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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點
試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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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鴉片戰爭以后,伴隨著西方列強的武力入侵,發生于明末清初,一度中斷的“西學東漸”潮流重新出現,西方文化,包括“器物技藝”的物質文化、“議院”和“立憲”等制度文化以及各家思想學說、學術觀點的“學理”(即精神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大量流入中國,并和中國的傳統文化廣泛碰撞交流,對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不論其背景、方式、深度、廣度,和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相比,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具有其顯著的特點。探討和研究這個特點,對于我們全面、科學地理解近代中國的歷史和我們今天正確地對待西方文化,都有很大的幫助。
    一、在西方列強入侵和中國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開
  文化交流是十分復雜的社會現象,從交流雙方的關系看,有時是相互平等的,也有時是一方強加于另一方的。從交流的方式看,有時是經濟的(通商貿易),有時是政治的(互派使節、首腦互訪),有時是軍事的(發動戰爭),有時甚至就是直接的文化交流(學術活動、文藝活動)。
  近代中西文化的接觸和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態出現的,而是在西方列強入侵和中國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交織構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這時期,從西方來說,它們是以武力為先導,以掠奪為目的的。它們不僅用火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占我土地,殺我人民,而且在每次戰爭中或戰后,都要強迫中國簽訂一系列屈辱的條約,割地賠款自不必說,還要建立“國中之國”。軍事侵略、政治壓迫和奴役伴隨而來的是經濟掠奪和文化掠奪。從1800-1927年,據不完全統計,通過走私鴉片,西方帝國主義就從我國掠去約284億銀元的財富;從1800-1925年中,西方殖民者以“豬仔貿易”與契約華工掠奪我國人口就在1000萬人左右,連西方人士也不得不承認,諸如美國西路鐵路的鋪設和西部經濟的開發,非洲德蘭斯瓦爾金礦的開采,無不是由華工的血汗和尸骨堆成;列強通過戰爭勒索及搶劫中國的款項至少在14億兩白銀以上,五次大的侵華戰爭造成的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的損失,又在數千億美元以上……在這個中華民族自尊心受到歷史上最慘重戕害的年代里,在可怕的瓜分豆剖的深重民族危機之中,反對外國侵略成為最緊迫最現實的任務,救亡圖存成為中國人民的首要目標。先進的中國人對外來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始終圍繞著這個總目標而展開,充滿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愛國與救亡緊密相聯。一些有識之士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語言文字,是為了雪恥,為了“制夷”,“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優西海之民”[①]。在這里愛國之情表現得非常明顯。愛國主義精神在文藝領域也明顯反映出來。林昌彝繪的《射鷹驅狼圖》,表現了對英國侵略者及助紂為虐者的仇恨。文人學士為此圖“題詠極多”,也是時代風氣和思想情緒的反映。以愛國主義為題材的詩歌在近代也是很多的,僅鴉片戰爭時期,就有魏源譴責英國殖民主義者以鴉片害人禍國而創作的《阿芙蓉》,朱琦感憤于清政府腐敗無能而作的《感事》,張際亮憤怒揭露英軍侵略暴行深切同情人民苦難的《東陽縣》,還有張維屏熱情歌頌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的《三元里》等,愛國主義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的主旋律。
  在近代中國,學習西方和抵抗侵略、啟蒙和救亡是緊密聯系,難解難分的,能否處理好彼此關系成為十分重要的事情。如果學習西方不能和反對外國侵略相結合,必然在政治上迷失航向,失去促進學習的直接動力,反之,反對外國侵略如果不向西方學習,也毫無出路。這一時期真正先進的中國人,只是諳通西學,了解西方是不夠的,還要具有不可缺少的愛國愛民的立場和情懷。林則徐是最早把了解西方、學習西學和抵抗外國侵略相統一的愛國者。洪秀全、洪仁gàn@⑤則是把這兩方面相結合的農民領袖。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特別是孫中山都在兩者和諧的結合中建立了不朽的功業。洋務派的情況比較復雜,從他們引進西技西學而言,總的來看具有進步性。但他們之中,既有左宗棠這樣既敏于西政西學,又反對阿古柏入侵,為保衛祖國西北邊陲作出歷史貢獻的人物,也有雖諳于西政西學,但在對外關系上妥協退讓,參與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的李鴻章。
  在近代,中國人民背負著雙重任務,一方面是在轟鳴的槍炮聲中你死我活地拼死廝殺,一方面是要平心靜氣地向自己的敵人學習,這就需要克服自我矛盾的凝重心理,這些決定了這種文化交流要比以往艱難得多。例如,主張抵抗英國侵略的梁廷zhān@⑥,他留心時務、重視了解、介紹西方的情況,并有所撰述,稱得上是有見識的、開明人物,但他卻反對“師夷長技”的主張,認為“天朝全盛之日,既資其力,又師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學,失體孰甚”[②]。這種矛盾心理在當時可以說是相當普遍的。正是由于“中國人對外國入侵者的畏懼和厭恨是如此強烈,以致使他們開始興辦報業、建設工廠、實現軍事現代化的努力被推遲了整整一代。”[③]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進度和范圍受到了嚴重影響。
    二、中國近代處于文化“入超”的不利地位
  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雖說也曾有過游牧民族的侵擾、印度佛教文化的傳入,幾度打破中華文化向外單向輻射形成的慣有的平衡,但從總體上看,這些外表文化只是在某些領域某些方面以高勢能狀態向中國進行有限的輻射和傳播。而步入近代后,中華文化所受西方文化的沖擊,因為西方文化是以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為先導的,是一種全新的,總體上是一種較高勢能狀態的文化,因而,在這次文化交流中,中國方面處于“入超”的不利地位。
  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的引進與傳播過程中,翻譯是一個首當其沖的要害部門。在這里,傳教士是占著主導的地位的。對此,顧長聲、杜石然等在他們的著作中及傅蘭雅等傳教士的著述里都有詳盡的介紹。[④]我們看到:當歷史演進到清季,明末清初“西學東漸”中傳教士壟斷西方自然科學引進與傳播的局面并沒有得到多大的改變。在近代中國科學譯壇上,并不因為有李善蘭、華héng@⑦芳、徐壽這樣的翻譯家而起主導作用。這是因為中西譯者合作雙方的實力未曾改變,特別是中國譯員的知識結構仍未得到多少更新。
  19世紀中國出版西學書刊的機構都為英、美新教的傳教士所操縱。其中主要機構有三家:一是京師同文館,二是江南制造總局的翻譯館,三是廣學會。其中廣學會是英、美新教傳教士在中國設立的最大出版機構;京師同文館是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主持;江南制造總局的翻譯館是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主持。這也就決定了不僅在自然科學引進與傳播中傳教士占主導地位,在社會科學的引進與傳播中傳教士也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創辦報刊是輸入西學的另一途徑。據方漢奇先生的《中國近代報刊史》統計,從19世紀40-90年代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傳教士先后創辦了近170種中外文報刊,約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西方傳教士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國當時的新聞出版事業。
  創辦學校是傳教士傳播西學的又一重要途徑,而且隨著時間的發展,學校的數量和規模均呈不斷擴大的趨勢。
  學校、圖書出版、報刊作為晚清輸入西學的主要媒介,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一方面在新式學堂中,西學書刊為青年學子學習西學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面,報刊又為舊學校的改制推波助瀾;再者譯印的圖書在社會上又較廣泛地介紹了西學。這三者彼此呼應、互相促進,擴大了西學傳播的途徑。同時,留學生的派遣、科學學會和博物館的建立、外交使團的出訪、萬國博覽會的參加,這些都使西學傳播的途徑更加擴大了。
  正是由于近代西學在中國的傳播有如此廣闊的途徑,加之此時的西方文化處于一種高勢能態勢,這就使得在這一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學一直處于“出超”、中學處于“入超”的狀態。西方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勢流入中國:國際法介紹到中國;西方議會制度對中國政治產生了影響;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被較系統地傳播到中國的知識階層;進化論學說在中國廣為流傳;西方文學、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傳入中國;西方心理學、圖書館學和目錄學以及西洋音樂和繪畫都在中國得到傳播。在眾多學科中,西方格致學在中國的傳播尤為突出,僅京師同文館、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和廣學會三個機構,從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初,翻譯出版的近600種西學書籍,其中格致學類書約占總數的75%,包括天文、地理、兵制、農政、算學、物理(力學、聲學、光學、電學、熱學等)、化學、工藝、船政、醫學等多種學科。
  大規模的西學東漸,逐漸更新了中國人的觀念,對中國社會和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它導致了中國近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即“新學”的啟蒙和建立;導致了近代知識分子群的出現和士林風氣的變化;推動了中國近代官辦、民辦資本主義工廠企業的建立;推動了中國改革運動和革命運動的發生。
    三、由被動接受到主動選擇
  西方文化的輸入,是在西方人用大炮打開中國的大門,使中國處在半殖民地的社會條件下,在列強的殖民化政策的支配下進行的。從這種意義上講,最初,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接受是被動的。而且,從西學傳入的過程來看,如前所述,在20世紀以前,西方人在向中國傳播西學方面占有主導地位,至少在自然科學方面如此,這就更加重了中國人在這一時期接受西方文化而處于的被動意味。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國人始終面臨著這樣的問題:怎樣正確看待西方文化?如向正確處理中西文化的關系?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畢竟是一個歷史悠久而精華萃集的系統,因此,先進的中國人在如何看待西方文化方面,有著美、日等傳統文化不發達或不甚發達國家的人士所不曾有過的苦惱和困惑。甚至連著名啟蒙思想家嚴復也曾發出如此的感嘆:對于中西文化“吾實未敢遽分其優拙也。”
  盡管如此,先進中國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在西學東漸中,總起來說,是走了一條由起初的被動接受到逐漸地主動選擇的道路,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選擇的內容越來越深刻,經歷了一個認識、選擇、再認識、再選擇的過程。
  林則徐、魏源等人是近代中國最先睜眼看世界的代表,他們破天荒地把“奇技淫巧”放在師法的位置上,認為“奇技而非淫巧”,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這個口號所反映的,首先是看到并承認西方有長處,其次是主張學習西方的“長技”,歸結是為了抵御西方侵略者,這里明確表述了選擇對象和目的,只是因為主觀認識和客觀條件所限,選擇的是“堅船利炮”一類的軍事“長技”。
  過了約20年,馮桂芳、洪仁gàn@⑤都提出了學習西方的方案,而對中國社會影響較大的是馮桂芬的《校bīn@⑧廬抗議》。它明確標明“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宗旨,主張“采西學”、“制洋器”。后來人們將馮桂芬的主張概括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體西用”從理論上確定了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暫時解決了引進西方文化后如何處理中西方文化關系的問題。這種選擇,一方面反映了他們對西學的認識水平還是低下的;另一方面也的確反映了他們試圖走出一條既不全盤接受,也不全盤拒絕的“取其之長”的主觀愿望。這較之頑固派的“全盤拒絕”、買辦洋奴的“全盤接受”高明得多,因而對社會的發展作用也大得多。它有力地推動了一個以引進西方科技、管理方法,創辦近代企業的社會運動。問題是這個選擇不是使固有的文化適應“近代”的變革,使之具有“近代”的功能,并正確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有益的東西,而是在于維護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統治秩序,這就充分表明了這種文化選擇的保守性和狹隘性。
  接下來是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人士。他們對鴉征戰爭以后幾十年中國人對待西方文化各種態度進行了反思,總結了經驗教訓。他們批評“中體西用”論的失誤,并超越了“中體西用”的局限,在中西文化的選擇上跨出了一大步。對于西方文化,他們主要選擇吸收了進化論和民權、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及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康有為是一個典型的將資產階級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文化巧妙結合的人。他將資產階級進化論學說,與中國古老的“公羊三世說”揉合在一起,“欲以構成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⑤],形成了改良運動中具有中國特色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內涵的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體系。但是,維新人士在文化選擇上也表現出明顯的缺陷,他們尊崇今文經學,以孔子為旗幟,鼓吹儒家思想,維護君主地位。
  20世紀初年,以孫中山為領袖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也從西方文化中選擇吸收了進化論和民權、自由、平等思想,但在政治制度方面和維新人士不同,他們采取的是民主共和國方案,摒棄了君主立憲制。孫中山曾游學歐美,旅居香港、日本,他比同時期的康有為等人對西方有更多的了解和體驗,更透徹地掌握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他既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優越性,同時也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消極性一面,在主觀上并不認為西方政治制度一切都好,因此,他不是把西方文化照搬到中國,而是作了很好的選擇,他的“民主主義”就是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與中國的“大同”理想有機結合的產物;他的“五權分立說”,則是把西方的“三權分立”學說中國化的一個大膽創造。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從西方文化中進行選擇,舉起了“科學”與“民主”這兩面大旗,對封建文化展開了最猛烈的轟擊。新文化運動所產生的影響是前所未有的,是一個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但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們把發動思想文化運動看成解決政治問題、救國的根本途徑,則是夸大了思想文化的作用。而且,在對待中西文化問題上,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們有片面性和絕對化的傾向。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最重大的事情是中國選擇了馬列主義。這個選擇在當時來說是艱難的,因為同時涌入中國的西方文化十分駁雜,諸如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實驗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泛勞動主義、基爾待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等等,先進的中國人正是經過對比、選擇、實踐、再選擇這一途徑,經過多次反復,最終才把馬列主義根植于中國的土地上,并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歷史的選擇。
  伴隨著近代中國對西方文化的選擇歷程,中國人的觀念也得到了不斷更新:“師夷長技”觀念更新了“華夏變夷”的觀念;“維新變法”的觀念更新了“尊王法祖”的觀念;民主、民權的觀念更新了“君權神授”的觀念;理智的務實觀念更新了偏頗的尚虛觀念;男女平等的觀念更新了“男尊女卑”的觀念;社會主義觀念更新了資本主義的觀念。
  總之,從中國人主動選擇西方文化的歷程及觀念更新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的思想文化雖然對近代中國產生了許多積極影響,這種文化選擇在當時不失為一種進步的表現,但終究沒有導致中國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地位,沒有引導中國走上獨立和富強。正因為如此,中國人民才做出了對馬列主義的重大選擇。選擇了馬列主義不僅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而且對以后的中西文化交流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注釋:
  ①《魏源集》第874頁。
  ②邵循正校注《夷氛聞記》卷5,第172頁。
  ③《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8-9頁。
  ④參見《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下)》、傅蘭雅《江南制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
  ⑤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責任編輯:利民)
  
  
  
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036-040K3中國近代史于語和19951995 作者: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036-040K3中國近代史于語和19951995
2013-09-10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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