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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柳宗元集》的版本問題
談談《柳宗元集》的版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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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Z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9697(2002)01-0001-05
  大家都知道,做研究工作,必須依據準確可靠的材料。我們研究柳宗元,無論是研究他的哲學思想、政治主張,或者文學創作,選擇一個較好的《柳集》版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為柳宗元的著作,從最早劉禹錫開始編纂《柳河東集》之后,歷代曾編印過許多不同的版本。由于時代久遠,官刻私刻家數很多,因而良莠不齊,有的版本存在的訛、脫、衍、倒就相當嚴重,據我正在編纂的《柳宗元詩文二十種善本異文匯錄》的粗略統計,《柳集》四十五卷,經二十種善本互相對校,已校出訛、脫、衍、倒一萬一千多處。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的問題。
  大概從一九七六年開始,我和幾位學界同道,曾合作校點整理新本《柳宗元集》,為了做好這個工作,我們利用北京學術藏書豐富的有利條件,把北京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科學院圖書等圖書館所收藏的《柳集》善書圖書,都進行了比較廣泛的調查研究,同時也翻閱了一些有關版本目錄方面的資料。我們新整理校點的《柳宗元集》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的,前后歷時三年左右,已于一九七九年十月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出版后學術反映良好,認為是目前通行的《柳集》中最好的一種。
  這里我想粗略地談談關于《柳宗元集》的版本情況。為敘述方便起見,我想分幾個問題來談:
  (一)劉禹錫最早所編《柳集》到底是個什么模樣?
  我們在校讀《柳集》卷首劉禹錫所作的序言時,首先便遇到了一個具體問題,即:今所見諸本《柳集》所載劉序,都說他編柳文“為四十五通”;而諸本《劉夢得文集》所錄此文,都說“編次為三十通”;《全唐文》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說“編次為三十二通”。同一篇劉序,對他所編《柳集》的卷數,就有三種不同的提法。由于劉禹錫所編《柳集》原本早已散失不傳,那末這三種提法,到底哪一種較為可靠呢?這是談《柳集》版本源流首先需要探索的問題。
  據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說:
  (《柳集》)劉禹錫作序,編次其文為三十二通,退之之《志》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當時本也,或云沈元用所傳穆伯長(xiū@①)本。
  清人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也說:
  考今本所載禹錫序,實作四十五通,與振孫所說不符。或后人追改禹錫之序,以合現行之卷數,亦未可知。要之刻韓、柳集者自穆修始,雖非禹錫之舊,第諸家之本,亦無更古于是者矣。
  陳振孫認為劉禹錫原編《柳集》是三十二卷,不是四十五卷。理由是劉氏原編在第一卷之后附有韓愈寫的《墓志》和《祭文》,而四十五卷本都不附志文。他懷疑四十五卷本是沈晦所傳的穆修本。紀昀根據陳振孫的這種說法,進一步推斷諸本《柳集》所載劉序“不作三十二通”,而“作四十五通”是后人“追改”劉序,以合所見《柳集》的卷數。
  查《新唐書·藝文志》和《宋史·藝文志》,著錄《柳宗元集》都是三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錄則為正集三十卷、《集外文》一卷。清人莫繩孫認為《柳集》“諸本分卷各異,要以三十卷者為最古,說“三十二卷”,那是因為包括了“《外集》和《附錄》。劉壽曾也認為“三十卷本最古”,有人說三十二通,當是正集三十卷、《外集》一卷、《目錄》一卷。莫繩孫和劉壽曾把三十卷本和三十二卷本兩種不同的說法統一了起來。這種見解,與諸本《劉夢得文集》所錄的劉序作“編次為三十通”的說法完全一致,看來比較接近事實。
  劉禹錫原編《柳集》三十卷,到北宋時已很少流傳,那末最早的四十五卷本又是誰編的呢?這個問題,現在已很難查考。穆修在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一○二三年)刊行的《河東先生文集》,是個四十五卷本,但這并非穆修所首創,他只是校定和重印了“住昔之藏書”。據他為此書所寫《河東先生文集后序》中說,他多年來想找一部完整的《柳集》而未得,直到晚年才見到一個本子,“聯為八九大編,J2N405.JPG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且“書字甚樸,不類今跡”,而且錯字極少,偶爾“脫有一二廢字”,也是由于“陳故mó@②滅”。看來他所見到的這個四十五卷本,時代比他要早得多,而且比較完美。可惜他未具體說明原編者的姓氏,面單憑“J2N405.JPG州前序其首”一語,也不能斷定即是劉禹錫原編舊物。
  經穆修校定的這部《河東先生文集》,用大字刊行,因為它出自穆家,又盛傳是劉禹錫舊物。因而所傳最廣。據北宋沈晦在他所寫的《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后序》中說:當時流傳的《柳集》,除了出自穆修家的四十五卷本,還有小字三十三卷本、曾丞相家本和晏元獻家本三種。在這四種本子中,比較而言,晏元獻家本“最為精密”。沈晦自述他在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校定刊行《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時,考慮到“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修家,云是劉夢得本”,所以須“以四十五卷本為正,而以諸本所余作《外集》。”他把這幾種本子“參考互證”,還參校了《唐書》、《左傳》、《國語》,加上自己的意見,共糾正錯誤兩千多處(見《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后序》)。從沈晦所說的情況來看,他為校定和刊行《柳集》,是付出了辛勤的勞動的,但沈晦認為他所采用“大字四十五卷”本“是劉連州舊物”,這是一個誤會。這個誤會,陳景云在《柳集點勘》中也曾經指出,說:(沈晦)認為“大字本出穆修家”,云是劉夢得本,殆讀穆序未審而失之,蓋劉本之亡久矣。
  沈晦的這一誤會,對后來影響很大。直至今天,還有人認為四十五卷本出自劉禹錫手編。這個誤會最早就是從沈晦開始沿襲下來的。
  (二)南宋早期的“柳州本”《柳集》和“永州本”《柳集》
  穆修本、沈晦本以及北宋刊行的其它各種版本的,都早已散佚失傳,我們只能從它們僅存的序跋及有關史料中約略的看到一點概貌。
  宋代南渡以后的一百四五十年間,是刊行《柳集》和校注柳文最為盛行的時期。而南宋初期較早刊行的《柳集》,從現有材料來看,似當推柳州郡守常同在紹興四年(1134年)所刻的《柳州舊本河東先生集》和永州郡癢葉tīng@③在乾道元年(1165年)所刻的《柳州集》。
  常同所刻柳州本《柳集》,現僅存李褫所作的一篇序——《柳州舊本河東先生集后序》。單憑這篇《后序》,已很難判它出自何本。而葉tīng@③所刻永州郡庠本《柳州集》,雖然它的正集三十卷也已散失,但是《外集》一卷和葉程所寫的原序一篇——《重刊柳文后敘》,卻完整地保存了下來。這部書的原刻本,現珍藏在北京國家圖書館,此書采用桑皮紙,白潔如玉,四傍寬廣,字大者如錢,都是顏柳體,筆法整齊,墨色精純,氣味古樸,確實是宋刻珍本。現在所能見到的宋刻《柳集》中,它可能是最早的一種了。
  這本《外集》,和現在所見《柳集》其它各本的《外集》都有很大不同,主要有兩點:第一,它所收錄的詩文共四十三篇,其中三十二篇其它本子都編入正集,只有八篇,其它本子也編入《外集》,第二,此書中有一首詩——《送元hào@④師詩》和兩篇文章——《上宰相啟》、《上裴桂州狀》,則為諸本《柳集》正集、外集均未見。莫繩孫在為此書所寫的《跋》文中,說他“所見《柳集》近十種”,《外集》皆二卷,只有晁氏《郡齋讀書志》“作一卷”。晁公武與葉tīng@③是同時代人,所錄《外集》一卷,當“即此永州本”。劉壽曾曾將此《外集》與郭云鵬濟美堂本《河東先生集·外集》進行對校,發現濟美堂本“與此本次第多異”,雖亦有,可正此本之誤者,然此本“文字勝于通行本者致多;他又將此本與北宋所編《文苑英華》“表類”所收柳文對校,凡發現《英華》注“集作某”者,又多與此本合。
  這個本子曾長期被湮沒不聞,直至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莫繩孫始得之于金陵市上,光緒四年(1878年)合肥人蒯光典采用西法曬照影刻;后一年,又有李濱刻本,此書才得以流傳。
  在葉tīng@③刻《柳州集》之后,至紹熙二年(1191年),零陵郡守趙善甚又曾刻《柳文》錢重校本。據趙氏所作《柳文后跋》中說:
  子厚居永最久,作文最多,遣言措意最古,衡湘以南,士之經師承講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意其故家遺俗,得之親授,本必精良,與它所殊。及到官,首取閱之,乃大不然,訛脫特甚。……因委廣文錢君多求善本訂正,且并易其浸滅者,視舊善矣。
  永州州學教授錢重在《柳文后跋》中也說:
  子厚居愚溪幾十年。……重冒味分教此邦,意為《柳文》必有佳本。及取觀之,脫繆誤特甚,而又墨板歲久漫滅大半。今史君趙公,……命重為之是正,且俾易其板之朽弊者。
  兩篇跋文反映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即永州所刻《柳集》,沒有一個“精良”“佳本”。從葉tīng@③刻《柳州集》,到趙、錢二人作《柳文后跋》,時隔不時二十六年,然兩篇跋文都未明確提到葉程刻郡庠本《柳州集》的事。也可能他們并不認為這是個“佳本”。錢重在跋文中曾舉《吏商》篇為例,說他曾根據善本,校正了《柳文》中的不少“脫繆訛誤”。可惜錢重校本今已不傳,他所據善本,也已無從查考。
    (三)各家注釋本的出現
  《柳集》從各種白文校本到各種注釋本的出現,有一個演進的過程。《柳集》注釋本出現的時代,從現有材料來看,當在李石(1108年—?)之后。在此之前,雖間或亦有為柳文作注者。可惜這些注本的原刊本都已不復可見,除韓醇《柳文詁訓》一種現在尚獨立成書外,其他許多家的注文,我們已只能從現存的幾種集注本中看到一些。
  韓醇《柳文詁訓》是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所刻。此書以沈晦本作底本,并“校以家集”,“稽之史籍”,也校正了沈晦本的不少錯誤。他搜葺遺佚,編成《新編外集》一卷“附于《外集》之末”,這是沈晦原本所沒有的(見韓醇《河東先生集記后》)。此書今存《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有北京圖書館藏“四庫底本”和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兩種。這兩種本子,其實也已經不是韓醇《柳文詁訓》的原貌。書中多處直錄孫汝聽,張敦頤等人注文,書名加上“新刊”二字,也說明它是經過后人重新整理的。
  《柳集》各家注本的大量出現,為后來出現的集注本準備了條件。根據現有材料分析,今傳《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的前身,可能是《柳集》集注本中最早的一種。“增廣”本中存在的有些現象,似乎反映出這個集注本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它最初可能只是集童宗說、張敦頤、潘緯三家注,這個三家汪本的某注者是誰,無明文記載。三人都是同時代人,而童、張略早于潘,也有可能即潘緯所輯。“增廣”本似當是三家注本之后的本子,童、張、潘三家的注文雖占此書注文的絕大多數,但它把原來的三家增為九家(其實除劉禹錫外只有八家)故在書上冠以“增廣”二字。但注文比較簡略,不如南宋其它屬注本注家眾多,內容翔實。它有“增廣”之名,而無“增廣”之實,很可能是略晚于潘緯的書商所刻。
  有人認為今傳《增廣注釋章辯唐柳先生集》即是潘緯《柳文盲義》,這當然是一種誤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早已指出過這種說法的錯誤。二書的很大不同,還在于潘緯《柳文音義》采用的是三十三卷本,而《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則為本集四十三卷,另有《別集》、《外集》、《附錄》。這不僅與潘緯“自撰之體例”不同,與劉禹錫所編三十卷本也不一樣。它把《非國語》另編為《別集》二卷,在此前《柳集》中亦不多見。
  此書現在比較通行的,是《四部叢刊》影印元刻麻沙本。但我們發現北京圖書館所藏《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與《四部叢刊》本略有不同。它比《四部叢刊》本多《外集》一卷、《年譜》一卷,文字、紙張、墨色都頗精好,書臆有潘緯行書原跡序文一篇,亦為《四部叢刊》本所無。袁克文鑒定此書為宋刻本,但北京圖書館認為是元刻建本。
    (四)今傳較好的幾種《柳集》版本
  前述《柳集》穆修本、沈晦本以及北宋刊行的其它許多版本,都早已散失,我們只能從他們僅存的序跋和有關史料中約略地了解它們的概貌。
  宋代從南渡以后的一百四五十年間,是校注柳文和刊行《柳集》最為盛行的時期,此后,元、明、清各代,陸續都刊行新本。但流傳至今比較好的《柳集》版本,為數并不是很多,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新刊增廣百家詳補注唐柳先生文集》(簡稱“百家注本”)
  二、《五百家注柳先生文集》(殘本)(簡稱“五百家注本”)
  三、《重校添注音辯唐柳先生文集》(殘本)(簡稱“鄭定本”)
  四、世cǎi@⑤堂本《河東先生集》(簡稱“世cǎi@⑤堂本”)
  五、《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簡稱“音辯本”)
  六、《新刊詁訓唐柳先生文集》(簡稱“詁訓本”)
  七、永州本《柳柳州外集》(簡稱“永州本外集”)
  以上幾種本子,除了永州本外集,都是四十五卷本。現在簡略作些介紹:
  一、《百家注本》是現存《柳集》宋刻本中時代較早而又比較完整的本子,是一部比較詳善的集注本。今存原海源閣楊氏舊藏一部,為北京圖書館作為珍本收藏,此書正集四十五卷,都完好無缺,經鑒定為宋刻蜀本,現在已經是海內孤本。
  “五百家注本”現在只有殘本。北京圖書館所藏南宋原刻本,現只存殘本十一卷(卷十六至二十一、卷三十七至四十一);另有《四庫全書》文津閣本,現存正集前二十一卷、《外集》三卷、《附錄》四卷;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現存正集前二十一卷、《附錄》四卷、《新編外集》三卷、《龍城錄》二卷。
  我們把“百家注本”和“五百家注本”兩相對校,發現這兩個本子基本上是相同的。不但二書在卷首所列注釋者姓氏基本相同;而且正文、注文除少數刻誤外,也幾乎無大兩樣。稍有差異的是:
  (一)“百家注本”只有正集,而“五百家注本”有正集、外集及附錄;
  (二)“百家注本”在卷首所列注釋者姓氏為101人,而“五百家注本”連同編者魏仲舉自己在內,實為102人。又,“百家注本”于所列各家姓氏之后,尚附注“新添集注一家、續添補注一家”;而“五百家注本”附注則作“新添集注五十家,續添補注七十家。”二書實際并不存在這么大的差數。魏仲舉虛夸注釋者人數,以示其采摭之富,這一方面固然是為了湊合與所刻《五百家注昌黎先生集》并用“五百家注”;同時也是他作為一個書商,想以此作為獲利的手段。
  (三)二書在注文上出入比較明顯的,主要是第十四卷《天對》一篇
  魏仲舉刻“五百家注本”,成書于南宋慶元六年(1200年)。“百家注本”的成書年代和編者姓氏,尚有待作進一步的考證。但我個人認為,“百家注本”成書的時間,可能略早于“五百家注本”。理由是:
  第一,“百家注本”正文和注文中的錯別字,在“五百家注本”中都有所改正,“百家注本”不誤而“五百家注本”有誤的情況雖偶爾也有一些,但并不多見。
  第二,宋代前期刻書,無論官刻私刻,都大量采用俗寫省筆字。“百家注本”俗寫省筆字甚多,而南宋原刻“五百家注本”所用俗寫筆字甚少,南宋晚期所刻的“世cǎi@⑤堂本”就已根本不用俗寫省筆字。
  第三,“百家注本”與“五百家注本”都系坊刻,坊賈為刻書貿利,虛夸注者人數,一般都由少到多,按注本發展而言,亦當是由簡入繁。
  根據上述材料,因而可以推知“百家注本”當略早于“五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是否是在“百家注本”的基礎上進行了“新添”和“續添”,從二書正文和注文的幾乎完全一致來看,這個可能性是較大的。
    談談“世cǎi@⑤堂本”
  在“五百家注本”于南宋慶元六年(1200)問世之后,大約又過了十余年,姑蘇鄭定于寧宗嘉定年間,在嘉興刊行《重校添注音辯唐柳先生集》四十五卷(簡稱“鄭定本”)。這個本子,是鄭定在“百家注本”和“五百家注本”的基礎上經過重校添注而成。書中對前人注文,都保留原注者姓氏;凡自己新校或增注的文字,則以“重校”或“添注”標明。此書已在清代散失,現僅剩殘本五卷(卷十八至二十、卷四十三至四十四),藏北京圖書館。清初何焯曾以此本校柳文(簡稱它為“大字本”或“重校”),我們現在只能從他的校本和《義門讀書記》中略見真概貌。
  在《柳集》集注本中,南宋末年度宗咸淳年間廖瑩中刻的“世cǎi@⑤堂本《河東先生集》,一向以版刻精美見稱。廖是福建邵武人,是賈似道的門客,頗得賈的信賴。“相傳其刊書時用墨,皆染泥金香麝為之”(丁日昌《持靜齋書目》卷四)。所刻韓、柳集,人們多稱其精美;但陳景云卻認為“其人乃粗涉文藝,全無學識者”(《韓集點勘后》)。我們將“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鄭定本”和“世cǎi@⑤堂本”進行對校,發現“世cǎi@⑤堂本”雖刻工精美,校正了一些文字錯誤,新添并改正了少數注解。但廖瑩中的刻書態度是極不嚴肅的。他在書中明明直接采用了繼“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系統下來的“鄭定本”,在“凡例”中卻不僅只字不提,反而詭稱他“世cǎi@⑤堂本”“新載篇章”是“從沈晦本所定次序”,并指責“五百家注本”的“諸家注文,間多龐雜”,吹噓他以閣、京、杭、蜀及諸郡本“并加校”,“其間是正頗多”。尤其重要的是,他把“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和“鄭定本”在每條注文前一直完好地保留下來的注者姓氏一律刪去,這不僅給柳文研究者帶來不便,而且使某些注文造成了不應有的混亂。再就其校正柳文來說,也依然紕繆頗多,有些訛脫衍倒甚至為它本所無,比如在《霹靂琴贊引》一文中,一下就脫落“火之余又加良焉”七字,這在“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和“鄭定本”中,就都沒有這個脫誤。
  廖氏原刻《河東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現藏北京圖書館。
  此書雖版刻精工,但從問世以后,直至民國元年,傳本極少。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深鄙瑩中為人”(陳景云《樸集點勘書后》;與“廖氏刻此書后,其勢旋敗,國事亦 ”,也可能有一定關系(羅振堂《重印河東集凡例》。民國初年,羅振常隱廬影印此書,才得以廣為流傳。影印本比廖氏原刻本多《外集補遺》一卷、《龍城錄》二卷、《附錄》二卷、《集傳》一卷、《后序》一卷,系據明郭云鵬“濟美堂本”所補入。1960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據影印本斷句排印,刪去《龍城錄》二卷,現在流傳比較廣泛。我們整理新校《柳宗元集》為什么決定以“百家注本”為底本?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因為“百家注本”是現存《柳集》宋刻本中時代較早而又比較完整的本子。北圖所藏“百家注本”,正集四十五卷完好無缺,經鑒定為宋刻蜀本,已是海內孤本,急待整理搶救;二是北圖所藏宋刻“世cǎi@⑤堂本”雖也完整,但比“百家注本”至少晚出七八十年,且解放已排印出版,注傳較廣;三是因為其它南宋刻本都已殘缺不全。
    《柳集》的三種明代刻本
  元代刻書的風氣相當盛行,但《柳集》刻本不多。明代刻印的《柳集》不少。比較受人們所稱道的,主要有郭云鵬的“濟美堂本”《河東先生集》、游居敬校《柳文》、蔣之翹注本《柳河東集》等幾種。前二種均刻于明代嘉靖年間,后一種則刻明代末年。
  關于“濟美堂本”,長期以來流行著一種比較普遍的說法,即認為“濟美堂本”是“世cǎi@⑤堂本”的翻刻本。這種看法,不僅流傳在口頭上,而且甚至標明在書本上。比如有些圖書館在所藏“濟美堂本”《柳集》的函套上,就寫上了“明濟美堂郭氏覆刻宋世cǎi@⑤堂本”的字樣。我們把“濟美堂本”與“世cǎi@⑤堂本”從版式行字相比較,二書確實無大兩樣。但二書在內容上卻不存在翻刻問題。關于這個問題,羅振常在影印宋世cǎi@⑤本《柳集》時,曾在該書卷首所寫《讀世cǎi@⑤堂本河東集雜識》中指出過“濟美堂本”與“世cǎi@⑤堂本”的相異之處,但他并沒能弄清楚它們為什么相異的原因。羅振常認為“濟美堂本”的注文所以與“世cǎi@⑤堂本”略有不同,是由于郭云鵬或“采廖氏,或采舊注,或仍同廖本而增減其字句,顛倒其前后。”其實事情并非為此。我們在新校《柳集》的過程中,發現“濟美堂本”的注文,與“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尤其是“五百家注本”完全相同。羅振常所指出的“濟美堂本”與“世cǎi@⑤堂本”的相異之處,正是“世cǎi@⑤堂本”,正是“世cǎi@⑤堂本”與“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的相異之處,也就是廖瑩中在采用“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和“鄭定本”的注文時所做的“增減其字句、顛倒其前后”的工作。根據我們對這幾個本子進行系統互校之后所得到的印象,感到歷來認為“濟美堂本”是翻刻“世cǎi@⑤堂本”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恰切的說法應該是,“濟美堂本”是“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的翻刻本。郭云鵬刻此書時,對《外集》和《附錄》作了些改編的工作,而對于注文,他除了保廖瑩中那樣刪去注文前原注者的姓氏之外,可說并未作任何新的加工。潘宗周在所寫《寶禮堂宗本書錄》中說過:
  “濟美堂本”版式相同于廖氏,注語大有增減;世傳復震廖本者,實為wèi@⑥言。陳景云著《韓集點勘》,稱東雅堂刊《韓集》用“世cǎi@⑤堂本”,或因是而誤為推測歟!
  潘宗周所指出的這個誤會,惜長期以來并來引起人們的注意,因而以誤傳誤,直到至今。
  關于“游居敬本”《柳文》。此書是游居敬在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校刻,有正集四十三卷、《別集》二卷、《外集》二卷、《附錄》一卷。葉德輝《書林清話》亦列為“明人刻書之精品”。
  游居敬所刻《柳文》,刻工很精細,但實際上不過是元刻麻沙本《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刪去全部注文后的白文翻刻本。二書不僅卷帙、篇序全同,而且經游居敬校改之處不多。游刻《柳文》的字體,采用橫輕直重的宋體字,這與它以前的所有《柳集》相比,在字體上是個明顯的變化。宋刻諸本《柳集》,其字皆顏柳體,其人皆能書之人,大都筆法整齊,氣味古樸。如宋刻永州郡庠本《外集》、宋刻“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等,就都字體端楷,墨色精雅。有元一代,官私刻本多用趙松雪字體,雖狹行細字,亦尚有佳者。明人用宋體刻出,開始于明代成化以后,游氏用宋體刻《柳文》,明末蔣之翹刻《柳河東集》亦采用宋體,當是受當時時代影響的結果。
  關于蔣之翹輯注本《柳河東集》。此書在明刻諸本《柳集》中有一些自己的特點。它在前人集注本的基礎上作了新的補充。但增補部分主要是明代人如何良俊、歸有光、唐順之、茅坤、王世貞、胡應麟等人對柳文的評語,注文增補較少。他采用前人注文,也大多未注明注者姓氏。正集四十五集,卷帙編治與“百家注本”“五百家注本”這個系統無大兩樣。但《外集》五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編排與諸本不同、當是蔣之翹自己所新編。
  清代人很看重宋元刻本,所以翻印舊書的風氣極盛。乾隆時纂修《四庫全書》,凡有宋刻和元刻傳世的圖書,一般都不經過精心校勘,便進行繕錄。所以《四庫》本所收錄的《五百家注柳先生集》、《詁訓柳先生文集》、《增廣注釋音辯柳集》,都是楷書鈔本,卷數編排尚能保持原貌。私家所刻《柳集》,雖亦有數種,但精品很少。清初何焯批校《王荊石先生批評柳文》十二卷,校正了柳文中的一些錯字,并保存了多卷現已散失的《鄭定本》原文,有一定參考價值。校本現藏北京圖書館。另有佚名臨何焯批校《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一部,亦藏北京圖書館。此后,陳景云有《柳河東集點勘》,吳汝綸有《柳州集點勘》,但都并未刊行《柳集》新本。
  收稿日期:2002-07-20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修去彡加月
    @②原字靡加刂
    @③原字木加呈
    @④原字曰下加高
    @⑤原字纟加采
    @⑥原字衛的繁體
零陵學院學報:社科版永州1~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吳文治20032003自劉禹錫編纂《柳河東集》后,歷代都有新的版本問世。為了向柳學愛好者提供一種較好的《柳宗元集》,于是《柳集》的版本成了大家關注的問題。在此,對劉禹錫所編的《柳集》,以及南宋早期的“柳州本”《柳集》和“永州本”《柳集》進行了考證,對各家注釋本和當下流行的幾種較好的《柳集》版本進行了指認,并對“世 堂本”和三種明代刻本進行了專題介紹。柳宗元集/版本問題/柳宗元研究/柳宗元吳文治,中國柳宗元學術研究會會長,博導。 南京市北京西路77號235信箱,江蘇 南京 210013 作者:零陵學院學報:社科版永州1~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吳文治20032003自劉禹錫編纂《柳河東集》后,歷代都有新的版本問世。為了向柳學愛好者提供一種較好的《柳宗元集》,于是《柳集》的版本成了大家關注的問題。在此,對劉禹錫所編的《柳集》,以及南宋早期的“柳州本”《柳集》和“永州本”《柳集》進行了考證,對各家注釋本和當下流行的幾種較好的《柳集》版本進行了指認,并對“世 堂本”和三種明代刻本進行了專題介紹。柳宗元集/版本問題/柳宗元研究/柳宗元
2013-09-10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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