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一)
字體    

金庸小說的文化品位
金庸小說的文化品位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讀金庸小說,有一種矛盾。
  憑直覺,感到它是一種高品位的東西。它能夠產生文學理論中所講的幾大功能:認識、教育、審美、娛樂。那是一種與讀經典名著同樣的甚至更高的感受,它給人美、給人凈化、給人力量。北大中文系有位教授,腿部摔傷之后,讀金庸的小說,獲得了重新站起的力量。有的大學生失戀后,讀金庸小說,恢復了對人生的信念。托爾斯泰說,區分真假藝術的標志是感染性。康德說,純粹鑒賞判斷不依于刺激和情感。金庸小說具有的巨大藝術感染力,足以使人得出它屬于高雅藝術的鑒賞判斷。但是,就因為它是武俠小說,內中有打斗、有武功,“出身不好”,所以人們不敢給之過高評價,生怕失了身份。北大授予金庸名譽教授、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就頗不被某些人理解,這些人大多是出于好心,對“亂了雅俗名分”頗有一種嘆惋。
  但是,金庸小說完全是靠自身的魅力獲得今天的地位的。遙想10年前,它擺在地攤上,處在文化的最邊緣,各種盜版亂七八糟,從沒有人像今天炒《尤利西斯》一樣炒它。它靠自身的魅力走進了高等學府。有多少大學生合資租來,日以繼夜地讀,如饑似渴地讀。直到今天,三聯書店出了豪華版,現代文學研究權威嚴家炎教授在北大開設研究課。這些事實說明,它是靠自身的文化品位打入文學殿堂的正廳的。不能再因為它是武俠小說就將它的文化品位給予封頂,封不住就大不了說它是優秀的、偉大的武俠小說。我們應當將它置入一個更大的背景中來看待。
  不僅許多人直覺到金庸小說文化品位很高,而且自身文化品位愈高之人,愈能覺出其深刻與豐富。它的可以反復欣賞、反復闡釋,正是高雅文學的特性。何以通過研究來證明這一點呢?很簡單,有比較才能鑒別。
  首先,它是武俠小說,我們就將它與其他武俠小說比上一比。
  談到武俠小說,人們往往不假思索,便認其為低級門類,好像只有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采用意識流等先鋒寫作手法的才是高雅文學。其實,古代最著名的武俠小說恰恰是今天已被尊奉為高雅文學的《水滸傳》,“武俠”一詞首次出現于1904年《小說叢話》時,便是論《水滸傳》,《水滸傳》為什么成了高雅文學呢?因為它超越了一般的武俠,它不只是武打和俠義,而是寫出了普遍的人性、社會性問題,寫得又好,所以,它高雅。
  那么,金庸小說是否超越了呢?
  古代一般的武俠小說,以《七俠五義》為代表,確實主要寫的是打斗和俠義。到《兒女英雄傳》、《好逑傳》,才開始有了“情”的因素。大多數主題是忠孝節義的老生常談,就連《兒女英雄傳》中的俠女十三妹,婚后12天便想做個誥命夫人,實在令人大倒胃口。它們的重點在于善惡對立的情節模式。《水滸傳》之所以超越,關鍵一點是它并非陷于一般的武俠模式,而是一種短篇傳奇的集錦,其使用的乃是《史記》筆法。所以盡管梁山一百單八將,最好的人物也只有十幾個,到四十回、五十八回、七十一回,漸次遜色,后半部就減色許多了。金圣嘆腰斬《水滸傳》,不論思想動機如何,在藝術上是頗具眼光的。《水滸傳》繼承了司馬遷“俠”的觀念,寫出了武俠產生的社會原因,構成一部雄壯的武俠史詩。
  到了民國,舊派武俠小說掀起過兩次狂潮,但從讀者、作者兩方面看,其文化品位都是很低的。它利用現代印刷業、報刊業,向識字階層中品位最低的讀者傾銷。作者不但在文學界內頗受輕視和打擊,他們自視也甚低,宮白羽把寫武俠小說看作終生恥辱,還珠樓主后來在報刊上公開檢討,王度廬自認“難登大雅之堂”,鄭證因干脆說“我寫的這個不叫玩意兒”。他們寫作態度輕率,經常為應付編輯而列表交稿,甚至雇用“槍手”。其作品今天大多難以卒讀,有時人名前后不一致,前面的情節后邊不照應,何談文化品位。舊派武俠小說改編成電影后,一般都優于原作,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改成《火燒紅蓮寺》上映后,萬人空巷,一續再續。而新派武俠小說改編成影視作品后,一般不如真作。這也是舊派武俠小說文學性比較差的一個印證。解放后對這樣的作品進行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那些莫名其妙的一道白光千里之外取人首級,大俠可以多少次不死,以致有七重元魂,能夠搬山移海等等信口開河,當然比不上《敵后武工隊》、《林海雪原》的既傳奇又真實。《林海雪原》是被列入文學正史的嚴肅文學,那么我們不妨想想,《林海雪原》與《雪山飛狐》,哪一個品位更高呢?是不是因為《林海雪原》有“原型”作依據便高出一籌?如果說有事實作依據便高,那紀實文學豈不成了高雅文學?
  舊派武俠小說顯然遠遠比不了金庸小說,盡管金庸從中吸取了大量營養。
  金庸小說屬于新派武俠小說,那么我們再將其與其他新派武俠小說作家作品相比。
  陳墨寫過一本《新派武俠二十家》,這20家的作品還是擁有為數不少的讀者的。但大多讀過便記不得了,連書名都記不得。可見品位大多確實很低。許多人是因為喜讀金庸才愛屋及烏去讀其它武俠的,但最后剩下的還是金庸。作為陪襯,旁邊還有兩大護法:梁羽生、古龍,下面再列四大長老:蕭逸、溫瑞安、臥龍生、諸葛青云,其余的都像丐幫中的七袋弟子、六袋弟子不足數了。
  所謂新武俠,從思想觀念到藝術形式都受到新文學影響,拋開傳統的章回體,運用現代小說敘事方法,有時甚至在形式上更加奇特,如古龍、溫瑞安等人的作品,它們徹底擺脫忠孝節義觀念,寫現代人性、現代性格、作者自視也甚高。古龍就經常與大作家相比,在《多情劍客無情劍·代序》中他就舉出《戰爭與和平》、《人鼠之間》、《國際機場》、《小婦人》、《老人與海》等世界名著。倒是金庸很謙和,一直自稱是講故事的。
  盡管新武俠比舊武俠高,但大多數仍是文化品位較低的,其中有大量的誨淫誨盜之作,甚至包括古龍的若干作品。“武俠”可以寫高尚的俠義,也可以寫血腥的復仇,可寫純真的愛情,也可寫成紙上的黃色電影。所以類型研究的局限就是無法辨別作品的優劣,作品的文化品位與類型無關。但新武俠畢竟產生了少數高品位的作家作品,梁羽生、古龍的若干作品已經具有超越一般武俠的性質,相對不足的是,梁羽生思想上缺乏深度,墨守成規,刻意求雅求正,反而顯得器度狹小,難有大成。而古龍思想敏銳,藝術形式上則過于炫奇,不夠成熟,知識上的藏拙好像只有劍訣,無有劍法,所以還不能完全超越武俠。近來溫瑞安號稱“超新武俠”,語言更趨于詩化,追求詩與蒙太奇的結合,但注重的仍是感官刺激,雖加強了情節密度和時空變幻,但主題仍舊是拳頭加枕頭,所以并無超越可言。
  相比之下,金庸集舊、新武俠之大成,融匯了還珠樓主的神奇浪漫、宮白羽的世態炎涼、鄭證因的詩化武功、王度廬的悲劇俠情及梁羽生的“宏大敘事”,形成自己博大深沉、又壯麗多姿的風格。他武打寫得好,俠義寫得好,但又遠遠不止這兩點,他寫情——男女之情、兄弟之情、親子之情,寫歷史、寫政治、寫風俗、寫文化,均是上乘。最重要的是寫人物,梁羽生、古龍也寫,但金庸寫得更好、成功的更多,形成了一個整齊的人物家族序列。金庸寫出了一個完整的中國文化的藝術世界,他把武俠精神提升到了人性普遍意義的高度。
  所以金庸小說超越了武俠小說。超越不等于“不是”,而是說其精髓已不在武俠,所以,關于武俠小說的泛論是不適用于金庸的。
  其次,再與其他通俗類型比。
  一般被固定視為通俗類型的有武俠、言情、偵探推理等。而社會、歷史題材則是通俗與高雅文學共有。我們不妨將金庸小說與言情、偵探小說比上一比。
  從言情小說來看,其老祖宗是《紅樓夢》,作者自謂“大旨談情”。但《紅樓夢》一旦超越了言情,就不再被看作言情。其實,承認《紅樓夢》是言情之作,并不妨礙它是偉大的作品。《紅樓夢》在產生之初,就是通俗小說,它與另一武俠小說《綠野仙蹤》并稱“紅樓綠野”。陳大康在《通俗小說的歷史軌跡》一書中,列其為通俗小說的最佳者。
  對古代一般的言情小說,《紅樓夢》已諷刺其為假捏一男一女,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模式,塞進作者幾首歪詩。其實《紅樓夢》也寫才子佳人,也有詩詞,但它具有自嘲和反諷精神,寫言情而解構了言情。
  晚清民國,鴛鴦蝴蝶派掀起言情狂潮,文壇上一片“淫啼浪哭”。借禮教與自由的矛盾,構成反團圓模式,結局是死或走(出家、革命),在思想觀念上往往比先驅者“慢一拍”,茅盾的《蝕》三部曲的《幻滅》結尾即是受此模式影響。當時有什么哀情、慘情、孽情、苦情、災情、奇情、艷情、癡情,就是沒有歡情。這些言情,只作表面的皮相描寫,并不觸及社會問題的實質,往往是流行觀念的演繹。最好的作品也就是后來張恨水的《啼笑因緣》,秦瘦鷗的《秋海棠》等。因為他們一定程度上寫出了社會問題,真心打動了人心,所以今天仍然可讀。但它們仍然是通俗小說,是優秀的通俗小說,與其他新文學同題材作品相比就明顯遜色了,如《鼓書藝人》、《月牙兒》等。
  50年代以后,言情小說在大陸絕跡,港臺后來出現了瓊瑤為代表的現代言情熱潮,對重新開放后的大陸造成了沖擊。但這個沖擊的范圍是有限的。瓊瑤的40多部作品,看過十幾部后,人名便會相混。瓊瑤的作品打動人,在于一個純字。瓊瑤作品的主調是甜蜜的溫馨與淡淡的惆悵,特別適合現代都市知識青年的心境。但其作品編織的實為夢幻世界,并非港臺現實,所以臺灣評論界稱之為“瓊瑤公害”,曾大張討伐,其創作方式也是批量生產,與亦舒、岑凱倫、梁鳳儀如出一轍。80年代大陸有瓊瑤、三毛熱,但評論界、讀者普遍認為,三毛的文化品位顯然更高,因為三毛寫的是人生感悟,是在人生之內,而瓊瑤則在人生之外。
  這一點,還可從王朔處得到佐證。瓊瑤熱在一定程度是被王朔熱取代的。王朔也寫言情,但寫的恰恰是反純情,嘲弄純情,在王朔那里,一切都是不純的。不論對王朔怎樣評價,在其《空中小姐》等作品的映照下,瓊瑤的確顯得蒼白無力,其讀者都是具有特定的年齡、心理特點的。王朔的成功并不是被炒出來、包裝出來的。
  金庸小說具有言情小說的一切特點,什么奇情、慘情、癡情、孽情、歡情應有盡有,他借鑒了各種言情模式,寫到了愛情本身的核心。金庸小說不見得是世上最好的,但他寫情可說是絕對不遜于任何人的。他寫情的廣度、深度、力度都是大師級的。這一點可參閱陳墨先生有關評論,本文不作展開。所以金庸小說是言情小說,又超越了言情小說。
  從偵探小說看,金庸的小說也給了我們偵探小說所能給予我們的一切。
  中國的偵探小說是舶來品。以前只有公案、斷案小說。偵探小說由譯到著逐漸興盛,民國最著名的偵探小說家程小青、孫了紅,一個塑造了霍桑,一個塑造了魯平,廣為人知。偵探小說號稱開啟民智,普及科學,不重口供重依據,其實讀者的興趣仍在于其情節的詭秘曲折,大量的偵探小說只是編造離奇怪誕的情節,讓讀者猜謎,內容貌似現實而遠離現實,既不觸動社會人生問題,也不能塑造人物,只是一種智力游戲,煩瑣推理如同做題,十分枯燥無趣。周瘦鷗說偵探小說可分動和靜的兩種。但大量民國偵探小說都偏于靜而缺乏動,只學到西方偵探小說的模式而未學到其精髓。程小青的霍桑、包朗是學習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華生,人物有些類型化特點,也觸及一些社會問題;孫了紅的魯平又號稱東方亞森羅萍,專與霍桑唱對臺戲,人物更活潑些,所以受到一些讀者歡迎,各有讀者迷。但陳平原提出,為什么偵探小說沒有在中國生根開花,而武俠小說卻長盛不衰,陳平原認為是中國法制不健全。但在港臺偵探小說也不如武俠,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即中國作家沒有把偵探小說當成真正的文學來對待,從一開始就像政治小說一樣,端著架子寫作,用來“開啟民智”,把它當成工具,不注重其文學性,程小青說是“化裝的通俗科學教科書”。所以當然寫不出好作品。真正好的外國偵探作品,中國讀者仍是歡迎的,克里斯蒂的《尼羅河上的慘案》、《東方快車謀殺案》、《高爾夫球場的疑云》,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直到《神探亨特》都是動靜結合的佳作。而我們的偵探小說總以維護正義、法制的面孔出現,實際只是對公案小說的一種反撥,后來就演變成了公安文學,直到現在的“法制文學”,于是它的精華便被武俠小說給吞沒吸收了。
  偵探小說給予武俠小說的啟發主要是情節因果鏈條的刻意經營,對信息的控制,懸念的設立布疑、氣氛渲染等等,古龍便很受日本推理小說影響,如《天涯·明月·刀》、《陸小鳳》等,而金庸的許多小說都包含著精采的破案故事,既有戲劇的動作性,又有嚴密的邏輯,動靜結合得恰到好處。如江南七怪的被殺、殷離的被殺、武當六俠莫聲谷的被殺,《笑傲江湖》中福威鏢局的被滅、《俠客行》中長樂幫幫主之謎、蕭峰找尋殺父仇人等,這不僅僅是情節,金庸用它寫出了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運、人物的成長史。
  程小青說他寫偵探小說的拿手好戲是布置四條線索,三條讓讀者誤入歧途,最后一條是出乎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后來成了公式,讀者往往不上當,作者便感到技窮了。這一點金庸完全超乎其上,金庸小說的疑案謎中套謎,形成懸念之網,一念未解,又來一念,緊張得令人透不過氣來;有時解了一個,又來一群,有時又數念并解;敘事主體對信息控制得出神入化,如《俠客行》環環相扣,到底主人公是誰,最后也未交代,解了一扣又一扣,身世之謎、俠客島謎、俠客行謎、令人嘆為觀止。再如《天龍八部》中喬峰尋找殺父仇人,江南塞北,上天入地,傷人無數,慘烈至極。結果其父尚在人間,在這過程中,父子兩代如同經過層層煉獄,最后頓悟成佛。
  通過以上對比,可以說,金庸小說是超越了整個通俗文學范圍的。當然,也可換一說法,說因為有了金庸小說,通俗小說、武俠小說的品位都大大提高了。
  那么,既然金庸小說超越了通俗小說,我們就將它與高雅、嚴肅文學比一比,用高雅的標準衡量一下,看看它是否辱沒了高雅文學的殿堂。
  所謂高雅文學,一般是指它描寫現實人生社會、歷史,關注現實人生問題,并運用比較高級的敘事、修辭技巧。
  金庸小說雖是武俠,表面上看屬于“怪力亂神”,但是除了那些超常的武功之外,沒有什么是不具備現實可能的。文學所寫的不見得是真有的實事,而是可能會有的實情。即使是武功,他也寫得盡量可信,合乎武學之道,考慮到氣功、特異功能等因素,也并非是絕不可能的。金庸小說的武功雖然奇妙,但是卻控制在可信的范圍內,有其哲學依據和生理依據,比如他強調掌風不可能擊到四五丈以外,他筆下從沒有一拳打出一團火球等“奇功”,是寫人而不是神。少林七十二絕技,也頂多有人身兼十三絕技等。
  所以金庸小說實際上描寫的是現實人生。我們不談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容易混淆不清的問題,第一,我們說它描寫的是現實人生,是因為其有現實生活基礎,現實社會中是有江湖的。金庸是把人物、故事放到這個大世界中來寫,并且時空往往是具體的。他不過寫了一些現實世界中既普通又特殊的人和事,并與整個現實社會血肉相聯。也許細節上不如一些經過嚴格考證的歷史小說。果戈理說真正的民族性不在描寫俄羅斯婦女的無袖長外衣,而在人民的精神本身。我們可舉金庸小說中一部并非上佳之作《白馬嘯西風》。這部中篇的武功十分簡樸,幾乎比一般的世俗武術高不了多少,而且還可以繼續減弱。它主要寫的是“你想要的得不到,你得到的卻不喜歡”這樣一個人世常情。從幾組戀人的悲歡離合,到高昌古國與大唐的關系和哈薩克人與漢人的關系,講述的完全是現實生活中既美麗凄婉又深刻悠遠的悲劇故事。這樣的故事,去除了武功,仍然是文學寶庫中的精品。
  第二,它寫的是人本身及人與人、與社會的矛盾關系。它塑造的是一個個現實生活中的人。人事雖假,情理卻真。我們沒有蕭峰的武功,不會一拳打死自己的愛人,但卻可能用其他方法誤傷自己的愛人,從而遺恨終生。我們不會因為貪戀上乘武功而走火入魔、自受其害,但確實有些人很少讀文學作品,不深入了解文學史,卻迷戀于一大堆什么后現代、超現實、張口巴爾特,閉口賽義德。金庸并不是在影射現實,其小說本身就是一種現實,除武功是讀者閱讀默許之外,所寫的都是生活本身。
  第三,金庸的小說關注并寫出了一系列嚴肅的人生問題。從正義問題、愛情問題、善惡是非問題、認識論問題、自由問題、孤獨問題、民族問題、直到人的本體意義問題,它所挖掘的深度是不遜于世界上一流的文學作品的,經常可使人感到它與那些已被認可的大師的互通乃至更高之處。例如民族問題,金庸小說既有民族立場,又有超民族立場,比之那些僅以民族團結為目的的小說要明顯高出一籌,《天龍八部》的反戰和平主題,與世界文學也是呼應的。
  在對民族精神的認識上,它繼承了魯迅對國民性的開掘,并有更豐富的收獲,完全合乎20世紀中國文學的精神:改造民族靈魂。
  第四,金庸小說敘事、修辭技巧是高水平的——這是一部專著的內容。他每一部作品都力避雷同,努力作新的嘗試和探索,那宏偉嚴整的結構,——僅這一點就既不遜于《子夜》、《紅樓夢》,也不遜于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更遑論其所涉地域之廣舉世無雙——曲折而精彩的情節、深刻合理的心理分析——既重視人物的童年經歷又重視成長過程中的奇遇突變——詩情畫意的景物,準確傳奇性格化的人物語言,純熟的影劇技巧,鮮明的現代意識,每一個單項都可拿出與一流的作家比一比。
  通過以上與武俠小說比,與通俗小說比,與高雅小說比,我們證明金庸小說具備高雅的文化品位。那么,它高雅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創作態度嚴肅。金庸小說問世之初,雖是報刊連載,但他并未因此粗制濫造,更于封刀后從1970~1980年進行10年修改,大有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之苦心。有的部分幾乎重寫,精益求精,這是藝術大師的態度。
  第二,追求文化味。金庸小說從不迎合讀者,而是如梁啟超所言,努力于“熏、浸、刺、提。”作品表現出中華文化的方方面面,從琴棋書畫到儒釋道。陳平原說金庸小說可做佛學入門書,金庸小說透出一種書卷氣,這一點與梁羽生有相同處,所以梁羽生在這兩方面的品位也是很高的。
  第三,取法乎上,以文學為人學,寫人心、寫人性,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金庸小說留給讀者的人物,隨口便能數出100個以上,栩栩如生的也有幾十個。其中既有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講的圓型人物、扁型人物,也有馬振方先生所講的尖型人物。在現當代作家中大概只有老舍可與堪比,若論單部作品則直追幾大古典名著。
  第四,吸取其他小說特長。古龍在《多情劍客無情劍·代序》中說:“武俠小說既然也有自己悠久的傳統的獨特的趣味,若能再盡量吸收其他文學作品的精華,豈非也同樣能夠創造出一種新的風格,獨立的風格,讓武俠小說也能在文學的領域中占一席之地,讓別人不能否認它的價值,讓不看武俠小說的人也來看武俠小說!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愿望”。這一點金庸真正做到了,他吸取眾家之長,成一家之言。當然也是時代造就了金庸,因為各方面條件在當時都已基本成熟了。
  第五,蘊含哲理,寫出意境。從金庸小說中可以得到許多人生感悟,不論是學習工作、交往等等,比如武功的修習便充滿了辯證法,人生便是練武功,做學問便是練武功。人們可以不斷欣賞、闡釋下去,從中去體味人性的至深至樂。金庸小說給人們留下許多情節人物融為一體的富于意境的場面,如大雨商家堡、大戰聚賢莊、華山論劍、枯井底污泥處等等。王國維說:“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于理想。”又說:“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金庸小說正是富于理想人文精神的。
  最后,說金庸小說具有高雅的文化品位,并不是否定其通俗性——審美層次的雅、俗,不同于通俗之俗。而是說明了其審美層次的豐富性。金庸小說涵蓋乾坤,各人皆可入我門中,但能得到什么,則須看你本身的修養。所以,一些只喜歡感官刺激的讀者,并不最喜歡金庸的小說,而是喜歡陳青云、曹若冰、司馬翎等,也許這些人才是真正的“武俠迷”吧。
  能夠容納多層次的讀者,使之各有所得,更表明了金庸小說高雅的文化品位。正如佛門之言,既截斷眾流,又涵蓋乾坤。當然,即便我佛微笑在前,眾生也未必能識也。
  
  
  
通俗文學評論武漢56-6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孔慶東19971997孔慶東,1964年生于哈爾濱。1983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歷獲文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曾任教中學三年,為一級語文教師。1996年留北京大學中文系工作。主要研究現代小說、戲劇和作家心態,目前重點研究20世紀通俗小說。發表專業論文和其他雜文各數十篇,出版《青樓文化》、《薩特評傳》等多種“通俗”著作。深惡浮華矯飾之學風,而以“通俗學人”自許。 作者:通俗文學評論武漢56-6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孔慶東19971997
2013-09-10 21:50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清末民初學者大師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政治評論家、戊戌變法領袖....
教育專家大學思想啟蒙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新一篇] 錢的意義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