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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白雅帖與蘇非神秘主義
詩人白雅帖與蘇非神秘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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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詩人阿卜杜·沃哈布·白雅帖(1926—)是阿拉伯新詩運動的先驅和旗手。他的詩作體現了一個心懷勞苦大眾,為人類的自由和徹底解放不懈努力的“盜火者”的情操。為了讓人間充滿愛,他矢志不渝,一生顛沛、流亡,從生活的磨難中體味生與死的辯證法,以及生命不斷更新的意義。他的詩作是其不斷前進的足跡,也是探索生命意義的結晶。他在詩中大量運用人類文化遺產,以神話人物、歷史人物和現代英雄人物為象征,并將這些超越時空界限的形象融入他對現實的感悟之中,生動形象地描繪出現代的神話。其中滲透了對人的極大關注和愛,充溢著對人生存和命運的全面認識,以及對人不可戰勝的精神力量的弘揚。他的詩超越了個人、國家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都能與之發生共鳴,由衷地發出贊嘆。因此受到世界評論界的關注和好評,成為享有世界聲譽的阿拉伯詩人,得到“未來詩人”的美譽。
  白雅帖是一位富于革命精神的詩人。他曾受到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的影響,經歷過民族解放斗爭的洗禮。然而,為什么他會與蘇非神秘主義相接近,給作品染上蘇非的色彩?這里,我們不得不折服生活的力量,承認生活作為一個大課堂、一座大熔爐的作用。40年的流落他鄉,對祖國、家鄉、親人的愛和思念,不斷面對的生死考驗,貧窮、疏離的折磨,以及志向、理想不能實現的痛苦,都促使白雅帖深入思索人生、人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從個人生活和人類歷史經驗中體悟到真知,在宇宙觀、時空觀、生死觀、愛情觀上漸漸與蘇非觀念殊途同歸,使他尋求的解放,逐漸由個人、民族的解放升華為人的解放,即人從形形色色的枷鎖和奴役下解放出來,實現人生命的不斷更新和延續。他本人也從蘇非大師堅韌不拔的毅力和近乎瘋狂的舉止中獲得堅持下去繼續前進的精神力量。蘇非的文學語言也滋養了他,賦予他藝術的美感,使之受用無窮,開拓了他詩作的新天地。
      一、從死亡中學習生活
  文學與生活從來都是不可分割的。文學既記錄了詩人和作家對生活的感受和探索,也勾勒出他們心靈的軌跡,展示出他們人格的魅力。白雅帖的詩歌創作進程與其思想發展的脈絡及高尚人格的逐步確立相對應。他從小就受到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熏陶,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播撒下阿拉伯英雄主義的種子。從最初的叛逆到投身革命,再叛逆再革命,進而為了人的徹底解放不斷奮斗,不惜忍受愛的痛苦和折磨,便成為他畢生的經歷。期間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流亡,都是對他理想和信念的考驗。他經受住考驗,一次次從孤獨、寂寞、悲憤、痛苦、失望中站起來。經過反復深入的思索,他更加深切地感悟到,人類的徹底解放是一條充滿流血和犧牲的路,從而更加自覺地為了愛而燃燒自己,照亮前進的方向。
  白雅帖獨特的人生經歷使他對死亡有極深的感觸。他過早地,甚至是經常地面對死亡。據他自傳性的《無名者的日記》一詩所說,他的父母死于朝覲侯賽因墓地的路上。兩歲的他便嘗到了失去雙親的恐懼。多少年后,又在一個秋天埋葬了撫育他、愛他的祖父,再次品嘗到孤苦伶丁的滋味。所以,白雅帖很早就體會到人在這個世上的陌生感。之后,又體會到貧窮的疏離和流亡的孤寂。在平民區里,他目睹了窮人悲慘地死去。在斗爭的路上,他見到過無辜受難者的死亡,革命者的犧牲。在流亡中,他本人從1955年逃離祖國,在外流亡了40年。他一次次面對死亡,目睹友人亡命于異鄉。隨時受到的死亡威脅迫使他去思考生與死,思考生命的意義。事實上,正像他自己說的,“是透過親友的死亡學習生活的”。他思考生活的習慣正好暗合了神秘主義的逆向思維方式。修道者視人生為旅程,生和死則是這旅程的起點和終點,如此循環往復。人的一生是從生到死。而修道者正好相反,他們從修虛靜、修無而回歸生命的本源。就是說,是由死向生,從而將生命提升到更高級的階段。
  白雅帖的詩涉及了各式各樣的死亡。那些阿拉伯難民無愛、無祖國,在驚懼中死去;留在國內的朋友悄然故去;獄中那黑眼睛的戰士拒絕開口默然而死;勇敢的騎士為了百萬窮人的信仰而獻身;“戰敗的勝利者”亞歷山大,病死后尸體同樣為蛆蟲吞食,在地下世界等待安拉太陽的出升;而詩人自己則面對阻隔的大墻于無名的城中慢慢地死去。在多種多樣的死亡中,白雅帖最害怕那無謂的、廉價的死。他感到這個世界上的人,“被廉價出售/廉價地愛/廉價地恨/被廉價屠殺/廉價地死去。”(《致馬·哈達德》,見《流亡詩集》)
  作為一個詩人,白雅帖拒絕當御用文人,以“烏鴉”的名義死去。他崇尚英雄的死,認為這才是死得其所。為了自由,為了他人,死亡是英雄“自我選擇的結果”。他明白,“走向自由之路充滿了犧牲”,“死是斗士的責任,必須付出的代價”;“受苦是走向解脫之路”,“愛者(指求道者)、革命家、藝術家的犧牲是人類文明走向自我完美的橋梁”。(注:《我的詩歌經驗》,《全集》,卷2, 貝魯特傲德出版社1972年版,21頁。)
  白雅帖在詩作中著重分析了革命者、詩人、求道者的死。他深入英雄、烈士的心靈深處,剖析他們的人格美和生死的辯證法。他在《死與革命》(見《生命中的死》)中表達了對游擊英雄格瓦拉的崇敬,描繪大地河流為這位“科爾多瓦歌手”的被殺害而痛哭。由此,白雅帖抒發了他的感慨:這個世界無公正可言,不要企盼基督式公正的復活。他頌揚“革命是穿越死亡的過程/是穿透壁壘的吶喊”,革命必然要付出代價和犧牲。格瓦拉死了,白雅帖到地獄中去尋找他。他發現,“事物內部隱藏著火藥/在忍受痛苦饑餓折磨的大地腹內/革命似種子般再生。”革命的人雖死,但革命的精神不死,他會從死里復生。
  在眾多詩人中,白雅帖選擇那些與他所處的時代、個人經歷可類比的詩人為“面具”。他們都具有鮮明的反叛精神,富有愛心同情心。尤其是那些阿拉伯詩人,他們都曾接近權貴以實現理想,失去自由后漸漸認識到御用文人、宮廷丑角身分的可悲,終于不甘屈辱而叛逆。這些人都曾遭到世人的攻擊嫉恨,被流亡或自我流亡,最后或遭到殺害,或離群索居。在懂得生活稍縱即逝、人生無常之后,都醒悟到把握現時的可貴。
  白雅帖選擇的西班牙詩人、劇作家洛爾卡(1897—1936),是一位對被壓迫被凌辱的勞動人民深表同情,對統治者和法西斯的兇殘懷著強烈憤慨而奮起反抗的詩人,1936年在內戰中遭法西斯分子殺害。白雅帖在《致在西班牙的海明威》(見《火與話》)一詩中首次提到洛爾卡的死,稱他的武器是痛苦,在人的旗幟下歌唱。《死于格林那達》一詩(見《生命中的死》)以洛爾卡為“面具”,描述了洛爾卡在夜晚的幼法拉底河上被法西斯殺害,碎尸挖眼,剁去雙手的壯烈:“純潔的少女啊/生命如此了結/一個圣人以你的名義死去/他如此祈禱/讓不在的人從流亡中返回/為了這世界的光明,為了死亡/它打開阿漪莎的棺木。”白雅帖把洛爾卡的死看作是以愛的名義,是為了世界的光明而作出的犧牲。但是,“在這豺狼統治的世界里/我們只有穿越死亡這座橋梁的權力/帶著貧窮走向墳墓”。
  海亞姆(1048—1122)是另一位深受白雅帖青睞的詩人哲學家。他生于波斯霍拉桑的文化中心尼沙布爾。突厥人統治之下的塞爾柱王朝時期(1037—1194),是一個“血淋淋的時代”。伊斯蘭神學與理性哲學之爭超越一切,宗教迫害甚于種族歧視和政治壓迫。海亞姆在這種環境中公開站在理性哲學的代表人物伊本·西那一邊,離經叛道,不肯屈從于已有的觀念。他渴望思想自由,崇尚創造,反對迂腐窒息的學術空氣,并揭露統治者和宗教上層的罪行。他常常以飲酒詩的形式掩飾其蘇非的感悟。
  白雅帖正是看中了他和海亞姆在所處時代的相似性和追求理性、渴望思想自由方面的可比性。60年代,他一連寫了三部有關海亞姆的作品。詩劇《尼沙布爾的審判》(1963)是第一部。白雅帖在詩劇中充分發揮藝術想象力,依據人物的性格、行為邏輯及其哲學思想進行構思,以展現他的人格風采。同時,又將人物與他本人重合起來,通過海亞姆在法庭上的沉思,迫不得已的答辯,以及最后的選擇,表達他的心聲。
  劇中,海亞姆根本不理會法庭對他不遵守古制、制訂新歷法、反對《古蘭經》及其教義的指控,作好一死的準備。他認為“死亡不過是生的另一面,我們的死在彼岸”。審判后,他被趕出宮廷。他毅然將家產送給照顧他的女仆,一無所有地獨自上路,在去敘利亞的商隊里干活謀生。途中,埃及方面派出使者,對他發出盛情邀請。他連詔書都沒有打開,就婉言謝絕。爾后,他又排除了國王衛士幽靈的誘惑,最后因心力衰竭而倒斃在路旁。他與幽靈爭辯后說的話,道出他的選擇:“真正革命的星光閃爍于漫長等待的千重門后。后人會記起海亞姆。他像一個戰士,死于人類為爭取自由的最后勝利所進行的失敗的戰斗之中。”
  第二部是長詩《來與不來的》(1966)。它包括18個段落。全詩描繪了海亞姆的內在精神生活,即對生死的探尋和沉思成為他精神生活的傳記。第一段為封面畫,描繪一幅在大地上肩負實現公正和平重任的阿拉伯騎士的畫像,點出了題旨,表達了海亞姆對騎士救世的渴望。少年海亞姆到處尋求理想。“死是生的自然,歷史前定的自然。”然而,他不甘心,要與死亡抗衡。阿漪莎(海亞姆的初戀情人,此處象征原初的愛和生命的延續)死了。海亞姆無力挽救她的生命,只得等待敘利亞的騎士前來解救。死亡控制著生命,但是不能消滅生命。成年時,海亞姆從現實中明白,“死亡是難產的開始”。他到地下世界去尋找阿漪莎,守衛告訴他阿漪莎已回到人間。她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只是換了一付面孔。海亞姆于是向死亡挑戰。最后,死亡似一個身著黑袍,帶著隱身帽玩弄人類的狐貍,也把海亞姆帶走。死去的海亞姆演化為宇宙的整體意識,進入哲學家和蘇非教徒的意識中,通過理性的沉思尋求善與美,思考生活和人的命運。他體悟到各地都處在黑夜之中。他必須點燃火把,喚醒城市,因為,眼睛里尚有波光閃動,希望猶存。寂滅的人在漫長的旅程中玩著生死的游戲。他們燃燒自己,照亮人的尊嚴,從大地的陣痛中再生。在長詩的最后一段,白雅帖以九首四行詩傳遞出他的堅定信心。人需要找到意義,需要進行選擇。他在生活的荒誕后面找到意義,明白活在封閉的圈里等于自殺。他不知道救世的騎士來還是不來,但是他們應當孕育希望的胎兒,存在的靈魂在他們的火中盤旋。白雅帖在這個集子里從戰士的死談到對抗死亡,強調死是生命的另一面,是生的必然,死是生命延伸的橋梁。
  第三部《生命中的死》(1968),便是通過死來談生,談有限中的無限,即其副標題所指出的“海亞姆沉思存在和虛無的另一面”。其實,這個集子不是直接談論海亞姆的。海亞姆只是一個“面具”,他的女友,象征原初的愛和生命延續的阿漪莎成了沉思的中心。復活和愛才是這個集子的主題。在《悼阿漪莎》中,海亞姆期待阿漪莎似預言所說能夠復活。《不死鳥》描寫海亞姆與阿漪莎的愛,以及他們一起認識了生與死的秘密。《愛中的死》思索死后的愛。海亞姆隨阿漪莎死去。在棺木暗處,在藏身的麥穗中,張開了眼睛,生命又回到麥穗中。如果我們把這兩首詩合起來看便知道,他之所以能夠復活是因為他心地純潔,天使取走他心中的污點。后一首詩結尾的問話“死后這個愛去到哪里?”可謂畫龍點睛。沒有了愛也談不上再生,愛成了生的“催化劑”。
  在愛者或求道者中,白雅帖格外看重深受世代人崇拜的伊斯蘭殉道者哈拉智。
  《哈拉智的受難》一詩寫于1964年。白雅帖在其中深入探討了他的死和他的蘇非思想。全詩由“求道者”、“語言的旅程”、“鑲嵌”、“審判”、“十字架”、“風中灰燼”六段組成。白雅帖描寫了哈拉智在選擇上的困惑,也描繪了他對窮人的愛。從合一感受到的無與倫比的喜樂,使之甘愿一死,視死為解脫和喚醒窮人的方式。他的死將變為燈油,使人類心中的燈長明。人心中的燈若熄滅,這“魔鬼宴席”般的世道就是最恐怖的夜。《讀哈拉智的塔辛書》(見詩集《七重天門前的愛》)是白雅帖的“天問”。《塔辛書》是哈拉智留傳下來的最重要的著作,集中反映出哈拉智的蘇非思想。白雅帖以讀后感的形式表達他對哈拉智的崇敬和效仿。與此同時,他敢向安拉——我的父親,發出一連串的問題,抒發心中的不平和悲憤。他問道:為什么把他流放到一半白天一半黑暗的國度,為什么人類沉默不語,為什么父親“高抬貴手”,為什么容忍反抗暴虐的手被斬斷,窮人的革命被竊賊盜走,為什么容忍每扇天門前的惡,為什么哈拉智被吊打,為什么愛變成了折磨,為什么話語變成陷入混亂無序和痛苦的人的救生圈?
  從死亡結束了各種人的有限生命中,白雅帖認識到,死與無是生與有的另一面,無,在這里是對死亡唯一令人信服的反映。但是,它不意味著絕對的無或接受失敗。因為,革命精神寓于生命之中,它將戰勝死亡;它寓于一切事物之中,給予事物生命。“詩人的偉大隱藏在他承受摒棄、疏離、孤寂、沉默的能力之中。神決定了他必須在這世界上受苦。因為他從神那里為人類兄弟盜來了神火。”(注:《我的詩歌經驗》,《全集》,卷2,貝魯特傲德出版社1972年版,45頁。)
  詩人也從兩河流域和古埃及文化傳統中借鑒吸收了復活的觀念,即生命由有限轉化為無限的信仰,認識到“這美好的大自然決定了人的命運/自然在四季中傳遞著火炬”(《死于格林那達》),“出生中的死/春中的秋/蜃影中的水/冰霜下的種子”(《致杰·塞里姆》見《火與話》)是生命形式的轉換。這節詩與中國的“明乎晝夜之道則知生死”十分相像。自然以四季的變換更新生命,人則以后代來延續生命,更新生命。由此,白雅帖領悟到宇宙運動的規律。《致加繆》中的詩句“河川不再返回源頭/于孤寂中沖刷著堤岸”也表達了他對這一規律的認識。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運動變化,每時每刻都有死亡和出生。停滯和僵化的觀點是非理性的,人必須把握住現在,不斷革命。死亡壓不倒更新,它能戰勝具有時間延續意義的生命,卻不能戰勝更新,甚至給予了它延續的手段,只要更新在筆直的路上走向完善。這就是說,革命以及為革命而死實際上是實現更新的延伸”。至于詩人和革命者則“永遠是旅行者。他們是鍛造人和詩的先驅,是革命前預報風暴的鳥兒。”(注:《我的詩歌經驗》,《全集》,卷2,貝魯特傲德出版社1972年版,86頁。)從而肯定了詩人作為創造者、革命者和命運主人的價值。詩人若不能與每時每刻轉化為過去的現時共生,把握現在,也就無從朝向未來,未來不是產生于虛無之中。詩人和革命者的責任就是要“深深鉆探過去的古井,揭示為沉寂籠罩著的神奇洞穴,發現其中可更新的成分。”(注:《我的詩歌經驗》,《全集》,卷2,貝魯特傲德出版社1972年版, 33頁。)而這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創造21世紀的人”(格瓦拉語),甚至創造屬于一切世紀的人。
  白雅帖就是從死亡中認識了生活,從人生無常中萌生把握現時的需要,以不斷更新生命來戰勝死亡,賦予生命無限的意義和價值。
      二、我的愛大于我
  愛的主題在白雅帖的創作中基本上是由生死的主題引發出來,并于70年代的創作中日漸鮮明深刻化的。隨著白雅帖對愛的感受加深,他也愈加推崇愛,突出愛的奉獻于人生的重要意義。愛使他戰勝困頓,戰勝自我,甘愿受苦,在愛中燃燒。他的愛超越了小我之愛,達到大我的偉大之愛。這種愛超越了自我,完全是利他的,是一種奉獻或犧牲,類似或接近于神愛。
  兩性間的愛源于人的本能之愛。這種愛常常造就了詩人的浪漫情愫。青少年時期的白雅帖,對女人之愛中已摻雜了對人性、祖國和革命的愛的成分,顯示了他的老成。在他的詩里,祖國之愛占據了很大份量。流亡中,這種愛顯得格外強烈,愈發令其痛苦。為了遙遠的祖國,他背井離鄉,忍受孤獨;為了打破瘟疫肆虐的黑夜,讓生命取得勝利,他愿為愛、為和平和孩子們歌唱。他在詩中也不停地呼喚那失落的愛。“在流亡冰冷的路上/在死亡的黑夜/我饑餓/我失落/胸中是沉寂的火山/窮人的太陽啊/打開你的胸懷/給我你的愛”(《注定的愛之歌》,見《流亡詩集》)。與此同時,他又告誡心兒不要垮掉,以愛來鼓舞斗志,并一再表白他的詩源于愛。“我的心呵,別倒下/我們面前有偉大的愛/我愛孩子愛人民/愛綠色的字母/別倒下,在我們面前/有偉大的愛”(《我的人民》,見詩集《不死的話》)。“生命的鮮血/在我脈搏中流淌/我決不背叛/人的事業,決不背叛/詩神啊,讓慌話見鬼去/我的詩得于偉大愛的啟示”(《生命的藝術》見《不死的話》)。雖然,這世道“愛的光芒在消退”,他的“愛之舟被撞碎”,他必須在遙遠的流亡地孤寂地過活。
  白雅帖感到在混亂和恐懼的時代更須“燃起愛之火”。“愛蘇醒時,黑暗世界的冰雪/覆蓋著森林,我的心孤寂悲凄/我只擁有火和綠茵/以火造出我的存在/火是糧食、武器和翅膀”(《火與話》)。與此同時,他對愛的折磨的殘酷性體會得愈來愈深,這更增強了他對愛的尋覓。詩集《寫在泥上》(1970)中的《拜火教徒》一詩,道出他似拜火教徒般地渴望光明。他詢問這愛失落的原因,“這個世道充滿死亡和別離/我的心如乞丐般乞求著愛”,“為什么在我面前關上大門/白天死去時/為什么愛的夜鶯飛離?”。在另一首詩《給伊什塔爾的情歌》中,他曾抱怨愛的饑渴和愛的道路拋棄他,讓他愛不成。“我在這重負鮮花、愛和各種果實的世界園圃里/饑餓難耐/于一切等待的時代里饑餓至死/我一天天被慢慢撕碎”,“愛的大道拋棄了我/過去的路令我厭倦”,“伊什塔爾,你何時撒下甘露/似愛之王于那夜來臨/為死人安撫靈魂/以你慈悲之手撫摸我的臉和痛苦的生活”。
  在那遠離祖國的日子里,在陷于重重包圍和追逐之中,白雅帖感到他已一無所有,只擁有愛。愛是他力量的新源泉。他自喻為一個悲傷的騎士,到處尋覓愛,在人心中喚起愛,喚起人性,在自己的生活的黑夜里燃起火把。“我依然獨自地尋找她/在雨中哭泣/愛是唯一最普遍的存在”(《生吧,我于愛中自焚》,見《設拉子的月亮》,1975))。他堅信愛不會死去,“她(指伊什塔爾)生于海的泡沫和不朽的太陽光中/每死于一個時代便又復生/從死中站起來,再生為/文明不死鳥的女兒/所有時代的盜火者”(《給伊什塔爾的情歌》)。無論處于何種情況,他都不減低愛的份量。
  白雅帖對愛的體驗和感受漸漸由感性上升為理性。他在《我的詩歌經驗》里專設一節來闡述他的觀點和經驗。他認為“愛和被愛的精神是世界整體的精神”。愛也是詩人、藝術家關注的根本問題之一,因為愛是“存在和生命不被侵犯的事業的一部分”。白雅帖以為樹木不可能常綠。那青春似火山巖一樣生于大地陣痛的最初時刻。熔巖凝固,為的是充當最初的見證。所以,愛的偉大并不存在于它無垠的沙漠,而存在于它的死與復生中。死與復生,在這里“并不意味著多元,只意味通過反復的死與復生更新自己的一元”。
  在闡述愛的存在主義的辯證法時,詩人強調矛盾的存在。愛將愛者放在同樣的狀態中,讓他永遠面對不幸的危險。他將愛的似明若暗,比作著魔的云籠罩在愛人頭頂上。時間的精神降于愛中,賦予愛無限性。然后,他又以伊斯蘭傳說中的有高柱的城市——愛的城市的隱現,說明愛的無限魅力。“有高柱的城市于海中沉沒了幾千次,又浮現出來。它一遠去,愛者就放慢腳步;它一臨近,他們便飛速向它奔去。”(注:《我的詩歌經驗》,《全集》,卷2,貝魯特傲德出版社1972年版,113頁。)“愛降臨人間。在其或近或遠中,證明偉大的愛的存在。它蒞臨生命,并戰勝死亡;它蒞臨一切事物,賦予其生命。有限的實在——愛者——若沒有無限的到來,會很快在愛的城墻下死去,像片片黃葉或腐爛的果實。有限的實在于尋求安拉和愛中,為死亡、事物的變化及其存在的可能所打垮消滅。他穿過圓的弧或是覆蓋生活的薄薄的冰層,俯視蘇哈拉瓦迪(注:蘇哈拉瓦迪(1154—1191)是伊斯蘭蘇非主義者,照明派長老。著有《照明智慧》、《光譜》等。因薩拉丁視其為異端學說而遭殺害。)所跪拜的神光。被愛者成為到達精神彼岸的中介、極或軸心(即古特卜),(注:古特卜指蘇非圣徒的等級或最接近安拉者。)或是魔術師的弟子、詩人和革命者。這精神的彼岸即是歷史創造的最深處。在被愛者的眼里以及孩子、烈士、圣徒和賢人的眼里,閃爍著那種在荒野生起的光,以便使他們見證人類最初文明的興起。”
  這里,白雅帖援引了存在主義哲學的內容,說明愛是一種有更為深刻淵源的“存在聯系”。人必須為這種聯系作準備,也就是說他需發展自己的情感,使之能與他人發生真正的、發自個人存在深處的聯系。“存在的聯系”只有在崇高中才能被說明白,它在本質上是“孤立的他與另一個的聯系”(克爾凱郭爾語)。這種存在的聯系是與愛連接在一起的。“愛在這里不僅意味著聯系,而且意味著具有更為深刻淵源的聯系。事實上,愛是統一者。在經驗的存在中,它將分散的‘我’和‘你’合一于崇高之中。愛的奇跡是它完成了兩個完全個性化的朋友在統一中實現自我。我們可以說,真正愛的存在都與他人發生聯系。愛與聯系共同進退。”(注:白雅帖引自里金斯·朱利費厄:《存在主義哲學:從克爾凱郭爾到薩特》。)
  70年代開始,白雅帖賦予愛的主題蘇非的色彩,突出愛的犧牲與愛的不可戰勝。到了80年代,愛幾乎成了他詩歌的主旋律。他完全站在歷史和文明的高度談論愛和人生。詩集《設拉子的月亮》(1975),在哀嘆愛已成為痛苦和折磨的同時,甘愿忍受這痛苦和折磨,愿與哈拉智為伴。“我把痛苦藏于話語的面具下/對傷痛說:別表白,對悲哀說:別著涼/自言道:以我的血為愛人洗塵”(《設拉了的月亮》)。“在我愛的童年森林里/哈拉智是我每一旅程的伴侶”,“在世界暴君的華表下/時間的灰燼下/從鐵窗后面/于大陸之夜,我高呼:把我的愛/作為守在每扇門邊的野獸的獻祭”(《讀塔辛書》)。”我倚劍自殘/于塔旁的冰雪中,于北極星/生起之前,我高喊:來吧/把我的語言變為安拉門前的燈盞/我的生命從雙手逸出,變為/另一種形式的存在”。“我的書是我的死亡/我的聲音將留下/變為安拉門前的燈盞”(《死亡和燈盞》)。“我的愛是沉默時刻的絞架,登上去自縊/但我的根扎在這給予的大地/她割斷我與污濁思想的聯系,喚醒心中被泯滅的遺產/它似灰燼中的火星,我從絞架上站起,淋浴于光中/光來自詩的王國和歷史流亡地外的阿拉伯人民/我變成上升的祖國天穹上的光點和雨”(《變化的石頭》)。
  白雅帖在歷史創造的深處不斷思考這穩定和變化的愛的實質。他居于革命和變化的宇宙的力量之中,制造過去和現在人存在的記憶。他的靈魂向內向外尋找著。他發現詩人以白色恐怖對抗白色恐怖。他在愛的痛苦中醒來,伸出給予的雙手。從此,他不會被睡夢所騙,或摘下荊冠——他的十字架。他要從空中向貝杜因石油國王扔出炸彈,然后升天。“詩人是瘋狂的恐怖分子,居于革命的理性中,居于變化的力量里。”(《沉思愛的另一面》)(注:《麥穗王國》,開羅,埃及圖書公司1984年版,111頁。)
  在《讀魯米的詩集》(注:《麥穗王國》, 開羅, 埃及圖書公司1984年版,75頁。)詩中,他將詩人被殺與其通過永恒的愛火成為自由人等同起來。魯米沉溺愛的陶醉,他也瘋狂于其中,他們是兩個瘋狂的陶醉者。魯米在詩集中閃耀,給了他愛人與被愛者的火山。“被愛者是活生生的一切,愛者/則是面紗,是灰燼下的死人。”,他企盼在陶醉中被砍頭。因為“它(愛)奪走我的心/俘獲了我的人/拿去了我那逝去的世界/只留下殷切的希望和干渴的心”。這時候,白雅帖已完全被愛所俘獲,“我的愛大于我”。他把創作、愛、死亡與生命完全聯系在一起,等同起來。“創作是愛/愛是死亡/創作、愛、死亡:出生。”(《出生》)(注:《阿漪莎的園圃》,開羅,舒魯格出版社1989年版,41頁。)
  《退回自我》(注:《阿漪莎的園圃》,開羅,舒魯格出版社1989年版,115頁。)一詩概括了他對愛的追求, 充分展示出他后期向內轉的神秘主義的傾向。“我的殉難始于/世界創造的第三天/音樂發自我心里/物質的黑夜向我發起攻擊/激起我的靈魂回歸永恒的渴望/于是,我獨自在節奏的天地里旋轉/合一于寰宇之音及焦灼的心跳里/我超越這世界的紅線時/于心中的暗處瞥見光明/聽到生者與死者/死者與生者的對話/我的靈魂居于言語中/寰宇的象征崇拜這條光河/它變為世界的另一面/一片光芒中/現出愛不朽的臉/創作勝利了/理性的城市因著藝術而矗立起來/詩人在其中為了/人的解脫而戰/我超越這世界的紅線時/穿透我無聲愛的存在/開始我的殉難和解脫”。
  縱觀白雅帖后期的創作,他幾乎是將傾向鮮明的詩篇寓于對宇宙間不可分割的愛的理解之中。對他來說愛就是生活,是對人最全面的最終的闡釋,也是三維空間中的歷史。愛不僅是詩,而且是人類的事業。在愛的深處體現了人的真諦。愛是一切事物發展的動力。難怪1985年西班牙出版白雅帖的第三本詩集時,用他的話“我的愛大于我”作為書名。這句話證明:愛擁有了白雅帖,擁有者是愛而不是他,他完全融合于愛中。
      三、尋找理性的蘇非
  白雅帖一向重視理性,重視詩人對現實的真實體驗,由此引導自己的思路去把握生活。因而,他對一度風行于阿拉伯文壇的,充斥虛偽的蘇非體驗和言論,以及自視高深的詩作十分反感,視其為唯心的反理性、反科學和反現實。甚至,對紀伯倫的作品也看不上眼,形容他為“一個身著黑袍面對死尸空灑熱淚的老祭司”。(注:《我的詩歌經驗》,《全集》,卷2,貝魯特傲德出版社1972年版,10頁。 )他的這種有些極端的看法自然與他所處的阿拉伯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革命年代以及個人的反叛不無關系。
  白雅帖對蘇非的態度一向極為謹慎,頗具代表性。他極力避免在一般宗教層面上談論它,以免引起誤會。不過,這一態度并不意味著他討厭蘇非。從他一系列言談中可以知道,他始終視蘇非為一種文化遺產、精神的源泉,對它很有感情。他從小生長在蘇非長老的墓地旁,按照穆斯林的習俗拜謁墓地。流亡國外時,也經常拜謁大蘇非的陵墓,圍著它轉圈,從中得到啟示和慰藉。他曾向前來采訪的伊拉克評論家馬吉德·薩姆拉伊承認蘇非給予他的精神力量,“作為一個詩人,于個人發展的幾個階段都面對關閉的大門,蘇非經驗給了我巨大的力量。那是一種慰藉,不是絕望時的慰藉,而是不斷繼續旅行的慰藉。若沒有這源泉的凈化,他很可能停止前進。”(注:馬吉德·薩姆拉伊1980年7 月采訪錄,載伊拉克《筆》雜志,1987年底阿拉伯現代詩歌專號,209—223頁。)
  白雅帖認同蘇非的一些思想觀念,并對它作出現代解釋。1975年,他對另一位采訪者穆·穆巴拉克表示他信仰蘇非的神靈潛入人體說(al-hulul),稱它是蘇非最高的學說。這學說原是伊斯蘭早期的教義,信仰安拉的精神或本體可以降入或潛入人體。后來,經哈拉智進一步闡發為人神說:認為人本質上是神性的;安拉以自身的形象造人,并注入他的靈氣;人是安拉永恒愛的對象;人是安拉最高的,和最完美的造化;是其自顯與外化,即人作為安拉的具象而存在,安拉的靈氣以人的形象體現。白雅帖將安拉精神或靈氣的降入放在革命的理解事物和現象的基礎上來解釋。他以為“現代伊拉克人可以與曾生活在此的巴比倫及阿拉伯人交流,與他們在精神上合一。通過描繪和把握他們所生活的時代,使他們降在現代人身上。從而保留他們的價值觀和理想,并在革命者的立場和抱負中反映出來。”(注:穆罕默德·穆巴拉克采訪錄,《筆》,1975年11月號。)
  與此同時,白雅帖也把蘇非經驗視為一種人生的體驗和認知方式或手段。他為自己能有豐富的生存體驗而自豪。他說,“我經歷了阿拉伯社會的一切狀態:愛與蘇非的、革命的、反叛的、浪漫的、瘋狂的、理性的、智慧的等等。這些狀態對詩人來說非常必要,證明詩人的確真實地生活著,不僅通過閱讀,而且通過人類真實的存在體驗生活著。”他雖然飽經風霜,但對他所生活的時代和環境毫無嫉恨,態度平和,甚至心懷感激。他說,“他和他的民族所生活的環境給予他很多,幫助他發展了自己。為此,他感謝蘇非、感謝革命和政治思想以及純藝術。”這一態度證明,他確實把吃苦視為解脫的必由之路。他表示“蘇非不是他生活的目的,只是關注的一個方面,一種達到偉大真理的輔助手段。”“對我來說,蘇非不是目的,只是人研究認知的方式,于我的詩歌創作有極大的補益。”(注:馬吉德·薩姆拉伊1980年7月采訪錄, 載伊拉克《筆》雜志,1987年底阿拉伯現代詩歌專號,209—223頁。)
  白雅帖漫長的人生體驗伴隨著他漸悟的過程。他描繪說,那“漫長的可怕的個人體驗充滿了危險。但是,經常的旅行使之漸漸摸到了世界和事物的脈搏,就像蘇非教徒寂滅于安拉自我之中一樣。”作為一個詩人,他好像就處于這樣一種狀態:“通過受苦、閱讀、與大人物和詩人交往,他便與世界的精神合一,與事情的精神合一。”(注:馬·薩姆拉伊1986年11月28日采訪錄,《筆》,1987年專號,224—229頁。)這些體驗好像不經意地寫在他心中的黑板上,慢慢形成雷電和烏云,充斥在他磨煉、教育和充實自我的實踐中。創作初期他還沒有察覺,后來自然而然從他的詩中流瀉出來,就好像貝杜因人和岡茨人在沙漠或森林里的即興歌唱一樣。
  談及他的體驗時,白雅帖還提到他所感受到的一種呼喚。事情發生于70年代初,他回到巴格達的幾年里。他連續寫出《盜火者的自述》、《海之書》、《設拉子的月亮》、《麥穗王國》四部詩集,實現了他多年的藝術追求。他這樣解釋當時的感受:“我處于一種朦朧的狀態,并試圖跟隨著它。那是表面的象征意義上的生與死的狀態,出去與返回的狀態。”“我常常有一種微妙的感覺,它呼喚我去旅行,不是短期的,而是長達幾年的。那旅行不是為旅行而旅行,而是為了尋求啟示的新源泉”。“每當生活臨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就有一種模糊的感覺。它呼喚我常存于靜默或孤獨或非常遙遠的旅行中。這種活動與我的寫作有直接的關系,是一種自我更新的努力。我總在不斷地自我更新。為此,我的行旅不是為了娛樂。”“一種模糊的命運似朦朧的呼喚。召喚我去旅行或停下來等待。就好像沙漠上的人等待落雨一樣。那雨可能在某一天下到別的地方。雨下不來,我們就到別處去。就這樣,一種莫名的力量與我的寫作過程聯系上。它讓我不辭辛勞地順從著,而不聽命于自己。”
  白雅帖的旅行有著外在的世界旅行和內在的心靈旅行兩層意思,兩者相輔相成。他的這種人生旅行已與蘇非的說法相類似。蘇非就是把人生和靈修比作旅行,一種精神的旅行。白雅帖生活在兩種世界之中,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進行不間斷的對話。他在世界旅行時常常不是用眼睛,而且用全部身心去欣賞美景,融入其間,被其打動,于不知不覺中熱淚盈眶或落下淚來。
  隨著對世界精神的認知和把握,白雅帖的詩漸漸向內轉,趨向內在的自我。他心造一個獨立的精神王國,從社會的種種不幸和煩惱中超脫出來,追求一種哲學的智慧的解脫。他分析自己向內轉是與阿拉伯軍事上的失敗有關。他不愿歸罪于失敗造成的失望,而是期望從阿拉伯的自我中,從詩人的自我中尋求失敗的原因。不從現實中尋找是因為現實已經倒空,衰敗,完結。所以,他的詩與現實分離。或者說是讓現實不以顯見的方式出現在詩里。他尋找自我,尋找另一個我——整體的我。這樣,他便以更高的視點觀看現實和理解現實。這現實是與他對時間的思考聯系在一起的。
  他對時間的感受是獨特的。他曾說:“在《麥穗王國》詩集里,我把人描繪為懸浮于光和空氣中的微粒。時間對它來說類似于天穹。巨大的藍色的天穹,我們人遨游其間。因此,我感覺不到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區別,只感到我飄浮于整體時間的海洋里”。“人盤旋或飄浮在一個圓里。也許不是一個封閉的圓,但是圓形的。我無法想象時間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因為,人好像是地平線或星球。”(注:馬吉德·薩姆拉伊1980年7月采訪錄,載伊拉克《筆》雜志,1987 年底阿拉伯現代詩歌專號,209—223頁。)于是,他設法追尋覆蓋一切時間里的古人的生活和存在。試圖讓他的詩不屬于他生活的時代。把天空的云圖變為永恒的東西,正像蘇美爾和巴比倫人把現實變為神話,生活于一切時代里一樣。白雅帖推崇那種超越自我的詩,認為那才是真正的詩。人能于任何時間在鏡中(指詩)看見自己。他還把生活比作“裝有許多鏡子的大廳”,人在其中,從鏡子里可以看到一切,看到過去現在將來,也可以從自己身上發現許多東西。基于這種認識,他在詩中實現了三個統一:三維時間的統一、感覺和意識的統一以及個人與整體的統一。
  白雅帖充分利用他所認同的蘇非思想觀念為他的創作服務。前兩節談到的“面具”就是他運用蘇非思想的最好例證。為了戲劇性地表現生活和存在,他認為必須創造一種獨立的存在,也就是說離開自我走向客觀。“革命的神靈潛入人體說”,正好可以通過他所選擇的蘇非人物或歷史人物作為面具,提供出最完美的獨立存在的典型。他選擇那些人物是為了與他們合一,透過他們來表達他想表達的東西。同時,也賦予他超越歷史時間和獲得一種現代性的能力,而這一切只有透過面具的表現才能做得到。他認為,“文學藝術需要文化的和歷史的意識,需要在即時給出時間的廣度,并于絕對時間中實現它。也就是說,讓我們同一時代的真實人物轉生。時間的、文化的廣度,給了面具人物無盡的表現力。”(注:馬·薩姆拉伊1986年11月28日采訪錄,《筆》,1987年專號,224—229頁。)那些蘇非人物如伊本·阿拉比、哈拉智、魯米、蘇哈拉瓦迪等,在他的詩中不僅是歷史上的人物,而且被賦予了人的冒險的、革命的、反叛的和漂泊的特性。但這一切決不超出歷史的限度。
  蘇非靈修中的“心見”指修練過程中所出現的類似夢幻的境界。它是靈修者用智慧眼于不同階段所能觀看到的景象,包括圣賢、古人的顯靈或合一的輝煌。白雅帖運用“心見”營造了一個夢幻般的神話氛圍,打破時空的界限,將歷史、現實和理想重合起來,使之獲得天馬行空的表現力。“心見”也成了他建構詩歌的重要因素。這里以長詩《哈拉智的受難》(見詩集《貧窮與革命的歷程》)的第一節為例,加以說明。“你跌進黑暗和虛無/精神被污染/你從他們的井里飲水/頭暈目眩/墨跡和塵土弄臟了你的手/我見你俯身于灰燼/你的沉默是蜘蛛網,仙人掌是你的頭冠/為鄰居屠宰母駝的人啊/豎琴砸碎了/歌手已睡去,你來敲我的門/你在我面前顯現,我在哪兒/你是終結的開始,我結束于何處/我們的約會在清算日,別拆開風兒/寫在水面上的信/別觸動母羊生瘡的乳房/事物的內在/即外在,按你的本真去想/我在哪兒,他們的火焰/在沙漠恒久中跳躍熄滅/我看見你哭著懇求/沉浸在光中/默默與夜晚交談。”(《求道者》)
  這段詩描述了哈拉智內在的精神活動。哈拉智于沉思中,不知不覺進入合一的狀態。說話人(你,指本我)和聽話人(我)在心見的瞬間不分彼此,好像是一種內在的對話或發現。合一的瞬間即是“我”了悟真理的瞬間。開頭那輕輕責備的口吻是哈拉智與本我合一時對自我的批評。他意識到自己的生活遠離了本意,因為他試圖從書本和自然(墨水和塵土)中尋求真理,向外求(向別人的井)而不是向內求(向自己清凈的井)。結果非但沒能凈化,反而被污染。說話人是一種幻影,也是神性的降臨或真我的顯現。哈拉智心見說話人俯身于灰燼,來敲他的門。它顯現的時刻,即是哈拉智為愛受苦,為愛燃燒成灰燼,無欲(豎琴砸碎)無我(詩人已睡去),達到像本我一樣,為鄰人屠宰母駝的極為慷慨的無我境界。合一中,哈拉智不知自己身處何處,也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只知道他與說話人有約于清算日。本我好像對他說話,回答他的問題。其實是哈拉智自己領悟到內在與外在的關系。別拆開、別觸動的是外在的事物,按本真去想,從內在可以了解外在。詩的最后幾句又是他的心見,帶有預言的性質,交代了他的可能性結局。他會不停地乞求人間圣火的恒久留存,也會不斷乞求一次次的合一,沉浸在神光之中。
  白雅帖十分欣賞蘇非語言的揭示力和表現力。它是一種以形象化、象征化和隱喻化為其重要特征的語言形式。這正是白雅帖所尋找的非口號的、非直露的語言,為讀者提供最大限度的想象空間的語言。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限定性,只能意會不能言傳,說得太明白反而害意。也就是說,只能透過蘇非的思維方式和觀念來破譯語言的內涵。
  總之,白雅帖對蘇非的態度是科學的、理性的,經過深思熟慮和體證的。《致沙斐伊長老》(見詩集《七重天門前的愛》)一詩可以說意味深長,充分體現出他的理性思考。這首詩表面上描繪了伊斯蘭四大長老之一——伊瑪姆沙斐伊的一生,揣摩他與伊本·阿拉比境界的區別,實際上是對蘇非理性的思考。該詩以充滿不幸的道路上有愛的城市出現,點明沙斐伊最初的信仰。然后描繪了他的歷程。起初,伊瑪姆在生活的門前卻步。導師讓他拿著鑰匙(愛的玫瑰),打開生活的重重大門,獲取沉睡世界的白天,但不得泄露天機。導師在最后一道門前等他。年青的他,苦修精進,戰勝外在的身體,沖出一切阻隔,享受甘甜并萌生出宇宙之愛。以下的詩句描繪了他所達到的境界:“他的心止于一切/止于花之體和鮮嫩的肉/止于死亡大海和夜之魂/止于黎明的奇跡”。“伴著愛于漫長等待后心見景物/光柱和綠洲顯現在眼前/綠洲深處閃出鹿影/舉箭欲射那光影/綠洲和鹿消失逃遁/光芒升上天/黑暗籠罩了我/內心響起了一聲呼喚/你在宴席前來到/為了死而等待死亡”。伊瑪姆來的不是時候,又被送回現實中等待。他不斷精進,但是總把握不好時機,不是早來抑或晚到,總不見愛人顯現。他雖與阿拉比有相似之處,都見到“藍色的蝴蝶”,但是他呼喚阿漪莎(指愛與生命的更新)時卻得不到應答。旅行結束,到了終點。導師的一番話道出失敗的原因。他不直陳評說,而從亞歷山大大帝的命運引申。他“攻占波斯和印度/不過沒有找到源泉/高燒回到巴比倫等死/于著魔的世界中著魔”。白雅帖從揣摩出這位長老與蘇非大師的不同中,領悟到蘇非的真諦。因此,他趨向蘇非正是其不斷尋求理性蘇非的結果。
  
  
  
國外文學京22~31J4外國文學研究李琛19991999 作者:國外文學京22~31J4外國文學研究李琛19991999
2013-09-10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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