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一)
字體    

話語權與國際秩序的建構
話語權與國際秩序的建構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和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現代意義上的話語權的主體已由一般的公民、社會組織擴展到民族國家等,充分平等的話語交流是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和促進國際社會民主進步的必要條件。
  一、話語權問題及其批評角度
  話語,是一種關于語言傳達和交流的社會實踐活動,它借助于語言、含義、符號等形式在言說者和受話人之間進行意義交流。從話語的角度研究國際社會的權力斗爭,主要源自于后殖民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理論。它們通過對現當代文論的批判,逐步揭示出權力與語言知識的密切聯系,從而超越了傳統的研究重點和范疇,由認識領域而進入語言分析領域,并對80年代以來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使“國際關系處于認識論方面的反思”(注:James Der.Derian,“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Mill 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7,No.2,1988.轉引自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頁。)。
  傳統上,人們對于作為話語主要載體的語言,要么從社會政治權利的角度來談論,如言論自由等;要么從純技術的角度進行研究,如語言學。后殖民主義理論認為,語言不僅是人們進行交流的主要工具,而且體現了一種權力結構,強調通過對文本——一切滲透著人的活動和價值的事物或作品,包括所有的文字資料——的分析來研究權力支配關系。后現代主義認識到觀念、知識、再現和意識形態等話語在社會及權力組成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指出權力政治的現實始終是由文本和一定的再現方式所構成的。在這些思想中,福柯的“話語權力理論”是其核心話題,使得話語權分析由顯在的具體的權力運作方式深入到隱秘的一般的權力運作方式。
  早期的后殖民主義理論家主要是從顯在的統治手段來分析話語權力。葛蘭西將現代社會中權力的運作分為兩種:即暴力性的統治方式和較溫和的文化控制。他認為,隨著人類歷史的不斷發展,國家結構中的意識形態及文化領導權會愈益強化,經濟和政治利益的沖突往往通過文化的、意識形態的沖突表現出來。(注:段忠橋主編:《當代國外社會思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頁。)而統治者對文化和思想觀念的控制,不是通過外在強制而是通過教育、輿論和精英共識等方式促使被統治者的自覺認同和效仿來實現的。正如馬克思所看到的,“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頁。),由此而喪失社會壓迫的意識,最終淪為其統治的附庸。法農(Frantz Fanon)注意到,殖民者的語言包含著殖民主義的價值觀,它制約了殖民地土著對自我的表達,促成了其文化的自卑和自毀情結,“殖民主義是在種族和文化優越感與文化霸權掠奪的掩蓋下出現的,為現代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利益服務的文化心理壓迫模式”(注:王岳川主編:《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頁。)。
  福柯進一步發現,任何一種話語都是“我們施加于各種事物的暴力”,權力和知識之間存在著相互連接關系。話語不但意味著一種言說方式,而且意味著對言說者地位和權力的隱蔽性認同。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使人們對文化權力的分析從具體的操作層面深入到語義分析的領域,進一步看到了語言與權力的密切聯系。“福柯以話語作為切入點,進而發現話語的真理和權利的棲息之所不在于被談論什么,而在于誰談論它和它是怎樣被談論的。”(注:蕭俊明:“文化的困惑——關于文明沖突論的斷想”,《國外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第3頁。)
  從政治方面來看,“誰在說”是一個代表性的問題,“怎樣說”是一個思維和表達的問題。因此,話語權實際包括兩個方面:從外在形式來看,它意味著每一個主體都有權由自己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意志和要求,除非自愿委托,是不能由別人代替的;從內在內容來看,每一主體都能獨立地以自己的方式進行思維和表達。后者是前者的基礎,前者是后者的具體表現形式。只有在二者都受到法律的規定和保護的前提下,個體才有資格和熱情參與政治,從而形成和維護一個更具公正合理的秩序,促進社會的民主進步。由于思想和言論自由對社會發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所以人們不僅把它當作一種信念,而且把這種信念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確認和保障,并擴展到國際社會。《世界人權宣言》宣稱,人人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堅持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宣言》同時也承認了殖民地人民擁有用其傳統語言解釋普遍道德的權利。
  對于許多現代國家來講,其法律條文已確認了言論自由的權利,但從實踐中來看,這種權利大多還停留在社會生活層面的“有權利說”(The right to speak)上。“在現代國家的場景中,至關重要的是,不同群體以話語方式形成表達其利益的政策或方案的能力,并在公共領域中開辟出宣揚這些政策或方案的能力”。(注:[英]安東尼·吉登斯著,胡宗澤等譯:《民族—國家與暴力》,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55頁。)因此,作為一種現代社會政治權利,僅僅“有權利說”是不夠的,還必須能夠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被傾聽”得到。因此,隨著實踐和理論的發展,其表述進一步完善為“有權利說且被傾聽”(The right to speak and to be heard)。這就不僅需要在理論上更需要在制度安排和機制運行中得到確實體現。萊奧塔德(J.F.Lyotard)指出,發言權本身是最基本的權利。通過說話、演講及其他發言形式,人類可以達成共識,建立共同體的契約。而現存的體制在憲法和國際法原則中雖然承認不同性別,種族,膚色和階級的平等說話權利,實際上并沒有為他們的“發言權”提供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法律的實際有效保證。他認為,只有當文明成為用權力形式保障的承諾時,進步才具有普遍的意義。(注:王逸舟主編:《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1頁。)
  問題到此并未結束。所有法律文件和啟蒙理論所宣傳的言論自由是以一個假設為前提:即當事者能夠運用語言來充分表達自己,語言和人的認識表達是統一的。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是無疑義的,但也存在人與語言相脫離的例外。因此,各國法律在賦予公民以表達的權利和自由的同時,也確立了對限制行為能力者(如智力不健全者和未成年人等)的話語權的保護性條款。因為,這些法律意義上的限制行為人缺乏必要的思維、語言和知識能力來充分表達和維護其合法權益。這實際上說明了,語言表達功能的充分發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言說者自身對語言的把握能力。這種同一語言背景下人與語言的“例外”分裂,在國際社會多語言背景下必然成為一種經常性的問題。
  在語言和人的關系問題上,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各種爭論。傳統上,人們認為語言作為人類社會的產物,可以被人用來反映客觀世界和進行交流,人是語言的主體。以解構主義為基礎的后現代主義認為,這種存在主義式的語言觀缺乏充分的解釋力。語言作為一個社會系統是先于個體而獨立存在的,個人對自我的表述,必須立足于特定的語言系統。說話的主體雖然是人,但人的表達卻經常受制于語言。“不是我在說話,而是話在說我”是其曾經風靡一時的經典表述。后現代主義的語言觀并不是要否定語言的功能,而是通過強調個人與語言的分裂指出了傳統認識的遺漏之處。傳統理論將人和語言分別作為一個整體來討論,因而只看到了人的主體性,而忽視了作為個體的人在一定程度上的客體性,進而看不到在知識與權力的復雜聯系中,各種語言并存競爭背后的權力斗爭。
  語言不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是重要的文化載體。每一種文化都包含著一種獨特的價值觀和思維習慣,它對每個個體而言可以說是先在的,并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對其以后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產生深遠的影響。通過語言傳播來控制人的思想,是維護統治的重要手段。話語生產一般是由權勢集團所控制和選擇的,其目的是消除對其權力合法性的威脅。從國內來看,“國家的發展必然與話語方式的形成相融和,話語方式建構性地塑造了國家權力”(注:[英]安東尼·吉登斯著:《民族—國家與暴力》,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54頁。);在國際上,由于長期的殖民統治,許多殖民地的傳統語言文化遭到了西方殖民者的野蠻摧殘。而殖民統治者站在西方的立場上,詮釋和闡發殖民地國家的歷史和文化,并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論灌輸給殖民地人民。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在被剝奪了代表自己發言的權利后,被迫接受殖民者關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扭曲性解釋。久而久之,殖民地國家的人民自覺不自覺地習慣了這種解釋,以至于在獲得獨立之后,這種解釋也往往以隱性或變性的邏輯延續下來。(注:段忠橋主編:《當代國外社會思潮》,第154頁。)
  通過一定的話語方式進行自我認同和利益表達,是現代政治參與的必要環節。話語霸權就是權勢集團通過權力體系壓制其他話語的表達,同時使隱含自身價值的話語通過教育、媒介和制度等方式滲透到大眾中去,使其逐步喪失自我意識而自覺不自覺地接受,從而將一種外在的強制變為內在的認同。“語言本身是由世界和意識決定的,語言的范疇中包含有世界和意識的范疇。能發出自己的聲音,表明其擁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歷史意識,反之,則表明世界和意識對其的外部化。無言狀態和失語狀態說明言說者的缺席或被另一種力量強行置于‘盲點’之中。”(注:王岳川主編:《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第59頁。)
  二、話語權與國際秩序的建構
  秩序是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內在要求,從秩序的角度研究國際社會是國際政治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現實主義認為,秩序就是一種制度化的利益分配模式,它是權力政治的延伸,強調從國際斗爭手段的角度進行研究;自由主義認為,追求秩序是人類生活的本性,是實現理想社會目標的根本途徑,注重從秩序建構的過程入手進行分析。不論雙方的分歧如何,它們關于國際秩序的認識都與話語權密切相聯。話語權力理論啟發人們從文化權力的運作去分析國際秩序的性質及其建構過程。
  (一)話語權與國際秩序的層次分析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國際政治大辭典》解釋,秩序,即序列、穩定,它與無序混亂相對。秩序通過某種原則紐帶把眾多不相同和不一致的部分排列組合,以確定其在整體中的位置,并依一定的順序運轉。國際秩序,是指國際社會中的主權國家、國家集團和國際組織等行為主體按照某種原則、規范、目標和手段來處理彼此間的關系,以及所建立或維系的某種國際政治經濟運行機制和整體態勢。它包含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內容,前者提出國際社會中的主體應該如何行事,反映了國際法等規范的基本要求;后者反映了國際關系的實際運行情況,其中起作用的是國家的實力和利益。
  從內涵上來講,國際秩序以利益、規范和穩定為基本要素。在自由制度主義者看來,不同意志的國家之所以都希望生活在一個有序的環境中,就在于秩序可以使各方獲利,“使意志得以公意化的與其說是投票的數目,到不如說是把人們結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注:[法]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64頁。)。規范是維護正常社會交往的客觀要求,它有助于形成和維護一個穩定的社會生產生活環境,并減少交易成本,促進社會發展。規范是構成秩序的核心內容。從政治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來看,規范的形成也是對大國霸權的一種超越和制約。雖然有史以來的所有秩序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不合理的內容,但它畢竟在一定程度上使許多權力政治問題規范化和秩序化,緩解了無序狀態下按“叢林原則”自然選擇的嚴重后果。穩定是秩序的前提和外在表現,它標志著某種原則規范的遵從和其機制的平穩運行,沒有穩定就沒有秩序。
  自由主義指出了規范的重要性,但卻忽視了規范的建構過程,而恰恰是后者,規定了行為者的認同與利益。它“不僅影響和規定著國際政治中國家行為體的具體行為、利益、優先選擇以及實現對外政策目標的工具,而且可以幫助行為體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價值的,以及如何運用合法手段去獲得它們。因此,社會規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他們制造出行為模式”(注: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第226頁。)。可見,規范的建構過程就是達成文化共識的過程。雖然人們對于文化有不同理解,但一個基本的看法是,“文化”可以用于社會規范、價值和相關的行為模式等廣義的社會學意義,它們都是影響社會政策的因素,(注:Lars Osberg,“Room for Differences?SocialPolicy in a Global Economy”.這是加拿大Dalhousie大學的Lars Osberg教授在2001年“全球化與當代資本主義國際論壇”上提交的論文。這次國際論壇是由中央編譯局、武漢大學和美國福特基金會聯合舉辦。)文化在這里被定義為共享的價值。
  當然,作為建構規范的文化共識并不一定是有關各方價值的平均數,而常常是在普遍價值名義掩蓋下的主導國家的價值取向。從歷史來看,不同文化的融合不是1 + 1 = 2式的,更多的是類似于A + B + C + …… = A式的,即以主導國家的文化來整合其他不同文化,并以此作為秩序的基礎。所謂霸權秩序,也就是要“創造一種在意識形態上基于廣泛同意的秩序,它按照事實上保證領導國或社會的領導階級持續的主宰,但同時也為較少權勢的國家與階級提供某種程度滿足的總原則發揮作用”(注:轉引自李濱:“‘冷戰后’世界秩序與新世紀中國外交”,《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1期,第77頁。)。
  在全球多民族話語交鋒的背后,是其物質利益和力量的競爭。一種秩序的形成,標志著某種話語主導地位及其所代表的利益分配模式的建立。“話語的權利總是與物質也就是資本主義全球秩序的經濟權力連屬,二者不可分離。”(注:[英]湯林森著,馮建三譯:《文化帝國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頁。)后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弗雷德里克·杰姆遜(Fredric Jameson)強調文化霸權理論最終應落實為經濟問題的分析,也就是要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以及晚期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趨勢和殖民化策略。馬克思早在一個多世紀之前就深刻地認識到這個問題,他指出:“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于這個階級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頁。)作為西方長期以來奉為神圣的自由民主價值觀,主要源自于資本主義萌發階段對商業活動自由與雇傭勞動自由的企求,至今仍然是西方借由掃除其資本在全球擴張障礙的一個有力工具。近年來,隨著環保意識的普及和增強,西方國家在保護環境和健康的話語下提出了一系列的技術標準,作為國際經濟秩序的新規范。這種所謂的“綠色壁壘”,對國際財富的轉移和權力分配產生了眾所周知的影響。
  生產關系的結構構成了整個國際秩序的物質基礎,并決定著政治權力的分配。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也得以不斷滲透到世界各地。雖然現代科技的發展大大方便了不同國家之間的思想文化交流,但我們也應該看到科技不僅具有巨大的創造力,而且對使用落后技術或資本積累不足的參與者具有巨大的壓制作用。由于現代科技的發展主要是以節約人力而不是以節約資本為特征的,因而使得思想的傳播非積累大量資本不可企及。這樣,就只有富有的集團和國家以及持他們認可意見的人才能在輿論領域發言。即便是現今并不令人滿意的東西方交流的形式也掩蓋了雙方不平等地位和權力。西方借助于經濟、技術和語言文化方面的優勢,控制了文化的輸出權,把自身的文化作為普遍的價值標準,通過大眾傳媒向外灌輸,使第三世界只有被動接受的份。
  (二)話語權與國際秩序的法理分析
  一種秩序能否建立并保持穩定,取決于其合法性,即其賴以建立的價值和原則能否被其他參與者認同,以及在制度安排上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各成員的利益。合法性意味著某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并通過其規范的被遵循而實現。即使霸權也“是一種關于秩序的價值結構與理解結構,它充斥彌漫于整個國際體系與非國家實體之中。在霸權秩序下,這些價值與理解相對穩定而無可置疑。它對大多數行為主體來說是自然秩序……霸權來自于主導國家的主導社會階層,以至于他們的所想、所作獲得了其它國家統治階層的默許”(注:轉引自王鐵軍:“新葛蘭西主義對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歐洲》,2000年第1期。)。
  如同成文法與自然法的關系,制度規范是價值的體現。因此,秩序的價值取向關乎各參與者的利益安排。在國內,不同群體通過對話達成共識,形成各種規范,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盡管這種對話還很不足,但在國際范圍內,這種不足之嚴重,直接影響到現存國際秩序的合法性。雖然大多數的國際公約都以“我們全人類”或“我們世界人民”的名義宣稱其普遍性,但實際上,在這種集體口號掩蓋下更多的是大國的話語霸權。他們往往將自己的利益說成是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后現代主義常以這樣的追問來解構權力話語的合法性與權威:“‘我們’是誰”,“誰有資格代表‘我們’”。
  我們不能否認各文化之間的共性,他們可以通過對話就某些基本價值達成一致。事實上,文化的融合與沖突在人類歷史上是同時并存的。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各民族的文化更主要地源自于其特定歷史時空下的體驗,“文化由人類對自身環境(自然、社會和超自然)的認識方式和行為方式等方面組成”(注:[日]宮岡伯人:“世界上九成語言瀕臨滅絕危機”,《讀賣新聞》,2003年3月10日。),由此而造成不同地理環境和歷史經歷的民族在文化價值上的差異,甚至某些方面的對立,也是比較正常的。只要有關各方本著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則,求同存異,文化價值的差異并不會妨礙他們之間的交往與合作。但一些西方大國往往對這種全球對話采取消極態度,而將自己在獨特歷史經歷下形成的文化價值普遍化,作為建構國際秩序的價值基礎。西方的話語霸權,壓制了其他民族的自我表達,更為甚者,它試圖將西方的文化價值強行契入不同文明傳統的非西方世界的行為,必然造成秩序的混亂。
  比如,美國總是將自由、民主、人權及其所理解的內容作為普遍價值,要求其他國家全盤接受。但從西方的民主實踐來看,這些價值的實踐是有其特定的前提條件的。他們是先有自由,再有民主,而不是相反。民主是自由發展的結果,是對自由的制度保障。二者的統一經歷了數百年的磨合,直到20世紀。(注:Fareed Zakaria,“The Futureof Freedom: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Economist,Mar.6,2003.)美國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有得天獨厚的經濟充裕、社會安康和政治穩定,“他們從未為創造一個政府而担憂。這一歷史經驗的差距特別使他們看不到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里奠定有效權威方面的問題”(注:[美]塞繆爾·P·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7頁。)。
  與西方的經歷相反,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引進這些做法后,不但沒有帶來預期的繁榮,反而陷入了持續的動蕩。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國家的國情和時代不同使然。塞繆爾·P·亨廷頓認識到,由于政治制度化的滯后,民眾被民主所喚起的政治參與熱情所產生的政治能量,難以通過有效的政治體制有序釋放,必然導致社會秩序的紊亂。有鑒于此,“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時期就是一個克服社會動蕩和防止政治腐朽的歷史階段……要根除國內政治的動蕩和衰朽,這些國家必須建立起強大的政府”,“第三世界多數國家之所以染上了政治不穩定的頑癥,就在于政府在民主呼聲(這種呼聲實際上只存在于社會總人口中的少數分子之中)和西方榜樣的壓力下,讓政治參與跑到政治制度化的前面去了,結果害了政府自身”。(注:[美]塞繆爾·P·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5頁。)相反,那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成就大都是在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體制下取得的;從時代來看,西方發達國家今天的繁榮除了其制度方面的原因外,還與歷史上其長期的殖民掠奪有關。西方借此獲得了其發展所需的一切資源,并將其制度性成本外部化,而這些對于今天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不可能的,相反,他們還要繼續承受西方發達國家在政治、經濟和科技上的強大壓力。因此,其現代化的道路必然要有別于西方。
  二戰以來,人權話語被宣傳為西方權力的一個來源。蘇東劇變之后,西方更是大力推行其人權外交,引起許多國家的強烈反對。“對人權普遍性提出的文化挑戰來源于三個截然不同的方面——伊斯蘭復活主義、西方自己內部和東亞。其中每一個挑戰彼此都相互獨立,但是如果將其合起來看,他們已經就人權標準跨文化的有效性——進而合法性——提出了大量質疑”,“非西方世界看待人權時,他們認為——十分正確——這個話語源自于所有主要西方國家共同的歷史傳統。但是這些西方國家對自己權利傳統核心原則的理解卻相去甚遠”,“而且試圖將其狹隘的議事日程強加于事實上并不適用個人至上、自私自利、或自由放任等西方概念的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之中”。(注:MichaelIgnatieff,“The Attack on Human Rights”,Foreign Affairs,Nov/Dec 2001.)
  一旦西方的某種話語獲得合法的權力地位,它就能通過話語的壓制和創造功能,使其價值取向披上“集體意志”的外衣。關于亨廷頓那本引起全球爭議的書,許多學者認為,那與其說是一部學術專著,勿寧說是為美國政府出謀劃策的全球方略。它是對西方話語中心地位相對于其他非西方話語興起而漸趨式微的一種担憂,其目的在于重建西方認同,共同維護西方文明話語主導下的國際秩序。
  (三)話語權與國際秩序的現實分析
  對一種秩序的維護,既需要來自于外在的約束,同時更需要來自于參與者的內在認同和遵守。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待話語權問題,首先使人們想到的是“文化帝國主義”。雖然這個深受后殖民主義和國際關系現實主義推崇的詞匯源自于20世紀60年代,但文化心理征服早已有之,自古以來一直是斗爭藝術的最高境界。過去,由于缺乏必要的社會教育基礎、傳播媒介和經濟交往,這種手段的運用受到較大限制。二戰后,一方面由于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出現,戰爭的毀滅性后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軍事手段的運用;另一方面,教育的普及、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以及全球化的快速推進,使得文化信息的迅速而廣泛傳播成為可能。這樣,文化作為一種權力資源,在國際競爭中地位就得以逐步提升。
  漢斯·摩根索通過對帝國手段的比較,認為,“我們姑且稱作文化帝國主義的,是最微妙的,而且,如果他單憑自己的力量而能獲得成功的話,則也是最成功的帝國主義政策。它的目的不在于攻占他國的領土,或控制其經濟生活,而在于征服和控制人的頭腦,作為改變兩國權力關系的工具”,他總結歷史上大多數帝國衰敗的一個重要教訓,是“他們未能征服他們已經征服的人的頭腦,到頭來卻斷送了他們的帝國”。(注:[美]漢斯·摩根索著,楊歧鳴等譯:《國家間政治——為尋求權力與和平的斗爭》,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90、93頁。)
  歷史早已證明,任何只依賴于武力的統治都不能持久。帝國主義經由武力征服開始,進而演化為經濟和意識形態征服。文化帝國主義就是通過文化宣傳和滲透,使國外知識分子、政界要人和民眾產生文化認同和政治共鳴,從而影響其內外政策。后殖民主義理論家將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思想推論到國際社會,認為文化控制仍然是帝國主義在當今的主要表現形式,而殖民主義對東方民族文化身份的扭曲,最終有賴于東方人的自覺認同。約瑟夫·奈以“軟實力”來分析文化的作用,指出“使別人或國家同意或接受我方的價值取向和制度安排,以產生我方希望的行為,軟權力就成功了”(注:Robert O.Keohane,Joseph S.Nye 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September October 1998.)。冷戰結束后,美國將擴展其自由、民主和人權等價值觀作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宣稱要建立一個“和平與安全、自由與法制”的國際新秩序。為此,要充分利用信息網絡技術和美國媒體的強大功能,加大對目標國家文化宣傳和滲透的力度,促進美國價值觀在這些國家的傳播。
  關于文化帝國主義,學術界大體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文化支配的目的是為了經濟和政治控制;另一種則強調文化支配是最終目的,認為經濟和政治控制都是為了文化支配。事實上,二者是相輔相成互為借用的。兩極格局解體以來,凡有西方卷入的各種沖突和對抗中,其文化意識形態都發揮了獨特的作用。通過向非西方推行民主、自由和人權等價值觀,造成了許多民族國家認同的分裂、政權更迭和社會動亂。因為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政府來講,他們了解現存的種種不合理現象,一時無法解決,又被譴責它的道義原則所說服,因而在解釋和促進本身利益方面處于明顯不利的地位,在維護既有政策時似乎也不再確信自己立場的正義性,面對西方的民主要求和民眾的不滿處于一種道義上的無所適從的困境中,以至于于無形之中被解除了武裝:如不屈服于西方的政治經濟要求,就必須面對社會動蕩、政府垮臺,甚至個人被審判的嚴重后果。“從1945年以來,人權語言已經成為了權力和權威的來源……他們不能再通過直接的帝國統治來控制全球,現在西方將其統治世界的真正意圖用看似不偏不倚的、普遍化的人權語言遮蓋起來。”(注:Michael Ignatieff,“The Attack on Human Rights”,Foreign Affairs,Nov/Dec 2001.)
  約翰·湯林森(Johan Tomlinson)在其《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對“文化帝國主義”的種種現象與理論進行深入的分析。它將文化帝國主義分為四個層次加以解剖:媒介帝國主義、民族國家的話語、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的話語和對現代性的批判。雖然在一些分析方法和結論上,許多學者并不認同,但確實從一個全景的角度展示了人們所批評的“文化帝國主義”的種表現。他看到在全球大約3500種口語,約500種書寫文字中,以英、俄、西、德及法語出版的印刷品占到2/3以上。與作者所認為的媒介的中性作用的觀點相反,作為文化的最主要載體,西方語言借助于經濟和媒介的擴張而傳播至世界各地,造成了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及其消費傾向的全球化,使許多發展中國家民族傳統和認同受到威脅,并對全球文化的多樣性構成威脅。法農指出,“使用一種語言意味著接受一種文化,割斷一個人與母語的聯系,也就意味著使他與自己的文化傳統斷絕了聯系”(注:段忠橋主編:《當代國外社會思潮》,第157頁。)。事實上,隨著美國經濟的擴張,帶來了美國文化及其符號的擴張,以至于在深受美國影響的一些地區,越來越多的人感到要用翻譯來解釋他們自己的語言。“西方日益膨脹的消費主義,以及鼓吹絕對的個性自由,攻擊社會公德準則,凸現非理性和價值相對主義的后現代文化。它具有消解民族認同的作用。”(注:[英]湯林森著,馮建三譯:《文化帝國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頁。)
  三、建構國際新秩序的要件:平等的話語交流
  國際社會一經形成,便成為各國生存和發展的外在環境,制約著相互關系的處理。在全球化進程中尋求國際秩序的協調發展,是各國追求的共同目標。冷戰結束后,隨著全球化的加速發展,相互依存的進一步加深,以及伴隨這一過程所出現的困擾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的大量涌現,使許多國家深刻認識到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重要意義。而各民族國家之間普遍平等的話語交流則是建立這一秩序的必要條件。
  在這一過程中,各國必須借助于其語言及其所承載的文化進行思維和表達。“一個民族的精神特征明顯地反映在該民族運用的語言的各個歷史時期之中”,“不論我們將什么樣的形象賦予語言,它(語言)始終是一個民族富有個性的生活的精神表現”。(注:[德]威廉·馮·洪堡特著,姚小平譯:《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的發展的影響》,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16—217、57頁,轉引自艾靈:“語言與國際問題研究——國際問題研究札記之二”,《歐洲》,2002年第2期。)語言多樣性的減少,會造成思維和表達的單一化或者枯竭,進而扼殺了對于人類發展進步極具重要意義的多模式探索,導致人類的知識環境及其生命受到威脅。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推動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馬克布萊德(McBride Report)報告”(Many Voices,One World),直指發達國家,挑戰其文化與傳播霸權。在全球化時代,各種文化均有權利以其特定的語言界定其本身的體驗,問題的關鍵不是去加劇這種對立或抹平差異,而是要承認這種全球文化多樣性的現實,并為他們的對話提供一個理想的平臺。列寧在論及“民族平等”時,總是特別強調“語言平等”,不允許任何語言擁有特權。亨廷頓認為:“在正在來臨的時代,文明的沖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注:[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372頁。)因此,在國際上,要大力倡導國家不分大小強弱一律平等的思想,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并在制度上保證所有國家都能平等地參與國際事務的討論和處理。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話語的權利“總是”與物質權力相連屬的。國際社會為各成員國提供的話語機會,取決于各成員國,特別是主要大國參與對話的意愿。由于諸多不滿,美英等國曾相繼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并撤出其財政支持,使得聯合國所提供的全球性對話是有限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由物質來摧毀。因此,發展中國家要想在國際上獲得平等的話語權,除了進行道德呼吁外,首要的是要發展經濟,積極推進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民主化和現代化建設,增強綜合國力,改善民眾的生存狀況,提高政治參與水平,為促進與西方的平等對話奠定必要的物質和制度基礎。
  在追求現代化的進程中,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自我身份認同和各自道路選擇的問題。發展中國家要想真正擁有自己的聲音,獲得平等的話語權利,必須在積極吸收西方先進文化知識的同時,繼承和發揚本民族的文化傳統,才不至于在全球化的沖擊下喪失自我,迷失方向,淪為新殖民主義的犧牲品。為此,要加強民族傳統教育,發展民族文化,增強民族凝聚力,提高整個社會的受教育水平,使本國人民能夠且善于從自身的歷史體驗和實際出發,選擇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任何閉關鎖國或全盤西化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
  從策略上來看,由于現存國際社會實力分布的巨大差異,發展中國家還不可能立即對西方話語主導的國際秩序進行徹底改造,現實的選擇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范圍內逐步改良,通過對話與西方就一些基本價值觀達成一定程度的妥協,進而以此作為修正各種不合理安排的突破口,以推進國際秩序的公正合理化。因此,要特別注重對西方思想文化淵源、邏輯、范式和流派的研究和借鑒,以提高與西方進行對話的理論水平,這是從技術角度維護話語權的應有之義,也是建構國際新秩序的必要途徑。
  
  
  
現代國際關系京31~37,59D7國際政治阮建平20032003通過一定的話語方式進行自我認同和利益表達,是現代政治參與和國際秩序建構的必要環節。由于一些發達國家憑借其政治、經濟、科技和語言文化方面的優勢向全球灌輸其意識形態,以及歷史上殖民統治所造成的文化方面的斷層和落后,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話語交鋒中經常處于無言或失語的困境,使得國際秩序在價值取向和制度安排上更多體現發達國家的意志,成為他們支配發展中國家的工具。話語權/國際秩序/文化帝國主義阮建平,武漢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作者:現代國際關系京31~37,59D7國際政治阮建平20032003通過一定的話語方式進行自我認同和利益表達,是現代政治參與和國際秩序建構的必要環節。由于一些發達國家憑借其政治、經濟、科技和語言文化方面的優勢向全球灌輸其意識形態,以及歷史上殖民統治所造成的文化方面的斷層和落后,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話語交鋒中經常處于無言或失語的困境,使得國際秩序在價值取向和制度安排上更多體現發達國家的意志,成為他們支配發展中國家的工具。話語權/國際秩序/文化帝國主義
2013-09-10 21:49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從國務總理到修道士
陸徵祥(1871-1949年),字子欣,一作子興,上海人。中國近代著名的天主教人士,也是著名的外交官。他出生于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是一位基督教新教徒,曾經在倫敦傳教會工作....
為傳統文化招魂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歷史學家,儒學學者,教育家。錢穆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有良好觀感,認為中國傳統政治非但不是君主....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