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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中國近代新史學的守成派
試論中國近代新史學的守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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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20年代前后,圍繞中國文化的出路問題,形成了多種不同的文化觀點,其中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金岳霖、賀麟等強調近代新文化與傳統文化的繼承關系,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或文化守成派。與這種文化觀相對應,史學領域也出現了一種傳統色彩較為濃厚的史學派別,即以王國維、陳寅恪、陳垣、湯用彤、柳詒征為代表的新史學體系。他們既受西方學術思想的激蕩,又有濃厚的傳統學術功底,既認識到了西方學術方法的長處,又不喪失對傳統學術精神和方法的信念,成為新史學哲學一個極為重要的派別。
      一、守成派的歷史哲學觀點
  所謂歷史哲學,主要是對于歷史過程及其本質的哲學思考,它是史家認識歷史的結果和史學創作的前提。20世紀初年,中國史學界出現了一股革命思潮,其主要內容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史學標準。梁啟超、章太炎共同提出的新史學特征是:以國民為價值中心,體現歷史向前發展的必然趨勢,探索歷史的發展規則。為建立新的史學標準,梁啟超等人對傳統史學作了激烈的批評,并大力宣傳社會進化論和天賦人權理論,提倡創作民史。
  新史學的歷史哲學是否完全與傳統史學無關?王國維、陳寅恪、陳垣、湯用彤、柳詒征等人在章太炎初步反思這一問題的基礎上,指出新史學應正面繼承和發展傳統史學中的道德精神,把傳統學術中對理性和道德的信念當為新史學的精神實質。
  王國維對中國傳統學術別著慧眼,他認為如果就形式邏輯而言,中國舊史學的前提和基礎——儒家哲學,“其于思索未必皆精密,而其議論亦未必盡有界限”。(《靜安文集續編·書辜氏湯生英譯〈中庸〉之后》)但儒家哲學卻道出了消解人生困境的真理。在歷數佛家的涅pán@①論、叔本華的自殺論以及儒家的道德信念庶幾有助于人生困惑的消解。故王國維對史學中道德理想十分重視。他的《殷國制度論》考察殷商與西周之際的社會變更,結論是:“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其制度文物與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萬世治安大計,其心術與規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夢見也。”實際上他表達了這樣一種認識:西周所確立的尊尊、親親、賢賢和男女有別的宗法等級及其精神,是新文化的基本前提,新史學必須貫注對道德的信念。
  陳寅恪對傳統學術的道德精神有強烈的信念。他認為,在中西文化相互沖突時期,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通過吸收消化其他民族的文化,才能形成真正有生命力的新文化。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一文中,他運用佛教與中國固有文化相互影響的例子說明,中國當時輸入歐美思想,應該像宋代儒學一樣,“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5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新史學亦然,一方面有必要吸取西方學術體系的長處,而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傳統史學的道德精神。
  陳垣對傳統史學的人倫道德有深切的體驗。他的《通鑒胡注表微》,表面上是對宋末元初胡三省、司馬光《資治通鑒》注釋的研究,實則通過對胡三省史學思想的闡發,表明他自己的史識。在其中,他分析了胡三省對當時民族文化問題的焦慮以及對人倫道德的信念,表彰胡三省史學的民族氣節,暢述自己對傳統史學所樹立的人生觀的信念。如他說,傳統史學褒貶人物的是非標準,“能致身為第一義,抗節不仕者次之,保祿位而背宗國者,在所必擯”。(《臣節篇》)這種受儒學熏陶的生死觀,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價值所在。
  湯用彤的史學思想與上述三人基本相近。他的《理學譫言》一文認為,評判一種文化的價值,關鍵在于看它對于人的道德品性的鑄造方式和結果。他說,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東西文化,人們就不會“昧于西學之真諦,忽于國學之精神”,就會發現表面上落后于時代的傳統性命道德之學,仍然有其現實價值。1918—1922年,他留學美國,師從新人文主義者白璧德,通過對西方文化的切身體驗和研究,進一步認識到:“世界宗教,哲學,各有真理,各有特質,不能強為撮合”。(《評近人之文化研究》,載1922年12月《學衡》第12期)每一種文化各有其自身的價值,只能求同存異,而不能生搬硬套。湯用彤還通過對魏晉南北朝到唐宋間佛教發展歷史的深入研究,指出任何外來文化,只有與本土文化相互化合,才能生長繁衍。湯用彤的這種文化觀點應用于史學,其思想傾向是顯而易見的。
  與上述諸人不同,柳詒征對于新史學與傳統史學體系的相互關系,作了正面論述,對傳統史學的精神價值給予了高度評價。他明確指出,傳統史學的前提就是儒家經學,特別是《春秋》大義。“近人講史學,不知推本《春秋》,漫曰《春秋》是經非史,而中國史學之根本不明”。(《國史要義·史義》)他認為,如果我們把視野伸展到傳統史學的經學背景,就會發現傳統史學有許多地方是十分深刻的。如正統觀念,盡管歷史上確實有為某一王朝爭正統的現象,但也不能忽視正統觀念中正義、愛國、保衛領土完整的含義。“前史之yín@②yín@②于一家之傳統者,非第今不必爭,亦為昔所不取。而疆域之正、民族之正、道義之正,則治史者必先識前賢之論斷,而后可以得治亂之總綱”。(同上)故柳詒征認為,雖然中國舊無歷史哲學之稱,“而其推求原理,固已具于經予。……故吾人治中國之史,仍宜就中國圣哲推求人群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例”。(《國史要義·史識》)
  值得指出來的是,雖然王國維、陳寅恪、陳垣、湯用彤、柳詒征都強調新史學對傳統史學道德理性的繼承,但他們并非一味守舊,他們也認識到必須結合時代需要,吸取西方學術精神,使傳統道德理性得到進一步發展。如王國維認為:傳統儒家高揚道德信念,這是合理的,但這種道德理想主義也有一個弊病,就是對非道德現象缺乏像西方那樣嚴格的法制制約。而“義之于社會也,猶如規矩之于方圓,繩墨之于曲直也。”(《靜安文集·教育偶感四則》)“今轉而觀我國之社會,則正義之思想之缺乏,實有可驚者”。(同上)因此他主張應該在道德信念前提下加強社會立法。這種認識引伸到史學領域,王國維也必然在宣揚史學的道德精神之外,宣揚史學的近代民主精神。陳寅恪在王國維自殺之后,所作《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說:“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變易,則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他認識到道德理想雖然有“超越時間地域”的一面,但也不能不有時間地域的變化。所以陳寅恪研究歷史,特別是隋唐文化史,既注意文化中心觀念的繼承發展,也注意文化中心觀念的轉化和移植。也就是說,認識一種文化現象,既要看到它的精神實質,也要看到它的新的表現方式。史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也必然如此。陳垣也并不一味固守傳統史學精神而無視外來文化的吸收。在《通鑒胡注表微·釋老篇》中說:“吾國民族不一,信仰各殊,教爭雖微,牽涉民族,則足以動搖國本,謀國者豈不可顧慮及此。……故吾人當法孔子問禮老聃,不當法孟子之距楊、墨也”。他認為只有通過相互了解、相互吸收,才能真正認識到其他學術的長處。湯用彤曾經總結出文化移植的這樣一條規律:“一個地方的文化思想,往往有一種保守或頑固的性質,雖受外力壓迫而不退讓,所以文化移植的時候,不免發生沖撞;又因為外來文化必須適應新的環境,所以一方面,本地文化思想受外來影響而發生變化,另一方面,因外來文化思想須適應本地的環境,所以本地文化雖然發生變化,還不至于全部放棄其固有特性,完全消滅本來的精神”。(《文化思想之沖突與調和》,載1943年1 月《學術季刊》一卷二期文哲號)所以文化沖突調和的結果是:本地文化與外來文化都有所改變而又不至于徹底改變,它們在相互吸收的基礎上,達到更高層次的融合。湯用彤的文化移植思想對于新史學與西方史學的結合,無疑也指明了發展方向。柳詒征也認為新史學一方面應吸取傳統史學的精神價值,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西方學術的長處,如西方史學對于歷史發展線索的認識,“可以益人神智”,雖然它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國歷史的原貌,但新史學也有必要吸取其精髓,總結出中國歷史的發展線索。
  中國傳統史學雖然有帝王中心論以及缺乏對歷史規則的歸納等弊病,但它也有重視人文道德和實踐理性的長處。儒家經學是傳統史學的基礎。在新史學思潮出現不久,就面臨著如何對待傳統史學的精神價值問題。當梁啟超等人繼續對舊史學體系進行批評,宣傳新史學的進化原理時,章太炎于1904年開始反省進化與道德的關系,提出俱分進化論,認為進化論不能給人們的道德提供有益的借鑒,由此引起對新史學哲理的懷疑。后來,梁啟超、章太炎都重新評價中國學術傳統,提出傳統學術精神是新史學的重要淵源之一。王國維、陳寅恪、陳垣、湯用彤、柳詒征從不同側面豐富和發展了這一觀點。它表明新史學與傳統史學并非截然對立的兩極。傳統史學的道德精神和理性精神是新史學的出發點。
      二、守成派的史學方法觀點
  20世紀初年的新史學思潮的另一基本特征是:新史學必須因果分明、對歷史發展的規則有所歸納。“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新史學》)新史家們反觀傳統史學,認為它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雖然記敘了紛繁的歷史事實,從中卻很難找到歷史發展的線索和規則。所以他們認為有必要對傳統學術方法進行改造和發展,以改變舊史學的“逐末之陋”。如何吸取西方學術方法,如何使西方學術方法與傳統學術方法相結合,史家仍各自表述了不同的認識。
  王國維對中西思維方式作過比較。他說:“西洋人之特質,思辯的也,科學的也,長于抽象而精于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不用綜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 ……吾國人之所長寧在于實踐方面,而于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靜安文集·論新學語之輸入》)中國學術無論理論思辯和具體分析,較之于西方學術,確有其不足之處。所以,如果不向西方學習,學術就無法進一步發展。但運用、借鑒西方學術方法,并不是把傳統學術方法的長處排斥不取。他認為傳統學術研究重視歷史的自然、人文環境以及個人情性因素,視野相當開闊。特別是乾嘉學術方法,樸實有征,是傳統史學方法的瑰寶。此外,王國維還指出:“余謂中西之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動,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觀堂別集·國學叢刊序》)也就是說,只有堅持學術研究的民族特色,才能真正成為世界學術的一個組成部分。王國維在古史研究中提出二重證據法,就是在乾嘉史學方法基礎上,把考古資料與文獻相印證,使古史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
  陳寅恪認為以往文化史研究有兩大缺陷:“舊派失之滯。舊派所作中國文化史,其材料半出廿二史中儒林、文苑等傳及諸志以及《文獻通考》、《玉海》等類書。……新派失之誣。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者,有解釋,看上去很有條理,然甚危險,有適用有不適用處。”(《陳寅恪先生傳》,載《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所謂“滯”,就是沒有明確的條理,這是傳統史學的最大不足。但有些新史家用“條理”去凌駕歷史事實,也不是正確的學術方法,它只會造成史學研究的“無中生有”。他認為正確的研究方法,首先需要研究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其次也需要研究者在同情之態度外,深具考據學之功底,否則也容易陷入附會。
  陳垣也認為,學術研究既要有嚴密的考證意識,也要有抽象思辯。但無論考證和思辯,陳垣都非常強調其民族學術傳統。如中國歷史文獻中的書法、義例、避諱等,就是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史法。研究中國歷史必須對這些問題作出規則性的把握。陳垣先后作《史諱舉例》(1928年)、《校勘學釋例》(1931年),對上述方法進行總結歸納,使人們對傳統史學方法獲得一些理性認識,并為如何運用這些方法指明了具體途徑。陳垣的目標,就是要在傳統學術方法基礎上發展出新史學方法。
  湯用彤很少正面論述史學方法,但他的史學實踐表明,他既堅持傳統學術方法的長處,又吸取西方學術方法的長處。他注意用近代西方哲學的某些范疇來分析傳統學術思想,如他的魏晉玄學研究,通過運用西方哲學的范疇,使玄學的有無、本末、體用諸范疇得到了清晰的辨析。他強調學術研究的多種素養,說“越是研究中國哲學,越要多了解歐洲哲學。”(任繼愈《湯用彤先生治學的態度和方法》,載《燕園論學集》)另一方面,他也非常強調學術的基本功。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就是考據與義理相結合的典范。
  柳詒征對傳統史學的方法論體系作了深入分析,認為傳統正史的敘事體例,既分析歷史事件時間、空間上的相互關聯,又能用極簡練的筆墨描寫出極豐富的歷史,有其合理之處。《國史要義·史聯》提出,無論是新史學的著作方法抑或是具體研究方法,都應該與傳統史學方法體系保持密切的聯系。
  所謂史學方法,既包括對歷史的認識方法,也包括對歷史認識結果的表述方法。前者屬于歷史認識論范圍,后者屬于歷史編纂學范圍。自新史學思潮批評傳統史學缺乏對歷史事實之規則的歸納以后,如何揭示歷史發展的線索,如何找出歷史事件的相互關系,乃至如何把歷史認識更精練地表現出來,都成了當時史家所必待思考的問題。梁啟超主張用西方學理來指導中國歷史的研究,而章太炎則認為不能把西方的學理當作普遍性的規律,而應該注意歷史發展的不同特點。但他由此導致對歷史規律的否定,認為史學不需要“名理”,不要講“歷史哲學”,只需實證研究就夠了。梁啟超晚年也對歷史進化論表示懷疑,并強調歷史因果關系的復雜性。在這種形勢下,王國維、陳寅恪、陳垣、湯用彤、柳詒征等人一方面堅信新史學“求通”的理想,承認新史學必須克服傳統史學的敘事籠統局面,顯示歷史事實的發展線索;另一方面,他們又摒棄對歷史線索的膚淺理解,認為應該在實事求是的考證基礎上,還歷史的真面目,然后求得每一類歷史事實的具體規則。他們既堅持了新史學的基本特點,又調整了新史學的方法體系,并溝通了它與傳統史學方法體系的聯系,具有深遠的學術價值。
      三、守成派的史學成果體系
  20世紀初年的新史學思潮帶來了當時歷史研究的繁榮局面。王國維、陳寅恪、陳垣、湯用彤、柳詒征等人的史學研究在近代新史學成果體系中頗具特色。
  王國維的史學研究在后來引起較大反響的是他的古史研究。他通過甲骨卜辭與地方文獻的互證,來分析周公之德和西周之所以統一天下的原因,進而整理出上古制度的演變線索,對于認識上古歷史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后來郭沫若利用王國維的成果,運用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理論,提出殷周之際是中國氏族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時期的觀點,侯外廬又在郭沫若的基礎上,指出西周奴隸社會的特殊性質。可以說王國維的古史研究為新史學總結上古社會的演變規則奠定了基礎。
  陳寅恪歷史研究的重點在隋唐史。他認為要認識中國歷史的演變法則,隋唐史無疑具有其獨到的地位。圍繞隋唐文化史這一課題,陳寅恪先后發表了三部重要著作,對唐代的各種制度、政治史、文學思想和文學形式的變化作了具體慎密的分析,并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在新史學體系中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地位。他為復雜紛繁的隋唐文化提供了一套具體的研究方法,他指明,要研究隋唐文化,就必須研究種族和社會集團,就必須研究各種社會集團的政治屬性與黨派分野,就必須研究他們對于文物制度以及道德觀念的不同態度,也就是說必須研究社會關系中的復雜的矛盾運動。后來,他的學生汪@③把陳寅恪的上述研究與當時的經濟狀況相聯系,更加豐富和發展了陳寅恪的史學成果。這些都成為韓國磐、侯外廬等人研究隋唐歷史的基本出發點。直到今天,研究隋唐文化的學者仍然得益于陳寅恪的成果。
  陳垣的歷史研究以宗教史和元史為主。他研究宗教史,一般不討論宗教的教旨,而只是詳細地研究各種宗教教會、僧侶、信徒的存在實況以及宗教典籍的境況。其元史研究也是利用繁富多樣的資料,揭示元代社會生活的原貌。
  湯用彤長于歐洲哲學史、佛教史、道教史的研究,尤以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影響深遠。他的經典之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通過對佛教的中國化的具體過程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佛教文化在漢魏隋唐乃至宋元時期的盛衰消長的線索;總結了佛學之所以能成為隋唐思想界的主流以及在隋唐繁多佛教宗派中只有禪宗得以流傳開來的原因。這為新史學研究中國佛教文化這一重要文化現象以及研究中國中古社會思想發展的歷史線索,都提出了基本途徑和基本觀點,至今還受到人們的尊重。
  柳詒征的歷史研究面也相當廣泛,但他對今人最具影響的則是他對傳統史學的反思。他的《國史要義》有史原、史權、史統、史聯、史德、史識、史義、史例、史術等篇,對傳統史學的起源、史官制度、史學的基本價值標準、史學的表敘方式、史家的品德和見識、史學的體例方法、史學的借鑒功能作了分析。他為人們進一步了解傳統史學的體例和精神提供了幫助。
  在20世紀的新史學思潮中,史家們為實現以國民為價值中心的、帶有總結歷史發展線索的新史學目標作出了積極努力。首先是一大批史家希望以進化史觀為指導,系統地梳理出中國歷史各發展階段乃至每一類歷史內容的前后淵源。如劉師培、章太炎等。但他們都未能從中國歷史材料的內在線索去發掘符合中國歷史的規則。因此,當章太炎等人在史學實踐中逐漸意識到西方進化原理乃至其他學理不可能深入到中國歷史的具體面目時,如何解剖中國歷史乃至中國史學,就成為新史學的重要目標。王國維、陳寅恪、陳垣、湯用彤、柳詒征的歷史研究體現了這樣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他們在各自的領域,根據一切可能找到的歷史材料,發現解開每一研究領域的鑰匙,求得他們獨立自得的,比較符合中國歷史和中國史學原貌的認識。不難想象,新史學如果缺少這一環節,就不可能對中國歷史作整體把握,也不可能準確地了解中國歷史和史學的具體特點。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責任編輯:郭林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上下結構,般加木
  @②原字為左右結構,齒加斤
  @③原字為上下結構,竹加錢*
  
  
  
學術研究廣州41-45K3中國近代史方光華19961996 作者:學術研究廣州41-45K3中國近代史方光華19961996
2013-09-10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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