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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黃宗羲的詩歌創作
論黃宗羲的詩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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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文學家或詩人來說,黃宗羲的成就和地位,遠不如在思想、學術尤其是史學領域來得重要。他生于明萬歷三十八年(1610),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中經家國之難,迭遭名捕,九死一生,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完成了《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錄》等70余種著作,內容涉及經、史、子、集四大部類,就學科性質而言亦幾乎遍布當時所有的學術領域。17世紀那個天崩地解、海飛山立的時代,曾經造就了不少個性舒張、才華艷發的文化奇人,而黃宗羲又是這個群體中卓然特立的巨匠。其學識之淵博,筆耕之勤奮,著述之繁富,不僅在有清一代,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也是屈指可數的。相形之下,他的詩,無論數量還是質量,由于巨大學術成就的輝映,都似乎顯得微不足道了。
  然而必須指出是,對黃宗羲的詩歌成就感到失望或遺憾,乃是一種特殊心理背景下的觀照結果。也就是說,這是我們面對一個國學大師,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巨人,預先持有的過高期許所造成的。擺脫這種心理定勢,就詩論詩,黃宗羲至少不失為清初詩壇名家。另外,前人對他詩學的貶損或淡漠,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由尊唐黜宋的藝術偏見造成的。實際從清代近300年“祧唐禰宋”的發展史程來說,黃宗羲在理論建樹與創作實踐兩方面,都具有導河積石、發凡起例的歷史貢獻。
      一
  明崇禎三年(1630),弱冠之年的黃宗羲在南京,寓居于叔父黃尊素官舍,始從韓上桂、林古度、黃居中、林云鳳諸人受詩法,時南京工部右侍郎何喬遠舉詩社,黃宗羲亦無會不與,這是他詩歌創作的開始。崇禎五年,黃宗羲將少作結為一冊,由艾南英、羅萬藻、朱際泰三人作序,這是他的第一個詩集。今三序附《南雷集》以存,而諸序中提到的《老孤行》、《鐵琴》、《死戰馬》、《紅閨》、《麗事》等篇,皆已佚。入清以后的20年間,黃宗羲累計作詩近千首,先后因年因事結為《窮島集》、《老柳集》、《杏觴集》、《金壘集》、《匡廬行腳詩》、《露車集》、《心斷集》、《吳艇集》等8個集子。另外還有詩文合編的《吾悔集》。
  《南雷詩歷》為其詩集總名,初編始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黃炳hòu@①所編《年譜》載:是年六月“甬上門士萬公擇斯選過謁,見公詩稿零落,許寫凈本,公因汰其三之二,取蘇文忠行記之意,曰《南雷詩歷》。”黃宗羲自撰《詩歷題辭》云:“余不學詩,然積數十年之久,亦近千篇,乃盡行汰去,存十之一二。”考《詩歷》卷一所收詩至癸卯(1663)年止(甲辰年之詩仍另系之于《吳艇集》),凡122首。黃宗羲自崇禎初年為詩,至此已30余年,以“數十年”、“近千篇”、“存其十之一二”諸說相參,可知當時所編僅為《南雷詩歷》卷一之詩,其后各卷乃次第選編續入。今存《南雷詩歷》共4卷,收詩422首,連同別行之《吾悔集》、全祖望重編本《南雷詩歷》所增卷五中詩,共602首。此外,如《后葦碧軒詩序》中所載斷句“卻恨一編葦碧稿,十年閑夢不銷除”;《思舊錄》各篇中所載斷句如《贈林茂之》“痛君新恨猶然積,而我新冤那得平”、《別眾香》“一榻藏書君寂寞,半年旅邸我糊涂”,又失題之作:“大雪封山城寂寞,老僧剌血字橫糊”等,新編本《黃宗羲全集》似尚未輯入。
  黃宗羲編集時自持甚嚴,汰者良多,其創作生涯長達65年,即使后來并不一律堅持十存一二的比例,平生作詩想亦不下數千首。如今觀《南雷詩歷》編年,每年多則二、三十首,少則三五首,或竟至一首無存。慨嘆之余,也許有必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黃宗羲詩之留存無多,是生活的動亂流徙使其散佚了呢,還是出于自我刪汰的結果?從《南雷詩歷題辭》來看,當時已是康熙初年,最動蕩的時期已經過去,舊作詩稿“近千篇”尚存,看來答案應是后者。包括早期所編各集,毫無版本消息,似乎當時即未曾刊行,不過自定集名,使各有所歸而已。研究者或于各集名下注為“已佚”,語亦未當。
  另一個更為實質性的問題是,黃宗羲刪汰或存留詩作的標準,是出于藝術審美之優劣,還是出于時局政治之忌諱?兩種因素可能都有。詩之好壞當然在考慮之列,而清初政治文化的箝制亦未始不是決定去取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黃宗羲自認為不好的作品固然不會留存下來,而某些確有價值的好作品,因為觸犯時諱,亦未必能夠幸存下來。當明清易代之際,浙中文士追隨魯王與鄭成功抗清時間最久,當丙戍之年(1646)宣布棄其諸生、孝廉籍者亦最多,因而招來清廷統治者的忮恨,故清初數十年間,較大的文字獄幾乎集中于浙江一省。就在康熙二年,即他編定《南雷詩歷》的前一年,浙江烏程人莊廷@②私修《明史》一案,以大規模的血腥屠殺結案,重辟70余人,內凌遲18人,莊廷@②已死,戮其尸。江浙諸名士,凡列名參訂者皆死,其中包括為顧炎武所激賞的吳炎、潘檉章等青年才子。如此慘酷的現實,必然在浙省文人心靈上投下濃重的陰影。又本年三月,與黃宗羲并稱清初三大儒的孫奇逢受人告訐,說他在順治九年寫的《甲申大難錄》有犯清王朝之忌諱,于是這位已81歲高齡的學者被逮赴京師,后因年老體衰,暫被監管于故鄉。此事發生在三月份,因為是大名鼎鼎的孫奇逢,消息必然遠播人口。而本年五月,也就是黃宗羲歸家編選詩集之前,他剛剛與其弟黃宗炎以及高斗魁一起參加過靈巖山上的一次遺民聚會,其中包括著名的宏儲和尚,以及黃宗羲所謂“人傳徐昭法,可聞不可見”的徐枋。這么一群人物在靈巖山上縱談七晝夜,孫奇逢之事應是話題之一。把這些因素都考慮進去,黃宗羲于六月份返里之后即著手整理舊稿,應當不僅是出于萬公擇之請的偶然舉措。為他的白發老母以及子百家、孫千人著想,黃宗羲急于要做的也許不是保存詩作的精華,而是刪除那些可能賈禍的危險文字。
  藝術性差者不愿存,有所干礙的思想性強者不能存,這兩種因素構成一把雙刃的剪刀,可知今存600首詩不過是剪伐之余而已。例如反映其追隨魯王抗清的《窮島集》,在《詩歷》中幾乎已不見蹤跡。黃宗羲曾反復稱道宋季謝翱、鄭思肖等遺民之詩,以為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必然發而為雷霆鼓蕩,而這樣抒發千古之性情的詩才是具有生命力的真詩,這自然是因為遭際相似而心有戚戚焉,然而他卻把自己這一類作品悄悄地付之一炬,使之化為一片氤氳的歷史云煙了。
      二
  黃宗羲既是清初宋詩派的開拓者,也是導引清詩走上“祧唐禰宋”之途的關鍵人物,從這個角度來說,他的詩史地位超過了他詩歌創作的實際成就。
  清初宋詩派之名目,最早是由邵長蘅提出的,邵氏《青門剩稿》卷三有一組論詩絕句,題為《病起撥悶十二首》,其九有云:“陳髯麗藻世無雙,宋派同時竟長雄。”這里“陳髯”指陽羨詩人陳維崧。關于“宋派”,邵氏自注曰:“謂竹chá@③、孟舉諸君。”其實朱彝尊一生尊唐黜宋,絕非宋派,錢鐘書先生《談藝錄》有辨(參見《談藝錄》新版107、429頁),他與吳之振等人也絕無交往。故所謂“宋派”,當指以編選《宋詩鈔》而轟動詩壇的吳之振、呂留良和黃宗羲等人而言。
  《宋詩鈔》的選編刊行,是清初宋詩派形成的具體標志,也是康熙前期由唐轉宋詩風嬗變的重要契機。參與編選的除署名者吳之振、呂留良、吳自牧之外,還有黃宗羲及其友人高斗魁(旦中)。吳之振所撰《宋詩鈔凡例》云:
  癸卯之夏,余叔侄與晚村讀書水生草堂,此選刻之始也。時甬東高旦中過晚村,姚江黃太沖亦因旦中來會,聯床分檠,sōu@④討勘訂,諸公之功居多焉。按《宋詩鈔》選編之初,是在呂留良家進行的,而黃宗羲館于呂家并參與選編,始于康熙二年四月,至康熙五年十一月與呂留良反目離開,前后凡四年。諸人相互唱和之作,曾編為《水生草堂唱和詩》。呂留良《寄晦木次太沖韻》詩云:“閑抄宋律還時派,自刻方書惱俗醫”,上句即指選編《宋詩鈔》而言。三人之中,收羅宋人別集,以吳之振出貲最多,而《宋詩鈔》中詩人小傳,多出于呂留良之手,故二人之功為多。然而黃宗羲年長學富,吳、呂二人待之在師與兄之間,故《宋詩鈔》雖不列其之名,而其功自不可沒。
  清初宋詩派中的主要詩人,大都是黃宗羲的及門弟子,這是他與宋詩派的又一層關系。吳之振雖未曾執弟子禮,但對此種關系是默認了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黃門高足鄭梁曾到吳之振的黃葉村莊小住,相與唱和論詩甚歡。鄭梁有《答吳孟舉次韻》二首,其二云:“何幸門墻同骨血,得憐風雅不云泥。”自注曰:“孟舉詩學得之姚江,與余論詩最契。”(《寒村集·五丁詩稿》卷三)其他如作《蘇詩補注》并宗法東坡的查慎行、編集《宋十五家詩選》的陳xū@⑤,都是黃宗羲的及門弟子,也是清初宋詩派的主要詩人。直到雍正三年,查慎行已是76歲老翁,仍念念不忘其師與同門關系。其《次韻酬陳宋齋閱拙集見寄之作》中云:“師門昔多士,存者今才五。”自注曰:“同邑受業梨洲先生之門者凡十五人,今唯宋齋、廷益、梅溪、余及德尹在耳。”宋齋為陳xū@⑤之號,德尹即慎行之弟查嗣@⑥。同詩又云:“如余走流汗,僅可籍、shí@⑦伍;傳業君庶幾,后先朝踵武。”(《敬業堂詩續集》卷四《余生集》)這是比黃宗羲為韓愈,而以張籍、皇甫shí@⑦自擬,至于陳xū@⑤,查慎行大概是把孟郊的位置留給他了。
  黃宗羲的論詩文字不算很多,但在清初詩論中亦自成一家之言。他主性情以反摹擬,主個性以反家數,主學問以反技朽,聯系當時詩壇背景以及他的創作實踐來看,這幾個方面都含有反對尊唐黜宋,為宋詩辯護的意識。《張心友詩序》中云:
  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于外,若異域然。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故當辨其真偽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揚子云所言伏其幾、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
《天岳禪師詩集序》云:
  詩自齊、楚分途以后,學詩者以此為先河,不能究宋、元諸大家之論,才曉斷章,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為輕重高下,未嘗毫發出于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
又《南雷詩歷題辭》云:
  夫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皆所藏納。古今志士學人之心思愿力,千變萬化,各有至處,不必出于一途。今于上下數千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唐;于唐數百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盛唐。盛唐之詩,豈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濃淡,亦未嘗歸一,將又何所從耶?是故論詩者但當辨其真偽,不當拘以家數。“但當辨其真偽,不當拘以家數”,這就是黃宗羲面對唐宋詩之爭的基本態度。在清初詩壇上,如此明確地為宋詩辯護,黃宗羲是較早的,也是較為有力的一個。南宋以還,為宋詩辯護的人,往往只是消極地防守招架,承認唐詩為正格,非唐詩則為別調,故曰宋詩亦有能唐者,亦有聲調高華瀏亮者,不盡可廢云云,一副自處劣勢、吶吶申辯的樣子。黃宗羲則是從詩的本質立論,以性情為本,以聲調技巧為末,故有師直為壯、堂堂正正之氣。當然,黃宗羲既反對言“家數”,反對“一之以唐”,自然也不會主張“一之以宋”,合理的理論延伸應是唐亦可,宋亦可,不唐不宋亦可。但在尊唐派尚占壓倒優勢的清初詩壇,反對獨尊唐詩即往往被視為宋詩派,而且黃宗羲之詩亦明顯為宋調,故目之為宋詩派就更是順理成章的了。
  除個人詩論之外,黃宗羲還通過整理文獻的方式,間接表現了他推重宋詩的態度。他晚年編選的《明文授讀》,實際是前此所編《明文案》或《明文海》的一個簡編本,其中就保留了不少為宋詩翻案的篇什。如該書卷37何喬遠《鄭道圭詩序》云:“今世稱詩者,云唐詩唐詩云爾,余恨不宋,又烏唐也!且夫一唐矣,自分初、盛、中、晚,而何獨宇宙之間,不容有一宋也?凡前輩今日所以不喜宋詩者,目皆未嘗見宋。”又同卷載何氏所撰《吳可觀詩草序》云:“子瞻詩出于陶、白,魯直詩出于杜,世之人謂宋而不好焉,甚哉耳食也!”按,何喬遠,即黃宗羲《思舊錄》中所憶及的何匪莪,此人于崇禎初年在南京主詩社,黃宗羲自稱“無會不與”(《思舊錄·黃居中》)。《紅葉本事詩》云:“昔年曾上鳳凰臺,紅葉紛紛撲面摧;多少名流齊作賦,司空品定始歸來。”此所謂司空即指何喬遠。由此可見,黃宗羲心好宋詩,非至清初始然,其在晚明已受影響。又《明文授讀》卷36葉向高《王亦泉詩序》、卷37曾異《徐叔亨山居次韻詩序》等篇,皆力斥尊唐黜宋之失。明代為宋詩辯護的文獻并不多見,黃宗羲如此珍重收入,實際反映了他心好宋詩的主觀態度。
  黃宗羲對于宋詩的肯定與提倡,不僅影響到諸多弟子及宋詩派中人,而且對后來以厲鶚為首的浙派、以錢載為首的秀水派,都具有深遠的影響。錢鐘書先生論及清初詩學時曾說:“當時三遺老篇什,亭林詩乃唐體之佳者,船山詩乃唐體之下劣者,黃宗羲詩則宋詩之下劣者。然顧、王不過沿襲明人風格,獨宗羲欲另辟途徑,殊為豪杰之士也。”(《談藝錄》新版144頁)錢鐘書先生評說古人,眼孔特大,持論或不免近苛,黃宗羲詩是否為宋詩之下劣者且當別論,而他在清初詩壇上率先為宋詩翻案,于三百年詩史宗風實有領異標新之功。
      三
  清初人論唐宋詩,有時理論標榜與創作實踐并不是一回事。先有名唐而實宋者,后亦有名宋而實唐者,即使不是口是心非,亦可謂心手相左。黃宗羲則不然。他不僅在理論上為宋詩辯護,其創作從詩法淵源來說,亦主要從黃山谷一路來。其詩中所謂“吾家詩祖黃魯直”(《詩歷》卷二《史濱若惠洮石硯》),原不是因黃姓而拈連的套話。同時因為遭逢桑海,地老天荒,又每入于荒寒獷怪之境,從而形成高老生硬、頹唐橫恣的詩風。此與當時流行的唐體詩或稍后的神韻派相比,正所謂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學唐者刻意求好,求美,求可愛,黃宗羲詩則求個性,求力度,哪怕到人不愛處。相形之下,唐體詩如時女步春,流麗娟妙,然有風韻而乏骨力;黃宗羲之詩則如老夫曳帶,不修邊幅,潦例中偏饒男子漢氣度。在黃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看來,這才是浙東詩人的本色。
  此種作風是黃宗羲人格個性與時代氛圍相互作用的結果。就個性氣質而言,黃宗羲乃帶性負氣之人,即錢鐘書所謂豪杰之士,故其重風骨氣象而不喜雕琢。如《同張書乘、陳簡庵、陸冰修、家晦木郊外觀菊》詩云:“件系小簽真瑣碎,略觀大意只青紅”;又如《題唐在湘湖海樓》云:“海闊天空無芥蒂,晨鐘暮鼓變云霞;近來世論多拘束,蚊睫中間欲放衙”云云,都展示了他崇尚宏闊而不耐瑣屑的性格氣度。此種個性再加上國亡家破的遭際,就形成了他那獨特的抒情風格與審美精神。他在為其弟黃宗會所作的《縮齋文集序》中寫道:
  澤望之為詩文,高歷遐清。其在于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于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于聲,則猿吟而鸛鶴欽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場,狐鳴鴟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于樂,則變徵而絕弦也。這一段話大至可移于黃宗羲自評,如果說要略加修正的話,那就是他的詩中更突出地浮現著詩人偃蹇橫放的人格形象,更具有氣勢和力度,雖有變徵之音而不掩其浩然正氣。
  具體來說,黃宗羲詩的藝術個性,主要有以下幾種構成要素:
  一曰下字重拙。如《飲酒》“歸來省舊業,狠茅覆芒糯”。此詩為黃宗羲擬陶之作,用陶詩舊題,詩中若干字句還能看出陶詩的印跡。然只看“狠茅”二字,便非田園詩氣象。昔莊子寫春草曰“怒生”,猶只是壯其茁壯之勢,而“狠茅”二字則有獰惡氣象。此可謂韓昌黎或梅圣俞字法。夫糯苗如芒而“狠茅”覆之,見得故園荒敗,亦如世事之不堪聞問了。《寄周子潔》“過去年華方轉瞬,同游伴侶已多芟”。芟,本意為除草,此指同輩凋謝,有“零落同草莽”之意。然“芟”字下得奇崛而險重,仿佛不是人老自然衰亡,而是造物生憎而有意除之。《書年譜上》“八尺血光開鬼路,三商日影破琴心”。此為黃宗羲47歲時題其自編年譜上卷之作。是時他一家死夭將半,心情極度苦悶,當然無法預料自己還有近40年的歲月。此聯雖然言血言鬼,乃至不無絕望之感,但讀來仍覺雄魂毅魄,遒警過人。又《與道傳閑游因至江北》“天意假游子,晴光照老頑”。“老頑”顯系自指。此詩作于康熙二十一年,黃宗羲已73歲,稱“老”固無不可。然此處以“老頑”組合成詞,乃從韓孟、歐梅、蘇黃一路來,故作老氣橫秋之狀,自嘲中亦有自賞,對媚世善變者的睥睨之意言外自見。又如康熙十二年所作《老母八旬謝祝壽諸君子》其四“盲風惡浪近扶桑,故國飄零只數航。惟有東林老寡婦,手裁紅絹寄娥皇。”黃宗羲之父尊素為東林黨中名士,明天啟六年(1626)以劾閹媼魏忠賢、客氏而被逮,死于詔獄,是年黃宗羲之母姚太夫人才33歲。后國事家事喪亂頻仍,將近50年過去了,姚太夫人依然健在,故以“東林老寡婦”自稱其母。初讀頗覺刺目,以為用語不遜,然其母作為蒙難忠臣之妻、“東浙三黃”之母,一方面如魯殿靈光,負海內人望,巍然獨存,一方面飽罹艱難,教養子孫,竟至耄耋,其中沉冤凝結,悲慨萬端,又似乎非如此不足以發之。
  二曰造語生新。如《蚤發東明禪院同芝兒》“鐘聲破山靄,繩床卷余夢”。此為早期作品,鑄語稍覺用力,蓋彼時尚有意與時人爭勝;但后句言“余夢”可卷而似可續,洵為詩家能事。又《病虐》二首其二“老境無味蔗”,或可與蘇軾《守歲》詩“欲觀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相媲美,奇在比喻,新在煉意。又《至中村訪鄭君接》“夕陽鳥矍鑠,亂石水躊躇”,“矍鑠”與“躊躇”均為寫人之連綿詞,此處用于狀物,把薄暮時群鳥啁啾爭枝,溪流遇石頓挫之狀,寫得親切如在目前,而又擬人得來不覺。梅堯臣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蘇軾所謂“以燈取影”、“隨物賦形”,此二語皆足以當之。又如《萬杉寺》“興廢一堆野燒火,凄涼數個納頭禪”,本是與和尚圍野火談興廢,而句法組接,情景虛實交錯,頗有奇趣,煉意造句,亦非茍得。
  三曰取境荒寒。黃宗羲詩中意象境界,如荒山古寺、楓林鬼車、寒食野火,風饕雪虐之類,在在有之。摘句如《答何令見訊》“深山雪合無人跡,終夜風來只虎聲”、《別眾香》“大雪封山城寂寞,老僧刺血字模糊”、《山居雜詠》“老人咳笑尋群麂,寡婦呻吟吼虎鷹”、《申山人自然》“死友孤兒收畫值,無家餒鬼集僧筵”、《三月十四夜夢萬履安及亡友陸文虎·馮躋仲》“簟溪有骨隨流水,環堵無人泣稗花”等等。更為集中的完篇如《歲盡出龍虎山》其二:
  亂石圍墻亂草分,一庵只當一孤墳。焦芽生意人間世,漆火光明太古文。日下老狐來乞食,天寒怪鳥哭離群。安居亦謂應偷得,豈意猶煩別暮云。此詩以焦芽、漆火、老狐、怪鳥諸意象,周匝渲染,營造了一個不類人世的荒野世界。而他卻在這樣一種孤獨郁憤的精神狀態下,寫出了《留書》和《明夷待訪錄》等中國思想史上的名著。
  黃宗羲此種詩境與作風,與其說是受韓愈或李賀等人的影響,不如說是真實心境的外化。這是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一個恍若太古洪荒又仿佛人世末日的境界。它不象韓愈的《陸渾山火》、《赤藤杖歌》之類,刻意把平常的景物寫得驚怍可怖,而是形象地展示了一個亡國士大夫的千古大哀;它又不象李賀詩中那么充滿凄涼衰颯的情韻,因為黃宗羲筆下那荒寒險怪的境界,對他來說不是一種對立的或外來的壓迫,而是他堅忍不拔的人格形象賴以存在的典型環境。他本人似乎就是一個蟄居于荒山古寺里的老頭陀,一個徘徊于山間水涯的不死精怪,一棵歷經雷擊劫火、偃蹇虬屈而不死的古柏,這是在六朝、三唐詩中很難看到的詩人自我形象,即使和宋末的謝翱、鄭思肖相比,也顯得更加堅忍而成熟了。
  四曰句法拗折。如《臨海石佛寺度歲》“吾亦好奇曾夙昔,奚為勇往未全能”,語意當為“吾夙昔亦曾好奇,奚為不全能勇往”,此處顛倒出之,頗有波磔奇古之感。也許黃宗羲有意于取法老杜的“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吧。又如《次徐立齋先生見贈》“雖章句細微,而無言不酬”,用一、四節奏,且以虛詞為領字,幾純乎文句。黃宗羲頗喜以虛字入詩且以應對,如《贈僧智端》“孤峰千載君贏得,波路千重我只曾”、《十二月二十二日夢汪魏美》“湖海故人將盡矣,風波此老尚巍然”、《十六夜次前韻》“霓裳久矣煙云散,清話悠然環佩鳴”、《過史嵩之墓》“墓林遺穢何心也,石槨鳴琴是禮歟”,此種句法技朽,常被視為宋詩作風。每見論者曰某人學宋,即搜羅此類句法數例以實之,仿佛宋詩家數盡在于此。實際宋詩之為宋,初不在是;若僅有此,不過劣得宋人短處。黃宗羲此類詩句,難得的是既得虛字頓宕搖曳之神,又能兼顧或不斫傷詩的節奏之美。假如銳意走過火一路,以前人之不屑為不能,變本加厲,則不免兩失。清人學宋而入此歧途者正復不少。
  五曰以俗為雅。黃宗羲詩中,頗多俗字俚語。如《三疊泉》:“屏風疊中一叫路”,自注:“江右土語以相望間為一叫路。”實際意思當為此呼而彼能聞之。又《山居雜詠》其五“去舍原無一頓時”,“一頓時”亦是言距離之近,猶言吃一頓飯的工夫,亦為方言俗語。又《至孫郎埠山庵》“山僧能辦蹲鴟飯,老子且聽磨斧頭”,自注:“磨斧頭,鳥聲也。”蹲鴟,即芋頭,蓋以其葉形若鴟之蹲立而得名。此雖曾見諸典籍,但與“磨斧頭”之俗語同其風味,拉來作對,固其相誼。
  黃宗羲詩有時故意插科打渾、煞風景。如《七夕夢梅花詩》“……梅花獨立正愁絕,冰纏霧死臥天闕。孤香牢落護殘枝,不隨飄墮四更月。新詩句句逼空檬,嫣然一笑隔林樾,有如高士白云表,牛矢煙消山雪合……”前半寫梅花甚美,空méng@⑧之境,嫣然之態,幾如空谷佳人,表明黃宗羲亦有錦心繡口,不獨宋廣平可作《梅花賦》。“冰纏霧死”句下筆重拙,已似昌黎作風,下面更扯到“牛矢煙消”,更讓人覺得刻畫無鹽,唐突西子。當然,蘇軾也寫過“但尋牛矢覓歸路”那樣的詩句,但那是情與景會,適見其樂天安命之致。若是寫梅花,定然著“牛矢”不得。黃宗羲此類詩與此種作風,就詩本位觀點來說是不足肯定的,但它卻在一定程度上助成了他橫放頹恣的詩風,而且推原本心,這也許不是無意間形成的敗筆,而是出于有意追求。黃宗羲對自己的詩反復刪汰,斷不至于把敷衍成篇的東西拿來湊數。以他的學識才力,調換成一些文雅的詞句并非難事,故其之所以如此,乃是正要如此。黃宗羲仿佛有意褻瀆詩歌美學傳統,以一“老頑”遺民身份,唾棄一切規矩,以呈顯其橫放杰出、偃蹇不群的人格形象,仿佛“禮法豈為我輩設?”或“老子要如此,便怎的!”此亦是渲泄其牢騷不平之氣的一種手段。
      四
  就古近律絕各體詩來看,黃宗羲古體少而近體多,近體中五言不如七言,其所長尤在七律,七絕次之。據初步統計,各體數量如次:
  五古 64首 七古 17首
  五律 61首 七律 231首
  五絕 2首 七絕 208首因為《南雪詩歷》是經過黃宗羲自己揀擇而編定的,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集中各體詩數量的對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對諸種詩體的喜好程度與自我評價:一般說來,唐以后詩人集中,七絕數量相比較多,而象黃宗羲這樣,七律在各體詩中數量最多,卻是較為少見的。自清初以來的各種清詩選本,選黃宗羲詩亦以七律為多,這也說明作者的自我感知與讀者(選家)的客觀評價,基本是相吻合的。
  黃宗羲七律之佳,當分別觀之。就一般讀者來說,雖亦如錢鐘書先生所云,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或少年時多愛唐音,中年后或喜宋調。然而就多數言之,由于幼時習誦唐詩者為多,耳濡目染,先入為主,不免造成以唐詩風調為正格的審美傾向。就研究者而言,亦往往口稱唐宋詩各有佳處,可言正變而不可分優劣,實際低回吟賞,仍然偏好唐詩。故觀宋以后詩,亦每擇其“能唐”之作。此不獨古人為然,今人亦多如此。所以一般人讀黃宗羲詩,亦猶在《山谷集》中選佳篇,往往偏愛那些輕快流利、語意明暢的篇什。由是而觀之,可以舉出如下作品:《臥病旬日未已,間書所憶》二首其一、《飲洋溪》、《九日同仇滄柱、陳子qǐ@⑨、子文、查夏重、范文園出北門,沿惜字庵至范文清東籬》等等,這些詩音節瀏亮而不喑啞,韻味濃郁而不枯澀,有沉郁氣象而不乏秀色遠韻,頜聯頸聯多用流水對,尤足助成流動、飄逸的風致。雖然首尾二聯每欠精警,亦堪稱好詩,置于名家集中而無遜色。
  然而更能體現黃宗羲的人格風采與創作個性的,是集中那些高老生硬之什。黃宗羲雖是大儒,然而經術湛深,不掩其豪俠氣象,有孟軻式的圭角英氣,而未曾點或朱熹式的沖粹和悅。這種性情中的俠氣與盛衰之感相激發,便形成了其詩蒼堅古硬的風骨氣象。如《山居雜詠》六首其一:
鋒鏑牢囚取次過,依然不廢我弦歌。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其能奈我何!廿兩棉花裝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鍋。一冬也是堂堂地,豈信人間勝著多。《尋張司馬墓》:草荒樹密路三叉,下馬來尋日色斜。頑石嗚呼都作字,冬青憔悴未開花。夜臺不敢留真姓,萍梗還來酹晚鴉。牡礪灘頭當日客,茫然隔世數年華。大致說來,黃宗羲寫景詩猶存唐音,而抒情詩每作宋調。上引二詩或言志,或悼亡,字面如芒角爭出,突怒偃蹇;音節則頓挫堅挺,氣勢兀傲;總之不求雅馴而求力度,雖有時變徵之音,而奇崛之氣終不可沒。應該說,這一類詩在黃宗羲集中更具代表性。
  黃宗羲七律,往往于一篇之中,以頜聯或頸聯為詩眼。或超越時空,大筆振迅,兩句寫盡平生經歷,如《十一月二十八日大雪》:“長安貂帽旗亭酒,樊榭芒鞋古寺詩。”《壬寅元夕同澤望、道傳、萬貞一、芝源二兒至郭姥廟次去年韻》:“兩京舊事三生夢,一缽空山再世身。”此類句法似從東坡《龜山》“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黃山谷《寄黃幾復》“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而來。又或即事生感,突破物象瑣事,由詩情升華為哲思,如《喜鄒文江至,得沈眉生消息》“書到老來方可著,交從亂后不多人”、《山居雜詠》其五“始知天地騫崩甚,還仗山村樸魯持”、《哭沈昆銅》三首其二“盛名自古為身累,大廈真思一木扶”。黃宗羲仿佛有意以全篇為背景,鋪墊繚繞,營造氛圍,襯托得這一聯跳脫警醒,如奇峰突起。我們也許不必惜乎全篇不侔,因為單憑這些“摘句圖”,已足見黃宗羲胸襟氣度,使得那些止以雕章琢句為能事的“詩人”低首斂衽了。
文學評論京132~139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張仲謀19981998黃宗羲的詩作在他巨大學術成就的輝映之下,似乎顯得不足道,但在清初詩壇仍不失為名家。從清代近300年“祧唐禰宋”的發展史程來說,其理論建樹與創作實踐兩方面,都具有導河積石、發凡起例的作用。張仲謀 作者單位:徐州師范大學中文系 作者:文學評論京132~139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張仲謀19981998黃宗羲的詩作在他巨大學術成就的輝映之下,似乎顯得不足道,但在清初詩壇仍不失為名家。從清代近300年“祧唐禰宋”的發展史程來說,其理論建樹與創作實踐兩方面,都具有導河積石、發凡起例的作用。
2013-09-10 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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