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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视野下的历史抉择——第四章
中国——文化视野下的历史抉择——第四章
一生懵懂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四章
 不合時宜的自負——華夷之辨——偽命題

 

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夭有余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于天下也。)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圣人之生,雖有先后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孟子集注•離婁章句下》

這就是說,中國人的祖先并不是一個單一的民族所構成,而是無數的民族經過歷史的選擇融合在一起。因此,華夏與夷狄,本來應當是平等的國家和地域的政治和經濟的概念。但是由于中國人的祖先。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文明的程度遠遠高于周邊的和更為遙遠的部族,特別是國家的形態成形較早,并制定了一整套煩瑣的禮儀制度,因此逐漸形成了以華夏文明為中心的思想,

孔子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無)也。(《論語八佾篇·第十七》)這是一句歷來就頗受爭議的話,人們常常從不同的角度對其解釋。

而孟子的表述就要明白得多,他譏諷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時說“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 舜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之術,不已惑乎?(《孟子.公孫丑上》)

他說我只聽說過,用我們華夏的文明去改變外族人的生活習慣,而沒有聽說過要用外族人的文化來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從懂事起,就一直學習舜所傳下來的道,現在去要改變去學習外族人的文化,你難道不覺得困惑嗎?

這里孟子的斷想,在中國文化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在他們看來,只有中華的文化才是最為優越的文化,別的民族文化是不值得學習的。因此說,中國人的國家觀念是一種建立在文化優越感的基礎之上,所以不是民族的。他強調的是文化的認同,而不是民族的認同。

從遙遠的古代,我們公認的華夏民族的祖先不過是黃河邊上的兩個小部落,即華族與夏族。這兩個民族融合后不斷地強大起來,經過不斷的戰爭中又將許多不同部族的民族納入其中,民族的構成實際上是極其復雜的。從三皇五帝的時代起,經過不斷的對外戰爭和擴張,到了漢代逐漸形成我們所稱的漢民族。

但是我們的祖先在中國的大地上創造了極為燦爛的而輝煌的古代文明與文化,因此,文化的優越感就逐漸顯露出來,形成了一種以自身文化為標準去衡量與不同民族文明和文化的程度。

這種傲慢態度,決定了中國人習慣于居高臨下地對待周邊與遠方的文明和部族。對外部世界不屑于了解,缺少平等交往的心態。把外部的民族以文化的方式分為夷、狄、蠻、等等從字形和字意來看,充滿了對外族文化的一種鄙夷。

夷,是一種處于文明開化初期的文化是需要中文化去進行開化的社會形態,而蠻則是完全沒有開化的民族,對他們所采取的只能是用武力迫使他們接受文明的教化。從浩如煙海的中國文化典籍中在對待外部民族所采用的大量的帶有侮辱性的稱謂中,感受到的是太多的不合適宜的自負和狂妄。這常常制約了中國人,不能以平等的心態去對世界進行深入的了解。

但是,歷史不會因為一個民族天生所具有排他性,牢固地關起門來,拒絕與外部的往來。這種往來不管這個民族愿意還是不愿意,都要發生,只是這種交往的方式不盡相同,有時是自愿意的,有時則是被迫的。

文化的交往是一種相互這間的溝通與學習,他不可能是單向。而任何一個時代,由于各個國家或部族的軍事、政治、經濟、科技的發展程度不一,在相互的交往中,都會有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間的沖突。但是在國家政權不加以干預的情況下,個人對在不同文化的沖突中,會自然選擇那種符合于個生活方式的文化。因為這是一個人從他的具體實踐中得到的經驗。但是在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下,個人往往失去了自由選擇的權力,因為中國文化中所具有的大一統的政治情結,導致中國專制政權必須是一個最具威權的強勢政府,他的觸角要伸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哪怕是象個人生活上的一些細小的方面,也盡量要納入國家政權的控制范圍內,國家政權要在文化的選擇上扮演主導角色,而不是被邊緣化。

由國家主導的接受外來文化,在中國只能取決于君王個的好惡、和智慧,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由趙武靈王所實施的“胡服騎射”就是這樣一個例子。這是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事件,他改寫了中國的軍事史。

戰國時代的趙國,是一個長期處于外族侵擾的國家,在與異族的爭戰中,趙武靈王,逐漸意識到,自己軍隊無論服飾裝備作和戰的方式,遠遠都不如那些馬背上的民族來得靈活。于是便下令對自己的軍隊按照胡人的方式重新加以整頓。改變了過去那種寬衣大袖的士兵的服裝,放棄了從古沿用下來的戰車作戰的貫例,改為單人單騎的騎兵作戰,建立了一個靈活快速的機動部隊。從此中國文字中就出現“騎”即騎兵這樣一個新的兵種。很快他的這一作法就得到了各國的效法,戰爭的形式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是一次公開向文明程度低于自己的民族學習,并取得了巨大收獲的一次嘗試。

但是當中國一旦進入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時代,這種勇于撿討自己不足,虛心學習的態度,就為一種狂傲自大的意識所取代。

 

盡管中國歷史上那些要求保持中國文化純潔性的叫囂,常常不絕于口,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排他性,但不無諷刺意味的是中國文化卻是被繼承得最為差勁的。以致我們連自己民族的傳統服飾都已經喪失了,包括曾經擁有的生活方式,其實都已經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在歷史的變遷中,中國人實際上早已經失去了自我,因此,對文化的繼續性,實際上是一個極大的反諷。

因此說,中國文化的排異性只是表現對等的文化交流之上時的那種毫無道理的狂妄自大。當面對強權的時候,就失去了這種令人尊敬的錚錚鐵骨,而變成一個俯首帖耳的哈巴狗。

早在北宋時,著名的學者沈括在他那本人所皆知的《夢溪筆談》里就直截了當地指出:

“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他說當時的人穿的是窄袖子的短衣,有紅綠不同的顏色,腳上穿的是長統鞋,他說這些都是胡人的服飾,因為窄袖利于騎馬射箭,短衣長鞋利于在水草豐茂的地方行走,沈括在這里并沒有對這種服飾提出批評而只是說這種服飾的來由。

而當少數民族成為中國統治者時,中國傳統文化的所謂純潔性就只能是一種毫無根據的夢囈。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發推,深 胡帽,衣服則為 褶窄袖,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明何·孟春《余冬序錄》)

而這里所說中國衣冠之舊,其實連作者也已經說不清道不明了。不要說生活和風俗在侵略者的統治下,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就連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最為重要的偶像孔子也不能幸免。

“元世祖即主中華,令華人皆胡服,辨發縋 ,嘗視太學,見塑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像,皆冠冕章服,命有司以胡服易之,子路不平朔(訴)于上帝,帝曰:汝何不識時務勢?自盤古以來(上至)歷代帝王,下至庶人,皆稱我曰天,今胡人名曰:騰吉理也,只得應他,蓋今日是他時勢,不得不然,須寧耐少(稍)時,必有一日復舊也。”(明焦《玉堂叢話》)

在異族的武力要挾下使中國的文化傳統一次又一次地中斷,實際上已經標志著一個主權國家的滅亡,但是由于中國人的國家概念是由文化構成,并非民族意識,因此,即使是國家的實際上被滅亡了,也很難有人意識得到自己就是亡國奴。

清初入關,衣冠服履,一仍明制,前朝降臣,皆束發頂進賢冠,為長袖大服,殿陛之間,分滿漢兩班,久已相安無事矣。有故明山東進士孫之獬者,首剃發改裝,以自標異而示親媚。歸入滿班,則滿人以其漢人也,不受。歸漢班則漢以為洪飾也,亦不容之。之獬益羞憤,于是,疏言:陛下平定中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發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奏上,九重嘆賞:不意降臣中有能作此言者,乃下削發之令。而東南士庶無不椎心飲泣,挺螳臂以當車,是孫之獬一念之躁進,釀此其禍。(清野史大觀卷三)

有意思的是,剃發改裝的建議,最初竟是出自一個飽讀圣賢之之書的前明進士,而他的建議正好符合了新主人的愿望,因而得到采納。有人把這樣一種惡行完全歸咎于孫之獬的個人行為,實在是有失公平的。在這樣的政治條件下,既使沒有孫之獬的存在,也會由另外的人出面來完成這樣的事。

使用極其殘暴的手段來強行推行這種有意羞辱一個龐大民族的作法,不可能是出自統治者一時的情緒上的沖動。因為他這樣做,主要是消減民族的反抗意識,意在改變一個民族的生活、文化習慣,已利于侵略者的政治統治。

而這次滿清政府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強烈反彈,因為這種作法太極端了,從而引發了漢民族潛在民族意識,使他一下子被釋放出來,因此,清庭的剃以令,所帶來的強烈反抗大大超出于他們的想象。在這樣的情形下,清政權不得不下令暫緩推行。

當清世祖順治皇帝在平定南方的反清勢力后,便爭急不奈地重新頒布剃發詔令說:“向來剃發之制,不即令畫一,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不幾為異國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就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非。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清野史大觀卷三)

“聞是時檄下各縣,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之語。令剃匠負担游行于市,見蓄發者,執而剃之。稍一抵抗,即殺而懸其頭于担之竿上以示眾。”(《清野史大觀卷三》)

此時,中國人已經再沒有能力,保衛自己的文化了。傳統的中國文化,只能聽天由命

任由強權的柔躪。成為這外來文化最為恭順的婢女。小心翼翼地扶持著新主人。

歷史有時讓人變得十分的糊涂,人們口口聲聲所稱的傳統中國文化,到底指的是什么。包不包含那些被多次強奸了的部份文化?

 

 

中國的社會一旦進入統一時代,立即會表現出極度的傲慢和無知,真的相信自己的國家就是這世界中心,是萬朝爭相入貢,人人向往的天朝王國。從來都是居高臨下地俯瞰著世界。因此那些化外之邦的國家。除了那些奇聞異事以外,對統治者來說沒有什么值得去研究和學習的。就是這種不合實宜的自負,使得一旦發生沖突,國家政要表現出來的就在于只有驚惶失措。

到是一些中下層的官員還比較注重對異族的了解。

明代個叫謝肇 制的學者,對邊塞外的民族進行了這樣的了解,并把他與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作了一些有意思的比較:

“臨邊幸民,往往逃入虜地,蓋其飲食語言既已相通,而中國賦役之繁,文 之密,

不及虜中簡便也;虜法雖有君臣上下,然勞逸起居, 苦與共,每遇徙落移帳,則胡王與其妻妾、子女皆親力作,故其人亦合心勇往,敢死不顧,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結繩之意矣。《五雜俎》

他注意到,邊地游牧民族的與漢民族的顯著不同,沒有中國這樣多賦稅和搖役,相對來說人民的負担會比中國的老百姓輕很多,而且沒有中國那樣多的繁文縟節,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中國這樣森嚴的等極制度。相對來說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較為平等,所以能夠一下一心,精誠團結,勇干不怕死。這正是中國文化最為欠缺的致命弱點。因此他深有感觸地接著寫道:

“孔子當衰周,欲居九夷,此非 語也,。夷狄之不如中國,惟禮樂文物稍樸陋也。至

于賦役之簡,刑法之寬,虛文之省,禮意之真,俗純而不詐,官要而不繁,民質而不偷事少而易力,仕宦者無朋黨煩囂之風,無訐害擠陷之巧,農商者追呼科派之擾,無征榷詐騙之因。蓋中國之盛時,其繁文多而實義少,已自不及其安靜,而況衰亂戰爭之日,暴君虐政之朝乎?”,《五雜俎》

可惜的是,這種對異族的觀察,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高度注視,也談不上對中國文化有什么樣的影響和沖擊。

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多次異族的統治,其所帶來的文化,給中國文化中的自尊自大帶來了一定的沖擊,使人們不得不以謙卑的眼光去審視他,發現越來這些文化低下的民族其實也有許多是漢文化所不及的。

中國在西晉以后,出現了一個極為混亂的時代,史稱“兩晉十六國”又稱之為“五胡亂華”的時代,許多少數民族在這個大混亂的時代紛紛崛起。建立自己的政權。公元319年一個由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國家,史稱“后趙”。

石勒顯然是一位還沒有完全被漢化的君王,所以他的行為作風都打上了不同于漢文化的烙印。《晉書•石勒傳》上說他登上皇位的那一年,遇上大旱,石勒便親自到審理案件的官衙去審理在押犯人的案情,凡是被判五年以下徒刑的人,都給予很輕的處罚然后將他們釋放。犯了重刑的犯人,也賜給他們酒食,并讓他們能夠得到沐浴等,這樣的舉措在漢文化中是很難想象的。

最可貴的是石勒病后知道自己將不久于人世,便寫下遺詔說:(死后)“三日而葬,內外百僚既葬除服,無禁婚姻、祭祀、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奔喪,斂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

在中國文化的傳承中,君王的去逝是一件極其重大的國家大事,,因此,會有許多禁令,從而剝奪了中國人正常生活的權力,而且崇尚厚葬的風氣很濃,石勒的這種作法在中國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但這一切似乎都沒有能夠改變漢文化的發展方向。仍然沿著他固有路徑走下去。

異族的統治,其實并非完全是負面的,他所帶來的不同文化價值,給中國文化帶來了新的血液。只是,異族的統治很快又會陷入漢文化的泥沼里難以自拔。

在漢文化中有著強烈的等級色彩,人的衣食住行,國家都有明確的規定,到了清代的統治時期,人們體會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平等:

一個讀書人對這一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作了這樣的比較:

“明季服色,俱有等級。鄉紳、舉(人)、貢(生)、秀才俱戴巾,百姓戴帽。寒天絨巾,夏天棕巾,棕帽。……

庶民極富不許戴巾,今(清初)概以貂鼠、騷鼠、狐皮、纓帽,不分等級,傭工賤役及現在官員,一體亂戴,并無等級矣。又如衣服之制,載在《會典》明季現任官府,用云緞為圓領,士大夫在家,亦有穿袍者,公子生員輩,止穿綾綢紗羅。今(清初)不論下賤,凡有錢者任其華美,云緞外套遍地穿矣。(清初•姚廷遴《歷年紀•記事拾遺》)

至少在這里可以看到,清初等級制的觀念十分地淡薄,這給社會身份社會帶來了一種至少是形式上公平的觀念。

 

 

 

一七九三年一支英國的強大的艦隊在馬戛爾尼爵士的率領下,帶著西方文明的成果,浩浩如蕩蕩地飄揚過海,馬戛爾尼的中國之行是“將要向中國證明一個新的真理:英國是地球上最為強大的國家。喬治三世是海上的君主。(法·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沖撞·人類的主人》

馬戛爾尼爵士要向東方世界的最高統治者大清國的乾隆皇帝傳達海洋的統治者喬治三世的信息,即東方應當向西方開放;西方的統治以他們實力和利益提出只許有一個世界,一個他們可發自由行動和經商的世界。然而,這次訪問大清帝國,本應是一個歷史性的見面,卻是以一種帶有喜劇性的聾子對話而過早地結束了他的歷史史命。

這次相遇在中國幾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中國人對他已外的國家和民族,懵然不知,沒有興趣去了解那些與自己生活在同一個球的任何文明。在中國人的眼里同切都已經十分地完美,在英明的君主的領導下,有廣大的疆土,有完備的典章制度,一切似乎是那樣的井然有序,再不需要進行任何一種進步。馬戛爾尼的到來不過是一粒石子投進中國這個巨大地比的湖水中,它所濺起的漣漪不足以讓人感到震動。

馬戛爾尼這個海上霸主的使者,一個僅有8百萬人口的彈丸小國的使臣想要對一個擁有三億人口的大國說話,他的聲音實在是過于微弱。

中國的君王和他的臣工們,自我感覺良好地沉浸在乾隆盛世的狂歡之中。人們完全沒有理會這遠道而來的客人,更不會想到這個客人所代表的民族會是后來世界的真正領導者,中國人甚至于把這次會面,看成是遠方的國度歸順于中央帝國的一種謙卑的舉動。他們只是驚奇地打量著這群不知從什么地方冒出來怪物。在他們的眼中這是一些長相奇特,穿著怪異的夷人,他們所帶來的物品被看成是進貢給偉大君王的禮品,沒有人想過這其中所蘊藏的巨大政治意義——一個先進文明向落后的文明所展示的力量。那些目睹了自己那些破舊不堪的戰船與客人乘坐而來的巨大的戰船所表現出來的反差和那些具有極大殺傷力的武器的滿清的貴族和那些學富五車的帝國最有見識的知識分子,竟然沒有一絲觸動。強烈的文化自豪感,蒙騙了他們壑智的雙眼,使中國錯失了一個了解世界的巨大契機。在之后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西方的文明再次揚帆啟航,再次叩問中國這古老的帝國,而這一次,他們是有備而來,因為他們了解中國,知道,中國不過是一個拒絕進步,停滯的帝國。而這一切對中國來說為時已晚,不得以自己虛弱的身子去承受那巨大的災難,而這災難的種子,是老一輩的統治者在中國最為強盛的時候在我們的文化土壤中種下、直到開花、結果,文化的抉擇為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不得不強咽下這難以咽下的苦果。掙扎、徘徊。當然,為此負出最大代價的自然是中國的老百姓,而那些躲在深宮大院里的帝王、官僚們,仍然過著他們紙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慈禧太后,照例為每頓在她面前那百來種菜找不到下箸的地方,而憤憤不平。

元人張養浩不為悲憤地寫道:“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當西方憑借船堅炮利,將中國人的所有的狂傲自大,給予了致命的打擊。傻了眼的主流知識分子,一時茫然不知所措。又只得回到傳統文化的武器庫中,尋找能夠抗衡現代文明的武器。

當一些比較具有現代開放意識的官僚們,已經感受了不改革國家沒有前途,如何改,自己心里也沒有數,于是一個折中的口號被提出來了:“中學為主,西學為用”。“師夷人之長技而制夷”這是一種企圖調合兩種文化帶來的沖突,而實質仍然是以保衛傳統文化、政治、為主要目的。他們幻想只要在技術層面上達到世界的先進技術水平,就可以使中國人擺脫挨打,同時又不致于使中國發生巨大的變更。

這一主張和出現,在中國掀起了洋務運動的浪潮。中國出現了現代工業,甚至于還自己造出了輪船。一切都似乎在向全世界證明,中國就要崛起成為東方的老大帝國。然而,理想總是美麗的,但現實卻那樣的殘酷。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數十年的心血,付之東流。中國還是那個積貧積弱的國家。

清未學者王韜曾就中西存在文化差異進行這樣的比較:

“今日之(中國)所謂時務、急務者,孰有過于洋務者哉?四十年來事變百出,設施多謬,有心人蒿目時艱,輒為扼腕太息。夫國家之一舉一動,所以多左者,由于熟悉泰西之情而與之往來交際也。

中外語言文字迥然各別,彼外(西方)則設有翻譯官員,及教中之神父、牧師,效華言識漢字,留心于我國之政治,于我之俗尚、風土、山川、物產、民情,悉皆勒之成書,以教其國中之民。

而向時中國之能操泰西語言,能識英人文字者,當軸者輒深惡而痛嫉,中國之文士亦鄙之而不屑與交,而其人亦類多赤貧無賴,淺見寡識,于泰西之政事得失、制度沿革,毫不關心。即有一二從其游者,類皆役于饑寒,仰其鼻息,鮮有遠慮,足備顧問。

蓋上既輕之,則下亦不知自奮也。因是,于其性情日益隔閡,于其國政、民情茫然罔有所知,通商十余年,無能洞悉其情,深明其技能,抉其所短而師其所長。”(清·王韜《園文錄外編·卷二·洋務上》)

正是這種文化上給人們心理上造成的這種不合適宜的傲慢,使中國人對西方缺乏真正的了解和尊重。

中國西方的交往是很早的,1583年也就是明萬歷十一年,一個從澳門來的意大利小伙子,在了廣東四處傳播著天主的福音。他的到來于引了人們的好奇,他就是傳教士利瑪竇。他在廣東住了十八年后,于是1601年(明萬歷二十九年,)帶著被人們稱之為的貢品,到達北京打算晉見中國的最高統治者。他帶來的禮物,大略有耶穌像、世界地圖、自鳴鐘、管風琴和西方的一些書籍,據說有七千多卷,等等。最終他還是沒有能夠獲得親自向萬歷皇帝布道的機會,于1610年在北京逝世。中國實在是太大了,利瑪竇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只是一個洋和尚,他所宣揚的基督教的教義,在強大的中國傳統儒學面前,顯得過于眇小。因此,并沒有給中國社會帶來太大的影響。

利瑪竇所帶來的西方的文明和知識,只在一小部分官員中得到贊賞,如徐光啟這樣的官僚知識分子,就是受到他的感召而成為天主教徒的。利瑪竇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為了能在中國傳教,不但學講漢語,并通曉四書五經,在中國著有《交友論》、《畸人》、《天主實義》等。隨同他一起來中國的傳教士們也有著述,分為言理、言器兩個部分,匯刻成《天學初函》一書。這是比較早而系統地向中國介紹西方文明的書籍,可惜中國的皇帝和他的臣工們,似乎只對他帶來的那些新鮮玩意感到興致勃勃外,對那些西方基督教的理論和那些入學知識,沒有表現出任何興趣。明中代后期到清初,不斷地有西方的傳教士進入中國,不斷地傳播西方的知識,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在他所著的兵書里,就已經載有佛郎機各火器圖式。明末為西方人所鑄造的火炮就已經在戰場上得到廣泛的應運。

康熙皇帝,也是對西方科學技術十分推崇的,他自己從小就開始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奇怪的是,這為年輕有為的皇帝,卻沒有把他的這種愛好推廣到整個社會,使中國人失去了一個極好的向西方文明學習的絕佳的機會。

康熙大帝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時候,曾下令讓在欽天監任監正的西方傳士南懷仁,制造西洋輕便銅炮,隨軍征戰,在戰斗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為平定三藩、平定準格爾、攻金川、征緬甸等戰役中顯示出其強在的威力。因此,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得到君主的青瞇,乾隆時意大利傳教士郎士林還成為皇帝宮廷的御用畫師。隨著西方傳教士的地位得到提高,基督教也在中國的土地上開始得到傳播,這就引起了傳統儒學知識分子的大為不滿。乾隆統治的時候,一個叫楊光先的人跳了出來,寫了一本名不《不得已》的書,對基督教進行討伐,并聲稱:“寧可天算違行,不可任用西人。”此言一出,得到了朝野士大夫同聲叫好,他們幾乎是一致地對基督教發起了猛烈的攻擊。于是,政府便下令將在各地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全部驅逐出境。至使西方傳教士不能在中國傳教近百年。直到1840年后,情況才發生了轉變。晚清一位官僚文人不無感慨地寫道貌;

“假令昔日體會仁皇帝(康熙)圣人學于萬物之意,去短取長,則天主教自不妨禁,西士自不妨留。梯航踵接,必有如南懷仁能為中國效力制造,盡其思之所至,變化出之,安見輪船、硼炮、洋槍、銅帽之獨為外國擅絕也。至今日楊光先《不得已》之論果何如哉?某每一念及,未嘗不嘆一孔之儒,貽誤至此,是故火器之亟宜精學,非謂剿除賊盜,少此不可,實則自強之道舍此莫由”(清•方浚師《蕉軒隨錄•卷八》)

歷史不容假設,方浚師的感慨,雖然也有些道理,但是他將這后果歸咎于楊光先的《不得已》一書,卻是沒有多少根據的,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強大儒學傳統的國家,不產生思想家,但是道學家、衛道士,隨外可見。這種抵制外來文化的事件遲早必然要發生的。發生是歷史的必然,不發生才是歷史的偶然。只是這位率先發難的人,可能不叫楊光先,而是叫李光先或者是叫王光先而已。絕不僅僅只是“一孔之儒,貽誤至此”這樣簡單,這就是文化在歷史上的必然選擇。

這種文化的排他性實在是太強大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的國門不得不向外國人打開,但出使西方,被士大夫認為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據說有人奉命隨中央政府派駐外國的大使前往西方,臨行時向當時大臣祁文恪辭行,祁竟然對他說:“你好端端的一個世家子弟,什么差使不好干,偏偏要去干洋務。讓人不可理解。”及到駐外大使離開京城,沿途各州、縣前來迎送的官員,更是表現出蔑視的態度,說:“這算什么欽差,簡直就是一群漢奸。”

中國駐英國大使郭嵩燾前往英國履任時,在國內招募十多個隨行人員,竟無人應聘。

后來郭嵩燾乘坐小火輪返回他的家鄉湖南。湖南人十分憤怒,大集明倫堂,聲討郭嵩燾,歷數他所謂的罪行,并將他乘坐的小火輪放火焚燒,身為國家高級官員的郭嵩燾,也知道眾怒難犯,對這種愚昧無知的舉動只有無可奈何。

而另外一個官員邵友濂,隨崇厚出使俄國,臨行時,他的同年好友在北京當時最高級的酒樓廣和居為他舉行餞別酒會,他的同年中,有一個在戶部任職的人叫蔣緩珊的人竟對邵友濂失聲痛哭,稱“此宴無異易水之送荊軻”,

在現代人的眼里,這些行為無疑讓人感到滑稽可笑,然而當時卻是非常嚴肅的事,是每一位在場的人都無論如何笑不出來的。

但是不久這種情形開始發生了轉變。

光結緒年間的學者王韜說:

“時要咸豐初年,國家方諱洋務,若于官場言及之,必以為其人非喪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雖有其說,而不最質之于人。不謂不及十年,而其局大變也。

今則幾于人人皆知洋務矣。凡屬洋務人員,例可獲優缺,擢高官,而每為上游所器重,側席咨求。其要同僚中,囂囂然自鳴得意,于是鉆營奔競,幾以洋務為終南捷徑。其能識英國語言文字者,俯視一切,無不自命為治國之能員,救時之良相,一若中國事事無足當意者,而附聲吠影者流,從而噓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務中,而得躬逢其盛也。”(清·王韜《園文錄外編·卷二·洋務上》)

洋務運動,是一種帶有名顯功利性的民族自強運動,主要是從軍事上需要,構建中國現代的工業基礎。這種跛足的革新運動注定是不何能使中國走向真正的繁榮富強。因此王韜指出這一運動的致命缺陷

“蓋洋務之要,首在借法自強。非由練兵士,整邊防,講火器,制舟艦以竭其長,終不能與泰西并駕而齊驅。”(清·王韜《園文錄外編·卷二·洋務下》)

在洋務運動得到大力發展的時候,在中國知識子中,仍然存在大量對現代文明懷有深深敵意的人,他們無時無刻不夢想回到他們原有的光榮與驕傲。

所以王韜都覺得不可思議他說:

“時至今日,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將與地球相終始矣。至此時而猶作深閉固拒之計,是直妄人也而已,誤天下蒼生者必若輩也。”(清·王韜《園文錄外編·卷二·睦鄰》)

可見傳統的文化對個人的影響之大,要想改變其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896年8月28日大清國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乘“圣—路易斯”號油輪,抵達紐約,對美國進行訪問。李鴻章是美國當時接待中國的官員中,級別最高的一位,因此受到美國政府和參眾兩院的高度重視,接待是高規格的,讓這位大清重臣感到十分開心。一個有著千年歷史的古老國家的領袖人物,目睹了一個年輕國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給他留下了極其美好的印象。

9月2日,在紐約的道爾頓飯店李鴻章接受記者們的采訪。這位當時中國最有權勢的政治人物,也是官僚集團中對世界具有清醒認識的人,但當他踏上美國這塊自由的土地時,內心深處的文化意識使他對此,產生了無比的困惑。當《紐約時報》的記者問道:

“尊敬的閣下,您已經談了我們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訴我們,什么是您認為我們做得不好的事呢?”

李鴻章不愧是位杰出的外交家,他圓滑而婉轉地回答說:“我不想批評美國,我對美國政府給予我們的接待毫無怨言,這些都是我所期望的。只是一件事讓我吃驚或失望。那就是你們國家有形形色色的政黨存在,而我只對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的政黨會不會使國家出現混亂呢?你們的報紙能不能靠國家的利益將各個政黨聯合起來呢?”

此時,李鴻章回答記者的問題時,距第一次鴉片爭過去已經半過多世紀,這位洋務運動的先驅,對他所看到的美國的政黨政治仍感到困惑和無法理解,他畢竟是在傳統文化中成長起來知識分子,以他的文化視角去解讀西方社會,自然會存在巨大的文化差異。

記者又問道:“閣下,您贊成貴國的普通老百姓接受教育嗎?”

李鴻章回答說:“我們的習慣是送所有的男孩上學。(翻譯插話: “在清國,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們有很也的學校,但只有付得起學費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學,窮人家的孩子沒有機會上學。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你們那么多的學校和學堂,我們計劃在將來在國內建立更多的學校。”

記者:“閣下,您贊成婦女接受教育嗎?

李鴻章:(停頓一會兒)在我們清國,女孩在家中請女教師提供教育,所有有經濟能力的家庭都會雇請女家庭教師。我們現在還沒有供女子就讀的公立學,也沒有更高一級的教育機構。這是由于我人的風俗習慣與你們(包括歐洲和美國)不同。也許我們應該學習你們的教育制度,并將最適合我們國情的那種引入國內,這確是我們需要的。(《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鄭曦原編 三聯書店2001年5 月北就第一版,第300—342頁)

作為政治家和外交家,李鴻章的回答是得體的。在彬彬有禮的外交辭令下,將大清國對西方政治和教育的看法委婉地表達出來,用風俗習慣的不同來說明國情和文化的不同,大清只能是有選擇地向西方學習,這種觀點使人無法對他進行批判,他所說的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由誰來決定選擇什么和不選擇什么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卻完全被忽略了,因為在他的內心深處,這是一不證自明的問題,在專制制度下,只有政府而不是由人民選擇,人民在對外往的選擇中是沒有任何自主權力的。

當《紐約時報》的記者到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時,這個當時中國最有權力,最有可能改變中國命運的人,卻顯示出在中國文化大環境下的無奈和極其矛盾的心理。

記者:“閣下,你贊成將美國的或西方的報紙介紹到中國嗎?

李鴻章并未就這一問題作直接正面的回答,而是繞了一個彎回答說:

“清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清國的編輯們不愿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象你們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清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也沒有你們報紙有這么大的發行量,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

這與其說是李鴻章在回答記者的提問,還不如說是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傳播。媒體所作的一個評價。

一八八八年,康有維上書光緒皇帝,請求變法,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定時,康有維發動在北京前來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一千三百多人聯名上書,要求拒簽、變法。當時的社會論大都傾向于變法維新。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維、梁啟超,在北京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上海發行《強學報》當時鼓吹變法維新的報紙與反對派進行十分激烈的論戰,就在李鴻章準備出訪美國的時候,一八九六年初,康有維、梁啟超組織的強學會和在上海的分會相繼被政府強行解散,《中外紀聞》、《強學報》也被禁止發行。

那么,李鴻章在美國所指責的報紙不說真話,是對維新媒介的批評還是對反對維新的媒介進行批評呢?事實上對他來說是極其矛盾和痛苦的,一方面他對西方的傳媒是羨慕的,因為他們敢于講真話,對于國內的傳媒,官方的報紙顯然讓他并不滿意,因為他從來不講真話,而對于那些敢于報道事實真相的報紙,作為統治者來說,又是極其不放心的,特別是那些敢于和政府發表不同意見的傳媒,更是他們所認為的心腹之患,有必要加以封殺。而對信息的控制從來就是專制政權的拿手好戲。

 

 

封閉與愚昧從來都是一對連體嬰兒。

中國長期的閉關鎖國,造成了國民的愚不可及,在科舉制度下培養出來的國家的精英,大多數同樣愚昧不堪,他們恪守過去的經驗,死氣沉沉地過著毫無生氣的生活,做官貪污腐化,刻剝人民,或者是附庸風雅,飲酒吟詩嫖妓,對國家社會的進步無一好處,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毫無用處的廢物,是一群極端頑固和保守的得益集團。

外來文化和平進入中國,的首先遇上的就是中國主流知識分子中,也就是士大夫的傲慢與偏見,因此,從東漢時期傳入中國的佛教,便不得不在與中國知識分子爭論時,將自己的理論擱置,反而從儒學的思想庫里尋找相同點,來回答他們的種種責難,否則便無法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傳播和生存。

后來,西方基督教在中國面臨著同樣的困擾,只是清末,西方傳教士在強大武力作為后盾,才享有自由傳教的特權。但是,在中國人心里的排外意識,并沒有因此消減,反而是愈演愈烈。從官員到一般民眾,這種強烈的文化優越感,仍在左右著中國人的一般思維。很快災難又降落地中國的土地上。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大清王朝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的詔書,宣布變法。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少有的和平崛起的機會。但是好景不常,新政實行才一百零三天,就在慈禧太后與頑固大臣們的支持下給絞殺了。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被迫流亡海外,維新六君子血染京菜市口。而在此之后不到一年,更大規模的反動浪潮又席卷了大半過中國,這就是著名的義和團運動。他將中國文化中極其野蠻愚昧的一面彰顯在世界的面前,反應了中西文化文化碰撞上的激烈沖突

義和團的起源本來不過是民間一些對清王統治朝不滿的人,組織起來的一種秘密團體。他們是以反清扶明為目的,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開始是在山東堂邑一帶,以教授拳術和一些法術偏方進行傳播。后來在山東巡撫袁世凱的打壓下,在山東無法立腳,后來就跑到河北、天津一帶,逐漸發展壯大起來。清王朝開始對他是實行鎮壓的,但到后來,在一群頑固大臣的支持下,才允許他成為合法組織,為清政府所利用。義和團也將“反清扶明”的口號改為“扶清滅洋的”。實際上這一組織已經背離了他原來的初衷,而成為清廷的鷹犬。

義和團之所以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是由于清政府在對外戰爭和內部事物上屢屢遭到列強的打壓,使得統治集團籠罩在一片仇視洋人的氣流氛中。因此極力想借助這樣一種民間勢力來反對列強,使自己的憤怒得到發泄。

因此,可以毫為夸張地說,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是一個愚昧的統治集團挑動起一群愚昧的人所發動的一場極愚昧的恐怖運動。

如果我們從當時統治集團如何利用義和團來為自己服務,就可以看出這兩個集團的愚蠢和無知。

戊戌政變后,慈禧太將光緒皇帝囚禁起來,對光緒已經絕望,對外則宣布說光緒帝已經病危,而各國公使則要求面見光緒帝,并請求讓法國醫生為之診斷。慈禧太后迫于壓力,只只好同意,但法國醫生診斷的結果,讓慈禧大為惱火,于是加快了廢黜光緒皇帝的行動。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慈禧太后召集各軍機大臣,各部尚書內務大臣及王公大臣,討論廢立之事,慈禧太后對眾人說:

“今上之立,國人頗有責言,謂不合于繼嗣之正,況我立之為帝,自幼撫養,以至于今,不知感恩,反對我種種不孝,甚至與南方奸人同謀陷我,故我起意廢之,選立新帝。”(清•景善《景善日記》)

慈禧太后并向眾人宣布已經選定端王載漪的長子溥 為大阿哥,當時在場的滿漢大臣都只有面面相覷,唯有軍機大臣孫家鼐,不識時務,提出自己不同看法,被慈禧太后一陣搶白:“這是我們一家人會議,兼召漢大臣,不過是為了體面。” (清•景善《景善日記》)

然而,事情的發展,遠沒有慈禧所想象的那樣順利。此事一經傳出,輿論大嘩,并且受到兩江總督劉坤一這樣封疆大臣的強烈反對。慈禧太后與載漪想讓各駐華公使入賀大阿哥的新立,不料各國住華公使,并不賣這個獨裁者的賬,這不能不激起慈禧的憤怒。再加上戊戌政變時,外國使公然保護康梁等人,就已經讓她感到很沒有了面子。舊恨新仇,交織在一起,使她不顧一切地要對洋人實施報復。而這時候,她的身邊集積著一大批與她有著同樣對洋人極端仇視的大臣。正好,義和團的興起讓她感到這是一個很好利用的武器。

在朝廷的支持和縱容下,義和團便開始為所欲為,燒教堂、殺教士、戮教民,剪電線、毀鐵路無惡不作。進入北京后,出入宮禁,在大臣的家里設壇作法等等,一時間弄得北京城烏煙障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初十,俄國駐華公使格雨思上書總理衙門,對當時的局勢提出了警告,但無人理睬。

五月十五日,日本國駐華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出永定門,遭董福祥的軍隊殺害。這引起了外國公使的憤怒。

五月十七日,拳民在右安門內火燒教民的住宅區,將將住宅區內的老幼婦女全部殺害;

五月十八日,火燒宣武門內的教堂,并波及到其他許多教堂也被焚毀。

五月二十日,火焚正陽門外四千多戶人家,大火三日不熄。京城富庶之區毀于一旦,而這縱火者,卻是中國人自己的同胞手足。

五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下旨褒獎拳民為義民,并拿出宮中的銀子十萬兩給予犒賞。當時北京城乃至中國的北方地區,無不籠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清末的一位學者在他著的《庚子國變記》中對當時的情形作了如下描寫:

“由是燕齊之盜,莫不 益腕并起,而言滅夷矣。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煙焰漲天,橫行都市,莫敢正視之者。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并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慘酷無復人理,”

而此時,朝廷中的知識分子理更是洋相百出,爭相獻媚,以求榮升。候補知府會廉,翰林院編修王文龍獻上三策云:“攻東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范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合璧輿梓何異?則下策也矣!”這種不負責任的胡言亂語,竟得到了端王載漪的連聲稱贊:“此公論也。”

最為荒唐的是,傳統儒學知識分子是不信鬼神的,而此時朝廷上卻到處充斥著神奇詭異的胡說八道。御史徐道昆說:“洪鈞老祖令五龍守大沽,龍背拱夷船,皆立沉。”

翰林院編修蕭榮爵也不甘落后,進言:“夷狄無君父殆二千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時不可失。”

御史陳嘉更為可笑,自稱“從關壯繆得帛書,書言無畏夷,夷當自滅。

慈禧太后,并不是一個昏庸不堪的政治人物,然而在這種情形下居然也會相信這種騙人的鬼話。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從總理衙門出來后,被虎神營的士兵槍殺,國際輿論一片嘩然。

五月二十四日,清廷命董福祥及武衛中軍攻打交民巷的外國駐華使館和西什庫教堂。

五月二十五日清廷以法國領事杜士蘭索大沽炮臺為由,下詔宣戰,而實際上,大沽炮臺已經于二十一日失陷。聯軍部隊已經一步步逼近北京,此時慈禧太后還在一片捷報聲中得意忘形。到了六月中旬,北京攻打領事館和教堂的戰事并沒有多大的進展,而外面又不斷傳來戰敗的消息,這才使慈禧感到事情不妙。于六月二十一日下旨保護教士和各國商民,七月十二日。聯軍占領天津,此時慈禧才知道這個禍闖大了。不得已又將大清帝國的裱糊匠李鴻章請了出來,并停止了對使館的攻打,還派總理章京文瑞,帶上瓜果食品前去慰問,而這時局勢已經無法挽回。七月十九日,聯軍部隊已經兵臨城下。七月二十一日,慈禧一行蒼皇離開北京。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庚子國變”。

當時國家的中央政府竟是如此的荒謬,那么再看一下義和團又是一種什么樣的情形呢?

義和團本來是一種以教授拳法為主,帶有宗教性質的民間秘密組織。這種拳法是源于道教中的一個流派叫八卦教,舊名叫“義和會”,開始是在山東堂邑縣境內活動,后來在山東巡撫袁世凱的鎮壓下,秘密潛入河北獻縣一帶。以“乾”字拳先展開活動,隨后“坎”字拳也興起于河北滄州靜海一帶。在河北白溝以張德成為首,設壇于靜海縣的獨流鎮,號稱“天下第一壇。”主要活動于天津等地,而“乾”字拳則由景州蔓延到深州、冀州最后發展到京城,后來還有“震”字拳 “坤”字拳的加入,以“坎”“乾”字拳的力量最為強大,但都統稱義和團,他們在服飾上主要以紅色、黃色為主。義和團不同的派別之間,傳授形式也不太一樣。在京城里,授徒的師傅常常會在徒弟的耳邊說一些咒語,這些咒語讓人覺得荒唐可笑。如:

“請請志心皈命禮,奉請龍王三太子。馬朝師,馬繼朝師,天光老師,地光老師,日光老師,月光老師,長棍才老師,短棍老師。”

如果要請出某位神仙,則信口胡皺,隨意稱一古人,大抵不過是孫悟空、豬八戒、楊香、武松、黃天霸等傳說或公案小說中的人物。

另外不有一個咒語:

“快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門動,一指地門開,要學武藝請仙來。”

還有一咒為:

“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圣,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標黃三泰,八請前朝冷于水,九請華佗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

義和團各壇所供奉的神也是各自不同,無奇不有,有姜太公、諸葛亮、趙子龍、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兄弟、九天玄女等等(以上見清人羅《拳變余聞》)

最讓人不恥的是,義和團那些蠱惑人心的領袖內物,在教人刀槍不入去送死的時候,卻只顧自己將搶來的財物,準備溜之大吉。

天津陷落時,義和團的首領張德成便挾重資潛逃,當他逃到一個叫王家口的地方,還要去勒索當地一個姓王的鹽商。王姓鹽商不得已,只好派兩個人抬著一頂轎子來接他。他還大為光火地罵道:我在天津時,就是制軍大人來請我,也要用八抬大轎來請,還不一定請得動我。你們好大的膽子,敢這樣褻瀆神靈?王姓商人無奈,只好借村子里關帝廟中用來迎神的轎子,將他接到村子里,并安排下豐盛的宴席請他。而張德成竟然嫌酒席不夠好,找不到菜吃,推席而去。這下子將姓王的商人和全村的村民都激怒了,大家商議共同將張德成抓了起來。跟隨他的那些嘍啰也一哄而散。被抓起來的張德成已經完全沒有往日的威風,只是一個勁地趴在地上叩頭,請求饒命。然面村子里的人說,聽說你有刀槍不入的神功,讓我們大家領教、領教。說罷刀槍齊下,張德成一會兒便被剁成肉泥,這就是一個騙子最后的下場。

下面是一份當時廣為流傳的義和團的揭帖,讓我們更加可以看到這一事件的愚昧程度,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神助拳,義和國,只因鬼子鬧中原。

勸奉教,乃罪天,不敬神佛忘祖廒。

男無倫,女鮮節,鬼子不是人所生;

如不信,仔細看,鬼子眼睛都發藍。

不下雨,地發干,全是教堂遮住天。

神爺怒,仙爺煩,伊等下山把道傳。

非是謠,非白蓮,口頭咒語學真言。

升黃表,焚香煙,請來各等眾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間把拳玩。

兵法易,助學拳,要擯鬼子不費難。

挑鐵道,把線砍,旋在毀壞大輪船。

大法國,心膽寒,英吉羅勢肖然。

一概鬼子都殺盡,大清一統慶升平。

 

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在當時居然還會有人深信不疑,甚至是當時的許多有名的知識分子也不例外,這正是滿清政府推行的愚民政策所帶來的后果之一。現在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歷史上真的發生過樣無知的瘋狂事件?

義和團這群愚昧無知的烏合之眾,在官方的支持和縱容下,更是肆無懼怛地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實施了駭人聽聞的暴行。而深受其害的并只是外國人、絕大多數都是與自己一樣的中國人。也不單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許多曾經顯赫一時的達官貴人也不能幸免。

這是一場以落后對抗先進,以愚昧抵制文明的野蠻行徑。是一場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反動行為,在扶清滅洋的口號下,剪電線、毀鐵路、燒教堂、對與外國文明有關的一切事物,均加以摧毀。洋貨店被燒,民間所藏的洋書、洋器也不放過,普通老百姓手里有一本洋書或者戴副眼鏡,都會被視為二毛子惹來殺身之禍。就連民間穿白色的衣服也被禁止,說是同情洋人。

這是一場給中國帶來巨大傷害的災難性群眾運動,但令人不解的是,竟然還有人認為這是一場偉大的反帝愛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大加贊揚。

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的又一種悲劇。

2011-04-13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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