比附的作品,籠統歸入“述己志”一類(17)。事實上,這才是解讀阮詩的正道。現代的注家,不加辯證分析地繼承陳氏的索隱之法,認為其“能結合阮籍所處的歷史時代來箋注阮詩,并指出‘其詩憤懷禪代’以明阮公詩旨,這是箋注阮詩上的一個空前大突破,惜其分類所箋阮詩僅有三十八首,而又論證頗略,語焉不詳”。(18)也有論者認為“八十二首《詠懷詩》的總的思想,是忠于曹魏,反對司馬氏的篡奪。凡不以此為傾向性解之者,俱不合于《詠懷詩》的實際。”(19)本事索隱雖然也可以作為阮詩解釋的一種方法,甚至也視為重要方法,也無可厚非。但如果首首比附司馬氏篡魏史實,作為方法,是很不全面的。
  阮籍的五言詩藝術基本的表現特點:一為自然抒發,慷慨使氣;一為賦比興雜用,立意為先,旨趣深邃,詞若悠謬。從基本的精神來看,是在漢魏文人抒情言志藝術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并遠取《小雅》、《離騷》的一些精神。雖然在思想層面表現得“阮旨遙深”,但在審美的風格上,阮氏詩風,實以自然為高,不事雕飾。對此,古人多有論及。如鐘嶸評其“源出于《小雅》,無雕蟲之功”(《詩品·上》),劉勰評其“使氣以命詩”(《文心雕龍·才略》),都含有自然的意思。清人陳祚明更加以具體的分析:
  阮公詠懷,神至之筆。觀其抒寫,直取自然。初非琢煉之勞,吐以匠心之感,與十九首若離若合,時一冥符,但錯出繁稱,辭多悠謬。審其大旨,始睹厥真,悲在衷心,乃成楚調。(20)
  陳氏之說,見解甚真,阮籍之詩學,精神在于自得,有崇尚自然的傾向。漢魏入樂歌詩,因為以音樂為本體,詩歌的語言藝術屬于第二義,所以藝術上具有自然的特點。鄴下諸家的五言,開始追求技巧,但不顯著,所以沈約認為曹王是“以氣質為體”(21)。到了魏代,一方面是玄學自然觀影響,另一方面是上面分析的率易詩風的流行,反而更傾向于自然。上論何晏、應璩之詩,都是如此。阮籍、嵇康的造詣遠高于魏代諸家,能避免淺率之病,但其稟尚的詩學宗旨,仍然是以自然吐囑為高的。如果說阮籍與正始前后的魏代詩壇有什么共同性的詩風,除了“正始明道,詩雜仙心”外,就在自然這一點上。另外,阮瑀的詩風對阮籍也有一定的影響,他在建安七子中,實不以詩學見長,基本的旨趣在于質樸自然。阮籍《詠懷詩》之不重雕琢,也是家傳的一種詩風。
  阮詩自然率性,不重雕琢,而后世解阮,流于索隱,不僅與阮籍的思想方法不符合,而且也偏離了阮籍的藝術方法。解讀《詠懷詩》,應該著重于作品本身的情與理,以及阮籍作品受前人影響,或對前人做出發展的地方。
  四、《詠懷八十二首》組詩主題展開的內在邏輯
  筆者在拙著《魏晉詩歌藝術原論》中,曾探討詠懷詩的創作動機、思想主題與漢魏之際以批評風俗、全方位地探討現實與歷史、宇宙與人生的“成一家之言”的著述風氣的關系,強調《詠懷詩》具有子書的特點,是從思想與一般的著述風氣方面探討詠懷八十二首的創作條件。(22)作為組詩,《詠懷八十二首》具有很突出的整體性。阮詩的研究,應該特別地重視這種整體性。但歷來的阮詩研究,將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一首首詩的本事索隱方面,雖然也有不少比較正確的解讀,但卻失去阮詩在思想主題與藝術形象上的多層次、豐富的意蘊。當然,這種整體性是應該從各方面來把握的。這里我們主要從組詩群篇的主題類型的角度,來把握《詠懷八十二首》在主題上的邏輯發展,試圖以此來展示它的整體性特點。
  《詠懷詩》的創作的起點,仍是漢魏詩人自抒情志的寫作方法。從詩人自身的情志、感激憂思展開,這正是詠懷的本義。《詠懷》“其一”,正是典型的自詠其“懷”,可以說是《詠懷詩》的基調與底色。在此基調上稍加以發展的,則是一批“感時興思”的作品。如其三“嘉樹下成蹊”、其七“炎暑惟茲夏”、其十四“開秋兆涼氣”、其二十三“朝陽不再盛”諸首。這些詩即傳統所說的推移主題,魏晉詩中十分流行,阮籍主要側重于榮衰,但他的感受比一般人要激烈得多,其中仍有一種現實的壓抑感。如: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這首詩,在內容上,是《詠懷八十二首》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表現阮詩經常出現的榮衰主題。首二句“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用春天桃花盛開、觀者紛集的景象象征世事盛時的情形;次二句“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則說桃李至秋而零落,意喻世事盛必有衰。接下“繁華有憔悴”五字,是阮籍從上述現象中體悟到的一種哲理。“堂上生荊杞”,似受曹植“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野田黃雀行》)的影響。當然,阮籍此詩,不僅是寫榮衰。從它后半首看,似乎另有感觸,余冠英說它“情詞危切,似有亡國的恐懼”(23),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比推移主題內容更加具體的,是傷己與憫世兩類主題,憂思之深,自然會發生俯仰身世之感慨。這里所說的傷己是狹義的,即回顧個人身世與自傷懷抱,如其五“平生少年日”、其十五“昔年十四五”、其五十九“少年學擊劍”,都是自敘所作,主要寫自己少年時期的習儒、任俠、浮華交游之事,從作者后來的思想觀念來看,少年時的這些作為,都是令己追悔的。這種對個人的少年理想與熱情的否定,實際正是否定現實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自敘的另一種寫法呈寫日常的感激之懷,如平居的憂思與懷人。如詠懷其一寫平居憂思;其十七則寫平居懷人,其中也深含憂思: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懷人思親友,是魏晉詩的一種主題。但阮籍在懷人外別有寄托,中間“登高望九州”四句,遺世獨立而復悲憫萬類,不是一般的懷友詩應有的情節,作者之深衷緲懷,似有出于一般思友感情之外者。阮詩寫懷人之意的,還有其三十六:“誰言萬事艱,逍遙可終生。臨堂翳華樹,悠悠念無形。彷徨思親友,倏忽復至冥。寄言東飛鳥,可用慰我情。”
  除寫平居憂思、懷人之外,《詠懷詩》中還有一類是寫平生登覽游歷的感懷之作,往往就所登覽的山水、古跡發興,寄托其深遠的思想。史稱阮籍“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又記云:“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于是賦《豪杰詩》。”(24)可見阮籍游歷與登覽賦詩,是阮氏的一種創作方式。詠懷其九“步出上東門”、其十三“登高臨四野”、其十六“徘徊蓬池上”、其二十六“朝登洪波顛”、其三十一“駕言發魏都”、其四十七“步游三衢旁”、其六十二“朝出上東門”等首,其所觸之事,所寄之感雖然各不相同,但都是遠承《詩經》“駕出言游,以寫我憂”,漢魏詩人多承其志,經常在詩中表現這樣意思,阮瑀《駕出北郭門》、王粲《日暮游西園》、陳琳《高會時不娛》、《節運時氣舒》等,都屬于相近的表現模式。阮籍正是繼承這一模式,但往往兼有懷古以自傷之意,感情激蕩,正是所謂“窮途之哭”: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寒風振山岡,玄云起重陰。鳴雁飛南征,J2S820.jpgJ2S821.jpg發哀音。素質游商聲,凄愴傷我心。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烏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兩詩似乎都是有感于世局之變,欲以道德自立,超越在某種惡劣變化著的現實形勢之上。所以前一首寄懷伯夷、叔齊,后一首蔑視小人之惟功利是圖,而欲守君子之常,實近于陶淵明的固窮守節。嵇康的《秋胡行》,也表現了類似的思想。
  憫世刺時的作品,也是《詠懷》詩的一個類型,但這類詩為避時忌,往往立象達意,更加深曲,如其二“二妃游江濱”,是諷刺世人初以“金石交”相期,但最終一旦離傷。詩開頭寫鄭交甫與漢上游女雖然只是邂逅相逢,但既已環佩相贈,終至永不相忘。然后又引《詩經·伯兮》“其雨其雨,杲杲日出”之語。這些其實都不是作者要表達正面主題,正面主題僅全詩最后兩句“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前面全是用來反襯這最后一句的。但最后一事究竟寓意何人事,作者卻絕不作具體交代。另外的憫世刺時之作,尚有其八“灼灼西J2S822.jpg日”、其十一“湛湛長江水”、其十三“昔日繁華子”、其二十“楊朱泣歧路”、其二十七“周鄭天下交”、其五十一“自然有成理”、其五十四“貴賤在天命”、其五十七“河上有丈人”、其六十四“塞門不可出”、其六十五“洪生資制度”、其六十七“人知結交易”、其七十“修途馳軒車”、其七十一“橫術有奇士”、其七十四“梁東有妖草”。這些詩,都是諷喻世人,但諷喻之外,更多悲憫之意。其中有一些可能是有具體所指的,但作者超越漢魏詩歌具體寫實手法,多以曲筆傳達,時帶議論,可能受到漢末清議之風的影響。從阮籍的憫世刺時類主題可以看出,阮籍的詩主要是以風俗、世情為諷喻對象,直接落筆在當時敏感的政治性時事上的作品,并不很多。其實,阮籍是將某些惡劣的政治現實直接概括在風俗與世情里面的。
  從以上的逐層展開可以看出,阮氏詠懷詩,從直抒感激憂思之懷開始,進而為榮衰之主題、自敘生平、平居憂思懷人、登覽或懷古、憫世刺時,這其中其實體現著一種邏輯上的發展層次。到這個層次為止,基本上還都是現實性的內容,可見阮詩的現實性是很強的。
  但是,阮詩沒有停止在上述現實主題的層次上,他的詠懷詩題材與主題在邏輯上的進一步的發展,就是向塑造超現實的理想人物與理想境界發展。這一層主題與玄學名士的理想人格追求是相對應的。竹林名士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行為表現,本來就是指向一種理想的人格。但在詩中,除了嵇康的《贈秀才從軍詩》是直接寫名士遨游之事外,像阮籍的那些蔑棄禮法的行為,很少直接表現為詩歌的內容。例如,從傳記方面來看,阮籍嗜酒、也欣賞女色,但詩中卻幾乎沒有正面表現這些內容,這在魏晉時期酒與情色、情愛主題都較發達的文學風氣中,是比較特殊的。這里最有效的解釋,大概是玄學思維的作用,玄學思維使得阮籍的詩歌在對現實的表現上,顯示出很明顯的超越現實形象與情感的傾向。在阮籍的玄學觀念中,現實的存在是暫時的,現實中的美好都是虛幻的:
  梁東有芳草,一朝再三榮。色容艷姿美,光華耀傾城。豈為明哲士,妖蠱諂媚生。輕薄在一時,安知百世名。路端便娟子,但恐日月傾。焉見冥靈木,悠悠竟無形。
  類似這樣的表達,在《詠懷八十二首》中不一而足。這其實根植于阮籍對現實的強烈不滿,這種不滿發展為一種哲學,就是造成這樣一種對包括美好的生命在內的一切現實中的優美事物與形象的否定(25)。由此可見,他的嗜酒、欣賞女色,都不是對酒與女色本身的愛好,而是一種寄托性的行為。正因為這個原因,他對流行的“酒”與“女”的主題,失去了表現的興趣,在漢魏詩賦中極為流行表現男女之情的主題,在阮詩里并沒有直接繼承下來。他的興趣轉向以玄學理念為基本支撐的超現實的形象的表現,其最集中的表現就是《達莊論》中塑造的服膺莊學的玄士與《大人先生傳》中所塑造的超絕一切世俗規范與價值觀念之上的、達到絕對自由境地的至人的形象。這些超現實的理想境界與形象,也在《詠懷詩》中隨處閃現其光彩,構成《詠懷詩》主題與題材發展的最高層次。在這些詩歌中,阮籍采用以《山海經》故事為主的神話傳說及前人詩歌、辭賦中的超現實形象的表現,為詠懷詩中最為瑰奇逸麗的部分,是造成《詠懷詩》永恒藝術魅力的重要因素。其寄托的形象,主要集中在傳說的神仙與神女及玄鶴乃至神木之類,如其十八“懸車在西南”、其十九“西方有佳人”、其二十一“于心懷寸陰”、其二十三“東南有射山”、其二十四“殷憂令志結”、其二十八“若花耀四海”、四十“混元生兩儀”、四十一“天網彌四野”、四十三“鴻鵠相隨飛”、四十四“儔物終身殊”、四十五“幽蘭不可佩”、五十五“人言愿延年”、五十七“危冠切浮云”、其六十四“王子十五年”、其七十三“橫術有奇士”、其七十八“昔有神仙士”、其七十九“林中有奇鳥”、其八十“出門望佳人”、其八十一“昔有神仙者”等首: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修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寄顏云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飖恍惚中,流眄顧我傍。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
  此詩蓋辭賦中寫神女題材之流裔,所謂美人以比君子也。“西方有佳人”,黃節注引毛詩“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然論其近源,實出曹植《雜詩》“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蓋擬其句意而易其詞也,為魏晉間詩人常用之法。而此詩整體的構思與形象,又受到《洛神賦》的影響。阮籍另有《清思賦》,也是學習《洛神賦》的。然洛神與君王,雖不能相從,而終究已有接觸,此則“悅懌未交接”,其悲傷更不待言。至其究竟的寄托之意是什么,則難以說清楚,反正不屬表現現實中的男女關系的情愛主題。
  阮籍曾經熱切地幻想過神仙世界:
  東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陽。六龍服氣輿,云蓋覆天綱。仙者四五人,逍遙晏蘭房。寢息一純和,呼噏成露霜。沐浴丹淵中,炤燿日月光。豈安通靈臺,游漾去高翔。
  這里的幻想是清晰的。正如劉勰所說的那樣,“正始明道,詩雜仙心”,新興的玄學思維,對于古老的神仙觀念是有所刺激的,但是玄學畢竟不同于仙學,并沒有一套成仙求長生的思想與法術的體系,所以玄學家們各人對神仙的看法也大不相同。但他們的體驗則基本上還停留在古老的神話與兩漢方仙道的層次上,是一種自然式神仙幻想,與后來的成熟形態的道教的神仙幻想不同。阮籍與嵇康都經歷過求仙之事,與方外之士孫登等人有過交往;但阮籍不像嵇康那樣有清晰的神學思想,他對神之事,更多是停留在幻想階段,比較模糊,實際上還深受后漢以來虛妄的理性思想的影響(26)。所以在大多數時候,阮詩對神仙的幻想是模糊的,他的游仙詩,更多的是表達求仙的愿望與追求不得的悲哀。還有,他的向往仙境,不僅是出于希冀長生久視的生命愿望,同時也是追求超越現實的一種絕對自由的境地,即所謂“坎壈詠懷”(鐘嶸《詩品》語)。正是這一點,使得他的這類作品,與其他題材的作品一樣,充滿了回腸蕩氣的感激憂思之情,其作為抒情詩的特點是很突出的。阮氏的求仙主題,又常常與恐懼現實危機、哀嘆生命短暫、恐懼死亡等主題結合在一起,表現出一種綜合性主題的傾向:
  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為咸池暉,濛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視彼桃李花,誰能久熒熒。君子在何許,嘆息未合并。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
  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隨波紛綸客,泛泛若浮鳧。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齡,養志在沖虛。飄飖云日間,邈與世路殊。榮名非已寶,聲色焉足娛。采藥無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躊躇。
  日車之運行,讓人深切地感到時光流逝,生命短暫。然只有世上凡人,受此規律支配,而神仙則能超越于此;但神仙究竟不見,所以詩人內心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之中,感到終究無法超越現實世界與自然生命的規律這兩重悲哀之中。這兩者正是阮籍詠懷詩的基本的情感表現,也就是阮籍的所詠之“懷”。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阮籍的詠懷詩的主題與內容,呈現著一種邏輯展開的層次。聯系著這一邏輯層次的,正是阮籍自身的思想上的邏輯層次;更進一步說,這是正始時期的一些現實問題與思想文化在阮詩上的投影的結果。欣賞與解讀阮詩的最合理方法,應該是立足于上述基本主題立場上,由此出發去把握其所抒之情,所言之理,在對情與理的準確理解的前提下再適當地探索其具體的現實內容。至于如何聯系阮籍的所處的現實及思想文化背景、詩歌背景、阮籍的創作個性等主客觀兩方面來研究阮籍創作組詩的成因及組詩藝術的特點,包括上述的詩歌史背景方面的成因,也就是研究出現這一具有杰出的藝術成就的、炳耀千秋的大型組詩創作的歷史的條件。我認為這是深化阮詩研究的主要課題(27)。
  注釋:
  ①曹旭:《詩品集注》本,《詩品·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②(20)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
  ③參見錢志熙《魏晉南北朝詩歌史述》,47~48、61~64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④見嚴可均輯《全三國文》卷十六,前錄稱“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所謂好賦,應包括賦詩、作賦兩者在內。
  ⑤《全三國文》卷十魏明帝《追錄陳思王遺文詔》。
  ⑥傅剛:《魏晉南北朝詩歌史論》,42、77、79頁,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⑦關于竹林七賢的記載,“竹林七賢”之說,作為口述,現在能見到最早的是七賢之一的王戎《晉書·王戎傳》:“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后車客曰:吾昔與阮嗣宗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之亡,吾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現存最早的記載應為東晉人孫盛與袁宏,《三國志·魏志·王粲傳》引裴松之注引孫盛《魏氏春秋》云:“康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瑯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又傳為陶淵明所作的《群輔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說郭三種》[五]卷五十七):“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中散大夫譙嵇康字叔夜,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建威參軍沛劉伶字伯倫,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司徒瑯邪王戎字浚沖。右魏嘉平中并居河內山陽,共為竹林之游,世號竹林七賢。見《晉書》《魏書》,袁宏、戴逵為傳,孫統又為贊。”又《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孝標注引袁宏《名士傳》云:“宏以夏侯泰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浚沖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為中朝名士。”關于竹林之游的地點,歷來記載都在山陽。馮繼照《修武縣志》卷三《輿地志·古跡》:“七賢鄉在縣東北。舊《志》:山陽縣北有嵇叔夜園宅,后悉為墟,父老猶稱嵇公竹林。”(郭光《阮籍集校注》,204頁《詠懷》其六十三“多慮令志散”一首注引)其具體時間則有各種說法,《群輔錄》稱“魏嘉平中”,記載時代早,最可信。有籠統認為在正始嘉平間,“嵇康誅于景元三年,時王戎已三十三歲。竹林之游,當在正始嘉平”(王瑤《中古文人生活》,52頁,上海:棠棣出版社,1952)。又韓傳達《阮籍評傳·附錄·竹林之游三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根據《太平御覽》四零一引王隱晉書“王戎時年十五,籍乃于交焉”和《世說新語德行篇》“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等材料,認為竹林之游“當在正始九年前后”。竹林之游的時間,一般認為是在嘉平始之際。郭光認為在嘉平三年,“嘉平元年正月何晏等名士被司馬懿所殺后,嘉平三年,阮籍與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等人居山陽(今河南修武縣西三十五里)共為竹林之游。‘多慮令志散,寂寞使心憂。翱翔觀陂澤,撫劍登孤舟。便愿長閑暇,后歲復來游’(詠懷其六十三)。陂澤即是在河南修武縣北十一里的吳澤陂,為竹林七賢游賞之地。這首詩作于正元二年任步兵校尉時”(郭光《阮籍集校注·論阮籍及其詩(代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中州名家集叢書”)。陸侃如定為正始六年(見陸侃如《中古文學史編年(下冊)》“正始六年”“嵇康遷中散大夫,居山陽,為竹林之游”條)。筆者認為,竹林名士即為一集團,則其群體活動的內容,不只是竹林之游這樣一個內容。他們的相處時間,也不能只定為某年某月。所以具體的竹林之游的時地考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全面地認識這個新的玄學名士集團的全部活動內容。此事俟后為之。
  ⑧按此條轉引自中華書局1987年陳伯君《阮籍集校注·集評》,作馮惟納,未注出處,應即《古詩紀》編者明人馮惟訥。然遍檢東京汲古書院平成十七年(2005年)影印的京都大學文學院藏嘉靖本馮惟訥《古詩紀》,未見此條材料。現在本人無法查到《古詩紀》的其他版本。另馮惟訥尚有《選詩約注》,或亦出于其中,然亦遍覓未得。因此條材料具有代表性,故不以未得出處而刪去。姑置待考。
  ⑨沈德潛:《古詩源》卷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⑩吳汝綸:《古詩抄》,同治八年刻本。
  (11)如李善《文選》注“嘉樹下成蹊”一首,曾提到《首陽山賦》。參看錢志熙《魏晉詩歌藝術原論》(修訂版),144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2)關于阮籍創作《詠懷詩》與其參與《晉書》編纂之間可能存在的關系,筆者在《魏晉詩歌藝術原論》第142至144頁中論述過這個問題。
  (13)關于阮籍四言詠懷詩的問題,需要另作研究。
  (14)《古詩源》卷六。
  (15)陳沆:《詩比興箋》卷二,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
  (16)沈祖棻:《阮籍詠懷詩初論》,見程千帆、沈祖棻《古典詩歌論叢》,91頁,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
  (17)以上具體參見陳沆《詩比興箋》卷二,上海:中華書局,1959。
  (18)郭光:《阮籍集校注·后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19)靳極蒼:《阮籍詠懷詩詳解》,298頁,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21)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22)《魏晉詩歌藝術原論》,144~15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3)余冠英:《漢魏六朝詩選》,13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24)《晉書·阮籍傳》。
  (25)參看錢志熙《魏晉詩歌藝術原論》第三章第二節《追求超現實的審美觀念和浪漫詩歌的藝術原則》。
  (26)參看錢志熙《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第十三章第三節《嵇、阮的新神仙思想和游仙主題》。
  (27)請參看錢志熙《魏晉詩歌藝術原論》中阮籍創作詠懷詩的主客觀成因的研究。

東方叢刊桂林105~127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錢志熙20082008
錢志熙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導師 100871
作者:東方叢刊桂林105~127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錢志熙20082008
2013-09-10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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