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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與眷戀:柔石小說創作中的精神流浪現象
逃離與眷戀:柔石小說創作中的精神流浪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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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942X(2003)04-0101-07
      一
  就一般意義而言,流浪是對無固定居住場所、無固定謀生方式的生存境遇的通稱,是在結構相對嚴整的社會中,某一個體出于某種原因或為了某個目的,脫離生存單位或組織,背離社會規范或準則,選擇有別于大多數人的獨立生活方式。流浪這種行為方式自古就有,并經常被視為影響社會平穩的不安定因素而受到貶損甚至打擊,無法得到社會主流觀念和道德規范的認可。它猶如化學結構中圍繞原子核運轉的外層電子,最易離開原來的位置而促成新結構模式的產生。事實上,流浪現象與時代的更迭、文化的變遷有著內在的關聯,特別是在新舊文化交替之際,流浪現象日漸增多。人類進入工業時代后,文明的變異日趨顯著,流浪現象也越來越普遍,并逐漸地由個體行為現象上升為普遍的精神現象,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命體驗。具體表現為以下三點:(1)漂泊感。流浪者生命形式存在于路途上,流浪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居無定所、衣食無著的生存境況,這使流浪者更容易感受到生命的短暫易逝和飄忽不定。(2)邊緣感。流浪者選擇了迥異于群體規范的生活方式,這注定了他們與社會或團體主流的不一致,注定了他們遠離群居生活、社會中心和主流話語。相對于穩定的社會生活方式,他們的自我放逐造就了心靈邊緣化的態勢。(3)孤獨感。邊緣的感受使流浪者在反觀塵世時與世俗形同陌路,缺少與社會中心的情感共鳴和理解,他們自覺地被漠視,同時也漠視他人,特定的思維方式阻隔了他們與群體的溝通。
  五四文學為流浪者展現其生命形態提供了表演舞臺。綿延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在五四時期受到外來文化的強烈沖擊,加快了中國向現代文明轉換的步伐。經歷了文化裂變后,具有敏感氣質和明銳洞察力的知識分子已然深刻地感受到,原有社會規范中的思想觀念體系已經無法對變化了的文化現象加以評點,文化的無根感促使他們去追尋新的價值取向,確立新的意義體系;但是,他們又無法在短時間內建構起適合新秩序的、能指導人們立身行事的價值標準,茫然、無措、不安、困惑侵擾著他們,試圖逃離群體、疏離中心、對抗規范和進行自我放逐成為一種普遍的心態,五四時期的作家們不約而同地將有著此類心態的人群和此類人群的心態在作品中展現了出來。流浪是體驗生命的方式,有著貼近天地的便利,有著遙思冥想的自由,許多作家選擇這樣古老卻可靠的方式來探究宇宙和生命意義,尋找人生答案,由此,流浪也就成為五四文學中一個矚目的主題。郁達夫以其感傷浪漫訴說著流落在異國他鄉的青年知識者的苦悶和辛酸;田漢以一系列精神漂泊者的形象表達了對藝術和愛情的追求;魯迅以不斷前行的“過客”形象反映了對精神路途的迷茫和探求……流浪作為一種精神氣質、一種文化心理,表達了求索的痛苦和徘徊,直接影響了在五四這一特殊文化氛圍中成長的青年的心靈世界。
  柔石作為直接承受五四精神文化洗禮的青年作家,他創作中的精神流浪現象首先來自于時代氛圍的濡染。五四帶來的“文化地震”對柔石產生了極大的誘惑,他曾因退學回家而變得心情郁悶,“那時的柔石,有著少年人的勇氣和豪興,對外面的世界充滿著向往”[1](p.7);他在日記中也多次提到了要到海外去的意愿,無奈囿于生活的壓力而無法成行。探尋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成了五四時代青年的共同情懷,社會沒有提供現成的人生答案,尋找答案本身顯示了勇氣,也飽含了尋找的茫然和痛苦。面對現代文明帶來的社會變化和觀念更迭,柔石的心靈產生了激烈的動蕩,他不斷地感到困惑、壓抑、焦慮、無助,他在小說中以精神流浪的方式刻畫了生命的律動,描摹了心路的變遷。
  長期漂泊的生活也加深了柔石的流浪意識。家境的困窘、生活的困頓、現實的困惑,使柔石不得不一次次地屈就于生存的需要,過著輾轉遷移的生活。他在杭州求過學,在北京讀過書,回家鄉當過小學老師,做過中學校長,后又被迫離家避難上海,從來沒有穩定的生活。他深知生存的欲求與靈魂的孤獨交織在一起的流浪感受:“我又漂流至此了!為食物所誘引,物質的勢力的侵入,左右其存在目的的東和西,使其生活之變態。人類呀!你不過是一只沒翅膀而飛行覓物的禽類罷!太苦了!消失了真正的主宰力。”[2](p.95)無法寄托自己掙扎的靈魂,四處飄零,這就是柔石真實的生存狀態,也是他真切的內心感受,同時也是柔石對生活和思想作出的深刻反思。
      二
  五四時期,人們普遍地感受到社會變遷帶來的困惑,并產生了擺脫困惑的要求。“我們的生命之船是在一條永遠不斷流淌的河流之上航行的”[3](pp.46-47),“生命是一種處于盲目而又有秩序的不斷流變之中的不可抑制的永恒沖動”[4](p.33)。現代社會中,主體與環境間的和諧圓融已經不存在,人們注定無法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園,只能在濁世中接受靈魂漂泊的命運。中國現代文學中大量流浪形象的出現,代表了人們對理想幻滅、信仰迷失的現代人命運的直觀認識,也打破了古典小說原來完整、穩定、統一的人物形象塑造方式。支離破碎、荒謬不經而又不可捉摸的現代性的切身體驗,從流浪這一具體的行為方式上得到了驗證。當時的許多作家選擇了流浪這種方式來展示生命流動,傳達對人類存在的思考。從“流浪文學”形成的動因來看,存在著兩大傾向:擺脫物質困窘的流浪和解除精神困惑的流浪。前一傾向的流浪原因主要來自于生存的壓力,流浪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生計問題,流浪者是在為討生活而奔波。這類人物形象承受的強大的生存壓力決定了他們只能過著漂泊無定的生活,流浪是他們的生存方式,同時也成了他們的身份標記,他們渴望有安定的家園,有精神的依托,在流浪的過程中他們也會對人生意義與價值進行思索。但是,作家更多的卻是著力描述他們的行蹤和生活際遇,如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艾蕪的《南行記》和錢鐘書的《圍城》;后一傾向的流浪來自于精神意義的危機,來自于價值追尋的茫然。現代文明的人生荒原感受,使人們更主動地選擇了流浪生活。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面對著各種不確定的因素,面對真實情境與理想預設的無法和諧統一,許多知識分子感到缺少社會歸屬感和文化認同感,他們自我認定為邊緣人,在無休止的運動中找尋價值建構和意義體系,郁達夫的行旅小說、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無名氏書稿》等作品中的形象,都在為尋求信仰而體驗著生命在旅途中的種種磨難。
  柔石以現代知識分子的真實感受來闡述他的流浪意識,他筆下的流浪者形象大多精神困惑,構成了“精神荒野旅行者”系列,現實生存困境往往被推至背景。這些精神苦悶的尋路者,遠離社會中心的精神浪子,他們有追求但不知追求的目標是什么,有反抗現實的想法但卻沒有切實的反抗行為,試圖尋找人生的道路但又不知路在何方。在柔石最早的短篇小說《瘋人》中,瘋人是一個“就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生身父母是誰”、“自幼即在街坊飄泊”[5](p.430)的孤兒形象,但柔石沒有渲染人物的悲苦身世,而是著重刻畫他的精神困苦。當瘋人發現了愛人“伊”,自以為處于人間不再只有“空”,然而當他生命中的惟一寄托——“伊”的愛遠離他而去后,他只有以“瘋狂”和“死亡”這種極端的方式完成最后在人世間的流浪。《生日》中的蕭彬對于命運的感受是“在困頓與漂流的途中”,“生之幸福同樣地流到飄渺的天邊”[5](p.513)。《一線的愛呀》塑造了一位浪游青年對愛情至死不渝的執著。長篇小說《舊時代之死》中的主人公朱勝yǔ@①是一個離土別鄉、歷盡生活變故和情感滄桑的知識分子,他“一如歧路上的過客,看不到自己的前途”[6](p.142)。我們熟悉的柔石的中篇小說《二月》中的蕭澗秋則是在時代邊緣徘徊的浪子形象,“風萍浪跡,跑過中國的大部分的疆土”[5](p.58),當他“帶著我自己的影子伴個別處”[5](p.90),來到平靜、安寧和封閉的芙蓉鎮,預備停下流浪的步伐,棲泊他疲憊的靈魂時,與原先的個性產生了dǐ@②牾,“只覺自己在旋渦里邊轉”,自遁之后,完全是找到自我的全新感受:“現在,我是沖出圍軍了。我仍是兩個月前一個故我,孤零地徘徊在人間之中的人。清風掠著我的發,落霞映著我的胸,站在茫茫大海的孤島之上,我歌,我笑,我聲接觸著天風了。”[5](p.184)蕭澗秋此時的心情與在芙蓉鎮時的憂郁、徘徊、痛苦、困惑簡直判若兩人!甘愿“孤零地徘徊在人間”,拒絕拘限,這才是蕭澗秋真正的精神需要,因此,就不難理解他在芙蓉鎮的苦惱和最后的逃離了。流浪的生命固然需要暫時的歇腳,但無法容忍從此止住流浪的步伐。至此,流浪者的生命魅力在永遠無法安守的流動中體現了出來。這些流浪者形象代表著被五四精神喚醒的時代青年,他們面臨著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真正解體,時時感受到文明急遽斷裂帶來的寂寞、空虛、迷茫、困惑等種種生命體驗,他們以自己流動的生命記錄了柔石及同時期的知識青年所承荷的無可推卸的時代壓力,所經歷的超越時空的靈魂探險。
  《為奴隸的母親》是柔石的一篇經典小說,控訴了非人的典妻行為,描述了底層婦女的困苦,即使在這樣立意明確、傾向分明的作品中,流浪這種深層次的創作心理也還是在潛意識中起著作用。春寶娘被丈夫以一百大洋典當給他人為妻,她的人格、尊嚴、感情完全被漠視了,完全被當成“傳種接代”的“奴隸”。從知道要被典當那一天開始,無論是在破產的皮販子家還是富庶的老秀才家,春寶娘都被圈在“家”中,可是,她始終有一種強烈的無家可歸感,“她的思想似乎浮漂在極遠,可是她自己捉摸不定遠在哪里。”[5](p.564)與同樣以典妻行為為題材的作品——羅淑的《生人妻》相比較,《生人妻》注重的是女主人公外在的強烈的反抗行為,柔石則更關注的是春寶娘精神上的游移,那種纏繞著她的無著無落的恐懼折磨著她的靈魂,這正是小說用筆最深之處,也是作品震撼人心之所在。
  小說創作伊始,柔石就表現出對流浪的極大關注,他早期小說描述的流浪行為中充滿了浪漫情調,塑造的大多是袋里無錢、心頭多恨的帶有濃郁頹廢氣質的流浪者形象,體現了作者苦悶徘徊的心情。他關注流浪者內心的痛苦、靈魂的掙扎,那不被世人所容又拒絕容納世人的孤獨,與環境格格不入又拒絕融入環境的困惑。柔石同時也意識到,僅僅以流浪的方式立于社會的邊緣,是無法尋找到擺脫這種心靈折磨的途徑的,所以,他最終把朱勝yǔ@①送入了舊時代的墳墓,他的流浪意識同時也多了一份反省。1928年后創作的小說集《希望》,則顯示了柔石在創作上的轉向,他“把寫作重心面向社會,面向下層民眾,尤其是把關注的目光投向苦難深重的勞動婦女身上”[7](p.43),去洞透底層民眾的悲苦,著力表現他們因受冷落而產生的孤獨、空洞、絕望和虛妄等與流浪者相通的心境。柔石筆下蕭澗秋的迷茫和彷徨、春寶娘內心的困惑和無助,都說明了現代文明所帶來的漂泊感已深筑在他靈魂的腹地,并轉化為他生命意識的一部分了。
      三
  按一定規范和程序構架的社會機制蘊涵著對人的異化,流浪就是以保持生命動態的方式來擺脫不自由,來對抗異化。流浪作為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母題,早在荷馬史詩中就出現了,它體現了人類對精神家園的追尋,對生存狀況的質疑,對合理歸宿的訴求。由于流浪者并沒有設定的目標或是肯定的標準,五四文學作品中的知識青年形象普遍“有著精神的空虛”,“感傷的旅程只能成為無目的的漫游”[8](p.78),但流浪者也具有共同的精神誘因——不滿足于現狀。原有的生存環境,原有的價值標準,原有的道德規范,都是他們要背叛的,要逃離的,但在流浪的過程中,他們又自然而然地以原有的作為參照,因為原有的一切已經在內心深處積淀成文化心理圖式,他們后來所作出的判斷又不得不依仗原有的標準,這是無法擺脫的悖論,由此,“逃離與眷戀”遂成為流浪心理的共同模式。流浪者行為中表現出來的敏感、脆弱、飄忽、茫然,都與這樣的心理矛盾有著直接的關聯。作為主體鮮明、內心豐富的作家,柔石時時感受到生命的不可捉摸和命運的不可把握。他叩問人生:“我是自己的我么?”“依著運命擺布,似無舵之船的在海洋中飄流,目的之岸,萬難抵達。”[2](p.5)“四海茫茫,五洲浩浩,我一粟耳!怎的總感受任何地之不能安我!”[2](p.13)在情感的選擇中,他總是表現得猶疑而不安,面對著馮鏗熾烈的感情沖擊,他一方面承認馮鏗給他帶來了幸福:“今天我非常快樂,真是二十九年來惟一的日子,是你給我的,是你給我的!”[2](p.170)另一方面,他又為自己耽溺于情愛而愧疚,“因為在這個時代,緊要的是我們的事業。我們的全副精神,都應該放在和舊時代的爭斗上。”“戀愛,這不過是輔助事業的一種次要品。”由此聯想到馮鏗與前愛人許峨時,他就更加難以排遣“難解而且煩惱”[2](p.174)的心緒了。
  柔石切身感受到新舊文化交替之際,人物的內心世界和外在行為形成的張力,深刻地洞察到他們紛繁復雜的精神狀態。《V的環行》是一篇闡釋知識分子心理的小說,每天晚飯后,V君繞著自己的住處環行,只有賣糖的老太太、煙紙店的老板、天真活潑的兒童引起他的興趣,當這一切都變成了過去,“V”的環行之愿完全消失了。變做沙漠上的旅行,冰冷的,孤寂的。”[5](p.481)主人公之所以會如此敏感于環境的變化,是因為他已經視內含于環境中的這些人文因素神圣化了,失卻了這些人文景觀,原有的生活對他而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因此,他注定要逃離,但逃離的原因又是對心目中所認定的“原來”的眷戀,作者對這種含蓄而又敏感的心理把握是非常細膩獨到的。
  由此,筆者認為,柔石小說中的流浪現象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背井離鄉又重歸故土。《二月》故事,由主人公蕭澗秋回到本是他故鄉的浙江開始,這位“無父母,無家庭”的青年有充分的理由在天南海北流浪,“終因感覺到生活上的厭倦了,所以答應陶慕侃的聘請,回到浙江來。”[5](p.58)但歷經了兩個月的變故后,他終于無法接受流浪之外的人生方式,改變了原來要在這兒長期居住的打算,再次逃離了這一方故土,逃離了那由定居的人編織的愛恨情仇的“網”,繼續那種漂泊無定的生活,“此后或南或北,尚未一定。人說光明是在南方,我亦愿一瞻光明之地。又想哲理還在北方,愿赴北方去墾種著美麗之花。”[5](p.185)掇拾著舊時代青年的苦悶與呼號的長篇小說《舊時代之死》中,主人公朱勝yǔ@①在異地他鄉忍受著“生的苦悶”和“心的苦悶”,無法融入周圍的環境,只得回到風景宜人的老家山村,期望能撫慰受傷的心,但最終只能以自殺這樣極端的方式宣告他的又一次精神逃離。流浪在外的游子在身心交瘁的時候,家庭、故鄉特別容易成為甜美的回憶,但此時對家庭和故鄉的闡釋,往往源于他們自我圈定的設想,只是記憶的碎片,虛擬的情境,其間的完美帶有頗多假想成分。因此,當他們真正回歸故土時,那種幻想的光芒又會蕩然無存,流浪者不得不再一次選擇流浪。家鄉永遠是“甜蜜的痛苦”,“存在于一種中間狀態,既非完全與新環境合一,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而是處于若即若離的困境。”[9](p.45)
  其二,追求愛情又拒絕婚姻。流浪者躲避現實中的群體,尋找精神的溝通,而愛情總是與精神的完美、絕對、永恒相聯接,別家流浪的日子里,情感上尤其感到孤獨寂寞,因此,愛情是驅逐寂寞的最好安慰劑。在五四這一文化環境中,強烈地要求擺脫傳統束縛、追求個性自由、爭取愛情自主成了時代命題,但流浪者希冀的絕對精神上的愛情注定了他們在俗世中處處碰壁,只能以悲劇而告終,這就是五四文學中流浪者的愛情經常伴隨著感傷或頹廢的情感色調的原因之所在。田漢曾經在劇作《南歸》中展示了流浪者的愛情世界:流浪者來到了南方,面對多情的南方姑娘,他想起了在北方的愛情;到了北方,他發現此時的愛情已經遠離,他又來到南方;但他最終也沒有在南方駐足,而是又開始了新的流浪……在流浪者的精神世界中,愛情占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流浪本身具有的流動性使得愛情無法持續長久,追求愛情的亙古價值和無法安于不變的愛情使得流浪者在愛情面前總是表現出猶豫、徘徊,并拒絕愛情的社會化——婚姻。柔石的中篇小說《三姊妹》的主人公章先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章先生自以為是“過去時代的浪漫派的英雄”[5](p.54),因此,他以堂·吉訶德式的流浪騎士風范來作為自己行事的標尺,他客串于學界、政界、軍界,情感也不斷地在道德與欲望之間搖擺不定,但最終也未能找到既讓他人舒心又叫自己寬心的解決方案,“在房內愁眉的徘徊起來”[5](p.54),“夜色冷酷的緊密的包圍著他”[5](p.1)。同樣的愛情模式還在柔石的《二月》、《舊時代之死》等小說中出現。蕭澗秋認可甚至贊同陶嵐的愛情觀,卻無法接受她的實實在在的愛情,在同情文嫂的處境和理解陶嵐精神之間,他無法選擇、無從決定,只有“逃走之一法”[5](p.184)。朱勝yǔ@①因拒絕聘娶謝家女子,給自己帶來了極大的身心煩惱,當他歷遍人生甚至打算在清凈的寺院中了卻殘生時,卻被謝家女子慘死的消息擾亂了寧靜的心緒,遂以自殺并與謝家女子合葬的形式完成了自己的贖罪。在這樁他所不愿意的婚姻中,他始終沒有自己的主張和立場,卻有因此帶來的苦悶和煩惱。他對生命的感受是:“從此將變做斷了生命之線的紙鳶,任著朔風的狂吹與漫飄,顛簸于遼闊的空際,將不知墮落到何處去了!”[5](p.196)這種甘愿放棄、無視本然的人生意念,又怎么可能去面對那現實而又庸常的婚姻呢?游移的心緒和猶疑的心態,正反映了浪子是那種冷觀而又無法擗除愛念,避俗又不能根除熱情,盡是些“極想有為,懷著熱愛,而有所顧惜,過于矜持,終于連安住幾年之處,也不可得”[10](p.149)的落入尷尬境地的人。
  在柔石的小說創作中,流浪被作者用來當作消除個體內心感受和外部世界刺激造成的張力,以求得心態暫時平衡的良藥,具有心理代償的功能,并更多地體現為一種精神現象,而不是簡單的行為方式。柔石將流浪視為嚴肅的哲學命題,與游戲人生和自我麻醉者相比較,“他筆下的青年雖然彷徨,但并不絕望”,都是一些“苦悶時代里執著地尋找前進道路的探索者”[1](p.31)。與五四落潮后普遍的悲觀、頹廢和厭世相比較,他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流浪精神氣息,往往能給人以鼓舞和感動。而那些在苦悶中徘徊卻依然頑強的尋路者,也顯示了柔石鮮明的創作個性與堅韌的人生態度。
  柔石小說體現的精神流浪現象,代表了被五四精神喚醒的青年知識分子的担荷和追求,也使長期被主流意識形態壓抑、遮蔽的聲音得到了釋放。“逃離與眷戀”構成了流浪的內在張力,既表現為塵世的滌除和靈魂的逃逸,又體現了對故家的思念和對傳統的留戀。隨著社會化、群體化傾向的加劇,“逃離”逐漸受到來自內在和外在的限制而放慢了腳步,由于心靈的孤獨和精神的寂寞積聚的能量相應地減少,強烈地眷戀和迫切地思“家”的心緒則得到了適時的滿足。當流浪者無可逃離時,眷戀不存在了,精神流浪也就終止了。在柔石后期的創作中,孤獨感傷的流浪者形象日趨減少,而堅忍地轉為對苦難的描述,迷幻、漂移的文風也逐漸轉化為明確而又肯定的論述;第一人稱的內心獨白成分逐漸減少,對他者的客觀而冷靜的敘述日趨增多,顯露出由革命文學潮流影響而產生的文學變遷。柔石小說的流變預示了中國現代文學精神流浪現象的走向,普羅文學中大量以四海為家的革命者形象有著明確的理想目標和行動指向;20世紀50年代文學中有著明確目標的離家出走后來成功走向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形象,不再只是時刻承受孤獨的流浪者,而是最終總能找到靈魂的歸宿。當歷史進入20世紀60年代,越來越集中和統一的社會生活終于使得流浪形象在“文化大革命”文學中銷聲匿跡,精神流浪最后終于失去了存在的空間,集體的遷移代替了個體的流浪。直至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開始后,社會逐漸解禁,流浪再一次誘惑了要求擺脫束縛、尋找更大自由空間的人們,流浪遂再一次成為闡釋生命意義、尋找人生答案的文化行為。
  收稿日期:2002-10-24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杭州101~10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力君20032003流浪是人類的一種精神文化現象,也是現代人的一種生命體驗。五四運動時期,文化的裂變帶來了精神的無根感,流浪遂成為令人矚目的文學主題。集體的無意識情感和個體的漂泊經歷造就了柔石的流浪情結,物質困窘和意義困惑的人物共同組成了現代小說的流浪者形象。柔石小說中的人物構成了“精神荒野旅行者”系列。這些在苦悶中徘徊卻依然頑強尋路的精神浪子,共有著一種“逃離與眷戀”的心理模式,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1)背井離鄉又重歸故土;(2)追求愛情又拒絕婚姻。流浪意識/精神浪子/逃離與眷戀浙江大學 藝術學系,浙江 杭州 310028  陳力君(1970-),女,浙江平陽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藝術學系教師,文藝學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藝思潮研究。 作者: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杭州101~10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力君20032003流浪是人類的一種精神文化現象,也是現代人的一種生命體驗。五四運動時期,文化的裂變帶來了精神的無根感,流浪遂成為令人矚目的文學主題。集體的無意識情感和個體的漂泊經歷造就了柔石的流浪情結,物質困窘和意義困惑的人物共同組成了現代小說的流浪者形象。柔石小說中的人物構成了“精神荒野旅行者”系列。這些在苦悶中徘徊卻依然頑強尋路的精神浪子,共有著一種“逃離與眷戀”的心理模式,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1)背井離鄉又重歸故土;(2)追求愛情又拒絕婚姻。流浪意識/精神浪子/逃離與眷戀
2013-09-10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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