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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鄉村民族主義”的興起與新“十字軍”東侵
近代“鄉村民族主義”的興起與新“十字軍”東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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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 近代西方侵略對于下層社會而言,感覺最強烈者是教會勢力的擴張。幾十年的反洋教風波,一方面使民眾通過對清廷的親和增強了民族向心力;另一方面,民眾意識框架內滲入了近代國家觀念,原有的“天下觀”開始動搖。鄉村民族主義具有進步意義,又充斥著落后的排外主義情緒,它是近代民眾思潮的主導意識之一。只有恰當地把握它,方能深入了解近代歷史進程。
  〔關鍵詞〕 鄉村民族主義 教案 國家意識
  〔作者簡介〕 張鳴,1957年生,現為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博士生。吳靜研,1960年生,黑龍江農業大學檔館員。
     *       *       *
  在談到近代以來民眾反帝情緒及行動時,學術界往往喜愛用“愛國主義”這樣的概念。其缺陷是不易分別古代的類似情緒與近代的不同。我認為用“民族主義”的概念來描述、概括,相對要合理一些。說到民族主義,囿于斯大林民族國家理論,學術界往往將之局限在新型的知識精英階層,實際上,民族只是一種由于母語、種族等因素而形成的自然事實。中國經過幾千年的民族紛爭與融合,在西方介入之前,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國家。即使是一般老百姓,也有相當強烈的民族認同感。民間說唱及傳說中的“忠”、“奸”之分,往往兼有“愛國”與“賣國”的內涵。當然,中國老百姓傳統的民族意識,與近代西方的民族國家觀念是有區別的,他們沒有種族和民族的分別,國家與“天下”也攪在一起。但畢竟有了初步的“族分”與“國別”,只是思維的框架比較模糊。
  近代民眾的民族意識與傳統的民族意識是有所不同的,區別在于近代人們頭腦里在侵略和反侵略的互動中被強塞進了些原來框架所沒有的成份。老百姓終于意識到了“天”外還有“天”,一個中心的“天下”意識開始崩潰了。存在于民眾之中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情緒和思潮之間的中間形態,比之后來新型精英的民族主義,帶有更多的非理性成份和鄉土色彩,換言之,它存在某種文化保守主義的意識趨向,因此,我名之曰“鄉村民族主義”。
  無疑,鄉村民族主義是被帝國主義侵略激發的。給予中國下層社會最直接和深痛刺激的,一是赤裸裸的軍事侵略,二則是以西方教會勢力擴張為標志的“新十字軍東侵”。兩者之中,軍事侵略在空間上只限于某些點和面,在時間上也是斷續的,真正擾動了中國城鄉的是后者。相當多的農民恰是通過教會,才感知到了西方的存在,通過教案才體嘗到了被侵略的屈辱。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初綿延幾十年的民教沖突,向我們展示了鄉村民族主義被喚醒的過程。
      一、從“仇官”到“護官”
  實際上,在西方列強闖入中國大門的時候,統治中國近二百年的滿清王朝如同歷代王朝一樣,已經患上了末世病,社會與階級矛盾空前激烈,下層民眾仇恨的視線,集中在統治者身上。西方列強的侵略,并沒有一下子激起舉國上下的同仇敵愾,一部分農民甚至把西方人視為“洋兄弟”,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太平天國的某些農民領袖竟然還認為是洋兄弟受了清妖的欺負。
  隨著中國農民的“土基督教”被在洋人幫助下絞殺,“洋基督教”在洋人的軍旗后面步步深入,局面開始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相當多的下層民眾的“仇官”情緒開始淡化了,在民教沖突中,他們有意地向官府求助,而在官府不得已偏袒教方時,仍能表現出相應的理解和同情。一些教案的參加者甚至以“護官”的姿態出現,比如在天津教案(1870)中,許多踴躍鬧教殺洋人的市民都認為他們是由于“聽說法國人打官鬧事,心生氣忿”,因而隨手抄起家伙“趕去護救。”〔1 〕這一時期流行的許多打教揭帖,對洋人洋教“欺官”“害官”也表示了相當的憤怒。光緒元年(1875)四川的一種鄙俚不堪的無名告示表示了對洋人“欺害清朝命官”的不滿,認為實在“無理太過”,威脅要點起神兵神將,“漸(斬)爾鬼國人等寸草不留。”〔2 〕稍后福建延平的鄉民揭帖也表示了對洋人“占地方,官戕害”的担憂。〔3 〕據當時在華的外國人反映,天津教案發生后,“揚子江的各大城市,如蘇州、松江等地,人們好象是戰勝了歐洲人似地慶祝天津事件,“上海”猛獸似的烏合之眾在全城大街小巷里狂叫:“先殺死法國人,然后再殺死別的外國人。”〔4〕甚至在天津教案過去十余年后,仍然有鄉民為阻止傳教士入境,高喊“甘學天津義民”,打死洋人。〔5〕相應地,《施公案》、 《彭公案》之類的公案小說講唱也在下層社會流行。魯迅先生說:這類公案小說“其中所敘的俠客,大半粗豪,很象《水滸》中底人物,故其事實雖然來自《龍圖公案》,而源流則仍出于《水滸》。不過《水滸》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這一類書中底人物,則幫助政府,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處,大概也因為社會背景不同之故罷。”〔6 〕正是老百姓存在“護官”的心態,幫助官府的“豪俠”才會在街談巷議中走紅。這種現象隱含老百姓期待官府出面驅走洋人洋教的心理。當時流行的民間文藝作品還有一種比公案小說更粗糙的“膺戎圖”,把“護官”意識推向了極致。“膺戎圖”圖文并茂,繪有“股肱大臣李鴻章”、“剛直大臣鮑超”、“忠義大臣田興怒”三位的畫像,并各自替他們說了一番辱罵洋人洋教及教民的“格言”。如李鴻章項下就有“耶蘇老蠻留余殃,勸善為名賄奸黨,豈能蔽我忠良,以下犯上該萬死,陰謀詭詐惱上蒼。 ”〔7〕田興恕以殺洋教士名噪一時,“膺戎圖”對他情有獨鐘也就罷了,可將沾洋氣的李鴻章也列上,還要借他之口“夸官兒”罵洋人“以下犯上”,這已經不僅僅是護官,而近乎“崇官”了。
  對“官”的嫌惡,是中國民眾的意識主趨向之一。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編輯的三大冊《俗諺》,共收集古今有關“官”的俗諺計133 條,中性和褒意的只有6條。雖然有時也渴望清官,但更多地卻是罵官、 仇官、嘲弄官和畏官。由仇官轉為護官,民眾社會心理的轉變,預示著民族矛盾上升情勢下的鄉村民族主義的興起,在民教沖突中,民眾不僅是寄期望于官府的助力,而且自覺地加強了對同族國家的向心度。
      二、保朝意識的彌漫
  “護官”與“保朝”實際上是一回事的兩種層次的表達。如果說“護官”還有幾分勉強的話,那么民眾的“保朝”之心卻是相當真誠的。中國民眾的絕大多數——農民都是天生的皇權主義者,民間戲曲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宣揚“精忠報國”,民眾的民族意識被喚醒的另一種標志,就體現在他們對朝廷形象及興衰安危的關注。
  幾乎所有的反洋教揭帖、傳單,對清朝皇帝允許傳教之事,都沒有怨言,甚至對朝廷下諭特準教民有不攤迎神演戲費用的特權之事,也沒有只言片語的報怨,盡管針對教民不攤戲費的揭帖與打教風波一度風起云涌,此起彼伏。民眾的打教鬧教活動,除了少數由反清幫會組織的外,一般都很在意朝廷的威信與形象,甚至出現了純粹由于維護朝廷形象而引起的政治性教案。光緒二十一年浙江永嘉某村一個教民只因用了刻有清朝國號的石香爐當喂豬的石槽,就引發了當地農民的鬧教風波。〔8〕
  在關心朝廷形象的同時,民眾還不時地流露出他們對洋人“謀朝篡位”的天真担心。一份假托法國使臣的告示,雖然炮制者很拙劣地使其在口吻上很象作亂造反的起義者,卻十分鮮明地把他們的焦慮和担心泄露了出來:
  大法國使臣,照得天下原屬公器,并非一朝之私業。茲以天下紛紛,英雄共興義舉,清朝薄德,已失落各省,我國奉天承運,分遣使臣,乘時圖治,清朝再三講和,請其先行傳教,隨后擇吉禪位。我國王以仁義治天下,不肯受爭奪之名,于是準其所請。是以王畿重地,已讓我國使臣駐守,矧在外各省尚敢逆天行事,與我國爭此土哉?〔9〕而光緒五年(1879)的延平告白,則從正面表達出鄉民們的拳拳之心:
  當今洋鬼子,詭計多端,存心叵測,殫我民財,鴉片恣其流毒;謀我土地,租買恃其錢財;起洋樓于海口,隱占要關;設教堂與沖途,顯招爪牙;無非欺我幼主,謀我中國,正臣子痛心疾首,仇不同戴天者也。〔10〕
  當鄉民們認為地方官在教案中沒有給他們作主主持公道時,他們偶爾也會罵官,但幾乎均是從官員辜負朝廷這個意義上罵,比如說地方官“頭戴皇上的頂子,吃皇上的俸祿,也忍得本朝天下被他擾亂。”〔11〕罵他們“作我清朝官,一心向外人”〔12〕。譴責的要點在于官員們對不起朝廷,辜負皇恩,卻很少說他們怎么樣對不起老百姓。
  1885年中法戰爭停戰時,廣西鄉野百姓都痛罵李鴻章奸臣賣國,甚至說他“勾通法國,假造圣旨,要馮公(指馮子材,筆者注)退兵,馮公不肯退,還要打,李又下令:‘凡殺番鬼佬一條命要填十條命償還。’馮公只得退兵。”〔13〕但就是沒有人罵皇上、罵朝廷。光緒十七年(1891)一份以孫悟空的名義出的反教揭帖,鄭重其事地提出:“今有大事緊要,公求保護勿傷。第一求保三教,第二求保綱常,第三求保社稷,第四求護農商,五保黎民妻子,六護貴府閨房,官員若不保護,百姓自等主張。各存良心一點,報達(答)天地之光,報達(答)圣賢仙佛,報達(答)大清圣皇,報達(答)祖宗父母,各圖萬古流芳。”〔14〕表明民眾的“保朝”實際是與“衛家”、“保種”、“衛教”(捍衛傳統)聯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說,他們是分明感受到了洋人對其身家性命、傳統風俗的威脅,才把“江山社稷”和“大清圣皇”放在了心上。后來,義和團頭頂著“孫大圣”去“扶清滅洋”,這里已種下根苗了。
      三、國家意識的明晰與“保國”呼聲
  近代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對民眾關于國家的知識評估頗低,梁啟超說:“愚民之見,以為己國之外并無他國。”〔15〕而陳獨秀則說:一般老百姓不知道“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做一國一國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16〕其實,老百姓是早就從楊家將故事,《說岳》、《羅通掃北》、《薛仁貴征西》等戲曲小說中知道了世界上的人是分成不同的國的,為朝廷抵御、征付狄夷叫“愛國”,反之叫“賣國”,忠臣良將都是愛國的,而奸臣則大抵與敵國有勾連。老百姓頭腦中的世界格局遠比士大夫的松散。士大夫眼中國從屬于天下,就象王從屬于皇帝一樣,狄夷、蠻貊可以有國、有邦,但不能有天下。夏之于夷,政治上是主從關系,地緣上是中心與邊緣關系。而老百姓眼中的夷卻是可以有“天下”的,有一類民間故事外國使臣給中國朝廷出難題,答不出就要反向他們朝貢稱臣,實際上就暗含了這一命題,雖然從本質上說他們的世界框架與士大夫的“天下觀”并無不同。
  眾所周知,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絕大多數士大夫既搞不清西方列強的位置,也弄不清西方諸國的國別,老百姓關于西方的知識則近于零。綿延幾十年的打教風波,雖然籠罩著層層迷信荒誕的迷霧,但民眾畢竟在與洋人、洋教的廣泛而直接的摩擦與接觸中,逐漸分辨出了英吉利、法蘭西、米利堅這些洋人之國,并朦朧地感覺到它們與以往的“番邦”不同,屬于別一個天地。光緒十二年(1886)的一份托名揭帖提到:“無論英美法國,總總俱屬西人,即刻驅逐出境,無容包藏禍心。”〔17〕雖有盲日排外之嫌,但畢竟分出了英、美、法國,并暗示它們屬于一個別于中國的世界(總總俱屬西人)。在中法戰爭期間的一份揭帖說得就更明白:“近年法國披猖無忌,蠶食藩封。千百年之安南,一旦屬于法西,尚不滿欲,連輪北上,索賠兵費。”〔18〕言外之意就是說法國不是中國之藩,而且是可以與中國爭藩的國家。又據徐珂《清稗類鈔》:清末上海人稱“英人曰大英人,頗符國際上互相尊敬之義,稱法人則曰法蘭西人(間有音訛作拔蘭西者,與洋文原音相去更遠矣),稱美人則曰花旗人,稱德人則曰迦門人(迦門系日耳曼之省音)。此種稱謂,稍一移易(如直稱德人、美人),中下層社會即不知所對。”〔19〕“大英國”、“大法國”這稱謂在相當大的范圍內已經相當固定化,與洋人、洋鬼子等一并流行,上海下層社會如此,鄉下也差不多。光緒十年(1884)福建龍泉一份匿名揭帖就有“刻下有大法國人臨境”〔20〕之語。后來的義和團揭帖也有“大法國心膽寒,英吉、俄羅勢蕭然”的提法〔21〕。一種流行的稱謂固定化需多少年不太清楚,但絕非數年可以奏功則是可以肯定的。老百姓稱洋人為“大英國人”、“大法國人”之類,當然不會是出于什么“國際上互相尊敬之義”,但把“大法國”、“大英國”與“大清國”相提并論,至少說明在民眾心目中原來的“天下觀”已經動搖了。再提起“大清”的天下,也就單指中國這一塊了(是大清國而非大清朝)。這點認識上的變化現在看來也許顯得“進步”得太微不足道了,然而就在英法聯軍入京之時(1860),一京紳看見聯軍與恭親王會銜出的告示,還悻悻不平地以為:“乃將大英國君主、大法國皇帝,與大清國皇帝,并列為之,殊覺華夷不分,薰獲同器,背理越分,莫甚于此,天高地卑,必不祚此驕鹵也。”〔22〕誰想十幾二十年后,中國老百姓嘴里居然也“薰獲同器”地將之“并列為之”了,這個彎子轉得不可謂不小,按這個邏輯走下去,近代意義上的“諸國”概念自然而然地就出現于老百姓的觀念世界里了。
  隨著民眾“天下觀”的動搖,鄉村民族主義被喚起的具體表現形式是民眾對國事的關心程度的普遍提高和愛國熱忱的高漲。在中法戰爭期間,連遠在西南山區的山里人也表現出對時局的關切。時貴州鎮遠地方發生了一起兩名外國游客被鄉人哄打的事件,原因是他們撞上了一群散戲的鄉民,被誤以為是法國人。事后據當事人的供詞,說他們認為“法國現在同我們中國打仗”,這兩個“法國人”是來“探消息的”。將外國游客當成法國探子,固然有點神經過敏,但其中表現出來的對國事的關切,卻是真誠的,特別是當兩個洋人開槍威嚇時,居然沒有嚇退鄉民,反遭一頓飽打,〔23〕可見民眾愛國熱情之高。
  中法戰爭期間是一個教案的高發期,全國各地但凡有天主教的地方,幾乎都發生了打教鬧教事件。聲討法國人的揭帖、文告不脛而走,前線的戰況通過民間傳播的方式在城鄉流布,劉永福、馮子材、蘇元春等人一時獲得了傳奇英雄的光彩。“粵東義民,視凡法人,皆若仇敵,凡欲盡教士商民為難,即教民亦不使片刻在境,萬眾洶洶,各無異心。”〔24〕香港的艇民、工人和挑夫更是以直接的行動,支援了中國的抗法戰爭。據當時中國官方的情報,戰爭爆發后,“香港華民密約毀法船,英官禁阻乃止。前法船上岸,買牛羊,民艇不載;鐵甲傷,底工不修。近法商船到,民艇不起貨,英官執而罚之。眾艇怒,挑夫助之,艇夫避匿停工,中外貨皆停搬運。港官還所罚,仍不允,英以兵脅之,斃華人一,英兵傷十一,益哄。揚言將焚港中法行。今晨舂米工亦假,刻尚未結。”〔25〕這樣強烈而堅決的抵制、罷工之舉,以致英港當局疑心是由于廣東地方當局的指使。然而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奏報卻稱并無其事,說香港“貧苦細民,一日不傭則困,此民心忠義,非官力”。〔26〕
  非戰區如此,戰區的老百姓抗敵情緒就更高。劉永福與黃祟英本為同一系統的中越邊境之“匪”,劉抗法而黃聯法,結果農民都離開了黃,劉部越戰越強,黃則人馬星散,最后為鄉人所擒殺。馮子材當時幾乎是個空頭“大帥”,但臨危受命,在欽州振臂一呼,十多天功夫就招滿十八營。當地老人回憶說:“欽州地區貧瘠,無業的人很多,當兵風氣盛。那時武藝在農村廣泛流傳,民族意識很強,痛恨番鬼佬,所以百姓非常踴躍從軍,幾天之內,便募集成軍了。參軍的絕大多數是鄉村農民,市民和有錢人根本不愿當兵。”〔27〕固然有當兵吃糧的考慮,但農民從軍,“民族意識”還是起了作用,因為畢竟是臨戰招兵。
  在另一個戰區臺灣,劉銘傳在基隆受挫,“退至板加地方,該地人民怒而圍之,提爵帥(指劉銘傳,筆者注)發,由轎中拽出肆毆,且詬之為漢奸,為懦夫。爵帥惟曰:‘好好!爾輩欲我戰乎?我今回基隆去,但爾輩誰為愿隨我去者?’言甫畢,計挺身前立愿隨爵帥去者約有千五百人。”〔28〕任二北先生的《優語集》記載了一個深受臺灣山民喜愛的優人張李成召集千余山中獵戶參戰的故事,優人只所以如此,只因他“生長是間,不欲變服飾,為西人奴也”。〔29〕
  象中法戰爭期間這樣,非戰區,甚至內地山鄉的農民自動起來關心戰局戰況,非法打教,并甘冒犧牲,忍饑挨餓也要支持中國抗戰的情況,在以前是沒有的。在前兩次對外戰爭中,至多只有戰區的老百姓有抗敵的表現,而廣大非戰區則了無聲息。至于秘密社會,甚至還有與英國人互通信函,交通往來,接受其“大炮火藥”接濟者。〔30〕某些邦會首領,甚至去聯絡教會一道反清。〔31〕而在中法戰爭以后,這種引教會為“反清同道”的一廂情愿消失了,秘密社會出現了“官”“教”同反的動向,有些打教揭帖夾雜著“去清復明”的字樣。〔32〕這一時期哥老會的一份《出山簡》這樣說道:“中華之害起于外夷,大英、大法、俄羅斯、回鶻、日本群焉竊伺,中原鼎沸。而中原之攬大柄、操大權者,不思恢復之計,每每有議和者,抱薪救火……是何異于開門揖盜乎?咱弟兄戮力同心,凡屬夷種,悉皆蕩之。”〔32〕雖不倫不類地將“回鶻”與英法俄日排在一起,但反抗的矛頭已經偏向外國人了。這種變化,顯然是西方教會十字軍幾十年的勢力擴張所賜。
  綿延三十多年的打教風波,并沒有能阻止帝國主義勢力的步步深入,卻喚醒了民眾質樸、朦朧的鄉村民族主義。民眾在被迫了解了一點天外有天、國外有國的世界情勢后,并沒有,也不可能進一步深化他們的認識,升華他們的感覺,只是一天比一天憎惡擾亂、毒化了他們平靜生活的“洋鬼子”。非理性的情緒在積蘊,他們借以反抗洋人,發泄憤忿的精神武器卻又只能是舊習的神道、巫術與迷信。義和團運動在某種意義上是反洋教斗爭的自然歸結,運動中的種種因素,均在教案中種下了根苗,民眾點滴的認識進步卻又伴隨著情緒上大幅度的落后。
  民眾的鄉村民族主義,在另一個側面,是中國下層社會對外交流的結果,在內涵上已經不同于往昔的華夷之辨,忠君愛國。然而這種交流又是被迫的和極其不充分的,民眾在對外接觸中了解到一些以往經驗框架所不能容納的知識,卻又暫時只能用以往的框架來衡量度納,文化中心主義陰魂不散,可文化上的自信卻早已底氣不足。鄉村民族主義的表現,只能是愛國的又是排外的,在帝國主義侵略面前,下層民眾在認識上可能向前走,可在心理上卻向外看,他們更向往的是恢復那不可能恢復的往昔。
  注釋:
  〔1〕《教務教案檔》第二輯,第335~376頁。
  〔2〕〔7〕〔9〕〔31〕《教務教案檔》第三輯,第1070、1068、1018、734~738頁。
  〔3〕〔8〕《教務教案檔》第五輯,第1485、1836頁。
  〔4〕[法]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43~444頁。
  〔5〕〔23〕《教務教案檔》第四輯,第689、1750~1751頁。
  〔6〕《魯迅佚文輯》,解放軍報社,1976年版,第126頁。
  〔10〕〔11〕〔12〕〔14〕〔17〕〔18〕〔20〕王明倫編:《反洋教書文揭帖選》,齊魯書社1984年版,第128、112、167、90、138、 245頁。
  〔13〕〔27〕《中法戰爭調查資料實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127~129頁。
  〔15〕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卷八。
  〔16〕《陳獨秀文章選編》(上),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9頁。
  〔19〕徐珂:《清稗類鈔》冊一,第87~88頁。
  〔21〕《義和團》(一),第12頁。
  〔22〕贅漫野叟:《庚申夷氛紀略》,《第二次鴉片戰爭》(二),第20頁。
  〔24〕《中法戰爭》(一),第27頁。
  〔25〕〔26〕《中法戰爭》(五),第37~38、38頁。
  〔28〕淡水關務司法萊格呈總稅務司文,《中法戰爭》(六),第192頁。
  〔29〕任二北:《優語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 頁。
  〔30〕《第二次鴉片戰爭》(三),第69頁。
  〔32〕吳才標:《出山簡》,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責任編輯 張 萇)*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96-101K3中國近代史張鳴/吳靜研19961996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96-101K3中國近代史張鳴/吳靜研19961996
2013-09-10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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