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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中猶文化交流
近代以來中猶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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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103;G1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04)06-0089-07
    19世紀中葉,就在黃河岸邊的開封猶太社團逐漸被同化之時,列強用槍炮打開了清帝 國的大門,使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外國人再次大批進入中國內地。此后一個世紀里,來華 的猶太人形成一股持續不斷的潮流。其間又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世紀40年代以后數 十年里從英屬中東、南亞和東南亞來華經商辦實業的塞法迪猶太人,第二次是19世紀末 葉以后數十年里為逃避反猶惡浪、革命和內戰來華謀生的俄國猶太人,第三次是1933— 1941年間從納粹統治下的歐洲亡命來華的猶太難民。經過這幾次高潮,在中國境內形成 了香港、上海、哈爾濱、天津四個猶太社團及滿洲里、海拉爾、齊齊哈爾、沈陽、大連 、青島等猶太聚居地,還有大批猶太專業技術人員散居在北京等大城市里。許多學者認 為:猶太人之所以樂意來華定居并能與中國人友好相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猶兩種古 老文化之間有著許多共同點,因而在華猶太人有一種文化親近感,易于與中國人交流。 情況是否如此?本文擬對1840年后來華猶太人與中國人之間的文化交流作一專題考察。 而要研究這個問題,又必須將英籍塞法迪猶太人、俄國猶太人和歐洲猶太難民分開來進 行研究,因為這三者在中國社會中所處的地位是如此不同,以致它們對中國文化的態度 及與中國文化交流的程度也是那樣的不同。
        一、塞法迪猶太人與中國文化
    塞法迪猶太商人是在鴉片戰爭后英帝國發動的對華商貿攻勢中來到中國的,他們來華 的主要目的是經商辦實業,而香港和上海這兩個開放型外貿中心便成了他們據以發展的 基地。到20世紀20年代,塞法迪猶商集團不但在上海和香港,而且在全中國乃至遠東都 具有影響。他們中一些人去大連、青島、寧波、廣州等沿海城市發展,甚至通過其代理 人和買辦向中國的西北和西南擴展。當時聚居滬港兩地的塞法迪猶太人約有1000—1200 人,形成兩個人數不多、十分富有,而又密切相連的猶太社團。
    由于塞法迪猶商絕大多數都是英國公民,因而在參加猶太社團活動的同時也積極參加 英國人社團的活動,這就使滬港猶太社團帶有濃厚的英國色彩,高居于一般中國人之上 。這其中主要有幾個原因:
    其一,塞法迪猶太人雖然加入了英國籍,但在那些正統的盎格魯-撒克遜紳士們眼中仍 是“異族異教”之人,因此他們不得不努力融入英國文化,以沖淡英國上流社會對他們 的偏見;
    其二,在中國,塞法迪猶太人的英國身份倒使他們可以獲得所有英國人都能得到的特 權,這是他們在中國這樣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經商致富所必不可少的,所以他們 一般都積極參加英國社團的各項活動,以維護和強化自己的英國身份;
    其三,塞法迪猶太人也與中國人交流,但主要接觸的是中國社會中最為洋化的買辦、 官僚和富豪這三類人,而很少有機會與代表真正的中國文化傳統的中下層民眾打交道, 這就必然使他們與中國文化比較疏遠,很難交融。
    一個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大多數在華塞法迪猶太人平時都講英語,很少有人認真 學習中文,會講國語或地方語言如上海話、廣東話的更是極為稀罕。塞法迪猶太人辦的 文化事業如報刊雜志等,也都是面向他們自己那個小小的社區的,對中國人幾乎沒有什 么影響。不象他們在開封的前輩,塞法迪猶商們受儒家文化影響甚微,也極少與中國人 通婚,更少有皈依佛家和道家的。他們倒是與倫敦、紐約的猶太人保持密切聯系,似乎 象英美猶太社團在上海、香港的分支。1925年,一位英國猶太活動家在訪問了香港猶太 俱樂部后寫到:“這個俱樂部的擺飾頗具倫敦西區社會或政治俱樂部那種舒適的特點。 在一間寬敞而裝修得很有品位的屋子里,擺放著一架大鋼琴,可以休憩、欣賞音樂或講 演;還有一間很少讓人忽略的臺球室,及一個由穿白襯衣的能調配各種雞尾酒的中國調 酒師照管的吧臺。”(注:伊斯雷爾·柯亨(I·cohen):《一個猶太人旅行者的記述》( The Jounal of a Jewish Traveller),倫敦,1925年版,第116頁。)在這里你不但看 不到中國文化,也很少發現猶太特色,難怪有人認為香港塞法迪猶太人的生活與那里英 國人的生活“極其一致”(注:J·高斯坦(Jonathan Goldstein)編:《中國的猶太人》 卷1,《歷史和比較研究》(The Jews of China,Vol.One,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紐約州阿蒙克1999年版,第177頁。)。
    當然,凡事都不可一概而論。在塞法迪猶商集團的上層中,一個例外就是哈同。此人 確實受中國文化影響甚深,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娶了中國女子為妻,這在塞法迪猶商中是 極為少見的。到了中年以后,他更是篤信佛教,醉心于佛學研究,也喜讀中國的文史書 籍。他不但喜愛中國傳統文化,還積極支持研究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除了出資創辦諸 多將西學和佛學相結合的學校外,他特別注重支持著名的學者和藝術家進行研究和創作 ,經他大力支持而在事業上取得成就的包括王國維、羅振玉、鄒景叔、章一山、費恕皆 、徐悲鴻等名家。據哈同的女兒回憶,哈同家吃飯時也有兩套飯菜,一套是中國式的, 另一套是猶太式的,家庭成員可以各擇其好;哈同本人一般吃猶太式的,但有時也來嘗 嘗中國菜肴(注:筆者采訪哈同的女兒諾拉·哈同(Nora Hardoon)記錄,1999年6月22日 于上海。)。就連哈同去世后的喪禮也有兩個,一個是按猶太教的方式,另一個則完全 以佛教的方式進行(注:潘光、李培棟主編:《猶太人憶上海》,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 編輯部1995年版,第130頁。),生動地體現了中國文化與猶太文化的“融合”。
    需要提一下的是,雖然在華塞法迪猶太人與中國文化之間始終存在隔閡,但由于他們 財力雄厚,出于對中國文化的尊重及宣傳自身、廣交朋友、促進商貿的目的,也經常出 資支持中國的文教福利事業。除了哈同家族外,嘉道理家族也在上海、香港、廣東等地 興辦了不少主要面向中國學生的學校,如上海育才中學的前身育才書社等。這些學校向 學生教授英語和西式課程,又非教會學校,因而特別受到不信教的中國學生的歡迎。嘉 道理家族還在上海等地捐資辦了一些醫院。還須指出,塞法迪猶太人雖然受中國文化的 影響不深,但他們的商貿活動對中國文化卻不是沒有影響的。突出的一個例子是:他們 投資房地產興建的各類建筑和開發的一些地段,如上海的沙遜大廈、嘉道理大廈(也稱 大理石大廈)、愛儷園、新康花園、南京路、拉希爾猶太會堂等,香港的利赫猶太會堂 和猶太俱樂部等,建筑風格均是中西合璧、千姿百態,為近代中國的都市建筑文化增添 了光彩,特別對滬港兩地的建筑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俄國猶太人與中國文化的互相影響
    與塞法迪猶太人不同的是,促使俄國猶太人來到中國的主要不是商業動機,而是從19 世紀80年代起在俄國和東歐掀起的反猶狂潮。這股狂潮導致幾百萬俄國猶太人逃往北美 ,但也有幾萬俄國猶太人穿過西伯利亞來到中國的東北和內蒙,先是聚居在以哈爾濱為 中心的地區,再輾轉到達天津、青島、上海等地。其間俄國投資經營的中國東方鐵路(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以下簡稱中東鐵路)的修筑、俄國在華勢力的擴大、日 俄戰爭,以及俄國1905年和1917年兩次革命,又成了推動俄國猶太人來到東北、內蒙再 南下的動因。當然,在這股俄猶來華的潮流中,也不排除有些俄猶商人主要是來華經商 做實業的,但他們來華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在俄國的反猶環境中根本無法生存,更 談不上在經濟上有所進取。深受反猶主義迫害的來華俄國猶太人一般都不將俄國視為自 己的祖國,而希望在中國長久居留下來。因此,與塞法迪猶太人相比,他們在了解中國 社會,熟悉中國文化方面更加積極和主動,與中國各階層人民的接觸和交往也更為密切 。
    在華俄國猶太人大都從事小本經營或担任中下層職員,這就使他們有機會與中下層的 中國老百姓經常接觸。他們一般很少炫耀自己的俄國身份,這也使他們與普通中國人之 間減少了隔閡。曾在中國北方從事腸衣生意多年的俄猶商人本·列瓦柯(Ben Levaco)回 憶道,為了收購原料,他走遍了東北、內蒙、華北的許多城鎮和鄉村,結識了許多中國 朋友,有時就與中國伙伴一起睡在大車店的炕上(注:筆者采訪列瓦柯記錄,1992年4月 20日于上海。)。解放后任山東大學教授的俄國猶太人金詩伯(S.Ginsbourg)還記得,他 父親在滿洲里一家為中東鐵路加工木材的公司當職員,整天四處奔波,走遍了方圓幾千 里的林區,幾乎天天與中國人打交道(注:金師伯:《我在中國的六十年》,中國青年 出版社1991年版,第2頁。)。出生在上海的俄國猶太人瑞娜·克拉斯諾(Rena Krasno) 回憶道,她母親在霞飛路上開了一家名叫“彼得·潘”的兒童用品商店,其顧客絕大多 數是中國人,因此她母親交了許多中國朋友(注:筆者采訪瑞娜·克拉斯諾記錄,1998 年4月24日于上海。也可參見瑞娜·克拉斯諾《總是陌生人,戰時上海的一個猶太家庭 》(Strangers Always,A Jewish Family in Wartime Shanghai),美國伯克利,1992年 版。)。由于與中國人打交道多,俄國猶太人中學習中文、能講國語乃至地方語言的要 比塞法迪猶太人多得多。哈爾濱猶太社團領袖A·考夫曼之子T·考夫曼(T.Kaufman)告 訴筆者,當時在哈爾濱有不少俄國猶太人能講帶有濃重東北味的國語(注:筆者采訪T· 考夫曼記錄,1994年4月18日于上海。)。出生在天津的俄國猶太人S·繆勒(Sam Muller )至今仍能講一口標準的天津話,據他回憶,當時天津俄猶中會講天津話的不在少數(注 :筆者采訪S·穆勒記錄,1999年8月11日于上海。)。前面提到的列瓦柯也會講帶有北 方口音的國語,在與中國人做生意時,這幫了他不少忙。雖無精確統計,但俄國猶太人 中與中國人通婚的要比塞法迪猶太人多得多,這也是俄猶與中國人關系密切的一個表現 。
    由于比較貼近中國社會,許多俄國猶太人不由自主地為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吸引, 進而受到這一文化的影響和熏陶。在哈爾濱、天津、上海等地,幾乎所有的俄猶孩童都 是由稱為“阿媽”的中國保姆帶大的,從小就受到中國人的哺育。不少俄國猶太人迷上 了中國戲劇(如京劇和越劇),相信中醫,練習中國太極拳和氣功,愛吃中國菜,還給自 己起了中國名字。
    金詩伯描述了自己看京劇《霸王別姬》的感受:“當時這出京劇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我 根本不懂,過了很久,我才明白‘霸王別姬’這四個漢字的意思是‘楚霸王告別了他的 妃子’。劇中處處采用夸張的手法,還在幕啟之前,就已是鑼鼓鏗鏘、號角齊鳴;演員 的動作手勢都富有戲劇性;服裝富麗絢爛,又寬又長的袖子甩進甩出;奇形怪狀的臉譜 ,白的、黑的、黃的、紅的、花的、無色不有。但在這一切中,都閃爍著一種美——在 音樂中,在表演中,特別是在王妃的劍舞中。……梅蘭芳的動作雍容大度、精妙優雅, 簡直使我忘記了他是男扮女裝。”(注:前引金詩伯書第85頁。)他的這種感受在俄國猶 太人中是比較普遍的:不了解中國文化,但努力嘗試去了解它;逐步感受到中國文化中 蘊含著無限的美好,因而為其所吸引。俄猶音樂家阿龍·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也是一例。他1894年生于俄國的尼古拉耶夫斯克,1932年來上海。他先在 百代唱片公司担任樂隊指揮,后結識了聶耳、冼星海,并為聶耳作曲、田漢作詞的電影 《風云兒女》的主題歌、后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配器。阿甫 夏洛穆夫喜愛并努力研究中國音樂,又在自己的音樂創作中嘗試吸收中國傳統音樂的精 華,因而他的許多作品都帶有中西合璧的獨特風格。他一生寫了幾十部以中國為題材的 作品,如舞劇《香篆夢》、歌劇《觀音》、取材于郭沫若長詩《鳳凰涅pán@①》的同名歌舞劇、題獻給梅蘭芳的女聲獨唱曲《柳堤岸》、以《詩經》和唐詩譜樂的歌曲等,其中最轟動,影響最大的是歌劇《孟姜女》。這種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情況,在塞法迪猶太人中相對而言要少得多。
    當然,俄國猶太人在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同時,也以自己的文化傳統影響了他們客居 的國家和城市。他們帶來了富有俄國風味的猶太音樂;他們將俄國猶太作家的作品由俄 文和意第緒語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讀者;他們使中國人第一次領略了猶太教的“考歇” (Kosher)食物,即按正統猶太教規烹調的食物;許多俄猶音樂家、舞蹈家在中國院校里 辛勤教學,培養出了一批批中國學生。如新中國最早在國際重要鋼琴比賽中獲獎的傅聰 ,就是在俄猶鋼琴家阿達·勃朗斯坦夫人的悉心指導下脫穎而出的(注:傅敏編:《傅 雷家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156頁。)。
        三、歐洲猶太難民:患難中的文化交融
    1840年后猶太人來華的第三次高潮是由遠離中國的事態發展——納粹掀起的反猶狂潮 所導致,這次來華的猶太人均屬政治難民,而且幾乎全部是從上海進入中國的。從1933 年到1941年,大批從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歐洲猶太人遠涉重洋來到上海,其總人數幾達 3萬。除了其中數千人經上海去了第三國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仍有25000 名左右猶太難民把上海當作他們的避居地,僅后一個數字就超過了加拿大、澳大利亞、 印度、南非、新西蘭五國當時接納猶太難民的總和(注:格羅曼和蘭迪斯(A.Grobman & D.Landes):《大屠殺研究評論集》(Genocide,Critical Issues of the Holocaust), 洛杉磯,1983版,第299頁。)。
    就與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的交流而言,歐洲猶太難民與俄國猶太人既有相同之處,又 有不同之點。相同的是,兩者所處的生存環境都使其能夠廣泛接觸中國的中下層百姓, 因而與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比較貼近。不同的是,俄國猶太人在與中國人打交道時有一 種長遠觀點,準備長期在中國文化圈中生活下去,而為生存而逃離歐洲的猶太難民只把 上海視為臨時避難地,因而在與中國人和中國文化交往中總有一種臨時心態。
    還有一點不同的是,俄猶與中國文化的接觸發生在全中國范圍,且經歷了一個相當長 的過程,而歐洲猶太難民是在患難中接觸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的,這一文化交流主要發 生在1938-1945年的上海(注:1933-1938年間來滬的猶太難民很少,大批猶太難民是在1 938-1941年來滬的,1945年后大多數猶太難民陸續離滬。)。
    剛到上海,大多數歐洲猶太難民身無分文,舉目無親,不會說中文,甚至連英語都不 會說,對這座東方大都市及其居民一無所知。因此,他們是在走投無路的艱難狀況下開 始接觸中國社會的。他們住進了中國人的房子,到中國醫院里看病,開始吃不太合口味 的上海式食品,有的還穿起了中式服裝,在各個方面都試著按中國人的方式去過日子。 猶太難民弗蘭克·塞萊格(Frank Theyleg)在回憶錄中寫道:“一到上海,我就盡量使 自己‘當地化’。我開始吃幾乎所有的中國食品,并無不良反應。”(注:潘光、李培 棟主編:《猶太人憶上海》,上海市政協文史學科編輯部1995年版,第148、40頁。)現 住紐約的威廉·肖特曼回憶道:“我母親不得不在一個小煤爐上烹煮所有的食物,小煤 爐與花盆一樣大,只有不斷煽風才能保持火旺。燒開水花費時間太長,到老虎灶買熱水 成了我每天的使命。老虎灶在上海任何一個街角都能找到(至少在較貧困的地區)。”( 注:筆者采訪威廉·肖特曼(William Schurtman)記錄。1996年6月16日于紐約。)這些 描述,將當時猶太難民努力適應中國窮苦百姓所過的貧寒生活的情景生動地展現在我們 面前。
    不過,當他們逐步適應了周圍的環境,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后,便開始試圖在這個客 居地構建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生活氛圍。猶太難民喬治·賴尼希(George Reinisch)在 回憶錄中寫道:“隨著時間的推移,難民們雖被本地文化逐漸融化,但也極力保留他們 源自歐洲中部的生活方式。”(注:潘光、李培棟主編:《猶太人憶上海》,上海市政 協文史學科編輯部1995年版,第148、40頁。)在猶太難民聚居的上海虹口地區,難民們 搬磚砌瓦,修復了數十個在“八·一三”戰爭中被毀的街區,蓋起新的住房和商店。由 難民經營的店鋪一家接一家開張,其中有飯店、雜貨店、藥店、面包鋪、理發店、裁縫 店、鞋帽店、服裝店等等,當然也有維也納人不可缺少的奧式露天咖啡館。后來,一些 難民甚至建起了小工廠,生產肥皂、蠟燭、編織品、皮革制品及歐式食品——臘腸、糖 果、軟飲料等。這些商店和工廠起先主要是面向猶太難民的,但后來在中國百姓中也發 現了廣闊的市場,一些歐式商品越來越受中國人歡迎。虹口地區一時間德文招牌林立, 好象是德國或奧地利的一個小鎮,甚至被戲稱為“小維也納”。在這樣的氛圍中,中猶 人民之間的接觸更趨密切。在虹口一帶,許多中國人學會了講德文,也有一些猶太難民 學會了講中文,甚至上海話。前面提到的塞萊格回憶道:“我向任何一個碰到的中國人 求教所見的事物的中文叫法,去看中國電影,還學寫中文字。我獲得了成功。在電話里 ,人們以為我是中國人。我大體上已能看懂中文報紙。”由于能講流利的漢語,他還與 中國朋友合伙做生意,并且取得了成功。當然,象塞萊格這樣精通中文的人在猶太難民 中可能并不很多,但大多數難民都能用簡單的國語或上海話與中國人交流,他們的子女 則在與中國孩子共同玩耍時學會了純正的上海話。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在德國的反猶政策影響下,上海的日本占領當局開始對歐洲猶太 難民進行限制和迫害。1943年2月,日本當局在虹口設立“無國籍難民隔離區”,迫使 猶太難民遷入該隔離區。此后,猶太難民們經歷了他們居留上海期間最困難的兩年半, 但這并沒有影響他們與周圍中國百姓的交往,反而使這種交往在患難中更為緊密。猶太 難民莉莉·芬克爾斯坦(Lilli Finkelstein)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發現中國鄰居非 常友好,他們知道我們的處境是多么困難,但他們并沒有利用我們的困境牟利。不要忘 記,他們都是最窮苦的老百姓,也沒有受過什么教育。……我和他們中的一、二個婦女 還交上了朋友。有一次,有家中國人邀請我們在過年的時候到他們家中吃年夜飯。”( 注:潘光、李培棟主編:《猶太人憶上海》,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1995年版,第 163頁。)戰時與猶太難民一起居住在虹口的王發良老人回憶道:“那時希特勒迫害猶太 人,日本人迫害我們中國人,我們與猶太難民同處患難之中,大家在一起友好相處,互 相幫助:到戰后他們離去時,我們之間都有些難分難舍了。”(注:筆者采訪王發良記 錄,1994年4月18日于上海。)肖特曼認為,生活在中國人中間,猶太難民感受到在歐洲 從未體驗到的友好氣氛;要是在歐洲,若猶太人遭難之時,周圍基督教世界里一定會有 些人跳出來利用猶太人的困境乘火打劫,落井下石(注:前引采訪肖特曼記錄。)。順便 提一下,雖然中猶人民在那困難的歲月里同甘共苦,但猶太難民中與中國人通婚的很少 ,這一是因為猶太難民大都是舉家逃難來滬的,二是因為他們的臨時避難心理。
    在猶太難民中有諸多出類拔萃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才:醫生、律師、教師、工程師、 建筑師、會計師、企業管理人員、編輯、記者、作家、演員、畫家、音樂家等,以及各 行業的技術工人。如難民中有大批醫護人員,僅內科醫生就有200多人。又如難民中有 許多音樂人才,僅知名音樂家就有上百人。他們將自己的文化帶到了上海,介紹給上海 人民和中國人民。如他們首次在上海演出了意第緒戲劇,演奏了意第緒音樂,使中國人 第一次領略了中歐猶太文化的風采。至少有13位猶太難民音樂家受聘到上海國立音樂專 科學校(今上海音樂學院)任教(注:湯亞汀:《上海猶太難民社區的音樂生活》,《音 樂藝術》1998年第4期,第12頁。),培養出了許多中國學生,其中不少后來成為中國音 壇上的名家高手。如在德國就很有名的衛登堡教授(Alfred Wittenberg),一直在該校 任教到解放后,1952年病逝于上海。他的學生中有著名音樂家譚抒真、黃貽鈞、陳傳熙 、陳宗暉、毛楚恩,范繼森、李民強等。難民中的眾多醫學教授和醫生也將歐美最先進 的醫學理論和技術帶到了中國,并在大學中培養了一批中國學生。奧地利猶太人哈爾彭 教授(Fanny Gisela Halpern,漢名韓芬)畢業于維也納大學,是精神分析法鼻祖弗洛伊 德的學生。她在國立上海醫學院任教多年,后又任圣約翰大學醫學院神經系主任,她培 養的學生中包括中國精神病醫學的創始人之一栗宗華教授。
    經歷了種種困難和曲折,猶太難民們也逐漸熟悉并喜歡上了起初他們不太適應的中國 傳統與文化。象俄國猶太人一樣,許多人迷上了中國戲劇,喜愛中國菜,學打太極拳, 起了中國名字并刻一個中國式姓名圖章。猶太難民畫家弗利德里希·希夫(Friedrich Schiff,漢名許福)畫了一幅漫畫,用的標題是“我喜歡中國人”,這反映了大多數猶 太難民的心聲(注:潘光主編:《猶太人在中國》,五洲傳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頁 。)。歐洲猶太難民辦的《上海猶太紀事報》這樣寫道:“一個朋友說,他在公共汽車 上看到一個上海姑娘手持黃色絹扇,輕輕扇動,面帶平靜的微笑,感到很美。……我們 的婦女面對上海的炎熱,面對中國的火爐,也都用起了扇子,只是臉上不再有這種微笑 了。……愁苦只能增加我們臉上的皺紋,我們也應當用微笑來面對當前的困境。困境很 快就會過去,那時,我們會記得中國的風情——扇子和微笑。”(注:饒立華:《<上海 猶太紀事報>研究》,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頁。)這些話語生動地反映了猶太難 民對中國文化的美好印象以及在中國文化氛圍中克服困難、迎接未來的信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艱苦的年代,來自歐洲各地的猶太難民在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 與普通的中國百姓的這段交往,真正是一種“患難中的文化交融”,在中猶關系史上譜 寫了難忘的一章。
        四、結語
    綜上所述,近代以來中國境內的猶太人與中國當地人之間存在著一種良性的雙向文化 交流。在這種文化交流中,中猶兩個古老文明所擁有的諸多共同點確實發揮著促進作用 ,如重視教育的價值、重視家庭紐帶、善于求同存異、強調在困境中團結拼搏等等。正 因為有著這些共同點,中國境內又不存在歐洲那種占有強勢地位的基督教傳統,且中猶 兩個民族有著相同的遭遇,因此,在中國的土地上不存在源于中華傳統的反猶主義,也 沒有源于猶太文化的反華思潮。
    然而,具體而言,來華的塞法迪猶太人、俄國猶太人、歐洲猶太難民這三大群體之間 又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因而與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交流的狀況和程度也很不相同。
    塞法迪猶太人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不深,而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則主要表現在經濟文化、 商業文化和建筑文化方面。因高居于一般中國人之上,他們有時也看不起中國民眾,但 這主要是源于英國殖民主義心態,而非猶太傳統。反過來,中國民眾也對一些塞法迪富 商經營鴉片生意等行為頗有反感,但這主要是針對英國殖民主義,而非反猶。
    俄國猶太人經過長期奮斗成為中產階級,與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交融程度最深、范圍 最廣、時間最長,主要表現在商貿、藝術領域。俄國猶太人也受到俄羅斯斯拉夫文化的 熏陶,因而他們與中國人的文化交流又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俄文化交流。
    歐洲猶太難民在中國處于社會的最低層,接觸的是中國的平民階層,因而與中國的大 眾文化最為貼近。這一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文化交流是一種“患難之交”,因而在中猶 關系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同樣,由于歐洲猶太難民深受中歐德語文化的影響,這 一交流也有利于德語文化在中國的普及和推廣。
    收稿日期:2004-03-02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上般下木
    
    
   社會科學滬89~95G0文化研究潘光20042004近代以來中國境內的猶太人與中國人之間存在著一種良性的雙向文化交流。在這種文 化交流中,中猶兩個古老文明所擁有的諸多共同點發揮著促進作用。然而,英籍塞法迪 猶太人、俄國猶太人和歐洲猶太難民這三大群體之間又因社會歷史背景的不同而存在著 很大的差異,三者在中國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也是如此不同,以致它們對中國文化的態度 及與中國文化交流的程度也是很不一樣的。近代以來/中國境內/中猶文化交流基金項目:本文是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2003年度項目(編號:200305019)之 部分成果。索颯
    索颯,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等。
    
    
      FENG Shi-gang/JIA Jian-mei
  School of Management,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The Party School of the Handa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Handan 056000,China潘光,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導師(上海 200 020) 作者:社會科學滬89~95G0文化研究潘光20042004近代以來中國境內的猶太人與中國人之間存在著一種良性的雙向文化交流。在這種文 化交流中,中猶兩個古老文明所擁有的諸多共同點發揮著促進作用。然而,英籍塞法迪 猶太人、俄國猶太人和歐洲猶太難民這三大群體之間又因社會歷史背景的不同而存在著 很大的差異,三者在中國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也是如此不同,以致它們對中國文化的態度 及與中國文化交流的程度也是很不一樣的。近代以來/中國境內/中猶文化交流基金項目:本文是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2003年度項目(編號:200305019)之 部分成果。索颯
    索颯,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等。
    
    
    
2013-09-10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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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1855年10月24日-1939年6月5日),字卜五,號菊人,又號水竹邨人、弢齋。祖籍浙江寧波鄞縣。清末民初,曾為北洋政府官僚。1918年,徐世昌獲段祺瑞控制的安....
傳奇人物傳記 風華絕代 物華天寶
此間選取古往今來傳奇人物的傳記與軼事,事不分大小,趣味為先,立意新穎,足以激越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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