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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視野下的歷史抉擇——第七章
中國——文化視野下的歷史抉擇——第七章
一生懵懂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七章

 

代罪的羔羊——亡國禍水——權臣、女人的命運

中國歷史上政權的更替,人們總在這些歷史的發展軌跡中去不斷地尋找著政權喪失種種原因,大致可以歸結為四個方面的問題,即:女人、權臣、外戚、宦官。

女人,一個極為有趣的現象,中國的許多重量極的政治家和史學家都,信誓旦旦地,告訴人們,很多王朝的覆滅,都與一個或多個美麗的女人相聯系。這些女人實在是太美麗了,任何一個正常的男人,都會為她們而瘋狂。假如這世界沒有這樣的女人,豈不是天下太平?但是偏偏造物主要選在一個合適的時候讓她們降臨,顯然是秉承了上天的旨意。或許是上天已經對這個世俗的王朝失去了信心,成心要將他曾經賦予這地上君王統治天下的使命收回。于是就假手于這些天生麗質女人,不失時機地讓這樣貌若天仙的女人降臨到人間,去擾亂朝綱。讓這即將被遺棄的君王,失去執政能力,從而實現上的天革命。原來,這些美人的肩上竟担負著上天如此重大的使命。真不知道,這些在世俗凡胎肉眼的人是如何生就一副透視眼,竟然能夠洞察人的五臟六腑。在這些高人的眼里,那些女人在美麗的外表下,隱藏著的竟是一顆毒蝎一樣的心腸。于是這些世俗的神圣便將所有的臟水都潑到了她們的身上,使她們變成蓬頭垢面,讓人惡心的怪物。

將人妖魔化,特別是將女人妖魔化,從來就是是中國文人們的拿手好戲與最愛。在這些女人的身上,使他們被壓仰了的性的沖動,得到了一種精神上的滿足與快感。因此才會對此津津樂道。他們興高采烈地祭起道德的大旗,不但是用文字,還用幻想著,為人們勾勒出一幅荒淫的畫面,去意淫這些他們渴望占有而又不可能占有的女人。就這樣,他們把這些婦人稱之為亡國的禍水。

中國歷史上最為無辜的就是這些美麗的女人,美貌難道是她們的過錯?而她們的不幸,就是成為了君王的玩物,卻很少有證據證明,她們進入那個與世界隔離高墻深院,是出于她們的自愿意選擇。在男人成為社會主宰的時代,女人實際已經喪失了表達她們愿望的權力。她們進入宮廷,大都是出于那些懷有卑鄙下流,具有極大政治野心男人們的安排。

讓這些嬌弱的女人來承担歷史之重,充當君王的代罪羔羊,只能表現出中國男人們的自私、虛偽、懦弱、無能、卑鄙的性格特征。

最早將女人拿來替無能君王開脫的,從有較為可靠的文字記載來看,大概要算夏的君王,桀。

一個美貌無比的女人妹喜走進了人們的視線,開啟了中國男人們下流的大嘴。

據說桀為了討好妹喜,將酒傾倒在一個巨大的坑里叫做酒池,將獵來野獸的肉掛在樹枝上就象樹林一樣,稱為肉林。桀和妹喜在這酒池肉林中。日夜放縱狂歡,荒淫無度。古代的文字過于簡單,使人們無法去復原那個久遠的時代的真實畫面。后來,對這離奇事件的描述,顯然是后代文人們任由自己肆意的想象,信馬由韁地胡謅。

在中國的古代文獻里,最難讀的要算今文《尚書》了,《尚書》里有一篇文告,似乎是一篇戰爭的動員令,叫《湯誓》,由于文字還算好懂,因此,許多學者都認為這應當是戰國時代的文人作品,離桀的時代已經十分遙遠了,其真實性自然讓人懷疑。但這里并沒有說桀是因為一個女人而失去了民心,導致其政權的崩潰。顯然妹喜亂政的說法是后來人們的猜度之說。并無具體的實證。湯是商代的開國君主,是討伐桀的領導人。下面看看他是如何說的: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臺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不恤我眾,舍我穡我事而割除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人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昔對比汝其言,:‘夏罪其如臺?’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爾尚輔予一人,至天之罚,予其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這也不太好懂,再看一下王世舜先生的譯文:

王說:“來吧!諸位你們要聽我的話。不是我小子大膽敢要發動戰爭。是因為夏王犯了許多罪行,上天命我前往討伐他。”

“現在,你們大家常說:‘我們的國王太不體貼我們了,把我們種的莊稼都舍棄了,犯了這樣的大錯,怎么可能糾正別人呢?’我聽到你們說的這些話了,知道夏桀犯了許多罪行。我怕上帝發怒,不敢不討伐夏國。

現在你們將要問我說:‘夏桀的罪行究竟怎么樣呢?’夏桀一直要人民負担沉重的勞役,人民的力量都用光了,還在國內殘酷剝削壓迫人民,人民對夏桀的統治非常不滿,大家都怠于奉上,對國君的態度很不友好,說:‘你這個太陽呀,什么時候才能消失呢?我愿意和你一塊死去!’夏國的政治,已經壞到了這種程度,現在我下決心要去討伐他。”(王世舜《尚書譯注》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一版)

至于湯是不是為了篡奪夏的國家政權為自己發動戰爭所找的借口,但有一點讓我深信不疑,桀把自己比喻成天上的太陽,而人民卻表達了對這太陽的想法是:你這天上的太陽,什么時候才喪亡,我們甘愿與你一起消亡。

古今中外,大凡是將自己或者讓別人稱自己為太陽、或者是神的人,幾乎沒有一個好東西,無不是殘害生靈的魔鬼。

這篇戰爭動員令,并沒有提到桀有女人亂政的嫌疑,顯然,只是后的文人特別是儒生們想象杜撰出來掩飾君主的罪過。

而商代最后一個國君紂,在男女問題上就以經成為敵人攻擊的罪名之一。

同樣是一篇戰爭動員令,周武王在牧野大戰即將拉開序幕的時候,對他的軍隊與前來參戰的友邦軍隊,發表了《牧誓》這篇著名的演說,他在歷數結的罪行中就有女人亂政一條,他說:“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昏棄肆祀,弗答。” 就是說:古人說,母雞不能在早晨打鳴,如果母雞在早晨打鳴,這個家庭就要敗落。現在商紂王,只聽信婦人的話,輕蔑地拋棄了對祖宗的祭祀,對于祭祀這樣的大事不聞不問。

紂是商代最后一位君王,據說紂寵愛的妃子叫妲己,人們就把這拿來作為紂失德的最為重要佐證。而紂與妲己的各種荒淫的故事,在中國幾乎已是家家喻戶曉,這要拜一本神怪小說《封神演義》所賜。這是一部荒誕不經的小說,與歷史的真實并無關系。

而西周的幽王與絕色而冷艷的美女褒姒的愛情更具有傳奇色彩,更能勾起男人們潛意識中對漂亮女人的性的沖動,當他們無法占有這種美麗的女人時便有了妒忌,由妒忌發展成為仇視、咀咒到肆意的中傷。

這一傳說與古希臘著名悲劇作家索福格爾斯不朽的經典名作《奧迪普斯王》有著極其相似之處。同樣反映了人無法抗拒宿命的力量的支配,顯示了人的脆弱與渺小。

西周時期周宣王姬靜,有一天在都城鎬京的街上,乘著車正準備回到王宮,突然他的耳朵里傳來一陣兒童的歌謠,他停下車仔細地聽:

“厭弧箕服,實亡同周國。”

宣王心里一驚,腦海里閃過一個不祥的念頭,這難道是上天的警戒和預言?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下令將城中賣野桑木(厭)做成的弓(弧)和箕(草)做的箭袋(服)的人全部抓起來殺掉,以為這樣就可以避免周的滅亡命運。

然而,冥冥之中,命運之神,已經將他的的計劃安排得滴水不漏,誰也不可擺脫。

就在皇家武士們在街上抓人殺人的時候,一對買厭弧箕服老夫婦丟下了手中的弓與箭袋,一路狂奔,逃出城去。在城外的路上,驚魂未定的老夫婦看到一個被人遺棄的女嬰,不忍心讓這樣一個無辜的小生命就此喪失。他們將這女嬰抱起,來到一個叫褒的部落,藏匿下來。這個女嬰據說是周宣王的一個宮女與別人偷情而產下的私生女,因這害怕被發現,只好將她丟棄在郊外,任由命命運的安排。

老夫婦將這女嬰抱到了褒部族,就給這孩子取名叫褒姒,并把馳撫養成人。

周宣王去世后,他的兒子姬宮涅繼位,史稱周幽王。

幽王是一個極其昏庸和暴虐的人,為了一件小事,將褒部族出身的一位大臣投入了皇家的大獄。褒這個部族的首領為了救自己的族人便將褒姒獻給了幽王,而此時的褒姒,出落得如花似玉,美艷無比。幽王一見到她,便被迷住,心花怒放,魂不守舍,于是下令將褒部族的大臣放了。

而進入王宮的褒姒,卻冷似冰霜,不言不笑,就象一個玉雕的美人,幽王用盡心機,千方百計地去取媚于她,然而,褒姒始終不肯開口一笑,幽王感到十分的郁悶和失望,這時幽王身邊的近臣出了一個主意,讓幽王帶上褒姒到驪山的烽火臺上,點燃烽火,召來各路諸侯,以博美人一笑。

這種烽火臺上的火,是專為防備西戎入侵時,通知讓各路侯讓他們趕來勤王的信號。這可是關系到國家命運的軍事設施,是不能輕易舉火的。

然而,這幽王此時已經對江山沒有興趣,目前他最關心的只有美人的笑。于是,烽火臺上的所有烽火一起點燃,那場面可真壯觀,猶如一條巨大的火龍,躺在崇山峻嶺上,延綿不斷。

這烽火一起,各路諸侯不敢怠慢,紛紛披甲上馬率領軍隊,風塵仆仆兼程而來,在烽火臺上的美人,看到那些心如火燎的將領,不禁為之一笑。

火光下,美人嫣然一笑,然而,這燦爛的笑容,沒有讓那些倍道而來的軍人感到任何的快意,而是讓他們心里充滿了對君王的強烈不滿。

這一笑給大周帝國埋下了覆滅的種子,這便是中國人最為熟悉的烽火戲諸侯的故事。

當美人開口一笑,幽王的魂魄也為之勾了過去。天下的女人在他的眼里就成了不值一屑庸脂俗粉。為了褒姒的開心,幽王廢掉了皇后和太子宜臼,并將褒姒冊立為自己的皇后,褒姒的兒子作為儲君。

然而,申皇后并非等閑之輩,她是申侯的女兒。太子宜臼逃到了外公的封國,將事情的原由告訴了申侯。申侯聞知怒不可遏,于是串通犬戎和呂、曾等諸候,引兵攻打周。這次烽火再起,卻再也無人理會,幽王只得狼狽而逃,在驪山身首異處。西周王朝也為此畫上一個哀傷的句號。

烽火臺上的火早已經熄滅,而歷史卻讓這美麗的女人永遠背負著國破家亡的罵名。她們凄惋的背影,似乎在訴說著人世間的不公。

春秋亡吳的西施、漢代燕啄皇孫的趙飛燕、南朝陳后主與張麗華、孔貴嬪的纏綿的故事,和陳后主那禮贊愛情的《玉樹后庭花》的詩也成了亡國的絕唱。

最讓人感到悲涼的莫過于大唐天元盛世的英主明皇李隆基與楊玉環的愛情悲劇。詩人天子李煜,也無不是因色喪國。

在中國儒學知識分子的眼里,這些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君王,是不不會引起他們同情的,因為,這是一群被儒學道德訓練成失去了情趣的僵尸。女人對他們來說只是泄欲的和生孩子的工具,是不值得他們用功名利祿去換取的玩物。所以,他們對那些魅惑君王的女人,是不能給予原諒的。

后唐五代詩人在《詠西施》中這樣問道:

“西施若道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唐代僖宗中和四年(884),長達十年的黃巢大起義終于被唐王朝的軍隊叛徒的鎮壓下宣告失敗。黃巢本人也在泰山的狼虎谷自刎身亡,為了慶祝這一偉大勝利,在長安舉行了盛大的獻俘儀式。

唐僖宗登上太玄樓,接受大將們獻上黃巢及家人首級,還有那些被俘獲黃巢的姬妾。

僖宗問這些可憐的女人們說:“你們都是國家貴族功臣的子女,世代都世享受著國家的恩典為什么要跟隨黃巢這個賊人呢?”為首的一個女人回答說:“狂賊兇逆,國家擁有百萬之眾的軍隊,都無法保衛皇家的宗社,而逃到巴蜀那偏遠持方,陛下能抵御賊人的進攻。卻來責備一群弱女子,皇上將把公卿、將帥放在什么位置上呢?”

僖宗被問得啞口無言,便不在訊問,下令將俘虜全部送到市場上當眾處死。臨刑前,長安的老百姓十分同情這些女人們的遭遇,爭先恐后地給她們送來酒菜,為她們的冤死送上一程。這些無辜的女人大都悲傷恐怖到了極點,許多人早已昏死過去。只有那位為首的女子,獨自一人既不吃也不飲,只是默默地啜泣,面對死神,神色肅然。(本事見,宋·周輝《清波雜志》)

身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同時又是一個大男人,是一個面對敵人就會逃跑的儒夫,卻要大言不慚地去指責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女人,要讓她們去承担本不應當由她們担的責任,還要將她們處死,真不知道這位皇帝老爺,到底還是不是人,還是不是男人。

到了北宋乾德三年(965年),北宋的軍隊將盤踞在四川一帶的后蜀政權消滅后,宋太祖趙匡胤聽說蜀主孟昶因寵愛一個妃子費氏,而誤國,于是就將費氏召到宮遷中來訊問,費氏寫了一詩呈上,詩是這樣寫的: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

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人。”

太祖看破了十分高興,因為詩中所寫十四萬人齊解甲,而進攻后蜀的大宋軍隊實際上只有八萬人,這充分滿足了他作為軍人所能得到的自豪感。再加上這個費氏實在是太漂亮了,于是就讓他進入自己的宮廷供自己玩樂。(本事見宋·陳師道《后山詩話》)

 

 

到了宋以后,大概人們對女人喪國的事感到了厭煩,似乎亡國的禍水不再將皇朝淹沒,而此時,誤國的罪責就很快轉移到權臣的身上。

從北宋的蔡京一直到滿清政權的解體,被指責為專權誤國的奸臣,載之國史的。可以說是數不勝數,已經無法用車載斗量來加以形容。

明代崇皇帝在李自成進入北京時,跑到煤山上去上吊自殺,死前據說用自己的血寫了最后一個詔書稱:

“朕處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朕雖德薄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我,非朕之罪。每撫心自揣,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也,朕死無面目見二祖、列宗于地下。今朕去衣冠,以發復面,任賊分裂朕尸,以報天下蒼生重徵(懲)濫斂之苦,若賊中有忠義豪杰之士,代朕將文官盡戮,武將全誅,甚勿傷朕百姓一人也。(”明清鄭達輯《野史無文》)

他說自己并不是亡國的君主,只是臣下人人都是誤國的奸臣。對此,他對這些讓他丟掉江山的文武大臣恨之入骨,還想借李自成的手將他們趕盡殺絕。

死到臨頭,還沒有忘記將國破家亡的罪責推給別人。這就是中國的君王,而且這還算得上不是一個昏庸的君王。 在他臨死之前,已經找出了替罪羔羊,就是這些食君之祿,不思忠義的惡人,他們要為帝國崩塌,承担所有的責任。此時,將自己洗刷干凈,避免成為千夫所指的歷史罪人。當然崇禎帝的指責并非完全沒有理由,確實,整過明代帝國的官僚體系早已以全部腐爛,無可救藥。但是,作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負有不可推推卸的歷史責任。

因此,中國歷史上那些鐵定的奸臣,實際上更多的是成為君王的替罪羊,担起了一些本不屬于他們所應承担的罪過。

試從千古罪人、漢奸賣國賊、殺害愛國將領岳飛的大奸臣秦檜身上,撥開那些歷史的浮塵。看看,這個人到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一個不恥于人類的人類的狗屎堆,還是另有隱情。

對這個人物的評介,必須小心謹慎,否則會召來愛國人士的一片斥罵。因為愛國總是中國人心里揮之不去的一股熱情。因為他們是站在喜馬拉雅山的峰頂上,擁有天然絕對正確的真理。對他們的質疑,是要冒戴上一頂漢奸賣國賊的大帽子,打進十八層地獄的枯井里,永世不得翻身。

對于秦檜,其最大的罪名莫過于,賣國求榮。但是他如何將國家出賣,似乎并不是鐵證如山。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兵攻打汴京,派出使臣向北宋政權強索中山、太原、河間三鎮。在割還是不割的問題上,朝廷內部的意見分歧很大,而主張割地的人占大多數,反對者只是一小部分。此時,秦檜的看法是,一、金人索求無厭,請只應許燕山一路;二、金人狡詐,不可放松守御之計;三、請集合百官詳細討論,選擇其合理的意見,載之于誓書;四、請讓金國的使者住于城外,不可令其入門及引領上殿。由此可以看出,他并不主張割除讓三外鎮。后來朝廷讓他跟張邦昌一起到金國軍隊中談判,被他以“此行專為割地,與臣的意見矛盾,”而加以拒絕。后來朝廷商定割三鎮以求停戰,派他與程禹為割地使,隨肅王出使金國。此行他不過是一個隨從,并非決策者。汴京失守后,徽、欽二帝被俘,靖康二年,金人打算立張邦昌為皇帝,秦檜也表示不贊同。后來金人要他到金國隨徽、欽二帝一路遷徙。

從以上材料看來,北宋政權在最為危急的時期,秦檜非但不是賣國賊,還是一個充滿了愛國熱情的人。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秦檜從金回到南宋朝廷。他的歸來,是一個具極爭議的話題。他自己說是逃出來的,而一般人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的確,秦檜的說法不能不讓人產生懷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逃回來的機率是非常小的。但是懷疑總歸還是懷疑,這里也并沒有確鑿的證據來證明,他就不是逃回來的。歷史并不都是按一定的程序機械地運作,也不是可以用純理性的推理就可以求得他真象的,極富戲劇性,有時甚至還會出現,出乎于人們想象的各種變數。后來又有人說他在金國首但是議和,才使得金人放他回來,這種說法應當比較符合歷史,而秦檜最為人所指為賣國的行為也在于此。不過這一觀點能否成立,還是先看一下由秦檜主持的,最為人詬病的紹興議和。

紹興九年(1139年),金兵占領泗州(江蘇盱眙)、楚州(江蘇淮安)南宋政權汲汲可危。不過此時,金人要想速戰速決,徹底打敗南宋政權,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這樣的局面下進行和談,對雙方來說,都有結束敵對狀態的意愿,只是要在一種什么樣的條件下達成妥協。

南宋王朝雖然虛弱,但仍有背水一戰的可能,不至于亡國。已是驚弓之鳥的南宋最高統治者所極力要避免的是,靖康悲劇的重演。而金人所發動的這場戰爭,并沒有做好完全打敗南宋政權的準備。更多地是要從中獲得極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這也是他發動戰爭的主要目的。

經過多次的討價還價,最后達成的和議,主要內容為:一、宋向金稱臣,宋高宗趙構由金國冊封為皇帝;二、確定宋、金兩國的的邊界。東面以淮河中流為界,西以大關為界。南面為宋的疆域,北面為金國所有。三、宋每年向金國納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

這對南宋王朝來說確實是一個屈辱性的和議,但是,這個和議最后還是給南宋政權帶來了相對穩定的一段時間。給飽受戰爭之苦的人民,帶來了一絲喘息的機會。

宋高宗親歷了靖康之變,自己和父兄的悲慘遭遇,心有余悸,內心厭戰,和議是他迫切希望達成的。此時,秦檜并不是最終的決策者,扮演的只是一個策劃和執行者的角色。

說這是一個賣國的和議,其實也是沒有根據的。要說賣國,那首先是趙構,而不是秦檜。國家是皇帝個人的私產,皇帝自己執意要去出賣,恐怕是誰也無法阻擋。

南北之間邊界的劃定,確立了金、宋兩國的具體邊境,這減少了兩國因領土糾紛帶來危機的因素。雖然每年要納貢的錢財個是不小數目,但是比起作戰所需的軍費開資和人民所付出的代價來看,畢竟有輕得多。而當時鼓吹抗戰到底的人,如上疏請斬秦檜,王倫以謝天下的胡銓等人,實際上不過一些書生,他們所表達的愛國熱情,大都民是些不切實際的高談闊論,并沒有什么能夠力挽狂瀾的具體措施。

其實最不能為人們所接受的,主要還是那些帶有侮辱性的條款。這使人感到很丟面子,宋高宗也感到難以接受。民族文化的自尊受到了極大的羞辱和打擊。但是,義憤并不能改變這殘酷的現實。滿腔的熱血,是擋不住金國的鐵騎的。而這種民族主義的情緒到底能持續多久,在南宋末年就已經十分清楚了,那些口口聲聲要做忠臣烈士的人,最后有幾個真的為國捐軀?因此,更多的人不過是借愛國的名義來提高自己聲望的偽君子。因此,說秦檜的賣國,實際上是不能成立的,至少說是理由不充分的。

到了明代就已經有人注意到這一點:

“宋人與金人和議,天下后世專罪秦檜。予嘗觀之,檜之罪因無所逃,而推原其本,實由(宋)高宗懷茍安自全之心,無雪恥復仇之志。檜本之奸,有以窺知之。故逢迎其君,以為容悅,以固恩寵耳。”(明陸容《菽園雜記》)

秦檜最為人憎惡的就是“風波獄”,將抗金名將岳飛殺害。這的的確確是他難辭其咎的一大罪責。,盡管他不是這場大冤獄的首要元兇,但至少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關鍵人物,必須承担道義上的責任。但完全歸罪于他,也并不公平。試想要想將一個在朝野之間享的勝名,而且是手握重兵的大將,以“莫須有”這樣的罪名加以殺害,恐怕他既無這樣大的膽量和權力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韙。這“莫須有”三字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不須要有這樣的簡單,他其實說的是或許有吧,這是一個模棱兩可的說法。從給岳飛定的罪來看,這才是岳飛之所以要被處死的關鍵所在,說明辦案的官員深刻地體會和理解了最高領袖的真實意圖。

岳飛的罪名是:一、曾經給部將張憲寫信,策動謀反;二、是在淮西之役時,不聽從皇上的調遣;三、在金兵破濠州時曾說:“國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德”強加在岳飛身上的這三項罪名的,每一項罪名成立,都是死罪。在中國這樣的社會制度下,為政治案件尋找罪證,太容易了。隨便找過人就可以出來指證,讓你有口難辯,其實也不需要辯解,因為在找到證據之前,是否構成犯罪就已經確定了。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最讓宋高宗睡不安穩的還不是金國的虎視眈眈,而是象岳飛這樣擁有重兵的將領。而當時由流行以主將的名稱來稱呼軍隊,如岳飛的岳家軍,韓世忠的韓家軍,這是皇上最為忌諱的事,一但這些將領心懷異志,就會直接威脅到他的政權與個人的生命。因此,在將岳飛殺害之前,當時最有軍事實力的三個大將,都以明升暗降的辦法,解除了兵權,這里趙構重演了他祖上杯酒釋兵權的故事,只不過比他的祖上更為惡劣,奪去了一代名將岳飛的生命。

殺害岳飛真正的罪魁禍首,就是當時的皇上趙構,而秦檜則扮演了一個幫兇的角色。這一點,當時的人就已經很清楚了。只是沒有人敢說出來。因為誰也不敢冒犯最高領導者,這就是中國的文化尊上卑下,上智下愚的具體表現,皇帝永遠是正確的。這一點是勿容置疑的,敢于說不的人,就是犯上作亂,那是要掉腦袋的。因此,只能從當時文人的作品中,聽出一點弦外之音。

南宋詩人張元干寫道:

“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

另一位南宋詩人葉紹翁,也在他的一首《題岳王墓》七律中,透露了一點天機:

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

直到明代一位著名的詩人、畫家、書法家文征明才在他的一首詞中,一語中的,將這紙糊的燈籠捅破:

“指拭殘碑,敕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年,倚飛何重,后來何酷!豈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恨又堪悲,風波獄;

豈不念,封疆蹙,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這就是文征明著名的《滿江紅》詞,歷史上的皇帝,已經失去了身份的尊嚴,人們才可以如此肆無懼憚地將矛頭直指,九五之尊的皇帝。他明確地指出,區區一個秦檜為什么會有如此之大的能奈,不過是迎合了主子的意思罷了,說奸臣誤國不過是在為至高無上的君王推卸共歷史責任。所以明未清初學者唐甄,就無不尖銳地指出:

“破國之家,孰為之?孰主之?非君其誰乎?世之腐儒,拘于君臣之分,溺于忠孝之論,厚責其臣,而薄責其君。彼烏知天下之治非臣能治也。天下之亂,非臣能亂之也。”(明唐甄·《潛書》)

他接著進一步指出:

治天下者惟君,亂天下者惟君。治、亂非他人所能為也,君也。為小人亂天下,用小者誰也?(《潛書》)

唐甄雖然道出了專制政權的弊端,但他還是沒有意識到,這些弊端的產生是由政治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的,還沒有能從政治、思想的高度上對這腐朽的制度上去加以否定,更無法進而構建一個合理的社會制度。

歸根到底,這歷史和個人的悲劇,要歸咎于這個腐朽不堪的政治制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君王的是否賢明,是否愚蠢,官僚集團或官員個來說,有才無才,是忠、是奸,其實都無關宏旨。

從這個意義出發,無論是皇帝,還是亡國的禍水,還是奸臣,同樣都是這罪惡政治制度的犧牲品和受害者。 

2011-04-13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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