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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為老師“減負”
誰為老師“減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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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減負”說開去
  新千年、新世紀,中國教育以一種全新的姿態登臺亮相:教育部“減負”決心之大、力度之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短期內取得的成效也是空前的。伴隨著“減負”的推進,平素很少有人關注的教育也吸引了整個社會的目光,一時間竟成了“熱點、焦點、賣點”。中國教育能夠從社會邊緣走向“大雅之堂”,本身反映了教育發展的內在需求,也昭示著中國未來的希望。但對于“減負”的前景且不可盲目樂觀,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減負”的道路仍很漫長,“減負”的口號從50年代一路喊到今天,卻一直懸而未決,始終畫不上一個圓滿的句號,已足見其困難重重。當然這些困難并不能動搖我們的信心和決心,但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卻足以引起我們的深思。
  林老師是成都市某中學的初三英語教師,學生馬上就要畢業了,今年初中會考時間又提前了一個月,可是英語的新課還沒有上完。家長著急,當老師的心里更急。每天忙著備課、上課,早晨6點多起床, 晚上12點多才睡覺。但是沒想到,前兩周,有三家報社的記者同時找到她采訪,原來有些學生告她上課“拖堂”!但更令她想不通的是,從上周開始,每當輪到她上課,講臺上總是放著幾個吃剩了的方便面盒。起初,她以為是同學們吃完飯忘了端走,便倒掉了。后來有個學生告訴她,這是幾個學生對她的“抗議”。真沒有想到她一心為了學生,得到的卻是這樣的回報!
  像林老師這樣的例子可能是個別情況,但也不是絕無僅有。有的老師說,如今的學生是越來越難管了,驕、嬌二氣甚重,心理素質又差,有時還敢跟老師對著干。特別是“減負”以來,學生們動不動就嚷著“曝光”,有的學校竟出現了“老師怕學生”的怪現象,老師根本不敢放手管理學生。現在學生不好好學的板子都打在了老師身上,難道家庭、社會乃至學生本人就沒有責任?
  采訪中,記者從內心深處感覺到“減負”似乎把老師推向了一個極其尷尬的位置。有人說,老師之所以積極補課就是為了多拿一點補課費,其實大部分老師補課的津貼遠遠不如做“家教”的收入;也有人說,老師的水平太低,除了留作業、背課文、默寫、考試外沒有其他招數;還有不少人把“徐力殺母”等近期發生的幾起“小概率”事件也與“減負”緊緊聯系起來,似乎學生的“負担”成了一個“大籮筐”,什么問題都可以往里裝,“減負”也真的成了醫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的確,老師作為“補課費”的“獲利者”,“補課”、“加負”的“執行者”、“操作者”負有一定的責任,老師的總體素質也有待提高,但能因為這而一股腦地把責任都推給老師嗎?學生的負担到底源于何方?
  專家認為,中小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担,是一項涉及到社會諸多方面的系統問題。既與老師的教學水平有關,也有家長望子成龍的功利心態、應試教育的理念、“重學歷輕能力”的社會擇業現實的原因,但根本的問題則是教育資源的嚴重短缺。清華大學教授、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理事秦暉說:“所謂作業負担、考試負担只是表象,實際上都是競爭負担。只要競爭壓力沒有減輕,學生同樣會為‘素質’之試疲于奔命。考試的激烈競爭源于教育資源的嚴重短缺。如果不改變資源短缺的局面而只是取消或弱化考試,就會出現‘非考試競爭’,如走后門弄特權的情況,這對多數學生而言豈不是更殘酷了嗎?”
  教師僅僅是形成學生負担這一鏈條中的一環。因此,當我們冷靜地思考“減負”時,應該深刻地認識到這一工作的長期性、復雜性,應該深刻地認識到教育問題并非都是“教育”問題,也并非僅僅由教育部的一個文件、一次會議就能搞惦的,自然也就不應該讓老師把所有煩惱都自己扛。學生責怪老師,家長責怪老師,社會責怪老師,似乎老師成了造成學生課業負担過重、心理負担過重及經濟負担過重的罪魁禍首;似乎“減負”只是老師一個人的事,只能在老師的教學圈圈里打轉轉,只能從提高老師的素質入手,這只能導致“減負”的表面化、簡單化。不大幅增加教育投入,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資源的短缺問題,即使文件一個又一個,口號一聲又一聲,“減負”也只能是“濤聲依舊”。
  “減負”怎么抓?一位在山區工作多年,多次向有關領導反映學生負担過重問題的老師在這次“減負”工作中,竟被人抓住了“增負”的把柄。且看這位老師是如何“增負”的:為了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我非常希望讓學生能夠利用課外時間讀一點自己感興趣的小文章,為此,我多次和校長商量,終于把課外活動給學生爭取過來。我還多次輔導學生寫觀察日記和小論文。學校沒有圖書,于是我想起了集市上的舊書攤。我動員學生每人繳1元錢(交了43人),并用這些錢買了43 本舊書和舊雜志,有《少年文藝》、《百科知識》、《十萬個為什么》等。同學們對這些書都非常喜歡,就像“饑餓”的人見了面包一樣。但上面卻有人說我在給學生“增負”,硬要我作檢查,搞得我簡直莫名其妙。這位老師遇到的情況可能并不鮮見。對于什么是“負担”?應該減什么?不該減什么?怎么減?我們在具體的操作實踐中還有很多工作要作。如今不少記者一提“減負”就跑到學校去稱學生的書包,這難道不是“減負”的悲哀嗎?
  剛從國外歸來的南京一中黨委書記李容,就中小學生“減負”問題,結合他的美國之行,談了自己的一點感受。在紐約一公立學校訪問時,他試著提了一下一個學生的書包,重得差點沒拎動,書包里沒有一本我們學生常用的輔導材料和練習題集,倒是裝了厚厚的幾本介紹古羅馬文化的書。在舊金山與一所中學校長交流時,他想知道學校規模有多大,于是就打聽學校有多少個班級,可校長聳聳肩說不知道,原來美國的中小學沒有固定的班級,教學既沒有統一的教材,也不硬性規定一個學生必須按部就班地一級一級向上升。李容深有感觸地說,由教育部門統一列出學生必讀書目,減輕中小學生書包重量的做法并未抓住“減負”的根本。靈活的教育教學機制的形成,以及注重個性的自由發展和實際能力的提高才能使“減負”走出一片新天地。
      要“教育家”,也要“教書匠”
  山西通寶育杰學校校長詹文齡說:在我的周圍有著這樣一批被我稱作“學者型”的教師,他們具有學者型的思想和品質。不僅有對事業的激情,更有科學、嚴謹的頭腦,能夠孜孜以求,對自己永不滿足,始終把工作、事業和自己的生命熔為一體。他們近乎狂熱地追求完美,為此甚至歷九死而不悔。他們是教育事業的靈魂。與此相對照的是“經驗型”教師,他們按部就班地做事,依靠習慣和匠藝也能大體上把事情做得不錯,但每每經不起更深層次上的檢驗。因為他們過分相信自己“行之有效”的那些套路,對新思想、新觀念和新事物一般取不屑和拒絕的態度。最糟糕的是有些“經驗型”教師習慣于把學生當作“加工”的對象,用車床和模具制造出了一批批千篇一律的齒輪和螺絲釘。尤其甚者,是像制作咸菜那樣的手工生產方式,他們所依靠的主要手段是搓揉和浸泡:這道題給我做三十遍五十遍,風景描寫的手法共有多少種給我背下來,“雞兔同籠”先數腿還是先數腦袋記住了沒有?
  為此,詹文齡校長在通寶育杰學校大聲疾呼,要教育家,不要教書匠,哪怕是“高級的”教書匠也不要。
  詹校長對教育的拳拳之心令人欽佩,但她可能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已經過去的上一個百年,我們產生了那么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軍事家,但像陶行知這樣的大教育家卻屈指可數。我們知道那么多影星、歌星、球星,我們又記住了幾個老師的名字?要教育家,不要教書匠,說著容易,但放眼四顧,何處去覓?1934年,張伯苓在做南開校長時,硬是不肯犧牲學生的寶貴生活以遷就扼殺學生生命力的會考制度,致使南開中學和南開女中在當年河北省會考中成績不佳,但他卻不以為意。他認為培養人才是學校的根本,必須把提高學生的能力和發展學生的個性放在突出的地位。他一再強調南開是造就“活孩子”的,不是造就“死孩子”的。因此他寧可學生“幾乎不及格”,也不愿違背自己的教育理念。像張伯苓先生這樣的校長,當今“四海之大,有幾人歟”?
  “減負不減質”是目前學校提出的一句比較時髦的工作口號,“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變”也喊了一些年頭,但如何“不減質”、“如何轉變”最終還得落在每一位教師頭上。減輕學生負担的關鍵是提高教師的素質,素質教育的實施也需要提高教師的素質,教育界幾乎每一次大的舉措都對教師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我們恨不得把每一位教師都變成教育家,但我們有沒有想過我們的教師隊伍總體上是一種什么狀況?他們最需要什么?我們應當為他們做些什么?我們在抱怨“重學歷輕能力”的人才觀給“減負”帶來麻煩的同時,各地教育部門不也正在制定提高各級教師的學歷標準嗎?我們在當前升學競爭依然激烈的情況下,在提出“減負”之前,為什么不首先采取科學、寬松的升學考試辦法,制定出新的教師評價機制,使教師首先解除思想包袱、使教師“有法可依”呢?
  近期新聞媒體上不斷有老師虐待學生的報道,也不斷的有人被清理出教師隊伍,大家在拍手稱快之余,都在驚訝教師的素質怎么如此之差。中央電視臺一位著名主持人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教師的心理素質太差。司北先生在《新世紀與新教育》一文中指出:任何熟知教師境況的人都不會因教師的心理素質問題而感到驚訝,因為制約他們的因素實在太多。他們在被寄予無限希望的同時,承受著來自學生、家長、學校和社會等各方面的壓力,而付出的勞動并沒有得到公正的回報。我們憑什么向他們索取更多?我們憑的僅僅是“教師”二字嗎?我們讓教師去承担所有的理想,而他們又從哪兒去獲得實現理想的力量?
  拿破侖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士兵全都成了將軍簡直是癡人說夢。今天,我們不要把“教育家”的夢想扣在每一位老師頭上。我們不僅需要教育家,我們也需要大量的勤勤懇懇的默默無聞的匠心獨運的教書匠。
      “三高教師”何處尋
  文小姐在一家外企工作,是個收入不菲的白領。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原來是多么的喜歡孩子,喜歡教育。為了早日當一名小學老師,她不顧家長、老師的勸阻,放棄了讀重點高中的機會,而上了一家中等師范學校。剛做老師的頭幾年,雖然收入少了點,很難滿足女孩子愛美的天性,但聽到孩子們親熱地喊“文老師”的時候,心里總是甜滋滋的。一天放學路過一個十字路口時,她無意間一瞥,竟看到了自己最尊敬的一位老教師在一家舊衣服攤前擁擠的人堆里抓著一大把衣服跟小販討價還價,聯想到幾十年后自己的狀況,頓覺心里一陣凄涼。經過一番痛苦的思索后,她最終選擇了辭職。談及為什么“背叛”自己當初的選擇,文小姐說:“我非常喜歡當老師,但不能過那種清貧的生活,也許將來有了足夠的錢,我還會作老師。”
  文小姐離開了,或許還有更多的人要離開。據調查,在我國國民經濟16個部門中,教師的收入處于倒數幾位。而在香港,教師的待遇在各行業中居中、高水平,不但薪金優厚,而且還可享受各種優惠。人們常說,日本教師具有“三高”,即社會地位高,工資待遇高,從而導致師資水平高。為了留住中小學教師隊伍中的優秀人才,日本專門制定了《人才確保法》,實行了“教師增薪三年計劃”。現在日本中小學教師初任工資超過同齡的一般公務員工資的16%。日本把教師崗位稱為“圣職”。教師同議員一樣,在社會上享受“先生”的尊稱。社會尊師的風尚甚而使未來的教師——師范生也處處受到禮遇,乘公共汽車、地鐵有人讓座,購物允許優先,因為他們一踏進師范院校的大門,就穿上了專門的教師服。而在我國,由于待遇低,不少教師無心從教,不思進取,整天忙于經商、炒股、跳槽;師范生生源不好,素質不高;學校缺乏必要的教育經費,左右掣肘。
  《南方周末》記者余劉文去年回到母校——江西省上富鎮聯盟完小。校長給他拿出一本1998年學校老師的工資單,上面記載:鄒定玉,全年應發2568元,欠發1617元;鄒德利,應發2280元,欠發1436元;舒惠平,應發2304元,欠發1451元;徐立英,應發2304元,欠發1549元;盧蘭盛,應發2304元,欠發1451元;彭嗣香,應發2208元,欠發1391 元。另外1999年的全年工資也一分未發。余劉文拿著這份工資單去找鎮長,鎮長說,應當由村里解決;找村長,村長說,村、組干部也沒領一分錢;找書記,書記說,這是遺留問題。站在教室里,六位老師喝了一年西北風,看來還得繼續喝下去。
  據全國教育工會對若干個縣的調查統計, 全國拖欠教師工資達到7個億。但國家總督學柳斌說,,僅他對兩個農業大省的了解,拖欠教師工資額度就分別為3.5億元和2.7億元,全國近三分之一的縣存在不同程度的拖欠。現實中的拖欠顯然要比統計的情況嚴重得多。如果拖欠在過去還可以說是沒錢,那么當今天國民生產總值已達8萬億, 國家財政收入已在1.15萬億的情況下,難道還有理由再拖欠下去嗎?教師這一稱呼是神圣的,但教師首先是一種職業,是一種生活的依靠,每個教師需要以此謀生——謀食、謀穿、謀日子!
  有一篇《知識越多越值錢》的文章,對去年底清華、北大等高校教師發放津貼的情況作了介紹:清華大學的老師在領11月份的工資時,發現工資卡里一下子多出了不少錢,從300元到5000元不等。 從當月開始,教職工根據崗位的不同,被分為9級,除原有工資外,可享受9個等級的津貼。這對于年平均工資不足兩萬元的教師來說,簡直是“天翻地覆”。尤其是“九級教師”每月僅增加的收入就高達5000元人民幣(寒、暑假不發),幾乎是原有工資的兩倍以上。據悉,為優先扶持一部分學校創辦世界一流高校,教育部及有關部門相繼為北大、清華、復旦等著名高校增加撥款數額。其中清華、北大各獲得18億元,其他高校也有數額不等的撥款。清華此次率先大幅度提高教師待遇拉開了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其他各大學也在緊鑼密鼓籌劃給教師漲工資的計劃。應當說,從“知識越多越無用”到“知識越多越值錢”,我們已經向前邁了一大步。但我們是否也可以問一句,在知識的傳遞過程中,前面的幾棒是否也一樣重要呢?是否也一樣值錢呢?
  據聯合國教科文統計,1991年世界平均教育經費占GNP的比重為5.1%,其中發達國家為5.3%,發展中國家為4.1%,最不發達國家也達到3.3%左右。而中國一直徘徊在3%以下的水平,進入90年代更出現了下滑趨勢,近兩年一直在2.5%左右。中國教育投資整體水平偏低, 特別是國家財政性投資嚴重不足。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報告,1980年到1995年,美國高等教育入學率從56%升至81%,英國從19%達到48%,澳大利亞從25%升至72%,日本從31%升至41%,韓國也從15%升至52%,而同期的中國僅從2%緩慢攀至5%。
  在剛剛結束的全國政協九屆三次會議的閉幕式上,李瑞環同志35分鐘的講話中,用了一半的篇幅來講時間、速度、緊迫感,充分表達了一種時不我待、奮起直追的迫切。時間確實緊迫,速度也非常重要,但我們更應當把這份緊迫感用在教育身上。“科教興國”喊了這么多年,我們在“國興科教”上到底下了多少功夫?如果說經濟需要宏觀調控,需要拉動內需,需要新的增長點的話,那么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更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進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拉動內需更要拉動教育,因為教育是中國的未來,教育是中國最大的“經濟增長點”!“全社會都來關心教育”的內涵是每個人都應當想想能為教育做些什么,通過什么方式參與進來,而不是站在一旁異想天開,袖手旁觀,無端指責。
  
  
  
教師之友成都4~8G3中小學教育李玉龍20002000李玉龍,本刊記者 作者:教師之友成都4~8G3中小學教育李玉龍20002000
2013-09-10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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