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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視野下的歷史抉擇——第十一章
中國——文化視野下的歷史抉擇——第十一章
一生懵懂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十一章

 

被剝奪了權力的人——以己無關——冷漠的看客

1644年當大清的鐵騎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橫掃了大半過大明帝國時,弘光小朝庭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便土崩瓦解。曾經担任監軍御史的陳潛夫,決定以死來抱答大明帝國對自己的知遇之恩,于是便選擇了死,這一慷慨激昂的行為來表達對大明帝國的無比忠誠,他要用自己的生命來為帝國殉葬,于是就有了下面的這一幕。

“兩夫人先聯臂入于河,然后先生(陳潛夫)從焉。觀者數千人,先生猶與兩岸拱揖

而別。”(清徐方烈《浙東記略》

數千人的眼睛,就這樣目送著三個殉難的人從容地走向死亡,無動一衷,人們不知道發

生了什么事。

最無辜的要算陳潛夫的兩位夫人,她們憑什么時候要成為大明王朝的犧牲品。如果說觀看的人只是冷漠,而陳潛夫稱得上冷血。他盡可以去表現其大無畏的愛國主義熱情,卻沒有任何權力去剝奪他人生存的權力,讓兩個夫與他一道成為帝國的培葬品,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兩位夫人是出于自愿,既使出于自愿,也是完全不應當發生。在夫權社會下,這兩位夫人,除了被迫已外,沒有理由讓她們作出如此的選擇,因為她們至少是被吃人的禮教所吞噬。

數千人的圍觀者,有沒有人會為此感動?有沒有過人會因此拿去武器,去保衛一個與

自己毫無相干的國家政權?答案是清楚的,很少會有人作出如斯的選擇。

中國人一直高唱的愛國主義精神,在眾多的歷史史實面前,不由人有理由感到極度

懷疑。

第一, 在中國歷史上鐵證如山的,能夠稱得上愛國主義者的人物,廖廖無幾,從屈

原、岳飛、李若水、文天祥、張世杰、陸秀夫、何騰蛟等等為數不多的人物,與那些數量驚人的賣國賊相比,在人數上簡直就無法相比。這就不免讓人心生疑竇,這歷史上是否真正地存在過所謂的愛國主義精神沒有。既然,這不上一個普遍現象,就不應當為之定義為一種精神。

第二,就是這些公認的愛國主義者,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官僚士大夫。他們到底愛的是讓他們擁有富貴和權力的國家政權還是那些愛苦受難的人民,答案同樣是肯定。他們愛的是國家政權而不是廣大的普通老百姓。因此他們只能稱之為愛君主義者,而不是愛國主義者。愛國主義,不過是后人出于政治需要給他們貼上的標簽而已。

文天祥就比較坦誠地說:“天祥受宋恩,為宰殺相,安事二姓?愿賜之一死足矣。”(《宋史·文天祥傳》)到于說屈原,只是因為他有一句著名的《離騷》中有“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便被人斷定為,同情人民,為人民所遭受的苦難感到傷心,已至于掩面流淚。其實這不過是詩人隨便說說而已,他并不是真正關心人民,他真正關心的是楚懷王,是他那個與他同姓的貴族政權。既便如此,在那些大一統狂熱擁護者的眼里,屈原竟也只是個企圖阻擋秦始統一大業的分裂主義分子。古人已經無法開口,只得成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中國那些高傲的歷史學家們,從來沒有過考慮過普通老百姓存在,更不會顧及到人民的感受。他們的目光永遠只是集焦于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身上。仿佛歷史只是由這群貴族老仰們來書寫,只有這些人才算得上是人,才是歷史的發展的主體。而更多的中國人,只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牲口,因此他們的存在可以被無情地忽略。因此無法真正了解,普通老百姓在國家處于最危急的時候,在想些什么,在做些什么。但是有一點是乎是可以肯定的,他們絕對不會去為那個將他們所有做的權力完全剝奪了的國家政權,絕對不會為了那個使他們過著牛馬不如生活的君王,拿起武器義無反顧地走向戰場。試問那個住在京城里,過在后宮三千佳麗中過著天堂般生活的皇帝,與他們有何相干?對于那些整天騎在他們脖子上作威作福的政府官員,又與他們有什么相干?他們憑什么要去為統治者的生死存亡而担心?他們為什么不冷眼旁觀?

 

 

當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從奴隸變為自由人時,他們真正的自由過嗎?沒有。他們雖然不再被劃分為井田的土地上被強迫勞動。但是仍然被牢牢地捆在土地上,不能自由地活動,從商鞅變法起,這些被稱為平民的老百姓,就被那一張小小的戶口本給拴住,還被編成保甲。在這個社會最基層的組織里,只要其中有一個人有越軌的行為,同一個保甲時的人,哪怕是在無全不知情的情況下,也要受到牽連,無端受到處罚。

人的沒有遷徙的自由,土地也只是名義上的私人擁有。最為自私的中國人從來沒有產生過一部保護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條文。因為中國的君主和各級政府官員,任何時候都可以以國家的名義對個人的財產采強強制性的隨意支配,而無須得到主人的同意。

兩千多年的專制社會,使中國的普通老百姓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幾乎沒有發生過實質性的改變。一如即往,貧窮、奴役、的狀況沒有得到過絲毫的改善。而中國的政治學說,卻在儒學的思想庫中找到了一個最為無恥的爛言,來欺騙著著中國的老百姓,這就是建立在家庭觀念上的國家學說。

國家的領導人被放置在父親的位置上,而人民去成了這些暴徒的子民,這種被顛倒了的社會關系,使中國手社會從來就沒有產生個慈父,當然,也不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孝子。

只要看一下專制制度下,民之父母的地方官吏是如何對待他的子民,就可以知道,二者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脈脈的親情。

明代中期的一位學者葉權是這樣描寫一個地方政府,實施法律審訊時如何的愛護他的子民的:

“民間詞訟,左證干連之人,一問失對,則加夾棍。皂隸索杖錢,稍不如意,遂以夾棍之短而硬者,橫錯其足而夾之。往往成跛折廢棄,天色險勝雨,疼不能步履。小民賴手足生活,告詞連逮,不過為中見,有何大罪?而忍施酷烈,使成痼疾乎?可謂不仁之甚。”(明·葉權《賢博編》)

這里葉權所記述的受到這不公下載待遇的人,還并非是直接涉案的人員。只是作為證人出庭的普通人,只是沒有滿足受賄的需求,就會被打成殘廢。試想,真正惹上官司的人會是一樣會么情景。因此,一般普通老百姓,在這個國家發生危機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冷漠,實際上已經是對這個國家政的最大寬容了。還要讓他們去高舉愛國主義的大旗去保衛一個與他們沒有任何關系的政權,簡直就是癡人說夢。

中國的普通老百姓最有資格。最有權力,有最為充分的理由將個罪惡的政權徹底摧毀和埋葬。

國家多事之秋,對國家最無傷害的是這些冷漠的看客,而那些口口聲聲以愛國主義為號召的人,到大多數是別有用心的卑鄙小人,而他們對國家造成的傷害才是難以估量的。

1645年,明崇禎帝吊死煤山,此時國家無主,清軍南下,腐朽的明朝國家軍隊,除了會殘害自己的自己胞手足。大肆燒殺搶劫,無惡不作以外,遇上清軍要么放下武器,成為侵略者的幫兇。要么潰不成軍,望風逃竄。地方上一些有勢力的人便伺機而起樹起保家為國的大旗,建立地方武裝。不要以為這些人真的是一群令人敬佩的愛國志士,他們的真實目的不過是趁火打劫,借混亂之機,大發國難財。當時的人就指出這些人是:“名為起義,志在打糧”。在當時的松江府一個普通讀書人曾羽王在他有《乙酉筆筆記》中對這些起義軍的知為作了這樣的記述,他說這些部隊

“皆非紀律之兵,威令又不及遠,以至地方到處殺人,可以冤家報復,或以搶掠劫焚。浦西人至浦東則以為尷尬。行頭人至新場,則以為是細作,白日殺之,略無顧忌,在何家橋之搶掠者,地方不平,合力攻之,一時而殺九命,至如行頭之殺嚴氏六七人,新場之殺朱氏七人,徐氏之殺聞孟嘉,聞氏之復殺徐九飛,表村高橋之殺陶待詔,丁官林奇之殺鎮撫陸劍南。至六月至八月,行路者無不帶刀,遠出者心遭奇慘,到八月初三,大清兵破郡,其風稍定,而鄉鎮殺掠未已也,”

這些愛國者并沒有去對侵略者發動攻擊,而主要的勾當是為了搶奪同胞的財物,公報私仇相互殘殺,為禍的還是自己的人民。

此時,在江蘇、浙江、上海一些帶所暴發的“奴變”事件,則以此不同,他們并不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大旗,而是在向那些騎在他們脖子上的有錢有勢的富人,討回那本屬于他們作人的權力。

這些奴仆一旦賣身進入豪富之家,他們的身份就很難得到改變,既便是他們的子女也無法脫離奴籍,只能是充當傭工,只有少數人能夠用錢贖回平民的身份。這是一個飽受壓迫的人群,當然這里面也有許多依仗主人的勢力,橫行鄉里的壞人。

這些人組織起來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索契”。即向主人討回他們賣身為奴的憑據。這是值得人們同情的。

這個奴變的起因,頗有些戲劇性,1645年在南京,以馬士英為首的權臣,擁立明宗室福王在南京登上帝位,建立宏光政權。宏光帝的登基詔書里有一句“與民更始”的話,被人解釋為,“凡奴仆之輩,盡行更易,不得復奉故主”。(明清·曾羽王《乙酉筆筆記》)于是這些做奴仆的,就借此要求改變自己的身份。在上海沙川,有位喬氏人家的奴仆叫顧六,他起來號召奴仆們向自己的主人索還賣身契。而上海一帶賣身為奴的人很多,一時間,奴仆們便紛紛響應,組織起來。

“不論鄉村城市,凡有家人,立刻要還文契。或有平日待家人刻薄者則要殺要打,名曰:‘報冤’。稍有辟而不還契者,千人圍擁,燒殺立至。即徐元扈家(明禮部尚書徐光啟)系屬相府,尚遭荼毒。更有威逼其主,要請酒算工錢者,坐家主之上,呼號、呼表者,稍不如愿,成群結隊,無法無天。”(明清·姚廷麟《歷年記》)。

后來,江蘇、浙江、上海一帶所爆發的奴變事件在明軍的清軍的殘酷鎮壓下失敗。

中國大多數的老百姓,太過于地溫順。他們太順從于命運的安排,不得不忍受著官、匪、和侵略者們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種種暴行。成為暴徒砧板上任意宰割的肉。在社會無序混亂時候,他們只能指望天意的保護,僥幸存活下來。對于他們的悲慘境遇,人們只能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來加以描述。

人的權力是需要個人去爭取,才有可能得到。指望別人的施舍,永遠只是一種不切合實際的想法。

在公理遭到踐踏的時候,沒有過人站出來為之辯護。當別人受到侵害時,沒有人站出來去維護別人的權力,當自己受到傷害時,別人同樣也只會是冷漠的看客

上海明清之際的奴變,至少表現出了一種他們有為自己的自由和平等去爭取的勇氣和決心。這點,是值得人所稱道的。至于那些站在富豪立場上對他們所作的批評,并非是公允的。在那個時代,所采取的一些暴力行為,雖然并不一定恰當,但是,誰又能在那樣的環境下尋求到一種非暴力的解決辦法?

歷史告訴人們,用非暴力的方式去解決社會矛盾,是在社會矛盾還未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時,才有可能得到實現,使對立的各方都能夠達成雙贏的協議,而中國的專制政權,卻從來不會在這樣的時機下作出這樣的選擇。讓步和妥協,從來就不在統治者的政治思考之中,這是由中國政治文化所決定的。

中國的歷史,也就是由于這些善良看客的縱容。才使得中國一次又一次地淪為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強盜、土匪、流氓、無賴的天堂。

2011-04-13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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