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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1947-1949年間臺灣文學論爭三大問題
評議:1947-1949年間臺灣文學論爭三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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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在臺灣發生了一場有關臺灣文學問題的論爭。組織這場論爭的是臺灣《新生報》副刊《橋》的主編歌雷,《中華日報》副刊《海風》也參預了這場論爭。臺灣中央社對這一論爭也發了消息。這場論爭持續的時間之長——一年零三個月;參加論爭的人數之多——寫文章和在座談會上發言的達五十多人次;論爭的問題之廣——有關臺灣文學的諸種問題幾乎都涉及了;理論水平之高——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可與中國內地文學問題論爭的理論水平相比并;意義之深遠——直到現在,所論爭的問題仍有現實意義;都是臺灣文學史上所不曾有過的。然而,這場文學論爭,由于國民黨當局的武力鎮壓而于1949年4月中斷。其后,論爭的史料被湮沒了幾近半個世紀。近年來,“臺獨”勢力又有意歪曲這場文學論爭以欺騙讀者。于是,即使是臺灣的文學界也極少有人知道這場文學論爭的真相。而內地近幾年出版的臺灣文學史則因缺乏資料,全都不曾提及這場文學論爭,這是很遺憾的。我們十分感謝陳映真、曾健民兩先生,在“幾位渴望新的光與熱的年輕人”的支持和“辛勤追尋”下,他們“從陰暗的書庫、從腐損的報紙、從糊暗的微卷、從逐字手抄中”(見曾健民為《1947-1949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寫的《序二》),終于把這場文學論爭的全部資料發掘了出來,由陳映真、曾健民主編,于1999年9月以《1947-1949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的書名由臺灣人間出版社出版。這是臺灣文學研究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石家駒先生在《一場被遮蔽的文學論爭》(《序一》)中對這場文學論爭作了較好的概括和介紹。我則想在這篇文章中對論爭中的三個重大問題予以評議,以揭示這場文學論爭所包孕的價值和意義。
  一、既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專制和腐敗,又堅決維護臺灣與中國的一體性
  當《新生報》副刊主編歌雷于1947年11月組織臺灣新文學問題討論時,國民黨當局野蠻鎮壓臺灣民眾的“二·二八”大屠殺過去才不過九個月。當時,臺灣民眾中的絕大多數無不痛恨和渴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統治,臺灣地區內的極少數人以廖文毅為頭頭正勾結美、日帝國主義鼓吹“臺灣獨立”,而美國國務院里以杜勒斯為代表,則妄圖對臺灣搞“國際托管”。在這種情況下,討論臺灣文學問題必須首先明確臺灣與祖國的關系問題。極其難得的是,參加這場文學論爭的各位先生,一方面以明確無誤的語言,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專制統治,要求民主,要求寫作自由,另一方面則堅決維護臺灣與中國的一體性,不可分離性。楊風在《新時代、新課題——臺灣新文藝運動應走的路向》(本文中的引文未注明出處者,均見《1947-1949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一文中,揭露了國民黨的專制統治:“說實話,在月(日)前一個忠實的文藝工作者,因自己的文章而肇所謂‘筆禍’的事,常常都聽得到,更有許多進步的文藝作品被禁,被檢被扣等事。這不但縮小了文藝工作者自己的生存空間,捆縛住了他們的手腳,封閉了他們的口。更阻礙了整個文藝運動的發展。”為要展開臺灣的新文藝運動,他要求國民黨政府當局“放大寫著的空間”;“文藝工作者自身應不斷的向當局爭取我們寫著的自由”。國民黨政府專制、反動,應該以民主、自由的政權取代之,但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絕不允許搞“臺灣獨立”和所謂“托管”。最早發表《臺灣新文學的建設》、引發這場文學論爭的歐陽明(藍明谷)說:“現在,臺灣既然(是)中國的一部分,那么,臺灣各方面的建設無論軍事國防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也是新中國建設的一部分,絕不可以任何借口粉飾而片面分離,臺灣新文學的建設問題也是如此”。臺灣著名作家楊逵在《“臺灣文學”問答》中斬釘截鐵地說:“臺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存在的只是一條未填完的溝。如其臺灣的托管派或是日本派、美國派得獨樹其幟,而生產他們的文學的話,這才是對立的。”吳阿文在《略論臺灣新文學建設諸問題》中明確反對“‘臺灣獨立’與‘托管’等的不正思想”,他說:“臺灣究竟能不能獨立呢?對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從地理上、血緣上、民族問題上說,斷然是不能夠的。臺灣已是中國的一部份,想與祖國脫離是完全不對的,是完全錯誤的。”至于“托管”,吳阿文斥為“這個名詞,就是‘變型的殖民地奴隸思想’的代名詞”,“托管”思想“是民族敗類才有的思想,是奴隸才有的思想。這種思想,是臺灣人民所絕對反對的。”
  如今離這場臺灣文學論爭已有五十多年,臺灣的國民黨政權依然反動、腐敗如故。(按:國民黨政權已于2000年3月倒臺)于是,“臺獨”分子便鼓吹“臺灣獨立”,主張搞“臺獨文學”。其實,正如五十多年前參加這場文學論爭的所有先生們所正確表示的,國民黨當局的專制、黑暗,必須反對,可以民主、自由的政權代替它,但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無論是“臺獨”還是“托管”都是極其荒謬的,都是臺灣人民所絕對反對的。怎么能因為國民黨當局的反動、腐敗便要走上“臺獨”的邪路呢?參加這場文學論爭的各位先生在臺灣與祖國關系問題上的毫不含糊的明確態度,至今仍使中國內地和臺灣的所有中國人肅然為之動容!
  二、肯定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但承認臺灣文學有其特殊性
  基于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的認識,參加論爭的各位先生都對臺灣文學定了位,他們的說法雖有不同,但是共識卻只有一個,即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歐陽明的說法是:“建設臺灣新文學,也即是建設中國新文學的一部份。所以,臺灣的文學工作者根本也就是中國新文學工作者的一支戰斗隊伍,他所負的使命所向的目標正與中國新文學運動者統一的。”(《臺灣新文學的建設》)
  楊逵的說法是:“我由衷的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者)呼喊,消滅省內外的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臺灣新文學。”(《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
  林曙光的說法是:“臺灣新文學運動是直接或間接受我國五四運動影響而產生,而發展的。所以不脫離我國五四文藝運動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是直接或間接受到我國五四運動影響而產生而發展》),“今日的‘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臺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臺灣文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還有其他一些說法,不一一列舉,但都肯定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這本來說的是事實。臺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分支,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即使是后來成了臺獨分子、在這場文學論爭中也寫過兩篇文章的彭明敏,當時對此也沒有任何異議。
  一地域、一地區的文學各有其特殊性,是客觀存在。在這場文學論爭中,關于臺灣文學的特殊性問題,則是言人人殊,各抒己見。在歌雷看來,“臺灣文學今日所有的特殊性大略有幾種”:一是“臺灣作者所用的文字除日文外,所用的中文的語文,仍是停留在五四時代,或許更早於五四時代的語文法”;二是“日本統治了臺灣五十一年,這五十一年中,文學上滲進日本語文與臺灣所有的一種鄉土中所變化的俗語與口語的語文”;以上兩點都和臺灣文學的語言文字有關。三是臺灣作品“帶有濃厚的個人的感傷主義與低沉的氣氛”;四是“臺灣作家的成功作品大都保有一個最強烈的共通點,就是民間的文藝形式與現實化”(《關於臺灣文學的特殊性及其應有的三種努力》)。楊逵也說:“回顧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過去,我們可以發現到的特殊性倒是語言上的問題。”(《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陳大禹則認為,臺灣文學的特殊性,除了“語文傳達技術的表現方面”外,“還有若干思想內容異同的特殊性”,“所以,我們現階段的實際工作,是適應這些特殊性而建立臺灣新文學,使臺灣文化與國內文化早日異途同歸”(《從特性的適應里創造出無特殊性的境地》)。籟亮的看法是:“‘澎湖溝’這一個特殊性,除了傻子以外無人可否認的”,“這里躺著可惡的‘澎湖溝’——五十年的距離——這就是臺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關於臺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吳阿文則認為,日帝統治臺灣五十一年所留下的“資本帝國主義殖民地封建文化”,臺灣光復后國民黨統治“在這種文化上面又再加上帶有‘官僚性格’與‘買辦性格’的半奴隸文化”,“這兩種文化所融合起來的就是‘原始的妓女文化’。這種‘原始的妓女文化’是產生於這個臺灣的‘特殊性’上面的”(《略論臺灣新文學建設諸問題》)。
  從上可見,對于臺灣文學特殊性雖有不同理解,但是,第一,它們是在肯定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一大前提下來談臺灣文學的特殊性的。第二,他們講的臺灣文學的特殊性,主要是講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臺灣五十一年后及國民黨統治三、四年后所造成的當時臺灣文學的特殊性,有語言文字方面的問題,有思想內容方面的問題,有文化方面的問題,說的都是1947-1949年間的臺灣文學的特殊性。至于臺灣文學全體上的特殊性,如移民性、遺民性、抗爭性、開放性等,則還沒有來得及論述。第三,他們談臺灣文學的特殊性,多數講的是臺灣文學的消極面,為的是逐步清除這些消極的特殊性,實現“使臺灣文化與國內文化早日異途同歸”。然而,這樣一些明白無誤的論爭事實,目前臺獨派作家卻蓄意加以歪曲,說1947-1949年間的那場文學論爭是什么強調臺灣文學特殊性的“臺灣意識”派作家和強調“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的中國“并吞派”的斗爭。正如許南村(陳映真)先生在《“臺灣文學”是增進兩岸民族團結的渠道》(載《噤啞的論爭》一書,人間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中所說的:全部文學論議的原始資料,“徹底揭發了臺獨派的臺灣文學研究是如何充滿了欺騙、盜竊、變造的錯誤!”
  三、反對日本奴化教育和奴才文學,但是堅持把日本統治者與日本進步文化人士嚴格區別
  從日本1895年占據臺灣起,至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臺灣光復為止,五十一年間,日本政府蓄意推行奴化教育,在文學領域內則提倡奴才文學。因此,在臺灣民眾和臺灣文學界中間,奴化教育的嚴重影響是不能低估的,奴才文學更是實際存在著的。在討論臺灣文學特殊性時,有些論爭者即很自然地指出了日本人推行的奴化教育、奴才文學及其影響。當時的文學青年、后來成了臺獨分子的彭明敏以為日本奴化教育的影響并不嚴重,無須過于重視。他說:臺灣社會“受過半世紀日本統治的特殊歷史”,“這是不能否認的明明白白的事實”。“因為這個事實太顯而易見,一般人看見臺灣社會的某種現象,就立刻聯想到日本統治的歷史,而不分黑白的將兩個事實連在一起,於其中間牽強附會的設立一種因果關系,勉強的藉用這種歷史來說明一切,好像以為一喊‘這是日本的影響!’就可能說明全體臺灣社會似的。”據此,他批評雷石榆的雜文《女人》中所說的“日本的倫理意識倒把本省部分的男子毒害了”的觀點,以為“陳彩雪案(按:指陳彩雪母女被王明毅遺棄案)與其說是‘日本的遺毒’,無寧說是中國一般社會風氣所致的”(《建設臺灣新文學,再認識臺灣社會》)。假如孤立地、就事論事地看待陳彩雪母女之被遺棄,將它歸咎于“日本的影響”、“日本的遺毒”,的確存有片面性。因為這類案件在中國內地也多的是,所以雷石榆在這一問題論爭中所作的《我的申辯》和《再申辯》顯得理不直氣不壯。但是,問題在于彭明敏則過低估計了日本奴化教育的影響。關于這一問題,楊逵在《“臺灣文學”問答》中作了切合實際的回答:“問:雷、彭等所論爭的奴化教育問題你有什么看法?”“答:奴化教育是有的,因為主子要萬世一系,日本帝國主義要臺灣是它們的永久的殖民地,奴化教育當然是它的重要國策之一。但奴化了沒有,是另一個問題。”“問:你看,臺灣人民奴化了沒有?”“答:部份的臺灣人是奴化了,……但大多數人民,我想未曾奴化。”楊逵的這一回答,既指斥了奴化教育的存在及“部份的臺灣人是奴化了”的惡劣影響,又說明了臺灣人民中的大多數并沒有被奴化,“臺灣的三年小反五年大反,反日反封建斗爭得到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是明證。”
  至于臺灣的“奴才文學”,更是實際存在,但是它們遭到了臺灣文學界和臺灣民眾大多數的反對,在讀者中并沒有站住腳跟。“皇民文學”是道道地地的“奴才文學”。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華后,在臺灣實施“皇民化政策”。1941年4月19日,日本在臺灣成立了“皇民奉公會”。1943年,隸屬“皇民奉公會”的文學團體“臺灣文學奉公會”成立,與早于“臺灣文學奉公會”成立的“日本文學報國會”臺灣支部一起,共同為推行“臺灣皇民文學”而相互勾結。周金波的《志愿兵》、陳火泉的《道》便是“臺灣皇民文學”中的尤其惡劣的作品。《志愿兵》寫臺灣青年高進六(自改姓名為“高峰進六”)以血書志愿應征,充當日本帝國侵略的鷹犬。陳火泉的《道》,使臺灣皇民文學運動的頭號御用總管西川滿感動得“熱淚盈眶”。陳火泉還在決戰文學會議上發表了《談皇民文學》一文,他竟如此大言不慚地說:“現在本島的六百萬島民正處於皇民煉成的道路上:我認為,描寫在這皇民煉成過程中的本島人的心理乃至言行,進而促進皇民煉成的腳步,也是文學者的使命。”(參見陳映真《精神的荒廢》、曾健民《臺灣“皇民文學”的總清算》、劉孝春《試論“皇民文學”》,三文均載《清理與批判》一書,人間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試問:這樣的“皇民文學”不是“奴才文學”是什么?!所以,楊逵毫不含糊地對之進行了嚴正的批判:“奴才的文學,它雖有主子的支持鼓勵,而得天獨厚,也不得生存。總有一日人民會把它毀棄而不顧”,“這樣的奴才文學,我相信在臺灣沒有它們的立腳點。”
  1947-1949年的臺灣新文學問題論爭中,論者們嚴肅批判了“奴化教育”和“奴才文學”,但他們依然把日本統治者與日本進步文化人士嚴格加以區別,主張中日文學還應好好交流。朱實在《本省作者的努力與希望》中說:“中日文學的交流:勿論文學與科學,中日文化的交流是今日文藝工作者的一大使命。魯迅、冰心、老舍的作品在日本獲得了很高的評價,又由魯迅翻譯的,廚川白村、武者小路實篤、島崎藤村的作品曾經在中國的讀者界也備受歡迎。”可見,當年批判“奴化教育”、“奴才文學”的論者們的頭腦是很清醒的。
  誰也不會想到,在時隔半個世紀之后,1999年2月,臺灣有個張良澤其人開始在《聯合報》副刊等園地陸續選擇刊登了臺灣四○年代的“皇民文學”作品,張良澤還在1999年2月2日《聯合副刊》上發表《正視臺灣文學史上的難題——關於臺灣〈皇民文學作品拾遺〉》一文,竟對他在七○年代曾經批判過“皇民文學”而深感“后悔”當初之“無知”。張良澤稱,“要做一個作家”就得“活下來”和“發表作品”,因此,“新一代的(臺灣文學)研究者,應該揚棄中華民族主義,不可道聽途說就對‘皇民作家’痛批他們‘忘祖背宗’”,要“將心比心”、“設身處地”……以“愛與同情”的“認真態度”去“解讀”皇民文學作品,云云。皇民作家有理,皇民文學萬歲,這就是張良澤的皇民文學論的邏輯!早在1994年11月下旬,臺灣新竹清華大學舉行“日據時期臺灣文學國際會議”,一位“皇民”指著會議的橫標說:“‘日據時期’的‘日據’二字不對”。照他的說法,日本是依據“國際條約”(馬關條約)合法統治臺灣的,應稱為“日治時期”才對。而皇民文學作家周金波,上臺開口便是“我不會說中國話,只好用日文了……”(見周良沛《在黃春明、陳映真研討會上的隨想隨說》,載《噤啞的論爭》)可見,當年的“奴才文學”——“皇民文學”作家在近幾年臺獨勢力的撐腰和指使下,是何等的猖狂!此時此刻,重新溫習1947-1949年間臺灣文學論爭中對“奴化教育”、“奴才文學”的批判,給這些“皇民文學”的吹鼓手們兜頭棒喝,或許能起到煞一煞他們囂張氣焰的作用!
  自然,1947-1949年間的臺灣文學問題論爭所涉及的遠不止這三個問題。有臺灣新文學的歷史和本質問題,有關于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問題、有關于臺灣新文學的名實問題,有關于“五四”的評價問題,有關于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問題,有“五四”到1948年中國、臺灣的社會性質問題,有個性、階級性、群體性與典型問題,等等,駱駝英(羅鐵鷹)先生在《論“臺灣文學”諸論爭》中曾經有過述評。但我們認為,在1947-1949年的臺灣文學問題論爭中上述三大問題是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盡管這三大問題的論爭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眼前發生在臺灣的統獨之爭,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系之爭,“皇民文學”之爭,仍然使我們感受到1947-1949臺灣文學論爭中的理論威力和真理之聲。當年臺灣文學問題論爭的主將們:楊逵、歌雷、駱駝英等都已經逝世,但是他們在論爭中的正確意見仍然會有助于我們現時與臺獨分子、臺獨文學作家、“皇民文學”吹捧者們的斗爭!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南京3~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遼20012001陳遼 男,江蘇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作者:《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南京3~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遼20012001
2013-09-10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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