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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冷戰后的南北關系
試論冷戰后的南北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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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后,南北關系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對國際關系已經并將產生重要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上發展較快,實力增強,對世界經濟和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影響力不斷增強,但卻受到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所困擾。改變這一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已成為它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美國等北方大國以冷戰勝利者自居,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惡性發展,使南北關系趨向緊張,發展中國家維護民族獨立國家主權的斗爭也隨之突出出來。它們在政治上聯合抗爭,經濟上聯合自強,敢于對霸權主義政策說“不”,并開始探索符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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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結束以后,世界形勢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以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為代表的南北關系,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它對國際關系已經并將繼續產生重要的影響。
      經濟地位的變化與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
  冷戰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體上發展較快,實力增強,對世界經濟和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影響力在不斷地增大。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年均增長率在5%以上,而發達國家同期年均增長率不到2%。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明顯上升,在全球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由1974年的13%上升到1995年的29%;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由11%增至32%。到2010年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預計將達50%左右。尤其是東亞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近五年來平均增速超過7%。 拉美經濟發展也較快,平均增速超過3%。 非洲開始從諸多的經濟困難中掙脫出來,1995年全非經濟增長為2.8%。更令人注意的是, 一些經濟發展快的發展中國家事實上已成為世界經濟的增長源或動力源。前幾年,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衰退,而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僅未受大的影響,而且仍持續穩定快速發展。發展中國家為發達國家的經濟復蘇提供了廣闊的活躍的市場。據世界銀行統計,美國42%的出口,西歐47%的出口,日本48%的出口均依靠發展中國家。西歐向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已2 倍于它向北美和日本出口的總和。美國向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也超過了它對西歐和日本的出口。在迄至1993年為止的3年中, 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長,而向其他發達國家的出口,年均增長不過2%。這些事實有力地表明,是發展中國家把發達國家“從經濟危機中拖了出來”。這也同時表明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開始在減弱,而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市場的依賴卻日趨增大。這是冷戰后南北關系發展變化中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突出之點。正因如此,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市場的爭奪也愈趨激烈,尤其是蓬勃發展的亞洲市場更是它們角逐的主要場所。它們紛紛制定爭奪市場擴大勢力范圍的相應戰略,例如美國的“新太平洋共同體”的設想和“新興大市場戰略”;歐盟的“邁向亞洲新戰略”;日本的回歸亞洲的方針等等。美國積極籌建西半球自由貿易區,倡導召開亞太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極力推進亞太地區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抓緊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還籌劃中東北非經濟合作區;歐盟“東擴”、“南下”,旨在建立歐洲——地中海自由貿易區,與拉美的南方共同體達成“區域性合作框架協議”,在向美國的“后院”伸展勢力的同時,它又同亞洲一起召開首次亞歐會議,以同東亞建立“伙伴關系”。北方大國現在也開始重視非洲這個潛在的廣闊大市場,陸續采取不同的舉措,如美國強調鞏固美非關系,國防部專門發表《撒哈拉以南非洲安全戰略報告》,加強對南非等一些國家的工作并向法國勢力范圍滲透;法國不斷地調整政策,力圖保持與法語非洲的“特殊關系”;英國強調要與南非建立“新型伙伴關系”;德國制訂了對非政策的十項原則,表示“要同非洲加強合作”,以“迎接新時代”的到來。日本主持召開了“非洲開發會議”,確定了五項援非原則。總之,主要發達國家為了在經濟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憑借各自的地緣和歷史傳統等優勢,竭力把發展中國家納入其主導的經濟一體化或區域集團化的勢力范圍。冷戰后南北關系發展變化的事實說明,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南北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加大;北方對南方的依賴程度增加,沒有南方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北方發達國家的繁榮和發展是不可能的。但是,對世界經濟和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的南方發展中國家卻受到不利的國際環境和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所困擾。發展中國家一直渴望發達國家為其發展提供資金、技術和在市場準入等方面給予優惠等,南北之間為此曾進行長期斗爭,但成效甚微。冷戰結束后,由于兩極格局終結,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戰略地位相對下降和發達國家財政赤字增大等原因,發達國家的發展援助資金不斷減少,優惠范圍也不斷縮小,發展援助幾乎成為“救災、救急、救饑”。官方發展援助遠遠低于聯合國要求發達國家國民生產總值不低于0.7%的水平,1994年僅占0.29%為20年來最低點,1995年對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援助額又比1994年減少9.3%。 通過政治努力使發達國家提供資金、技術和市場愈益困難,只好更加依賴市場吸引資金和技術,而這對投資環境較差,投資回報率低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又談何容易。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担不斷加重,據世界銀行的材料,發展中國家的外債現約兩萬億美元,每年還本付息額超過了新的貸款額。不負重荷的債務負担已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
  在南北經濟關系中,發達國家還設置了種種障礙來維護自身利益。它們侈談所謂的“來自第三世界的威脅”。發達國家担心發展中國家的低工資會威脅它們的高薪和福利社會體制,惡化它們的失業問題;担心向發展中國家投資會使自己貿易條件惡化,產業“空心化”;担心一些發展中國家發展壯大會在各方面對它們形成挑戰,因而對一些“威脅”較大的發展中國家采取牽制或遏制政策。當前世界重要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組織仍由一些發達國家所把持,而發展中國家則缺少有效維護自身利益的手段。發達國家利用這種優勢制定不合理的國際“游戲規則”,來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如在國際貿易規則中塞進環境和勞工條款,籍口“人權”和知識產權向發展中國家施壓;在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中迫使發展中國家承担超越自己水平和能力的責任和義務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工業化水平低,它們也深受初級產品和工業品“剪刀差”之苦。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更大的風險,1995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就是突出的例子。在相互依存的南北合作性質的區域經濟組織中,也存在著發展中國家如何維護自身權宜的問題。由于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同發展中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貿易摩擦與沖突在增加。美國和歐盟采取單方面貿易限制甚至制裁的主要對象即是這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列入美國普通和超級301條款的28個國家和地區近一半是東亞、拉美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總之,發達國家在竭力維護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此外,發達國家憑借良好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從發展中國家吸引走大批高素質的科技人才,這也嚴重地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科技發展,從而對它們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
  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是客觀存在,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然而冷戰后的國際經濟環境和秩序更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不平衡和分化。冷戰后,世界經濟一體化加速和國際關系中經濟因素增強,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既提供了機遇也提出了挑戰,即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發展中國家的回旋余地,它意味著更多的投資來源、貿易機會和技術轉讓的可能,從而使經濟發展更快。一般只要堅持改革,注意不斷調整經濟出現的問題,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出現動蕩,就能獲得發展的機會,尤其是少數條件較好、發展潛力又大投資回報率也高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據世界銀行統計,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私人資本1990—1993年三年間增加了4倍,此后又逐年增加:1993年為1540億美元,1994年達1590 億美元,1995年增至1670億美元。但受益的主要是上述條件好的少數發展中國家,而多數發展中國家則受益很少或根本沒有受益。例如在貿易領域,93個發展中國家其中有44個國家的貿易與國內生產總值比率在過去10年間有所下降,另有17個國家只有微弱增長;在投資領域,1/3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率在過去10年間呈下降之勢,1990—1993年三年間,2/3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向8個發展中國家,有一半發展中國家沒有得到或只得到很少。在此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極不平衡,在過去十年中,全部發展中國家增長的3/4僅集中在10個發展中國家,多數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冷戰結束時,許多發展中國家担心被冷落或“邊緣化”的前景發生了。顯然,冷戰后的國際經濟環境既可能帶來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壯大,也會造成另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邊緣化”,事實已證明了這一點。
  總之,當前的國際經濟環境和秩序的主要受益者是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是在不同的起點與之進行不公平的競爭。在南北經濟關系中,在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加強的同時,顯然存在著不平等不合理的狀況,由此而引起的矛盾和斗爭也在發展。因此,改變不合理的舊的世界經濟秩序,建立新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愈益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維護民族獨立國家主權與霸權主義強權政治
  冷戰后,北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等一些有重要影響的大國以冷戰“勝利者”自居,認為是“資本主義已在全球獲取勝利”,并進而斷言此系“歷史的終結”。因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惡性發展,蓄意把它們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模式“擴展”到全世界,把它們的價值觀強加給國情不同的南方發展中國家。它們把所謂的“多黨民主”、“市場經濟”和西方的人權觀做為對發展中國家給予援助和發展經貿關系的先決條件,即實行所謂的“掛鉤”政策。美國宣布給予經濟援助要發展中國家以“實行多黨制為代價”,法國宣布給予援助多寡取決于受援國“民主化的程度”;英國宣布它的援助要與受援國的“民主化相聯系”;西方七國首腦會議1991年也作出了類似的決定,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把“民主化”作為援助和貸款的條件。北方大國還肆意鼓吹“主權觀念過時”論,“人權高于主權”,甚至要“拋棄內政不容干涉的原則”,為侵犯別國主權,干涉別國內政制造理論根據,并在實踐上籍口人權狀況肆意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政。歐洲聯盟在1989年與68個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國家簽訂第四個“洛美協定”及以后的幾年同拉美和亞洲一些國家簽訂經貿合作協定都堅持附加人權條款。北方大國還用施加壓力的辦法解決與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的分歧和爭端,動輒制裁,甚至武力干涉,使南北關系不時出現緊張。
  在世界形勢劇變和西方“民主浪潮”的沖擊下,冷戰時期被掩蓋的民族矛盾、領土爭端、宗教糾紛和內部爭權一并爆發出來,局部戰爭和武裝沖突迭起。1990年至1995年武裝沖突和局部戰爭包括延續下來的即分別為28起、29起、30起、34起、38起和45起,呈逐年上升之勢。新發生的戰亂也是如此,只是到了1995年才開始下降。這些戰亂基本上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而戰亂發生后,一些北方大國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或推波助瀾,或進行干涉,往往使問題更趨復雜化。不少發展中國家雖未發生戰亂,但在“多黨民主”浪潮的沖擊下,政黨派別林立,內部紛爭加劇,局勢動蕩不安,這種情況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構成嚴重障礙。非洲是受沖擊最大表現也最為典型的地區。迄今,非洲53個國家除個別國家外都被迫實行所謂的“多黨民主”,但這種強行移植的作法并未給非洲帶來“新生”,也未“扎根非洲大陸”,相反卻使許多國家發生不同程度的局勢動蕩,從1994年起局勢開始逐漸趨于平靜,但留下的后遺癥則較難治愈。事實證明,這種不顧國情強制推行某種政治制度和經濟模式的強權政治后果是極為有害的。非洲大部分國家的社會基礎是部族,盲目推行“多黨民主”,只會造成部族政黨化和黨派部族化。4000萬人口的扎伊爾產生260個政黨,人口不足250萬的剛果有政黨75個,人口為450萬的貝寧有政黨35個,七八百萬人口的馬里也產生50多個政黨,赤幾只有40萬人口,但卻有14個政黨,等等。由于利益不同和政策歧見,導致部族對立甚至部族大屠殺,對此肯尼亞總統莫伊尖銳地指出:“多黨制導致部族主義抬頭,進而導致社會的大動亂”,這話反映了冷戰后非洲的實情。不難理解,非洲國家尤其是經濟困難的小國很難抵擋住這一來勢兇猛的浪潮,正如赤幾奧比昂總統所說,“我們不實行多黨制,他們就斷絕援助;我們實行了多黨制,他們還是說三道四,認為不符合他們的要求”。近年來的事實證明,這種不顧國情強制推行某種政治經濟模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有些國家表面上是多黨存在,但是實為一黨主導;一些領導人雖被趕下臺,但威望猶存,有的還在伺機東山再起;有的軍政權雖被推翻,但軍事領導人仍起重要作用。非洲已經開始并將繼續總結經驗教訓,最終還是要走自己的路。歷史文化傳統和價值觀都不同的廣大亞洲國家和穆斯林國家對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當然也不會全盤接受,因為世界本來是多姿多彩的,強制化一是辦不到的。
  在上述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斗爭也隨之突出出來,這也是冷戰后南北關系另一個令人注意的突出之點。 今年6月在加納召開了“促進對非洲私人投資國際會議”上,非洲國家領導人發出了投資者你們在哪里的呼聲,意在呼吁其他地區國家增加對非洲的投資,但與會者同時表示不以主權換投資的決心。他們要求外國投資者應以合作伙伴,而不是以主人身份到非洲進行投資活動,并且要正確對待非洲各國存在的具體問題。發展中國家對北方大國侵犯主權干涉內政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以不同方式進行抵制和抗爭,迫使這些北方大國不得不做些政策調整,如美國在對待亞洲等一些國家的態度上,開始提出要尊重有關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習俗;法國對法語非洲國家也放松了援助條件;歐盟也表示對非洲國家要“考慮非洲國家的基本國情”,等等。應當指出,上述北方大國的政策調整,是被迫的,也是策略性的,而不是根本政策、根本態度的轉變,然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不除,南北關系難以根本改善。
      爭取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斗爭方興未艾
  由于兩極格局終結,兩霸爭奪局面不復存在和國際關系中經濟因素日益重要,特別是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發展中國家的地位發生了不同的變化,故冷戰后南方發展中國家發生了某些新的分化,作為整體力量,一度有些渙散。但由于它們在歷史上有過共同的遭遇,現在又面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威脅,經濟上仍處于不公正不平等的地位,因而有共同的利益、要求和愿望,故而在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謀求穩定與發展等方面共識增多,合作加強,在涉及民族獨立、國家主權等重大原則問題上更能團結一致,聯合抗爭。所以發展中國家仍是制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力量。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努力在不斷加強,這突出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一、發展中國家聯合抗衡強權政治的趨勢在發展。 不結盟運動、77國集團等重要發展中國家的集團力量渡過一段困難時期以后,又重新開始發揮作用。占聯合國成員3/4多數的南方國家在第50屆聯大會議上強烈要求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縮小南北差距,要求建立公正、平等的經貿關系。1995年10月召開的第11次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決定,不結盟運動還要繼續存在下去,其原則和宗旨不變,并且對主要任務作了調整,即今后將轉向以解決與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關問題為中心。會議明確了發展方向,表明不結盟運動將繼續在國際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在亞太經合組織大阪會議上,東盟成員國在亞太經合組織中堅持發展中國家主張,為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進行了有益的工作。去年3月,發展中國家首先倡議召開的社會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在聯合國的歷史上還屬首次,會議呼吁國際社會共同尋求解決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的途徑。在今年召開的第52屆聯合國人權會議上,19個發展中國家共同提出關于反對強權政治和雙重標準,呼吁協商一致,倡導對話合作的“協商一致”草案,這是發展中國家在人權會上針對西方國家以人權為借口干涉他國內政而首次采取的聯合行動。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心聲是摒棄由美國等西方大國主導和控制的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而逐步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
  二、聯合自強,加強南南合作。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參加南北合作性質的經濟一體化區域集團化的組織的同時,不斷強化和建立新的南南合作性質的經濟一體化和區域集團化組織。現在不同范圍不同層次的南南合作組織幅蓋亞洲、拉美和非洲。發展中國家力求以區域集團為依托進一步加強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合作,以增強自身的實力,提高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它們聯合自強的緊迫感日益增強,正像南非總統曼德拉在去年8月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首腦會議的開幕詞中所說, “如果我們孤軍作戰,那么我們誰也實現不了持續的增長和發展,誰也無法得到和平與穩定”。坦桑尼亞總統姆維尼在閉幕詞中說,“非洲在政治和經濟上遭到忽視和排斥,其他地區的國家正組織起來,形成更大的經濟和政治集團。在這種情況下,要有競爭力,要在正在出現的新世界中贏得尊敬,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成為我們唯一的希望”。他還說,“為了發展我們的經濟,除了把我們的資源、知識和市場共同集中起來,沒有更快的辦法了”。這些話無疑表明了南南合作的實質,即聯合自強,共同發展。雖然在發展南南合作過程中尚有種種困難,但它已不可逆轉,將深入發展下去。
  三、對北方大國的霸權政策,敢于說“不”。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亞洲一些發展中國家敢于理直氣壯地捍衛本國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不斷地公開批評美國等大國在這些方面強加于人的企圖。東亞國家開始在人權、民主化及其他國際經貿和政治問題上顯示出自主和獨立的個性。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強行兜售自己的人權觀價值觀的強權行徑連年遭到失敗,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對強權政治的摒棄。在美國的“后院”拉美,這一趨勢也日益突出。例如在海地問題上拉美國家敢于表示與美國不同的態度。加勒比國家組織不顧美國的反對,正式吸收古巴入盟。今年3月美國簽署實施“赫爾姆斯——伯頓法”, 更受到拉美國家一致的譴責和反對。美洲國家組織第26屆大會以23票贊成,僅美國一票反對的絕對多數通過決議,認為該法干涉了別國的主權,損害了一些國家、組織和個人的利益,違反了貿易和投資自由的國際基本法則;請求美洲法律委員會進行裁決。拉美議會領導委員會繼之也作出決議,要求美洲所有國家制定法律,嚴格禁止執行“赫爾姆斯——伯頓法”這樣的法律;在必要情況下,對那些執行該法的美國公司進行制裁。這種情況在美洲國家組織的歷史和美國拉美關系史上是罕見的。發展中國家敢于對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說“不”,這一情況很值得注意。
  四、開始探索符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冷戰后,北方發達國家強行兜售其多黨政治和經濟模式,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吃了苦頭。痛定思痛,不少發展中國家開始認識到移植西方的政治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是行不通的;只有從本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才是可行的。因而開始探索這種符合本國實際的發展道路。在此情況下,亞洲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對它們越來越具有吸引力。它們渴望學習必要的經驗以發展自己。這種認識上的變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當前南弱北強的情況下和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南方發展中國家若發揮應有的作用尚有種種困難和制約因素,但隨著它們經濟實力的增強和政治上新的覺醒,占世界面積2/3全球人口3/4的發展中國家,必將發揮更加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們將是決定世界命運與前途和創造新世紀的巨大推動力量。*
  
  
  
國際問題研究京13-18D7國際政治郭靖安19961996 作者:國際問題研究京13-18D7國際政治郭靖安19961996
2013-09-10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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