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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伽達默爾解釋學的問答邏輯
評伽達默爾解釋學的問答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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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問答邏輯是伽達默爾解釋學理論中的一項重要的內容,也是他思想中最具有獨創性的部分之一。它來自兩個方面的啟示:柏拉圖的對話辯證法和柯林伍德的對話邏輯。伽達默爾通過對兩者批判性地融合與升華建立了一種與哲學解釋學相適應的問答邏輯,這種邏輯從一個非常重要的側面深刻地揭示了理解和解釋的本質,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傳統解釋學理論,至今仍是一個非常值得進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的課題。
  關鍵詞 對話;問答邏輯;解釋學辯證法
   * * *
  傳統辯證法——從柏拉圖到黑格爾——既具有本體論的意義,又具有邏輯學的意義。康德之后,黑格爾在一個新的立場上把辯證法和邏輯學結合起來,使之成為一種思辨邏輯。這個邏輯雖然還像康德先驗邏輯那樣是知識論,但已不復是單純的理智性的知識論,而同時也是以現象學為基礎的本體論和歷史觀。哲學解釋學辯證法〔1 〕也有自己的邏輯,這就是問答邏輯。問答邏輯也就是問答辯證法,它同樣超出了一般知識論的范圍,伽達默爾有意用這種開放性的邏輯結構來刻畫解釋學意識的特征。這從一個方面表現了他在理論上的獨創性。
  我們知道,伽達默爾將人類思想中的邏輯劃分為三種,即科學的“獨白式”邏輯,黑格爾絕對唯心論的“辯證式”邏輯和解釋學的“對話式”邏輯。我們可以將第三種也就是問答邏輯看成是與解釋學辯證法密切相關的一種新型邏輯。
  伽達默爾的出發點是,解釋學經驗具有開放性,它可以用一個開放性的邏輯結構來描述,這種描述應從問題入手。因為在一切經驗包括解釋學經驗中預先設立了問題的結構。經驗的開放性意味著問題性,如果沒有問題被提出,我們是不可能有經驗的。經驗所具有的辯證的否定性和開放性,體現于問題的結構之中。
  這是因為問題的本質在于問題具有某種意義,這種意義是指方向的。問題就是對答復在方向性方面的某種限制,假如回答想是有意義話,就不可能離開這種限制。問題將被問的東西帶入某種特定的背景中,“好象開啟了被問東西的存在,因此展示這種被開啟的存在的邏各斯已經就是一種答復,它自身的意義只出現在問題的意義中。”〔2 〕由于問題的這種性質,可以說,它本身就在方向上預設了答復,而答復同時又會激發新的問題,以此不斷向前推進。這就是問答的辯證法,亦即“問答的邏輯”。
  伽達默爾所提示的解釋學經驗的問答邏輯,可以在海德格爾的此在現象學中找到自己的根據。海德格爾的基礎本體論已向我們揭示了怎樣才能達到對在的領悟:在總是被我們追問的,因此在的意義也只有通過追問才被發現,也只能通過追問顯現出來。這個追問本身也就是在者在的方式。你如何去追問,在者就如何在。在者依你的追問方式而表現為不同的在者。追問本身就包含有意向性,“世界”如何向我們呈現是和我們如何對待它,如何向它提問相應的。同時正如一切理解都具有循環結構一樣,一切問題也只有當其中被問到的東西已經以某種方式被領悟之時才有可能,否則問題是不可能的。
  然而,對伽達默爾的問答邏輯的直接啟示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柏拉圖對話中的蘇格拉底的辯證法;一是柯林伍德的問答邏輯。
  我們知道,伽達默爾終生受益于對柏拉圖著作的研究,他的解釋學辯證法更貼近蘇格拉底的對話辯證法。蘇格拉底首先強調說者的無知,求知是從無知開始的,這種積極的懷疑導致一種認識的辯證法,為提問確立了先決條件。正是有某種確切的無知(“對什么”無知),才產生了某種確切的問題。經過探討,才能從無知到有知。柏拉圖的對話向我們表明,“揭示某種事情的談話需要通過問題來開啟該事情。”〔3〕
  由于這種理由,辯證法就成了問和答進行的方式。在蘇格拉底時期,柏拉圖就把辯證法理解為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的本領,他將那種善于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的人稱為辯證法家,如蘇格拉底。對話本身就是一種辯證法的實踐活動,在這種活動中,提問也就是進行開放。所謂開放系指提問將被問及的東西置于一種懸而未決的狀態之中,而回答無確定性、無固定性。以這種方式展示被問者的問題性構成了問題的意義。總之,開放性是問題的重要性質之一,如果沒有這種性質,問題就缺乏真實的意義。
  但問題的開放性并非毫無邊際,它本身又包含了問題視域所劃定的邊界。如沒有這種邊界,問題就是空的、假的。提問既預設了開放性,同時又預設了限制性,毋寧說問題內部存在著發散與聚斂的張力。這為回答和不斷地再回答提供了先決條件。人的理解就是這樣進行的。
  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知識是辯證的。只有具有問題才可能產生知識,產生理解。“問題包含著是和否,是如此和不是如此的對立。”也正“因為知識在這種廣泛的意義上是辯證的,所以才能夠有使是和否這種對立明確成其為對象的‘辯證法’”,同時,在伽氏的視域中,問題對于知識的本質具有優先性,它“以一種最本源的方式證明了方法論觀念對于知識的那種限制性”〔4〕。 這一點與伽達默爾整個思考的出發點有關,在他看來,并不存在一種使人會提問題,會看出問題的方法。重要的是對自身無知的認識。只有無知才會有問題,有問題才會有回答。而回答又會激發新的問題,新問題又會引起新的回答,這樣循環往復,問與答相互轉化,層層深入,從而推動著交談者認識的前進,理解的更新。對話辯證法就是這樣表現出來的。
  因此伽氏認為,在蘇格拉底的辯證法中,提問的藝術根本不是希臘人所謂的“技藝”的那種意義上的藝術,即不是一種我們可以學到又可授人的那種掌握真理知識的方法。它與制服人的論辯術無關,它被證明可靠,只在于那個知道如何去問的人能夠把握他的問題,即能夠掌握問題開放的方向。提問藝術就是能繼續提問的藝術,是引導思想發展的藝術,它被稱為辯證法,意義就在于此。可見伽達默爾是努力從本體上而不是從方法上去發掘古代對話辯證法的意義的。
  有問必有答,二者是對立統一的。因此,對話必然具有問和答的結構。要使對話能進行下去,首先要求對話各方從“善良意志”出發,彼此互不抵牾、攻訐,并具有同樣的發言權。伽達默爾認為柏拉圖對話中的對話者經常重復“是”這個情況就能很好地幫助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它的積極方面的意義就在于使論題向前進展的內在邏輯必然性得到自然而然的顯露(黑格爾也曾強調過這一點)。進行談話首先并不要求去否認別人,駁倒別人,而是相反要求認真考慮對方意見的實際力量,服從論題內在的必然性。既然提問就是暴露和開放,那么“針對意見的頑固性”,提問可以“使事情及其可能性處于不確定狀態。”〔5 〕它能有效地阻止主導意見對于問題的壓制,從而破除獨斷與盲從。在這里,問答辯證法既具有某種消解的力量,同時又富于建設性。
  在一問一答、一來一往的對話中,語言所揭示的真理逐漸涌現出來。蘇格拉底的助產術是針對那些談話者個人所表述的意見的,而這些意見的內在客觀的一貫性在對話中被展開,這里面所顯露出來的真理就是邏各斯。這種邏各斯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它完全超出對話者本人的主觀意見,而進入到一種客觀性的領域。由此可見,作為一門談話藝術的辯證法同時也是在某個統一方面通觀事物及其本質的藝術,伽達默爾強調,正是這一點構成了談話的重要特征,這里語言是在問與答、給與取、相互爭論和達成一致的辯證過程中所實現的一種意義的交往,而解釋學的任務就是在文字流傳物中巧妙地作出這種意義的交往。因此,伽達默爾認為把解釋學的任務描述為與本文進行的一種對話,決不只是一種比喻的說法。
  但是對話中的問和答地位并不是一樣的。伽達默爾在解釋學現象中始終強調問題的優先性,這種優先性把柏拉圖的哲學與他的后繼者的思想區別開來,并且使他的思想比較接近于推論性的自然運動。相形之下,伽達默爾認為,黑格爾關于認識運動的對話性、辯證性的獨特見解是生硬的,因為他為自己所提出的目標是一個閉合系統,這種閉合系統必然要壓抑認識的開放性。而只有在認識的開放性中,問題才能保持它對答案的優先性,相反黑格爾體系的封閉性實際上預先設定了答案的優先性。與之對立,伽達默爾提出了問題優先性的解釋學原則,并認為在這方面,柏拉圖已經以某種特別的方式對解釋學現象作了提示。柏拉圖試圖通過對話去克服語言的弱點。對話把語言和概念放回到交談的原始運動中,使語詞免受了一切獨斷論的濫用。從這里伽達默爾看到了與海德格爾超越形而上學語言的目標殊途同歸的道路,這也是他沒有追隨后期的海德格爾放棄解釋學的概念,走向詩化和神秘主義的重要原因之一。海德格爾要回到前柏拉圖(前蘇格拉底),而伽達默爾則將自己的思想的源頭定位于柏拉圖。但這里的柏拉圖,不是作為西方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始作俑者,而是作為哲學的對話表達方式的創造者。在伽達默爾看來,問答辯證法“始終是解釋過程的基礎,它來源于對話的基本模式”〔6〕。 而柏拉圖的對話就是這種典型的辯證意義上的解釋學過程的模式。
  如果說伽達默爾從蘇格拉底的“對話辯證法”中尋找到了哲學解釋學的原型,那么他從柯林伍德那里為這種原型找到了一種相應的邏輯。對伽達默爾來講,解釋學現象具有談話的性質和問答的結構,本文成為解釋的對象,這已經意味著該本文對解釋者提出了一個問題。而對它的解釋與它提供給我們的問題相關聯。理解一個本文,就是理解這個問題。理解者只有通過取得本文意義方向得以規定的問題的視域才能理解本文的意義。換句話說,要想理解就必須從一個問題出發把所說的話理解為一種回答,即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此而言,命題的意義是相對于它所回答的那個問題的,也就是說,命題的意義必然超出命題本身所說的東西。基于這種考慮,伽達默爾認為,精神科學的邏輯主要不是一種關于陳述的邏輯,而是一種關于問題的邏輯。
  不過這種邏輯在柏拉圖對話中還談不上,只有在柯林伍德那里才明確涉及到。可以說“問答邏輯”是柯林伍德最具獨創性的思想之一,從青年時代起他便用這件利器去對抗實在論者、邏輯經驗論者的“命題邏輯”。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柯林伍德從考古實踐中獲得重要的啟示,這就是提問活動在認識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基于這一點他對流行的各種邏輯理論產生了反感,就像當年培根和笛卡爾對經院邏輯所懷有的反感一樣。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科學研究采取了新的方式,培根和笛卡爾對經院邏輯的反叛就是以新經驗的反省為基礎的。柯林伍德從中受到啟示,感到知識不僅包括“命題”、“陳述”,而且還應包括命題、陳述等意欲回答的問題,一種只關心答案而忽視問題的邏輯,只能是錯誤的邏輯〔7〕。他打算用問答邏輯來取代命題邏輯。 他所謂的命題邏輯指傳統邏輯、18—19世紀的“觀念論邏輯”和19—20世紀的符號邏輯。
  命題邏輯的主要任務是分辨命題的真假,而柯林伍德的“問答邏輯”不是這個意義上的,它與歷史觀相聯系。人類歷史在柯林伍德那里被視為無數問題與無數回答環環相扣,一一銜接的無盡過程。所謂問答邏輯與命題邏輯相對而言就是強調了歷史與自然的區別,這種區別就在于人類社會生活中一切事件都是有意識地發動的,而柯氏認為,歷史中遺失得最多的莫過于問題,歷史人物已經“不在場”了,他們往往把種種回答留下了(如文物、文獻等),卻將自己內心中的問題,尤其是那些自己還沒有回答的問題帶進了墳墓。因此歷史學家最重要的任務便是從留下的答案出發去追溯、重構已失去了的問題。這即是再現歷史。柯林伍德在其《自傳》中說:我們實際上只有在已經理解了本文是其回答的問題之后,才能理解本文。根據這一點他將問答邏輯應用于歷史流傳物,并明確提出,只有當我們重構了有關人物的歷史行動所回答的問題時,我們才能理解歷史事件。柯林伍德這些思想無疑對伽達默爾有很大的幫助,使他意識到對話經驗可以用一種新的邏輯來刻畫,這種邏輯能更深刻地揭示它的本質和其對解釋學的意義。
  但是伽達默爾并非在自己的解釋學理論中照搬柯林伍德的問答邏輯,而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對其進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他首先指出柯林伍德將問答邏輯應用于解釋學理論的做法有意義含糊不清之處。這主要是針對后者的“重演論”。柯林伍德的歷史觀念的出發點是:“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因此歷史中就不存在什么“事件”了。被稱為“事件”的東西實際上是行動,它表現了行動者的某個思想,因此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識別這個思想。換句話說,“歷史知識就是歷史學家正在研究著的那些思想在他自己心靈里的重演。”〔8〕由此可見, 柯林伍德在歷史解釋方面奉行的是一條施萊爾馬赫的路線,盡管重演在他那里指重構那些歷史人物的思想,即本身能在反思中被重新思考的思想,而非指去重構這些人物的實在心理活動〔9〕,但這也未改變問題的實質。 伽達默爾反駁道,以文字形式流傳下來的東西的意義并不等于它的原作者曾經想到的意義。正如歷史事件一般并不表現出與歷史人物的主觀思想有什么一致一樣,本文的意義一般也遠遠超出它的原作者曾經具有的意圖。“理解的任務首先是注意本文自身的意義。”〔10〕這正是伽達默爾一貫堅持的現象學的立場在解釋學方面的體現。他反復強調,我們所想加以重構的問題首先并不涉及作者思想上的體驗,而完全只涉及本文自身的意義。本文的意義是在理解的變遷之中不斷充盈的,因此以原作者意見為目標的解釋學在歷史解釋方面(例如在柯林伍德這里)表現為把歷史事件還原為當事人的意圖,這是極不適當的,解釋必然要不斷地超越單純的重構而進入到那些對于作者來說“未曾思考過的東西,并且把它們帶入到問題的開放性中。”〔11〕,可見,伽達默爾與柯林伍德的解釋旨趣是大不相同的,前者看重的是本文自身的意義,后者看重的是作者或歷史人物的思想意圖。伽達默爾對柯林伍德“重演論”的批評實際上是對傳統解釋學批評的繼續。因為雖然施萊爾馬赫、狄爾泰著重于本文的解釋,而柯林伍德偏重于行為的解釋,但是二者都追求重現在本文或者行為背后的精神狀況或思想過程。
  此外,對柯林伍德主張理解和解釋是重構給定本文所回答的問題這一說法,伽達默爾也持不同的態度,認為這種觀點顛倒了問題與回答的關系。其實一開始出現的是本文向理解者提出的問題,對流傳物的理解總是已經包含現代與流傳物的歷史自我中介的任務。對讀者講述著什么的流傳物本身提出了一個問題,并因而使讀者的理解處于開放的狀態。為了回答本文向解釋者提出的問題,解釋者自己也必須著手提出問題,但是如果解釋者在提問上沒有超出流傳物所呈現給他的歷史視域,那么他就根本不能這樣做。重構本文應是其回答的問題本身是在提問過程中進行的,通過這種提問解釋者尋求對流傳物向他所提出的問題的回答。換句話說,一個被重構的問題決不可能處于它原來的視域中,它還受到提問者內在視域的影響。這樣解釋學過程的真正實現“不僅包容了被解釋的對象,而且包容了解釋者的自我理解。”〔12〕對這種自我理解的強調是伽達默爾不同于柯林伍德的一個關節點。伽達默爾把這種活動稱之為視域融合。它可容納柯林伍德的說法:只有當我們理解了某物是其回答的問題,我們才理解該物。因為被理解的東西的意義的顯現不能與我們自己的意見分開,所以重構那些把本文的意義理解為其回答的問題實質上變成了我們自己的提問。而本文必須被理解為對這種提問的回答。由此可見伽達默爾對這句話的理解已經偏離了柯林伍德,二者的差異體現了兩種對立的歷史觀。柯林伍德的“重演”論與施萊爾馬赫的“重構”說有著內在的一致性,伽達默爾對歷史客觀主義的否定同樣也是針對著柯林伍德的。
  然而無論怎樣,柯林伍德畢竟啟發了伽達默爾的創造性思考和想象,使他看到了對話辯證法與對話邏輯之間的內在聯系。并將其用來描述解釋學經驗,從而極大地深化了對話辯證法的解釋學意義。這是他對解釋學最具獨創性的貢獻之一。伽達默爾說,“提問和理解之間所表現出的密切關系給予解釋學經驗以其真正的度向”,誰想理解,誰就必須提問。而“理解一個問題就是對這個問題提出問題。理解一個意見,就是把它理解為對某個問題的問答。”〔13〕由此可見,伽達默爾所提出的問答邏輯,將解釋學和辯證法在邏輯的層面上緊密地統一起來了。
  眾所周知,辯證法在古代就含有邏輯的因素,對話的邏輯和辯證的結構是一致的,在蘇格拉底的問答辯證法中常常重復和再現某種邏輯的結構。蘇格拉底的問答之所以能避免詭辯之嫌,避免墮入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的泥潭,在伽達默爾看來,這完全歸功于“邏輯”。蘇格拉底的問答辯證法所體現出來的否定包含有積極的意義,因而是辯證的,而不是懷疑的,是進取的,而不是消極的。在這里起作用的邏輯是問答邏輯。這種問答邏輯在柯林伍德那里已被上升為一種基本原則。但經伽達默爾改造后不再附著于“重演論”。因為這種重演論帶有意志主義的色彩,它歪曲了歷史經驗的本質。從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圖出發是不可能合理地解釋歷史的經驗的,原因在于歷史的發展和結果并不完全受制于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志。黑格爾著名的“理性的狡計”說對此作過發人深省的論證。伽達默爾之所以信服柯林伍德的問答邏輯,并不在于它的方法論上的價值(這方面,伽達默爾從來都是不看重的),而是“它那使問題和回答據以完全纏卷在一起的有效性。”這種有效性證明了問答邏輯“是關于問題和回答的辯證法,在其中問題和回答不斷地交流,并消融在理解的運動中。”〔14〕
  從這里,伽達默爾看到了對話與辯證法的內在的統一性,這種統一性使他能把黑格爾和柏拉圖相互聯系起來,而這種聯系的中介就是柯林伍德,它不僅使解釋學經驗因不再局限于“面對原文”,不再力圖用方法去把握作者本文而獲得了自由,而且還使“問題”在理解中的中心位置得到了突出。
  基于這一點,伽達默爾堅信,解釋學意識的真正力量乃是看出問題的能力〔15〕。由于理解是在問和答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完全顯而易見的本文”,意義不是自在于本文之內,而是自為于對話和問答之中。因此,與傳統解釋學判然有別,哲學解釋學更感興趣的是問題,而非答案,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將敘述解釋為對于問題的回答,而這種問題本身被某種力量推動著,又成了一種回答,它是對于一種挑戰的反應〔16〕。這樣,伽達默爾的問答邏輯就深刻地說明了解釋學事件是如何在回答辯證法中發生和進行的。
  此外,伽達默爾還進一步將問答邏輯同他的游戲理論聯系起來了。他認為,語言的對話具有一種游戲性質,它包含了一種自然的概念形成過程,然而在這個過程中,語詞意義的產生和確立并非按照已有的既定規則來進行,相反語詞的意義更多依賴于它們被說出、被接受的具體環境。從這點上看,語言(實際上是言語)的邏輯就不僅是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或實證主義者的邏輯,而是解釋學的問答邏輯。問答邏輯不能簡化成一般意義上的命題,似乎只要這種命題的表達和規則被理解,該命題就會被理解,相反,語詞在被言說時,其意義被置入一個不斷生成的過程。每一種新的解釋都帶來了一種新的“未被表達的圓圈”,已說的和無數未說出的東西始終辯證地結合在一起,“因此,語言所揭示出的一切意義都對它的解釋者提出新的問題”,同時“向那些受到這種意義挑戰的人提出新的答案,并在問答的辯證法中深化它的意義。每一場談話都有一種不可窮盡的內部無限性。”〔17〕
  解釋學經驗結構揭示出的這種問答辯證法不是主觀意識的行為,伽達默爾的“問答邏輯”與“游戲原則”一樣是為了遠離“主體的主觀性”。它強調我們必須把作為問題基礎的談話的語言性證明為一種解釋要素,使某物的意義得以表述的語言決不是對話中任何一方可以任意支配的東西。因為在真正的理解中,正如在真正的對話中一樣,解釋者為問題所牽制,無論本文還是解釋者都要受論題本身的擺布,用柏拉圖的話來說,就是受邏各斯的擺布,在對話中我們是被領著走的。伽達默爾喜歡用“浮力因素”來描述游戲者忘卻自身存在全身心地沉浸到游戲活動中的那種狀態,理解者的狀態也是如此。這種狀態使對話雙方都超越自己的視域而進入一種探詢即提問的過程,這種探詢過程具有自己的生命,并且經常充滿了未曾預料到的發展。
  據此,解釋學經驗中所提示的問答邏輯或問答辯證法也就更進一步規定了效果歷史意識的本質,因為問答辯證法使得理解關系表現為類似于某種談話的相互關系。雖然一個本文并不像一個“你”那樣對我講話,但“我”作為一個理解者可以使它像一個“你”那樣講話。不過這種理解上的使本文講話,并不是由我們任意所決定的,它是通過向本文提問,由本文回答來實現的,提問的人從屬于傳統并接受傳統的呼喚,這里面所產生的是效果歷史意識的真理。正是在詞與詞、問與答的交換形式中,真正的理解才能產生,因為我們參與了作為一種運動的理解生活,這種理解生活使所有的參與者超越了他們原來的視域而進入到一個新視域。
  綜上所述,伽達默爾的問答邏輯在哲學解釋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是對柏拉圖和柯林伍德有關思想批判性的融合與升華,并打上了黑格爾主義的烙印,我們不可用一般形式邏輯的“眼光”來要求它。雖然柯林伍德率先提出要建立問答邏輯,但在英語世界中無人響應,而伽達默爾創造性地在解釋學領域中加以運用,獲得了極有價值的成果,從邏輯上展示了理解和解釋的本質,在一個更深的層次上對解釋學和辯證法進行了融合。這是伽達默爾對解釋學研究所作出的極為重要的推進。它的內涵和意義有待于我們進一步地挖掘和更深入地探討。
  〔1 〕伽達默爾在追隨海德格爾創立新解釋學的同時建立了一種與之相適應的“解釋學辯證法”(die hermeneutishe Dialektik), 本文是從這個角度來透視伽氏的“問答邏輯”的。
  〔2〕〔3〕〔4〕〔5〕〔10〕〔11〕〔13〕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466、466、 469、471—472、478、480、481頁
  〔6〕伽達默爾:《自我介紹》,張慎譯,載《德國哲學》第13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頁。
  〔7〕〔8〕參見柯林伍德:《柯林伍德》,陳靜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131頁。
  〔9〕參見伽達默爾:《解釋學與歷史主義》, 載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英文版,附錄一,紐約,1975年,第467頁。
  〔12〕〔17〕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英文版,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58頁、第ⅩⅩⅩⅢ頁。
  〔14〕〔16〕參見伽達默爾:《科學時代的理性》,薛華等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41、94頁。
  〔15〕伽達默爾:《美的現實性》,張志揚等譯,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76頁。
   參考文獻
  [1]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洪漢鼎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
  [2] 柯林伍德:《柯林伍德》, 陳靜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3] 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英文版, 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
   作者:何衛平, 湖北美術學院美術學系講師、 博士 武漢430062
   責任編輯 鄧宏炎
  收稿日期:1996—11—07*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52-57B6外國哲學何衛平19971997 作者: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52-57B6外國哲學何衛平19971997
2013-09-10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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