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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著名回族史學家白壽彝先生對我國民族關系史研究的杰出貢獻
談著名回族史學家白壽彝先生對我國民族關系史研究的杰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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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14-(1999)02-0063-05
  白壽彝先生是我國當代享有盛譽的著名回族學者、歷史學家。在他近70年的學術生涯中,在多學科領域辛勤耕耘,于中國交通史、中國伊斯蘭教史、回族史、中國通史、史學理論、中國史學史、中國歷史文獻學、中國民俗學、中國民族關系史等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提出了許多頗有價值的卓越見解,對有關學科的開創和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本文擬就白先生在我國民族關系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貢獻,談些個人的學習體會,謹作為晚輩獻給白先生90華誕的一份薄禮。
      一、應當把民族關系史置于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
  白壽彝先生是當代治中國通史的專家,具有深厚的中國史基礎。他主張應當在研究中國通史的基礎上研究民族關系史,尤其要把民族關系史放在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而不能孤立地看各個民族。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撰寫了《關于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的幾個問題》的著名文章,明確提出:民族關系史的研究“重要的是要站得高,要從整個歷史發展看問題。”還說:“一個是橫著看,看在全國范圍里起了什么作用,產生了什么影響;再一個是縱著看,看上下幾千年,看一件事情是怎樣發生的,怎樣發展的,將來又如何,這樣就有意義了。”從這樣一個基本思路出發,他無論在主持編纂大型《中國通史》時,抑或在從事歷史教學中,總是注意把民族關系史置于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和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輝煌成就。
  長期以來,史學界對我國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問題眾說紛紜,爭論不休。歸納而言,大致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友好合作是民族關系的主流;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民族矛盾、民族紛爭是民族關系的主流。對此,白壽彝先生在深入研究了中國歷史上漢族和周邊少數民族間關系的基礎上,換了一個角度考慮問題,提出了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獨到見解。他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有偏頗之處,因為在一定歷史階段,民族關系可能更多地表現為不同形式的友好合作,而在另一歷史階段,民族間的斗爭又可能打得難解難分。從整個歷史發展的趨勢來看,“幾千年的歷史證明,盡管民族之間好一段、歹一段,但總而言之,是許多民族共同創造了我們的歷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斷地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我看這是主流。”[1] 民族友好合作和民族矛盾紛爭都是民族關系的表現,但我們不能把民族關系完全歸結為民族友好或民族矛盾。事實上,民族友好和民族矛盾這兩種歷史現象不但會經常轉換,而且有時會以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同時并存。譬如在民族關系基本上友好相處的時期,有可能出現局部和短暫的民族沖突;而在統治階級發動的民族戰爭中,也不排斥強勢民族勞動人民對弱勢民族勞動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的“題記”中,白先生開篇明義,對此問題闡述得更為透徹。他說:“盡管在歷史上出現過不少的民族斗爭,甚至出現過不少的民族戰爭,但從整個歷史的發展看,我國民族之間總是越來越友好。友好并不排斥斗爭的存在,斗爭也不能阻擋友好關系的前進。民族友好是我國民族關系史的主流。”[2]在這里, 白先生擺脫了形而上學的僵化的思想方法,不是從民族友好與民族矛盾二者之間非此即彼地進行選擇,而是依據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趨勢考察問題,提出各民族共同創造歷史,不斷地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是民族關系的主流。這種分析問題的獨特方法,是白先生史識的過人之處,值得我們很好地借鑒和學習。
  如何對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的發展階段進行科學劃分,也曾是史學界長期討論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關于劃分歷史發展階段的依據,論者提出過諸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發展、階段斗爭以及國家政權的嬗變等不同標準,但很少有人意識到民族關系的發展變化。白先生匠心獨具,認為在此問題上應當綜合歷史的多方面因素,其中包括民族關系的發展變化。這樣的觀點,同樣體現了他堅持把民族關系的發展變化置于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來考察的一貫主張。一方面,少數民族的發展進步,離不開與漢族的交往;另一方面,少數民族的進步,同樣是整個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從這樣的思路出發,白先生非常重視少數民族的封建化。他認為,秦漢是封建社會的成長階段,魏晉南北朝隋唐是封建社會的發展階段。“所謂發展階段,其中一個重要的標志,是民族雜居地區進入了封建化。”宋元時期和明清時期,封建社會繼續發展,在這兩個階段中,邊疆地區和民族地區的封建化程度加深了。“事實證明,每當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總是有少數民族的發展,總是有少數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貢獻。同時,漢族的先進生產技術對他們也有很大影響。這是不可能分開的。”[3] 白先生關于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劃分問題,在他主編的《中國通史綱要》的“敘論”部分和十二卷本《中國通史·導論》卷中,同樣有精辟而系統的論述。作為一家之言,白先生的上述觀點,當然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他認為劃分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發展階段,應當把漢族和少數民族的歷史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加以考慮,則充分體現了他的遠見卓識。
      二、既要反對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
  研究歷史,既要弄清歷史事實的真象,又要對歷史上的人和事作出恰當的價值判斷。在后一個認識面上,史學家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帶上自己的感情色彩,包括民族的、階級的、個人的感情因素。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和評判歷史時不帶感情是不可能的,但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又必須能夠超越自己狹隘的感情,以理性的精神客觀地分析歷史發展的進程及其后果。白壽彝先生是我國回回民族杰出的史學家,也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我們從他的大量論著中,可以看出他傾注了大量心血研究本民族的歷史,字里行間洋溢著對本民族熾熱的思想感情。但他的這種思想感情又是和科學的理性精神結合在一起的。他既反對大漢族主義,也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在他的著述里,沒有狹隘的民族主義感情。如他所言:“從歷史上看,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漢族老大哥是帶頭的,但沒有少數民族的發展,還是不行的。”[4] 漢族是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族成為主體民族,需要有各個少數民族各方面的支持。漢族的形成是好多民族、部落形成的一個新的、大的民族。漢族不只有一個老祖,而是由好多老祖發展下來形成的。后來,漢族的不斷發展,也是不斷吸收各個民族發展的。同樣,其他各民族的發展也同樣受到漢族的影響。總之,“中國歷史的發展,要靠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配合。”[5]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每當民族關系發展一步,我國的歷史發展也就前進一步。”到了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近代化的過程,“這個時期,各民族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共同反對封建壓迫,民族關系進入了新的時期”。[6]今天看來,還是這樣。 “我們現在搞現代化,如果民族地區不實現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還是很有局限的。”[7]白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誡說,涉及民族關系問題, “要理解兄弟民族的思想感情”。[8] 他提出了一個十分新鮮的觀點:“從整個國家歷史的發展來看,凡是盛大的皇朝,沒有少數民族的支持是不行的。”[9]以漢朝和唐朝為例,都是跟少數民族搞好民族關系,得到了少數民族的支持擁護,才出現了盛世的局面。這就從民族關系的角度揭示了封建社會盛世出現的重要條件,這樣的認識應當說是很深刻的。
  白壽彝先生十分重視少數民族在歷史上的重要作用,但他絲毫沒有狹隘的民族關系情緒。他旗幟鮮明地指出:“漢族是中國歷史上的主體民族”;“中國歷史幾千年連續不斷,在世界歷史上是少有的。這個功勞,漢族應居第一。如果沒有漢族,少數民族做不到這一點。”他具體分析了漢族成為主體民族的歷史原因和地理原因,指出漢族作為我國的穩定力量,“并不因元代是蒙古貴族的統治、清代是滿洲貴族的統治而有所削弱,或受到排擠。”對于歷史上少數民族領袖的“朝貢”和漢族天子的“和親”,白先生也不帶任何民族偏見地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他認為,封建社會時期的“朝貢”和“和親”,不是尊卑榮辱的問題,應當看到,在這種政治外衣里邊,蘊藏有各民族團結友好、全國統一凝聚的積極內容。“‘朝貢’干什么?朝‘天朝’嘛!因為‘天朝’各方面都發展得好”,邊疆民族領袖得到封贈,“認為是光榮的,是‘天朝’看得起。”至于“和親”呢,漢族封建統治者以及大多數封建史家一直看作是干弱枝強、不得已才使公主(其實不少人是宮女!)遠走“邊庭’、“下嫁”蕃王,認為是屈辱。其實,少數民族并不這樣看,“一個少數民族領袖,為什么要娶一個漢族姑娘呢?為什么把這看作是光榮的事?他認為漢族姑娘好,漢族姑娘嫁給他是受到重視的表現”。總之,無論是“朝貢”還是“和親”,都是少數民族“向往中原、欽慕漢族文化的反映。”白先生發前人所未發,把問題看得很深入。更深一層看,“即便是民族間戰爭,也或多或少反映出這種向往中原的心情。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都往中原來,為什么?還是覺得中原好嘛!”[10]白先生這種理性的科學論證,教育、感染了各族廣大民眾。有一位同志曾結合自身幼年隨父母跟回族、朝鮮族長輩睦鄰相處的兒時回憶時寫道:“不管是實際的‘麻雀’材料,還是宏觀的理論概括,我們都應理直氣壯地、滿懷熱情地肯定我國各族人民友好團結的歷史傳統。這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方面,對我們搞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同志來說,也應是一種有益的思想感情因素。”[11]這是受到白先生民族研究直接影響的結果。
      三、愛國主義思想教育要與民族史結合起來
  早在50年代初期,白壽彝先生就率先提出把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和少數民族史結合起來的主張。他說:“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和少數民族史的結合,不只可能寬廣了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內容,并且還深刻了、強化了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內容。這一方面是通過愛國主義思想教育,而更加鞏固了各族人民的團結;又一方面是由于各族人民團結的更加鞏固,而大大提高了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效果。所以,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方在展開的今日,把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和少數民族史結合的問題提出來,有完全的必要。”[12]
  民族史研究與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相結合是非常必要的,二者之間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只有從理論高度揭示出這一點,才能使我們自覺地把民族史的研究與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結合起來,而充分肯定各民族共同創造歷史則是關鍵。
  白壽彝先生親自撰寫了十二卷本《中國通史·導論》卷第一章,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講各民族都是國家的主人,肯定了他們在創造中國歷史中所占的位置,真正把通史寫成多民族共同創造祖國歷史的紀錄。白先生指出:各民族共同創造祖國歷史的問題,大家都認同,并且能例舉許多事實和各民族所創造的業績,但僅此還不夠,還要有全面的眼光,如西藏、新疆在今天經濟、文化水平發展比不上內地,從這方面說,水平比較低;而另一方面,在那樣艱苦的地方,堅持建設幾千年,那里成為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里有豐富的地下礦藏,這些值得我們佩服。有些民族小,只有一兩千,有的今天剛剛擺脫漁獵階段不久,我們都不能看不起他們,“人家是在那樣艱苦的地方進行開發工作,漢族到不了的地方,他們做了工作,而且往往在國防前線。”我們要眼界放寬,這樣就真正能看到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祖國的歷史,即使在日常生活里都有民族交流。有這樣的思想認識,就更能激發起我們對多民族國家的熱愛。白先生在《談民族史》一文中寫過這樣一段話:“我們要寫多民族的統一,寫各民族同漢族在相互關系上的發展,各族有各族的特點,但也離不開‘共同性’。第一點是對邊疆的開發,少數民族出了很大力量。沒有他們,邊疆開發是不可能的。他們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他們在邊疆地區繁衍、生息、生產勞動,經歷了多少個世紀。舊的史書,把少數民族同漢族的關系,寫成是少數民族不斷文明化的過程,這是不對的,正是少數民族開發了那個地方。第二點是要大寫我們少數民族如何捍衛我們的邊疆。這兩方面的材料可多可少,但內容很要緊。沒有這兩點,就沒有今天的中國。”[13]固然漢族人口眾多,經濟文化發達,對少數民族有很大影響,而少數民族居地廣闊,形勢沖要,少數民族開發了邊疆,建設了邊疆,保衛了邊疆。漢族和少數民族,都各有物質、精神成就。少數民族向中原地區、向中原朝廷、向漢族同胞不斷供輸各種物產、知識、文化、技術,匯總構建通常所說的“華夏文化”的整體內容。少數民族是在創造祖國文明的歷史行程中走向發展進步的。歷史的、地理的諸因素造成了各民族發展進步上的不平衡性,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是優良的族際傳統,但不等于說是漢族來“開化”少數民族,把文化“賜給”別的民族。白先生公允而精辟地指出:漢族不是“天賦獨厚”,而是“得天獨厚”。[14]
  另外,我國各個民族在生產技術上,在政治關系上,在學術文化上都對祖國歷史作出過歷史貢獻,而且許多少數民族有豐富的資料有待于整理,有的還要做大量翻譯工作,讓更多的人能閱讀和研究。在各民族對歷史所做的貢獻問題上,先生說有一個問題需要重新認識,他以回族為例作了說明。回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但回族人過去用漢文寫了不少書,包括詩集、文集等等。這算不算回族的貢獻呢?而且好多回族人的詩文里并沒有多少回回民族的色彩,倒是有儒家思想,這個問題怎樣認識呢?他說不能以狹隘的眼光認識這些問題,“民族特點是客觀存在的,有些特點還應該發展,但少數民族的某些工作,表現不出民族特點卻對各民族都有好處,這也是很好的貢獻”。[15]這樣來認識問題,就會覺得回族的貢獻比過去所認識的還要多得多。
  總之,只有對以下各方面有深層次的理解和認識,才能更好地開展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白先生語重心長地說:“我們要求青年人愛國,可是他們不知道這個國是怎么回事,讓他們愛什么國,又怎么去愛呢?我們中國歷史學家有個傳統,就是察往觀來:說明過去的事情,展望將來的事情。這是個好傳統,比如宣傳愛國主義,如果僅僅搞一些片面的、零兒八碎的,那沒有什么用處。按照察往觀來的原則,我們需要從整個歷史的縱的方面和橫的方面,深刻地說明我們國家的過去和將來,這樣來宣傳愛國主義,效果是不是更大一些。”[16]寫歷史、寫民族史,就是“使廣大的各族人民有機會懂得祖國的過去、本民族的過去,展望祖國的未來、本民族的未來。”[17]白先生從時代的要求,從理論的高度闡明了少數民族史研究是開展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也指出了要把握住愛國主義思想這個時代的主旋律開展少數民族史研究。
  白壽彝先生對中國民族史關系研究的貢獻是巨大的,是多方面和多角度的,其中還有大量豐富的內容是關于伊斯蘭教史、回族史方面的精辟論述。如此豐富的內容,這非本文所能盡言,本文權當引玉之磚。
  收稿日期:1998—09—07
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蘭州63~67A849民族研究梁向明19991999白壽彝先生是我國當代享有盛譽的著名回族學者、歷史學家。在他近70年的學術生涯中,在多學科領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提出了許多頗有價值的卓越見解。白先生有關中國民族關系史研究的精辟論斷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1 )應當把民族關系史置于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2)既要反對大漢族主義, 又要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3)要把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同民族史結合起來。 白先生在中國民族關系史方面的成就是客觀的。白壽彝/民族關系史/貢獻梁向明,寧夏大學 政法系,寧夏 銀川 750021  梁向明(1962—),男,寧夏固原人,寧夏大學政法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史和回族史。 作者: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蘭州63~67A849民族研究梁向明19991999白壽彝先生是我國當代享有盛譽的著名回族學者、歷史學家。在他近70年的學術生涯中,在多學科領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提出了許多頗有價值的卓越見解。白先生有關中國民族關系史研究的精辟論斷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1 )應當把民族關系史置于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2)既要反對大漢族主義, 又要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3)要把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同民族史結合起來。 白先生在中國民族關系史方面的成就是客觀的。白壽彝/民族關系史/貢獻
2013-09-10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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