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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文學研究五十年
郭沫若文學研究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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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6425(2001)01-0014-07
  郭沫若文學研究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發軔于20世紀20年代,作為一門學問則隨著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而確立,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這50年間,也應合著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發展節拍而發展,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主體部分一樣,迄今已取得了堪稱輝煌的學術成就。當然,由于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及其所提供的研究條件的特有制約性以及所要求的研究方法的特殊規定性等,郭沫若研究在這50年的發展歷程中顯示著自身的特點,展示著自身的邏輯節奏,體現著自身的前景。
  一
  郭沫若文學研究在近50年中,演化了一個逐步擺脫政治化規約以建構學術品格的歷史。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作家中,郭沫若無疑是政治色彩最濃厚的一個。寫罷了《女神》、《星空》,轉換了自己的方向之后,他基本上成了一個政治人物,雖然大革命以后隱身日本的10年時間他幾乎就成了一個純粹的作家和學者,可他的流亡者身份無疑又強化了他這一時期的政治色彩;雖然他到了40年代乃至新中國以后仍然活躍于中國文壇,但他的政治影響常常超越于文學影響。強烈的政治傾向性使他贏得了巨大的聲譽,并得以享受對于整個世紀的其他每一個中國作家來說都難以企及的優厚待遇。這不僅是指他長期身居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高位,而且也包括他即使在“文革”時期的風雨飄搖中依然受到某種保護,尚能較為從容地研究文物、甲骨文和李白與杜甫;而涂抹不去的政治色彩又使他蒙受了莫大的羞辱,以至在不少時候和不少場合成為人們忌諱談論的對象甚至是恣意毀謾的對象。近50年來的郭沫若研究,雖說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較多地糾結于政治的論評,可體現著對于郭沫若作社會評價和學術評判的努力,一直是各個時代有關郭沫若最富于理性的聲音。從這個意義上說,郭沫若研究在理性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這一特定的方面,担負著較之其他現代作家的研究(比方說,魯迅研究)更為繁難的重責。
  新中國成立之初,郭沫若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文教委員會主任,科學院院長,在政界和社會各界都顯得聲譽日隆。令人欣慰的是,此時的郭沫若研究并沒有隨著其政治地位的提高而急劇升溫,相反,在新中國成立的最初幾年,本來40年代便已十分熱鬧的郭沫若研究此時處于較為冷靜的狀態,報刊上除了有關郭沫若活動的報道和生平介紹外,學術論評性的文章遲至1953年才出現。這當然與當時的學術氣候有關,但也多少顯露出郭沫若研究的某種矜持。1953年刊載于《文藝報》第23號上的臧克家的《反抗的、自由的、創造的〈女神〉》一文,應該被視為新中國建立以來郭沫若研究的第一篇學術性論文,該文固然有些論點打上了那個時代必有的政治化烙印,但更重要的乃是傳導出了新時代郭沫若研究努力追求學術性的可貴信息。首先,這篇論文的選題落在詩集《女神》上。《女神》固然是郭沫若最有影響貢獻最大的作品,卻公認不是最政治化最革命的作品;如果新時代郭沫若研究的起點設定在政治化傾向上,則臧克家的這篇論文或許會選擇《前茅》、《恢復》之類的革命詩歌作為論述對象。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正是1953年的3月,郭沫若滿腔熱忱歌頌共產黨歌頌新中國的詩集《新華頌》已隆重推出,郭沫若研究卻偏偏沒有從政治上最牢靠的這部詩集切入,可見政治性的考慮從新時代郭沫若研究之初并沒有能克服學術性的講求。其次,臧克家在這篇論文中并沒有任意強化《女神》的政治功能或拔高它的思想意義,雖然他沒能顧及初版本與郭沫若修訂后的本子在政治用語上的顯著差異。作者仍然站在肯定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上分析《女神》,準確地總結出其中蘊含的“反抗”、“自由”和“創造”的思想內容,對諸如“自由精神”之類的民主主義命題給予了由衷的贊賞。他論定“叛逆的反抗精神”是《女神》基本的主題,而反抗、叛逆和自由、創造的中心乃是“我”,因而其中“每篇詩都是作者的自我表現”;“這個‘自我’既不是封建主義的個人威權,也不是資產階級的極端個人主義”,而是“五四”時代個性解放要求的產物。作者對這種“個性解放”作出了完全肯定的,也是相當科學的理解和評價:“‘五四’時代的啟蒙大師們,多半是踏著‘個性解放’的階梯走上集體主義的大道的。”如此大膽地肯定資產階級思想體系中的“自由”、“個性”,在無產階級政治意識非常強烈的時代條件下實屬難能可貴,這不能不視為研究者學術上的相對嚴謹態度和相對科學精神的體現。
  50年代的郭沫若研究從1957年至1959年掀起了一個不大的高潮。盡管經歷了包括反右在內的歷次政治運動,研究者們也沒有完全犧牲學術去追尋郭沫若研究的政治可靠性。一般來說,帶有相當政治色彩的學術性探討在郭沫若研究領域占據了上風,非學術性的政治阿諛與粉飾極為少見。張光年發表于《詩刊》1957年1月號上的《論郭沫若早期的詩》,除了肯定郭沫若的《女神》等早期詩作的思想、藝術價值而外,還從美學的角度對他后來的詩歌作了嚴厲的解剖和批判。針對郭沫若1936年檢討自己時所作的表態:“我要充分地寫出些為高雅之士所不喜歡的粗暴的口號和標語”,“我高興做個‘標語人’,‘口號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詩人’”,[1]張光年嚴肅地批評道:“這真是一種過激之論。”他指出,“既然詩人已經自愿地降低了對自己詩歌的美學要求,既然不再考究把自己的光芒四射的熱力凝集在藝術形象的結晶體中,那么這個時期的新詩就自然不能像我們談到的前期詩歌那樣在人們心胸里保持永久的激動的力量。”他慨嘆郭沫若因此而《女神》風光不再。這樣的論斷不僅沒有從政治出發,而且顯露出以美學價值制衡政治評判的學術指向。
  這時期影響最大的郭沫若研究成果當數樓棲的《論郭沫若的詩》,其中一部分發表于1957年的《文學研究》(《文學評論》的前身)等刊物,1959年又作為新中國郭沫若研究史上的第一本學術專著出版,并且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屢被再版。這部著作最為引人注目的內容,也是它最為突出的貢獻,是從學理的角度論析了郭沫若詩歌中的泛神論思想。作者一方面較為辯證地揭示出郭沫若“把個性解放和泛神論熔為一爐,作為‘自我表現’的一種動力”,另一方面又不無夸大地判斷泛神論在郭沫若早期詩作中的普遍性,說是“詩人早期詩篇中所表現的愛國主義、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傾向于革命浪漫主義的激情,以及對一切封建束縛、傳統因襲的反抗,都和泛神論有相當深厚的血緣。”這樣的提法引起了學者們的密集關注,以至谷輔林不久便發表了與之商榷的文章[2]。艾揚的《試論郭沫若前期思想的發展》[3]一文,也就郭沫若前期思想的發展問題提出了與樓棲不同的看法。
  樓棲的專著將“泛神論”對郭沫若的影響及其在《女神》、《星空》等作品中的精神體現當作一個學術問題提出來,雖然存在著某些觀點上的偏頗,可它又確實為郭沫若研究界開辟了一個學術領域,并且為將郭沫若研究引向深入提供了可能。事實上,艾揚的文章,以及后來宋耀宗的《對郭沫若前期思想發展的一些理解》[4]等,其研究興趣都趨向于對郭沫若泛神論思想的復雜性解析。與臧克家、張光年的上述研究相呼應,樓棲的探討使得50年代的郭沫若研究將重心盡可能地移到了學術解剖和學術評判上,因而將注意力也集中到了郭沫若前期的思想和創作上。
  這一時段的郭沫若戲劇研究雖然沒有像郭沫若詩歌研究那樣將注意力集中于前期創作,可也同樣體現出了將研究重心移向學術解剖和學術評判的努力。陳瘦竹的《論郭沫若的歷史劇》是新中國建立以來郭沫若戲劇研究的第一篇頗有影響的學術論文,發表于1958年5月出版的《戲劇論叢》。這篇文章從作者厚實的戲劇理論功底出發,較為科學地解析了郭沫若歷史劇的悲劇性風貌,并結合中國文學傳統的悲劇性的解讀,有力地指出,郭沫若歷史劇所刻畫和展現的,是中華民族歷史傳統中煥發出來的雄壯的悲劇精神,這種悲劇精神的實質和特征,“是悲壯而不是悲慘,使人奮發而不使人消沉”。這樣的論斷基于西方悲劇美學,又融進了中國文學和文化傳統,加之于郭沫若意氣風發的歷史劇創作,不僅十分貼切、精當,而且透溢出學術的深度,顯現出理論的魅力。稍后,王淑明在《文學研究》1958年第2輯上發表同題論文,從思想傾向上認定郭沫若劇作中所蘊含的深刻的人道主義精神,因惹上了“人的尊嚴”等敏感話題受到了責難。不言而喻,那個時代的責難者一般都會同向俞平伯發起責難的“小人物”一樣,更愿意從政治傾向上做文章,在階級分析上找突破口,以政治判斷沖斷或瓦解原本意義上的學術判斷。這當然不包括從學理探討的初衷出發的爭論。例如《蔡文姬》公演之后,張艾丁撰文對郭沫若為曹操翻案的戲劇效果提出質疑[5],嚴家炎則從人物的典型性角度為郭沫若辯護,這些論爭都并不拘泥和倚重于政治判斷[6]。
  與新中國的政治氣候大致協調,郭沫若研究由50年代末的小高潮過去之后,便進入了左傾傾向日益明顯的60年代,這一期間所取得的學術成果一般可以視為50年代末小高潮的余緒,有一些論文徑直就是對50年代末小高潮中出現的論點的商榷和討論。其間當然也有一些新的論點,但政治討論往往掩過學術探詢。例如何其芳在《詩歌鑒賞》[7]一書中,將《女神》的主題內容概括為“革命精神和樂觀主義精神”的表現,并以此質疑聞一多關于《女神》表現“時代精神”的論斷,其實是用政治化的概括沖淡了聞一多論斷的學理性和復雜性。這時有關歷史劇的探討也較多地集中到了“古為今用”[8][9]之類的淺泛議論上,學術上似乎很少能夠掘發新的機杼。這是郭沫若研究在掙脫政治化規約的歷史進程中經受挫折的時期,也是十年“文革”真正意義上的郭沫若研究停滯的時代序曲。
  二
  時序將郭沫若研究從基本停滯中帶進了1978年,那是郭沫若熱情贊頌和呼喚“科學的春天”的年份,也正是在這一年,這位熱情的呼喚者停止了歌唱,溘然長逝。“科學的春天”里迎來的不僅是自然科學的似錦繁花,那遍帶春溫的地氣中也催生了人文科學的綠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許多課題,包括郭沫若研究,正等待著春風化雨中的欣然復蘇。恰好在這樣的時刻,詩人離去了,他不僅貢獻了《女神》和《屈原》,也通過《水調歌頭》唱出了人們有關“粉碎‘四人幫’”的欣喜之情,在生命的嚴冬向他步步逼近的關頭,他又聲嘶力竭地呼喚春天,希望身后有一片春意盎然留給他所難舍的人們。他的這種情懷,他的如此胸襟,不僅淡化了他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的固有色彩,而且在久違春風的人們看來顯得頗為親切可愛。于是,伴隨著對他的悼念,也應合著科學的春天到來的腳步,郭沫若研究在此之后掀起了一個很大的高潮。
  一個高潮漲涌起來的時候,最醒目的往往是潮頭激起的浪花水沫;郭沫若研究的高潮中,最常見的也是回憶、悼念和贊頌性的文章,它們不能說沒有價值,但遠不是托顯起這一高潮的中流砥柱。后者應是指那些真正把郭沫若及其創作當成學術對象加以把握的研究論文和論著。撥開歷史的迷霧,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1978年掀起的郭沫若研究高潮其實不過是20年前郭沫若研究小高潮的一種接續,或者不如說一種更大力度的推進。
  首先,承繼著50年代末的郭沫若研究傳統,對《女神》和郭沫若前期創作的研究依舊成為這一新高潮中的顯著浪峰。以樓棲發表于1978年年初的《再論〈女神〉》[10]開其端,《女神》研究論文以十分密集的樣態出現于研究界,黃曼君《論郭沫若的詩集〈女神〉》[11]、鄧牛頓的《論〈女神〉》[12]、許毓峰的《論〈女神〉》[13]、張毓茂的《郭沫若早期杰作——〈女神〉》[14]、谷輔林的《重讀郭沫若同志的〈女神〉》[15]等,都可視為這一番郭沫若研究高潮中的潮頭文字。而以《開一代詩風的〈女神〉》為題的文章,在1978年8月至少就出現3篇,可見人們對《女神》的研究熱忱以及對它的基本評價。林非的《略論郭沫若早期的詩歌創作》[16],吳景和的《試論郭沫若的早期思想和創作》[17]等是這一高潮中較早出現的郭沫若早期詩歌研究專論。所有這些作為新一輪高潮的開篇之作,不僅沒有將郭沫若研究的重心非學術化地引向更為“可靠”的后期,而且重新確認了郭沫若早期的浪漫主義風格,糾正了50年代的一些以政治化判斷取代學術性分析的論點,諸如將郭沫若早期的詩風也往現實主義方面去硬貼等。
  其次,在郭沫若前期思想研究中,泛神論等學術難點已然成為探討的中心。李保均、陳永志等在這方面作出了貢獻。他們已不愿再像50年代的研究者那樣將泛神論的探討淹沒在郭沫若前期思想的復雜糾葛中闡論,而是直截了當地將泛神論當作論題,李保均寫出了《郭沫若泛神論思想探源》,發表于1978年的《文學評論叢刊》第1期,陳永志則寫有《論郭沫若的泛神論思想》[18]和《郭沫若泛神論思想的發展過程》[19]等論文,鄒水旺也發表了《試論郭沫若的泛神論思想》[20]一文。而谷輔林繼續沿著60年代的思考,針對重新出版了的樓棲的專著展開新一番論爭,寫出了《試談郭沫若世界觀的轉變——兼與樓棲同志商榷》[21]等,論辯的重點也集中在泛神論的影響方面。新一輪郭沫若研究高潮由于有了如此復雜而深邃的論題支撐,便成功地避免了政治化以及學術淺泛化。
  再次,郭沫若戲劇研究繼續沿著50年代末的路數展開,美學探討占據了主導地位。劉元樹《抒情的壯美的戰斗的〈屈原〉》[22]堪稱是新一輪郭沫若戲劇研究高潮的開篇,從題目便可看出,該作將“抒情的”、“壯美的”美學特征置于“戰斗的”政治定性之先,而“壯美的”概括也直接承繼了50年代末陳瘦竹的著名論證。陳瘦竹的《劇中有詩——〈沫若劇作選〉學習札記》[23],依然保持了對郭沫若劇作進行美學考察的學術傳統,敏銳地提出了郭沫若史劇“劇中有詩”的審美特征,并聯系當代戲劇創作的實際,闡析了詩性之于戲劇創作的重要性。此外,吳功正的《郭沫若的歷史劇》[24],黃侯興的《論郭沫若的歷史劇》[25]等文章,也從藝術美學的角度切入了郭沫若歷史劇的研究,而張毓茂的《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試論郭沫若歷史劇的“反秦”問題》[26],雖然疏離了郭沫若歷史劇的美學研究,卻也成功地避開了政治評判,在“歷史的”意義上將論題引向了深入。此外,周棉的《〈蔡文姬〉淺論》[27]對劇中主人公歷史人物蔡文姬與作者郭沫若的創作關系等作了探討。有意思的是,復蘇期的郭沫若歷史劇研究還直接延續了60年代的一些未竟話題,如古為今用問題。
  當然,時代畢竟發生了巨變,郭沫若研究在1978年至80年代初期掀起的這一番高潮,顯然比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那番小高潮更有沖擊力,內容也更充實。展露這一番高潮主要風采的是郭沫若研究成果量級的加重和研究面的擴大。
  陳永志的《試論〈女神〉》1979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它開啟了郭沫若研究專著出版熱的先河。而且,以一部專著的篇幅論述一部作品,這不僅在郭沫若研究中首開先例,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中也特別顯眼。它是郭沫若研究成果量級增加的一種標志。此后,郭沫若研究專著紛紛涌現,如卜慶華的《郭沫若評傳》、黃侯興的《郭沫若的文學道路》、谷輔林的《郭沫若前期思想及創作》、傅正乾的《郭沫若創作論稿》、黃侯興的《郭沫若歷史劇研究》、田本相、楊景輝的《郭沫若史劇論》、高國平的《獻給現實的蟠桃》等,都是為本時期郭沫若研究奠定厚實基礎的代表性專著。而四川大學等單位創辦的《郭沫若研究專刊》,和稍后創辦的《郭沫若研究》叢刊,則有力地促使郭沫若研究向學科化的前路邁進。
  由上面簡單的列舉便可看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郭沫若研究高潮,推涌著郭沫若生平研究的熱浪,這是上一次小高潮中比較薄弱的環節,在這一番高潮中卻成為研究的重鎮。應該說,圍繞著郭沫若悼念活動的大量紀念和回憶文章,有力地推動了郭沫若生平研究,也為這樣的研究提供了條件。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呼喚春天的詩人》、三聯書店出版的《悼念郭老》等,正不同程度地為郭沫若生平研究的熱潮起到了造勢的作用。卜慶華、黃侯興等人的專著,以及其他研究者這時期推出的各種版本的郭沫若傳記,體現了這一熱潮的學術實績。
  與郭沫若生平研究相呼應,有關郭沫若的資料性開發與編集,使得這一時期的郭沫若研究既顯示出深入又體現出扎實。在這一方面,蕭斌如、邵華的《郭沫若著譯書目》,蘇川、倪波的《郭沫若著譯系年》,龔濟民、方仁念的《郭沫若年譜》,上海圖書館和四川大學郭沫若研究室合作的《郭沫若集外序跋集》,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和上海圖書館合編的研究資料《郭沫若專集》,王錦厚、伍家倫、蕭斌如編輯的《郭沫若佚文集》,吳奔星、徐放鳴編輯的《沫若詩話》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全集》,王訓昭、盧正言等編的《郭沫若研究資料》等,至今成為郭沫若研究的可靠資料。
  研究面上的拓展還體現在郭沫若小說、散文研究的啟動。隨著研究的深入,郭沫若小說研究和散文研究躍上了學術的平臺。張杰的《試論郭沫若小說的創作》[28]和鄒水旺的《郭沫若小說創作初探》[29],以及張毓茂《試論郭沫若的〈牧羊哀話〉》[30]等,打破了郭沫若小說除了鑒賞性解讀外沒有學術研究的局面。在郭沫若散文研究方面,王東明的《試談郭沫若散文的藝術特色》[31]以及為數眾多的《科學的春天》的讀析文章開創了新的局面。
  在橫向比較的意義上并論魯迅、郭沫若兩位偉人,既標志著郭沫若研究面上的拓展,也標志著研究方法上的更新。自從周恩來在1941年11月16日的《新華日報》上發表《我要說的話》,肯定并強調了“并論魯迅和郭沫若”之后,研究界一直未能就這樣的并論展開論述,1959年雖有王仰之在《羊城晚報》發表過《郭沫若和魯迅》一文,但限于報章文體,無從伸展,自然局促。1978年以后,魯迅、郭沫若并論的文章時或可見,次第展開了這一有意義的論題。其中,黃侯興的《郭沫若與魯迅》[32],龔濟民的《魯迅與郭沫若》[33],張毓茂《魯迅和郭沫若》[34]等,基本上達到了比較研究的方法論層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單演義、魯歌編注的《魯迅與郭沫若》[35]一書,系統地輯錄了人們對魯迅、郭沫若的種種“并論”,以及兩位文化偉人相互間的評論資料,為研究者就此展開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三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圍繞著郭沫若逝世掀起的郭沫若研究高潮,在中國現代文學趨于熱門化的80年代并未出現一個明顯的休止過程,直至80年代中后期,郭沫若研究仍然在不斷出現新的成果,特別是在郭沫若詩歌和戲劇研究方面,還有關于郭沫若的資料建設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關郭沫若創作心理的研究有了可喜的收獲,黃曼君的《〈女神〉創作靈感試論》[36]一文堪稱代表。文章將靈感定位為郭沫若《女神》創作的突出現象,說是“最能體現《女神》詩歌創作特色的是那些靈感驟發,迅即完篇的詩章”,如《鳳凰涅pán@①》、《地球,我的母親》等。接著從“詩人對五四時代的總的特點的深切把握和敏銳感受”,以及“從外界事物的‘機緣’中抓住有真正藝術意義的東西,捕捉到不落俗套的藝術構思”等實在意義上解析“靈感”,對郭沫若的創作“靈感”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論證。這篇論文發表于1984年,卻收集在1992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壇的雙子星座——魯迅、郭沫若與新文學主潮》一書中,成為歸屬于90年代初郭沫若研究新高潮的基本成果。確實,這一時段的許多研究成果都注定要匯入90年代初期的郭沫若研究的又一輪高潮之中。郭沫若研究的這第三次高潮圍繞著郭沫若誕生100周年而展開,雖然不如上一次高潮來得猛烈,卻更全面和徹底地顯露著學術的風采,郭沫若的研究因此得以走向深化。
  郭沫若研究的深化建立在研究領域的拓展基礎之上,后來的許多學術建樹都直接來自于前一次研究高潮的推進。例如郭沫若研究在小說領域的拓展,則催生了黃曼君的《郭沫若“寄托小說”新探》一文,將郭沫若的《L?benicht的塔》、《函谷關》等小說落實到鄭伯奇所說的“寄托小說”概念上,并作出了較為周延的闡論。郭沫若研究在散文領域的拓展,則帶動了劉茂林、葉桂生等對郭沫若雜文的深入探討,在他們所著的《郭沫若新論》中,醒目地辟有“雜文的風骨”專章,對郭沫若雜文作出了“戰鼓與投槍”的精當概括。在前一研究高潮中已有相當積累的魯迅、郭沫若“并論”,在90年代新的研究高潮中得以繼續發展,黃曼君的前述著作固然是這方面的新收獲,而較早出版的張恩和的《魯迅與郭沫若比較論》則更在此一論題上更加深入。它真正在兩位文化偉人之間展開了卓有成效的比較研究,包括總體比較、平行比較和交叉比較等頗有系統的幾個方面。此外,王駿驥等也在這樣的比較上作出了值得稱道的貢獻。
  構成90年代初郭沫若研究新高潮的學術成果,許多都是80年代中后期以來相關研究的集成,這不僅是指黃曼君那部論文集和出版于1989年的張恩和的專著,包括陳永志出版于1992年的專著《郭沫若思想整體觀》,也還是在他10多年相關學術積累的基礎上串寫而成的。本書較為系統地研究了郭沫若包含泛神論的哲學思想,兼容人道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的倫理學思想,哀民生之多艱和進步救國的社會學思想,以及注重表現的文學思想。卜慶華在其專著《郭沫若研究新論》中,則較為準確地論述了郭沫若早期的“唯能論”思想,特別是從郭沫若的佚文《生命底文學》著手,結合早期詩歌中的“能”的崇拜內容,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唯能”與創造的關系,確實超越了較早時候出現的“唯能”便是“唯心”的偏激說法,對于郭沫若思想的研究起到了別開生面的作用。
  較充分地展示90年代郭沫若研究學術風采的,是郭沫若的人格研究,有關郭沫若的文化學研究和比較文學研究。
  作為全面、準確地把握郭沫若人格的一種學術努力,80年代后期便有人提出以郭沫若自己概括的“球形發展的天才”去認知他,這樣的認知在王文英、王爾齡、盧正言所著的《郭沫若文學傳論》中得到了較為圓滿的實現,因為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確實達到了深刻、理性的水平:“用‘一代完人’去要求他,不免要產生失望;如果作為天才而言,卻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對于天才,并不需要盲目的崇拜,也不應該任意詆毀,重要的是予以深切理解,因為天才畢竟也是人群中的一個。”[37](P1)這番話的價值不僅體現為對郭沫若人格構成把握的切當,而且在這個歷史人物每每遭遇無端苛責的情勢下更代表著一種時代的理性精神和科學態度。一些研究者則從某些特別的角度切入郭沫若人格學的研究。羅成琰的《郭沫若與屈原人格》[38]一文,通過與屈原的比較,論析了郭沫若人格構成中最突出的幾個方面,如富有個性意識的“孤高和激烈”,傾向于儒家學說的“美政”思想,以及舍生取義的愛國情懷。
  由對郭沫若人格特征的把握直接引發了文化學研究的蔚然成風,代表性成果有黃侯興的《郭沫若——“青春型”的詩人》、周海波的《歷史的廢墟與藝術的王國》等專著。這些論著認為,郭沫若在五四時代體現出來的“自我”、“破壞”、“創造”等主要精神特征,都是強調和鼓勵“主觀”、“沖動”的青春文化的典型體現,即使是在40年代乃至創作《蔡文姬》的50年代,郭沫若仍然體現了這樣的人格作風。這樣的文化學與人格學相結合的學術把握,比原先對郭沫若“浪漫主義”的特征性概括顯得更加有力,更加確切,也更富有學術內涵。對郭沫若進行的文化學研究,勢必廣泛牽涉到郭沫若與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的復雜關系。90年代的郭沫若研究在這兩個方面都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討。在紀念郭沫若誕辰100周年的學術研討會上,有學者從文學的現代化的角度論析了郭沫若文學,1993年,中國郭沫若研究會還在山東曲阜召開了“郭沫若與儒家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匯編成《郭沫若與儒家文化》一書。研究郭沫若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也難免不涉及郭沫若人格的解剖,劉納的《重讀〈李白與杜甫〉》[39]一文在這方面有過縝密而富有興味的展述。
  對郭沫若的文化學研究當然繞不開郭沫若與外國文化關系的考察,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方法的運用在郭沫若研究領域便屬勢在必行。這一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姜錚的《人的解放與藝術的解放——郭沫若與歌德》一書。這部無論在比較文學的意義上還是在郭沫若研究的意義上都是十分難得的專著,沒有滿足于浮在人物關系的表面上比較中德這兩個文化偉人,而是沉入郭沫若的思維和情感內部,尋證其與歌德之間的情緒感應與心靈共鳴。郭沫若對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的傾心,他自己已經說得很清楚,但他為何心儀歌德的《浮士德》,且前后花了近30年的時間致力于此作的翻譯,則從來語焉不詳。據郭沫若自己說,1919年開始翻譯《浮士德》是因為五四運動“有點像”“狂飆突起運動”,他自己那時“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鳴”。這是他在《浮士德》第二部譯后記中的補述,未必非常吻合于當時的胸臆。其實五四運動爆發時郭沫若正蟄居于日本九州島,很難切身感受到那種“狂飆突進”的時代氛圍。作者憑著嚴謹的學術推證,突破了這種自述,大膽地斷言“共鳴”并不是翻譯這部巨著的根本動因,并引入接受美學的一個新概念——“期待視野”,分析出郭沫若對《浮士德》文本期待的五種變量,即神經系統類型的情緒興奮性,包含反抗、叛逆、自主的人生趣味,追求審美刺激和浪漫愛情的閱讀喜好,性早熟及長于抒情與表現的生理內驅力的作用,以及年齡和性格上的吻合,等等。
  90年代的郭沫若研究還有一些值得稱道的貢獻,如馮望岳所著的《郭沫若的文學世界》,從郭沫若人格心理的深度作出了《星空》是“詩體的《彷徨》”的學術判斷,的確很富有啟發性。卜慶華的《郭沫若研究新論》一書,專辟“考據編”,收有《郭沫若研究若干問題考辨》凡6通,另有關于郭沫若化名、作品編本的考訂等等,為郭沫若研究引入傳統的治學方法作了較為成功的試驗。在資料建設方面,龔濟民、方仁念的《郭沫若年譜》的修訂再版,黃淳浩編集的《郭沫若書信集》的出版,閻煥東編輯的《郭沫若自敘》的出版等,都值得一記。這一時期又有多種郭沫若傳記出版,更壯大了郭沫若研究的聲威。請恕我不在此處一一點出它們的書名,事實上我在寫這篇述論時總是盡量避免將它寫成一部點名簿式的東西,哪怕冒掛一漏萬的危險也在所不惜。我從不懷疑被漏點了的成果同樣有各自的價值,只愿郭沫若研究者不要太多計較。作為一種誠懇的姿態,我在文中同樣回避了自己的相關文章。
  卜慶華在《郭沫若研究新論》[40](P321)中提出了“郭學”概念,相信會激起郭沫若研究者的興奮,同時是否也會引起郭沫若研究界的某種警覺:郭沫若研究是否有資格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郭沫若作為一個研究對象無疑是夠格的,他在眾多領域的卓越建樹,他在各個歷史階段產生的巨大影響,以及他所代表的社會文化哪怕是政治文化意義,都足以使每一個尊重歷史的人意識到:他可能不是一個值得崇拜的對象,他可以在許多場合得不到認同,但任何一種想鄙夷他蔑視他的想法都多少體現出某種僭妄態度。
  問題確實是在我們的研究還不足以使得這一研究課題成為一門學問。不錯,我們已經有了相當的積累,50年來郭沫若研究掀起過三次高潮。可就從這三次高潮的運作,即能看出研究界的不夠成熟。第一次小高潮無疑與“向科學進軍”的時代鼓動有關,第二次大高潮則是郭沫若逝世引發的悼念思潮的集散,第三次新高潮又是郭沫若100周年誕辰紀念的學術回應。每一次高潮都不是來自郭沫若研究內部的學術激發,郭沫若研究界似乎還沒有能形成有序整合的學術定力,這與高潮感并不那么明顯的魯迅研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令人遺憾的是,郭沫若研究總體上是前進的,但畢竟與時代與政治掛鉤較緊,有些時候受政治等因素的影響,會出現某種倒退現象。這種倒退在我所謂的“大高潮”中就出現過。例如徐遲40年代曾指出《屈原》中的《雷電頌》與莎士比亞的劇作《李爾王》“有平行”,建議郭沫若刪改。這樣的提議無論是否正確,畢竟學術性地點出了某種實際情形,對于郭沫若,對于讀者都頗有價值。可到了近40年后,徐遲竟完全“繳械”了:他徹底拜服了郭沫若在《屈原與厘雅王——答徐遲先生的一封信》中的說法,屈原與李爾王面對雷電的獨白并不相同,是屈原與雷電同化了,而李爾王卻保持著異化的地位。然后徐遲還不無遺憾地感嘆:“他是‘用哲學家易懂的話’(見馬、恩:《德意志意識形態》,選集卷一第39頁)用‘異化’的字樣來教育了我的,當時我并不怎么懂得。”[41]就徐遲而言,他的態度是真誠的,可從學術爭鳴的角度看,他的放棄基本上意味著一種倒退。類似的倒退在郭沫若研究的各個時期都能觀察到,這體現了這一學科在學術上的稚嫩和柔弱。
  這并不足以讓我們氣餒。建立“郭學”的構想至少可以促使我們在健全郭沫若研究學術格局上下功夫。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郭沫若研究的理論體系,探討出適合于郭沫若研究的基本方法論。迄今為止,郭沫若研究基本上還停留在解析層次,針對郭沫若這一研究對象的理論營構尚未真正開始。這應是郭沫若研究今后努力的目標。此外,郭沫若作品的解析應廣泛運用歸納推理的方法,郭沫若的許多作品及生活史跡應注重考訂和考證,這對于準確地把握郭沫若文學至關重要,也是建立“郭學”方法論的基本要求。
  [收稿日期]2001-02-20
《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4~20,10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壽桐20012001郭沫若文學研究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后的50年間,它應合著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發展節拍而發展。三次研究高潮取得了堪稱輝煌的學術成就,演化了一個逐步擺脫政治化規約的建構學術品格的歷史。郭沫若文學研究/理性/科學精神/學術評判studies of Guo Mo-ruo′writings/rational/scientific spirit/academic judgementRetrospect on Studies of Guo Mo-ruo′Writings in the Past Fifty Years ZHU Shou-tong(Chinese Depart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Studies of Guo Mo-Ruo′writings form essential parts in academ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ince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in 1949,researches in both fields have been developing with almost the same speed.In the past fifty years,there have been three high tides in the studies of Guo Mo-ruo′'s writings,which gained brilliant academic achievements.It is also a history of constructing high academic quality andstyle by gradually shaking off the bonds of politicalinterference.朱壽桐 (1958-),男,江蘇大豐人,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南京大學中文系,江蘇 南京 210093 作者:《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4~20,10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壽桐20012001郭沫若文學研究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后的50年間,它應合著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發展節拍而發展。三次研究高潮取得了堪稱輝煌的學術成就,演化了一個逐步擺脫政治化規約的建構學術品格的歷史。郭沫若文學研究/理性/科學精神/學術評判studies of Guo Mo-ruo′writings/rational/scientific spirit/academic judgement
2013-09-10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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