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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金文化比較研究
遼金文化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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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46 [文獻標識碼]A
  由契丹和女真族分別建立的遼、金王朝,其文化有許多近似之處,也存在不少差異。本文擬從三個方面比較遼金文化的異同,最后略作歸納和分析。在以下敘述中,談到契丹、女真文化,是分別指兩個民族的文化,而遼、金文化則是指契丹文化或女真文化同漢文化及其他族文化交流融合后的文化。契丹文化與遼文化,女真文化與金文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一、契丹、女真及遼、金在食衣住行等方面的異同
  飲食
  契丹、女真起源于我國北方或東北,那里同南方相比,冬長而寒冷,無霜期短,干旱少雨,這樣的自然地理環境,制約著契丹、女真社會經濟和飲食文化的發展。契丹、女真的飲食,最初都較粗糙單調。契丹是游牧民族,以肉食和乳品為主。糧食食品所占比重較小,有粥、炒米、炒面之類。女真是農耕兼畜牧、漁獵的民族。“田宜麻谷”,“喜耕種”[1],以糧食食品為主,亦食肉乳。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受漢人的影響,契丹女真糧食食品比重增加,食品加工漸趨精細,有了饅頭、點心等面食和米飯等。特別是女真的飲食,后來已同漢人無多大區別。
  飲茶在遼金成為風尚。遼金本不產茶,所需茶葉,來自同兩宋的榷場貿易及兩宋貢納等。在河北宣化遼墓壁畫中有《茶道圖》[1],圖中反映了選茶、碾茶、烹茶、用茶程序及茶具等,說明遼人飲茶的流行。而金人飲茶,更是蔚然成風。金初僅有少數上層統治者飲茶,并被視為是接受漢文化的儒雅表現。后來,飲茶逐漸在各階層中盛行起來。《金史·食貨志四》說:“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由于飲茶風行,茶葉消費量大增,到后期,朝廷官員紛紛要求禁茶,以減少用來換取茶葉的絲絹的消耗。
  服飾
  契丹人裝束的主要特征是髡發左衽。后來,契丹人特別是男人多改著漢服。據《契丹國志·衣服制度》載,“國母與番官皆番服”,而“國主與漢官則漢服”。遼圣宗統和間,宋人路振奉使契丹時,也看到“俗皆漢服”,唯有契丹、渤海婦女仍著“胡服”[2](路振:《乘軺錄》)。女真衣服也是左衽,男女留辮發。到金朝中期,女真服飾漢化成為風尚,以至世宗、章宗多次下令,禁女真人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罚[3](《金史·世宗紀下》,《金史·章宗紀四》)。契丹女真服飾發式小有區別,但漢化是其共同趨勢。然而在宋人眼里看來,卻認為遼金時北方漢人服飾已經“胡化”。蘇轍《燕山》詩云,“左衽今已半”[4](《欒城集》卷一六);范成大《攬轡錄》云:“民亦久習胡習,態度嗜好與之俱化,最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盡為胡矣。自過淮已北皆然,而京師尤甚。惟婦女之服不甚改。”范成大還有《相國寺》詩云:“聞談今朝恰開寺,羊裘狼帽趁時新。”而且寺中雜貨,“皆胡俗所需”[5](《范石湖集》卷一二),于此可見,由于契丹女真與漢人雜居,互相影響,生活方式都有很大變化,其中服飾變化尤為明顯。相對來說,遼金境內契丹、女真人及漢人婦女衣裝變化較為緩慢。
  契丹女真的服飾不僅對境內漢人,而且對兩宋也產生了影響。在南宋,許多所謂“歸正人”、“歸明人”即原遼、金、西夏歸服者以及宋人流落鄰境重新回歸者,也因穿慣了當地服裝,往往不改“胡服”,宋朝諸軍也仿效女真衣裝,“左衽胡服”[6](《宋會要輯稿》兵一五之一二、一三)。從而反映了遼宋夏金時期各民族服飾的交流。
  住所
  契丹女真的住所,早期有較大區別。契丹以游牧為業,居無常處,“轉徙隨時,車馬為家”[7](《遼史·營衛志中》)。因居無定處,“穹廬”是契丹居住的主要形式。后來,隨著農業的發展,轉為定居,出現草房、板屋。有些地區的契丹人終遼之世都從事游牧,以車馬為家。女真則不同,早在建國前的獻祖時,即從游牧轉為定居,徙居海古水,“始筑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為納葛里。‘納葛里’里,漢語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側矣。”[3](《金史·世紀》)分布在山區的女真人則“依山而居,聯木為柵”,“無瓦,覆以木板,或以樺皮,或以草綢繆之”。女真人居有火坑。“環屋為土床,熾火其下,與飲食起居之上,謂之炕,以取共暖”[8](《三朝北盟會編》政室上帙三)。此外,契丹、女真住所都有東向或東南向的習俗。《舊五代史·契丹傳》載,契丹“邑屋門皆東向”。契丹氈帳、宮殿等,都是坐西朝東。甚至連遼朝寺院如今大同華嚴寺、北京大覺寺以及龍泉寺遺址等,均坐西朝東。女真亦“門皆東向”[8](《三朝北照會編》政宣上帙三)。直到現代,東北仍有此俗,《柳邊紀略》卷一載,寧古塔一帶“屋皆東南向”。
  遼金都有五京制度。遼金修建或擴建的諸京,多是依仿中原都城制度修建的。如遼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縣)即“擇良工于燕、薊,董役二歲,郛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擬神都(唐東都洛陽)之制”[7](《遼史·地理志三》)修建而成。我國考古工作者于1959年至1960年對中京遺址進行全面勘測和重點發掘,對這座遼代中期新建城市的布局有了較清楚的認識,“它比遼代初期所建的上京,更多地模仿了中原都城的制度”[9](P601)。金上京是模仿北宋汴京而建的,只是規模“僅得十之二三而已”[10](《大金國志·熙宗孝成皇帝四》)。金中都是在遼南京(燕京)基礎上擴建的。主持建中都的張浩是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渤海人,蘇保衡是漢人,而具體負責修建的梁漢臣、孔彥舟則原為宋朝人。中都布局多是模仿北宋汴京,甚至城內許多名稱都是沿用汴京的名稱。如汴京正北門名通天,金中都正北門為通玄;汴京皇城北門為拱辰,中都也設拱辰門;宮城的東華、西華門名也是仿效北宋宮城門[11](P14)。
  遼雖有五京,然而皇帝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并不在五京宮殿中,而在行宮,即所謂“捺缽”。
  捺缽是同契丹人生活方式相聯系的一種重要制度和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捺缽就是行營、行帳、營盤,即遼朝皇帝出行時居止的帳幕。《遼史·營衛志中》云:“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遼國盡有大漠,浸長城之境,因宜為治,秋冬違寒,春夏避署,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為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缽’。”遼朝皇帝春捺缽捕鵝釣魚,夏捺缽避暑議政,秋捺缽射鹿,冬捺缽避寒議政、獵虎。四時捺缽,并非僅限于游幸,而且也是政治中心之所在。捺缽制度對后來的金、元、清都產生了影響。金代中期以前,有春山秋水之制,春水捕魚,秋山打獵。宣宗貞yòu@①南遷之后,史書中不再有關于春山秋水的記載了。金朝前期雖然承襲了遼代捺缽之制,但有所不同。遼居留時間較長,金居留時間短暫;遼之行動復雜,金之行動簡單。尤其不同者,遼以捺缽為經常,故政治中心即在于此,而金則主要出于游幸,與政治關系不大。后來的元、清,也有捺缽風習,略與金近似,其重要性不能與遼相比[12]。
  二、契丹、女真及遼、金在文學藝術、宗教信仰、歲時風俗等方面的異同
  文學藝術
  遼金文學藝術都具有明顯的北方民族樸野、粗獷、清新的特色以及深受唐宋影響的一面,同時遼金又有其不同之處。
  契丹和遼代流傳下來的文學作品不多。其中,契丹帝王、后妃、貴族文學家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這是遼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特點。遼中期以后的圣、興、道三宗,都善詩詞,通音律。圣宗“幼喜書翰,十歲能詩。既長,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7](《遼史·圣宗紀一》)。曾出題詔宰相以下賦詩,并御制曲百余首,還親以契丹大字譯白居易《諷諫集》。興宗亦親制誥詞,并賜詩給寵臣,還曾與宋使“釣魚賦詩”[7](《遼史·興宗紀三》)。道宗的文學修養更高,曾以《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進呈皇太后,相臣李儼作《黃菊賦》獻道宗,道宗作絕句題其后賜之。詩曰:“昨日得卿《黃菊賦》,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余香,冷落西風吹不去。”[13](《老學庵筆記》卷四)道宗的詩作,經人編成《清寧集》。
  契丹宗室善詩者以阿保機長子耶律倍最為著名。《遼史》卷七二本傳稱他“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ruò@②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耶律倍擅長五言詩,現存《海上詩》一首。清人趙翼高度評價此詩,稱“情詞凄惋,言短意長,已深有合于風人之旨矣[14](《廿二史雜記》卷二七)。《遼史》有多處記載宗室中善詩文者。如平王耶律隆先“博學能詩,有《閬苑集》行于世”[7](《遼史·耶律隆先傳》);耶律國留“善屬文”,在獄中著《兔賦》、《寤寐歌》,為世所稱。其弟資忠“博學,工辭章”,著《西亭集》[7](《遼史·耶律資忠傳》);耶律庶成“善遼漢文字,于詩尤工”[7](《遼史·耶律庶成傳》);等等。
  遼朝后妃善詩,在文學史上也是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如遼道宗宣懿皇后蕭觀音,“工詩、善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7](《遼史·后妃傳》)。王鼎《樊椒錄》記載了肅觀音因作《四心院》詞及《懷古》詩而被耶律乙辛誣陷、釀成冤案的經過。清人評價《四心院》詞說:“怨而不怒,深得詞家含蓄之意。斯時柳七(宗元)之調尚未行于北國,故蕭詞大有唐人之遺意也。”[15](《詞苑叢談》卷八)天祚帝文妃蕭瑟瑟也“善歌詞”,曾作歌諷諫天祚帝[7](《遼史·后妃傳》)。
  據現存文獻來看,遼代文學作品中,契丹人作品多于漢人,而在契丹文學家中,帝王、后妃,貴族又占較大比重。這不排除文獻記載的局限性,但在當時少數契丹上層統治者才有條件接受文化教育,因而出現一些文學家,也在情理之中。
  金代女真皇帝、宗室文學家則不像遼朝那么多而形成一大特點,但也出現幾位詩人,如海陵王完顏亮,宣孝太子完顏允恭、章宗完顏jǐng@③和宗室完顏@④等。尤其是完顏亮的詩詞,具有鮮明的個性。女真后妃不見像契丹蕭觀音、蕭瑟瑟等那樣的詩人。金代文學家和流傳下來的作品數量,大大超過遼代。其中雖然也有女真帝王、宗室及其他女真人文學家,但以漢族文學家占絕大多數。
  遼金文學風格,一般來說,樸野、清新是他們的共性,而金代文學較遼代更為成熟。清人在評論金代文學時,盛贊其“北地之堅強,絕勝江南之柔弱”,“與唐宋元明相頡頏”[6](《金文最》序)。這一評價,雖有過譽之嫌,但對金代文學所具有的特點,則確是應予重視的。
  金代文學與遼代相比,之所以能達到更高的水平,是同金王朝科舉制度、學校教育制度更臻完備,各階層文化素質普遍提高,以及我國傳統文化在北方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等因素相聯系的。
  遼金美術的異同
  契丹遼朝的繪畫以描繪契丹人生活方式如狩獵、騎射、游牧等場面居多,被后人稱之為北方草原畫派。他們用繪畫強烈地表現本民族生活方式,這是遼朝繪畫藝術的一個特點。據有關畫史記載,遼朝畫家多達數千人[17](P342)。
  耶律倍是遼朝初期的著名畫家。《遼史》卷七二本傳說他“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⑤府”。《宣和畫譜》卷八載:“(耶律倍)尤好畫,多寫貴人酋長,至于袖戈挾彈,牽黃臂蒼,服用皆縵胡之纓,鞍勒率皆環奇,不作中國衣冠,亦安于所習者也。”宋朝宮廷所藏有15種之多,“雙騎圖一,獵騎圖一,雪騎圖一,番騎圖六,人騎圖二,千角鹿圖一,吉首并驅騎圖一,射騎圖一,女真獵騎圖一”。
  胡環,胡虔父子也是遼朝有名的畫家,胡環有作品流傳至今。《五代畫記補遺》“走獸門第三”稱胡環“善畫番馬”,“其穹廬部族、帳幕旗飾、弧矢鞍韉,或隨草放牧,或在馳逐弋獵,而又胡天慘冽,沙磧平遠,能曲盡塞外不毛之景趣,信當時之神巧絕代之精技歟!”據《宣和畫譜》卷八著錄宋朝御府收藏胡環畫作有65幅,從其標題可知均以契丹游牧生活為主題。如《卓歇圖》、《牧馬圖》、《射騎圖》、《射雕雙騎圖》、《按鷹圖》、《牧駝圖》等。胡環的傳世作品《卓歇圖》反映了契丹狩獵生活的片斷。在畫法上繼承了中原地區漢唐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其主題則是契丹生活的寫照。胡環之子胡虔也以畫蕃馬聞名,“世謂丹青之學有父風”[18](《宣和畫譜》卷八)。
  遼朝壁畫藝術更是豐富多彩,也以反映契丹人生活風情,如狩獵、騎射、出行、歸來、宴飲等居多。此外,也有少數描繪北方四季山水之作。
  金代的繪畫則有所變化,風行“文人畫”和山水畫,以畫梅、蘭、竹、菊和山水、宮闕、樓臺等居多。如任詢的詩文書畫都很有名,繪畫擅長山水畫。金元人趙秉文、王惲等曾為任詢所畫《華清宮圖》撰寫序跋題記,給以很高的評價。王惲說,任詢山水“山骨郁茂,林屋黯密,蓋學中立而逼真者也”[19](《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楊邦基也以“善畫山水人物”[3](《金史·楊邦基傳》)而聞名。從金元人為他的畫作題詩中可以略知其作品有《雪谷早行圖》、《山居老閑圖》、《秋江捕魚圖》、《行客關山圖》以及《百馬圖》、《奚官牧馬圖》等,可見楊邦基作品主題多為山水人物及鞍馬。李早善畫人物和馬,見于后世著錄的有《蕃馬圖》等。武元直長于山水,有《曙雪》、《桃源圖》、《風雨回舟圖》等。王庭筠“善山水、墨竹”[3](《金史·王庭筠傳》)。其子王曼慶亦“善墨竹,樹石絕佳,亦能山水”[20](《圖繪寶鑒》卷四“金”)。
  北方草原風俗畫的風格,在金代繪畫中得到了繼承和發展。傳世的張yǔ@⑥《文姬歸漢圖》被認為是歷代同類題材中水平最高的作品。
  金代壁畫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尤其是山西繁峙巖上寺壁畫堪稱我國壁畫藝術的瑰寶。其中所展現的樓臺亭榭、酒樓茶肆、民居村舍等,會使人們不禁想起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來。此外,有關倫理道德、忠孝節義以及佛教故事等,也是金代壁畫中常見的題材。
  遼代繪畫和部分金代繪畫都具有鮮明的北方民族特色,這是它們的共同之處。而它們的區別在于,隨著兩宋文人畫與山水畫的發展,金代繪畫深受其影響,在文人畫與山水畫創作上亦有了很大發展。
  宗教信仰
  契丹、女真的宗教信仰大體相近。他們像許多古老民族一樣,都曾經盛行自然崇拜,靈魂崇拜、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不過各自有本民族的儀式。在滿—通古斯語系諸族中流行的薩滿教,在契丹與女真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契丹人有一些近似薩滿教的儀式,而《三朝北盟會編》中則有關于女真人信奉薩滿教的明確記載,稱完顏希尹“奸滑而有才”,“國人號為珊蠻。珊蠻(按,即薩滿異譯)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通變如神”[8](《三朝北盟會編》政宣上帙三)。這應是我國歷史文獻中最早出現的關于薩滿教信仰的記載。
  佛教、道教在遼金有不同程度的傳播。遼朝尤其盛行佛教,契丹帝王特別是圣宗、興宗、道宗三朝及婦女(從皇后、公主到平民)崇佛,十分突出。金朝受遼、宋影響,佛教也很流行。遼金兩朝雕印并流傳至今的漢文大藏經《契丹藏》和《趙城藏》是我國寶貴的佛教文化遺產。
  道教在遼朝各階層中也有一定的傳播。到了金朝,由于新道教(全真、大道、太一)的創建,使得這個土生土長的宗教在北方得到空前廣泛的發展。金朝受中原思潮的影響,也出現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趨勢。
  歲時風俗
  遼金歲時節日,既分別保留有契丹、女真民族的若干傳統風俗,又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漢族的許多風俗。
  遼朝的許多節令,如立春、人日、中和、上巳、端午、夏至、中元、中秋、重九、冬至等,顯然是直接或間接從中原傳入的。這里所謂間接,就是指唐朝時地處東北的地方政權——渤海國深受唐朝和文化影響,中原的一些歲時節日及風俗在當時已經傳到那里,后為契丹所承襲。契丹有些習俗,如上元觀燈,端午采艾葉和以五彩絲纏背,重九登高飲菊花酒等,都與中原相同。然而也有許多節令,雖然名稱來自中原,但風俗內容不同,仍然保留了契丹固有的一些風俗和儀式。如正旦,有令巫師在帳篷“外邊繞帳撼鈴執箭唱叫,于帳內諸火爐內爆鹽,并燒地拍鼠”,謂之“驚鬼”的習俗。上已,“國人以木雕為兔,分兩朋走馬射之”[21](《契丹國志》卷二七“歲時雜記”)。中元、中秋、冬至等節俗,也都與中原大異其趣。此外,契丹還保留有一些純本民族的節日,如“放偷日”等。
  女真歲時風俗,有少數節令如重五、中元、重九等,保留有女真傳統的拜天、射柳等俗,女真還承襲了契丹的“放偷日”等,金朝大多數節令不僅名稱而且連習俗內容基本都與中原相同。這就是說,在習俗漢化上,女真比契丹走得更遠。
  三、契丹、女真及遼、金在婚姻喪葬、倫理道德及政治觀念等方面的異同
  婚嫁
  契丹女真早期都有過掠奪婚、隸役婚、收繼婚、交換婚等形式。后來,遼金王朝都采取若干措施,限制原始婚俗。如遼太宗時,曾詔“除姊亡妹續之法”[7](《遼史·太宗紀上》);金朝初年,太祖“詔自收寧江州已后同姓為婚者,杖而離之”[3](《金史·太祖紀》),太宗時也頒布過類似的詔令,并禁“繼父繼母之男女無相婚嫁”[3](《金史·太宗紀》)等。遼金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對皇族后族通婚有嚴格限制。遼朝“王族惟與后族通婚”,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此主之命,皆不得與諸族之人通婚”[21](《契丹國志》卷二三“族性原始”)。金朝對天子納后,王姬下嫁也很重視門第,“后不娶庶族”[3](《金史·后妃傳上》),“昏因有恒族。”皇族(完顏)通常只在徒單、唐括、蒲察、ná@⑦懶、仆散、紇石烈、烏林達、烏古論、裴滿等幾個大姓中娶后尚主,“無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3](《金史·世戚傳》)。
  喪葬
  土葬和火葬是契丹女真的主要喪葬方式。與同時期的兩宋相比,契丹女真盛行火葬是其共同之處。契丹女真行火葬,是原始葬俗遺留和受佛教傳播影響的結果,同時也有北方民族間互相承襲的因素在內。遼金境內漢人和同時期宋人因受儒家觀念影響較深,認為火葬乃身后之戮,是十分殘忍和大逆不道的事情,因此許多人抑制火葬。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三載,呂忠嗣平生通曉經學,每以古人自期,他臨終時對諸子說:“我死無火葬,火葬是為戮尸。”金元之際王惲《論中都喪葬祭禮薄事狀》說:“切惟送終,人子之大事,今見中都風俗薄惡,于喪祭之禮有亟當糾正者,如父母之喪,例皆焚燒,以為當然,習既成風,恬不知痛。”“其在漢民,斷不可訓。”[19](《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八)這大體上反映了金元時期在漢人中流行反對火葬的傳統觀念。
  契丹女真都有一種將祭祀死者用的酒食和其他物品一并焚燒,謂之“燒飯”的習俗。后來的蒙古也有此俗,不過在儀式上略有差異。始于契丹的“燒飯”之俗,又是從其先世烏恒鮮卑那里繼承的發展而來的。這一習俗的形成是北方幾個民族間傳承的結果。
  倫理道德
  遼朝建立前后,契丹社會發展落后于中原,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熏陶較少,如《遼史》所說,“風化視中土為疏”[7](《遼史·后妃傳》)。契丹仍保留有許多本民族舊俗。從貴族到平民,婦女貞節觀念淡薄,離婚、再嫁乃至三嫁四嫁為司空見慣之事,成為世俗。隨著社會的發展,儒家文化在北方的傳播,以及遼朝統治者開始提倡婦女守節、表彰命婦寡居者、限制再嫁等,到遼中期以后,人們的貞節觀念明顯加強。忠孝節義等觀念,也逐漸成為遼人的倫理道德規范。
  女真人大體上經歷了類似的過程。金初,女真有接續婚“舊俗”,那時婦女再嫁不受非議。隨著家庭形態和人們觀念的變化,婦女改嫁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有些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女真婦女則至死不改嫁。葛王(后來的金世宗)妃烏林dá@⑧氏為免遭海陵王戕害而自殺身亡。她在上世宗的遺書中有“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16](《金文最》卷五十)之句,已同漢族婦女的傳統觀念一致。不過與此同時,從上層到平民,女真婦女再嫁仍不乏其例。在漢族婦女中,對離婚、再嫁等事普遍看得重些。總的來說,金朝中期以前,女真的貞節觀念同中原漢人相比,較為淡薄,而到了后期,已同漢人相差無幾了。
  命名
  遼金時期的契丹、女真人命名,也受漢族影響。帝王除了有本民族的姓名外,還有漢名,并有賜國姓給有功者及帝名避諱等制度。在姓氏上,契丹只有耶律和蕭兩姓,終遼之世沒有改變。女真則不同,早在遼金之際就有女真改漢姓之例,后來改用漢姓者日漸增多,世宗、章宗時為保持女真舊俗,一再下令禁止女真改譯或改稱漢姓[3](《金史·世宗紀中、下》,《金史·章宗紀一、四》),表明這時改譯或改稱漢姓已是相當普遍的現象。盡管朝廷三令五申地加以阻止,但還是沒有遏止這一趨勢的發展。據陶宗儀《轟耕錄》卷一“氏族”條載,金元之際已有31個女真(包括附隸于金朝的其他族)姓改稱改譯漢姓。另據陳述考證,在其他28姓中,也有或多或少的女真(包括附隸金朝的其他族)成分滲入[22](《金史拾補五種》“女真漢姓考”卷二)。
  民風
  由于自然環境,社會發展及各民族傳統文化等因素造就了遼金各族的民風有許多相同之處。
  契丹早期以漁獵、游牧為生,逐水草而居,飄忽不定,艱苦的生活環境培養了他們堅韌尚武,吃苦耐勞的精神。契丹人“善戰,能寒”[7](《遼史·營衛志上》),“彎弓射獵本天性”[4](《欒城集》卷一二,“奉使道中五言長韻”)。《遼史·后妃傳》也說:“遼以鞍馬為家,后妃往往長于射御,軍旅田獵,未嘗不從。”太祖、景宗、興宗皇后等都在軍旅中建立戰功,《后妃傳》說,“古所未有,亦其俗也”。這是其他朝代所少見的。
  遼國漢人、渤海人也多豪爽強勁,能吃苦耐勞。《乘軺錄》說,“遼海民勇勁樂戰”。宋使許亢宗在遼金之際出使金國,稱燕京(今北京)“民尚氣節,秀者讀書,次習騎射,耐勞苦”。[24](《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
  金代女真人善騎射,“耐寒忍饑,不憚辛苦”[8](《三朝北盟會編》政宣上帙三),民風樸厚,“最為純直”[3](《金史·世宗紀中》)。
  北方漢人質直尚義。從幽薊到關中,即今天津、北京、河北、山西、陜西一帶的民眾,歷來有質直尚義的風尚。唐人韓愈說,“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北宋蘇軾說,“燕趙之地自古號多豪杰”,“勁勇而沈靜,燕之俗也”。這里的漢人秉承了前人的風格。對此,金人也有許多論述。施宜生說:漁陽山水雄秀,“功名豪杰之士,多生其間”[16](《金文最》卷六七“漁陽重修宣圣廟碑”)。趙秉文說:“河朔之地,沃野千里……其山川風氣,雄深郁津,故其人物魁杰多秀異,有平原之遺風,廉藺之英骨。”又說:“三晉多奇士,其土風之然乎!”[25](《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三“寓樂亭記”)元好問說:“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26](《元遺山先生文集》卷三七“送秦中諸人引”)
  類似的記載,在后人的詩文、地志中也屢見不鮮。如元人郝德《陵川集》說,金元間燕人“豪勁任俠,深厚敦雅,猶有唐人遺風焉”;清人編纂的《天府廣記》稱燕人“俗重氣俠,好結納,其相赴生死,亦出于仁義”[27](《日下舊聞考》卷一四六“風俗”);等等。
  由上可見,北方漢人質直尚義是有傳統的。
  社會發展對風尚的形成與演變也有很大影響。金代在世宗、章宗時期達到鼎盛階段,章宗泰和間開始走下坡路,到宣宗南遷后,更是江河日下。社會風尚的變化也與這一發展趨勢相關聯。金朝上升時,相對來說民風樸厚,尚儉,富有朝氣。鼎盛時期過后,社會風氣隨之敗壞。元人楊奐說:“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明昌以后,朝野無事,多侈靡成風。”[28](《元文類》卷三八“跋趙太常擬試賦稿后”)宣宗貞yòu@①南遷后,連軍隊也過慣了安逸生活,毫無斗志。一些將帥多出于世家的豪粱子弟,往往只知打球射獵。哀宗時,金朝亡征已很明顯,世風愈發不可收拾。當此之際,“大夫士以自保為幸。或高蹈遠引脫屣世務,或酣歌飲酒,茍延歲月”[26](《元遺山先生文集》卷二二《御史孫公墓表》)。金朝末期,各階層人們處于這種醉生夢死狀態,表明此時距金朝的滅亡已經為期不遠了。
  四、對契丹、女真及遼、金文化異同的歸納和分析
  契丹女真及遼金文化的相似性,可分以下幾種情況:
  一是共同或接近的自然環境、生產力發展水平、文明程度等使契丹女真飲食文化具有若干共性。遼金地處北方,具有山地、高原、平原、草原等多種地形,為牲畜、狩獵、農業等發展提供了條件。與兩宋相比,北方氣溫較低,無霜期短,干旱少雨,作物品種少,加之生產力低,以及文明程度落后等,這些都制約著契丹女真飲食文化的發展水平,決定了契丹女真飲食較粗糙、單調。隨著農業的發展,南北往來增多及受漢族影響,這種情況逐漸有所改變。契丹女真的住所,都有東向或東南向的習俗。文獻中有關契丹居室朝東的記載尤多,對此,一般都用契丹崇拜太陽來解釋。本文認為此俗最初形成,還應與氣候因素有關,北方冬天多西北風,居室東向或東南向可以避風。
  二是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作用,使得契丹女真及遼金文化具有某些相似性。如婚姻制度,契丹女真在建國前后都保留有接續婚、隸役婚、交換婚等原始婚制的殘余。遼金建立后分別對此采取一些措施,予以限制。喪葬形式,契丹女真同許多民族一樣,以土葬、火葬為主要形式。宗教信仰,同某些北方民族一樣,有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天體崇拜等,流行薩滿教,后來又信奉佛教、道教。再如,契丹女真婦女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有較大的自由和較高的地位,貞節觀念淡薄,遼金中期以后,婦女所受封建禮教約束漸多,地位有所下降。
  三是契丹女真接受漢文化影響,以及契丹與女真之間,遼與金之間制度、風俗的傳承,也使遼金文化出現相似之處。如文字,契丹初無文字,遼初直接借漢文字字形增損而創制了契丹大小字。女真初亦無文字,金太祖時完顏希尹“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制女真字”[3](《金史·完顏希尹傳》)。是為女真大字。其后,金熙宗又頒行女真小字。遼金的若干制度,如祭禮、儀禮、法制、職官、學校、科舉等,多是借鑒吸收中原制度,或是女真承契丹風俗,金承遼制。因此,契丹與女真,遼與金,往往有相似性。遼金正統觀念的形成與發展等,也是在中原傳統觀念影響下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契丹女真及遼金文化的差異的形成,大致分兩種情況:
  一是族源不同。從民族劃分上,契丹屬東胡系統,是游牧民族;女真屬肅慎系統,是農耕兼漁獵、畜牧的民族,后來以農耕為主。與生產方式相聯系,反映在住所上,契丹長期以“車帳為家”,而女真則很早就已定居,并有火炕。
  二是借鑒、吸收漢文化程度不同及自身因素、所處時代等差別,導致遼金文化呈現差異。如遼金的正統觀念、倫理道德觀念等都是同本國傳統文化在北方的傳播及遼金社會發展相聯系的。遼金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都反對中原王朝那種“貴諸夏輕夷狄”的正統論,主張淡化或反對以華夷之別區分正統與非正統的觀念。然而由于時間的推移,儒家思想在北方的傳播,金代較遼代更為廣泛深入,女真漢化程度較契丹更高。文獻中關于遼人正統觀念的言論,僅有只言片語的記載,而金朝海陵王及趙秉文、王若虛等的觀點較遼人更富有理論高度。遼金人倫理道德的差異,也屬于這種情況。關于遼金歲時節日風俗的差異,其名稱大都來自中原,然而遼代節日風俗保留有較多的契丹舊俗,而金代則從名稱到風俗內容,都基本同中原一致了。
  我們從以上的論述中,似可得到一些啟示。其一,不同民族地域間的聯系和交流,必然促使雙方制度、文化互相產生影響,其中較落后民族和地區在借鑒吸收外族、外域制度文化后,所得到的發展和提高更為明顯。其二,尤其是創造性地借鑒吸收外族外域制度、文化,對于本民族本地區的社會發展可以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如遼朝實行南北面官制度,“因俗而治”,“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金朝借鑒中原科舉制度和學校制度,設置女真進士科和女真學,為提高女真民族素質發揮了作用。其三,借鑒吸收外族外域制度、文化的程度越是全面深廣,本民族文化特色被保留下來者就會越少。從文獻記載和大量考古資料中,我們可以發現,就文化特色來說,女真和金不及契丹和遼鮮明。
  [收稿日期]2000-12-03
《北方論叢》哈爾濱43~49K23宋遼金元史宋德金20012001由契丹和女真族分別建立的遼、金王朝,其文化發展脈絡有著許多異曲同工之處。共同或接近的自然環境、生產力發展水平,文明程度,社會發展規律的作用以及接受漢文化影響等,是契丹與女真,遼與金文化出現共同之處之原因;而其族源不同、借鑒吸收漢文化程度各異以及自身因素、所處時代背景等,又是導致其文化存在差異的重要因素。遼/金/文化/風俗the Liao Dynasty/the Jin Dynasty/culture/custom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ulture of the Liao and Jin DynastySHONG De-jin(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20,China)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Liao Dynasty which was set up by didan and the Jin Dynasty set up by Nüzhen.That is due to the similar natural environment,similar state of productive forces,similar civilization,similar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nations and similar cultural influence on these two nations by Han.But their different origin,different acceptance of the cultural influence by Han,and different ages they were in also lead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culture of these two nations.宋德金(1937-),男,遼寧新民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雜志社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雜志社,北京 100720 作者:《北方論叢》哈爾濱43~49K23宋遼金元史宋德金20012001由契丹和女真族分別建立的遼、金王朝,其文化發展脈絡有著許多異曲同工之處。共同或接近的自然環境、生產力發展水平,文明程度,社會發展規律的作用以及接受漢文化影響等,是契丹與女真,遼與金文化出現共同之處之原因;而其族源不同、借鑒吸收漢文化程度各異以及自身因素、所處時代背景等,又是導致其文化存在差異的重要因素。遼/金/文化/風俗the Liao Dynasty/the Jin Dynasty/culture/custom
2013-09-10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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