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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靈運《擬鄴中集八首》考論
謝靈運《擬鄴中集八首》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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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代乃為漢魏六朝詩歌創作的一種重要現象。謝靈運作為晉宋時期的一位著名詩人,也不例外地在其創作中使用了擬代體。他的《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并序》(以下簡稱《擬鄴中》)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可是,由于謝靈運在山水詩創作上的極高成就,以及后人對擬代詩尤其是擬詩的偏見,這組特殊的作品并沒有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
  擬代體其實是包括兩個內容,一為擬體;一為代體。前者是運用摹擬、仿擬的方法寫作的詩歌作品,如陸機的《擬古詩》。后者是運用代言的方法寫作的詩歌作品,如曹植的《代劉勛妻王氏見出為詩》。由于謝靈運《擬鄴中》以“擬……”為題,人們通常視之為一般的擬體。而在人們的思維中,擬詩又往往與摹擬、抄襲、作偽相聯系。其實不然。在這里,我擬就謝靈運《擬鄴中》的諸多相關問題,嘗試予以考察和討論,以便澄清一些模糊認識,探究其中的某些規律。
      關于《鄴中集》
  要想對《擬鄴中》進行討論,首先就應當對《鄴中集》加以考察。關于《鄴中集》之目,最早便見于謝靈運此《擬鄴中》詩之總題中。遍檢六朝詩論、典籍及《隋書·經籍志》,均無著錄,至唐唯有皎然《詩式》始列此目。這一情況說明了以下可能:一、《鄴中集》流傳至唐后失傳,皎然見到過傳本。自然,謝靈運也同樣見到過傳本。只是《隋書·經籍志》未予著錄。二、此集唐初即已散佚,皎然只是沿用了謝靈運的說法,用以指稱曹丕及曹植以下八人的公宴詩。三、此集在謝靈運所處的晉末宋初就早已散佚,謝靈運亦未見傳本。《擬鄴中》詩題中之“擬”乃虛擬、揣擬之意,而非摹擬、仿擬之意。
  在此,我傾向于第三種可能。
  首先,從《鄴中集》之目緣起看,謝氏《擬鄴中》與史實就有相矛盾之處。《文選》李善注引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撰其遺文,都為一集。”黃節補注:《初學記》引《魏文帝集》曰:“為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并賦詩,命王粲、劉楨、阮@①、應@②等同作。”黃節認為這就是《鄴中集》詩的來源。(注:黃節:《謝康樂詩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98。)在謝靈運之前并沒有人提到過《鄴中集》,李善注與黃節補注指出了此目緣起的線索。尤其是李善注引曹丕《與吳質書》中,明確提到當時曾結集一事。顯然,《鄴中集》即為此集。
  如此,我們當認真考察一下曹丕《與吳質書》的背景。《三國志·魏書》裴注引《魏略》謂:“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云云。(注:《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一,中華書局1959年,頁608。)可見, 曹丕《與吳質書》寫于建安二十三年。當時,鄴下文人的基本情況是這樣,阮@①早在建安十七年就已病逝,王、徐、陳、應、劉俱染瘟疫,死在東征途中。曹丕所言“觀其姓名,已為鬼錄”,正是指此。從以上情況和這句話的語氣可以初步推斷,集中并未收錄曹植的作品。而且,史書中的若干事實都足以證明,由于爭立太子的緣故,曹丕對曹植已恨之入骨。他決不愿在任何場合抬舉曹植,更何況是流傳后世的詩集呢。這一點在曹丕的《典論·論文》和《與吳質書》中都明顯地表現出來。曹丕一生,唯獨此兩文對其當代文人進行了比較客觀的品評。可是,前者標舉建安七子為王、徐、應、劉、阮、陳,外加孔融。后者因阮@①早亡,而僅提王、徐、應、劉、陳,均不及曹植。但事實上,正如后人所公認的那樣,鄴下文人成就最高者當屬曹植。無怪有人對曹丕所提“建安七子”之名表示了極大的懷疑。明人許學夷《詩體明辨》就引《魏書·王粲傳》明確指出:“故自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植與粲等六人,實稱建安七子,然文帝《典論》論七子之文無曹植有孔融者,以弟兄相忌故也。”誠哉!斯言。由此可見,曹丕結集,斷不會收入曹植。謝氏《擬鄴中》卻列有《擬陳思王植》一首,這說明謝靈運認定《鄴中集》收錄了曹植的作品。而這個認定恰恰與以上的考察相矛盾。
  其次,皎然《詩式》雖標列“鄴中集”之目,但這并不能說明他真正看到了《鄴中集》。原因很簡單,皎然《詩式》論詩,多引證具體作品,而于此目下對作品卻只字未提。其言曰:
  鄴中七子,陳王最高。劉楨辭氣偏,王得其中。不拘對屬,偶或有之,語與興驅,勢逐情起,不由作意,氣格自高,與《十九首》其流一也。(注:李壯鷹:《詩式校注》,齊魯書社1986年,頁84。)
  不難看到,這與其說是評論《鄴中集》,莫不如說是評論“鄴中七子”。因此,只能懷疑皎然《詩式》標列“鄴中集”一目,有可能是一種訛誤。
  最后,從謝靈運擬曹植詩中所透露出的信息上,也可以看出它與史實的矛盾。謝靈運在《平原侯植》一首的詩前小序中稱:“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頗有憂生之嗟”。我們知道,曹植雖然在與曹丕爭立太子上遭到失敗,但在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之前,他一直過著比較優越的生活。其間,曹植盡管因司馬門事件而失寵,不過曹操對他的偏愛始終難以割舍。《三國志·陳思王植傳》載:“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也就是說,曹操對他仍然十分器重。的確,在建安二十四年,曹操下狠心殺了曹植的謀士楊修。這件事頗令曹植心驚。但我覺得,曹操這樣做,并不是直接針對曹植的。或許他有維護曹魏政權的更長遠、更周全的考慮。《三國志·陳思王植傳》已透露了些許信息:“太祖既慮始終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曹植這種不安,顯然是担心曹操的怪罪,担心自己的政治前途。他還不至于有生命之憂。同時,今天翻檢他黃初以前的作品,也實難發現其中的所謂“憂生之嗟”。確切地說,曹植“頗有憂生之嗟”,應當是對他黃初以后生存狀態的描述。另外,序文說曹植“不及世事”也與當時的史實大相徑庭,果真如此,也就沒什么太子之爭了。
  根據以上三個方面的理由,我認為,《鄴中集》在謝靈運所處的晉末宋初就早已散佚,謝靈運亦未見傳本。《擬鄴中》詩題中之“擬”乃虛擬、揣擬之意,而非摹擬、仿擬之意。
      對《擬鄴中》的初步考察
  通過前面的考察,可以初步認定,謝靈運《擬鄴中》詩題中之“擬”乃虛擬、揣擬之意,而非摹擬、仿擬之意。這樣看來,《擬鄴中》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擬詩。臺灣學者梅家玲曾討論漢魏六朝的擬代詩說:
  不論是擬作,抑是代言,都必須根據一既有的“文本”去發揮、表現;此“文本”不僅是以書寫品形態出現的特定“原作”,也包括一切相關的人文及自然現象。所不同者,僅在于擬作必須以一定的文字范式為據,代言于此則闕如。但后世論文者在討論擬代諸作的相關問題時,往往將其一概而論,并未考慮到擬作、代言諸體基本質性的差異,以及其間糾結錯綜的關系,以至對其多持以否定的態度。事實上,由于所依循之“文本”性質的差異,擬作、代言原自有分際,但在某些情況下,卻又以“合一”的姿態出現。考諸漢魏以來的擬代之作,“純擬作”、“純代言”、“兼具擬作、代言雙重性質”,正是其三種最基本的作品類型;以此三類為宗,復有若干交揉錯綜之變化。(注: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臺灣里仁書局1998年,頁64。)
  那么,謝靈運《擬鄴中》組詩就應當是梅家玲所說的第三種類型,即“兼具擬作、代言雙重性質”的類型。首先,這一組詩是“以一定的文字范式為據”的。此“一定的文字范式”包括:
  一、鄴下諸文人的詩、文、賦作品。《文選》李善注已指出了《擬鄴中》對此一“原作”若干仿擬、化用的例證。下面不妨列舉幾例。
    《擬鄴中》詩句
  1.伊洛既燎煙,函崤沒無象。
                 ——擬王粲詩
  2.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
                 ——擬王粲詩
  3.排霧屬盛明,披云對清朗。
                 ——擬王粲詩
  4.并載游鄴京。
                 ——擬王粲詩
  5.愛客不告疲,飲宴遣景客。
                 ——擬陳琳詩
  6.行觴奏悲歌,永夜系白日。
                 ——擬徐干詩
  7.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止。
                 ——擬阮@①詩
  8.今復河曲游,鳴葭泛蘭汜。
                 ——擬阮@①詩
  9.妍談既愉心,哀音信睦耳。
                 ——擬阮@①詩
  10.愿以黃發期,養生念將老。
                 ——擬曹植詩
  李善注其出處(注:黃節:《謝康樂詩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1.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
                 ——曹植《送應氏》
  西京亂無象。
                 ——王粲《七哀詩》
  2.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
                 ——王粲《七哀詩》
  3.一得披玄云望白日,唯力是視,敢有二心。
                 ——阮@①《謝太祖箋》
  4.同乘并載,以游后園。
                 ——曹丕《與吳質書》
  5.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
                 ——曹植《公宴詩》
  6.白日既匿,繼以朗月。
                 ——曹丕《與吳質書》
  7.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
                 ——曹丕《與吳質書》
  8.時駕而游,北遵河曲,文學拖乘于后
                 ——曹丕《與吳質書》
  9.高談娛心,哀箏順耳。
                  ——曹丕《與吳質書》
  10.王其愛玉體,俱享黃發期。
                 ——曹植《贈白馬王彪》
  二、相關的史傳資料。謝靈運《擬鄴中》的總序和小序都是依據相關的史傳材料撰寫的。總序稱說建安時期鄴下文人的生活,直接緣于曹丕《與吳質書》,此點自不必論。而小序基本上就是對《三國志》或曹丕《與吳質書》中有關記述的改寫或縮寫。這點從下面的對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擬鄴中》小序
  1.(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
  2.(陳琳)袁本初書記之士。
  3.(徐干)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事。
  4.(劉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
  5.(應王)汝潁之士,流離世故。
  6.(阮@①)管書記之任。
  7.(曹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頗有憂生之嗟。
  《三國志》及曹丕《與吳質書》的有關記述
  1.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獻帝西遷,粲徙長安。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注:此處未注明出處的引文均據《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一,中華書局1959年版。)
  2.廣陵陳琳,字孔璋,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
  3.北海徐干,字偉長。裴注引《先賢行狀》謂:“干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
  曹丕《與吳質書》稱:偉長……恬淡寡欲,有箕潁之志……
  4.曹丕《與吳質書》稱:公干有逸氣,但未道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
  5.汝南應@②,字德璉。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平原侯庶子,后為五官將文學。
  6.陳留阮@①,字元瑜……太祖并以琳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①所作也。
  7.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
  另一方面,謝靈運《擬鄴中》雖然是以上述“一定的文字范式為據”,但是,根據前文的考察,它并沒有自己嚴格依循的摹本,即所謂《鄴中集》。也就是說,它是在上述“文字范式”的基礎上,揣擬當時情景,仿擬“鄴中七子”之口聲、腔調,而代為立言、發言。因而,可以初步判定《擬鄴中》正是屬于梅家玲所說的“兼具擬作、代言雙重性質”那一種類型。當然,謝靈運《擬鄴中》的情況還不止這樣簡單。對此,后文仍將進一步予以論述。
      《擬鄴中》的創作動機
  至此,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謝靈運寫作《擬鄴中》詩,并不是出于對某種藝術范式進行學習的目的,對一組特定的詩歌作品加以臨帖式的仿擬。他在總題《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之下,寫作這一組詩其實是另有用意。那么,他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前人早已窺見個中秘密,吳淇在其《六朝選詩定論》中指出:
  康樂隱情,盡在此諸序之中。作者依此為柄而作,讀者依此為柄而讀,斯得之矣。諸子中,唯仲宣才高而望重,故康樂首取以自況。其曰“秦川貴公子孫”,謂王為漢之世臣,猶曰“江表貴公子孫”,喻身為晉之世臣耳。“自傷情多”,不專指“遭亂流寓”時,其歸魏以來,值子建“有憂生之嗟”,“求一試而不可得”,況仲宣耶?仲宣之依劉表,茍全性命而已,本知其不足有為無能望也。“上宰”云云,妙在“奉皇靈”三字。魏武挾天子以令天下,厚修桓文之業,故天下侯伯宗之長之。而仲宣因傾心歸之也。受知于其父,宜報效于其子。魏武愛子建之才,以為類己。而仲宣亦以子建之才類魏武,因而加眭。使子建當時為儲貳,仲宣佐之,事業必有可觀者焉。無奈立子桓為太子,太子之與仲宣,寵遇不為不厚,但今日侍宴,明日陪游,曾一籌之莫效。其虛拘于鄴下,依然不異流寓于荊州也。康樂自視過高,故獨寫此意于擬王詩中者,特借自傷之情,以表己之為王粲也。
  吳淇將謝氏《擬鄴中》之擬王粲詩前小序與謝靈運的身世相聯系,明確揭示出謝靈運的真正目的就是想通過擬王粲詩及其小序,“以表己之為王粲也”。一者,王粲出身高貴,乃“秦川貴公子孫”,謝靈運可借以映射自己的出身乃為“江表貴公子孫”。二者,王粲的“才高望重”,謝靈運又可借以映射自己的“才高望重”。正如吳淇所說的“康樂自視過高”。因此,這恰好使謝靈運能夠把自己與王粲聯系在一起。同時,謝靈運在其中還隱藏著第三項,這就是王粲的“流寓于荊州”和“虛拘于鄴下”,即其懷才不遇、空有懷抱的命運。從前兩項中王粲與謝靈運的一一對應關系,我們很自然地可以推知:這第三項同樣是謝靈運對自己身世、遭際的映射。顯然,這才是謝靈運擬王粲詩的真正目的所在。謝靈運就是想通過擬王粲詩及其詩前小序,來發泄自己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不平之氣。
  其實,不光是擬王粲詩,《擬鄴中》組詩的總序,以及每一首詩及其詩前小序皆可作如是觀。比如,總序前半極寫鄴中文人在盛富文采的曹氏父子籠絡之下,“朝游夕宴”,共盡“天下難并”的“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盛況。相反,后半卻極嘲楚襄王、梁孝王時,文士雖有宋玉、唐、景,鄒、枚、嚴、馬之盛,“而其主不文”;漢武帝雖有“徐樂諸才”,“而雄才多忌”。都與鄴中臣主相得的盛況形成鮮明對比。方回揭出了謝靈運的真正用心。他在《顏鮑謝詩評》中指出:
  序云:“其主不文”,又曰:“雄才多忌”。使宋武帝、文帝見之,皆必切齒。蓋“不文”明譏劉裕,“多忌”亦誅徐、傅、謝、檀者之所諱也。靈運坐誅,此序亦賈禍一端也。
  可見,謝靈運的用意正是在于借楚襄王、梁孝王和漢武帝影射、譏嘲宋武帝、宋文帝父子及其權臣的“不文”與“多忌”。總序之下的擬魏太子一首極意描述曹氏父子的文治武功,夸耀“百川赴巨海,眾星環北辰”的盛況,反復稱說此情此境之難得,其目的都是為了與總序相配合,曲迂表達作者對現實政治極端不滿和蔑視的情緒。
  其余擬諸子詩也基本上是在詩前小序的提挈之下,借他人之口表達著謝靈運自己對現實的種種不滿。比如,《擬鄴中》于擬陳、阮兩人詩前小序中,著重提及“書記”之職。吳淇《六朝選詩定論》指出:
  魏晉之世,本不重書記之任。至宋武帝將勤王,得劉穆之為記室,然后舉事。及北征之役,穆之死,不得其人,遂倉卒東還。此書記之任所由重也。此詩于陳、于阮,皆略其出身,而目以書記,似乎重之,而實微之也。
  靈運“微之”實緣于“書記之任”。可證靈運所“微之”者,乃“書記之任”,而非阮、陳兩人。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載靈運事跡云:
  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
  又云:
  太祖登祚……徵為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使整理秘閣書,補足闕文。又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不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
  根據以上記載,謝靈運入宋之后雖然沒有作過“書記之任”,但被征召作為御用文人卻與阮、陳二人無異。謝靈運自視才高,理應担當軍國大任,可是劉宋朝廷只是把他作為一種點綴。因而“意不平”,“常懷憤憤”。如此看來,謝靈運《擬鄴中》詩小序中,“于陳、于阮,皆略其出身,而目以書記”,其意仍不在阮、陳,而在乎自己心中的“不平”和“憤憤”。他的擬阮、陳詩也與二序互為表里,委婉地流露出此種情懷。二詩于前半均以描述戰亂起興,而后半又均以鋪陳眼下的宴飲歡歌作結。兩種正相背謬的場景卻被放置在了一起。這樣的結構安排,難道不是有意讓我們感受一種無奈嗎?這正體現了詩前小序的用意。
  擬劉楨詩及小序與此頗類似。序稱劉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詩稱其“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其實都是在講,劉楨雖非大才、全才,卻終歸是人才。而眼下,他也只能自慰“矧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不得不虛拘于鄴中的“朝游夕宴”中。字里行間的無奈是顯而易見的。
  序稱徐干“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事”,詩謂“外物始難畢,搖蕩箕濮情”,也都有謝靈運自己的影子。沈約《宋書·謝靈運傳》有載:
  靈運父祖并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有終焉之志。
  這種歸隱之思也常常在他的詩作中表現出來。如其《晚出西射堂》:
  ……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傷心。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又《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
  ……歸客遂海隅,脫冠謝列朝,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闕。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豈伊川途念,素心愧將別。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
  其他如《登池上樓》、《過始寧墅》、《鄰里相送至方山》等等,都是表現此種心情的作品。
  擬應@②詩及小序以“飄薄之嘆”為關紐,詩的前半嘆其早年的流離漂泊,詩的后半則敘其“晚節”的侍宴之“樂”。正如吳淇《六朝選詩定論》指出的那樣:
  汝潁地近許昌,故托身得所獨早于諸彥。然而,托身雖早,官渡一卒,既非所任。而烏林預艱,依然流離。及其晚節,正宜大用之時,而虛拘以飲燕之小禮,則終身無解于飄薄之嘆矣。
  這不也正是謝靈運心情嗎?靈運亦終身無其所托,則其終身亦“無解于飄薄之嘆矣”。在他的詩歌作品中也偶可窺見其此種心跡。如其《道路憶山中》寫其離京赴任臨川途中,思念始寧山中的心情: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追尋棲息時,偃臥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己為誰纂?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暖。凄凄《明月吹》,惻惻《廣陵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在赴任的旅途,詩人思念故園生活,驟感歸思難忍,傷心欲絕。追尋昔日,任性放誕,怡然山水,是那么的悠閑自在。可是,現如今,自己卻不得不迫于官守而背井離鄉。這羈旅思鄉之苦,被逐飄泊之痛,簡直令他肝腸寸斷,痛不欲生。其他如《行田登海口盤嶼山》“羈苦誰云慰?觀海藉朝風”,《登上戍石鼓山》“旅人心長久,憂憂自相接。故鄉路遙遠,川陸不可涉”等,都隱含著這種羈旅之思,漂泊之感。
  在擬曹植詩小序中,謝靈運寫道:“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頗有憂生之嗟”。“不及世事”、“美遨游”可以說是對謝靈運自己人生的真切寫照。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載:
  ……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恣意遨游。遍歷諸縣,動逾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
  又云:
  太祖登祚……徵為秘書監……不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
  又云:
  ……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里,莫不備盡登躡……常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秀驚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
  如此“不及世事”,如此“美遨游”,即便曹植在世,恐怕也會自嘆弗如了。至于“憂生之嗟”,這對謝靈運來說也是很自然的事。盡管劉宋朝廷曾一直對他采取極意籠絡的政策,但也從未放棄對他的猜忌,以至他多次被誣陷,多次被外放,最終落個被殺的結局。謝靈運時刻有生命之憂,他焉能沒有“憂生之嗟”。因而,他要借曹植的口發此難言之隱。
  總之,謝靈運《擬鄴中》既是擬言、代言,又不是擬言、代言。換言之,表面上它是擬言、代言,背后的深層里卻是自言自語。張溥曾在《謝康樂集題辭》中揣想謝靈運說:
  “宋公受命,客兒稱臣。夫謝氏在晉,世居公爵,凌忽一代,無其等匹。何如下@③徒步,乃作天子,客兒比肩等夷,低頭執版,形跡外就,中情實乖。文帝繼緒,輕戮大臣。與謝侯無夙昔之知,綢繆之托,重以孟宜扇謗,彭城墜淵。伐木開徑,盡錄罪狀。……蓋酷禍造于虛聲,怨毒生于異代。以衣冠世臣,公侯才子,欲倔強新朝,送齒丘壑,勢誠難之。(注:黃節:《謝康樂詩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張溥道出了謝靈運心中的憤懣、不平和憂懼。他太沉重了。那郁積于胸的復雜情緒不能不有它適當的發泄之所。正如白居易《讀謝靈運詩》所感受的那樣:“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士郁不用,須有所泄處”。此氣難平,又無可告語。但它終歸要有“所泄處”。謝靈運之放浪形骸,縱情山水均是此氣“所泄處”。在劉宋王朝嚴密監視、嚴格控制的高壓政策下,謝靈運不敢直抒胸臆地把這股不平之氣表現于作品中。但是,他的詩歌創作作為不平之氣的發泄處畢竟比浪跡于山水之中來得更直接。于是,謝靈運不得不采取一種比較含蓄、隱晦的方式發泄出來。
  對謝靈運來說,建安時期的生活氛圍最是他所向往的。鄴中文人遭遇喪亂后的慷慨悲涼之氣,他們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乃至懷才不遇的內心焦慮,無不與謝靈運的心靈息息相同。眾所周知,謝靈運最嘆服曹植的才高。他自認為,唯有他謝靈運才堪與才高八斗的曹子建相提并論。心靈的相同,境遇的相似,很容易使謝靈運身臨其境,感同身受,他傾訴自己的苦衷就如同從他們心里流出來一樣,他代他們說話就仿佛是說著自己的心里話。這正是謝靈運創作《擬鄴中》組詩的內在機制。就是說,謝靈運《擬鄴中》所采取的一種借前人之境以抒自我之情,擬他人腔調以達個人心聲的創作方法。其詩題中“擬”字的真正含義,應當是指擬境、借境。
  《擬鄴中》不是一般的擬詩,它不著意于對前人創作范式、藝術特色和藝術風格的模仿與學習。而是著意仿擬前人之境,借前人之境來抒自我之情。如果把謝靈運的《擬鄴中》仍然看作是擬詩的話,那么,它在魏晉六朝的眾多擬詩之中就是一組獨特的擬詩。可以說,謝靈運開創了一種新的擬詩范式。這便是借境、擬境,以抒我情的擬詩范式。它僅擬其境,而不擬其情,完全突破了陸機《擬古詩》幾乎近于臨帖式的,情境皆擬的擬詩模式。從性質上說,陸機《擬古詩》算是一種學習的行為;而謝靈運《擬鄴中》則完全是一種創作行為。從感興、命意到構思、表現,無處不閃爍著創造的靈光。其中富有啟發意義的、帶有規律性的問題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收稿日期:1999—07—30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王右加禹
    @②原字為王右加湯的右半部
    @③原字為償的左半部右加丕
  
  
  
上海師大學報:社科版66~73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劉則鳴20002000擬詩為六朝詩壇一種極其重要的現象。同時,由于擬詩作者的心態、經歷和所處社會環境的不同,這種現象也呈現出紛繁復雜的形態。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就是其中一種特殊類型的代表。本文通過考證、推論,認定謝氏《擬鄴中》詩并非一般的模仿、擬言之作。他假借擬體卻不是著意于對前人創作范式、藝術特色和藝術風格的模仿與學習。其真正的目的卻在于仿擬前人之境,借前人之境來抒發自我之情。實為述懷、言志的立言之作。擬詩/謝靈運/鄴中集/考論  Imitating Poem/" Eight Poems by Imitating  Ye  ZhongAnthology"About Xie Lingyun's "Eight Poems by Imitating Ye ZhongAnthology"  Liu Ze-mingImitating Poem is a very important phonomenon which alsotakes a complicated shape for the differences of the mentalstate.Xie "Imitating Ye Zhong Anthology"poems isn't simplework of imitation.His aim is express his own feeling byimitating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predecessors.劉則鳴,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0234  劉則鳴(1962—),男,內蒙古赤峰市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博士生。 作者:上海師大學報:社科版66~73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劉則鳴20002000擬詩為六朝詩壇一種極其重要的現象。同時,由于擬詩作者的心態、經歷和所處社會環境的不同,這種現象也呈現出紛繁復雜的形態。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就是其中一種特殊類型的代表。本文通過考證、推論,認定謝氏《擬鄴中》詩并非一般的模仿、擬言之作。他假借擬體卻不是著意于對前人創作范式、藝術特色和藝術風格的模仿與學習。其真正的目的卻在于仿擬前人之境,借前人之境來抒發自我之情。實為述懷、言志的立言之作。擬詩/謝靈運/鄴中集/考論  Imitating Poem/" Eight Poems by Imitating  Ye  ZhongAnthology"
2013-09-10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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