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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衰落城市:一個被忽視的重要研究領域
近代中國衰落城市:一個被忽視的重要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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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928. 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5315(2007)04-0122-08
  20世紀80年代以來,城市史研究受到中國學術界的重視,成績斐然,但研究的熱點和重點主要集中在中國沿江沿海的開埠通商城市和新興城市。迄今為止,國內學術界還沒有將“近代中國衰落城市”作為一個課題進行系統、整體的研究,也未將之作為近代中國城市發展中的一種“重要類型”加以研究。我認為,在研究中國近代城市發展的時候,強調一批新興城市的發展和現代化轉型,能夠反映中國近代歷史的特征,也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意義。然而,要真實地反映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的整體狀況和水平,只考慮部分城市的發展是遠遠不夠的。“衰落城市”作為近代城市中不可忽略的城市類型和現象,把握和研究這部分城市衰落的原因、特點及其規律,既是構建中國城市史研究體系并使之進一步完善的要求,也是當代城市發展尋求歷史借鑒的客觀需要。
  城市出現衰落,代表著一個城市發展周期的結束,這在世界各國城市發展中具有普適性。不同類型城市的衰落有著不同的特征,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家、民族以及地域的城市,因其發展模式和進程不同,其衰落也呈現出明顯不同的特征,即便同是衰落城市,其衰落原因、程度和表現均有不同,因此衰落城市研究也離不開長時段的眼光、寬闊的國際視野和多方面比較的研究方法。雖然對城市進行全方位、縱向和橫向的比較研究具有相當的難度,但卻能充分揭示中國近代衰落城市獨特的歷史脈絡,真實衡量衰落城市對城市整體發展水平的影響,進而為城市周期性興衰發展理論和規律提供堅實而科學的基礎。
  一 衰落是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
  衰落是事物發展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正如人有生老病死,花有盛開和枯萎,城市也有興盛和衰落,新陳代謝的自然法則使衰落與興盛成為萬物發展的一般規律。《衰落論》一書的作者對“衰落”一詞進行了語義學的闡釋:“衰落作為一個詞,它的含義是衰弱沒落。它既形容老邁垂死的狀態,又表示由興盛、強大轉為破敗、弱小的過程。與其含義相近的有衰微、衰頹、衰弱、衰歇、衰退等。”“作為普遍存在的衰落現象,它的本質就是新舊之爭,其結局是新的戰勝舊的,至此衰落亦告結束,只有當新的蛻變成舊的,又將被另一新的取代之時,衰落才會又返大地。”[1]1當然衰落也包含著新的內容,采取著新的形式,有時新一輪的衰落與上一輪的衰落在內容與形式上可以表現得完全不同。
  新陳代謝是宇宙間的一個重要規律,興盛和衰落都是新陳代謝的重要環節,兩者相互轉化,“盛極而衰”就是對事物盛衰關系的高度概括。沒有永遠興盛而不出現衰落的事物。興盛與衰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有興盛就有衰落,世界上的萬物都有一個從興盛發展到衰落的過程。一切事物在運動變化過程中都必然有一個自我否定或被否定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能夠不斷適應新的發展環境,其內部構成要素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事物就能夠獲得再生和壯大。反之,那些無法擺脫生存環境變化所帶來的突如其來的巨變或打擊,又不能很好地進行自我生存調適的事物,或者本身就是與自然、人類、社會相違背的事物,就無法擺脫被否定、被淘汰的命運。總之,源自于新陳代謝的衰落的產生,乃是物體運動本質的外在表現形式,世間萬物都有衰落之時,因而衰落是一種客觀普遍存在。衰落的出現作為一種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衰落是不可避免的。當衰落來臨的時候,人類是不能超越衰落的。但當人類在面臨具體的個別事物衰落的時候,也不是毫無作為的。與“盛極而衰”相對應的是“否極泰來”,正是因為其衰落,使人類能夠意識到問題的癥結所在,通過人的主觀意識認識規律、把握規律,從而使衰落提前或延緩,或者在衰落基礎上通過努力而實現重振,實現人類由必然世界向自由世界的轉換。
  城市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人口、資源、資金、技術、信息等各種要素在一定空間范圍內的聚集,是人們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改造自然、改造客觀物質世界,出于政治、軍事、經濟以及生存等需要而建成的一種人類生存聚居方式,承載著區域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諸多功能及其要素,無論是從宏觀,還是從微觀,無論是從發展演變的歷史角度,還是從城市本身的物質結構層面來分析,它都是一個生命的有機體。城市的生命性、運動性決定了城市必然面臨興盛和衰落這一不可回避的發展過程。縱觀世界各國城市發展歷程,都普遍經歷了產生、發展、興盛到衰落的周期過程。由于受多種內外因素的影響,城市不會一直以較快的速度直線發展,而是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速度就會減緩,甚至出現停滯、衰退,表現出一定生命周期的特點。除少部分城市外,大多數城市在經歷了一個發展周期后,又會進入下一個生命周期,如此循環往復,在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中推動城市向前發展。城市的興起、發展、繁榮和衰落共同構成了城市的發展周期。城市正是在多個連續的周期性循環發展中不斷地進行量的積累和質的提升,從而完成從農業時代向工業時代、從工業時代向信息時代的飛躍。
  城市衰落是城市運動變化過程中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城市作為一個有機的生命體,作為社會文明發展的載體,一個復雜的多要素聚合系統,其自身發展演變與社會的發展演變緊密相關。同時,城市是一定地域空間的聚合體,是區域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的中心,城市的屬性決定了城市每時每刻都要與外界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在吸納與釋放中完成自我調節功能。城市多要素的復雜系統,以及與社會、自然發展變遷緊密聯系性,使城市始終處于動態狀況之下。在這樣一個運動變化過程中,城市衰落和衰落城市的出現也自然成為歷史的客觀必然。
  研究城市衰落,離不開其概念的界定。近年來國內也有研究者對此進行探討,如吳相利《論城市的衰退與復興》一文就提出,城市發展過程中的衰落現象是指城市發展過程中表現在文化社會建筑及經濟等方面出現的停滯、倒退和衰減,亦或是在與其他城市比較過程中地位的降低等,這種現象具有普遍性[2]。陽建強所撰《城市的發展與衰退》一文認為,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城市結構形態的許多組成要素,因條件變化,已無存在的必要,出現衰退跡象,而被歷史發展所拋棄,體現出一種中斷的關系。城市的老化衰退主要在于城市原有結構形態受外部變化動因影響,其內部組織系統將發生變化,開始進入分化狀態。由于城市是由高度整合的各個不同子系統組成,各子系統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具有很強的整體性和關聯性,任何一個子系統的變動都會帶動其他部分的改變,各個系統對已變化系統的調適和整合就帶動了城市整體的發展。但現實中城市系統極為復雜,對于不斷變化的形成背景和外部環境,其內部結構和組織系統總顯示出難以改變的惰性和滯后性,造成與新環境的不協調和不適應,出現各組成子系統及組成要素彼此之間聯系的削弱,整體化程度降低,導致城市原有功能紊亂,結構失調,系統的動態平衡遭到破壞,從而使城市發展呈現出一種撲朔迷離的復雜景象,如快速夾雜著緩慢,增長伴隨著衰退,連續伴隨著間斷等等[3]。
  城市衰落的確有多種表現,總的來說,人是城市的主體,因而城市衰落主要表現為人口從城市中心甚至整個城市區域不斷減少,同時相應地伴隨著嚴重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問題。在研究城市衰落時,除了以上提到的幾個基本特征外,還有三點值得注意。
  1. 城市衰落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可能較長,也可能很短,這主要視城市發展進程中的內外因素而定。
  2. 在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城市衰落最直接的衡量指標是城市人口,城市人口的多少往往反映了城市的興盛或衰落。但在后工業時代或信息時代或知識經濟時代,城市的活力和競爭力與城市的人口規模并不一致,城市人口增長率緩慢并不表明城市就處于衰落狀態。同時城市衰落有絕對性衰落與相對性衰落之區別,如果一個城市其經濟、社會、環境、文化諸方面的指標數值是遞減的,這個城市便是絕對性衰落;但如果這個城市在經濟實力、環境狀況等方面的指標數值雖然也呈現遞增,然而在區域范圍內,與其他城市相比,增速偏小,這類城市便是相對衰落的城市。由此不難看出絕對與相對衰落城市的特征不盡相同,因而在處理不同類型的城市問題時應區別對待,切勿一概而論。
  3. 城市衰落時必然出現社會、經濟、環境等方面的停滯、倒退或衰減。城市是一個綜合體,也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因而當城市出現衰落的時候,其內部各子系統之間就會互相影響,從而產生系統問題,經濟的衰落會影響到文化的衰落,文化的衰落也會產生廣泛的影響,形成連鎖反應。城市一旦出現衰落的趨勢,就會在城市系統的各個方面有所表現,相繼會出現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停滯、倒退或衰減。
  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是過程的集合體,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中,每一事物都有其產生、發展和衰落的過程,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城市作為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種聚居方式、一種文明載體,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決定的,因此它也必定會隨著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而起落。順應規律,因勢利導,才是對待城市衰落的科學態度。
  早在19世紀中葉,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就注意到了城市衰落現象。馬克思曾對亞得里亞海北部的兩個港口城市即威尼斯和的里雅斯特的興衰進行比較分析,他指出,與的里雅斯特相比,威尼斯曾經有著更大的優勢,已保持了近700年的繁榮,并且是世界性的巨型良港。但是到了19世紀初,威尼斯卻衰落了,而的里雅斯特卻奇跡般地興盛起來。二者的自然地理位置都沒有變化,為什么會有一興一衰的結果呢?馬克思認為,威尼斯衰落的原因是交通路線的改變導致貿易優勢的喪失,而的里雅斯特的興起,在于同一個廣大而富庶的地區的貿易結合起來了。在馬克思看來,“威尼斯是一個屬于回憶的城市,而的里雅斯特則像美國一樣,它的優點是沒有任何過去的包袱。它是由意大利、德國、英國、法國、希臘、阿爾明尼亞和猶太族的各式各樣的商業冒險家建設起來的,它不像礁湖之城那樣為傳統所束縛。例如,威尼斯的谷物貿易在十八世紀還老是抱住它舊有的關系不放,而的里雅斯特卻一下子把自己的命運同敖德薩這個新出現的明星結合在一起,因此,到十九世紀初就把自己的競爭者威尼斯從地中海的谷物貿易中完全排擠出去了”[4]92。威尼斯過去的優勢在于它在與亞洲貿易中所居的重要地位,但由于繞非洲的新航線的發現,亞洲貿易中心發生轉移,由此給與包括威尼斯在內的意大利城市以致命打擊,而拿破侖的大陸關稅政策又再次重復了這種打擊,威尼斯的貿易徹底消滅了。由于威尼斯的資本家失去了在衰落的海上貿易投資獲取收益的任何希望,就自然而然地將他們的資本移往亞得利亞海的對岸,因為在那里,的里雅斯特的陸上貿易這時正在加倍的發展[4]92-93。馬克思正是從交通地理的變化、世界貿易圈的變化,分析了港口城市威尼斯由盛及衰的原因。這為研究城市衰落提供了典型個案。
  20世紀上半期,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其巨著《歷史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文明衰落觀。他認為,文明自身包括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因素,其中文化構成一個文明社會的精髓。文明具有兩個特點:第一,都經歷起源、生長、衰落、解體和死亡五個發展階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間都具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或稱“親屬關系”。另外,文明生長還必須具備四個條件:第一,挑戰和應戰的不斷循環往復;第二,挑戰與應戰的場所逐漸從外部轉向內部;第三,社會內部自決能力(對內部挑戰進行應戰的能力)的增強;第四,少數杰出人物的退隱與復出。而少數人創造,對一系列挑戰進行應戰;多數人模仿,使整個社會保持一致,這是文明起源和生長的一般規律。
  湯因比指出,文明的生長并不是無止境的,只要應戰敵不過挑戰,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長的任何一點上衰落下來。文明衰落的實質主要在于少數創造者喪失了創造能力,多數模仿者撤銷了模仿行為,以及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失去了統一,總之是社會自決能力的喪失。文明衰落的結果,就是社會有機體的分裂,社會分成少數統治者、內部無產者和外部無產者三部分。他們分別是原來的少數創造者、多數模仿者和文明社會周圍對于文明社會充滿敵意的蠻族軍事集團。在書中,湯因比以西方文明為藍本來硬套其他地方的文明,有不盡合理之處,但其有關文明生長的一般規律和文明衰落的理論卻折射出耀眼的理性光芒。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城市作為文明的載體,同樣存在著起源、生長、衰落甚至死亡的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城市衰落實質上也是一種文明的衰落,是城市文明難以應對挑戰、缺少創新精神的體現。因此,湯因比的文明衰落觀對我們今天研究城市衰落同樣提供了一種理論和思維的方式。
  除此之外,德國史學家斯賓格勒的得力之作《西方的沒落》一書,也從文化的角度涉及到了城市衰落問題。在斯賓格勒看來,文化就像人的一生,遵循著生、壯、老、死的周期性規律,每一種文化都經歷了春、夏、秋、冬四個發展階段,也稱前文化時期、文化早期、文化晚期和文明時期。前文化時期,人類尚處于原始狀態,國家和政治還沒有出現,其代表者是農民。一旦有了民族和封建制度,就進入了文化早期,這時城市開始誕生,其代表者是貴族和僧侶。到了文化晚期,城市力量日益壯大,并同鄉村力量展開斗爭,其代表者是中產階級。當城市徹底戰勝鄉村,出現大城市和行省的時候,文明時期就到來了,這時諸侯林立,列強紛爭,戰爭頻繁,因此又叫戰國時期,主要代表者是下層人民群眾。列強紛爭的結果,導致了凱撒主義,也就是一種極端的個人權力,出現了一個大一統的帝國,然后城市遭到毀滅,歷史又重新回到前文化時期的原始狀態。斯賓格勒認為,文化的這種有機性和宿命性是與生俱來的,任何一種文化都逃脫不了必然滅亡的命運,即使西方文化也不能例外。在這里,斯賓格勒實際探討了文化的周期性,并透露出城市遭到毀滅的未來走向。
  馬克思對威尼斯城市衰落的分析,湯因比和斯賓格勒關于“文明衰落”理論,都給我們今天研究城市衰落以啟迪。近數十年來,不少經濟學家、城市規劃學家、建筑學家都對城市衰落給予不同程度的關注,并提出了多種理論和看法。盡管有些理論觀點相左,但我們認為理論的差異性不僅代表了不同時代人們對城市的認識,而且也從不同側面展示了城市發展的多元化特點,這些都為我們今天研究城市留下了極為廣闊的思維空間。在城市化已成為世界發展潮流的今天,在前人的基礎上總結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進一步探明城市衰落的原因和特點,已成為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
  二 研究近代中國衰落城市的意義
  清王朝是中國農業時代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其康雍乾時期社會經濟達到興盛的頂點;進入19世紀以來,清王朝開始出現衰落的征兆;19世紀40年代初發生的中英鴉片戰爭,揭開了中國歷史新的一頁,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巨大變化,由一個封建的農業國家逐漸向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國家轉變,由獨立的主權國家向半殖民地國家轉化,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近代中國是一個過渡特征非常明顯的歷史時期,一方面是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解體和衰落,另一方面是新的政治、經濟、文化開始出現并逐漸發展。在這一歷史時期,新舊因素并存,中西文明交匯,傳統性與現代性交錯,呈現出錯綜復雜、多元的歷史狀態。此一時期,城市的發展也呈現出與此相適應的復雜、多元狀態。一方面大多數傳統城市由于不能適應社會、經濟、文化轉型發展的需要,出現局部的衰落或全面的衰落,其中有部分城市表現為相對衰落,也有部分城市呈絕對衰落的趨勢;另一方面,由于開埠通商,新式工商業、交通運輸業、采礦業的興起,推動了部分開埠通商城市崛起,發展成為大城市或特大城市,部分傳統城市也獲得很大發展,初步實現了轉型。近代中國部分城市衰落與部分新興城市畸形繁榮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畸形發展的一種表現,新興城市的畸形繁榮往往是以廣大內地城市衰落為代價的。
  從總體上講,近代中國大部分城市出現衰落是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歷史必然,這既與外力的沖擊關系密切,也與內力的變化相聯系。導致近代中國城市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外國的侵略因素、空間地理因素、交通運輸因素、城市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機制因素、戰爭因素、農村經濟破產因素、思想觀念因素、自然災害因素等等。
  城市衰落是古今中外城市發展進程中的普遍現象,不僅不同類型城市衰落有著不同的特征,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國家、民族、地域的城市,因其城市發展模式和進程有所不同,其衰落也呈現明顯不同的特征,即使是同一時期的衰落城市,其衰落原因、衰落程度和衰落表現均有不同,因此衰落城市的研究也離不開長時段的眼光、寬闊的國際視野和多方面比較的研究方法。全方位縱向和橫向的比較研究,無疑具有相當的難度,但卻能充分揭示中國近代衰落城市獨特的歷史脈絡,進而為城市周期性興衰發展理論和規律提供科學的基礎。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凋敝、政治的混亂、社會的動蕩都深刻地影響著城市的發展。縱觀近代中國衰落的城市,其主要表現如下。
  1. 經濟凋敝。近代中國經濟的蕭條在這部分城市中有著深刻的體現。
  2. 人口銳減或停滯。經濟的衰敗使得城市對人口的吸納能力有限。
  3. 市政設施落后。近代中國城市市政設施的現代化往往伴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而前進。
  4. 社會風氣封閉保守,思想僵化。
  5. 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經濟的凋敝使得城市自身的調適能力降低,社會矛盾暴露,社會處于動蕩之中。
  近代中國衰落城市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1. 在外力沖擊下內地傳統城市普遍衰落。鴉片戰爭以后,在滾滾而來的洋紗、洋布、洋油、洋火、洋面等洋貨的沖擊下,廣大內地城市的傳統工商業紛紛破產。同時,廣大內地城市交通不便、民風閉塞、政治環境不穩定,又往往成為近代工商業發展的阻礙,造成廣大內地城市發展的停滯以至衰落。當然,在抗日戰爭的特殊歷史時期,由于東部城市的內遷帶來了內地(主要是西部)部分城市的短暫繁榮,然而隨著戰爭結束與人員物資遷返,短暫的繁華不復存在。
  2. 由于商路的改變與新的交通線的開辟而導致部分傳統商路城市衰落。鴉片戰爭以后,傳統的對外貿易中心由廣州轉移到了上海,從而改變了國內的商路,廣州等位于傳統商路上的繁榮城市也就相對衰落了。同時,由于海運日趨發達與鐵路的不斷修建,大運河逐漸失去了昔日的重要性,運河兩岸城市也就隨之一落千丈,山東臨清,江蘇淮陰、淮安,上海嘉定以及湖北襄陽、樊城等,即是典型代表。
  3. 由于戰爭因素而衰落的城市。近代以來,中國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戰爭和內部戰爭,持續不斷的戰爭,對城市的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一方面,戰爭使得城市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另一方面,許多富商大戶為了躲避戰亂,又往往將資財轉移到相對安全的開埠通商城市,托庇于帝國主義的翼護之下,這使遭受戰爭破壞的城市經濟更加空虛,失去了重建的物資支持,也就更加衰落下去了。而近代中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戰爭——抗日戰爭,更以其空前規模的毀滅性破壞給中國城市發展帶來深刻的負面影響。抗戰時期,廣大淪陷區的城市遭到了慘重的破壞,例如,南京大屠殺不僅有數十萬人死于非命,而且經濟、文化和城市命脈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其他如長沙、金華、衡陽、徐州等城市所遭受的破壞也十分嚴重。除了直接作為戰場的淪陷區城市不斷遭到侵略者的踐踏、蹂躪而嚴重衰敗外,隨國民政府西遷,淪陷區的大批居民與工商業也隨之向西部地區撤退,使廣大淪陷區的城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衰落。
  近代中國城市衰落程度、表現和分布是不平衡的,這種不平衡性是近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及城市發展不平衡規律的集中體現,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及城市發展的不平衡性。就衰落的程度和表現而言,相當部分近代中國城市始終處于下降狀態,可稱之為絕對性的衰落;而部分城市在某一時段因某些特殊的原因而出現衰落,而在另一時段則可能又出現發展,這類城市衰落則為相對性衰落。就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而言,相對的衰落不會影響中國城市發展的整體水平,而絕對的衰落則會從根本上對全國城市發展的速度和整體水平造成負面影響。單一城市的周期性發展往往與全國城市的發展不同步,不同城市的發展周期彼此之間也有很大的差異。例如,19世紀以來,中國城市在整體上出現衰落時,上海卻因開埠通商和工業化的發展而呈上升趨勢。另外,在抗戰時期,當東部的城市普遍出現衰落,重慶等少數西部城市卻出現發展。城市周期性發展的非同步性是城市發展不平衡規律的突出表現,也構成了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的復雜性。城市衰落與城市結構功能有密切聯系,相較而言,結構功能單一的城市比綜合性結構功能的城市更易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也更易于衰落。因為單一結構功能的城市往往對某一產業具有較大的依賴性,因此往往隨著主導產業的興衰而興衰,如工礦業城市在工業時代初期興盛,發展速度很快,但到工業化的中后期,工礦城市都因產業結構的調整,原有的主導產業過于單一,因而普遍出現經濟的下滑,從而導致城市衰落。這已經不是個別城市,或個別國家的問題,而是一種全球性的普遍現象。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史研究經歷了從單體城市研究向綜合城市研究、從微觀城市研究到宏觀城市研究的發展歷程,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國學術特色的中國城市史研究體系。近代以來,中國城市一方面是出現了新發展,一批新興的城市崛起,另一方面卻是眾多傳統城市衰落。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于新興城市的發展研究較多,而對傳統城市衰落研究卻較少,從而影響了整個近代中國城市研究的全面性和科學性。要真實地反映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的整體狀況和水平,只考慮部分城市的發展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是涉及到探尋近代城市發展規律的時候,任何以偏概全的做法都是不科學的。我認為,不僅要研究城市的發展,同時也應該研究城市衰落和衰落的城市,研究城市衰落的原因和城市盛衰的互動關系,這樣才能更加深刻、更加完整地認識和理解城市的發展。因此,加強近代中國衰落城市和城市衰落研究,既可以完善中國近代城市研究的宏觀體系,又具有較為突出的學術意義與現實意義。
  首先,研究近代中國衰落城市具有重要的學術開拓意義。
  近20年來,中國學術界對中國城市史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中國學者在努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史研究框架體系的同時,也引進了部分西方城市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城市史研究已經逐漸成為與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等學科密切聯系而又相對獨立的一門新學科,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政治學、考古學、人類學等許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都被引入到城市史的研究之中,特別是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發達和各種邊緣學科的誕生,應用新技術、新手段來進行城市史研究也越來越普遍,從以往的靜態分析到動態分析,從筆算到通過電子計算機來處理大量的史料,從而達到對某個城市在一定歷史階段的經濟、制度及人口狀況的全面了解,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從目前的學術研究現狀來看,有關中國城市史的研究可謂成績斐然。在個案城市的研究,城市內部的結構功能研究,城市人口、社會生活、城市與區域經濟發展、區域城市群帶及發展模式、城鄉關系、不同類型城市比較研究等眾多方面已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但是,近代中國城市史的研究也存在著多方面不足,比如對個案城市的研究多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沿海、沿江、沿路的區域中心城市,對中小城市的研究以及城鎮的研究則顯得不足;對城市整體研究不足,沒有建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近代城市史研究理論體系;對傳統城市與近代城市的連續性和繼承性缺乏充分的研究;對近代中國城市發展演變的規律和特點及趨勢的分析探討不足。此外,關于近代中國衰落城市的研究沒有引起學界的足夠關注,對近代中國衰落城市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因為對近代中國城市史的研究缺乏“衰落城市”研究這一重要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對近代中國城市史整體發展趨勢、特點、規律及城市全貌的揭示。因此,本課題研究的學術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通過對近代中國衰落城市系統的深入研究,可以進一步認清近代中國城市發展基本規律,這不僅在研究領域上有所創新,而且還可以在理論和方法上有所創新,可以突破以前國內外在城市史研究方面的局限,從而為城市史研究開辟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
  近代中國衰落城市研究,將在發揮歷史學長時段考察的獨特優勢的基礎上,充分借鑒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與研究方法,通過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結合、縱向研究與橫向研究結合、系統分析與比較分析結合、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結合的研究方法,分階段、分類型、分層次地對近代中國衰落城市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研究內容包括分析并揭示衰落城市之所以衰落的原因、癥結,衰落城市演變的特征、規律,衰落城市的結構因素、城市功能、城市人口社會生活,近代中國城市早期現代化變遷過程中的規律性特點等,從而對近代中國城市的發展及演變有更全面、更清楚的認識。
  鑒于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的復雜性和多元性以及不同城市衰落的原因千差萬別、情況復雜,故需要對衰落城市進行分類型研究。考慮到城市發展周期需要對城市歷史進行長時段的考察,所以我認為應該依據城市的歷史屬性和城市結構功能這兩大標準來確定城市類型的劃分。由于長期以來對衰落城市研究的忽視,可借鑒的成果較少,開展衰落城市研究,需要從最基本的單體城市的微觀層面入手,要進行典型城市研究,并以此為基礎,對近代中國衰落城市進行綜合研究,才能科學評價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的速度、整體水平和特征。通過對城市衰落的探討,總結出城市周期性興衰發展的理論及其一般規律,借以豐富和完善城市史研究的理論體系。
  其次,研究近代中國衰落城市有利于全面揭示近代中國城市發展演變的規律。
  發展與衰落是事物存在、變化的兩個方面。從哲學的角度來講,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產生、發展和衰亡的客觀運動規律,而運動是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定性,是客觀存在。城市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存在于客觀世界的一個載體,它與其他客觀存在物一樣,有其自身發展演變的規律。同時,它與其他事物一樣,也必然有一個產生、發展和衰變的歷史過程。關于這一點,人們無論是從城市個體還是從城市群體,從國內還是國外都能找到充分的例證。從個案城市來講,歷史時期的西安、洛陽、開封、成都都有過輝煌的發展歷程。但是,這些城市到了近代都呈現出與早期現代化發展節奏不相適宜的慢節奏。如西安在1930年人口僅有12.5萬人,這個數據只相當于該城市在盛唐時期城市人口的1/10。成都在1930年城市人口僅有35萬人,而該城在唐代人口高峰時期已達10萬戶、約50萬人,有“揚一益二”之譽。距成都百余里的灌縣城,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除掉幾家鋪子里多多少少陳列些洋布洋貨外,沒有大規模的機器工廠也沒有百貨公司,更沒有什么摩登小姐。要是有一個穿西裝的先生跑到這里來,我們的老鄉便會側目而視”[5]。地處中原的洛陽,在唐代已有城市人口100余萬,但到了近代,其城市人口不及唐代的1/5。這僅僅是城市人口一個方面,已不難看出這些城市的興衰。此外,我國的某些城市在歷史發展時期有過輝煌,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而走向了消亡。從區域的發展演變來看,內河流域曾是農業時代城市產生、發展的搖籃,到了工業時代開端的近代時期,沿海地區則成為資本主義城市發展的理想溫床。在獨立的西方國家是這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也是如此。中國早期的城市主要興起在西北、中原和西南等地區,但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城市的興起發展逐漸向東南推移,尤其是向長江下游和東南沿海推移。到了近代,相當部分曾經十分輝煌的內陸城市和區域都逐漸衰落。例如,河南省在歷史上曾是中國的重要地區之一,其主要城市洛陽、開封都曾先后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出現過輝煌的發展,然而到了近代,洛陽、開封等城市日趨凋敝,不過在歷史上存有影響而已。中國西部地區的大多數城市,“街道狹窄、彎曲、凹凸不平、骯臟不堪、臭氣熏天”,城里“幾乎沒有維護城市交通的任何規定”,“城市中的建筑主要是平房”,“城市中沒有公共照明,入夜,街道上漆黑一片,陰森森的,行人絕跡”[6]3-4。與這些內陸城市衰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批沿江、沿海和沿新式交通(如鐵路)干線兩側的城市迅速崛起。這些城市大都位于國家或區域的門戶位置,與國內、國際市場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具有內引外連、雙向輻射的功能,故而成為近代中國得以迅速發展的城市,這些城市的功能、形態、景觀與傳統城市有了較大的區別。
  興衰演變是城市發展的內在本質規律。正所謂:有興盛,必然有衰敗,有發展,必然有衰落。興盛與衰落是城市發展演變曲線走向的兩個極端,是城市交響樂中的兩個主旋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對近代中國衰落城市的研究,將有利于對近代中國城市發展演變規律的全面揭示。
  第三,研究近代中國衰落城市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中國城市與歐美城市不同,發展過程完整,具有歷史繼承性和延續性,故而從城市周期性發展興衰的角度來研究和理解中國城市發展史,無論對進一步提升城市發展理論,還是對指導21世紀的城市現代化建設來說都很有必要。進入21世紀以來,近代中國興起的200多個工礦型資源城市出現大幅度的衰落,其中有80個左右的工礦型資源城市衰落的程度非常嚴重,這成為困擾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大難題。
  考察近代中國衰落城市的歷史,不難發現,相當部分城市出現衰落往往是與資訊閉塞、交通不便有關系。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在處于信息時代的今天,社會的開放、信息的流通、交通的發展已成為城市發展的必需。
  通過對近代中國衰落城市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深入認識中國城市的普遍發展規律,對于指導當代中國的城市現代化建設與發展具有指導意義;另一方面,通過比較所得出的中國城市發展的特殊規律,又可以進一步深入了解中國城市發展的獨特性所在。回顧是為了前瞻,研究近代衰落城市是為了給當今乃至將來的城市發展提供歷史的借鑒,這對于21世紀的中國城市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城市現代化可持續發展之路具有相當的現實意義。
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成都122~129K3中國近代史何一民20072007
近代中國/城市/衰落
  modern China/city/decline
Declining Cities in Modern China: An Important but Neglected Research Field  HE Yi-ming  ( Urban Research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Urban decline,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stands for the end of a development cycle of a city. The decline of most cities in modern China, inevitab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from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industrial so ciety, is a consequence of multi-factor effects closely related to external impact as well as to internal variations, such as foreign invasion, space geography, transportation, urban development, warfare, rural economy bankruptcy, ideology and conception, natural disasters, and so on. Its research, of great academic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is conducive to comprehensive revelation of the law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and is of valuable referential implications for urban development of China today.
城市衰落代表著一個城市發展周期的結束,是城市運動變化過程中存在的一種普遍現象。近代中國大部分城市出現衰落,是近代中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必然反映。近代中國城市的衰落,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如外國侵略、空間地理、交通運輸、城市自身發展、戰爭、農村經濟破產、思想觀念、自然災害等等,既與外力的沖擊關系密切,也與內力的變化有關系。研究近代中國衰落城市具有重要的學術與現實意義,既有利于全面揭示近代中國城市發展演變的規律,又對當今中國城市發展具有借鑒意義。
作者: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成都122~129K3中國近代史何一民20072007
近代中國/城市/衰落
  modern China/city/decline
2013-09-10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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